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中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第一篇：从金融危机中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从金融危机中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看美国的影片，因为其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冒险主义以及自由的理念确实吸引了我。而再看满是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课本完全提不起兴趣。当时的我认为的美国是自由，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我很向往那里的生活。但是，进入大学，我发现以前的认识极有可能是片面的。学习了科学的理论，目睹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我认为我需要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对我国的制度有一个重新的审视。

此次金融危机表面看来是次贷危机造成的，而逐渐深究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次贷危机又是由于刺激消费造成的，后者又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源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最终指向最根本的源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面我简要概括一下资本主义的情况。

一、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资本主义以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家，并以此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以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来增大自己在政治上的发言权，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无产阶级，进而资产阶级或领导和平改革，或发动革命，实现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统治，资本主义制度就这样确立了。

二、资本主义的产生机制和基本矛盾

上文描述的发展看上去如此顺理成章，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用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代替了前期的充满暴力的原始积累，以此

来继续他们的发展，这个很好理解，以暴制暴终究是不长久的。于是资本家们用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剥削方式——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资产阶级为何可以对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无偿占有呢？这是由于前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造成的两极分化——相对富有的资本家，他们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相对贫穷的无产者，他们只剩下了劳动力。后者只能向前者提供商品化的劳动力，该过程产生的剩余价值就被占有资料资本家吞并。

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也为资本主义埋下了最根本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且资本主义越是发达，生产力水平越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愈加尖锐，对经济、政治的破坏更大。可以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由于它造成的。

三、资本主义的功与过

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成长成熟历程中，它帮助人类走出了黑暗腐朽的封建等级社会；领导两次工业革命，建设工业化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高；解放了人类思想，其自由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始，人类现代文明极大发展。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又主导第三次技术革命，带领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几个世纪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发展越是成熟，其基本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尽管资产阶级使用各种方式和一系列的改革来应付经济危机和缓和阶级矛盾，但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小修小

补，不敢也不会去触及这个基本矛盾的解决，否则将会影响政权的稳定和资产阶级利益。福利国家的建设实践就深刻证明了这一点，福利政策虽然有利于改善工人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可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它带来的国家经济负担可谓是雪上加霜，而政府一推出财政紧缩计划，降低福利待遇，则会招致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福利政策让资本主义国家进退两难。

而更让我们心生警惕的是，如今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还未改变幼年时代侵略性、自私性的面目。世界殖民地划分不平衡直接导致一战爆发，经济大萧条导致二战爆发，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习惯性地转嫁经济危机，这次金融风暴，美国对中国展开的货币战、贸易战以及加剧地区冲突，这就是典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加大了意识形态的输出，加强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推动和平演变，并且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相互配合，使得世界各个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四、呼唤新制度

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让欧美国家头疼不已，亚非拉广大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性和对世界发展的消极影响已初露端倪，新的时代背景呼唤新的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尽管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并由此转入低潮，但其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令无数人向往。

此次金融危机令社会主义道路再次受到世人关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创造了一个把积贫累弱的封闭式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GDP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的奇迹，这个成绩是社会主义创造的，这有力地反击了历史终结论等否定社会主义的相关言论，让我们树立起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坚定了社会主义信仰。

现在我对资本主义有了客观的认识，美国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而我们的祖国已做出了更好的选择，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更让我认可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尽管现在社会主义力量未居于世界主导地位，面临着重重压力与挑战，但我们正年轻，正在前往小康生活和大同社会的路上，我们正在书写着社会主义坎坷而光辉的新历史篇章。

第二篇：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光环消失

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光环消失

余 斌

●BBC：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平均5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问题，有可能会因为政府的监管和改革而加深。

●随着危机的爆发，西方上层各界人士苦心营造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

受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总部位于加拿大的著名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于2009年11月9日联合发布了一项大型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表明：九成受访者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调查从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3日，调查对象超过2.9万人，该调查结果动态性地反映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思考。

BBC：27国受调查者89%对资本主义不满

在27个国家的2.9万名受访者中，仅在两个国家有超过20%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不错：一个是美国，为25%；还有一个是巴基斯坦，占21%。对27国民众的调查表明，只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出不满。其中，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值得关注的是，要求用新体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来源地发生了历史性突破：在发达国家中，法国有43%的受访者持这种观点，高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38%、巴西的35%以及乌克兰的31%。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29%的受访者持这种观点，与发展中国家的比例非常接近。

此次民调主办方之一“全球扫描”公司主席米勒对法新社表示：“这说明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看上去的压倒性胜利。这一点在过去12个月里尤其明显”。报道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使得很多人开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怀疑。

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产生怀疑

64%的法国人认为“危机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欧盟平均78%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情况很糟和比较糟；其中法国人最为悲观，比例达到87%。欧盟还有42%的人认为全球化给就业和企业带来威胁。受访者对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都持怀疑态度，平均5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问题，有可能会因为政府的监管和改革而加深。平均56%的受访者希望政府更多地来监管商业。认为政府应该拥有或者直接掌控大部分企业的观点，在俄罗斯得到77%受访者支持，在乌克兰这一数字为75%，巴西64%，印度尼西亚65%，在法国也占到了57%。虽然法国和德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认知差不多，但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看法是迥异的。有47%的法国人认为通过监管和改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在德国，74%的人认为如果进行监管，问题会更加严重。43%的法国人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致命缺陷，而只有8%的德国人认同这一观点。

对苏联解体是好事还是坏事的看法不一

除了询问民众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该项民调还询问了苏联解体在受访者心中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立场决定态度：有61%的俄罗斯人、54%的乌克兰人相信，苏联解体是一件坏事。相反，80%的波兰人以及63%的捷克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长期生活在苏联军事威胁下的欧洲人也认为解体是一件好事，如79%的德国人、76%的英国人及74%的法国人。最强烈的认同感来自美国，有81%的美国人认为这是好事。在部分国家的受访者中，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件好事的比例虽然很高，但这一结果主要集中在15个国家；另有22%的人说这是一件坏事，还有24%的人说不清楚。

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的终结”

近30年来，尽管世界上各种危机不断，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但西方只经历过较轻微的经济衰退，而没有经受像样的经济危机。因而，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即所谓“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甚嚣尘上。但是，此次金融危机证明，已被马克思论证了历史必然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之所以此前迟迟没有爆发，只不过是要爆发得更猛烈些罢了。

随着危机的爆发，西方上层各界人士苦心营造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这就难怪在27个国家的2.9万名受访者中，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出不满，“只有那些上当受骗者仍在坚持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性”。

不过，斯蒂格利茨同时也指出，“就此次危机而言，留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思想交恶战——哪一种经济制度可以给最大多数的民众提供最大的福祉？”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不等于接受被苏联官僚集团败坏了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体现在发达国家多数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好事。或许这些受访者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了解苏联解体与此次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应满足于简单地知道哪种经济制度对自己或对最大多数民众更好，而应当力图去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会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握明天将会怎样。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那里去，人们别无选择。正如罗马教廷在教皇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灾祸之一两年之后，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有理。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近30年来，把马克思揭示的规律放大到了极限，以至于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0年1月21日《环球时报》

第三篇：2012年思想汇报：从价值观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敬爱的党组织:

“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创造一名***人应有的人生价值。”这是今晚的党课中，深深刻入我脑海的一句话。以前，我们听过无数次“为人民服务”，我们虽知其中的意义之大，责任之重，但是，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将这句话理解透彻，也没有将其真正的与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结合起来。

今晚的党课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开始，余四川教授从八十年代的那场讨论开始，和我们进行了关于“什么是价值”的讨论，将哲学思想和现实状况相结合，让今晚的课更加富有现实感。在今晚的课中，真的可以体会到许多以前没有思考的问题，除了对于“价值”在哲学思想上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外，还有就是对于自身的反思自省。

以前对于党的认识，浅薄无知，对于***人的使命感和价值观，只是停留在基本的“为人民服务”上，今晚对于价值观的学习，才让我更多地认识到，作为客体的***人，对于价值的主体，有着多么深刻而重要的联系，如果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人就没有实际存在的价值了，在思想上，在觉悟上，应该有这种认识，应该看到自己身上还有许多的不足，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在党校学习的重要原因。

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要落实到行动上。在中国的革命道路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是依靠人民群众，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的，中国***可以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因为一直以前，中国***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真正的为人民群众着想，无论是当时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要真正帮群众解决问题，无论是吃喝穿睡，还是到今天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能够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中国***在努力着，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地摆在最上方，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教育、医疗等方面，都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生活得方便。

对于现在，积极向组织靠拢的我们来说，加强人生价值观修养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还记得第一次党课的时候，丁茜老师说的“如何将你们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奋斗目标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的奋斗目标更多的是来自于个人，也是针对于个人，但我想，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真正地做到提高自己的价值观修养。

教授提出的三点，“认真学习，提高自我”“不断改造，完善自我”“勤于实践，塑造自我”，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但是，我一定会不断努力的。从价值观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不足，在接下来的党课学习中，相信还有会更多更大的收获。

汇报人：好范文

第四篇：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节 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制糖业大都是在产蔗农村就地煎炼，也属于农产品加工性质。据我们研究，它的生产，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商人资本支配。但在清前中期，主要产糖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制糖作坊，其情况与烟、茶等加工稍有不同，因此另作一节论述。

一、制糖技术的发展

西方国家通用的甜菜制糖，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在这以前，我国都是用甘蔗制糖。我国很早即曾用甘蔗计调味【1】，东汉时已有用甘蔗做馅汤的记载，亦称为糖【2】。而用甘蔗制成现代所说的结晶的糖，据说还是七世纪时唐太宗派人从印度学来的。【3】甘蔗在生长期喜高温和雨水，到成熟期又需干燥晴朗的气候，并不耐霜，产区有一定的限制，在我国以广东、福建、台湾、四川为宜，其他江南各省亦有少量生产。明代以前有获蔗，亦用以制糖，以后则皆用竹蔗。蔗中密节之种，则主要用作食蔗。

制糖工艺一般是制黑糖（红糖）比较容易，制白糖较难，而制冰糖（糖霜）属精致工艺。在杨罕的《异物志》中，即有将甘蔗汁“煎而曝之，即凝为冰，时人谓之石蜜”之说。到宋代，则确已有冰糖生产，实属可贵。不过当时制造冰糖尚无一定的加工程序，生产很不稳定，工具亦简单，产量不多。南宋人王灼著《糖霜谱》，记四川遂宁的撒山一带，有糖霜户近400家。他们将甘蔗去皮，剁成小片，再碾碎或舂碎成泊。将泊入额蒸透，然后用榨床榨出糖水，所余蔗渣经煮后，仍可再榨。所收糖水，煎稠后放人瓮中，插入竹片，听其自行凝结，过五、六个月后将冰糖沥出。但是，“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沥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铣两无获，域〕收数十斤近百斤”。并且，在山后、山左一带人家，“霜成皆下中品”，有的地方，还“不能成霜”，只好将糖水卖给山前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前和山右的300家糖霜户中，已出现拥有数十瓮的上户（小户只有一、二瓮人这种上户用工达“

一、二十人”。不过，这一、二十人只是用于削甘蔗皮和剁甘蔗这一工序，不需多少时间，若有雇工，亦是短工，很可能是地主雇工。

到明代，种蔗制糖，转以广东、福建为盛。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其他地方产量合计只能占十分之一。不过，崇锁时，荷兰人占据台湾南部，在那里推行单一种植业的殖民主义政策，使蔗田面积达到稻田面积的三分之一，砂糖年产量达170余万斤，宋应星大约未予计入。

明代制糖业，照《天工开物》所述情况，在工具、技术和工艺上，都比宋代大有进步。首先是蔗车的使用。广东的蔗车都是木制，主要构件是一对坚木（荔木）制的轴辊，直径约2.2尺，高3尺，竖立在车床的上下两块横板（天盘、地盘）间。轴上端凿成阴阳凿，使两轴相接。其中一轴有长出1尺余的轴颈，出样于车床的天盘，接以担犁，用半拉着绕场转走，带动两轴相向转动。投蔗于两轴间，即压榨出汁，下有潜接收，流入缸中。压榨三遍，尽得其汁。这就比前述的削皮、剁蔗、碾碎、蒸熟再榨汁，工省而效率高得多了。蔗车的制造，也比用于榨油的各种榨槽（都是靠人力打入楔子）进步得多。

其次是炼糖。明代采取三级炼糖法，即蔗汁“经炼为赤糖，再炼燥而成霜为白糖，再炼而凝之则曰冰糖。”【4】按《天工开物》，糖灶设三锅，列如品字。先将蔗汁加入0.5%的石灰，除去杂质，依次人三锅煮炼后，凝成黑砂，即是红糖。将这种黑砂置于陶制漏斗（瓦溜）内，用黄泥水将黑渣淋下，溜内所存糖的最上一层变白，即为白糖，其下层仍带黄褐色。将白糖加水煮沸，用蛋清澄去浮渣，置于钵内，撒入约一寸长的竹蔑片作媒剂，使自行结成冰块，即为冰糖。每次煎炼，都要看水花火色，掌握时间、温度，须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天工开物》说：“种蔗十亩之家，即制车釜一付，以供急用。”【5】这样，上述糖的生产过程，完全可以在农民家庭中完成，他们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若说每家蔗农都置备用牛驾驶的蔗车，恐怕是不可能的。该书所说，大约是指富裕之家。在前引《糖霜谱》中说，“碾缺则舂”，即置备不起石碾的人家只好用石臼舂蔗压汁。在明代，碾或舂的这种原始方法，仍是大量存在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讲福建的制糖法就不用蔗车，而是“取蔗入硾杵烂”【6】。鉴于在明代史料中，还没有看到较有规模的制糖作坊的记载，我们只能认为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到清前中期，广东蔗糖的生产扩大到番禹、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而罗定州的糖厂林立，伊然成为制糖的中心。同时台湾成了重要的产糖地区，康熙末年产量达1亿斤，【7】嘉庆以后稍衰。而四川的沦江流域却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地区，由内江发展至资阳、资中、简阳等县。

在制糖技术上，清前中期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但在量上有发展。在蔗车的构造上，台湾、四川挪用石轴代替木轴，以加大压力。石轴上端凿20个孔，各镶硬木成阴阳齿，互相带动。同时加大了体积。四川蔗车的石轴直径有3.4尺，比明代的大半倍，高也加长为3.4尺。不过，这也使它变得十分笨重。明代蔗车，按《天工开物》所绘图式是一牛挽车，清代则是三牛，行动缓慢。在炼糖设备方面，四川糖灶用9口锅，为明代的3倍。其前夕口锅排成圆形，后5口锅排成一行，利用火力从第一至第九锅依次减弱，各有不同的用途。第一第二锅称泡子锅，煮蔗汁去泡沫；第三第四为糖锅，蒸发蔗汁水分；第五第六锅为紧锅；第七锅为出糖锅，糖饧至此成糖；尾部两锅供烧热水用。使用这些设备，产量增大，效率也提高了。

工艺方面，清前中期亦略有改进。原来糖作为商品运销，是以白糖为主，在明末即称洋糖，因“西洋糖绝白美，故名”【8】。《广阳杂记》有段记载说；“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9】这里“偶值屋瓦堕泥”一段，未必可靠，不过白糖的制造，可能是明后期才通行。请前中期，仍沿用泥水淋漏这种原始的方法。不过，到道光初，在制白糖中已形成一套“蔗汁——水糖——糖清——白糖”的工艺流程，不必再由砂糖重炼。并在漏斗上铺纸，泥水自纸上淋漏，渐干后，连纸带泥揭去。所制自糖有上自、中白或上档、二档、三档等名色，其上等者，可与西洋糖比美。漏下之水，复制各种粗糖。制冰糖时，未凝结的冰水亦可复制成二档冰糖。这都扩大了原料的利用率，品种多样化，有利销售。

二、糖市场和商人资本的作用

总的说来，我国糖的资源并不太丰富，制糖手工业的发展也比较晚，长期以来，糖并不是人民每天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半奢侈品。但它的生产从来就是商品性的，并且体小价高，适于远销。清代以来，随着糖产量的增加，糖的市场特别是京畿、江南和海外等远距离的市场迅速扩大。虽然它在整个商品交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我们专作一些考察。

清代糖的产销，以台湾的资料较多，我们先就白糖作一些分析。前已述及，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即把它作为掠夺糖产的基地。他们用贷耕牛、贷资金等办法发展蔗糖生产，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按指定价格收购，运往波斯、西欧等地销售。在此期间合糖出口额，崇须十二年（1639）为18.8万斤，顺治五年（1649）为30万斤，顺治九年（1652）为58.7万斤，顺治十八年（1661）为85.6万斤【10】，20年间增加3.5倍。因缺乏同期产量数字，无法看出各年出口比重，但可从一些年份的情况看出它的趋势。顺治五年（1648），台湾生产砂糖90万斤，其中30万斤运销波斯，60万斤运销荷兰，即全部砂糖都用于出口。十年以后的顺治十五年（1658），台湾砂糖的产量增加到170万余万斤，这年运往日本的有60万斤，运往波斯的有80万斤，留在台湾销售的只有33万斤，这就是说，出口部分达到80%。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他在台湾仍奖励种蔗制糖，并派人去福建带回蔗苗分给农民种植。这时。因兵燹之后，加以西欧、波斯销路断绝，糖的产量有所减少，年产量大约在100万斤左右。、台糖出口则转向日本、菲律宾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台糖运销日本达99.2万斤，几全部为外销。【11】

次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糖产迅增，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超过5，000万斤【12】，康熙末期更达1亿余斤，雍正和乾隆年间，估计分别在8，400万斤至8，800万斤之谱【13】，嘉庆、道光年间约在7，000一8，000万斤的水平上【14】。清政府平定台湾之后，继续出口合糖，同时规定每年运销东洋200万斤【15】。康熙三十六年（1697），“台人植蔗为糖，年产二、三十万，商船购之，以贸日本、吕宋诸国”【16】。这里二、三十万是指银两，当时白糖每百斤值银1.3—1.4两，即合ｌ，500至2，300万斤，约为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时，清政府放松海禁，大陆成为台糖的主要市场。康熙时，“福建、广东准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乾隆时，又将准商人使用“横洋船”，这种船，梁头达两丈以上，装载量大，从台湾直驶天津，称为糖船，又称透北船【17】。此外，台糖还通过厦门运销东南各地。“赤色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18】

贩运台糖的，有台湾商人，但很多“系江浙客民赴台湾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19】，而“海船多（福建）漳泉商贾贸易”【20】。漳泉商人从漳州、泉州、兴化、福州载当地土产运台湾，国船时载台湾的糖和其他物产到厦门、上海、苏州等地。在台湾，雍正初年就有了商人的组织，名叫“郊”。最大的有北郊、南郊和港郊，谓之“三郊”。其中北郊，主要是配糖兴贩华北诸地。此外，还有专门贩卖台糖的糖郊。乾隆以后，糖郊发达，商贾云集，糖市文渐由南向北转移，彰化一带形成新的糖区。糖的贸易利润很大。朱小阶在其所著《小琉球漫志》中说：“漫讶飞霜暑路中，舳舻货殖倍三农，海东千里饶甘蔗，何啻人间千户封。”又在其序中说：“糖之息倍于谷，台地富户每岁货糖吴越，所息不赀。”【21】

广东的制糖业历史悠久，制作较精，其白糖也供出口。“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次白者售于天下。”【22】国内市场亦行销甚广。如“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3】“琼〔州〕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4】潮阳“黄糖白糖，„„商般装往嘉［兴］、松（江）、苏州，易布及棉花。”【25】澄海之糖，“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26】。这些糖货，经”海船（广东称增船）北运，说明它已经成大宗的贸易。福建的糖也是海运天津。直隶总督刘于义在《奏闽船到津拆》中，所列商货，首项就是“白糖、松糖”【27】，其价值可知。

四川的糖，除省内销售外，主要是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也逐渐扩大，竟与台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注云：“台地糖米之利，近济东南，远资西北，乃四川新产之糖价廉而货美，诸省争趋之。台糖因而减市。”【28】

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是促使制糖业扩大生产规模、以至出现一些工场手工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是商人积累资本、并渗入以至支配生产者的过程。他们首先是通过预购、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蔗农的家庭制糖手工业，同时，也会以同样办法控制一些制糖作坊，最后，他们还可能直接投资，开设一些雇工生产的手工糖厂。下面是一些事例。

（广东）“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29】

（四川富顺）“种得万挺千挺蔗，预贷十万八千钱，始春得钱十胜千，半果饥腹半入田。”【30】

（广东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桔，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31】

（台湾）“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指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32】。

这里第一个广东之例，是贷款给蔗农，他们是“家家晒糖”的小生产者。出贷者是“糖房”，广东的糖厂通称“糖寮”，这里所说的糖房大约是商人经营的糖栈，故说“旧糖未消，新糖复积”。第二例四川，也是贷款给种蔗的小生产者。出资人未详，看来也是商人，惟原注有“种蔗者皆以春初贷钱霜户”，这霜户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商人开的糖房。总之，蔗农经常是靠借高利贷作为糖本，这在以后的文献中就更多了。第三例澄海，明说是“富商巨贾”放账给糖寮。第四例台湾，是“客人”即各地来的商人向糖厂（在台湾通称糖廍）预买。这两则是商人资本控制糖厂之例，看样子也是普遍现象。

糖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在还没有巨大的产业资本投资制糖专业的时候，由商人控制生产，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以远距离贸易为主要市场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如台湾在康熙末年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嘉庆初年发生蔡牵起义事件，这时海运受阻，商人裹足，台糖生产即大幅度跌落。不过，上举这些资料，还只反映商人资本通过买卖或借贷关系控制生产，剥削生产者，他们还不具备包买商的身份，因而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前面提到，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到清前中期，这种小商品生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从上引广东“家家晒糖”的记载可知。但是，清代已有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糖廍、糖察、糖房，这些糖厂的性质如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们的生产规模，再探讨其生产关系。

（台湾）“十月内筑届屋，二蔗车，雇募人，动廍硖糖。”

“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到廍，又二牛负蔗尾以饲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

“廍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车工二人（将蔗入石车硖汁），牛婆二人（鞭牛陕蔗），剥蔗七人（园中砍蔗去尾去箨），采蔗尾一人（采以饲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价逐月六、七十金。”【33】

这里所记台湾的糖廍，每廍用牛18头，用工17人，一般是分两班，昼夜生产。其中两人是糖师，他们要“知土脉，精火候”，属技师性质，也是生产的指挥者。其余15人各有分工，大约火工、车工需稍有技术经验，其余是粗工。每月工资支出银60—70两，平均每人3石一4.1两。榨糖季节是阴历十月至次年三月，约半年时间。如每廍可榨36甲（合407.16亩）的甘蔗（甘蔗采轮种制，另有36甲休耕）。如是上等的甘蔗，每廍可出乌糖2，400担，每担值银八、九钱，即总产值达2，000两上下。再加工成白糖，价值更高。我们不知道一个糖廍的投资有多大，但从雇工和产值看，规模不算小了。

广东的糖厂，也是入冬在场地“搭寮”。广东是用木制蔗车，较轻巧，也是三牛驾驶，炼糖则较精。其规模无记载，可能比台湾的廍要小。下列雇工记载，仅反映工人多来自雷州、琼州，一般有人身自由而已。

“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34】。

（罗定州）“杨仕奕在马兰苗搭祭榨蔗做糖发卖，雇钟亚卯、钟蒂保赴寮榨蔗，言定每人每日工钱二十五文，按五日一次发给工钱，未有写立文约。”【35】

（英德）“钟统化雇吴书城在蔗察帮工，议明每月工钱五百文，未立文契年限，并无主仆名分。”【36】

四川的糖房，也无雇工材料。下面是内江的两个记载。

（艺蔗为农者）“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入冬轮护煎者，昼夜轮更，其雍资工值，十倍平农。”【37】

“按欓（糖）之类有六：曰欓清、曰红欓、曰白欓、曰结欓、曰水欓、曰漏水欓。业此者有三：曰欓房、曰漏棚、曰冰橘房。”【38】

第一条，“数十百人”是又种蔗、又制糖。内江蔗车、糖灶都很大，到制糖季节大约“数十百人”一齐动手。第二条反映制糖的分工过程。将甘蔗榨汁，除去杂质，即糖清。糖清经煎熬，成红糖。红糖或糖清经泥水淋漏，成白糖。白糖下面的黄色物经加工，即橘糖。漏斗淋下之水，即漏水糖。将白糖溶于水，加工成冰糖。冰糖下面未凝结的糖水，称冰橘水，用以煎橘枣等水果。这里是把全部作业分成三部分，即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好象三个专业化车间。不过，这个材料较晚出。

单从分工、雇工和规模上还不能断定它的性质，还需要从投资者或业主方面来考察。下面是台湾的情况。

“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二曰头家廍，业主所设者也。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犇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犇，以六犇运蔗，三犇碾蔗，照园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39】

这里糖廍分为三种。先说头家廍。头家廍是独资经营的。投资人有商人，也有地主。他们自置生产设备，雇工生产，并有头目管理业务。如果是商人开设，向蔗农购买原料，加工生产，则其生产关系已完全是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了。如果是地主开设，给自己农场生产的甘蔗加工，所用雇工也可能就是自己农场的工人，则其性质尚可斟酌（见下面广东糖寨的讨论）。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多，比较道行的是将廍租给蔗农加工，其中又有“大租廍”、“小租廍”之别。大租廍是蔗农将自己的甘蔗拿来加工，除割蔗是蔗农自理外，其余人工均由康主供给。蔗农付给廍的租金（包括工人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事前订立的契约，分一定比例的产品即糖给廍主，通常是廍主分45%，蔗农得55%。小租廍是蔗农出甘蔗，由廍主组织生产，双方按事前商定的比例分糖。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仔细分析，它实际并未改变头家廍的性质，仅是业主的收入，名义上变成实物租而已。同时，由于采取租廍制，地主开设的廍，也和商人开设的廍一样，是给他人加工，获取收益了。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台湾的头家廍，基本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当然象资本主义萌芽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完整的，有些地主开设的廍，可能还属例外。

公司廍又名公家廍，是合股组织。商人合股，商人与地主合股，有时也有蔗农以耕牛或提供运费的形式入股。它也是雇工生产，有头目管理，经营方式与头家廍相同。如果没有或只有少量蔗农的入股，那么，它的性质也可以和头家廍同样看待。

牛犇廍，是蔗农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主要是加工自己种的甘蔗，也接受他人委托加工。因蔗车运转以三牛为一挂，故用犇字来表示股份，有一户出数犇的，也有数人合一犇的。后来，就不限于牵牛供役，而是在开工以前按当年牛价，折合现金入股。牛犇廍由入股者选出头目主持管理工作，蔗农参加劳动，有的也有雇工。这里边，大小户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劳动者合作组织，并主要为合作者加工，不能视为资本主义性质。【40】

台湾的糖廍，“系各就田园设厂”【41】，季节性生产，还是就地加工的性质。但因台湾人口密度较低，所出的糖历来是大量出口外洋和远销大陆，它的生产也主要集中在糖廍，农民家庭煎制的已居次要地位了。康熙中有人描述说：“蔗田万顷碧妻萎，一望葱笼路欲迷，捆载都来糖廍里，只留蔗叶响群犀”【42】。这种生产的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部，乾隆时有蔗车370部【43】，糖廍的数目，大体相同。前引资料说牛犇廍“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三类廍中，可能是以小生产者合作组织的牛犇廍较为普遍。这说明，即使在台湾，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是微弱的。

广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前引屈大均的说法，“广人饮撰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似乎农民家庭煎制还占优势，这大体是明末清初的情况。但广东的糖也是远销东西洋和京津、江南，糖察在清代颇有发展，其规模则较小。看下述记载，也有与台湾糖廍类似之处。

（广东东芜）“春月以糖本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复榨为糖。其法：„„糖户之利，亦不逊氓山千亩，芋埒封君也。”【44】

（广东罗定州）“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45】

这里第一则是说糖户春天以糖本贷放给蔗农，冬天收蔗榨糖。这个糖户实际是个糖房，或者开有糖房的大户。从其“不逊岷山千亩”来看，他是个没有土地的商人；从其“芋埒封君”来看，规模不太小。这种糖户，看来可算资本主义萌芽了。不过，此例资料较晚。

第二例是说榨糖时，上农一家搭一个糖寮，中农5家合搭一寮，下农8—10家合搭一寮。下农的糖寮，有类台湾的牛犇廍，是小生产者合作社的组织。中农的糖寮，看来也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即使雇工也不会多，顶多是小业主合伙。上农一家一寮，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雇工生产，有类台湾的头家廍。但是，头家廍常是将廍租给蔗农收取加工费（按实物计），这里的“一家一寮”，从文义来看，象是榨自己农场所种甘蔗。这些甘蔗亦不知是地租收入，还是业主雇工所种。因有这些考虑，这种“一家一寮”虽可能有资本主义性质，却是不那么肯定了。

在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乾隆时，有个富农租地种蔗，并开设糖房，雇工熬糖发卖的例子。【46】这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比较明显了。

四川的糖房，规模颇大，但其生产关系如何，未见记载。若前引叙州府资料，有专业分工，其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若属一家所开，雇工必多，当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若分属三家，则漏棚、冰橘房不需榨车，用工无多，就可以是小作坊以至个体户了。场外专业化分工妨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在清代手工业中是常见的。

福建的制糖业，未见集中糖厂制糖的资料。有个兴化的记载说，农家十月蔗熟，“入确捣烂”，熬成红糖；明年正月，把红糖加工成白糖，封存过夏；九月，“各处客商皆来贩卖”。【47】这还都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注释】

【1】《楚辞·招魂》：“腼鳖炮羔，而拓浆些”。应劭注：“柘（拓）浆，取甘蔗汁以为饮也。” 【2】杨孚：《异物志》：“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

【3】《新唐书》卷二二一：“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迫使取熬糖法，即用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按摩揭陀，即今之印度。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是太宗时外国贡使所传。【4】王世懋：《闽部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该书所记炼糖方法也与《天工开物》稍有不同，如制红糖是用草木灰洒蔗汁，用油滓点化，制冰糖用泥封等。

【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载；“三县（即台湾）每岁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

【8】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9】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1980年版第192页。

【10】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朔。所列出口额，指运往波斯、荷兰等地的数字，不包括运销日本等东洋的数字。

【11】产销数均见徐方研：《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12】郁永和：《稗海纪游》载；“又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担）”。按此系郁永和于康熙三十六年从福建去台湾采办硫磺期间的记事。

【13】据余文仪等：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张，乾隆时有370张，按平均每张车年产糖24万斤计算，分别如上数。【1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页四四四。

【15】“兴贩东洋白糖一项岁定二万担”，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苏拜、总督姚启圣等会议疏，载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16】郁永和：《稗海纪游》。【17】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18】黄叔璥：《台海使搓录》卷三，赤嵌笔谈。

【19】《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三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拆。【20】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

【21】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22】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按所记为乾隆间事。【23】嘉庆《雷州府志》卷二。【24】道光《琼州府志》卷五。【25】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一。【26】嘉庆《澄海县志》卷六。【27】载《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28】引自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1957年版第90页。诗中“闽糖”即台糖，当时台湾属福建省。

【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30】陈崇哲：《富顺蔗欓诗》，载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31】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4】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5】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

【36】清代刑部钞档；嘉庆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37】道光《内江县志要》卷一。【38】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

【3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

【40】此外，台湾还有官府和驻军经营的官田、官廍，为数有限，不在我们考察之列。【41】丁日昌：《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42】郁永和：《稗海纪游》。

【43】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44】宣统《东芜县志》卷十五。【45】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

【46】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本。【47】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十二。

第五篇：金融危机以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专家和论点

金融危机以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专家和论点

1、大卫柯斯：《与程恩富教授的对话》。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具有以下特点：（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不是低就业率。（3）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这种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发展条件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及其派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很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

2、斯蒂格利茨：《2008年9月17日接受CNN专访》。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地产的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了坏账，近年来出现的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将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经济危机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的戏剧化。近年来在不受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大潮下，那些创新发明出来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不但不能规避风险，而恰恰相反的把系统化金融风险隐藏得更深，更不透明，以致使得比过去的金融危机更加戏剧化，更加严重。

3、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与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用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来解释新自由主义是右派的做法，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领导战后社会秩序的政治集团服务的。这些政治集团没有能力应对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于是将我们引向了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通过多种机制的结盟使群众远离了政治。我要说的是，群众被排除在各政党和团体的游戏之外，他们能做的只剩下街头斗争了。在世界工人运动衰落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与知识分子和政客为主的社会精英结盟。大众的苦难并没有波及这些精英，在政治领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左翼政党。政治生活已经变成两派政党之间的更替。自诩为左翼的政党没有能力提出替代选择，暂不说其有没有能力推行。投票也变成了法国人所说的“选票惩罚”。

4、伊藤诚《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做了批判性分析。作者在此提出了当前三个幻想的破灭：第一，由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重大挫折，民众对国家在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赖完全丧失；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压制体制、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第三，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