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区域发展视角下城市群一体化的思考

第一篇：多层次区域发展视角下城市群一体化的思考

多层次区域发展视角下城市群一体化的思考

转载日期：2012-7-17 22:39:00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

一、多层次区域发展中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尽管对城市群概念的表述学者们并不一致，但认识在渐趋一致，笔者将城市群定义为：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单个或多个大城市为核心，借助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的中小城市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联系紧密的城市化空间与城市化区域。现代城市群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空间的相对集聚，这种强大的集聚效应驱动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现代城市群还具有全方位的动态开放、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共存、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战略关系日趋复杂等特征。

城市群的形成、发展，以及最终实现一体化，有其自身的运行机理。但正如布坎南的“经济人”假设那样，城市群的各城市政府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因此，城市群的形成、发展与一体化都离不开利益——这一运行的共同基础；城市群的协调互动及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群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既包括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共同利益机制是城市群一体化运行的内在动力。城市群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在合理分工和充分协作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又是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共同分享的，也是各城市政府所共同追求的。因此，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也是区域共同利益目标的探索过程和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的形成过程，离开了区域经济共同利益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一体化就会受到影响。

资源优化配置是城市群一体化运行的经济目标。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社会在生产过程，运用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资源是有限的，某种产品生产所需资源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其他产品生产过程中这种资源投入的减少。从城市群一体化的运行来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生产要素等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也要实现最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总是具有取得最大效益的区位流动的动力和趋势，而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则推动区域内社会经济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

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与合作是城市化运行的外在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形式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市场的力量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发生以及其中的企业行为，并由此引发了人口的空间集聚，从而构成了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前提。此外，经济活动在城市群演进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使城乡矛盾逐渐突出，并最终打破城乡空间结构的失衡，形成城市群空间的外延扩展。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合力而言，尽管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要素能够在城市间，以及在城市群之间合理有序地流动，但是，如果没有政府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支撑体系作保证，没有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城市群的空间扩展将受到很大的制约。特别是在绝大多数城市群的扩散主要沿交通干线进行，以及城市群内的城市建成区扩展也是自市中心沿交通干线呈触角式增长的情况下，市场和政府的合理机制愈显重要。政府作为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以及基础设施供给的主体，政府对城市群的空间扩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等途径促进城市和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政府还可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手段来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和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二、城市群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同发展

区域一体化是指地理上具有临界性的区域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加强经济联系与合作，相互间通过协调合作，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间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进而协调社会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跨区域的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等自由流通的统一的经济区域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分工协作，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获取分工的利益，促进一定区域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而城市群一体化是在一个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或者城市群之间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彼此加强协调合作，实现各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促进城市群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笔者认为，城市群一体化，在宏观层面表现的是多个城市群的一体化，是跨城市群经济体之间的日益融合的动态过程；在微观层面表现的是一个城市群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事实上，城市群一体化本质上是能够实现城市群内部以及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和政策的统一，但这一过程是持续的、动态的，需要各个城市政府及企业等微观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在多层次区域发展视角下，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与泛区域之间的区域发展问题。因此，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的发展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这是城市群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整个经济运行的两端，从经济活动的开始到经济活动的结束，就是要素投入和产品销售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没有一体化的市场，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第二，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中社会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形式和最终结果。社会经济资源是否实现了最优化配置，必须对配置的最终结果进行检验，主要检验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是否合理。在经济区域内，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直接反映着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乃至负效率，并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第三，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一体化。这是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桥梁和实施路径。市场建设和要素流动都是以基础设施作为实施条件的，而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形成也是以基础设施作为依托的。因此，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流动的规模与水平，并最终影响到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此外，如果环境保护分而治之或缺乏必要协调，对要素流动的流向和流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第四，城市体系和城市布局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依托和实现载体。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重要阵地，不同等级、不同规模和不同功能的城市构成了经济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并呈现出一定的布局状态。各城市之间，只有既分工合作，又功能互补，城市布局是科学合理的条件下，经济一体化才能变成现实。第五，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和构架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规则下进行的，不同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经济一体化则要求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具有相同的或相协调的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第六，制度构架和政策措施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不同的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不仅导致各经济主体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性，而且直接影响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同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又对区域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一体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路径选择

沈阳经济区是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和铁岭共8个城市，通过中心城市沈阳的经济辐射和吸引，与周围经济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地区形成的“区域经济共同体”。而辽宁沿海经济带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6个沿海城市所辖的行政区域。从辽宁城市群的经济空间联系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空间联系存在差异，究其原因是资源禀赋的差异、政策倾斜面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想实现辽宁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政府的推动、城市群的制度创新，以及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等措施。

1.政府层面的改革

（1）政府职能的转变。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彼得斯认为，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是市场式、参与式、弹性化和解制式的模式。新公共服务的理念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要求。辽宁城市群在发展中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体制接轨的制度，用制度和规划规范政府的服务职能和责任；用制度规范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和责任；用制度明确政府的角色及相应责任。弱化行政区经济职能，削弱行政壁垒，增强市场力量。

（2）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城市群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在城市群内部建立共同市场，以实现要素的合理流转和优化组合，一般情况下并不排斥或否认行政区划的存在。但是，要在观念上弱化行政区划的概念，通过市场运作，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共同拆除地方保护主义，推进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体化发展。在区域经济开发中坚持法律先行，并以此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目前，在我国区域规划法缺失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制定区域规划编制和管理条例，逐步确立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

（3）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在沈阳经济区战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和突破辽西北战略实施的背景下，辽宁城市群已经初步形成了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尤其是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合作进一步加深。但是，在目前行政区行政的体制下，辽宁城市群的各地方政府间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所以，应该重新审视政府间的关系，加强各个城市政府间的横向合作和实行网络合作治理，从传统的政府间等级关系模式向网络模式转变。

（4）完善政府间合作机制。一般来说，完善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可以使区域的规划更具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可以尝试建立区域协调管理委员会，并赋予相应的规划和调控权，由它来解决单一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问题。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问题都可以由该机构解决。同时，要赋予这一权威性机构相应的权力和资源，并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

2.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创新

（1）制度创新。城市群的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仍停留在非制度化阶段。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迫切需要创建制度化的经济一体化协调组织，承担起协调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职能。目前，辽宁各城市成立了协作办公室，城市群内的市长联席会议等一些相关沟通渠道和机制也初步形成。但是，还需要在党政主要领导会晤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其他部门的合作机制，加强对日常事务的联络、组织和协调。

（2）法律保障机制。目前，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内各城市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没有规范统一的法规。这个问题不解决，区域一体化就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制定各地共同遵守的区域公约，以强化地方政府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3）利益协调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城市都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及国家财政的有限性，城市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但是，为了保证城市群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城市之间又是相互合作的。一个城市在做出战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优势，而且要考虑其他城市的决策。在城市经济合作过程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是手段，合作是目的。构建利益共同体，其本质就是确定一体化组织中各个利益主体分享利益的制度设计。

（4）合作与分工机制。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强调城市之间在经济上交往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发展上关联互动。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以建立市场化条件下合理的区域分工为前提。经济市场化使市场机制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市场化条件下，生产要素和产品可以实现在区内的充分流动，并以其效率参与区际分工，在城市之间发挥经济互补作用，提高全省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实现区域分工利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3.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辽宁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需要建立多元复合行政，建立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多元复合行政强调跨行政区公共服务，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发挥非政府组织的自发参与性，采取民主合作的方式形成良性互动。

（1）构建以省级政府为首的城市群一体化委员会。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沈阳经济区发展战略和突破辽西北战略的实施，无非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和一体化发展。可以在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级设辽宁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可以从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和一体化发展的高度，解决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各自发展以及互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打破行政壁垒、条块分割，使产权、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在整个区域的优化配置，实现大市场、大流通、大分工、大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而且省委省政府可以凭借其权威性使省内的各种协调更有力度。

（2）构建城市群内部政府合作组织。从空间结构看，辽宁的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了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两大板块，这两大板块相互交织，构成了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的格局。因此，有必要建立各板块内部的城市区域合作组织，协调板块内各城市以及板块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事务。当前，已有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城市联合体、沈阳经济区市长联席会等不同层次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但是，这种组织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应该根据各地的发展状况，组建各个板块内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政府合作组织，尤其是辽西北不发达的城市更应该主动加强与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的合作，建立切实可行的合作组织。当沿海经济带与内陆经济腹地的互动协调发展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各个板块内的合作组织进行协调解决，如果无法解决，再上溯到更高层次——省级政府的合作机构寻求解决。

（3）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在各板块、各城市结合自身竞争优势选择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建立围绕主导产业的行业间协会、各类民间组织。以此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在微观层面上的协调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公民和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调互动。尤其是各类行业协会等组织，可以有助于形成跨区域主导产业链条和集群，从而使城市群产生内在的、不可割裂的经济联系，并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产生自觉主动的互动发展的要求与行动。这将更加有助于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的治理。

4.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再造联合体

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是港口与腹地、中心与门户的关系，推进两者统筹发展既是适应当前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辽宁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要攥紧“两个拳头”，发挥组合优势，通过两者互利共赢，最终实现区域综合效益最大化。通过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通过利益协调，避免恶性竞争；通过一体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通过错位发展，实现优势整合。而且从全省的一体化发展看，尽管政策上将其分为两块，但实际上整个辽宁形成了不可分割、统一的经济体。然而，考虑到目前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内各个城市间的发展还存在差异，需要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向效益较高的区域和产业，以获得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带动其他区域和产业的发展。此外，辽宁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培育新的增长极，实现增长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第二篇：旅游业视角下的临沂区域经济发展思考.doc666

2.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3..1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优势分析（Strengths)

3.2.2劣势分析（Weaknesses)

3.2.3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

3.2.4威胁分析（Threats)

3.2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对策

4.发挥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对策

第三篇：关于推进成都平原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关于推进成都平原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九三学社 朱锐

交通一体化实质就是对区域内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等交通系统各市场要素按照统一的标准和原则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使区域内交通运输系统各种市场要素的匹配程度达到最佳，社会经济效益和行业效率实现最大化。四川省发改委2012年10月制定的《四川省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下称总体交通规划），其范围了包括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及攀西城市群目前至2020年的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思路及目标。

成都平原城市群（下称平原城市群）包括成都、绵阳、德阳、遂宁、资阳、眉山、雅安7市全域和乐山市市中区、湾区、五通桥区、金口河区、夹江县、峨眉山市6县（市、区），覆盖国土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常驻人口约3129万。城镇化率约为50%，经济总量超过1200亿。其建设定位为我国战略“第四极”的双核之

一、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核、全国城乡统筹的先行区，内陆开放示范区，是构建四川多点多极支撑的第一增长极。

从现状看，平原城市群仍存在内部通道数量偏少，通道等级偏低，通道线路饱和度较高，部分线路能力紧张；水运航道等级偏低，港口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较低，水运通江达海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铁路通道复线率低大部分为单线铁路，能力利用率基本处于超负荷状态，不能满足铁路客货运需求；枢纽机场能力不足，航空市场开发滞后，支线机场运量小，运营困难，服务范围不广等问题。

为此建议：

一、按照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深化、细化成都平原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确保共同的行业一体化发展目标。

按照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建议在《总体交通规划》基础上，由省委、省政府责成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组织协调平原城市群内政府部门成立“推进成都平原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对交通一体化规划、建设发展相关工作的协调。并组织力量，根据总体规划，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成都平原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下称分区交通规划），统筹规划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标准、确定统一的道路运输、市场管理等行业一体化发展目标，确保交通一体化发展工作推进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的落实，确保规划实施过程中“超前性”和“适应性”和谐统一。

实现平原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目标是《分区交通规划》的关键所在，也是成渝经济区交通规划从理念到技术全面的一次创新，建议省内各级政府部门应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科学的运行保障机制和评价体系；此外，应格外重视和加强规划方案的深化、细化工作，在广泛听取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团体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基础上，认真组织好规划审查和评估工作，以保证规划质量和权威性和适用性以及决策的科学性，使之真正成为指导平原城市群公路水运，乃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二、按照跨越式发展思路，选择适度超前的交通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城市群社会经济及交通体系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城市群在最初的10－20年是综合交通体系建立的关键期，也是决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成都平原城市群制定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战略规划，不能仅从当前社会经济和交通发展的现状出发，还应充分考虑以下重要影响因素：首先，平原城市群的发展面临极为有利的政策机遇，若交通体系规划不能做到“适度超前”，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将有可能使城市群的发展错过良好的历史时机，其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其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平原城市群社会经济极可能实现飞速、跨越式的发展，制定交通体系战略规划必须充分预见社会济的发展趋势并做到“适度超前”，否则将有可能再次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再者，按照交通与经济发展互动理论，以及我国高速公路20年来实践经验表明，大规模交通建设快速发展本身对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产值的增加具有直接拉动作用，交通建设发展也是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之一。为此，制定的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将要指导平原城市群交通体系未来十余年的的建设和发展，这是综合交通体系全面建立并实现一体化的关键时期，只有战略规划“适度超前”，才能确保交通体系具有较强的后续发展能力。

三、积极争取平原城市群交通建设发展所必需的有利政策

平原城市群交通建设需要消耗巨额资金和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这些都是目前国内交通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难点。平原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发展中，应进一步积极争取省政府以及群内各市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土地、资金等政策的大力扶持，将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纳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各城市总体规划之中，利用好区域规划这一政策工具，在土地出让金及城市建设配套费用上给予支持，确保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交通一体化发展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一体化

交通基础设施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原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思路，按照交通经济一体化的思想，积极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中心城市成都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加快构筑以成都为中心的城际快速通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枢纽场站建设，注重交通体系能力建设与运行效率提升并重，全力打造以成都为中心的“7+1”平原城市群“1小时交通圈”，发挥成都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通过交通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先导拉动作用，最终达到以综合交通体系一体化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体化，提升整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目标。

五、加大平原城市群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促进制度创新，优化完善运行机制

尽快实现交通网络的统筹规划与协调发展。重视搞好“7+1”城市群内各市之间在政府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的合作机制创新，促进和加强平原城市群交通建设与营运管理全作外部政策环境和合作平台建设，强化和完善8市交通一体化建设发展协调机制，实现交通网络规划的统一、融资模式的一体化，协调建设计划。

从经济层面上看，平原城市群经济、交通一体化发展总体上是建立在政府引导下，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一种城际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活动行为。因此，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合理高效配臵交通资源，逐步将过去各地方政府调控为主导转变为建立在城市群统一的市场基础上，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大力推进城市群交通建设，运营企业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打造名牌企业、品牌服务战略，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资源的整合。鼓励强势集团企业兼并或控股群内或周边地区运输企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应为企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六、尽快研究解决平原城市群交通合作组织机构及管理体制的问题，是从制度上保障交通管理一体化目标实现的关键

平原城市群交通建设发展已进入实施阶段，《成德同城化发展框架协议》已签定，这为解决目前面临的跨地市合作建设模式与传统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之间矛盾和问题提供了非常的借鉴。若仅依靠现有“7+1”松散型协调会方式难以从实质由解决问题，难免导致具体合作工作推进缓慢等问题。建议参考成德同城化合模式建立健全平原城市群交通合作组织机构，可考虑在过渡阶段采取组建“成都平原城市群交通建设领导小组”及下设办公室管理模式，并在适时成立平原城市群交通委员会，由该类组织机构具体牵头负责，尽快研究制定各项合作章程以及完善管理与协调机制，打造统一的政策平台，使各项合作工作走上正轨，同时突破行业分割和行政区划壁垒是目前平原城市群交通体系实现管理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障碍，跨越这一障碍也有赖于交通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

七、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统一的推进平原城市群交通运输业一体化发展的鼓励、引导和扶持政策，促进区域统一交通运输市场的形成

群内8个城市应通过一定的组织模式和协商机制，按照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制定统一的推进平原城市群交通运输业一体化发展的鼓励、引导和扶持政策，统一服务、市场开发、执法等标准和规范，清理有碍一体化发展的行业壁垒性政策，为平原城市群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促进区域统一交通运输市场的形成。

（1）在实现“7+1”运输服务一体化方面，应通过省市政府交通运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共同配合，努力打造统一的运输行业管理平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群内公交、出租以及汽车租赁跨地区经营、连锁经营，实现公交、出租服务市场一体化；群内公路收费站对群内客货营运车辆采取适当优惠措施，打造区域公共交通的“无障碍通行”。

（2）在群内交通运政执法一体化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规范执法程序，统一执罚标准、执罚尺度，积极打造统一的制度平台。

（3）应建设反应迅速、统一的区域公路、水运交通指挥及救援体系，实现群内路网交通（主要是汽车）监控及安全救援一体化。

（4）在平原城市群统一规划建设现代化的区域交通运输信息平台（包括电子政务与商务、物流等相关公共服务信息），完善跨地区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以先进的技术手段保证提高运输行业信誉度和安全性。

第四篇：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分析

摘要：利益问题是区域合作的核心问题，利益博弈贯穿区域合作的始终。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

关键词：中部地区；现状；博弈；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42-03

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本文将区域利益分析和博弈论相接，利用博弈论分析地方区域合作中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以期寻求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和方法。

一、中部区域合作机制现状及问题

“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趋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作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资源相对丰富的中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区域合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缺乏领先的优势区域，各自为政

在区域经济中，城市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和经济集聚的核心，发挥着龙头作用，是最具实力与活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中等偏后，整体实力相差不大，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缺少像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的具有辐射力强的省(市)。处于这种“势力均衡”区域格局下的中部各省，为了保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其进行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激励作用相对变小，而通过相互竞争和争做“龙头”的激励作用则变大。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各省都纷纷表示要主导中部的发展，如湖北提出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支点”，“努力使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江西、河南提出要“领跑中部崛起”；湖南也表示要力争走在中部各省前列。中部各省在设计各自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定位上，也是各自为战，孤立发展，缺乏“中部城市群”的统一规划。

(二)各省产业层次低且趋同

在产业发展及合作方面，中部各省的产业层次较低，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相近，产业发展水平也大致处于同一层次上，“同构化”现象严重，目前，除了农业，中部各省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煤炭、电力、交通运输、金属冶炼、食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结构也非常接近，并且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承接能力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因此，中部各省非常容易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的进行争夺，而进一步加深产业发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由于中部各省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及地方利益的驱使，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能统筹谋划，而是画地为牢，甚至不顾全局性资源浪费与生产能力过剩，竞相进行重复建设与生产，致使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严重，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内耗，限制了企业规模效益的发挥，而且使得省份陷入了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的不良发展轨道，最终导致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另外，“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和实施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合作并没有多大的进展，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仍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像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等地区的一体化，而是各自为政，缺乏有力的行政协调机构和民间协调机构，行政分割严重、内部开放度不够。由于各省产业同质性强、区域协调性差，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区域。

二、中部地区的区域博弈困境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中部六省的合作，实质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各博弈主体利益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本性使它在与别的政府经济交往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追逐利益的动机使得博弈各方不断协调各自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区域博弈中，既有静态的囚徒困境，又有动态博弈；既有信息不完全博弈和合作博弈，又有非合作博弈。但由于区域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合作的动因不足等问题，各区域在产业结构选择、资源、市场、执法等领域的非合作博弈更为常见，由此不利于中部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一)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上存在目标上的差异。中央政府的目标较为单一，即缩小差距，实现各地区相对均衡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地方政府而言，目标则略显复杂一些。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希望实现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而借此机会尽力争取国家在资金及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达到地方利益甚至个人政绩最大化。由于利益与追求不一致，政府间在同一个战略框架下进行博弈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以财政分配政策为例，各地方政府都希望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向本地区倾斜，因而在财政分配领域展开利益争夺。中央政府力图达到对各省的相对平衡，地方则力图争取政策更有利于自己，由此导致的自上而下的“一刀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强化旧制度，遏制地方政府的创造力和活力，带来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不成而产生的“令行不止”或者“阳奉阴违”，可能会导致经济行为和信息的扭曲。

(二)地方政府间在具体政策措施上的博弈

地方保护主义。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由来已久，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如禁止或限制异地生产的商品入境和销售，由此引发地方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行为；地方政府对不同产地但同类产品实行不同的质检和技检标准，并要求办理不同于其本地产品的审批手续；用行政手段阻止要素或劳动力向其他省份流动；在产业层次低且趋同的情况下，区域间的重复建设严重等；甚至企业间的竞争也打上了浓厚的地方烙印。这类问题同样存在于中部地区。

争取外部的合作，招商引资以及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的博弈。中部地区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东部地区产业投资转移的理想场所。但是，在招商引资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供给的优惠、税收减免、降低环保标准等吸引外来企业投资的办法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为其拓展市场，所谓“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客商拿走了大量本该由地方得到的利益，并造成了地方环境的破坏。

(三)区域政府博弈的后果

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实质是一种寻租――设租行 为。地方垄断租金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核心动机，地方政府预期这种博弈所带来的垄断租金是可以满足地方利益的，尽管这种预期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不确切性。片面追求政绩的非合作博弈短期行为，可能会为局部地区带来短期利益，但这一可能带来额外收益的过程，却是以大量的成本外部化、资源的浪费、市场效率的下降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三、区域政府间合作博弈的对策及建议

为了走出“囚徒困境”，实现中部整体经济的崛起，只有竞争甚至投机是不够的，加强区域合作才是整体的最优选择。但是现有的市场机制和利益分配模式使得区域合作的过程存在困难，区域间的互利合作完全通过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成最优。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的有效办法是改进和完善博弈规则，即需要博弈各方――政府共同设计一种协调机制，加强利益协调和行为约束。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共赢的理念

一方面继续加强和东西部的互补和协调，强化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中东部地区形成合理的产业合作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间在利益和政策协调。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现象，加强地方利益协调，破解区域发展的“囚徒困境”。

由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区域经济活动的拓展会产生外部性。目前中部6省都已经建立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增长极：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北的武汉“1+8”城市圈、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圈、安徽的皖江经济带和江西的昌九工业走廊、山西以太原为中心的大字形经济带。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应该建立由中部地区最发达的武汉和郑州组成的“汉郑经济圈”；建立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的“汉三角三小时经济圈”。但事实上，中部各省会城市都没有实力像中国“三极”中的北、上、广一样成为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而经济中心又不能自封或由政府任命。因此，中部地区在没有公认的区域中心的基础上，应该以区域内各中心城市共同市场利益为纽带，树立全局意识和共赢的思想，以大气、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区域竞争合作，在资源、生态、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加强合作，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省份之间的相互配合，把中部的整体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而不是一味去争中央项目、投资或政策优惠。同时，在合作的过程中要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二)加强政府间政策协同和制度化合作

地方政府行为与政策将对中部地区空间格局分化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问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基础设施环境、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环境、先进而富于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这三个方面。随着各地投资硬、软环境的改善，竞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制度创新上。下一步需要强化中部六省合作平台，建立政策、产业、企业层面的合作协商机制，避免恶性竞争，提高区域政策的执行效率，降低区域协调成本。

中部陷入博弈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本位的行政区经济体制和强烈的地方利益取向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其经济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在区域经济的发展的进程中，中部政府应该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经济合作区的经验，努力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条件和发展环境，引导经济平稳发展，把主动权交给市场和企业。另一方面，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加强区域性市场建设，合理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把中部六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利用土地、金融、资金等各项措施完善区域合作的政策体系，促进区域内部要素合理流动，加快区域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为中部合作及中部崛起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此外，中部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对各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引导，可通过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的规范和各项政策在跨地区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面监督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三)完善利益形成机制

建立一种促进合作的利益补偿机制，来弥补受损地区因参加区域合作而受到的损失，这是推动中部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内在要求与保证。它能够对区域合作能造成的过大利益差距进行救济，以弥补优势不对称所造成的收益分享不公平和避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合作的过程中，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应该与中小城市合理分配利润，以提高相对落后地区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事实上，也只有以完善利益形成机制为纽带，开展区域合作，并确保合作中的中部各方的利益主体都能各得其利，才能真正保证中部的区域合作行为具有持续的动力支撑，以激励合作行为的实现。

此外，要改革现有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但类似的考评标准容易使地方政府官员决策成本外部化，而且重短期利益，轻长远利益；重自身利益，轻区域利益。这间接强化了地方保护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新的官员考评标准的设定，应充分考虑官员决策的中长期后果，且有必要与整个区域的发展状况挂钩，并多考查非经济领域的业绩。

(四)完善法治体系

为防止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保证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建立对区域内的合作主体行为的约束机制，分别制定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法律制度体系，强化法治约束和监督，严厉打击和处罚破坏区域合作的行为。对于中部合作和中部崛起而言，要从《组织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制定有关政府合作的法律法规，既要反对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又要以法律形式对地方政府的权限进行划分。此外，还要制定和实施一些惩罚性条款，对合作中违反“游戏规则”的“搭便车”等非规范行为进行惩戒。这种区域合作约束规则的形成是地方政府问相互博弈的产物，它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一个地区的最高利益，并不必然是另一个地区的最高利益，而地区之间的合作则能够产生效益。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建立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应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而中央政府亦应承担起引导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责任。

第五篇：发展区域职业教育的思考

发展区域职业教育的恩考

——关于赴宁波市学习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考察报告

考察组成员：许欧蛟方正春胡铁

8月20至24日，副县长许欧蛟带队，赴浙江省宁波市进行了为期5天的学习考察。通过实地考察，考察组一致认为，宁波市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路和经验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作法和经验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创办于l980年，现有建筑面积10平方米，实训工场1万平方米，设有四大类15个专业，教师260余人，学生近50O0人。近几年，学校先后荣获国家级重点职校、国家级数控专业示范性实训基地、浙江省示范性重点建设职校等荣誉称号；学校机电技术应用和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已成为浙江省示范性重点建设专业。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国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现有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实训工场3万平方米，设有38个专业，教师500余人，学生近万人。2003年，学校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列为地方性重点建设示范性高职院校；2006年，被教育部审定为首批全国28所重点建设高职院校；学校还先后成为教育部高职高专现代教育技术师资培训基地，浙江省产学研合作教育实验基地，教育部、财政部支持建设的数控技术实训基地。

短短几年时间，这两所学校分别成为了省级和国家级示范性重点建设职业院校，其主要作法和经验：

一、规划标准高。宁波市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建设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示范性职业院校作为“科教兴甬”的重大战略举措来抓。尤其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上，宁波市有其过人之处：一是精选校址。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选址于宁波市高教园区，右连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后接英国曼哈顿大学宁波分校，周围还有多所高校毗邻，这样有利于资源共享。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北仑新区：区内有中国港口皇冠之称的北仑港，有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大榭开发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工业优势明显，主导产业有机械、模具、化工、材料等，其中模具加工企业就有648家，被中国模具协会命名为“中国模具之乡”。二是确保用地。在宁波寸土如金的经济大发展时代，确保了职业院建设和发展的需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占地450亩，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占地750亩。三是科学定位。把“立足大港、依托大港、服务大港”，作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和发展定位，努力促使职业院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科教、文化等多方面的服务。四是精心布局。校园设有教学区、实验与实习工场区、运动区、生活区、行政办公区等五大区域建筑群。整个校园建筑错落有致，井然有序，布局合理，气势恢宏，是学校更是景区。

二、建设投入多。宁波市各级政府在职业学校建设上舍得花钱。近三年，全市累计投入超过了35亿元，由于7所高职院校建设；投入8.83亿元，新建了集职教、成教、教研、实训于一体的5所县级职教中心。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示范性建设目前已完成六期建设工程，今年又投资4000万，新增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设施设备200多台。其中有一个标准厂房建筑面积达2200平方米，装备有数车、数铣、电火花、线切割，还有功能数控车、四轴联动加工中心、三坐标测量仪等整套现代化设备，可容纳8个班级400余名学生同时进行实习实训教学。

三、改革力度大。近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3次大的机构改革：一是推行两

级管理机制，把原来的13个中层机构合并撤销为三办两院，即教学办公室、党群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工学院、商学院；二是学校对二级机构充分授权；三是解聘原先所有中层干部，向全校教职员工每人发放一张表格，可以任意竟聘新的岗位，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从原来的100余人精简到20余人。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在管理上主要实行了“三制”和“两级管理”。“三制”即校长负责制、干部与教师竞聘制、收入分配绩效工资制。“二级管理：指学校各职能处室教师对专业科室负责，专业科和处室对学校负责；学校处室管理专业、科室，专业科室管教师、学生。较好地形成了“小行政，大教学”的管理格局。

四、办学形式活。宁波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校企大规模、多层次合作的办学之路。一方面，合作培养人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先后与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甬华树脂公司、敏孚集团、联通公司等二十多家大型企业合作办学，建立双赢互动的合作机制。双方实行学工交替、半工半读、订单培养、项目教学等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投入巨资在学校建立实训中心，学校为企业实施员工培训等更加广泛的合作。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今年有12家规范企业与其联合办班，其中有5个冠名班，如欧琳班、富泰班、海太班、汇港班、奥克斯班，利时集团与学校联办财会、经贸专业，宁波市电力公司已在该校建立农村电网培训中心，全套设施设备由市电力公司提供，学校承担培训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搭建科技服务平台，帮助企业解决创新难题，寻求新的合作项目。学校定期开展由化工、模具、机电行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及知名企业参加的产学研合作现场会，还与宁波大名精密铸造公司、宁波冠华铸业有限公司、宁波世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3家校企联合研发中心，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二、启示和思考

考察归来，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职业教育既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示范性职业学校建设正在成为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重头戏，成为各级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事工程。宁波市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有：

1、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解放思想。从宁波市的经验可以看出，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把思想统一到如下几个方面上来：一是要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思想。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没有一支高技能、专业化劳动大军，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根本上就是要造就这样一支劳动大军。宁波的经济迅猛发展，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我县与沿海县区相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比重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以低端为主，资源消耗大，而且安全生产事故也多，这些都与从业人员技术素质偏低、技能人才匮乏有很大关系。因此，必须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来抓。二是要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就业”的思想。就业是民生之本。目前，我县每年新增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大约1万人，有15万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安置，有近万名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后下岗的工人需要再就业，有数万名从业人员需要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要缓解这一巨大的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就业，普遍提高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就必须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扶贫”的思想。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导致发展能力差。因此，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智力扶贫，着重解决人的观念和素质问题。我县有68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占55万，农村经济困难人口和城镇低保人口约占50％。加强对这些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及其子女的职业教育，促进其实现就业，不仅投资少，见效快，效果持续，而且能使贫困农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具有“一次培训，终身受益，一人务工，全家幸福”的效应。从我县职业中专近几年毕业生和县职教中心阳光工程培训班学员就业情

况来看，100％毕业学生(员)实现了就业，95％的毕业学生（员)年收入超过了1.5万元。实践证明，在我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通过职业教育提高贫困劳动力及其子女素质，进而使他们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四是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社会稳定”的思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需要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目前我国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犯罪分子多数是文化程度低的无业游民。我县富余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就业岗位。这些人中的一少部分在社会上游手好闲，久而久之沦落为当地的燥子、烂子、地痞、地霸，成为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几年全县职业高中招收新生约4000人左右，这些学生中，单亲家庭约占20％，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留守子女约占60％，问题学生约占三分之二。但通过两至三年职业教育，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得到健康成长，不仅成了一个好公民，而且还成了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业教育是社会的稳定阀。

2、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更新观念。从宁波市两所示范性学校的建设经验中不难看出，职业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要适度超前，才能紧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他们用企业最先进的设施设备装备学校、用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武装教师、用最先进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教育学生，树立了全新的职业院校建设理念。一是“学校即工厂”的观念。职业教育的基本理念是“学中做，做中学”，“做学合一”。职业学校建设也应体现这一理念，具体来讲就是“学校即工厂”、“教室即车间”、“前店后厂”、“亦校亦厂”、：亦校亦店”。就是把学校建成工厂式，把教室装成车间样，让学生能充分在学校环境中感悟企业文化、感受企业熏陶、接受技能实训，从而在将来实现零距离就业。二是“学校即社会”的观念。把学校建成学生村，成立学生村管委会，设立办公室、学习部、实践部、事务部、治安部等部门，通过竞聘选举产生学生村主任和各部负责人。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开展工作，实现学生自主管理，用以提高学生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设立创业一条街，鼓励学生开展勤工俭学和创业活动，以提高学生创业意识和能力。这样才能把学校办成学生真正当家作主的学校，办成学生自觉接受教育的小社会，以此来培养学生进入社会的零适应期素质。三是“教师即技师”的观念。“双师型”教师是职业院校建设的核心动力。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指的是：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中既能讲授专业知识，又能开展专业实践；既能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生价值，又能指导学生获得个人职业技能的一种复合形态的教师，即“教师+技师”。按国家有关要求，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要达到60％以上。目前沿海地区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已基本达标，原因是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联系紧密，科技开发、社会服务的职教体系已初步形成，产教结合的模式已有一定规模，学校能定期安排专业课教师到实习基地或企业、行业参与生产实践和科技项目的开发，教师有条件和机会到企业实践。而我们中西部地区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相当匮乏，数量少、质量不高。学校要不遗余力地增加‘双师型”教师数量并提高质量。主要途径有三：一是从非师范类引进本科以上优秀毕业生；二是学校选派理论教师到行业或企业蹲点实习、顶岗培训；三是从社会聘请专家技师担任兼职教师。

3、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创新办学模式。创建示范性职业院校单纯依靠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吸引和引导企业、行业参与。宁波市各级政府积极充当校企合作的“媒婆”，为学校和企业“说媒联姻”，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职业院校建设新模式。一是“三位合一”。就是把产学研贯穿于“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的全过程。通过校企合作办学，开展重点专业、重点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实习基地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合作建设，密切政府、学校、企业关系，提升学校内涵建设质量。通过合作育人，构建以“素质为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企业急需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应用性技术人才。学校组织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企业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为课程开发打下基础。在育人过程中，学校积极引入企业资源，突出实践教学，重现场体验，重职业能力培养。通过合作就业，学校与企业寻找多种形式共同培养

人才，学校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直接就业机会，给企业提供合格的技能人才。二是“三方联动”。三方联动是指政府、学校、企业(行业)三方有机结合，建立互动合作机制，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统筹协调在“三方联动”机制中发挥引导作用。企业通过提供人才培养规格、参与人才培养、共建实训基地等方式，在“三方联动”机制的发挥主导作用。学校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为企业(行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三方联动”机制中发挥主体作用。

三、对策和建议

近几年来；我县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县职教中心和县职业中专能抢抓发展机遇，锐意创新，各项工作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2007年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我县为现场召开，还争取了省示范性职教中心和省示范性职业中专两大建设项目(全省两个项目仅29个)，三年总投资达1000万元。为在三年内完成这两大项目建设，顺利通过省级评估验收，争创省级乃至国家级职业教育示范学校，我们认为：

1、要努力营造职教发展氛围。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宣传优秀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和高素质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大力表彰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定期开展全县性职业技能竞赛，对优胜者进行表彰奖励，通过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技能型人才的良好氛围。

2、要加大职教经费投入。要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规定：(1)《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2)城市教育费附加的30％用于职业教育。(3)认真落实“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的规定。(4)农村科学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可适当用于农村职业教育。(5)省委、省政府《决定》已明确“十一五”省本级财政用于职业院校建设的专项经费由“十五”的不到1亿元，增加到2.5亿元，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也要按照总人口人平1元的标准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并逐年增长。

三、要协调普职发展。温家宝总理指出：“在高中教育阶段，要坚持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并重、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我县目前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猛，有85％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普职发展不协调。县本级有公办普高五所，年招生规模在5500人左右，而公办职高仅1所，年招生在1500人左右，县内民办职高7所年招生在1500人左右，市区招生1000人左右，共计年招生在40OO人左右。今年我县职高仅招生2500人，这与普职协调发展要求相差甚远。为此，我们认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逐步过渡到办好四所普高，集中精力办好一所职业中专，并确保普职招生比和在校生比均达到1：1。

4、要加强学校内涵发展。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要坚持走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办学之路，敲到专业围绕市场转、教学围绕就业转．教师围绕学生转。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招、引、聘，培养一大批双师型教师，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水平。二要加强课程和教学改革，建立适合职高学生学习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三要加强校企合作，开展半工半读、学工交替、订单培养，提高就业质量和对学生的吸引力。四是要着力打造特色专业，在近三年内建立1-2个在全省“质量高、就业好、影响大”的品牌专业。五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益，不断提升办学水平，提高办学效益。

5、要全力推进县职教中心建设。近两年，我县职教中心建设运作良好，已成功探索

出“政府主导、部门合作、依托学校、乡镇联动”的运作模式。这一经验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已成为我县教育工作的一大亮点。“干部培训进党校，技能培训进中心”的大职教格局正逐步形成。但工作过程中两个突出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一是培训资源整合依然有难度。有效整合资源是职教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但由于部门利益钢性化，职教培训资源由部门主导后变得难于整合，难以真正发挥最大效益。这样对职教事业发展不利，对新农村建设无益；二是乡镇农校服务三农能力亟待增强。乡镇农校是职教中心服务。三农”的前沿阵地，但由于管理体制未全面理顺，职能不够明确、运转不够协调导致服务能力不强，极少数农校名存实亡。为此，我们建议，要强化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导地位，理顺各相关部门及乡镇的关系，依托县职业中专和乡镇农校，建立协调、有序、高效的日常运转机制；各相关单位要合心合力，全力推进县职教中心建设。以此全面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