第一篇: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及治本之策
一、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根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尽管对贪污贿赂、挪
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但是案件总数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看到这些成绩,在人们额手称庆的同时,又不免扼腕叹息: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为什么腐败分子仍然会“前仆后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要警惕腐败和改革赛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腐败将对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1)腐败会降低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公共工程中的腐败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新修的道路可以在刚刚跑上汽车之后就变得坑坑洼洼,商场可以在顾客如织的时候突然坍塌。(2)腐败降低税收收入,并进而降低政府对教育和健康等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水平。据胡鞍钢在《中国:挑战腐败》一书中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税收流失达5700-6800亿元。(3)腐败降低外国直接投资(FDI).魏尚进的研究表明,腐败相当于对外商征收了一笔额外的税收,足以令他们裹足不前。(4)腐败产生大量非法企业和有组织犯罪。在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出现了相当可怕的政府黑社会化,政府官员和黑社会头目沆瀣一气、鱼肉人民。(5)腐败还引起大量非法财富和资金外逃,据估计,1992-1996年俄罗斯向海外流失600亿美元。海外的报道也披露,大批逃亡海外的贪官,正在国外过着隐秘而奢华的生活。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吐露真言: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出来之前捞得再多一些。按照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到16.8,腐败的增长速度似乎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真是触目惊心。
尽管对腐败程度的衡量一直没有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们仍然可见端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视为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其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腐败程度大体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远逊于新加坡,但是却好过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印度。若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CPI),1995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2.61,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1999年,中国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8位。这些研究当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尽管被抓出来的贪官越来越多,尽管街谈巷议中关于官场黑暗的故事和笑话多少反映出,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也在下降。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正在改善而不是恶化。腐败的恶果是动摇政府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合法性。就像一支都是大烟鬼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一样,充斥着贪官污吏的政府也不可能高效率地运转。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逆风飞扬、?谐』母镉刑醪晃伞J韵耄绻泄娴囊丫?quot;腐烂到根",这些成绩又由何而来,恐怕我们早已经陷入四分五裂了。
二、现阶段中国的腐败与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改革是什么?从本质上说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改革开放不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下子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弊端消除干净。原本的那种在浓浓的阶级斗争气氛下对整个社会的利益诱惑的抑制机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丧失殆尽;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的绝对化现象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现象,大大地抑制了社会对权力者的监督功能,从而给权力腐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剧变的社会使原有的秩序规则失灵,而新的社会秩序却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体制上的这种弊端和缺陷给腐败的泛滥创造了“最好的机遇”,权力腐败就是在这种体制缺陷中迅猛地发展、泛滥起来。
改革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热情,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在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背景下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人们应该怎样致富?应该怎样发财?在不可抗拒的利益诱惑和利益冲突面前,包括国外、境外在内的社会上的一小部分“商人”采用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原始积累方式进行“血腥式的积累”,还有一小部分“有权人”则利用手中的公权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取私利。更为可怕的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这一小
第二篇: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学号:108263010235姓名:黄镜元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
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凡是腐败现象丛生的地方,必是腐败行为成本低廉、“效益”丰厚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腐败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犯罪的低成本、低风险状况,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不良作用。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不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第三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4、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机率。加快“电子政府”建设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达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随着“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系列工程的实施,只要有一部上网电脑,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项工作。“电子政府”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与公众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为“机机交往”,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机率。利用网络系统,让贪官“上网”,使腐败者身败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员会”创建的网站成为印度人次数最多的网站。该站公布了88名涉嫌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同时,还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惩处以平民愤。印度政府调查人员已据此逮捕了7名高级官员。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篇: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廉政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是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廉洁与腐败,既是一种从政行为,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表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常常是人们相互影响的结果。人们在心理上大都具有从众性、随他性,周围的多数人怎样去说、怎样去做,对一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目前社会有一种思想日益浓烈,人们笑廉不笑贪,认为廉洁的干部“没本事”,是“傻瓜蛋”;能受贿、善遮掩的贪官才是“有本事”的“聪明人”。有的人把办事送礼奉为行为准则。所以,有权办事的干部巧立名目地收礼,求官办事者千方百计地送礼。试想,在这样一种“腐败亚文化”的氛围下,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腐败现象能不滋生蔓延吗?如果整个社会都对腐败嫉恶如仇,“人人得而诛之”,腐败就终有根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根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因此,防治腐败,必须着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崇廉鄙贪的文化氛围。党的第十七届六种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看到一种观点“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廉政文化的建设也需要鼓励和支持文艺工作者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反腐倡廉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第一书记》中主人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原第一书记沈浩的光辉的形象深深打动了亿万中国人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沈浩、王瑛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的事迹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清正廉洁、执政为民,老百姓对于这样的干部有感情,也拥护他,所以他们的先进事迹加以广泛宣传意义重大。并且只有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文化产品加以整理,加以保存,加以发扬光大,才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反腐倡廉教育的拓展和延伸,是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一个讲诚信、尚廉洁、重法制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廉政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运用多种方式方法促进廉政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断增强人们建设廉政文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反腐倡廉工作全局,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整体部署、长远规划,分段实施、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招商局范辉芳
第四篇:评:手机实名制“治本”之策遏制不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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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手机实名制“治本”之策遏制不良信息
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的手机号码实名制正在深圳各处全面铺开。据此前工信部发布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中要求,2013年9月1日起,用户在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开户过户等入网手续时,需进行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多位专家学者指出,手机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益处颇多,对打击垃圾短信诈骗信息、维护手机用户权益、保障人们网络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信息消费。“治本”之策遏制不良信息
近年来,移动通信的发展为大众生活带来种种便利,但垃圾短信、诈骗信息的骚扰也让人不胜其扰,利用通信网络发送垃圾短信、散布有害信息、设置钓鱼陷阱等违法犯罪现象也比较突出。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中心调查显示,去年下半年手机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数量为10.7条,占其全部短信比例的22.5%,这些乱象对信息消费安全构成威胁。
深圳新闻网的网友“卡布飞雪”发帖说:“光是上个月,我的手机短信就拦截了30多条垃圾短信,其中不少是骗汇款、骗中奖的,太烦人了。”深圳大学二年级的陈弘昊认为,手机号码实名制后能减少垃圾短信,短信诈骗也可以追踪到发送人了。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实名制的初衷是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防范打击各种电话诈骗活动,解决相关部门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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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地运营商已开始执行严格的身份信息登记措施。中国移动彩田路服务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市民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即可在中国移动各营业网点办理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的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如委托他人代办,则需持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代办委托书。
必须注意的是,新购买移动号码的客户须在完成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后,方可激活号码使用移动通讯网络。这为遏制不良信息增加了一道安全“闸门”。
艾瑞通信专家麦浩超指出,现在各种诈骗电话、诈骗短信花样翻新,往往都是利用未登记身份信息的手机号。严格执行手机号码实名制可有效遏制这类诈骗、骚扰行为,也便于公安部门强化管理查处不法行为。网络生活增添可靠保障
信息社会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为另一种“身份号码”,随着互联网普及,许多人的网银账号、支付宝账号、QQ账号、游戏账号等都绑定手机号。如此一来,登记在个人身份证名下的手机号码无疑更有保障。
早在2010年,工信部就开始实施手机用户实名制的相关规定。此次实施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规定,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适用范围,同时也对运营商的配合做了相关要求,不执行该规定的运营商将面临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工信部出台《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的同时,还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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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这意味着国家在推进电话实名制的同时,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至新高度。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透露,为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该集团确定加强信息收集环节安全管控、推动“金库模式”深化应用、加强传输和存储环节信息安全保护等多方面的重点工作,确保全流程覆盖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电信专家付亮提醒,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实名制的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实名制不仅要服从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方便,还要注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除了要求新用户实名登记之外,对于非实名的老用户,如何合理、有序、分批安排他们转为实名用户,也是一个课题。有效促进信息消费
编 辑:刘妍
[1][2] 关键字搜索:实名制电话身份信息 被業界稱為“史上最嚴”的手機號碼實名制正在深圳各處全面鋪開。據此前工信部發佈的《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中要求,2013年9月1日起,用戶在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含無線上網卡)開戶過戶等入網手續時,需進行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多位專傢學者指出,手機真實身份信息登記益處頗多,對打擊垃圾短信詐騙信息、維護手機用戶權益、保障人們網絡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有助於建設社會信用體系,促進信息消費。“治本”之策遏制不良信息
近年來,移動通信的發展為大眾生活帶來種種便利,但垃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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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詐騙信息的騷擾也讓人不勝其擾,利用通信網絡發送垃圾短信、散佈有害信息、設置釣魚陷阱等違法犯罪現象也比較突出。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中心調查顯示,去年下半年手機用戶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數量為10.7條,占其全部短信比例的22.5%,這些亂象對信息消費安全構成威脅。
深圳新聞網的網友“卡佈飛雪”發帖說:“光是上個月,我的手機短信就攔截瞭30多條垃圾短信,其中不少是騙匯款、騙中獎的,太煩人瞭。”深圳大學二年級的陳弘昊認為,手機號碼實名制後能減少垃圾短信,短信詐騙也可以追蹤到發送人瞭。工信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實施實名制的初衷是遏制不良信息的傳播,防范打擊各種電話詐騙活動,解決相關部門取證難、查處難的問題。
目前,本地運營商已開始執行嚴格的身份信息登記措施。中國移動彩田路服務廳的工作人員表示,市民須持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原件,即可在中國移動各營業網點辦理移動電話(含無線上網卡)的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如委托他人代辦,則需持雙方有效身份證件原件和代辦委托書。
必須註意的是,新購買移動號碼的客戶須在完成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後,方可激活號碼使用移動通訊網絡。這為遏制不良信息增加瞭一道安全“閘門”。
艾瑞通信專傢麥浩超指出,現在各種詐騙電話、詐騙短信花樣翻新,往往都是利用未登記身份信息的手機號。嚴格執行手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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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實名制可有效遏制這類詐騙、騷擾行為,也便於公安部門強化管理查處不法行為。網絡生活增添可靠保障
信息社會的手機號碼已經成為另一種“身份號碼”,隨著互聯網普及,許多人的網銀賬號、支付寶賬號、QQ賬號、遊戲賬號等都綁定手機號。如此一來,登記在個人身份證名下的手機號碼無疑更有保障。
早在2010年,工信部就開始實施手機用戶實名制的相關規定。此次實施的《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規定,在原有基礎上擴大瞭適用范圍,同時也對運營商的配合做瞭相關要求,不執行該規定的運營商將面臨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工信部出臺《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的同時,還頒佈《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這意味著國傢在推進電話實名制的同時,將個人信息保護提升至新高度。中國移動相關負責人透露,為保護用戶個人信息安全,該集團確定加強信息收集環節安全管控、推動“金庫模式”深化應用、加強傳輸和存儲環節信息安全保護等多方面的重點工作,確保全流程覆蓋用戶個人信息安全保護。
電信專傢付亮提醒,從一些發達國傢的經驗來看,實名制的推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過渡的過程。實名制不僅要服從於公共管理的需要和方便,還要註重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除瞭要求新用戶實名登記之外,對於非實名的老用戶,如何合理、美容护肤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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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分批安排他們轉為實名用戶,也是一個課題。有效促進信息消費
編 輯:劉妍
[1][2] 關鍵字搜索:實名制電話身份信息 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的手机号码实名制正在深圳各处全面铺开。据此前工信部发布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中要求,2013年9月1日起,用户在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开户过户等入网手续时,需进行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多位专家学者指出,手机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益处颇多,对打击垃圾短信诈骗信息、维护手机用户权益、保障人们网络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信息消费。“治本”之策遏制不良信息
近年来,移动通信的发展为大众生活带来种种便利,但垃圾短信、诈骗信息的骚扰也让人不胜其扰,利用通信网络发送垃圾短信、散布有害信息、设置钓鱼陷阱等违法犯罪现象也比较突出。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中心调查显示,去年下半年手机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数量为10.7条,占其全部短信比例的22.5%,这些乱象对信息消费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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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防范打击各种电话诈骗活动,解决相关部门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
目前,本地运营商已开始执行严格的身份信息登记措施。中国移动彩田路服务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市民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即可在中国移动各营业网点办理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的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如委托他人代办,则需持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代办委托书。
必须注意的是,新购买移动号码的客户须在完成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后,方可激活号码使用移动通讯网络。这为遏制不良信息增加了一道安全“闸门”。
艾瑞通信专家麦浩超指出,现在各种诈骗电话、诈骗短信花样翻新,往往都是利用未登记身份信息的手机号。严格执行手机号码实名制可有效遏制这类诈骗、骚扰行为,也便于公安部门强化管理查处不法行为。网络生活增添可靠保障
信息社会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为另一种“身份号码”,随着互联网普及,许多人的网银账号、支付宝账号、QQ账号、游戏账号等都绑定手机号。如此一来,登记在个人身份证名下的手机号码无疑更有保障。
早在2010年,工信部就开始实施手机用户实名制的相关规定。此次实施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规定,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适用范围,同时也对运营商的配合做了相关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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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该规定的运营商将面临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工信部出台《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的同时,还颁布《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这意味着国家在推进电话实名制的同时,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至新高度。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透露,为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该集团确定加强信息收集环节安全管控、推动“金库模式”深化应用、加强传输和存储环节信息安全保护等多方面的重点工作,确保全流程覆盖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电信专家付亮提醒,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实名制的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实名制不仅要服从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方便,还要注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除了要求新用户实名登记之外,对于非实名的老用户,如何合理、有序、分批安排他们转为实名用户,也是一个课题。有效促进信息消费
编 辑:刘妍
[1][2] 关键字搜索:实名制电话身份信息 被業界稱為“史上最嚴”的手機號碼實名制正在深圳各處全面鋪開。據此前工信部發佈的《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中要求,2013年9月1日起,用戶在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含無線上網卡)開戶過戶等入網手續時,需進行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多位專傢學者指出,手機真實身份信息登記益處頗多,對打擊垃圾短信詐騙信息、維護手機用戶權益、保障人們網絡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有助於建設社會信用體系,促進信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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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之策遏制不良信息
近年來,移動通信的發展為大眾生活帶來種種便利,但垃圾短信、詐騙信息的騷擾也讓人不勝其擾,利用通信網絡發送垃圾短信、散佈有害信息、設置釣魚陷阱等違法犯罪現象也比較突出。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中心調查顯示,去年下半年手機用戶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數量為10.7條,占其全部短信比例的22.5%,這些亂象對信息消費安全構成威脅。
深圳新聞網的網友“卡佈飛雪”發帖說:“光是上個月,我的手機短信就攔截瞭30多條垃圾短信,其中不少是騙匯款、騙中獎的,太煩人瞭。”深圳大學二年級的陳弘昊認為,手機號碼實名制後能減少垃圾短信,短信詐騙也可以追蹤到發送人瞭。工信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實施實名制的初衷是遏制不良信息的傳播,防范打擊各種電話詐騙活動,解決相關部門取證難、查處難的問題。
目前,本地運營商已開始執行嚴格的身份信息登記措施。中國移動彩田路服務廳的工作人員表示,市民須持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原件,即可在中國移動各營業網點辦理移動電話(含無線上網卡)的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如委托他人代辦,則需持雙方有效身份證件原件和代辦委托書。
必須註意的是,新購買移動號碼的客戶須在完成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後,方可激活號碼使用移動通訊網絡。這為遏制不良信息增加瞭一道安全“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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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通信專傢麥浩超指出,現在各種詐騙電話、詐騙短信花樣翻新,往往都是利用未登記身份信息的手機號。嚴格執行手機號碼實名制可有效遏制這類詐騙、騷擾行為,也便於公安部門強化管理查處不法行為。網絡生活增添可靠保障
信息社會的手機號碼已經成為另一種“身份號碼”,隨著互聯網普及,許多人的網銀賬號、支付寶賬號、QQ賬號、遊戲賬號等都綁定手機號。如此一來,登記在個人身份證名下的手機號碼無疑更有保障。
早在2010年,工信部就開始實施手機用戶實名制的相關規定。此次實施的《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規定,在原有基礎上擴大瞭適用范圍,同時也對運營商的配合做瞭相關要求,不執行該規定的運營商將面臨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工信部出臺《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的同時,還頒佈《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這意味著國傢在推進電話實名制的同時,將個人信息保護提升至新高度。中國移動相關負責人透露,為保護用戶個人信息安全,該集團確定加強信息收集環節安全管控、推動“金庫模式”深化應用、加強傳輸和存儲環節信息安全保護等多方面的重點工作,確保全流程覆蓋用戶個人信息安全保護。
電信專傢付亮提醒,從一些發達國傢的經驗來看,實名制的推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過渡的過程。實名制不僅要服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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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需要和方便,還要註重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除瞭要求新用戶實名登記之外,對於非實名的老用戶,如何合理、有序、分批安排他們轉為實名用戶,也是一個課題。有效促進信息消費
編 輯:劉妍
[1][2] 關鍵字搜索:實名制電話身份信息
第五篇: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敬爱的党支部:
腐败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大之后,新领导班子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并且措辞严厉。
全世界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有三个政党:巴拉圭的红党,连续执政63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74年,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长期执政,不管是红党和革命制度党,他们还有机会翻盘,而苏联共产党丢了政权21年没有翻盘机会,这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警戒。因此十八大提出了最为严峻的一句话——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另外,它还提出反腐败“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一句话。十八大后的网调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排在第一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排在第二的是反腐败,排在第三是民生。原本都认为民生应该是群众最关心的,没有想到它仅仅列在第三,这说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深化反腐败。
过去我们党只有三大建设,但是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战争远去,运动不再,新时期党的建设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所以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两大建设的提出是建立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方向走等问题都有了一系列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执政党应有的认识。
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要清正,政府要清廉,政治要清明,这“三清”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依托党的制度建设并把它作为根本性建设,在反腐中必须依托制度反腐,并把它作为治本的方略,这样才能够既靠教育更靠制度,解决新时期的反腐败问题。因为教育只是一种软约束,制度才真正具有刚性,才真正具有邓小平32年前所指出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目前反腐败的难点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而突破口也在权力结构改革上。胡锦涛在200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曾经谈到“监督的制衡力”,充分说明党内的权力结构必须改革,没有改革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制衡,必须站在权力结构改革和分权的起点上,“监督的制衡力”才能出现。
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出“权为民所赋”,这句话就蕴含着选用人机制改革必须进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权为民所赋”,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
这就是十八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需要高度注意和加快进行理论设计的两个重要支点。第一,党要分权,以形成制衡,否则党内民主难以发展,党内监督无从实现;第二,选用人机制要改革,否则党员和群众的主体地位无从体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无从体现,这就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两个根本的核心要素。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