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国共产党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
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国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苏联便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同年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尽管斯大林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苏联还是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此后，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
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如此等等。
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急需，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做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献和资料大都
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5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仅1954年1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343名专家。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可见，1954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
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
主，一般不要延聘。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专家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不过，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
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
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
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至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做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
第二篇：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
提要：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在 中国 公民中大力 发展 侨民。苏侨分批回国，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新疆境内亲属及 社会 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新疆苏侨及其庞杂的社会关系 网络，成为苏联 影响 得以扩大的重要社会基础。苏联侨民的大量发展和大批回国使苏联的影响在新疆扎下了根。中苏分裂后，这种影响，以及返国苏侨与新疆边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导致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民族分裂情绪升级的新的潜在性因素。
关键词：新疆/苏联侨民
中苏关系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的边界线长达3000余公里，而与中国 政治、经济 中心地区则相距遥远，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新疆在 历史 上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这种影响得以持续深入、控制得以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即在于苏联在这一地区拥有由其侨民构筑起的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散居中国东北、上海等地的苏侨不同，新疆的苏联侨民人数众多、居住集中，与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民族群众有着血缘纽带关系，并且有强大的苏侨协会以为支撑，其势力和影响远非其他地区的苏侨可比。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一特殊族群在新疆甚至构成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存在状况。有鉴于此，新疆苏联侨民 问题 也成为中苏关系史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学者对这个课题尚无专门的研究①。本文试依据所掌握的中国新疆、台湾 及俄国的有关档案 文献 资料，着重对1945—1965年这一阶段新疆苏联侨民的演变，以及中苏两国政府对苏侨政策的变化等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
新疆苏侨的形成及其群体的扩大
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沙皇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新疆伊犁，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10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约7万人“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5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迁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①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关系。这种状况，为以后旧俄侨民及苏联侨民的发展及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使得新疆的旧俄及苏侨具有了与中国东北、上海等地俄（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
新疆俄侨的形成是与沙皇俄国在新疆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沙俄政府于1851年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②，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随着俄国与新疆经济贸易的迅速扩展，俄籍商民不断进入新疆定居，成为新疆最早的俄国侨民。至1884年新疆建省后，一个以经商为主的俄国侨民阶层逐渐形成。1916年，据新疆省政府统计，新疆各县俄籍侨民总数为15481人（北疆8418人，南疆7063人），其中包括改投俄籍的中国边民③。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政权嬗变中的激烈斗争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大批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躲避战乱的难民和战败的白军涌入新疆。1920年前后，伊犁和塔城地区即安置了数万人。是年5月塔什干苏维埃政府颁布白卫军赦免令，伊塔当局遣返白俄8000余名，滞留未走的约6800多人；难民中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④旧俄侨民增加了新的成分。
为了使旧俄侨民转为苏俄侨民，1921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大赦令，号召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加入苏俄国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同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中苏正式建交。10月，中苏双方互设领事馆，苏联在新疆的迪化、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尔泰（今阿勒泰）设立领事馆，并于1926年初开始接受在新疆的旧俄侨民为苏联籍侨民。这样，一部分俄侨加入苏联国籍⑤，苏联侨民正式出现在中国新疆。
尽管苏联政府开始召唤那些在俄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但是，流亡新疆的这部分俄侨响应的却不多，他们大多数人拒绝做苏联公民而成为无国籍者。1930年前后，苏联国内推行集体化政策，驱逐富农，又有一大批不堪忍受的农民逃入新疆地区，丧失了自己的国籍。30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那些于1917年至1933年从苏联逃入新疆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盛世才政府向他们普遍发放公民证，从 法律 上确认他们为中国人，甚至把俄罗斯人定为“归化族”，作为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之一。对此，苏联驻新疆的5个领事馆均未提出异议。①“归化族”事实上已不再是侨民②。
30年代末期，面对盛世才在新疆的恐怖统治，不少中籍人士为寻求自身安全保障，纷纷向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申请改归苏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40年代初。1944年苏联在伊、塔、阿三区策动反对国民党汉族统治的民族起义时，新疆各地再次出现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③。这样，以此类身份包括“归化族”转为苏籍的侨民骤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11月10日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④。翌年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次发出指令，要求恢复居住在新疆、上海和天津地区属于前帝俄国籍及丧失苏联国籍者的苏联国籍时，应贯彻11月10日的命令，同时提出，新疆地区申请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至1946年12月31日止。此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2月1日发出布告称：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⑤
为了推动恢复苏籍工作的开展，苏联一方面向在华白俄施加压力，宣传说如果不加入苏联国籍，中国政府对其将不予保护，或让中国地方政府拒绝给白俄求职者提供位置，使之因失业恐慌而被迫请求加入苏联公民籍；⑥一方面延长入籍登记日期。苏联驻新疆的各领事馆还特别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许诺凡加入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⑦恩威并施的结果是，前往登记的人络绎不绝，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000人⑧。而在前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两项命令颁布后，约有12万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等办理了苏联国籍，并得到了在国外居住的苏联证件⑨。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报告，“迪化维哈各族人民已秘密加入苏联国籍者，据闻已有万余人，此事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曾面询苏联领事，已承认加入苏联国籍者有千余人，又伊犁区人民加入苏联国籍者，闻有十万余人”①；而据中国档案记载的新疆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苏方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增加到13万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万人②。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③。
5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时，对新疆外侨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着重清理帝国主义国家残余力量，如驱逐英国驻迪化领事，调查登记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南疆的侨民，使之加入中国籍，“为挤掉前印、巴领事馆及彻底肃清新疆的帝国主义分子”创造条件；一方面对苏联侨民按中国人待遇，给以适当的照顾。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通过秘密签订的《补充协定》，进一步把新疆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中国也借此机会将美、英、日等第三国力量从新疆清除了出去。④
新疆解放后，苏联继续通过其领事馆等机构，在新疆各地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动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工作。据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的调查，当时苏侨的主要聚居地伊犁地区伊、塔、阿3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⑤。根据中国国务院有关文件，1954年时，在华苏侨总数为14万—16万人，其中新疆8万人，其他各地6万人⑥。关于此后新疆苏侨的人数，笔者没有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据有关材料，到1958年全疆共遣返苏侨99万多人。当时留在中国的苏侨大约还有3万人，其中新疆2万人。⑦以此估算，50年代末，新疆苏侨的人数应在12万左右。此时所称的“苏侨”，以是否持有苏联护照为准，来自苏联而未持苏护照者视为无国籍人⑧。
对于苏联方面在新疆发展侨民的行为，中国方面曾予以限制。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经协商后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专区和自治州一级公安机关的证明⑨。苏联方面基本遵守了这些规定。但是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逐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加快了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大量发展侨民的步伐。
苏联非法发展侨民的工作主要在伊犁地区①进行，领取护照的方式（及人员）大致有几种：一是冒充苏侨子女；二是冒充已出境的苏侨；三是借口本人在1946年申领了护照，但未拿到手；四是借口本人护照遗失或损坏，要补发或换发；五是中苏婚生子女。②另外，有的苏联集体农庄还直接给中国公民发邀请书。如1958年末，伊宁县某乡即收到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某集体农庄要求该乡347户居民去苏长住的要求书③。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新疆沿边口岸地区，特别是北疆伊犁地区一个家庭在中苏两个国家居住、一家人有两国公民的情况非常普遍，当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煽动分裂情绪，一些对合作化运动不满的人造谣说中国政府要实行共产时，就非常容易得到当地边民的响应，使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亲友关系购买他人的苏侨证，或者冒名顶替领取苏侨证。此外，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虽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④这无疑助长了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也为苏联方面发展侨民提供了条件，使得这项非法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屡禁不止。
以伊犁州为例，苏联领事馆在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发放4575本苏侨证，其中只有不到15户俄罗斯族居民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批准的。1959年7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80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根本不是苏侨的中国人，也能得到苏侨证。诸如一户回国苏侨包括了超出直系亲属范围的3个家庭；苏方在登记苏侨回国时宣传一份苏联护照可以带28个人出境；一个苏侨所生子女本人没有护照，且三四十年未与苏联领馆联系，苏方在登记时也将其作为苏侨发给了苏联公民证，等等。⑤
针对苏联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领馆进行交涉。1959年初，赛福鼎即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明确提出：关于什么人是苏侨和什么人可以去苏问题，我们认为凡持有苏联政府颁发的正式苏联护照的人才是苏侨。现在有些人持有苏侨协会制发的证明（或称白条子），有些人持有前塔城领事馆发的苏侨临时证明书，有些人持有领事馆发的“某人现在在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的证明，还有些人持有苏联亲友邀请其去苏的“邀请书”，这种“邀请书”有个人邀请个人的，有数人联名盖集体农庄印鉴邀请上百人去苏的。持有这些证件的人员，都自认为是苏联公民。我们认为上述各种证明都不是苏联政府颁发的正式护照，不能作为持证人是苏侨的根据。因此，这些人不是苏侨。我们认为以下范围的人可以去苏：（1）申请返国苏侨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但已成年并已与父母分居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不在此列；（2）完全依靠返国苏侨生活的人。不属以上两种情况的人不能去苏。对此，达巴申表示同意，并指出，赛书记提到的各项证明我们也认为不是作为苏侨的根据。苏方发展侨民的上述做法是自做主张的，错误的。⑥其后，6—7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再次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①。但是，尽管苏方做出这种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不但不严加限制，而且其自身就成为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的核心机构。
1960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并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中苏两国关系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进一步恶化后，苏联方面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进一步插手这项工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非法大量发展中国公民为苏联侨民，并鼓动他们到苏联去。
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进行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通过苏侨协会工作人员和个别社会苏侨秘密对1917—1933年自苏来华的人进行登记。对于这个时期从苏联过来的没有苏联护照的少数民族人员，如前所述，中国政府一直把他们视为中国人，发给中国公民证。但是伊宁苏领馆却始终坚持这些人为无国籍人，反对向他们发放中国护照，以期使苏方在这些人中发展侨民的做法合法化。中苏之间的这一分歧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据被扣捕的一名苏领馆雇员供认，他进行登记活动就是领事亲自指示的。其他一些从事非法登记活动的人也是苏领事间接安排的。领事和苏侨协会成员在布置任务时，一再叮嘱不得公开活动，因而登记工作是以连亲串友的方式进行的。他们还鼓动那些没有证明文件的人向其苏联亲友写信索要证件，有的人根本不是从苏联来的，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他们拉来登记。苏联领事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你们要求回苏是好事，你们乌孜别克族原来就是由苏联乌孜别克斯坦逃跑来的，中国不是你们的祖国，你们应回到你们的祖国———乌孜别克斯坦去。”是年，伊犁地区查获5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非法登记者即有13186人。要求去苏联的边民越来越多，截至8月，进行登记的边民共计3万余人，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不安。②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放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放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放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1960年的典型调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6459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8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也为数不少。③
进入1961年以后，苏联领事馆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更加积极。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即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他还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说：苏联政府1936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①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8人集团就秘密登记了6000多人。②
如果说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那么到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转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③。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联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
纵观苏联在新疆发展侨民的情况，以伊犁州为例，1953年该地区共有苏侨86757名，1954年遣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共遣送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如此看来，略去6年苏侨人口 自然 增长数字，伊犁州的苏侨至此全部遣返完毕。但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至1963年，伊犁州仍有苏侨11310人。④苏方非法发展侨民的情况可见一斑。
此外，在伊犁州还居住着一些无国籍侨民，主要是无国籍俄罗斯人，大多数属于基督教派，即五旬教、安息日教、浸礼教和老教（社会上习惯统称之为“俄罗斯四教派”）的信徒，少数为马格林教派信徒。他们多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和1929年至1934年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期间逃到新疆，在1946年未申请恢复苏联国籍，也未加入中国国籍。伊犁大批遣返苏侨后，这部分人中有少数人作为苏侨亲属去了苏联。根据1959年的调查，当时居住在伊犁州的俄罗斯人还有453户2497人。
对于这部分人，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也曾将他们视为苏联侨民。中国外交部曾就此事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1957年12月和次年1月，苏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和驻伊宁副领事布洛金等人为此专门与伊犁州党政领导人会谈，表示中国外交部照会中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不论“误会”与否，无国籍侨民在当时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在伊犁州，有许多人自称无国籍，他们在国籍问题上来回摇摆，不少人为探亲方便而要求加入苏籍，并对中国要他们先加入中国籍才批准其去苏联探亲的规定牢骚满腹。每逢苏侨回国都牵涉这些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波动。⑤
应该说，苏联在新疆非法大力发展侨民并不单纯是为了陆续将这些侨民遣返回国，以充实国内的劳动力队伍。在此经济目的之后，还隐含有某种政治动机。苏联周边国家苏侨群体的扩大，无疑有利于苏联保持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新疆苏侨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就已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当中苏两国关系趋向恶化时，这一苏侨群体及其社会网络即成为苏联给新疆中苏边境地区制造麻烦的一种潜在力量。
新疆苏侨的遣返
如上文所述，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因此，40年代后期苏联政府即着手准备将其在华侨民分批接运回国。
1947年底，苏联驻新疆各领馆开始办理苏侨登记事宜。翌年初，苏联派驻伊犁有关负责人宣布：“为使苏联在新之各族侨民重新登记及准备回国起见：
（一）凡在新疆加入苏籍之公民，应于2月底以前一律重新登记。
（二）凡经申请登记而尚未领到入籍证者于此次重新登记后一律补发。
（三）所有留新之苏侨，政府准备分批接运回国。”并要求在新疆有产业的侨民于6月以前变卖完毕，而且变卖时最好收购黄金，以便返国时随身带走。对此，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即判断苏联的这种措施是为了增加其本国人力，准备应付国际突变，以及吸取新省资力，增加其本国经济力量。①此后，由于中国国内政权嬗变，时局动荡，遣侨工作实际停滞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4月初，外交部获悉苏联驻中国的一些领事馆宣布苏侨可以回国开荒，即就此事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询问。苏方予以否认，表示：莫斯科仅了解有无愿意回国的侨民，准备搜集材料加以研究，至于让侨民报名回国事尚未决定，各地苏领馆有误。②但事实上，接运在华侨民回国已是苏联既定方针，因此，时隔不久，苏联政府即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中共中央予以批准③。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并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④。政务院、军委公安司令部也相继发出指示，强调此次苏侨系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与遣送日侨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掌握中苏团结友好的总方针，自始至终大力予以协助，使回国苏侨欢欣鼓舞，留下苏侨亦得到 教育，在各方面给予他们良好的政治影响。要求苏侨回国多的地区，必须由有关省市政府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周密布置，立即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以外事处、公安局为主，调配必要的干部，成立办公室，开始进行工作。并且三令五申：此事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各地政府必须大力协助，只许办好，不许办坏，认真妥善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以后，新疆各地区相继成立了“迁侨委员会”。⑤
为了保证苏侨遣返工作顺利进行，1954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颁布了具有优待性质的《关于苏侨回国有关汇款、携带金银、外币、有价证券处理办法》、《 企业 及房产处理办法》、《携带物品处理办法》等文件，同时规定简化苏侨出境手续。对于中国人随苏籍家庭去苏问题，中国外交部和内务部电示各地外事处：只要苏方同意，中方均可发给中国护照，准其赴苏。如果苏方确实要求这些人退出中国籍后才准予他们去苏，且这些人亦自愿退出中国籍，则可批准他们退籍。如此种种，可以说对苏侨的返国大开绿灯，只是在物品携带问题上有些许限制，规定：不准携出粮食，新疆苏侨携带粮食以沿途食用为限；携带布匹、羊毛、棉花、油脂等出境以不超过自用、家用为限，数量由各地自行规定，但同时又指示此点在执行中可以放宽。⑥翌年，面对遣侨工作中出现的很大一部分苏侨不愿回国而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支持盟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又确定了处理原则，即除老弱残疾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直系亲属并依其为生者、配偶为资本主义国家侨民并愿随之离华者三种人外，一律不准去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包括坚决打击苏侨中组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为首分子；分批解雇各机关企业学校中的苏侨雇员并一律不再使用；在加工订货、原料分配、上缴利润等方面限制苏侨工商业户，以动摇其经营信心；压缩和限制对苏侨生活困难者、尤其是不愿回国的困难苏侨的救济等，并明确指出，“这些行政措施的办法是一种强制性压力，其目的是在促使苏侨回国”。①
这样，大规模的遣返苏侨活动开始，除新疆外，中国各地的苏侨在1954年和1955年两次集体回国47万余人，暂留下的15万多人，苏联政府决定在以后几年内将其全部遣返回国②。
对于新疆苏侨的遣返，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返500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返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能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500户遣返。计划在6、7、8三个月完成此项工作，9月1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③1954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500户2464人。其后，新疆开始大规模遣返苏侨，1955年即有44688名苏侨携其中国籍家属12381人归国。1956年尽管苏联政府指示该年在新疆不办理集体遣侨工作，如苏侨及无国籍侨民申请回国须经苏领馆审查后批准，且回国者所需费用及回苏后生活和工作均由本人解决，是年仍有14万人返回苏联。④
1957年和1958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遣侨工作的开展。1957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新疆无国籍人要求去苏联的情况指示说，为了照顾新疆劳动力缺乏，无苏护照者一般不能去苏，但如系回国苏侨的无国籍直系亲属，可准其随同去苏。翌年，国务院、外交部和公安部又相继发出文电，重申遣侨方针：凡愿回国者我都积极协助其回国。表示同意苏方提出的“1958年到1959年继续按过去的办法遣送在华苏侨”的要求，并且提出：应考虑适当放宽苏侨回国携带物品的尺度，以避免有的苏侨因有些东西不能带走而不愿回国；返国苏侨的中国籍直系亲属愿随同去苏者，一般都可考虑批准。文电还特别建议各地公安部门，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严重破坏遣侨工作的反动苏侨分子做出必要的处理。⑤如前文所述，自1954年至1958年底，新疆共遣送99万多名苏侨回国。在苏侨相对集中、数量较多的伊犁州，据统计，从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共遣返苏侨86890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⑥
总之，在中苏关系友好时期，新疆政府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等部门的指示，满足了苏联方面的各种要求，承担了大批苏侨携带生产工具、牲畜于春季回国而造成的对春耕生产的不利影响，以及人心浮动所导致的社会秩序不稳定等种种负面效果，始终积极配合了苏联的遣侨计划。
但是进入1960年后，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与中国方面在遣侨问题上友好协商的做法发生变化，苏驻乌鲁木齐总领馆指责中国在批准苏侨回国问题上事先不同苏方协商，干预中方审批侨民出境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则指示新疆外办，对于 目前 一般社会苏侨申请去苏，如人数不多，可采取陆续批准出境的办法，不必与苏方协商分批遣送。①不过尽管双方矛盾不断，新疆自治区仍然采取“先苏籍干部，再城市苏侨，后 农村 苏侨”的具体步骤，协助苏方有计划地遣返侨民。1960年一年，中方批准543户2485人出境，苏方共遣走347户1743人。翌年3月，自治区外事处拟订的遣返苏侨方针为：不主动向苏方提出此问题，如苏方要求今年继续个别遣返，可以表示同意；如提出成批遣返，则须立即报外交部，并按外交部的批示做出答复。是年伊犁州共遣返5472人，其中苏侨2604人，苏侨中国籍亲属2635人。②
1962年伊塔事件③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持有苏领馆所发护照者，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一方面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提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并且要求各地在接到通知后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通知还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他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④
可以说，中国这时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⑤，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按照简化手续的办法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两年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⑥。1964年，伊犁地区分4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1965年，新疆方面又遣送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正教派分子、俄罗斯四教派分子及俄罗斯族苏人67户333人。到1966年全新疆还有外侨361人，其中苏侨201人。这些不走的苏侨、“半家户”，不仅人数寥寥，而且实际上还处于监控之下。①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
苏联遣返苏侨这一政府行为的实际结果是，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
新疆苏侨的作用
苏联对新疆影响的加强与维持主要是通过新疆苏侨这个特殊的群体来实现的，其中苏籍干部、苏侨协会和返国苏侨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一，苏籍干部的作用。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尤其是伊犁州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他们拥有中国和苏联的双重国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苏籍干部是伊、塔、阿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政府仍然十分希望苏籍干部能在新疆新政府中任职。1949年末，苏联外交部曾电示苏驻迪化领事，不应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对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苏联方面将在这些人的相应职务获得批准后给予明确答复。只是顾忌到自己的意图不宜表示得过分露骨，葛罗米柯授意苏领馆要让新疆地方当局明白，最好由他们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当时作为新疆省政府组成人员及在省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苏联公民已有25—26人。③
苏联方面的这种做法，是与其对新疆继续存有特殊要求紧密相关的。1950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正式谈判签订新约和协定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应苏方要求先期抵达苏联。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即曾试探性地询问毛泽东，苏联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毛泽东表示，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④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求一个省组团参加，充分表明了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以及苏联要求中国默认其在新疆地位的事实。
由于新的政权机构初建，新疆各地干部十分缺乏，经过各级党委培训的民族干部和军队及由内地调入的干部，思想、文化以及政策水平普遍较低，而苏籍干部都具有专门技能，在党政军机关中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①。因此，对于新疆政府各级干部中存在的双重国籍身份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应尽可能地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只是出于维护新生政权独立自主形象的考虑，认为需要解决这些人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为了照顾与中国这个新盟友的关系，苏联方面对这种要求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苏联外交部曾于1950年初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请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中国方面，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2月，苏共中央还做出决议，取消中国新疆省政府领导干部中15名苏联公民国籍的决议。以后，中苏两国政府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②。不过，苏联方面的这种表态显然有违其初衷，因此，当迪化等地试图借普查户口之机调查清楚省、市机关内的苏侨干部时，苏领馆并不主动配合，中苏双方没有取得密切联系，致使这次调查未能实现③。
第三篇：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摘 要：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关键词：民国时期；新疆教育；历史角度；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113-05
引 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教育进入近代化历程，新疆的近代教育由此拉开了序幕，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高潮时期”。对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研究，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仅限于对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各式教育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列举与简介。本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深度分析和总结，以作为当前新疆教育发展的借鉴。
一、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此时的新疆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积极响应，相继爆发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武装起义、伊犁起义和喀什噶尔起义。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新疆归附民国，实行共和。1912年5月，杨增新被中央临时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从此，新疆历史进入杨增新主政17年的民国时期。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其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统治危机，在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在其“主张人治、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新疆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杨增新从《阴符经》和《道德经》里总结统治政权理论，“认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如果受欺比不受欺更有利，君子也应该故作愚人”。[1]杨增新统治初期，“新疆教育落后于内地，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增新”。[2]虽然杨增新采取愚民政策，对内实行“无为而治”，但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以静制动，因时因势，以无为为有为，即无为则无不为也。”[3]杨增新在教育方面也是“有所为”的。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教育在他统治初期和后期发展有所不同。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经费不足，出于闭关自守政策考虑，杨增新政府没有立即着手发展新疆教育，在他看来，学校已成为“致乱之根源”，[4]“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5]“据统计，1912年，新疆全省有学校60所，有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1919年，有各类学校141所，学生4247人，教师202人，全省有4个图书馆，藏书1200册”。[6]“清末，新疆共有各类学堂606所，在校学生15691人。民国伊始，大多数学堂关闭，大大低于清末的数字，然而，4年过后，这种落后状况仍未得到改变。”[7]“当时，全省只有迪化、伊犁两地有中学，各县虽有一两所公立小学，但学生人数很少，更谈不上女子教育、民族教育。” [3]在杨增新执政后期，面对新疆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兼之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8]1916年，在迪化开办师范学校讲习班，同时，也设立学校和短期培训班，“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9]同年6月，杨增新创办政治研究所，因材施教。1918年，杨增新政府开办实业学校，同时还设立了医学研究所，培养医疗人才，“抉术行医，自谋衣食”。[10]到1919年，“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仅141所，学生总数4247人，教员总数202人”，[11]1920年，杨增新又设立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和经济等新式课程。1924年，建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一直持续到1932年，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可以说是新疆高等院校的雏形。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他在当时迪化创办蒙哈学校，主要培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子弟。对于外国人在新疆办学校，杨增新认为“大一回教主义鼓吹建设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4]（238）并以“教育一事，关系内政，至为重要”，[12]下令禁止“民间私聘外国人充当阿訇”。[13]由此可见，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教育，统治前期主要以小学教育为主，后期以初等和高等教育为主，而民族教育发展极其有限。作为熟悉西北边疆边情和民情的守旧官僚，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各项举措主要是奉行老子思想“无为而动，以静待动”。前者“节用爱人，不开奢侈之门”，后者“谨小慎微，不开祸乱之门”。[14]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教育
1928年，新疆经历“七七政变”之后，金树仁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开始了执政新疆5年的政治生涯。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一方面延续了杨增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对外关系上做了一些变动。教育方面，相比杨增新时期有所开通，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思想的指导下，“全省有学生7380人，其中中学生约200余名，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0年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各一所，省立图书馆一所，有图书5000余册。学校图书馆有藏书1000余册。” [6]（461）同时，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女子教育均有一定发展，并派遣部分学生到内地和国外学习。至1929年，“全疆有初等小学122所，学生5477人，到1931年增至153所，学生7162人。”[15]此时，“新疆的教育经费从1928年的533899元，增加到1932年的1880057元，学校也由1929年的122所，增加到1931年的153所；小学生总数由1929年的5477人，增加到1931年的7162人。”[11]金树仁执政后期，开始重视中等和高等教育，“1929年，初等教育经费184968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2元；1930年，初等教育经费156140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1元；1931年，初等教育经费161925元，中等教育经费234000元；1932年，初等教育经费113406元，中等教育经费255206元。”[7]由于金树仁处理“哈密事件”决策失误，全疆大部分地区相继爆发战乱。“1932年，全疆公立学校只有68所，学生2274名，较前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4]（243）这一时期经文学校发展迅速，南疆各地都有经文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在有关外国人参与学校教育政策方面有所放宽，允许经文学校聘请外国人来这里充当老师，这些外国人打着教书传教旗号，大肆宣传“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为金树仁统治后期“双泛”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
1933年，由于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权倒台，同年8月，盛世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边防督办，开始了执掌新疆10年的统治生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民族宗教和对外政策方面，均与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时期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和调整，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区域，文化当然也随之落后，更加上杨、金时代的愚民政策……所以使新疆的教育更显幼稚，文化更加落后。现在要想建设新疆，则必须积极扩充教育。” [16]在他执政初期，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提出了“八大宣言”和“九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教育上，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教育方针，盛世才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邀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与新疆的文化教育建设，新疆各种层次的教育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盛世才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据1937年底统计，全疆公立学校有：学院1所，学生300人，无女性；中学5所，学生900余人，内女生80余人；师范5所，学生1000余人，内女生40人；小学215所，学生33025人。”[4]（249）1935年，把金树仁时期的俄文法政学院扩大成立新疆学院。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采取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并提出了“发展各族固有文化”的口号，在省立师范学校开设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1936年，并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主要编译各民族语教材，第二年，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等各地设区教育局，并在各县设立县立小学，使各地区各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在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影响下，为了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还成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依靠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各方力量整合之前开办的学校，并对民族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对于各民族学生给予各种优待，“学生入学，概不收学费，纸笔砚以及课本都由政府供给，并供给膳宿等。中学大学的学生还有津贴，毕业后由政府加以任用。”[17]在留学方面，相比杨、金统治时期的官费派遣留学规模有所加大。1934年开始，盛世才政府选送多批各民族学生分赴苏联、阿拉木图、安集延等地公派留学，学习各种专业技术，这些学生回疆后成为建设新疆的重要骨干力量。在社会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开始增设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继续发展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幼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使教育普及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
1937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应盛世才本人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数百位共产党人前往新疆工作，在盛世才政府的行政、财政、民政和教育新闻等多个部门和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为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使这一时期的新疆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及设施日趋完善和健全，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开办和发展学校，积极培养师资力量，并编译出版各种教材，社会教育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为培养新疆财政人才和骨干，毛泽民创办财经专修学校。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时，就倡导“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课程，举办新式专题讲座，对各民族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校园学风和面貌焕然一新。由于盛世才政府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疆的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明显体现在新疆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的学校和学生均大量增长，公立学校从357所增至580所，学生从36575人增至91065人；会立学校从1400所增加至1883所，学生从99915人增至180035人。总计，学校从1757所增到2463所，学生从136490人增到271100人。”[18]在盛世才执政新疆后期，新疆的教育仍然继续发展。“到1942年，全疆公立学校已达到27.11万人；大中学校8所，学生3787人，分别比1937年增长140%和27.5%。此外还有扫除文盲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19]“据1946年统计，全疆小学教员共有6071人，其中不合格的有2000多人。”[11]同时，新文化运动在新疆也广泛开展起来，新疆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校、行政机构等都纷纷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先进文化思想。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
1944年9月，盛世才政权垮台，国民党开始接管新疆统治大权。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新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社会混乱局面。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新疆时间比较短暂，主政者更迭频繁，期间虽经联合省政府统治，但如昙花一现，国民党在新疆实施与内地一致的中央国民教育，并统一新疆教育体制，但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严重不足，教育并没有起色。这一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成立西北文化供应社，在省会迪化供应内地和各民族的书刊报纸，组织新疆歌舞团到内地演出，邀请内地艺术家到新疆演出。不仅保障学术自由，而且鼓励科学研究。在民族文化方面，发扬保护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设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并成立编译馆，出版双语《天山画报》、《少年知识》和《文摘》等多种出版物，也发行多种民族文字日报。在学校方面，继续发展新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培养各类人才。而在高等教育方面，“至1949年夏，新疆学院仅剩教职工91名，在校生379名。”[20]
五、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的历史作用
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新疆军阀割据政权，无论是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还是盛世才时期，他们的统治政策都是与统治者的地方政治意识分不开。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力转换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疆地方政权的首脑，都有一种自保意识，“自保意识是地方集团本能的反映，是民国时期各个地方集团都具有的一种政治心理。” [21]同时，民国时期的新疆军阀统治者作为地方势力，虽在地理区域上造成一定的分割，但对国家的分裂并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政权强大还是衰微的时候，他们都在公开场合甚至发文声称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22]杨、金、盛时期始终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并拥护和支持中央政权，但不允许中央政府插手介入新疆事务，自身也不参与内地的政治、军事纷争，使新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实为谋求个人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使新疆处于一种“地方自治”的局面。虽然杨、金、盛治疆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的地方政权，这是新疆统治者集团自治意识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新疆的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发展教育来维护自身的政权统治。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教育文化是处于近代教育的开创阶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加之执政者自身的文化心理特征等主观因素，新疆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新疆教育是中国封建的古代教育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的过渡阶段，是新疆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或初始形态。”[23]这一评价较为客观、中肯。金树仁时期，虽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与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和调整，但总体上是延续杨增新时期的旧的章程，毫无建树。这一时期新疆教育略有发展，学校和学生人数均有所增加，各种教育机构有所发展，但由于金树仁政权短暂，连年混战，使新疆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影响，新疆教育处于停滞阶段。盛世才执政初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新疆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与内地的文化教育紧密联系，曾经繁荣一时，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发展高潮阶段。但到盛世才统治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盛世才开始投靠蒋介石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苏反共，新疆的教育文化发展开始减缓。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虽然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但每任新疆省主席任职时间都比较短暂，各项治疆政策大同小异，持续时间不长，与盛世才时期相比，新疆的教育发展更为缓慢，甚至倒退，新疆近代教育基本处于低谷时期。
六、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教育人类学审视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24]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也是新疆近代教育开创和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来决定”。[24]（1）教育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在其教育宗旨和办学方针上。纵观新疆民国时期的教育，无论是杨、金、盛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与清末时期的新疆封建教育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它与民国建立后的新疆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新疆民国时期制定的各项教育政策法规虽然不尽完善，因执政者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又因新疆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执政者们结合民国时期新疆的实际情况，不仅开创了新疆的近代教育，还发展了新疆的本土教育。
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教育系统是受到新疆社会的物质环境、经济类型、历史、宗教传统、社会组织等多种因素的直接影响。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部分。统治者们虽然通过教育手段对社会个体进行文化知识分配，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分配是非常不均衡的。本土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正式的教育”的特征，还具有“非正式的教育”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更多地呈现出“正式的教育”特征，即专门的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无论是具有杨、金、盛的军阀统治特征，还是具有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疆的教育及其发展趋势，作为统治者，总是试图成功建立一套适应新疆社会和在社会中生存的模式，发展教育进行文化传播必定是按照新疆社会的统治集团促进和维护其利益的要求来组织和控制的。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工具，统治者通过教育来促进新疆社会的变迁。教育人类学的结构―功能模式很好地诠释了微观层面的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一切教育系统都服务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教育是为与之相联系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25]主政新疆的统治者们在各自执政期间制定的教育政策与规划，都是为了自身统治需要实施的军政、经济、外交等政策而服务的。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模式则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这一模式的关键概念是适应，即人们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方式。学校系统被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机构相联系的一个社会机构。”[25]（35）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的要求有所不同，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新疆教育的发展形式，在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每一阶段，统治者们都会在原有形式的教育中增加新形式的教育。
因此，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是与新疆社会文化系统，特别是与新疆近代社会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所有这些机构都与地位流动制度联系在一起，地位流动制度基本上是获得自我提高的文化认同策略。”[25]（35）民国时期的新疆经历了三任独裁者统治时期和一个政党统治时期。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密切，教育在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培养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而让人民大众对统治阶层保持忠诚。”[25]（38）民国时期的新疆统治者们创办和发展教育，一方面是为统治集团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效忠于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使新疆广大民众在思想意识上服从于自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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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摘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举世震惊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影响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朝气蓬勃的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曾经拥有 1800 万党员，执政 74 年的苏联共产党，在短期内丧失政权、自行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何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苏联解体距今已经二十年了，但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很多的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失民心者失天下
1.经济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生活水平上的相应的提高。苏联经济曾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增长。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止到1985年，苏联GD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然而，自斯大林开始的经济体制把主要精力集中发展重工业上，这在短期内促使苏联能够从工业实力上飞升，但是从长远来看，严重制约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反过来也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虽然进行多种改革尝试，但是关于重工业的偏重一直没有很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困境使得人民的生活情况恶化，人民群众逐渐消磨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其次，产权结构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加深了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1、劳动者不能真正占有生产资料，使公有制落空。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一种国有化”部是“社会主义”。只有当“国有”成为真正的“公有”，即劳动者占有、支配生产资料并参与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 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另外，苏联党政官员虽名义上不能占有，而实际上却能支配。这就使他们既可不负责任、不关心效益，却又可捞到好处。这就导至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缺位，进而导至效益低下。
2、分配不公，干部特权 由于人民毫无分配权，便形成主宰分配的特权阶层。罗曼.罗兰称之为“共产党贵族”。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其亲属约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党的政治局成员是这个阶层的塔尖。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克格勃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特权者最高工薪与劳动者最低工资之比,十月革命时期是3倍；后来扩大到1922年的8倍；1934年的30倍；1945年的44至56倍，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又又和差别。而且，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的糜烂，例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迎合特权者需要，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作为人民公仆的他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理所当然的与日俱增了。
2.政治思想方面
也是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改革，造成了全社会主流思想的混乱。这方面我们前面介绍的政治领导人的改革也就涉及过。在人民的角度讲，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便开始混乱起来。勃列日涅夫虽然重新提出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竭力加强思想控制，但是仅仅得到相反结果，加深了人民对主流社会思想的抵制。到戈尔巴乔夫，他主张全盘接受全人类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仅仅沦为各种思想的一支，苏联人民就在实质上缺乏了主流思想的引导。苏联不再有将各个阶层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的凝聚力。苏联政治实践对民主的挑衅亦对苏联人民的心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在斯大林时期就有着明显的表现，例如斯大林曾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所以，当他借《联来（布）党史》简单图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后，哲学教授们谁也不再敢独立研究这个题目，而只能给斯大林作注、赞美他。1944年，他在同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声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三十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就
已敏锐发现：苏联社会已“挑起一个向斯大林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直至戈尔巴乔夫，大谈民主社会主义，多年积聚的民愤喷发，造成了灾难性效果。
3、民族问题方面
可以说苏联继承的沙俄大民族主义的传统是他无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继承了沙俄帝国意识，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引起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的隔阂，增强了离心倾向。在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中，苏联领导人片面宣传俄罗斯民族的功绩，非但无助于加强民族团结，相反，却激发了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厌恶情绪，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一直宣称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从实际上确立俄罗斯民族的主导地位，使少数民族处在不平等地位。在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一方面，苏联强制推行俄语，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30年代中期，斯大林又下令用俄语字母为这些民族创造新文字。苏联自1958年起多次颁布决议，规定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学习俄语。其结果是许多青少年的本民族语言水平很低，以至于不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会话、阅读和书写的现象，从而造成青少年与老一辈之间的语言隔阂，自然招致少数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以各种名义在国内强制迁移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同时，又以叛国罪等名义将一些民族驱逐出境，使这些人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在大规模的迁移过程中，至少有100多万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受不了颠沛流离和新住地的环境而死亡。尽管后来苏联政府做出了种种补救措施，但“驱逐事件”已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这种集体惩罚的方式严重伤害了被迁移民旅的民族感情，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祸根，其后果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都能感受到。
二、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1、改革要不断深化和发展，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为代价。苏联的经济体制从斯大林当政开始，就一直是一种偏执的体制，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大力加强和重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国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党和国家渐渐失去了希望。尽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经济体制做了相应的改革，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他提出了“新思维”改革，使苏联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以至于成了苏联解体最直接的原因。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也有过与苏联同样的经历，但从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市场经济引入进来，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使中国的发展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如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经济改制的问题、城镇失业人员安置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黑矿问题、高等教育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求改革开放必须进行深化和发展，将其作为基本国策继续坚持下去。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警惕和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它意味着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已经得手。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从苏联解体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并资助他们进行反共反社活动；二是凭借强大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从外部给社会主义国家施加政治、经济、思想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共产党内部，发生有利于敌对势力夺权的变化。正是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苏共有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企图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因而，一股新的修正主义思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泛滥起来。它扰乱了共产党的思想，使苏共失去战斗力，最终失去政权。从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到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无疑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运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西方的思想也随之而来，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便有了哈韩、哈日、哈欧美的说法。如今的和平演变战略比起以前似乎更具有迷惑性和隐秘性，因为它容易穿上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外衣，像迷魂散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我们的思维。面对这样的形势和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让任何想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3、发展加强与友好国家间的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苏联解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一直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常常用武力去镇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这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甚至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即苏联的事情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也是苏联的事情。波匈事件、布拉格事件等都是霸权社会主义的体现。在苏联的高压政策下，苏联民心丧失，丢掉了伙伴们的支持，以至于发生东欧剧变。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决不称霸，决不损害他国利益，我们要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注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对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引进外资，就能更好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就能更好地与先进发达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实现双赢。
4、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历史上又有过很多矛盾。可是，苏联在进行建设的同时不但没有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让各民族享有国家建设的成果，反而造成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使国家凝聚力下降，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也有过许多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必须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同时坚持让各民族都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而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则幸灾乐祸，变本加厉地攻击社会主义，污蔑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有些看不清时代本质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人，产生了种种疑惑，甚至对社会主义前途失去信心。但是，中国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步步地的实现着自己的强国梦想。我们应该认识到，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是有着很大启示的。我们要从苏联的身上吸取教训，不断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让苏联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国发生。
参考文献
[1]马绍孟，周新城，冯特君主编.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王鑫.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马宽等.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案例教程.北京：
[4]潘广辉 博士论文《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第五篇：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历史考察
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历史考察
http://2010年05月24日 16:17来源： 《党史文苑》
［摘 要］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分别提出了“矛盾动力论”、“改革动力论”、“深化改革与不断创新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完善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 发展动力论 经验与启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分别提出了“矛盾动力论”、“改革动力论”、“深化改革与不断创新论”。
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动力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确立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基本观点。然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有上述两对矛盾，如果存在又该如何解决以推动社会发展，对此人们的观点却不一致。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1］（P6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虽然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而“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1］（P213）。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要矛盾，仍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指出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把这两对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2］（P912）。因此，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P214）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P215）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1956年，党的八大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为了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搞整风运动，进行
大协作，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办法。应该说，这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先声，是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成果。
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
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从一度重视抓经济工作以发展生产力，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革动力论”。邓小平首先肯定和继承了1957年前后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总结了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认识不一贯、不彻底的教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5］（P225）。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解放和发展产力的必由之路，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第一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P150）。后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5］（P138）；“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5］（P131）。邓小平还强调，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P370）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1985年3月，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P82）。为什么把改革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邓小平解释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5］（P134）因此，改革就是革命，不是改良，不是修修补补。邓小平还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5］（P237）
在邓小平“改革动力论”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在农村、城市、国有企业等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在2000年到来之际顺利地进入了小康阶段。实践证明，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三、江泽民的深化改革与不断创新论
江泽民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同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有新的丰富和发展，提出了深化改革与不断创新的思想观点。
第一，关于深化改革的问题。江泽民在总结多年改革的实践经验后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P11）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突出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7］（P18）。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7］（P18）。江泽民认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各方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比较成熟、比较典型的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此，江泽民提出，一方面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要坚持和深化改革，积极探索，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革除一切影响和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点。
第二，关于不断创新的问题。江泽民在发展动力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在坚持和深化改革的同时，要不断创新，并认为这是推进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十六大报告中又加上了“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的表述。这是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做出正确估计之后提出来的。从国际上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能否在这次浪潮中利用世界先进技术来实现科技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思考并做出回应的重大课题。从国内来看，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改革即将展开，能否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体制创新，直接影响到改革的进程。于是，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就成了一个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兴衰的重要推动力。江泽民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及时指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8］（P1311）；“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8］（P1401）“推进科技进步，关键要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科技实力的中心环节。”［8］（P1402）“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8］（P1308）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和理论成果，为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邓小平文选》：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邓小平文选》：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7.［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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