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分析

第一篇：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分析

摘要：利益问题是区域合作的核心问题，利益博弈贯穿区域合作的始终。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

关键词：中部地区；现状；博弈；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42-03

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本文将区域利益分析和博弈论相接，利用博弈论分析地方区域合作中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以期寻求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和方法。

一、中部区域合作机制现状及问题

“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趋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作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资源相对丰富的中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区域合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缺乏领先的优势区域，各自为政

在区域经济中，城市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和经济集聚的核心，发挥着龙头作用，是最具实力与活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中等偏后，整体实力相差不大，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缺少像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的具有辐射力强的省(市)。处于这种“势力均衡”区域格局下的中部各省，为了保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其进行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激励作用相对变小，而通过相互竞争和争做“龙头”的激励作用则变大。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各省都纷纷表示要主导中部的发展，如湖北提出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支点”，“努力使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江西、河南提出要“领跑中部崛起”；湖南也表示要力争走在中部各省前列。中部各省在设计各自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定位上，也是各自为战，孤立发展，缺乏“中部城市群”的统一规划。

(二)各省产业层次低且趋同

在产业发展及合作方面，中部各省的产业层次较低，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相近，产业发展水平也大致处于同一层次上，“同构化”现象严重，目前，除了农业，中部各省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煤炭、电力、交通运输、金属冶炼、食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结构也非常接近，并且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承接能力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因此，中部各省非常容易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的进行争夺，而进一步加深产业发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由于中部各省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及地方利益的驱使，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能统筹谋划，而是画地为牢，甚至不顾全局性资源浪费与生产能力过剩，竞相进行重复建设与生产，致使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严重，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内耗，限制了企业规模效益的发挥，而且使得省份陷入了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的不良发展轨道，最终导致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另外，“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和实施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合作并没有多大的进展，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仍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像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等地区的一体化，而是各自为政，缺乏有力的行政协调机构和民间协调机构，行政分割严重、内部开放度不够。由于各省产业同质性强、区域协调性差，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区域。

二、中部地区的区域博弈困境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中部六省的合作，实质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各博弈主体利益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本性使它在与别的政府经济交往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追逐利益的动机使得博弈各方不断协调各自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区域博弈中，既有静态的囚徒困境，又有动态博弈；既有信息不完全博弈和合作博弈，又有非合作博弈。但由于区域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合作的动因不足等问题，各区域在产业结构选择、资源、市场、执法等领域的非合作博弈更为常见，由此不利于中部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一)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上存在目标上的差异。中央政府的目标较为单一，即缩小差距，实现各地区相对均衡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地方政府而言，目标则略显复杂一些。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希望实现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而借此机会尽力争取国家在资金及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达到地方利益甚至个人政绩最大化。由于利益与追求不一致，政府间在同一个战略框架下进行博弈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以财政分配政策为例，各地方政府都希望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向本地区倾斜，因而在财政分配领域展开利益争夺。中央政府力图达到对各省的相对平衡，地方则力图争取政策更有利于自己，由此导致的自上而下的“一刀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强化旧制度，遏制地方政府的创造力和活力，带来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不成而产生的“令行不止”或者“阳奉阴违”，可能会导致经济行为和信息的扭曲。

(二)地方政府间在具体政策措施上的博弈

地方保护主义。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由来已久，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如禁止或限制异地生产的商品入境和销售，由此引发地方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行为；地方政府对不同产地但同类产品实行不同的质检和技检标准，并要求办理不同于其本地产品的审批手续；用行政手段阻止要素或劳动力向其他省份流动；在产业层次低且趋同的情况下，区域间的重复建设严重等；甚至企业间的竞争也打上了浓厚的地方烙印。这类问题同样存在于中部地区。

争取外部的合作，招商引资以及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的博弈。中部地区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东部地区产业投资转移的理想场所。但是，在招商引资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供给的优惠、税收减免、降低环保标准等吸引外来企业投资的办法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为其拓展市场，所谓“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客商拿走了大量本该由地方得到的利益，并造成了地方环境的破坏。

(三)区域政府博弈的后果

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实质是一种寻租――设租行 为。地方垄断租金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核心动机，地方政府预期这种博弈所带来的垄断租金是可以满足地方利益的，尽管这种预期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不确切性。片面追求政绩的非合作博弈短期行为，可能会为局部地区带来短期利益，但这一可能带来额外收益的过程，却是以大量的成本外部化、资源的浪费、市场效率的下降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三、区域政府间合作博弈的对策及建议

为了走出“囚徒困境”，实现中部整体经济的崛起，只有竞争甚至投机是不够的，加强区域合作才是整体的最优选择。但是现有的市场机制和利益分配模式使得区域合作的过程存在困难，区域间的互利合作完全通过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成最优。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的有效办法是改进和完善博弈规则，即需要博弈各方――政府共同设计一种协调机制，加强利益协调和行为约束。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共赢的理念

一方面继续加强和东西部的互补和协调，强化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中东部地区形成合理的产业合作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间在利益和政策协调。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现象，加强地方利益协调，破解区域发展的“囚徒困境”。

由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区域经济活动的拓展会产生外部性。目前中部6省都已经建立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增长极：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北的武汉“1+8”城市圈、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圈、安徽的皖江经济带和江西的昌九工业走廊、山西以太原为中心的大字形经济带。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应该建立由中部地区最发达的武汉和郑州组成的“汉郑经济圈”；建立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的“汉三角三小时经济圈”。但事实上，中部各省会城市都没有实力像中国“三极”中的北、上、广一样成为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而经济中心又不能自封或由政府任命。因此，中部地区在没有公认的区域中心的基础上，应该以区域内各中心城市共同市场利益为纽带，树立全局意识和共赢的思想，以大气、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区域竞争合作，在资源、生态、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加强合作，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省份之间的相互配合，把中部的整体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而不是一味去争中央项目、投资或政策优惠。同时，在合作的过程中要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二)加强政府间政策协同和制度化合作

地方政府行为与政策将对中部地区空间格局分化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问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基础设施环境、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环境、先进而富于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这三个方面。随着各地投资硬、软环境的改善，竞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制度创新上。下一步需要强化中部六省合作平台，建立政策、产业、企业层面的合作协商机制，避免恶性竞争，提高区域政策的执行效率，降低区域协调成本。

中部陷入博弈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本位的行政区经济体制和强烈的地方利益取向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其经济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在区域经济的发展的进程中，中部政府应该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经济合作区的经验，努力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条件和发展环境，引导经济平稳发展，把主动权交给市场和企业。另一方面，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加强区域性市场建设，合理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把中部六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利用土地、金融、资金等各项措施完善区域合作的政策体系，促进区域内部要素合理流动，加快区域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为中部合作及中部崛起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此外，中部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对各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引导，可通过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的规范和各项政策在跨地区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面监督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三)完善利益形成机制

建立一种促进合作的利益补偿机制，来弥补受损地区因参加区域合作而受到的损失，这是推动中部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内在要求与保证。它能够对区域合作能造成的过大利益差距进行救济，以弥补优势不对称所造成的收益分享不公平和避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合作的过程中，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应该与中小城市合理分配利润，以提高相对落后地区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事实上，也只有以完善利益形成机制为纽带，开展区域合作，并确保合作中的中部各方的利益主体都能各得其利，才能真正保证中部的区域合作行为具有持续的动力支撑，以激励合作行为的实现。

此外，要改革现有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但类似的考评标准容易使地方政府官员决策成本外部化，而且重短期利益，轻长远利益；重自身利益，轻区域利益。这间接强化了地方保护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新的官员考评标准的设定，应充分考虑官员决策的中长期后果，且有必要与整个区域的发展状况挂钩，并多考查非经济领域的业绩。

(四)完善法治体系

为防止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保证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建立对区域内的合作主体行为的约束机制，分别制定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法律制度体系，强化法治约束和监督，严厉打击和处罚破坏区域合作的行为。对于中部合作和中部崛起而言，要从《组织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制定有关政府合作的法律法规，既要反对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又要以法律形式对地方政府的权限进行划分。此外，还要制定和实施一些惩罚性条款，对合作中违反“游戏规则”的“搭便车”等非规范行为进行惩戒。这种区域合作约束规则的形成是地方政府问相互博弈的产物，它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一个地区的最高利益，并不必然是另一个地区的最高利益，而地区之间的合作则能够产生效益。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建立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应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而中央政府亦应承担起引导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责任。

第二篇：博弈论视角下假冒伪劣商品分析

博弈论视角下假冒伪劣商品分析

摘要：本文构造了一个厂商-消费者博弈模型，用于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的分析，得出了纳什均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高额赔偿金制度、降低消费者打假成本、加大反暴利力度等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假冒伪劣商品，博弈，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公害，为了清除这一公害，广大消费者、正品厂商以及各级政府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譬如，颁布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决定；组织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以及公安、司法等部门进行“打假”专项斗争；成立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质量万里行”和“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等。但时至今日，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之势远未得到扼制，“打假”活动不得不继续深入下去。本文借助一个简单的厂商-消费者博弈模型，对假冒伪劣商品问题作初步分析，并提出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若干对策建议。

二、厂商-消费者博弈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在围绕假冒伪劣商品而展开的博弈活动中，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是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为此，可构造一个厂商-消费者博弈模型。

1、模型的假定

(1)厂商因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信息发生扩散而付出的代价(如销售受阻、被处以罚款或被没收财产)为零；

(2)消费者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的效用损失等于他的货币损失；

(3)只要消费者支付足够的打假成本，那么，要求厂商退货，或调换正品，或支付赔偿金总是可能的；

（4）假定厂商x和消费者y为某一博弈格局中的两个局中人，根据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原理，厂商x和消费者y在进行博弈时，都将按照使自身利益(报酬函数)最大化的准则作出各自的策略选择。

其中，可供厂商x选择的策略是：“售假”和“不售假”；可供消费者y选择的策略是：“打假”和“不打假”。于是，厂商x和消费者y的报酬函数都有四种可能：

关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商/消费者博弈模型用矩阵形式表达图如下所示

消费者y

打假(q)不打假

（1q）

G,L

(0,0)售假（p）厂商x 不售假

（1p）D,DU 0,V

矩阵形式表达图

(1)若厂商x选择“售假”，而消费者y选择“打假”，则厂商x的报酬函数为-D(D为厂商x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而被迫支付给消费者y的赔偿金，不包括商品退款)，消费者y的报酬函数为D-U(U为消费者y的打假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投诉成本和信息搜寻及投诉过程中的机会成本)；

(2)若厂商x选择“售假”，而消费者y选择“不打假”，则厂商x的报酬函数为G(G为厂商x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额外收益)，消费者y的报酬函数为-L(L为消费者y购买假冒伪劣商品而损失的货币额)；

(3)若厂商x选择“不售假”，而消费者y选择“打假”，则厂商x的报酬函数为零，消费者y的报酬函数为-V(V亦为消费者y的打假成本，但它只包括信息成本及信息搜寻过程中的机会成本，故V

(4）厂商x选择“不售假”，而消费者y选择“不打假”，则厂商x和消费者y的报酬函数都为零。

2、模型的求解和结论

政府或立法机构在有关法规中明确规定，假冒伪劣商品的制售厂商一经被查处，除无条件退款或调换正品外，还必须向受害消费者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即D>0。这时，博弈的结果将取决于消费者的打假成本U与购买假冒伪劣商品而损失的货币额L及可得赔偿金D之间的对比关系：

(1)当U≥L+D时，博弈(在纯策略意义下)的唯一纳什均衡解是：(售假，不打假)，即厂商x选择“售假”，而消费者y放弃打假。可以看出，(售假，不打假)也是帕累托最优解。

(2)当U

假设厂商的混合战略为p1=（p，1-p），即厂商以概率p选择售假，以概率1-p选择“不售假”；消费者的混合战略为p2=（q，1-q），即纳税人以概率q选择打假，以概率1-q选择不打假。收益矩阵如上图所示：

对厂商x来说，期望收益函数是：

v1(p1,p2)pq(D)p(1q)G(1p)q*0(1p)(1q)*0(DG)pqpG

对于消费者来说，期望收益函数是：

v2(p1,p2)pq(DU)p(1q)(L)(1p)q(V)(1p)(1q)*0 (DULV)pqLpVq

这样，寻求混合策略纳什均衡（p1*，p2*），即为求解最优化问题

maxv1(p1,p2*)max[(DG)pq*pG]0p1p1P1 maxv2(p1*,p2)max[(DULV)p*qLp*Vq]0q1p2P2

用微积分求极值的方法，最优化的一阶微分条件为

v1p(DG)q*G0 v2(DULV)p*V0q

Vp*DULV 解得Gq*DG

由此得到该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p*(p1*,p2*)，其中

VLDU,)DULVDULV DGp2*,GDGDp1*（结果的解释：厂商x以V/(L+D-U+V)的概率采取“售假”的策略，以(L+D-U)/(L+D-U+V)的概率采取“不售假”的策略；消费者y以G/(G+D)的概率采取“打假”的策略，以D/(G+D)的概率采取“不打假”的策略。即：现实中存V

在许多个消费者，厂商随机地按DULV的比例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其中，GGD比例的消费者选择打假，而另外1比例（即）的消费者选择不打GDGDGD

假。有

由综合以上讨论可得到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消费者打假的成本越高，厂商选择售假的概率越大。

第二，当有关法规规定的赔偿金大大超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售价，比如相当于它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且足以补偿消费者的打假净成本(U-L)时，消费者打假的概率却降低了。可见，高额赔偿金并不能成为消费者打假的重要诱因，高额赔偿金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商。

第三，当法定的赔偿金大大超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售价，同时，假冒伪劣商品容易被识别，均衡的结果将趋近节省社会成本的理想状态：厂商不售假，消费者

也不打假。

三、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政策建议

由上面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提出以下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对策和建议：

(1)努力降低消费者打假成本

信息成本方面1)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广大消费者大力宣传介绍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知识和方法；2)开发各种简便实用的辨别假冒伪劣商品的工具和仪器；3)国家商品质量检测部门应经常公布商品质量检测结果，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继续将发现的假冒伪劣商品及其制售厂商予以曝光，并扩大曝光的范围，增加曝光的频率；4)鼓励正品厂商向消费者提供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免费服务。

投诉成本方面要加强消费者协会的组织建设，提高其运作效率，降低消费者的投诉成本。消费者协会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专门社会团体，它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有些地方，消费者协会人员不足、效率不高的现象客观存在，从而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投诉成本，挫伤了消费者打假的积极性，甚至不少消费者对消费者协会还缺乏了解，投诉无门成为这些消费者的一大困惑。因此，我们建议建立消费者协会会员制，提高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以及打假的积极性。

(2)建立高额赔偿金制度。立法机构或政府应颁布一项具有较高权威性和较强可操作性的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门法规，在这一法规中，明确规定假冒伪劣商品制售厂商向受害消费者支付赔偿金的数额、方式及时间等，赔偿金的数额应大大超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售价或厂商售假的非法所得。为了保证高额赔偿金制度的有效实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会同技术监督部门、消费者协会等设立索赔代理机构，监督、代理消费者的索赔事项，厂商开户银行及业务往来单位也应承担法规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配合消费者或索赔代理机构的索赔。

(3)加大针对厂商的反暴利力度。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当一部分正品如高档服装存在暴利，正是这种暴利的诱惑，使一部分厂商包括大厂商走上了制假、售假的道路。因此，要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加大反暴利的力度，把反暴利作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重要步骤。

参考文献

[1]张理智.论假冒伪劣产品的成因及其治理.经济研究.1994(1)：51~57

[2]李萍.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研究.2003(5)

[3]康乐.石宏长.假冒伪劣商品的博弈分析.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04期

[4]宋娟.论伪劣商品的成因及其治理.特区经济.2005(3)

第三篇：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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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作者：胡艳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行政区域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不断谋求合作，为了确保合作长久稳定发展，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应运而生。合作协议从初步萌芽到现在的蓬勃发展，在实践发展中逐步得到完善，但其法治化和规范化发展仍然有所欠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合作协议应该被纳入到法治化发展轨道。因此，本文从效力对象和效力等级两方面重点探讨了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希望能为合作协议的法治发展提供协议理论建议。

【关键词】区域政府；合作协议；法治化；法律效力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是当前区域政府间探索的有效合作方式之一，它通过由参与合作的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商、沟通，并将各自权利义务以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合作政府依据所签订的协议办事，可操作性明显增强。合作协议制度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协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协调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合作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合作协议机制的切实可行。尽管近年来，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发展等领域，从法学的角度对合作协议研究的理论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不合作协议的长久稳定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本文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以“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为目标，重点对其法律效力展开研究。

一、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基本内涵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对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间合作形式的称呼，笔者将其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运用行政权力，在平等协商、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协。根据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其具有空间的区域性、目的的行政性、主体的特定性、过程的合意性和载体的要式性五大特征。（1）空间的区域性。合作协议地域主体在空间上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域划分的束缚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区域。[1]

（2）目的的行政性。合作协议目的的行政性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目的的行政性使合作协议区别于政府为了民事目的而签订的民事合同，这也是合作协议的实质特征。（3）主体的特定性。合作协议的主体是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并且主体之间不具有隶属关系。（4）过程的合意性。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必然具有合同的契约精神，即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该协商过程即体现为合意性。（5）载体的要式性。载体的要式性是指合作协议必须以一定的要式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书面形式、电子邮件、传真等有形介质，绝对不能以口头形式表示，这与民事合同中的口头形式表达有所区别。

二、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理论上而言，合作协议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只有明确规定其效力，才能对缔约政府产生拘束力，防止其肆意违约而导致合作破裂。如果合作协议不明确其法律效力，合作协议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缔约政府可以随意更改、撤销协议，不完全履行甚至不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义务，这就会增加参与合作的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其失去彼此合作的信任，最终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合作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合作协议法律效力的研究。

（一）合作协议效力的对象

1.缔约政府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具有合同性质的州际协定对参与协定的各州有法律拘束力，一旦参与了州际协定，各州就不得随意单方修改或撤销协定，因为“州际协定对成员州的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2]我国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能够约束其行为规范。作为私法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已经逐步适用于公法领域。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当然可以也必须适用于合作协议中，以规范缔约政府的行为。缔约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应当本着诚信守信的心态，积极与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建立合作信任关系，只有才能保证合作协议顺利签订和履行，减少违约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区域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合作协议的拘束力约束缔约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观念，积极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2.缔约政府以外第三人

根据合同的有关理论，合同应该受到相对性理论的限制，“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作为合同的一种，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也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在不断被突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共利益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合作协议的效力也不再局限于缔约政府之间，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也存在拘束力，合作协议的相对性也得到了扩张。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第三人参与到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过程中，合作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为了保障第三人在区域政府间合作中的合法利益，必须给予诚实信用原则突破相对性理论的限制。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越来越重视社会利益的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很好的协调区域政府在履行合作协议中的各方利益，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合作协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3]另外，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相对性属于合同法的原则，前者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后者，因此，相对性原则应该对诚实信用原则作出让步，这样，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可以突破相对性的限制，拓展到对缔约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协议以实现区域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重新配置，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整和分配。第三人的利益属于私人利益，但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存在统一性，表现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等方面。因此，调整和分配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第三人的个人私益。具体到合作协议中，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行为，无形中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范。因此，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必须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使得第三人能参与到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应为合作协议实施受损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可见，强调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实际上是对第三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作协议都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对于那些纯粹属于政府合作内部事务的合作协议，对第三人是不具有拘束力的，因为这类合作协议主要是协调政府的内部行为，对第三人并不产生实质的影响，也就没有必要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这类合作协议包括两种，一种是专门涉及会议制度的合作协议，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日常工作办公室工作制度》等；另一种是合作协议中涉及议事规则的条款。[4]

（二）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

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主要涉及的是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高低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当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具体适用。

1.合作协议之间的效力等级

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趋势加强，签订的合作协议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合作协议在内容上很有可能发生冲突，如何适用内容相互冲突的合作协议是合作协议之间效力等级所要解决的问题。内容冲突的合作协议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但缔约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缔约主体也发生变化，缔约主体部分相同部分不同。

对于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即尽管协议内容冲突，但签订协议的政府没有发生变化，这完全可以借鉴法律适用中的“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前后合作协议都是缔约政府之间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前后协议内容冲突说明缔约政府的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应该以最后达成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应该优先适用最后签订的合作协议。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后来签订的合作协议看成是对前面合作协议的补充、变更或完善。在具体适用上，前后协议内容相同或没有实质冲突的部分，依然可以继续适用；内容冲突的地方以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后面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于变更先前合作协议的某部分内容，则变更部分的内容以变更内容为准，但先前合作协议中的其他内容依然有效，其适用并不受变更的影响。

对于第二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应根据缔约主体的不同有所区分。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相同部分，参考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方式，即“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不相同的，适用各自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例如甲乙丙三方政府在2011年10月共同签订了A合作协议，乙丙丁三方政府与2012年6月共同签订了B合作协议，A、B两协议的主要目标都是关于共同开发和利用区域旅游资源，但是两者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冲突，现在，甲乙丙丁四政府适用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就是：乙丙两个政府适用“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原则，冲突部分的内容规定适用B协议，其余内容适用不变；甲政府适用A协议，不受B协议规定内容的影响；丁政府适用B协议，无需考虑A协议的规定情况。

2.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

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具体指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当政府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内容与其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互矛盾和冲突时，如何确定适用，目前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辖区规范优先说、合作协议优先说和对等说。辖区规范优先说认为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合作协议，因此应该优先适用。合作协议优先说刚好与辖区规范优先说观点相反，认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所在辖区内规范，因而合作协议应该优于辖区内规范得以适用。对等说则认为合作协议与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同一法律秩序的不同组成部分，两者相互独立，因此在适用上不存在谁有限的问题，都可以平等的适用。[5]笔者以为，结合我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的政治体制实情，合作协议优先说比较合适。政府在决定参与区域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前是“自由”的，它可以选择是否签订合作协议，是否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约束。一旦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也就意味着它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拘束，愿意自我限制行政权力的行使。因此，缔约政府不能再以合作协议与本辖区内规范相冲突为由拒绝履行协议。另外，合作协议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和发展，协调和解决区域矛盾和纠纷，相比单个行政区域内的局部利益，合作协议更能取得更为重要的区域间整体利益。所以，笔者比较赞同合作协议优先的观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应该高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合作协议的相关规定。

三、结语

由于法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关注的缺失，导致合作协议在前进发展过程中，未能有良好的理论指导。为了全面正确深入了解合作协议，也为了能够让合作协议早日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有必要对其法律效力进行重点研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合作协议法治化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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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诚信：博弈论视角下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的理性选择

诚信：博弈论视角下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的理性

选择

潘权骁

2013-3-26 9:36:18来源：《北方经济》2012年第5期下摘要：本文针对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中核心价值观缺位的问题，从内外部展开分析组织文化在民营企业中缺位的原因，并点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草根性”特质，运用博弈论科学地论证以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组织文化是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组织文化，民营企业，文化断层，博弈论

我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的繁华背后。却有着一串惊人的数字。据调查，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又有10万多家死亡，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85%的在10年内破产，平均寿命只有2.9年，导致民营企业“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组织文化的缺位。

一 组织文化的缺位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一直是制约企业长期发展的瓶颈。民营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诸如合同欺诈、欠账赖账、假冒伪劣、违背合同、账目造假、偷税漏税等问题日趋严重。此外，近年来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我国民营企业的一些行为，我们也能管中窥豹我国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缺失到了何等地步。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瘦肉精”、“毒胶囊”、“老酸奶”等事件，国人近年来上了几堂深刻而惨痛的化学课，对一些民营企业的“开源节流”敛财法都“深感钦佩”。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时说：“企业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企业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

可以说，对三个问题实践与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成败。诸多案例可以证明，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攫取较多的利润，但是其要持续成长和良性发展所要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指标，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是否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并为之奋斗。

从种种迹象看来，中国民营企业许多做人成绩是建立在一种“求量不求质”的陋习上的，这是十分可怕的。组织文化的缺位，特别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缺位是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一大“瓶颈”。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这样的民营企业队伍只能算作是一支不正规的“游击队，是不可能和其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相抗衡的。即使不得不上战场，大概也只能用上“打不过就跑”的原则，如果不积极寻求壮大之道，迟早是要被国外的竞争对手鲸吞蚕食的。

二 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缺位的原因分析

如何弥补企业组织文化缺位已成为当前我国众多民企积极探寻的命题。其实，这个道理许多民营企业都了解，因为已经有太多名家讲座与著作强调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民企深陷这个泥沼难以自拔，甘心做个杀鸡取卵的短视者？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无知也有无奈，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制约。

1.内部因素

第一，组织文化断层——历史遗传基因未能较好延续，新文化尚未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作为中国第一商帮，晋商资格最老、历史最久、经营范围与地域最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而晋商之所以辉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独特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传统儒家思想里的诚信理念与群体意识。中国历史上如徽商、晋商等都是比较推崇儒家文化、注重“道义”经商的，这也算是一种“民营经济”，而现在所说的民营企业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家成长真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民营企业家们正是在此基础上摆脱了“社”“资”的枷锁，成为“敢吃螃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群。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从工人、销售员逐渐走上管理者、总裁的职务。这样的起步方式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中国民企发展的历史独特陛——草根性。再加上

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民营企业身上流淌的基因中原先的商业伦理和道德，那些组织文化已经几乎找不到踪迹。而且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西方的契约精神又没有很好地树立和融人，导致价值观的模糊。来自田间，受教育程度低，对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缺少敏锐的洞察力，对现代科技、文化和管理知识难以熟练把握和运用，这是对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草根性”的最好描述。“埋头做产品，积极把钱赚”的民企老板们大多所保有的观念，他们更在乎眼前的效益而缺少长远的战略目标，走一步算一步，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钻。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一个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这样看似务虚无用的东西，缺乏企业长期经营的战略眼光。

第二，民营企业内部缺乏行之有效的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民企主要采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靠廉价劳力、低价竞争抢占低端市场，但这种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方式必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洪流中被淘汰。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其中包括了企业文化、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等等的脱胎换骨。而组织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中均存在较大缺陷。

马云的阿里巴巴算是在民企中的佼佼者，在组织文化的愿景规划中，提出了十年规划等，做好“过冬”的准备，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做强不做大”的策略等都是建立组织文化的良好开端。但正如先前讲到的民营企业的“草根性”，很多企业缺乏这些战略目标。

2.外部因素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与蓝图，农民企业家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摸索着前进，如同温州龙港农民城镇长陈定模所说“改革总从违法开始的”。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加上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极大的鼓舞了农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只要不动摇社会的稳定，一切发展皆是硬道理；只要能够赚取更大的利润，驰骋于“灰色地带”又有何妨？这种整个社会浮躁冒进、一切以“利”为先的心态成就了当前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过分地夸大“发展”“利益”导致社会物质和精神追求上的极不平衡，反映在商业上即众多企业的“商术发达而商道缺失”。民

营企业的组织文化当然也难逃大环境思想的影响熏陶。

三 博弈论视角下以诚信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是强企之路的必然选择

企业诚信文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以规范和调节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信用关系的一种道德理念，它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不损害对方和公众利益。企业诚信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一种稀有资源，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诚信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埃德加·沙凶(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原动力，但是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是万古长存的，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诚信作为企业生存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不能动摇的。诚信孕育于企业文化、扎根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下面是笔者简单地分析两个企业之间的诚信博弈模型列表：

从上述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可以发现只有在两方都诚信的前提下才能够达成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可能存在看“囚徒困境”，但应当了解到企业之间的博弈是重复的，不是一次性的，存在着合作的可能与必要，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要学会在重复博弈中觉醒，学会保护自己，明白在现今不断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以“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组织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才能在重复博弈中获得长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陈琳、张晓华.组织文化基础理论研究[J].现代商业，2010(3)

[2]茅理翔.民企需要应对三大挑战[J].经营管理者，2010(11)

[3]刘韬.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8(4)

[4]李明玉、郭小慧.构建民营企业诚信经营自律机制的思考[J].现代商业，2010(26)

[5]莫昌珍、张丹丹.我国民营企业“短命”现象的原因分析[J].经营管理，2010(10)

[6]王晓佳.晋商文化对组织文化构建的启示[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1(1)

[7]史少博、张文青.现代企业精神对儒家思想的汲取[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8]王若冰.民营企业现状及发展探讨[J].消费导刊，2006(11)

[9]〔美〕弗雷德·卢森斯著.组织行为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五篇：博弈论与地方政府间土地政策的竞争性选择

地方政府间土地政策的竞争性选择与博弈论

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是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但所有人是虚置或缺位的，真正行使土地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权利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他们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上级政府的制度约束下管理着辖区的土地。土地是稀缺资源，国家实行用途管制制度，限制农地非农化。但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仍通过农地非农化增加建设于洪低的攻击，没有任何地方会因为无地可供而使资金或项目外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只能在供地方式、价格、权利的保障和管理的灵活性等方面展开竞争，进行博弈，争夺资源。

一、理论基础—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既定规则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194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接着，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竞争和合作的工具，在经济决策、企业管理、国际政治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1决策主体，又可以成为参与人或剧中人；2既定规则，可以理解为参与人可选择的策略和行动空间，又叫策略集；3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也是所有参与人真正关心的东西，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参与人、策略集合效用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博弈。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具体有约束力的协议。

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地方政府之间为争夺项目或资金会展开博弈。假定有一个投资项目，投资方最后认为甲、乙两个地方政府符合项目所必须的资源、人才、交通和水电供应等基本条件，各地方政府也愿意接受该项目，并承诺将给予最优惠的税收条件和提供良好的服务。它现在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和价格来取得土地，最大限度的降低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它会在甲、乙两地之间不断地游说、比较、以甲地的条件来挤压乙地，以乙地为筹码再向甲地要价。真假难辨，并迟迟不做决定。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局中人是各地方政府；策略集是各地方政府可供选择的土地供应政策；效用就是赢得或失去的项目资金。土地供应政策包括供地方式，权利保障和地价等，在这里我们仅以地价为例说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问题。最后的结果将是零地价供地。在这最后的均衡状态下，博弈双方没有胜利者，他们都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但结果并非有利。

三、博弈的不良后果

在靠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这种现象是大量

存在的。例如，苏北某地希望引进一个占地5000亩、年产20万辆的汽车项目，消息一出，就引来大批竞争者，包括来自苏州、无锡、北京等发达地区的政府。苏南等地开出了零地价的方案，财政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这种不良后果也逐渐开始显现，除了表现为政府在财力方面的损失外，它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妨碍产业升级。

二、加剧资本转移。

三、不可持续发展。

四、寻求双赢的博弈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在这里，该原理失效了。地方政府间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但结果是财政负担加重、耕地被大量占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极力争取的投资也没有一次而增加其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到避免这种“困境”，在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双赢，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一、信息对称，如果信息对称，甲乙双方从共同的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互通信息，设定共同底线，这样投资商也就无空可钻。也就是说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博弈双方才有可能做出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

二、选择合作。事实上，仅有共享信息仍然不够，还必须有合作精神。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博弈双方变不合作为合作，协定垄断的价格联盟，无论投资商决定在那里投资，地价在同等条件下是一样的，这就是合作条件下的均衡状态。

三、改变规则。各地方虽有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有共同的上级，有更大范围的总体利益。因此由上一级政府来改变博弈规则，使地方政府共同遵守，是取得双赢的最重要手段，符合各方利益。

1、强制性合作，上级政府应当从维护它所管辖的区域利益出发，要求各下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必须精诚合作，公平竞争，一致对外。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单方面破坏这种合作前提下的均衡。

2、信息公开透明，不得借口商业机密而隐瞒。从本能将讲，博弈双方都有保守秘密的动机，这就需要上级政府对此进行规范。规定各地的地价信息必须公开，透明，不准暗箱操作。

3、制定最低价，不得以任何名义突破和变相补贴。上级政府对下属各地区的土地，根据土地取得的成本和土地使用的条件，确定各类用地的最低限价，内部掌握。各地在招商引资是必须严守该地价底线，不得突破。也不准以变相补贴的方式降价。

四、鼓励选择更好策略。地价只是筹码之一，地方政府还可以同德土地供应方式和权利保障来吸引投资，这是存在于策略集中的另外一部分可选手段。不同的使用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取得成本和相应的权利。投资商倾向于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完备的权利，地方政府则会在法律的框架内尽量去迎合投资商的需要。不同的投资者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和资金状况，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可选择不同土地取得方式。总之要鼓励地方政府在法律的框架内，大胆创新，灵活处置，不以地价为唯一的博

弈策略。

在以投资拉动为主体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时常存在非合作博弈现象，这种现象在土地要素投入方面表现的较为突出。虽然地价供应土地可吸引投资进入，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但是也造成地方财政收入损失、产业升级困难、资本稳定性差和发展的不可持续。为了促进区域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在未来的引资过程中应从集体利益出发，从大局着想，尤其是在土地供应价格上应采取合作博弈的方式。同时，在土地供应方式上地方政府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可转换为出让的租赁方式。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应结合博弈论的观点，具体应对新项目时严格把关，有效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增长，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