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第一篇：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

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臵、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臵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

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

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

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在思想文

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臵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

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

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

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可以用

“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1][2]下一页

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

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

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

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

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24-33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9]SirWilliamBeveridge,FullEmploymentinaFree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45),p.25.上一页[1][2]

第二篇：谈谈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对策

谈谈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对策

2月1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焦点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地方一把手前腐后继》。

出于中国人的良知，我有一些心得体会，没钱出书，但还是要在这里妄言。希望对中国－我的祖国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美国心理学家马洛斯提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用孔夫子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食色，性也”）；安全的需求；认同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见右图）。在我看来，还应加上最后一层需求：心灵的回归－信仰的需求。无论是权力，或者财富，在到达了极致后，突然间失去了方向，人仍然会感到空虚，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只有迈入信仰的需求，人才会真正感受到一种满足，内心的充实和平安喜乐。

中国目前所提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跟马洛斯的人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是对应的，只是中外的表述方法各异而已，也许，马洛斯的五个层次的表述更为清晰，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同样，中国所讲的精神寄托，我想跟我上述的“心灵的回归－信仰的需求”有点类同。

有了前面的理论铺垫，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就比较清晰了！

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于权力，财富（或名利的表述）的不正确看法，和缺少信仰最高层次的自我约束！

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贪官之所以“贪”，是因为他没有正确的思想，抵御不了“名，利”的诱惑力，从而产生了贪污腐败的行为。

目前在中国，所采取的做法计有如下几种：

1．前期推行高官的“自律”，效果不佳；

2．然后，再推广高官的“他律！”，想提高贪污腐败的代价成本，来阻止贪污。

3．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强调“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要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利益”

无论是高薪养廉，或者酷刑养廉，或者思想教育，或者道德教育，都治标不治本！

看看他人的腐败下场图片展，汇报会，当时，可能会让人心灵获得强烈的震撼。但是，人是一种犯贱的动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慢慢会把这种触动在大脑的刻痕抚平，然后遗忘！

人是一种最活跃的因素，任何制度都无法完全束缚人的思想，行动。而且，根植于人身上本身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不停怂恿人去试探，冒险。

故而，一个人到了砍头的份上，他才会突然彻底明白，才会真正醒悟。但是，他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失，无法挽回了！对于他个人，影响巨大。但是，对于社会，仍然波澜不惊！仅仅是多了一个腐败的反面的例子而已！

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除采用如下几法外，别无他法！

1．推行基督教信仰，让大家认识：人是上帝派到这个世界来完成一定的差使的，每个人都有其功用。人要尽职，最大程度合理利用天赐的财富。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围绕这这个目标进行，从中去体会到耶稣的存在。财富，权力仅仅是上帝为让你更好的完成任务而赋予的，就想赋予你健康的身体一样。你没有滥用权力，财富的权利，只有妥善的使用他，让他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发展，壮大，来完成上帝的使命，你才能得到上帝的赞许。权力，财富最终，仍将回流到社会,由另外的人来完成上帝的使命“。

2．在中国普及基督教：随着中国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越来越追求心灵的依靠。在中国推行了二十几年的无神论，其最后结果不仅仅没有把人们头脑中的宗教观念去处，反而，到了年底，到寺庙烧香拜佛的，到地摊上算命，占卦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信仰是根植于人自身的一颗种子，“共产主义“仅仅是人类可能的一个发展阶段，不是信仰，科学也仅仅是对客观规律的条理化，便于人更好的认识世界。但，它也不是信仰，仅仅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人必须要有健康，坚定的信仰！

3．在中国辅助以高薪养廉，酷刑养廉等其他治表措施。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现在，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民族自信心。但是，在精神领域，除了较底层，如提倡要和睦，友爱互助等细节方面获得了一些发展之外，在根本方向性的问题上，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指导，在共产主义已经很少见诸报端的前提下，必须要一种坚定，健康的信仰来作为社会的支柱，否则，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法轮功横行，大学生就业压力，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的不安全感增强等现象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

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想寻找一条救国之路。远的不说，近的诸如：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先生，朱鎔基总理，江泽民主席等等无不是如此。中国底子薄，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低，作为国家领导人，要治理如此一个国家非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不能。他们带领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的底层需求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但是，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多的现象涉及到了精神层面。现在的社会的问题，不是光一些简单的措施可以治理。最终要回归到人本身去寻找解决的答案。这是必然的一个选择。只有这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继续，稳健的发展。社会信仰的切换应循序渐进，稳健进行，不给心怀叵测之徒任何可钻的空子。但是，时不我待，信仰的导入该立即进行了。干立敏

不上大学等于没有明天?

第一时间看了“土人郁闷生”和“断锹铲雪 ”所写文章,两篇文章中充满了对贫困学生,特别是农村农村贫困学生的关心.可以说温情脉脉,情真意切.我从情感上也有不少共鸣.贫困人口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为了整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可能不关心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人民.但是,我认为单纯从上大学与否来考虑贫困人民的未来命运.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因此我才有了以下的说法:一,文凭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上大学受教育,可以开阔视野,接收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有机会系统的对某专业进行深入的研究.但上大学无法改变一个人最本质的特点.比如说偷窃.上过大学有住宿经验的人可能有体会.一个8人住的寝室中,出现内贼的情况并不少见.被同学偷钱,这种经历决不是偶然情况.有些学生不偷钱,他们偷的是别人的思想(比如论文).中国恐怕是世界上学术造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没有文凭的人却有可能比有文凭的人具有更多的智慧和美德.因为智慧和美德的多寡是从来不与个人学历的高低存在比例关系的.谁敢说没上过大学的邓小平缺乏智慧和美德?谁敢说没上过大学的刘显和(希望集团的创始人)缺乏经商的才能?因此我认为,大学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不要把这种过程无限夸大成人生最光辉的篇章.甚至神圣化,阶级化.二,现阶段的中国上大学要靠自力更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大学学费很低.这是政府全盘介入的结果.而现在中国正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政府职能也在随之改变.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我认为这是与我国现国情相适应的.发展中的中国,还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还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拿什么谈国家资助高等教育?试问9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家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可能有些朋友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够宽广.中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还时有拖欠.中小学学生失学情况还时有发生.怎么就优先考虑到国家赞助上大学的问题上来了呢?我打个比方,医院里只有3位医生,一次重大车祸送来了5位伤员.其中3位伤势严重.另外两位是擦伤.医生当然先考虑救治3位重伤员.而不可能先救治两位擦伤的伤员.这是出于资源分配的考量,也是出于轻重缓急的考量.城市的孩子家里钱多一些,上大学的比例大一些.这说明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还很大.农村人均收入如何提高现在是全国公认的难题.但不可能因为城市里的孩子上大学比例大就让农村里的孩子免费上大学.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叫公平?是要法律的公平还是要绝对贫富的公平.自己用自己的私人的钱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这难道不公平吗?城里学生的父母供自己孩子花的钱难道不是他们私人的血汗钱?所以我认为现阶段上大学的高学费说明政府根据国际惯例把高等教

育的收费定义成高消费,或者说是奢侈消费.作为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时代虽然在变化.但自力更生的理念始终是不变的真理.三,不要把个人捐助和政府行为混为一谭

政府行为是以整个国家为考察对象做出判断.而个人行为则是以个人认识为判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当然可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个人捐助也是个人看法的一种延伸.“土人郁闷生”身为名牌大学本科班主任(名头不小).如果真的有心推动贫困学生上大学,大可以自我发动捐助,自己参与捐赠.这种权力无人可以剥夺.但不能因为自己身为“名牌大学班主任”就认为社会要进步主要在于上大学,社会的希望主要在大学,社会的弊端主要就是上不了大学.如果仅仅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看的那么重要.而忽视了其他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就很可能得出一些自以为是主要的社会症结.实际上这种看法很可能有秀才只谈书的嫌疑.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是只为创造秀才而服务的.四,没有别墅的明天同样也是明天.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居民都住别墅,假设人们可以随意移民以及免费获得别墅,相信不少人都愿意移民美国和加拿大去住免费的别墅.可实际情况是要想移民必须签证.要想住别墅必须修建,继承或购买.这些实际情况想达到很难.需要机遇,努力,甚至一些运气才行.但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应该说美国和加拿大那些住别墅的人才有明天?那些住别墅的人一定比我们这些没住别墅的人幸福呢?答案当然不是.谁说亚洲人的幸福比北美洲人少呢?你不能只看重住不住别墅一点,就说住别墅的人才有明天.觉得一个人是否幸福的原因很多,和一个人住不住别墅没有因果关系.住别墅的人一样可能因为诈骗而被捕.因为贪污而坐牢,因为丧失自信而自杀,因为年老而衰老.因为疾病而痛苦.同样的道理,没上大学的人一样可能有美好的未来.他一样可能找到他心中的爱人(说不定还有个大学生会嫁给他.只要他们彼此相爱).他也可能因为善于经商而笑傲商界.他同样可能由于给村民办实事赢得村里人的尊敬.他可以做工人,做农民,做发明家,做他擅长的职业.他也可以做父亲,做儿子,做一个品德高尚,不偷不抢的诚信之人.谁说他没有未来,没有明天呢?

上大学意味着多了几分选择的余地,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用现金去买知识.只是一种交易手段的过程而已.何必开口闭口就把是否上大学理解成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分水岭呢.智慧可能真的具有抬高一个人身价的潜力,但也要看这个人是否真的具有智慧.更何况智慧决不是一纸毕业证书可以自封或证明的.最后我想说,决定明天何处去的人只能是自己,而不是靠施舍和乞讨.勇敢的面对现实,同时面对现实中无数的荒谬和那些所谓的不合理现象.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只要我们有着正常的心态,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明天,向我想去的地方去”

实力

第三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我国的监督机构：审计、纪委。纪委查出的问题是保护同志；审计出的问题不会受到重视。这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二、没有真正的做好网底防护工程、腐败的产生是事后发现，事前预防不到位。

三、监督机构不产生真正的监督作用。监督机构只对下一级有查处权，中共中央纪委可以查处省部级单位，省部级单位可以查厅局级单位，厅局级单位可以查县处级单位。

四、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淡失，而邪恶的欲望不断膨胀。

要扼制腐败:

一要增强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

二要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落实中央《纪律处分条例》，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强化媒体监督，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三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风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第四篇：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研究与分析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作者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摘要：

有史以来，人类与风险的对抗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靠的信用制度正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运转的保障。建立在各自伦理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中均运行良好，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从中国传统伦理的角度对当前信用危机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现实性和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伦理的传统性之间的脱节与摩擦。针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信用危机的关键在于从市场主体、经济中介和政府等三个方面重构信用安全体制，弥和传统与现实的差距。

关键词：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中人；信用缺失；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正宗”的舶来品，在我国的传统中是找不到其存在的痕迹的。黄宗智先生认为，这对概念被引进于中国时，已经预先根据西方的经验假定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我国所不曾有过的。但是当前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却正是西方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法治目标，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次痛苦的“裂变”，以形成法治成长的现实基础。⑴这个裂变的过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社会的转型。

我国传统上形成的国家、社会紧密结合的一元制结构，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⑵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中国特殊的“礼”，而非“法”。这样一种礼是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社会传统，⑶她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 1

年之久，其巨大的影响早已沉淀于人的意识之中。川岛武宜曾经说过，“如果在近代的经济及其法所存在的社会里，有与其历史性格不相同的伦理存在，那么，这种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讲就只能是障碍。”⑷这段话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但其中的道理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思考仍是有益的。

当前中国社会里，信用缺失成为一个上下瞩目的严重问题。⑸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还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问题？即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信用缺失是否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我想不是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三纲五常之一便是“信”，“言必行，行必果”是社会对人信用的常态要求，信用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社会的信用之所以得以保障，实际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在起作用，一个是以礼为核心、以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伦理性的熟人社会；另一个是传统的中人或保人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家族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伦理性的组织，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直接承载者和监督者。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受到其所属地方社会的严厉舆论谴责，这种谴责对其所属家族声誉的负面影响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重视伦常的熟人社会，这种负面影响将极有可能激起家人、族人的愤怒，从而从家族的角度对此人进行惩戒。这种惩戒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还是物质上，对个人而言都是严厉的。而作为从小就受到各方面有关三纲五常教育的个人，非常明白违背上述要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个人对信用要求的遵守既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接受，也可能是对两种利益权衡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种不利益的存在，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此外，作为特殊的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⑹这种社会里没有群、己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遍的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的范围则可大可小。人们注重个人“关系”（具体的）、讲究“人情”。⑺这种对“关系”与“人情”的深厚依赖，导致中人制度的盛行。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中人，其共同特点是为交易双方所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所信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人本是交易双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这个社会的有机文化逻辑的显现。”⑻这种制度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同陌生人的经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

“面子”、“人情关系”及特殊的中人制度的结合，使得传统的信用体系在陌生人的眼中具有了可信度和安全感。

我们的这种信任，并非出自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因为对熟人社会中那套行为规则的熟悉，对作为中介人的中人的熟悉和信任。因为，通常“成功的交易一半靠中人的说辞和技巧，一半则基于其‘面子’。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过来，中人的‘面子’对于订约双方都具有某种约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⑼所以在我们传统社会中，中人和双方都是熟人，中人除了促使交易的达成外，还具有担保双方履行的作用。在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场合，中人将利用自身的一切手段促使矛盾的解决，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从而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⑽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本身无法产生商品经济中平等人格主体这样一种伦理结果。

与此不同，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⑾这种伦理与这种经济及在此经济上衍生出来的解决矛盾、平衡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互相融合，紧密相联的。所以，西方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普适的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机制，在其自身基础上运转时就有其自恰性。因此，当中国经历各种近代革命，经济进入市场化，人口开始频繁流动，社会变迁加速时，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多年形成的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对社会秩序维持的效力便大打折扣，由此出现传统的三纲五常被废弃，家族功能急剧萎缩，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交易中的特殊中人制度也逐渐衰退。当这些传统信用制度良好运转的保障机制解体后，我们的社会交往出现问题了。因为传统的“差序格局 ”形成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跟随着上述机制的解体而马上发生有利于新经济伦理建立的改变。再加上“差序格局 ”中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的存在，结果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⑿这种利己主义的普遍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赖帐现象的扩散，⒀司法中的执行难等。缺失了制度保障的转型社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信用缺失的不断加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这里需要冷静的考虑，而不是感情。而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⒁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乡土社会的格局下，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匆匆前进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渗透到国民的每一个部分。根据市场经济建立的法制同社会强大的习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说，现在的转型期是一个两种伦理转换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转换中激烈的摩擦，导致社会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胀，经济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这就好比现实中的人突然进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旧有的约束在瞬间消失，而虚拟空间的约束机制又尚未建立，则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当前中国这种信用缺失的势头必须被有效遏制，否则长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但是，如何来遏制呢？我们发现，虽然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毕竟两种伦理中都包含有对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两种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沟通与转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两种伦理中的共性，实现传统的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基础，必须在先进行。没有这种转变，新的秩序将很难正常运转，各种其他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维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护。而西方的伦理中的信用却更倾向于一种普适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种金融机构。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市场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假如西方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则不但海上冒险和远程贸易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⒃为了对抗市场经济中所潜在的信用风险，西方对生人的信用度时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预防及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各种形式的表现形式，如订约前对对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订约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的预测及防范，订约后对对方履约行为及能力的密切关注，产生问题后积极的应对等等，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些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要求在法律技术上的客观反映。各类客观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也是在这种警惕心的要求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配

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⒃通过在动态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处不同时空的陌生人可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经济交往。

反观我国则极为不同。由于中人的特殊作用，双方对对方的不信任感没有西方体现的那么强烈。交易是在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互相的吹捧和在情感推动下过多的非理性行为代替了警觉与冷静的理智，因此事前的预防和安全措施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无法得到发展。更何况只要中人还在，许多问题就很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在心态上有一种懒散性和依赖性。这样一种心态在历经几千年的沿袭后，已经在意识中内化成了一种定势。而这种定势在中人制度衰退的今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体在经济交往中各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从而表现出合同条款的粗糙化以及问题产生后的惊慌失措，结果往往是感性的将责任归罪于一方的不道德、不诚信，产生进一步的信任危机。

针对上述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将市场主体对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转到金融机构上，充分利用金融机构这一市场经济中的“中人”，通过这种移转来确保主体对市场的信任并回避一定的风险，提高整个市场的信任度，从而推动主体积极的市场行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同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同，其本身的信用就存在问题。这些金融机构不是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拼搏做大的，而是过去行政行为的产物。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思维和方式过于行政化、主观化，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不能很好地为整个市场的信用提升服务，因此对金融机构的重整势在必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与退缩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运作与思维方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确保其行为上的客观性、自主性与营利性。在其信用度足以承载其他广大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时，上述的信任转移才是可行的，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

第二是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学会如何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生存，即要学会主动地去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制定各种安全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以“性本恶”为思考前提进行市场交往。不要自我麻痹，总是期待对方会有良好的信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困难也是漫长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现实面前，这一转变事关市场主体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努力做到。

第三是对于政府而言的，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职责。传统由家族和舆论承担的部分责任，在转型时期失效后，政府应及时补位，以防止经济“承重墙”的倒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完备的全国统一的信用缺失备案制度及特定情形下强行“封市”的制度。即由政府管理部门对在管理活动中发现的、处理的，商业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获取的以及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法院等在解决纠纷中发现的、处理的各类不守信用或信用低下的市场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进行及时备案，并跟踪监督，同时将相关信息充分有效地披露，则既可以督促被监督主体遵守信用，又可以对其他主体提供预警信息，从而有利于整个市场信任度的有效提升。对于信用缺失或低下到一定程度的市场主体，政府应及时彻底地进行强制“封市”，即冻结其帐户，吊销执照，清算退市等。由此清除市场隐患，净化市场。

第五篇：我国乳品产业链危机产生的根源分析

乳品产业链分析及基本对策

乳品产业链整体涉及原料奶生产、乳品加工及贸易和终端消费三大环节。未来如何使中国乳业保持健康、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是亟待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乳品产业链的危机表现

我国乳品产业链危机产生的根源分析

2.1 进入门槛较低，退出壁垒较高

一方面，从必要资本投入角度来看，中国乳品产业进入门槛较低，显然不利于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和市场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受资产专用性、沉没成本及地方政府保护等因素的影响，较高的退出壁垒导致中国乳制品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竞争力较弱。

2.2 乳品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失衡

由于乳品产业链缺乏良性运转机制，各环节利润空间缩水，严重影响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产业基础优势形成与发挥。在整个产业链中，原料奶生产、乳制品加工贸易及终端销售三个主要环节的成本投入、利润分配以及风险承担严重失衡。其中，原料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风险最大，但利润最低，因此没有更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奶农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扩大规模、改良品种、提高生产管理水平；而对于乳品加工企业，包装费用以及流通环节的商超费用分别占其销售成本的40%和10%－20%，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的失衡成为产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2.3 进口乳制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带来的乳制品消费量下降，新西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主要乳制品出口国以低价策略进入中国市场，使国产奶粉失去行业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