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人身利益保护的法理思考

第一篇：胎儿人身利益保护的法理思考

【摘要】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其人身利益一旦受到侵害，无法以民事主体身份获得法律保护。文章结合案例和

学者观点，检讨了传统法律人格的缺陷，借鉴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胎儿保护的立法经验，认为未来民事立法应当赋予

胎儿一定的民事主体地位。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中图分类号】d913；r714．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4)03—0170—05

a jurisprudential study on how to protect embryo’s personal interest— — law analysis of civil legal status of unborn child．rg fang jiang bai—sheng，pan rong-hua．social science de rtment，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

【abstract】in civil law an unborn child has no the capacity for private right．once an embryo’s personal interest is violat—

ed，it can’t be protected as a civil party．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systems on birth．studying the ex—

derience of legislation of wes tern countries and taiwan，it argued that embryo’s capacity for private rights must be defined in

china to protect the unbo rn children’s interest．

【keywords】embryo；capacity for private right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肇事、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

意外事件的层出不穷，要求保护胎儿人身利益的案件越

来越多。⋯ 同时，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应用以及人类

胚胎研究与实验的急功近利，也使得胚胎(包括胎儿)经

常性地被当作医学技术的副产物或牺牲品出现。更为

严重的是，由于人类胚胎独特的医疗价值，商业领域也

在觊觎着这一领域。这一切造成人类胚胎命运的多舛：

选择性生育，人工授精，胚胎实验，干细胞研究中胚胎被

任意制造、破坏、毁弃、扼杀。人类胚胎一旦沦为医疗资

源、实验原料、商品，被人们随意操纵、支配，人何以为

人?总之，随着生命科学时代的到来，胎儿及其法律保

护将成为21世纪的“时代课题”。本文试从民法视角思

考胎jl~ 人身利益保护问题，并就未来民事立法能否

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主体地位谈一点体会。

一、现行民法胎儿人身利益保护之缺陷

《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

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

义务。”按照这一规定，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法律地位

完全不同，出生前或者出生过程中的人是“胎儿”，没有

民事权利能力；出生后的人是“公民”，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可见，“出生”是胎儿和人的分水岭，有无权利能力

取决于“出生”与否。

出生如何判断?史尚宽先生对此作了详尽的解释，“出生须具备下列之要件：胎儿须由母体完全脱离，而一

部分产出者，不得谓出生。反之，身体既已脱出，则脐带

虽与母体联络，不妨谓之出生。须由母体脱离后，有存

活之必要盖自然人人格之基础，在于生活之人类。苟已

死于胎内或出生前已死亡者，无法律之人格。然出生后

无须长时间之生活，即一瞬间之活存为已足。即全部露

出时须有呼吸能力。然不以其时已有泣声为要件，从而

在假死亡之状态者，嗣后始行呼吸时，非以呼吸之时，而

以全部露出之时为其出生之时。亦不以生存能力或生

* 本文是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医学进步带来的民法学新问题研究一以高新生命技术为例分析》(03bfx038)中期成果之一。

② 孙东东教授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有关胎儿死亡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因胎死宫内引发的医疗纠纷案件不断增加。该文还对胎儿的法律地位进

行实证分析，指出现行法律中胎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不能成为

第二篇：我来写提案 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法学1104

提案的原因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胎儿既未出生，当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一原则难以保护胎儿的利益。

对于保护胎儿的利益，主要有三种立法案：

（一）总括的保护主义（概括主义）。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视为其已经出生。

（二）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规定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

（三）绝对主义。即绝对否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是第三种。

在三种立法主义中，绝对主义于保护胎儿利益为最次。由于不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屡屡发生胎儿遭受损害而在其出生后无法对加害人请求赔偿的事例。如2003年9月，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江苏无锡，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红霞，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钱明伟的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裴红霞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吴佩颖。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便和她的父母一纸诉状将邻居钱明伟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索赔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

法院认定了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法院认为，在碰撞发生时吴佩颖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而孩子的父亲吴锡兵，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钱明伟赔偿裴红霞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吴佩颖及其父吴锡兵的诉讼请求。

而下面这则例子法院审判结果则相反：1992年10月27日晚10时左右，四川希旅游乐城公司（以下简称希旅公司）驾驶员胡永红驾驶本单位小货车，将正在该处横穿公路的叶文君撞伤，后叶文君经医治无效死亡。叶之妻黄学琼在叶死亡时，已怀孕8个月，并于当年12月生一女婴，取名黄卫。黄学琼、黄卫于1993年3月17日向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希旅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29443.60元（其中黄卫生活费每月60元，16年共计11520元）中95%的份额。法院最后判决：希旅公司一次性赔偿黄学琼、黄卫经济损失23600元。判决后，希旅公司不服，以原判决责任不明、赔偿黄卫应得生活费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为理由，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1993年8月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事故发生时尚在母体中尚未出生的胎儿能否以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地位主张损害赔偿。被告认为：《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又是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基础，是公民成为民法上的人的前提。本案事故发生时，黄卫尚未出生，就不能成为民法上的“人”，也就不是本案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两审法院都没有采取被告的意见，而是支持了黄卫的赔偿请求。法院的判决是顺乎民意且具有前瞻性的，但被告意见所揭示的案件背后隐藏的法律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提案的内容

胎儿到底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这一争论在司法界颇有争论。因此我的两会提案就针对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一）胎儿合法享有健康权。健康权是指以保护自然人肌体生理能正常运作和功能

完善发挥为内容的人格权。胎儿为母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其形体具有身体和健康的人格利益，应予以法律保护。如果胎儿出生后其生理机能不能正常运作和发挥功能，便意味着其健康权受到了损害。当其成活后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人的时候，就享有身体和健康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使其受到的侵害的人格利益得到恢复，权利得到保护。如法律规定胎儿健康权，如环境污染、伪劣食品药品、医生错误开方给药导致出生的婴儿畸形、缺乏劳动能力、形成特殊疾病等，就能够在胎儿出生后依法得到公平的补偿。

（二）24周及以上的胎儿享有生命权，任何人包括其父母不得非法剥夺其生命权，除患有严重疾病，并且得到专业医生与其父母（或未婚妈妈）的同意。若有人蓄意致使母体受损，使其流产，则诉讼主体除了母体，还可包括胎儿。若是恶意堕胎，则依法追究胎儿父母和相关医疗单位的法律责任，对于母体可酌情减轻处罚。

（三）依法享有受抚养权。在胎儿尚在母腹中时，其抚养义务人因他人的侵权行为

导致死亡或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必然使胎儿在出生后本应受到的抚养全部或部分丧失，侵权人自然应对胎儿所受之损害予以补偿。

（四）依法享有受遗赠权。有受遗赠权是指接受被遗赠人遗赠财产的权利。我国继

承法虽然规定了遗赠自由，但《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却规定：受遗赠人必须在两个月内明示接受遗赠，否则视为放弃。根据这一条，可以肯定胎儿没有受遗赠权。如果遗嘱明确表示把遗产遗赠给胎儿的，代替胎儿接受遗赠的也只能是胎儿的母亲，法律如不对此加以确认，胎儿母亲便无权代为接受，胎儿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遗赠财产属于谁也难以确定，所以，在我国个人财产不断增加又要征收遗产税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胎儿出生以后的合法权益，在胎儿阶段享有受遗赠权及其行使必须加以明确定。

（五）依法享有名誉权。胎儿应享有先期名誉法益，如诅咒某胎儿为“杂种”，虽使

其父母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但对胎儿的先期名誉利益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种利益在保护上颇为困难，但也应该在法律上确认胎儿享有名誉权。

（六）依法享有程序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上文既已经列举了胎儿应当享有的数

种权利，那么，在权利发生纠纷时，为保障纠纷的顺利解决，胎儿利益得到保护，就必须承认胎儿的诉讼主体资格，以使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法律的救济。当然，胎儿不可能享有诉讼行为能力，诉讼行为应该由其法定代理人来行使。

（七）以上相关的胎儿的保护也适用于用试管婴儿产生的胎儿。

第三篇：消费者利益保护调查报告

消 费 者 利 益 保 护 调 查 报 告

班级：姓名：学号：

一、调查缘由：作为时尚品、电子、影像、培训和文化体育等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消费群体，大学生具有强大的消费潜力，在他们中间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因而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当前消费市场中,大学生权益受侵害的事层出不穷。为了了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我们在大学生中开展了此次有关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调查。

二、调查对象：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分院50名在校大学生

三、调查时间：2009年5月

四、调查方法：问卷式（其中总共发放问卷20份，回收5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五、调查人员：

六、调查内容：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状况，大学生的消费理念，大学生对《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了解，大学生对消费环境的看法，大学生的维权意识

七、调查结果分析

1.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状况

① 大学生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消费支出的来源是大学生消费的基本前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92％的大学生日常的消费来源主要来自于父母，另外8%的大学生的消费支出是通过兼职，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获得的。不难看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开支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父母。

② 大学生消费支出的水平

月均日常消费开支反映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调查结果显示，51％的大学生月均消费支出为500－1000元，40%为1000－1500元，500元以下和1500元以上的均为4.5%。而56%的人认为这些生活费刚好合适，24%的人认为绰绰有余，17%的认为勉强够用，仅有3%的人认为不够用。可见大学生的的日常消费水平基本稳定，并且能够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

2.大学生的消费理念

总体上来说，讲求实际、理性消费是大学生的主流消费观念。在消费选择上，69%的人最重视商品的质量，17％的人最重视商品的售后服务，其次为价格，服务态度与品牌知名度。在消费方式上，56%的人会事先做好消费计划再花钱，27%的人选择能省则省。由此可见，大多数大学生拥有较为理智的购物心态，选择适当的消费方式，来达到自己预期的消费结果。

3.大学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了解

从总体上看，大学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是稍有了解，甚至不太了解。45%的人表明对消法“知道一点”，40%表明“不太清楚”。尽管有91%的被调查者了解消费者权益日的具体日期，对于消费者权益日是否为国际性的，只有69%的人回答正确。在消费维权的基本程序上，60%的人知道维权的基本步骤。而对于中国是何时开始实施消法的问题，只有44%的人回答正确。不难看出，大学生不太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太了解维权途径。

4.大学生对消费环境的看法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的消费环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49%的人表明在购买商品时，经营者没有主动出具相关凭证；42%的被调查者遭遇过侵权行为。不少商场打出了“打折商品概不三包”，“商品出售概不退换”等字样，80%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因此，大学生对于目前的消费环境不太乐观，仅有13%比较放心周围的消费环境，而其他的87%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与忧虑。在遇到寝室推销时，55%的人“一概拒绝”，45%会“先了解情况再做决定”。

5.大学生的维权意识

调查表明，当代大学生拥有一定的维权意识，也了解维权途径和方法，但真正通过法律和其他求助途径来捍卫自己权益的大学生却是少之又少。在遭遇过侵权行为的被调查者中，74%的人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26%的人选择忍一忍，认为解决太麻烦了。而还未遭遇过侵权行为的大学生中，91%认为如果遭遇侵权行为，会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事实上，在维权过程中，未达到维权目的的高达32%，却没有人选择诉诸媒体或法律。

八、调查结论和建议

此次调查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日益提高，但在认知权利及其内容上非常模糊，欠缺对法律知识的储备和理解。加之时间、精力、财力和经验等等，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从而丧失各种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提高大学生的主动维权意识，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理智维权，畅通大学生投诉维权通道，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课题。

首先，向大学生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提高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础。大学生可通过阅读相关的法律书籍，了解消费者自身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以及关注有关侵权的案例，学习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真正做到知法、懂法、用法。

其次，国家应对《消费者保护法》不断进行完善，全面推行实施，使消费者的处境得到根本改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相关管理机关工作的改进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对于侵权行为，有关部门应积极受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每一件消费纠纷，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投诉有门，投诉有果。

再次，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方法。随着社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持续关注，社会各界对消费环境的监督作用也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媒体对各类侵权案件的曝光，更是对生产者，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经营者作为侵权事件的源泉，其自律的加强将直接减少侵权事件。

总之，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社会和消费者本身的共同努力。真诚希望广大大学生不仅能够正当消费，而且学会用恰当的方式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浅析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浅析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1.摘要：（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也是公司利益最终所有者和风险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公司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性。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分散且不均等,于是就形成了多数股东(控股股东、大股东)与少数股东(非控股股东、小股东)之分,大股东可以利用资本多数决制度,在股东大会上充分行使其股东权利,甚至可以“合法”将公司权利和利益分配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倾斜,相对应的中小股东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如得不到现行法律制度有效而充分保障,则有悖于法律制度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资本多数决制度的重新认识,有利于我们对导致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害原因的深入探究。从经济效益来衡量,资本多数决制度无疑是有效的,那怕这种制度遭到滥用时。但法律价值目标应当是双重的,即正义与效益兼顾,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们应首先选择正义。我国中小股东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在股份有限公司中非常普遍,这除了资本多数决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与我国股份结构的特殊性有关。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规定是相当薄弱的,实践中,中小股东又难以依据现行《公司法》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而现行法律制度本身又有疏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正是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部分。作为一种法律对策,我们应当且有必要借鉴国外成熟且有效的少数股东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构筑我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法律制度体系。对中小股东权益保障,可通过对大股东权力的限制或义务的增加,或赋予少数股东法定的特殊权利的途径来解决。本文认为,应通过设置以下具体的法律制度实现。首先,赋予中小股东特定的权利,通过这些权利的行使达到制衡大股东滥用权利的目的。这些权利包括股东提案权、临时股东会召集权、委托投票权、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申请权等。对上述权利,《公司法》有相关规定,但因缺乏具体实施的保障,必将导致权利落空。本文认为应借鉴国外经验,将法律规定具体化。其次,对大股东的权力进行限制,并赋予忠实义务。主要是对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表决权的限制,设立累积投票制度,增加大股东的忠实义务。《公司法》对大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应参照国外立法经验,使之内容明确,便于实际操作。第三,对公司管理层权力进行制衡。为防止和减弱“内部人管理”的影响,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和赋予董事注意义务。第四,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赋予中小股东司法救济的途径。）摘要：（现代公司制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权利设计和制度安排是以资本为中心展开的,这就要求贯彻资本多数决原则。该原则对平衡股东间的利益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原则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而为大股东谋求个人利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合法”的手段。当前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司立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现状及受侵害的原因,并探析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其现实意义。在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新《公司法》的精神,探讨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途径,提高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水平。）

第五篇：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思考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党员干部在职研究生 课

程

论

文

课 程

名 称：《行政诉讼法学》

课程论文题目：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思考

班 次、专 业：自治区党校2009级在职研究生班 行政管理专业 姓

名：刘强 学

号：09041011029 教师评语（成绩）：

教师签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研

究

生

部 2011年7月10日

诉讼。它是指当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审查该项决定的合法性并予以撤消的救济手段。只要申诉人认为某种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提起，并不要求是申诉人个人的利益。不仅行政决定的直接相对人可以提起越权之诉，如果第三人因为违法的行政决定而受到直接的利益侵害时，亦可提起；各种团体的作用尤其广泛和活跃，当他们的集体利益受到行政决定的直接影响时，一般也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越权之诉。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的民众诉讼承认原告以不涉及自己法律上的利益而提起诉讼，其目的不是直接保护、救济国民私人的权益，而在于使公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或公共性权力机构的行为。民众诉讼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可以认为是行政公益诉讼的一种形态。其中的居民诉讼起源于美国法，是在判例上形成的纳税人诉讼。这是纠正地方公共团体的职员所进行的违法的财务会计上的管理运作，以确保其公正运行的制度。

从各国行政立法的趋势看，起诉资格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提起申诉，促进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和合法利益的维护。可以说，如果充分考虑当今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求，那么能为公共利益辩护的人的概念必须相应地扩大。法律就是朝着允许公民起诉他们所感兴趣的任何行政裁决的方向发展，这是当代行政民主、公民参与行政活动的一种表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当代社会根基和结构发生深刻变动，政治法律思想进行全面革新的基础上出现的，它的确立有着深层次的理论和历史背景。

思考一：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公民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

而经常地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包括个体的利益和社会性的利益。如果最终缺乏司法的权威衡量，“那么这种权益的调整就会取决于或然性或偶然性（而这会给社会团结与和谐带来破坏性后果），或取决于某个有权强制执行它的决定的群体的武断命令。” 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但由于这类权利往往并没有直接的代表人和请求人，因此必须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公民诉讼制度得以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从人民主权的角度观照，“行政诉讼制度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在某一诉讼领域的具体反映。赋予什幺样的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仅仅是一个诉讼程序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行政诉讼这一特定的诉讼制度体现一个国家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程度。而从行政诉讼制度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这一特定角度来说，原告起诉资格的赋予就是其民主权利的一个表现。”

思考二：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监督权力的权利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个体完全匍匐于国家权力之下，无所谓监督权力之权利的存在；受某种国家权力直接影响的个体有利用国家的另一种权力予以抗衡的权利，是一种特定个体可介入其所涉之公权力关系的权利；与公权力行使无涉的个体可以依法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或结果予以质疑，并有程序上之保障，这种质疑仍需借助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力量，但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个体的广泛性与不特定性。”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

首先，从行政效率上说，不仅中国，各国都可看到，公权无限扩张，行政权无限扩张。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经常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精简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就提出了精简的目标，建立廉洁政府、效率政府的目标；不知精简了多少次，但精简过后，一段时间又恢复了，又增设了很多机构，只不过换了别的名字罢了。为什么精简不下去？归根到底就在于这个基本理论，用公权来控制公权，它必然是要增设机构，增设授权，其结果是恶性循环，行政权呈现出无限扩张的趋势。

其次，从公务的廉洁性上说，按照现行法律，对国家机关有损公益的违法行为，公民可以向上级机关检举；如果上级国家不查处的话，可以再向更上级的机关检举；对检举有功的公民，国家还可以给予奖励。人们期望这些行政机关上下左右之间互相监督和制衡，出了问题就查处，任何一种违法行为都不可能逃脱。这在理想上是很好的，但有一个前提，这些国家机关是真正依法办事的，真正没有私人利益，廉洁奉公，忠于正义。然而在事实上，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并不是超脱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他们本身也组成了若干集团和阶层，互相之间也有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不难看到，很多擅权渎职、贪赃枉法的官员在被查处之前，都受过上级表彰，罩着许多光环，这难道还不能引起人们的警醒？

总之，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呈无限扩张的趋势，运作效率愈来愈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个人作此种分析，当然“不是主张权力制约的悲观主义或取消

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是容易识别的。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制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

显然的，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细思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对那些违章建筑，城建部门视而不见，有关居民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责令城建部门拆除；但是法院认为私人与此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诉的利益，当事人不适格，于是驳回此案。可以追问，难道一定要等违章建筑倒塌，那些致伤致死的人们才有诉的利益吗？这是针对政府不作为的诉讼。还有一种是政府的作为，比方说那些政策性价格垄断行为，不仅窒息了行业内部竞争机制的形成，而且极大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春运期间，铁路车票价格动辄涨价20％-30％，而这种政策性抬价是经过铁道部通知或审批的。现在已经出现了河北律师乔占祥状告铁路部门的案例，但是乔占祥只能先乘车，花了票的代价，获得私人的诉的利益，然后才能提起诉讼。他只能要求铁道部门返还他本人因涨价而多花去的9元人民币，而无权代表广大消费者就公众利益受损害而起诉，要求铁道部门停止不合理的涨价行为，赔

发挥效果，必须真正有人具有动力进行诉讼，反对行政机关违反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这类人只能是自己对案件也有起诉资格的人。由于起诉资格和原告所受的损失大小无关，因此在私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时候，往往是原告个人的利益较小，而公共的利益较大。”

参考文献： 梁远（1972－），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法学院教师；宋波（1976－），男，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3〔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5卷第727、734页。

参见胡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