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最终版]

第一篇：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最终版]

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

胡艳琳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2004年06期第73～76页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胡艳琳(1980-)，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崛起，对他的研究已历60年，其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1943-1 949年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关 键 词】赵树理/研究/综述/四个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6-0073-04

我国对赵树理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虽然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 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他的研究却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体上划分为四 个时期：194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 文革”期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一、倡导期

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发表，扉页上有彭德怀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 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第一版印行20000册仍供不应求，可以说，除了赵树理 小说自身独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怀的引荐，使赵树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区、根据 地更广泛地传播，为人了解。这个题词成了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导火线、生发点。

实践证明了赵树理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40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扬。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原则、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将作品中反 映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比照，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学理性 较弱。批评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 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 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2]。文坛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 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谈<李家庄的变迁>》 [2]、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2]和《论赵树理的小说》。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 是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的地位 因之得以确立。尽管1948年底和1949年初发生了对《邪不压正》的分歧，但并未对赞美 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个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二是从艺术上肯定他塑造 了生动的农民形象，运用口语和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这个时期主要是 一些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回忆和评述赵树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学观、创作的基本情况等。李普《赵 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文 学观[2](P23)；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2]，通过五个日常生活片断，反映了赵树 理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4]，揭示了赵树理创作 的“不尽源泉”„„这些文章多立足于《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来展开评述。

(二)有针对性地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和意义。当赵树理在解放区崭露头角，尚未得 到知识分子圈子的认可时，周扬就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 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 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P1)，赵树理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 践的一个胜利”[4](P10)。他还较系统地从人物、语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扬以无产阶级 文艺批评家、以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赵树理及其创 作作了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评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评论产生 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总结出赵树理创作的3个特点——“政 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首先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 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

[2](P171-175)。二人的表述为这一时期及下一时期前期 对赵树理的评价奠定了颂扬和提倡的主调。

二、评介期

1949—1966年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一评介期，基本上承袭上个时期的研究方法 和指导思想，政治倾向鲜明。但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和赵 树理仍在不断创作，对赵树理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并 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有关赵树理的资料。

(一)与上个时期一样，此期仍有许多关于赵树理生平、思想的回忆和介绍，以及对具 体作品的分析。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2]，记叙了他对赵树理的印象。另有 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光明日报》1956-03-10)、万曼的《赵树理的生 活和创作》

[5]、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光明日报》1958-01-05)等。映白《 “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前哨》1956，5)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来 分析作品，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一篇论文，类似的有王中青《论赵树理的<三里湾>》 [2]、傅雷《论<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2]、唐弢《<锻炼锻炼>中人物描写上的焦点》[2]、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2]等，针对创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剖析。

(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文学史著作中，对赵树理的历史地位作了较 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王瑶《中国新文学史 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赵树理视为“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观点可作为这个时期科学公正地肯定赵树理的代表性言论。其他批评家也开始评论赵树理的历史地位，如刘泮溪的《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2]。除文学史外，还出现了个人研究的专著，这是上个时期所没有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黄修己的《论赵树理的小说》，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晓的《赵树理的小说》。

(三)研究资料的建设开始起步，大量收集赵树理的作品，出现了有关赵树理研究评论 文章的汇编书籍。1950年出版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书，收集了周扬、茅盾、郭沫若 等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评论性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编纂了《赵树理 研究资料汇编》，选取各个时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书后还附有赵树理创作 年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赵树理选集》，也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的赵树理研究，可以用“褒贬毁誉之间”来描述：前期处于社会正轨时，有关论 述，几乎都把他作为实践《讲话》方针的典范，把他的创作视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最 早实绩，研究较上一时期有了深入的发展。但“左”的思潮也在不断发展，渐渐地，整 个研究与政策路线挂钩，《三里湾》等作品受到批判，特别是1959年，《文艺报》组织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恰逢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如何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久，最终导致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否定的理由是认为赵 树理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太黑暗了，武养在《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 后感》中发出的质问可视

为此类观点的代表：“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的现实吗?难道这就 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作者把它写到纸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2](P474)当 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王西彦便撰文《<“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愿意“充 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2](P467)。老舍、茅盾等人也一再为其作品辩护，但未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的局面。1962年8月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 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错误的。会上肯定他反映了 农村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化。但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后者的 失败。对赵树理越来越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 文艺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1964年以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连会议受到严厉批评，赵树理成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标兵，问题渐渐变成了对赵 树理创作生死存亡的审定，对他的研究已无法再正常进行了。

三、停滞期

1966—1976年是十年“文革”的特殊年代，受极度夸大了的阶级斗争论和极“左”思 潮的影响，加上“四人帮”利用文艺篡党夺权，文学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文学研究遭 到空前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基本上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赵树理研 究也不例外，40年代以来的肯定性评价被全盘否定，他从忠实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代 表性的作家，一下子变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 打翻在地。在这个历史越出常轨的时期，“大批判”式的所谓“学术研究”铺天盖地，以当时的 文艺政策和政治观念来界定其人其文：《从赵树理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山西日报 》1966-08-11)、《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01-08)、《不许赵树理丑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山西日报》1970-07-27)、《鼓吹 “实利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0-07-27)、《赵树理是反对三面红 旗的急先锋》(《山西日报》1970-08-05)、《<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山西日报》1970-08-17)、《赵树理是那个阶级的“方向作家”?》(《山西日报》 1971-05-24)、《赵树理鼓吹实利主义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1-07-19)„„基本上形成了以《山西日报》为中心的批判阵地，这些标题大体反映了当时的“ 研究”内容。

所谓的“大批判”不过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手段，真正的文艺研究、文艺评论被中断，只是为了历史发展过程叙述的完整性，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三个时期— —停滞期。

四、纵深期

粉碎“四人帮”后，进入了赵树理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是赵树理研究的一个中兴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日益开明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氛围，以及国外各种思潮的引入，使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1978年9月，赵树理得到平反昭雪，赵树理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一阶段(1978—80年代初)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从批判“文革”的角度 出发，对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题给予高度赞扬，重新肯定他在文学 史上的地位，如吕元明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0，3)。怀念、回忆赵树理生平、思想的文章大量出现，赵树理的子女及其生前好友、同学、同事、培养的文学新人等构成此类评论文章的队伍主体，拉开了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 序幕。作为赵树理多年的同学、同事，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生平略》(《汾水》，198 0，1)，简要介绍了从1906年到1970年，赵树理一生的经历和著作。另有孙犁《谈赵树 理》[2]、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2]、马烽《忆赵树理同志》[2]、陈登科《 忆念赵树理同志》[2]„„但这一阶段的评价仍未全脱前两个时期的评述思路，带有明 显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二)第二个阶段(80年代初—)是其研究的全面、多样、深化的发展时期

1.资料建设。(1)著作辑佚方面，1980年，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 4卷本，1983年，又出版了《赵树理文集续集》。此后，山西省作协和北岳文艺出版社 合作，编辑出版标注本《赵树理全集》共5卷，到1994年出齐。(2)年谱考订方面，董大 中1982年出版了《赵树理年谱》，又经过12年努力，推出了迄今最为翔实完备的年谱增 订本。(3)研究资料集成方面，有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等编的《赵树理专集》，中国 赵树理研究会的3卷本《赵树理研究文集》，黄修己选编的《赵树理研究资料》，陈荒 煤主编的《赵树理研究文集》等。(4)传记方面，黄修己《赵树理评传》首开先河，介 绍了赵树理的生活经历和作品，还对其作品的历史贡献及局限作出了描述。随即有戴光 中的《赵树理传》、高捷等人的《赵树理传》、申双鱼的《铁笔圣手——赵树理》、杨 品的《赵树理传：颠沛人生》等多部传记问世。(5)有关赵树理创作与生活的专著，如 董大中的《赵树理写作生涯》、韩玉峰、赵广建合写的《赵树理的创作与生活》、王献 忠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李士德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杨志杰的《赵 树理小说人物论》等。(6)对赵树理研究的研究，如董大中《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王辉《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2)、戴光中《赵树理研究回顾》(《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6)等，但此类研究还不多。

2.队伍建设。1982年、1986年、1990年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性赵树理学术研讨会，1992 年成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并出版《赵树理研究通讯》，首任会长陈荒煤。此前，山西 长治市已有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和该会编印的《赵树理研究》季刊。2001年9月下旬在山 西召开了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最有代表性的有80年代前期的周扬、黄修己，后期的戴光中，90年代的钱理群、温儒 敏、吴福辉、陈思和等。

3.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拓展，更加重视从文学本身的特质来分析作品，研究方法不断 更新。1985年兴起的方法热打开了赵树理研究的新局面，大量西方现代批评方法被采用。方法的兴起可追溯到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该书用“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 ”、“社会学批评”、“整体性批评”、“比较批评”等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观察分 析，打破惯常的社会历史研究方式，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突破。到1990年年底第三次赵 树理学术讨论会之后，形成了一个运用新方法研究赵树理的局面，将赵树理研究放到民 间文艺、全球化、文化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比较研究等领 域，找出某些内在联系。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 试性的解释》(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下)，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中，把赵树理作为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论述其创作的意义；在《当代文学史教程 》中从民间立场的角度，挖掘出赵树理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裂痕。沈光明的《全 球化与赵树理方向》(《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6)一文肯定了赵树理的本 土化立场，也指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局限及其在全球化面前所遭遇的挑战。朱庆华在 《论传播学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文学评论》，2003，2)中用传播学的方法分析了 赵树理小说受到欢迎的“诸多有利条件”。刘登阁《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置换》(《莱 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3)借助神话原型视角，重新审视《小二黑结婚》，从 中发现隐含的“才子佳人”模式。杨新敏在《接受美学视野中的赵树理》(《苏州大学 学报》(哲社版)，2000，7)中对赵树理进行接受美学的分析。刘洁《试论赵树理的文学 模式》(《社科纵横》，1994，1)一文从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三个方面探讨 赵树理创作的模式。周云鹏通过张爱玲和赵树理与五四文学传统关系的对照，以及二人 在民间立场上的相似性，将他们进行了比较研究[7](P54-57)。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 三家论》一书中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人放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乡土小说的流 脉中进行考察和剖析„„此类评论与著作层出不穷，难以胜数。

4.对赵树理的评价出现争议，呈现出稳定深入发展中的波动性。一部分评论家仍坚持 赵

树理的方向性，但另一部分则对此提出质疑。这个时期，围绕赵树理发生过两场争论。一次是“山药蛋派”是否存在的问题。戴光中依据文学流派应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 似风格的原则，对赵树理与马烽、西戎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质疑，从而引起山西直至 各地文艺界的广泛论争。另一次争论也是由戴光中引起的，其论文《关于“赵树理方向 ”的再认识》，作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首篇发表于《上海文艺》1989年第2期，在 分析了赵树理所坚持的“问题小说论”与“民间文艺正统论”之后，认为不宜作为新文 学的“方向”加以提倡，此文受到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这两次论争，暴露出某些研究 者身上浓重的地缘感情色彩，“乡贤情结”也妨碍了他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应有的价值中 立立场。

时至今日，赵树理研究已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回首过去，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 研究主要集中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而对他本人极感兴趣并投入大量心血的曲艺、戏剧 方面，则少有人问津，同其他作家相比较，突破较小，也没能发现新的兴趣增长点。近年来，各种文学现象和思潮旗帜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赵树理研究大有“尘暗旧貂裘” 之感，许多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赵树理研究正面临着巨大考验。

收稿日期：2004-03-26

【参考文献】

[1]康序.赵树理研究沉思录[J].吕梁学刊(哲社版)，1991，(1).[2]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内部资料)[C].1979.[3]郭沫若，等.论赵树理创作[C].武汉：中南新华书店，1950.[4]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C].1960.[5]现代文学选讲[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6]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J].云梦学刊，2002，(7).^NU1

第二篇：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

王子舟老师的《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咋一看像是综述类文章，图书馆学这方面的文章太多，多到让人怀疑图书馆学的学科性和能否后续有戏的地步！其实不是，而是思辨性的文章，因此具有明显的思想性，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这在时下的图书馆学术界，如此客观到近乎讲真话切风度翩翩针砭时弊的思想性的文章真是难得。

下午睡多了，晚上就睡不着了，看了一会儿刊物，王子舟老师的《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越读越有读头儿！让我很欣喜！获得了一些新想法，因此开始准备写点什么！然后上网忙乎一会儿微博与博客，打印一点东西，通过清醒和疲倦加速睡意的到来吧！睡眠真成了一个问题。不过有博客就不愁打发失眠。

今晚上浏览图书馆学刊物，王子舟有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论文，我读着读着忽然想到的是，还有一个图书馆学方法似乎被我们忽略了，起码是我现在觉醒了，那就是公用的通用的那些理论上的方法多年来嚼来嚼去的，很多也许是糊弄假洋鬼子，这招儿很灵，那就是把自己放进每天的图书馆实践中的自我研究法，读后感《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

正如王子舟所说我也恍然大悟，中国当代的很多学科尤其图书馆学，几乎成了官学，是官方的学问，所谓的各路大神，似乎完全没有了个性！只是根据科研经费和获奖级别而发出一支支毫无锋芒和温度的打着学术的令箭！而历史上，无论中外的图书馆学家们，名垂青史的几乎都是私人化的图书馆学！值得思考！

中午2个小时，没吃饭一口气读完了王子舟的《中国图书馆学的60年》，说实话，看到题目不吸引我，因为很多重要图书馆刊物刊登的所谓大家的综述文章太多了就是一个套路看多了也反胃口的，但王子舟的这篇真是在综述中有批判性，因此很有个人性，就不像其作者写的人云亦云的东西了，因此这个顶午饭，很饱！

下午我一上到博客里就到微博报道，把上午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上午休息我到图书馆玩去了，不想在家光弄电脑累死了，没想到，就这一去出来就高兴的要命：亏是来图书馆了，因为读王子舟的文章让我大有所获，解决了我这些天烦恼问题，知道自己的阅读文章该从哪里打楔子，看来阅读就是在图书馆里才更有效。

第三篇：祖国六十年来的科技发展

祖国六十年来的科技发展

新中国从刚刚成立时的百废待兴到今天的国泰民安科技腾飞，期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民的生活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六十年来我们坚定了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飞跃，都是人类征服自然、征服自身的划时代的胜利。

1949年的中国，只有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尚能称得上近代化，铁路共2万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东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带，通车率不足50%，复线率4%,机车4000台，轮驳船5698艘，合计载重吨位37万，沿海泊位161个，其中铁路在客、货总周转量中占84％和71％，水路货物周转量占25％。公路名义上有8.07万公里，但破损严重，大部分是继承自农业时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只有数百公里，运输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商业民航和管道运输，完全是一片空白。

面临这样低的起点，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中国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修理山炮的农业国家一跃成为具有独立、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不幸的是，从1966年开始，中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其间，科技管理陷入瘫痪，研究机构被肢解，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被迫停止科研工作，中国的科学技术几乎停滞不前。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1966年，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这样的基础之上，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预示着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将由乱到治、由衰到兴。不久以后，1978年12月，召开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部分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国科技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在迅速提升。30年来，我国科技领域涌现出一大批重大的创新成果，像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这显示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也明显提升，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科技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解决“三农”问题，支撑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近几年堪称祖国发展当之无愧的“中国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举办“APEC”会议；“神舟六号”飞船上天，实现千年飞天梦想„„

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我们还应当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第四篇：赵树理《锻炼锻炼》

赵树理《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锻炼锻炼》中有“吃不饱”“小腿疼”两个落后农妇。在干部和群众思维框架下展开的叙述，一边是干部利用大字报、批斗会等体现政治权力的手段对待一般农民，一边是竭力躲避权力制约的人物“吃不饱”和“小腿疼”。这两个人都成了斗争目标，成了以领袖、法院、乡政府名义威胁的对象。“小腿疼”这样的客观上与社会主义中心运动不一致的人物与写英雄人物的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既没有写英雄人物，也没有写出阶级敌人的破坏及与之斗争的过程。这样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邵荃麟所谓“中间人物”的特征，有人称之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小说还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意识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党的某些干部对其采取了姑息纵容的错误态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写“小腿疼”、“吃不饱”损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同时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

第五篇：赵树理《锻炼锻炼》

王聚海和杨小四是赵树理笔下，两位农村干部的典型代表，但其性格各具特色：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

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

王聚海的“和事不表里”，表现在杨小四贴出批评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大闹村工会的**，正当大伙想让小腿疼受点教训----送乡政府时，他怕收不了场，站起来让小腿疼回去了；而且在杨小四征求他要不要出大字报时，他却坚决主张不要出。

他还表现出自以为是的强权主义，主观臆断、刚愎自用、不分是非，以他的势力来压人----他从城关开完会回来后看到杨小四他们在开会，便以为是争论那张大字报的问题，便走上前让他的老嫂子小腿疼回去，助长了小腿疼拒不交待

偷花的事实。

副主任杨小四，1957年改选时任职，可他一个年轻干部，便是王聚海眼里坚持需要锻炼锻炼的人。而他却是个精明干练、敢想敢干、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干部。他不怕招惹麻烦，贴出的批评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并在小腿疼大闹村工会的威胁下没有表现出一丁点退缩的意思而是主张要把小腿疼送到乡政府给她点教训，压压她的嚣张气

焰。

在村支书和村主任去城关开会把整风和生产交给他组织时，他表现出的有组织、有方法、果断、坚决治了小腿疼的“腿疼”，也揭了“吃不饱”的比谁都吃得饱的谜。他在一开始安排生产工作时的讲话，把当前生产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接下来的工作分配的合理有序，规定的处罚方式也妥当严密；在开始摘棉花的当天在地里杨小四当着各队长和群众的面，又具体部署了各队的工作和任务，没有给那些偷花、找借口不出工的人留任何可乘之机；在他发现小腿疼等四人偷花的事实时，又组织开大会的形式让她们交代；又有计谋的把最难对付的小腿疼放在了最后，让她先产生极大的压力不得不交代事实。-----不难看出总是要求别人锻炼锻炼的“和事佬”-----王聚海主任本身确实还得锻炼锻炼，而王聚海眼里需要锻炼的年轻干部杨小四却表现出果断、干练的工作作风-----不仅治好了最难斗的两位落后妇女，更很好的调动了农民参与

生产的积极性。

显然，“乡村民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的一个视角，无论是对乡村的现 实的悲悯还是浪漫的诗化，都不能

看作是真正“乡村的民间”，而是“文人(或人文)的 民间”，而从本质上说，它们已经不是民间了。

真正富有某种“原创”色彩的乡村民间叙事的首创者是赵树理。虽然赵树理一向被认 为是坚持“二为方向”的代表作家，是《讲话》以后最典范的“主流”作家，但他的小 说的活力和鲜明的喜剧式的叙事风格，无疑源自其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精神的吸纳，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虽然也注入了社会变革、人的解放的主题，但实际上作家在面对这些政治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 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为什么 他小说中前台的主要人物给读者的印象还不及那些次要人物深刻?为什么像“三仙姑” 和“二诸葛”这样的人物不过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小说为什么让 人百读不厌?这是因为作家对纯粹的而没有经过“修改”和扭曲的、未经主流意识形态 的解释的民间文化因素与民间艺术传统的特别地道和抓住了神髓的把握，类似“米烂了 ”和“不宜栽种”等民间叙事因素是其小说充满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在50年代发表 的《登记》、《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一贯风格，还具有活力，也是因为这一点，“小飞蛾”、“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 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才依旧具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的神采与魅力。但也很明显，由 于作家不得不对其原有的纯粹民间性的叙事方式有所改变——以表示其“进步”性和“ 自觉服务”的立场——《登记》要逊色于《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如果不是作家 刻意表现了两个喜剧式人物的话，也会平淡得多。至于《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 福》这样几近沦为“先进人物通讯或特写”的小说，则已全不见了赵树理所本有的天分 与活力。一个新文学史上杰出的特色作家就这样江郎才尽，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原因 就在于真正的乡村民间社会空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可能，而赵树理所赖以依托的民间性的文化因素——那些古老农业家族谱系上的人与事、情 与态也就随之消亡殆尽了。在赵树理之后的当代作家中，真正能够“下降”到民间意义上的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 几乎是难觅其踪的，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山西“山药蛋派”作家们虽然继承了赵 树理小说中写人记事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喜剧式的笔调，但在整体意识上却很难接近民间文化的根系，并写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和真正具有农民文化内涵的人物。仅仅是 在民间性的因素上也是越来越少的，建国之交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还有一些踪迹(如老孙头一类人物等)，再到梁斌的《红旗谱》中就已经把最初朱老巩一代的传奇故事 装饰成了革命家族的历史，再到浩然这一代作家那里，乡村生活已经必须

完全按照阶级 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模式来安排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没有被精英文化完全控制的作家，他就是赵树理。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一直真实地反映农民的问题，比同期、同时代的小说有着明显的深度和广度，大多数同类作品都有着简单化和图解政策的倾向和痕迹。比如同类作品为了形成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在反映政策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同时还描述了政策的不完备带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多数作品多是由党从上而下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而证明党是英明的这种单一主题，赵树理不同，他在提出问题时常常不给出解决方案，在作品中形成一个个看似平缓的叙述节点。由于这些节点不能象一般作品一样有被及时解开，那种矛盾化解的快感不能产生，就会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形成阴影，这种问题一个个出现，又总是没有解决，尽管作家几乎从不刻意强调这些问题，但阅读

完毕后这重重阴影会积聚成一个沉重的压力：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同样的苦难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赵树理的作品不但反映农民的苦难，对农民的劣根性也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但他对农民却总是有着一种爱，对农民的批判也加上一层宽容。因为他真正了解农民的艰辛，真正理解农民的需要，且没有那些西方的现代理论左右他的思维，所以，在进入精英层之后，他比其他作家的精英化程度也要弱得多。

在《锻炼锻炼》里，作家对生产队的抵制是处处可见的。小说看似在讽刺落后农民，实际是讽刺公有化后对农民的利益的损害。“小腿疼”是个落后农民，这个“落后”不是假落后，也不是不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落后，而是在任何时代都被人讨厌的、喜欢算计的农民典型。她除了这点“落后”，其实也没损害大家什么，只是对自己的东西看得太重，总想让自己的生活再踏实一些。但在高度公有化的生产队中，她的自私就破坏了集体劳动氛围，造成其他农民积极性不高。虽然在队长的设计整治下，“小腿疼”被骗到了生产队一起劳动。但是，下次呢？下次如何再让这样一个精明的农民上当？其实，作家在借此为农民鸣不平，超前的公有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看不惯，又不能明确地表达。只能以这种曲折的方式进行。《锻炼锻炼》进而由对冒进干部的批判表达了对国家的错误政策的不满。这些干部可算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家控制一切资源的前提下，他们已经只能靠国家权力维持自己的权威，于是，国家的提倡便是他们的唯一行动标准。就是说，民间的需要已经被完全剥离了，农民的利益随时可以被置之不顾，在《锻炼锻炼》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

到以“集体”的名义剥夺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苗头。

赵树理作为进入精英层的农民作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的变化而放弃对底层的真正关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

并没有左右他的立场。

赵树理的作品在发表后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他的非精英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思想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在文革来临后不久一代著名的农民作家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文革中的“左派”看来，他的思想已经与时代脱节，不

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应该被历史淘汰。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贬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小说还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意识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党的某些干部对其采取了姑息纵容的错误态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写“小腿疼”、“吃不饱”损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同时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主题小说以揭示“争先社”矛盾的两张大字报为中心线索，写出了农业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通过对“小腿疼”闹社房、“吃不饱”拨弄是非和棉田里**的描写，展现农村落后群众好吃懒做、损公肥私的行径，以及老主任王聚海对这种行为的一味迁就，副主任杨小四等对这种自私行为所作的斗争，相当深刻地揭示出“大跃进”时期农村沉重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曲折的表达出作家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人物 “小腿疼”和“吃不饱”是作品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作为农村的落后妇女，两个人除了好吃懒做、爱占便宜的共同特征之外，还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小腿疼”是一位落后的老年妇女。她在村里的辈分高，平日里倚老卖老，刁钻、撒泼。年轻时“小腿疼”为了支使丈夫，“落下”个腿疼的“病根儿”，高兴事不疼，不高兴时就疼；赶集、串门、走亲戚、赶庙会时不疼，干活儿时就疼。后来

丈夫死了，儿子还小时不疼；等到儿子结了婚，为了支使儿媳妇，就又疼了起来。不允许儿媳妇下地劳动，每天在家端水、送饭的伺候她。到了有便宜活儿的时候，她总是少不了她。因此，当听说允许“自由拾花”后,她立刻盘算怎样能多捞一点儿。当她的“自由拾花”被发现时，她不仅破口大骂，还大闹了社里的会场，最后迫于压力，才承认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吃不饱”李宝珠则是位有着“新观念”的落后人物。李宝珠年轻漂亮，在周围十里八村是数得着的“人物”。她认为“女人一生的幸福是由男人决定的”，为此要找一个吃供应粮的“干部”结婚。几年过去了，干部没找到，只好找个农民，李宝珠又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诸如，结婚后不下地干活儿，在家里掌握经济大权，家里的活儿只管做饭，等等。结婚后，由于丈夫并不符合她心中的“标准”，她又认为不必“从一而终”，应该进行重新选择。于是，她不把丈夫当成自己人看待。平日里，丈夫吃什么、丈夫穿什么，都由她决定，丈夫不许有任何异议，否则就离婚；自己则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买什么。当社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她却以粮食都被丈夫吃光了为借口拒不参加，并由此留下个“吃不饱”的名声。在“自由拾花”的过程中，她四处“撺掇，搬弄是非”，又胆子小，能见风使舵。当“自由拾花”被捉后，她立即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当众认错。小说相当细致地刻画了她们既可憎又可笑的形象。其他人物，如老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等的形象也很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