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车采购中监督机制不能缺位（最终版）

第一篇：公务车采购中监督机制不能缺位（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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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车采购中监督机制不能缺位

谷辽海

2004年12月，某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受采购人的委托，分别采购一批蓝鸟智尊小轿车、通用别克旅行车、广州本田雅阁、丰田花冠轿车等不同种类的公务用车，总采购数量高达200辆，采购主体所选择的政府采购方式为单一来源。供应商总共有四家，分别来自该省的某汽车销售公司、汽车贸易公司、汽车产品开发公司等。在政府采购信息公示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七天，该省的一家供应商某汽车服务公司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主体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该质疑供应商将质疑书和采购信息的公示内容给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发来传真，咨询某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的采购行为是否合法。

近年来，通过单一来源方式大批量地采购各种款式、不同价位的公务用车的采购方式在我国许多省市政府采购活动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下，采购主体所选择的这种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的监督和约束。笔者认为，这种政府采购代理行为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类似于直接采购，它是指达到了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但所购商品的来源渠道单一，或属专利、首次制造、合同追加、原有采购项目的后续扩充和发生了不可预见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等情况。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九条对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提出一些基本管理要求，主要是规定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应当遵循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1.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单一来源采购是政府采购方式之一，尽管有其特殊性和缺乏竞争，但仍然要尽可能地遵循这些原则。2.保证采购质量。虽然单一来源采购供货渠道单一但也要考虑采购产品的质量，否则实行单一来源政府采购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3.价格合理。单一来源采购虽然缺乏竞争性，但也要按照物有所值原则与供应商进行协商，本着互利原则，合理确定成交价。

从质疑供应商提供的材料来看，四家被选定的单一来源供应商，均非当地的直接生产厂家，也非产品的惟一提供者，而是属于经营、销售各种款式、不同价位的汽车贸易公司或销售公司。在确定这四家代理公司作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供应商的同时，采购主体也就剥夺了其它经营同种类采购对象的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例如采取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等其他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之前获得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我们从质疑供应商提供的资料来看，某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未曾获得合法批准。

虽然《政府采购法》规定了不同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情形，但几乎都没有规定违反这些适用条件和情形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遗憾的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只有义务性法律规范，却没有法律后果的强制性条款。虽然这部法律规定了适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条件和程序，但政府采购当事人尤其是采购主体不遵循这些条件和程序，违反了这些义务性的行为规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在现行法律中还是空白。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维护政府采购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广大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利和合法权益，《政府采购法》所存在的前述缺位情况必须尽快予以完善。

贝蒂隆的科学与不科学的贝蒂隆

兰绍江

阿 方斯•贝蒂 隆(Alphonse Bertillon)是十九世纪法国巴黎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曾因创造了“人体测量法”被誉为首先在警察工作中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人身识别的人。

在贝蒂隆以前，警方辨别前科犯、通缉犯和冒名顶替坐牢的人，只是凭借对外貌的记亿和描述。担任查缉工作的警察常常要到监狱去，让被关押的人们站在自己面前或围着自己转，从中辨认要查找的目标。这种方法当然极不可靠。1879年3月，贝蒂隆靠父亲的推荐到巴黎警察局当上了一名小公务员，负责在监狱内登记犯人卡片，内容包括姓名、化名、罪行、判决和体貌特征描述。时间一长，他对这种单调、枯燥、低效而又不准确的工作深感不满。贝蒂隆出身“科学世家”，他的祖父是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父亲是统计学家和著名医生。贝蒂隆在家庭的熏陶下，有一定的统计学知识和科学的头脑。他曾听到祖父和父亲多次讨论和研究过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列特的一种观点: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在身体的各尺码上完全一致。受此启发，贝蒂隆在上司的默许下，从1879年7月开始在监狱内进行人体测量统计。通过对大量测量数据的分析，他发现在所测一项数据中，两个成年人完全相同的概率为4:1;两项数据完全相同的概率为16:1。在大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贝蒂隆筛选了11项数据:身高、坐高、双臂展宽度，头长、头宽、两额宽、右耳长、左下臂长、左中指长、左小指长、左足长，并计算出11项指标均相同的重复概率为4194304:1。他将自己的发现于当年8月和10月两次向当时的警察局长路易•安德留报告，但却根本没引起重视。贝蒂隆的成果得到了他父亲的支

持和赞赏，为他多次奔走宣传，称它“意味着警察工作的一次革命”。直到1882年11月，新任警察局长卡梅克斯被说服，准许贝蒂隆进行三个月的“盲测”试验，如果在这三个月中查出了前科犯，则允许其继续进行研究。这在尚没有积累足够多人的测量数据档案时，是相当苛刻的条件，它意味着必须有人在这三个月内曾两次入狱!贝蒂隆和他的两个助手日以继夜地对入监犯人进行测量、登记、分类和比对。随着时限的逼近，贝蒂隆焦急万分。真是天不绝人，1883年2月20日测量了一个自称叫“杜邦”的人，发现他同1882年12月15日被测量的名叫“马丁”的人的数据完全相同。贝蒂隆兴奋得立即揭露说杜邦曾因盗窃于1882年12月被捕，当时叫马丁，马丁无法抵赖。次日，巴黎的报纸把这一发现作为新闻予以报道。贝蒂隆的测量法被获准无限期试验。1883年查出48名前科犯，1884年查出300名前科犯。贝蒂隆及其人体测量法因此名扬世界，推广到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美洲部分国家。巴黎建立了人体测量中心，贝蒂隆当主任，一个新词——Bertillonage(贝蒂隆鉴别法)诞生了。此外，贝蒂隆还改革了人像辨认照相方法，拍照正面和侧面照片各一张(此法沿用至今);他把人像的五官分解，按形状分类，然后进行人像组合拼贴，供通缉人犯使用(此法亦沿用至今)。

贝蒂隆的功绩不仅是创造了人体测量法，更主要的是在于他首先采用科学手段进行人身识别。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先驱者。但是，当1892年，更优秀的人身识别方法—— “近代指纹技术”诞生，并将要取代人体测量法时，贝蒂隆却成了顽固的守旧派。他深知指纹鉴别法的意义，但却不想正视和接纳它，甚至妒恨宣传和应用指纹技术的人，以致在其去世前的二十余年里停滞不前，无所作为。为什么科学的先驱者落得如此结局?我们猜测无非是不想自己的成果被淘汰，不愿自己的荣誉地位受到挑战，抑或还因为近代指纹学创始在英国。但是，不论是顾忌什么，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不可阻挡的，推陈出新是科学进步的必然法则。假设贝蒂隆当初对指纹鉴别法采取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接受这种新的事物，并且运用自身统计学的优势，去研究指纹各细节特征的出现概率，探寻利用指纹特征进行人身识别的科学标准和指纹分类问题，从而为近代指纹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些的)，那么无疑他又将成为指纹学的先驱之一，继续走在警察科学的前沿。可惜他没有这么做。

历史上的许多人或事往往雷同。我们中国人在宋代就发明了火药，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热兵器，曾以此称雄世界。但是后来，却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导致固步自封，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西方列强却利用了我们的发明并推陈出新，制造了坚船利炮，毫不留情地奴役了我们百余年。一些人物、思想或事件，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可能是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不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就可能被历史抛弃或成为阻碍进步与发展的因素。前车之鉴告诫我们，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用辩证的进取的思维去认识和顺应辩证发展的社会，不断打破陈规、更新观念、改革创新，才能永远自由地跻身于先进行列。

第二篇：从严治党基层党组织不能“缺位”

从严治党基层党组织不能“缺位”

---“两学一做”专题“从严治党”主题党课材料

基层党组织如同我们党的一个个细胞，细胞的生命力旺盛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组织建设的好坏，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做好基层党建工作，要构建抓机关、带基层，抓班子、带队伍，乡镇（街道）是主体；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基础；村(社区)基层党建是重点，是党在村(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突出一个“严”字、落实“一把手”的岗位职责、形成“大党建”工作格局、强化对村组干部管理、创新机制抓源头、树立“问题”意识，要大力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工作，促进基层党建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突出一个“严”字。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要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从严治党中的关键性，做到从严治党基层党组织不“缺位”，不拖腿。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相辅相成，共同支撑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的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突出“主业”，在具体工作上注重部署、重点安排，要把党建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同落实、同考核，整体推进，全面发展，要以党建工作的新成效开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落实“一把手”的岗位职责。党建“一把手”要种好党建工作的“一亩三分地”，要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抓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思想，真正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爱党、在党兴党。认真落实好党委“一把手”述职述党建、评议评党建、考核考党建的机制，形成制度化约束。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形成“大党建”工作格局。习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要做到聚精会神抓党建，党委书记都要成为从严治党的书记，党委成员都要履行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要着力构建出“大党建”的工作格局。党委的每个部门、每个成员对抓党建工作都是责无旁贷的。当然，还必须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担当意识，充分发挥组织部门作为党委主抓党的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的职责，成为“大党建”工作格局中的“主力军”、“发动机”。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强化对村组干部管理。要认真组织引导群众，结合本地的风俗习惯约成规定，写好《村（社区）三年规划和计划》、《村规民约》、《“三资”管理、教育、监督、奖惩制度汇编》自治“三本书”，加大对违纪违法村组干部的查处及监督管理力度；强化对村组干部“三个三”履职情况的考核。抓服务队，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建设快速高效、保障有力、专业性强的基层为民服务队伍，对“一对一”联村包户机关干部、新农村指导员、大学生村官、县乡村党代表“五类”护林防火、村常务书记的管理以及大学生村官的管理等五支队伍进行有效地整合，把各块工作统筹起来。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抓源头、创机制。要健全机制抓好村级“三资”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村组干部在“三资”管理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强化村级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监管工作，严格执行，健全完善具有约束力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所属公共资产的承包、公共资源交易、租赁、出让和转让相关规定，有效约束基层干部的违规违法行为。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树立“问题”意识。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就是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第一关”。要制度化开展基层党建工作，长效化、常态化，推进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和整改提升，强化动态管理，促进后进党组织的晋位升级工作。软弱涣散后进党组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评定考核的标准会有所变动，要加大党建工作“晋位升级”活动的开展，探索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循环机制，促使基层党建水平在竞争打分中比质量、比服务，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整治工作，要仔细研究、细致排查，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真正达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

在“四个全面”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中，党必须要管党，树立科学的“党绩观”；要从严治党，更要从严治吏；要铆足了劲，一抓到底，抓出成果，我们必须要从“根部”抓起，大力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基层党组织只有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是从严治党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走好群众路线，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扎扎实实做好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工作，全面提升促进基层党建的科学化水平，推动“四个全面”协调跨越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第三篇：刍议我国政府采购法中的缺位

刍议我国政府采购法中的缺位

------谷辽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1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两年多。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各地政府采购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和争议也随之增多，政府采购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日渐显现，如：公开招标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要方式却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而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却在这部法律中有详尽的操作规程和适用条件;工程采购已纳入政府采购主管范围而职能部门却无力实施其职责；非主要的采购方式在我国政府采购法中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采购主体广泛采用这些方式却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和制衡；法律明确授权制定行政法规而由于行政权配置问题，相关部门争权夺利，致使这部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迟迟不能出台。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即公开招标制度所存在的缺位进行论述（注：其它采购方式的缺位和失衡，详见谷辽海所撰写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该书共三卷，在案例评析的基础上，更多是政府采购法理分析）。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方式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在这些采购方式中，公开招标被作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要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具有信息发布透明、选择范围广、竞争范围大、公开程度高等特点，与其他采购方式相比，无论是透明度上，还是程序上，都是最富有竞争力和规范的采购方式，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从而也是最大程度地扼制腐败的有效措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招标作为主要的采购方式。故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也将此制度作为法定的主要方式。

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实践中，公开招标始终是政府采购对象中的主要采购方式。然而，公开招标采购过程（包括采购对象的审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中标、授标等环节）中所存在的泄露保密资料、陪标围标、歧视排斥投标、黑白合同等违法现象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这类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的原因一方面是与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有关，更重要的则是法律制度上所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致。公开招标虽然也为我国所明确规定的首选方式，但什么样的情形下适用这一主要采购方式，怎么样来展开公开招标的采购程序，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均无详细的章节描述。此外，政府采购法分别将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其中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而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调整却没有任何的规定。以下，笔者一方面就现行法律的缺位进行阐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的行政规章与法律的冲突内容进行剖析。

一、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公开招标法律程序的缺位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笔者认为，此规定所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其一，政府采购对象中的货物和服务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其四，工程如果是通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则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其五，工程采购如果非公开招标则可以排除《招标投标法》的强行性规定。对于前述所存在的漏洞试分析如下：

其一，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由于法律明确规定，工程的公开招标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也就意味着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不适用《招标投标法》。然而，我国《政府采购法》又没有对货物和服务进行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这样以来，势必就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真空状态，为政府采购主体任意选择采购方式开了方便之门。由于采购主体对采购方式的随意选择权不受任何法律监督，那么法律所要求的采购过程中的透明度、公平和公正，也就形同虚设。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供应商的权利受到侵害也就无从救济。

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法律明确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意味着采购主体、投标供应商的权利义务、招标采购的全部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都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这样以来，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就需要减去“工程”这一项。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目前所存在的法律盲点的情形下，政府采购采购当事人所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主管部门很难有效地行使相应的行政主管权。因为工程的公开招标是属于财政部门管理还是属于城建或者交通或者发改等部门，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将会出现相互推卸的情形。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如果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那么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存在法定情形的也必须公开招标采购。《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这样以来，与《政府采购法》又有冲突了！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指的工程中并不包括货物和服务的采购而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有多种方式，不论是以那种方式都没有规定要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这样以来，同是工程建设，由于存在工程中的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对象，因而同一项目也就存在多头管理，这一方面给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给违法行为人大开了方便。

其四，非招投标方式采购工程也就排除了《招标投标法》的适用。这又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由于政府采购方式除了公开招标，还有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根据则政府采购法第四条的规定，如果政府采购工程不是通过招标投标活动，则只能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但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只要是使用了国有资金的，都必须进行招投标。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况且这部法律对此又没有除外规定。这样以来，两部法律对于采购工程就有了不同的标准，由于两部法律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因而又造成了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冲突。

根据以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招投标程序、工程这一采购对象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出现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我国各行政职能部门为各自先前所拥有的行政职权进行抗争的结果，是各权力部门“维权”现象在政府采购法中的体现。为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为履行政府职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政府采购行为必须要有规范的采购方式和程序，明确各采购方式所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其次，要有规范的采购程序，采购主体才能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采购活动，从而便于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检查。总之，为了政府采购市场的统一，为了保证政府采购有序、健康地发展，政府采购法必须设专门的章节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公开招标程序。二，我国政府采购的行政规章难以弥补法律的阙漏

2002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本法实施的具体步骤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法律颁布至今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人们千呼万唤的行政法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仍然深居闺阁。随着政府采购中的违法现象普遍上升，我国财政部终于2004年8月先后出台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央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这些行政规章从法律的效力和位阶来说，都是非常低的，很难对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公开招标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就招投标活动的行政规章来说，我国已经有许多的部门规章，国家发展委、交通部、铁道部、建设部、信息产业部等都有相应的规章。由于各行业有各自的职能和主管范围，适用各自的部门规章。所以，如果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必须要有一部凌驾于各部门规章之上的行政法规，从而才能避免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利之争。下面，笔者具体谈一下，财政部的行政规章难以弥补法律的阙漏问题。

（一）采购对象的公开招标应该遵循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根据我国宪法的位阶理论，《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应该优先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适用。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二条规定，这部法律适用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招标投标活动，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政府采购法没有规定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的详细内容，故应该遵循《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除非前述两部法律都没有规定公开招标的内容，在此情形下，才可以适用相关的行政规章。由于公开招标已有法律规定，且有具体的操作规程，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内容，根据责任法定原则，政府采购活动中如果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将受到这部法律的相应制裁。反之，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二）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无效。供应商是政府采购中的当事人之一，在公开招标活动中，为谋取非法利益，投标供应商与采购主体串通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法律已有相应的禁止性规定。但财政部的规章比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扩大了处罚幅度，显然应属于无效。对于供应商的前述违法行为，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投标人应该同时被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三类的行政处罚，而我国《招标投标法》对前述投标人的违法行为所给予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分别是：其一是罚款，其二是，情节严重的，一年至二年内被禁止参加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这里的禁止交易，法律所赋予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的幅度是一年至二年，不能超过二年，且必须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才能实施禁止交易；而行政规章赋予行政主体享有一年至三年内的自由裁量权，且不需要具备情节严重。显而易见，这是违反了法律羁束规定。笔者在财政部的几个规章中，还可以寻找到许多类似前述超越法定权限的规定内容。由于行政处罚内容违反法定权限，一旦被处罚人诉诸法律，将会产生不利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后果。而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行政规章所规定的。

根据前述，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漏洞。除了前述已经谈及的，还有的是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明确规定专家评审制度。专家评审制度在我国政府采购方式中有着关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公开招标，还是其它采购方式，都需要成立专家评标委员会或称专家评审小组。由于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财政部虽然专门出台了一部专家评审的行政规章，正如笔者在前述谈到的位阶和效力问题，我认为，很难有效地规范政府采购中的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同样，对其它非主要的采购方式也是一样。作为政府采购实践中的一名法律工作者，几年来的实务工作，笔者既有担任采购主体法律顾问的，也有供应商的。面对着一本本卷宗，一堆堆的问题，以及采购当事人渴望帮助的眼神，有着十六年法律职业人生涯的我，在我国的《政府采购法》面前，有时竟然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翻阅着法律条文，摆在面前的问题有时还是无法解决。故本文对我国《政府采购法》在实际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需要修改和完善的条款，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高效、先进、健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制度，使我国的政府采购得以有效运行和迅速发展。总而言之，我国的政府采购任重而道远。

（注：本文作者系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文原文内容选自谷辽海编著、由群众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第一卷，本次发表时经过删节编辑）。

第四篇：党政机关公务车采购新政策新规定出台

公务车采购新政策新规定出台

公务车对于我们大家来可能不是很熟悉，最近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关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标准，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一般公务用车排量要在1.8以下，价格要在18万以内，其中通信用车的排量要在1.6以下，价格在12万以内，党政机关应该配备国产汽车，也是对我国自主品牌的大力支持。

从字面上理解，此《办法》意味着2.0L的各类豪华高档车型将出局，如一直在公车市场占据极高份额的奥迪A6L等。同时结合市场各车企的在售车型考虑，业内普遍认为在所限定的排量和价格区间，国家在公务车采购上已经倾向于本土品牌、小排量和节能环保车型。

与2004年下发的公务用车配备标准相比，新的公车采购标准将公车采购的排气量从2.0L下调至1.8L，价格更从最高25万元下调至最高18万元。

除此之外，在《办法》下发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表态：“党政机关原则上不配备越野车（含SUV车型）。确因地理环境和工作性质特殊的，可以适当配备国产越野车，但须严格审批程序，纳入车辆编制，实行集中管理，不得作为领导干部固定用车。”如此一来，部分以大众品牌为首的SUV车又将被淘汰出政府采购清单。

业内由此认为，1.8L和以下排量轿车，尤其是1.8L的轿车将在此次改革后获得更多公务车份额。

合资高档车公车份额减？ 观察：机会还是合资的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几大车型，只有上海大众帕萨特拥有1.8L排量，雅阁、凯美瑞和天籁等日系暂时未推出1.8L排量车型；从价格上看，雅阁、凯美瑞、天籁和帕萨特等公务市场吃香的中高级B级车，目前并未有一款价格能下探至18万元区间。而其他如马自达6等车型虽然拥有1.8L排量且终端价格低至18万元以下，但因外形和定位过于个性无法在公车市场立足。

但事情并非绝对。广物汽贸一位负责合资品牌管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央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公车采购严格执行起来的话需要在多家经销商间进行招标，经过政府采购中心的特定渠道采购。但对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来说，只需要参照公务车采购标准，“原则上”遵照规定执行即可。

据经销商透露，“目前某些地方政府的标准是，排量可以允许达到2.0L，但是价格控制在18万元以内。”经销商表示，一般单位公车采购的量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单车价格完全可以浮动。譬如某单位采购了多辆雅阁车型，价格从20多万元下浮至18万元也是“有可能的”。

本土品牌的春天来了？

观察：密集投放1.8L车型 早在去年，公务车改革的消息已经让汽车企业闻风而动，早在公务车采购新门槛即将出台之前，本土品牌已经纷纷延伸产品系列，推出1.8L排量轿车，争夺公车市场蛋糕。如上海汽车发布了旗下荣威品牌全新的旗舰车型荣威750，推出了1.8L排量车型，其中有两款车型价格处于18万元以下，最低价格下探至16.28万元。而在工信部公布的225批新车目录中，广汽乘用车编号为GAC7180的新车产品系列，排气量为1.8L，将在今年9月份推向市场，该品牌经销商私下对记者表示，该车将是广汽进攻未来公务车市场的主力军。江淮也推出2011款江淮宾悦1.8L排量相关车型。

无疑，本土品牌正在积极布局“新”的公务车市场，一直在努力开辟高端路线，为了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提升本土品牌形象，但其结果未必讨好，与合资品牌相比，吉利、奇瑞、江淮和长城等本土品牌至今仍未挣脱低端竞争的怪圈。虽然有业内人士认为，新的政府采购标准无疑给本土品牌一次翻身的好时机，但本土品牌的美誉度、产品成熟度一直无法与合资品牌相抗衡。在中高级车型市场上，无论是政府采购还是私人购买，日系三强以及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等B级车都占有绝对优势。在《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中，中高级市场本土品牌车型只有上汽MG、荣威及一汽奔腾入围，其他都是合资品牌。

2.0L高档车率先出局？ 观察：或将调整适应新办法

据悉，《办法》下发后各地会因应各自情况调整。在部分省市地区，公务车采购标准在排量上可以允许达到2.0L，只要保证价格控制在18万元以内即可，而且单车价格也是可以浮动的。

以2004年下发的公务用车配备标准为例，尽管规定了“最高2.0L、最高25万元”的标准，但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汽车商名单》显示，奔驰、宝马等豪华车都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内，排量大、价格昂贵的豪车依然被顺利采购。非要较真起来，奥迪、奔驰和宝马这类豪华品牌的产品，价格极少有在规定范围之内。以华晨宝马5系为例，最低价格也在41万元左右，奔驰C级车大都在40万元以上。

广物汽贸一位负责合资品牌管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办法出台前后，本地大众途观、奥迪A6L的公车采购量又有一定的增长，皆因„各地、各部门的监管政策又有所不一样‟。”事实上，此次受新《办法》严格管控的机关、单位并非涉及到每个地级市部门。因此，高档品牌是否在公务车市场走下坡路依然是未知数。

如何应对此次的新《办法》，保住份额？一汽大众奥迪相关负责人面对记者的采访回应得相当有技巧：按照现在的情况，奥迪确实生产不出18万元的B级轿车，“但未来我们或者会有一些改变。”这种改变会是什么样的改变呢？可以留意到，近年来，部分高档品牌在排量上接连“下调”，如在中国高端公务车市场一枝独秀的奥迪品牌，奥迪A4L就有1.8T车型可选，奥迪A6的1.8T版本重出江湖也只是时机问题。除了带“T”减排量外，接下来就是价格问题，这也难不倒车企。记者从本地经销商获悉，以往政府采购公务车，为符合采购标准往往会将部分车型“减配”。如一汽轿车就曾推出一批“减配特供版”红旗高端车型，顺利被采购。

新改革方案：排量、价格双双下调 公务车采购：占市场销量约9%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公务车采购额已占到汽车消费市场总额的8％~9％，且各地政府的采购量正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

在广东省，大众品牌的公务车销量占其总销量的份额近10%，广汽丰田和广汽本田两大本地企业在本地的公务车销量占总销量的比重也在5%~10%。在公车市场一枝独秀的奥迪更借助公车采购，在中国站稳高档车销量“老大”之位。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张晓军告诉记者，政府公务车在奥迪目前总销量中所占的比重接近20%，奥迪更是在政府公务车中占据极大份额。可以说，公务车采购对汽车企业来说，充满着巨大的诱惑力。宝马、奔驰、大众等合资高档品牌争相进入公车采购体系。国产宝马车型更成功竞标多个地方的采购项目，入围的车型包括318进取型、325时尚型、豪华型，以及523的所有不同配置车型。

《办法》明白表示了“坚持公务用车18万元、1.8排量双重限制”的标准，着重突出本土品牌汽车和新能源车的采购。在此前的公车采购清单中，2.0L车型一直是公车采购的大头，也是利润最大区间，在这个领域内合资中高档和高档品牌车型一直占主导地位，自主品牌只有荣威(微博)、瑞麒等少数几款进入，不仅可选择范围窄，在公车市场占据的份额也极低。在新规定出来后，1.8L排量车型被理所当然视为公车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在这个区域，本土品牌和合资品牌都各自有匹配的车型，争夺公车市场。

第五篇：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纠错程序不能缺位（最终版）

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夏银川出租车**，终于以市政府停止执行“两个文件”的决定，得到平息，从8月3日早晨开始，银川市部分出租车已开始运营。人民网8月5日报道，在银川第五届国际摩托车旅游节招待酒会上，记者与银川市市长刘学军相遇。刘学军坦承：银川市的工作没做好，这几天他的压力非常大，晚上时常睡不好觉。

银川市的工作的确没有做好，市政府出台的《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两个政府规定，都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而按照国务院规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银川市却从未向社会公示，也没有召开听证会。行政许可法规定，实施时必须有30天的准备期，而银川市从公布到实施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至于国务院规定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等对于依法行政的要求，银川市统统都没有兑现。刘学军说：“银川市出台出租车管理办法之前，曾进行过半年时间的调研，并派专门的工作组到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取经。后来又征求社会上的意见，遗憾的是他们找的全是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没有听取身处第一线的出租车司机的意见，导致出台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定不符合实际，引起广大出租车司机强烈不满。”如果这也算是调研或听证，那只能说明要实现国务院依法行政的要求，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用“打擦边球”和做样子的方式来规避国务院的规定。

对于这么一个程序上不合法的地方政府规定，我们遗憾地看到，法律并没有给予相对人一个有效地启动对其纠错的程序。银川出租车**虽然平息了，但它仍是遵循的是：受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集体上访――媒体的连续报道――引起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地方政府主动终止规定的效力的非正常法律程序，这一带有强烈人治的程序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也很难保证一些地方政府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从而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虽然都规定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但并没有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不服是否有权提起合法性审查，受理机关、受理时限、如何审查与对审查不服如何救济等等程序规定。而我们知道，地方人大会常委会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从备案中发现，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具有滞后性；而且地方人大会常委会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所作的规定利益无关缺乏审查的强烈动机很难主动去审查，况且不是当事人也难以自行发现问题，这一切都让地方人大会常委会的审查有效性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实践中，几乎未有过地方人大会常委会主动撤销地方政府的规章这一事实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司法救济层面上，地方政府的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这让受规章、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在行政救济层面上，《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但是，这只是一种事后救济，带有滞后性，这是一；其二是依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是较低层次的政府部门，其无权审查，要提交制定的政府机关自行审查，时间就拖得相当长；其三是由制定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来自行审查也缺乏公正性，很难做到自身纠错；最后，这一规定还特别说明“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从而排除了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查。

受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不能得以有效救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违法没有有效纠错程序，相对人在体制内不能理性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就只好采取非理性的体制外的表达――集体上访等方式，以求得到上级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

宁夏银川出租车**的解决不应成为我们处理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违法的范例，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点。从法律角度思考，出路有二条：一是法律应该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权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并制定出比较可行的细则，让审查有公开、公正的程序，并且对审查结果不服还能再次提交上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否则即使《立法法》规定了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在前不久成立法规备案审查室，但仍收效甚微；二是将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可诉性范围，受规章、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可以对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得到司法救济。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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