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展[范文模版]

第一篇：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展[范文模版]

科学史课程作业

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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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0400214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经验和理性的关系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流派, 这两派围绕着认识的来源和内容这一中心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成为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战线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可以说,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史就是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产生、发展和终结的历史, 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因此, 搞清这两个认识论派及其关系, 不仅对于我们掌握欧洲哲学发展史, 而且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之间的动摇

在古希腊的早期, 哲人们中间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 随着哲学的发展, 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 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 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 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灵魂是身体的确定形式。没有身体，灵魂既无法存在，也无法发挥其功能。亚里士多德说灵魂和身体构成了一个实体。这与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囚牢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柏拉图将身体和灵魂分离开来，所以他可以谈论灵魂的前世存在，也可以谈论个体灵魂的不朽。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身体与灵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如果身体死亡了，灵魂这个身体的组织原则也就随之消亡了。另外，亚里士多德发明了形式逻辑，在他看来，逻辑和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他把逻辑看做一种工具，能用来在分析其他某学科所涉及的问题时，对语言加以正确的组织。他认为，思想与存在的食物有关，而这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密切关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系统是以三段论为前提的，他将之定义为“一段论说，其中已经陈述了某些事实，而其他陈述可以由已知陈述中的必然地推导出来”。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类本性不仅仅在于理性，它涵盖了植物灵魂、欲求灵魂和理性灵魂。总而言之，在当时，亚里士多额虽然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他也是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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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0400214 二．伊壁鸠鲁--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的发展和归宿

伊壁鸠鲁作为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原子论的继承者，在认识论上大大的超过了德谟克利特。他不仅对感性和理性都加以承认，而且还在两者之间确定了一个真正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即人的直观感觉。他说：“如果我们真正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一个有关考察或思考的问题，或一个心理的推论，重要的是注意那与每一个词语相联系的第一个心理上的影像，并且不需要加以解释。此外，我们的一切考察都依赖于我们的感觉„„以便得到一些指示，借以判断感觉知觉与不可见东西这两方面的问题。”1他解脱了德谟克利特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者之间不知所从的困境，提出“概念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的知觉，因为概念依赖感性的知觉”2，给予唯物主义认识论一个很大的促进，也意味着经验主义在他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否认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否认自然科学的普遍意义，却是他的感觉论或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伊壁鸠鲁和其同时代的的斯多亚派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标志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对立在古希腊晚期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世纪经院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继续发展

在经院哲学内部，也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这就是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是环绕着一般即“共相”和个别食物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唯实论认为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实体”，这是经院哲学中的正统的唯心主义，它先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后来则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为基础，在认识论上它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倾向的继续。反之，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人事物才是最实在的，而“共相”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或至多是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概念”，而没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学说主要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在当时条件下也就代表中唯物主义路线被视为“异端”，在认识论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的倾向。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认识论的理论, 然而它们都反对经院哲学, 要求认识自然, 揭示自然事物的发展规律, 以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并且它们都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们都把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一般说来, 经验派片面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 认为感觉经验是我们认识外部 1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9页。

转引自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科学史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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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0400214 世界的基本的或唯一的途径, 是真实可靠的, 贬低理性思维的意义。理性派则相反, 他们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 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实在性, 不承认感性认识的实在性, 认为只有理性靠得住, 而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 从而贬低甚至否定了感觉经验的意义。

四.阿奎那--理性主义倾向的发展

阿奎那看到了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具体区别。一方面，哲学开始于感觉经验的直接对象，通过推理而上升到更一般的概念，最后，像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我们把握住最高的原则或存在的第一原因，最终达到上帝的概念。另一方面，神学则开始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且把万物说成是上帝的创造物。在此有一个方法上的根本差异，因为哲学家们从他们对事物之本质的理性描述中得到他们的结论的。相反，神学家们则把他们的证明放在启示知识的权威的基础之上。神学与这些两者并不矛盾。然而，并非哲学所讨论的一切对于一个人的宗教目的而言都是有意义的。神学所涉及的是人们为了得救所需的知识，而且为了确保这种知识，这种知识必须通过启示才能得到。有些启示的真理永远不可能通过自然理性被发现。而启示真理中别的部分，虽然单独通过理性就可以得知，但是为了确保我们真正熟悉这些真理，还是要靠启示。

五.罗吉尔.培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的新曙光

后精元哲学家们当中，培根是第一个既摆脱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束缚，又超出唯名论的主要局限性的著名唯名论者。在认识论上，培根认为妨碍“真理的事业”的主要障碍有四种，即权威、习惯、偏见和虚夸，只有排除这四种“幽灵”，从感官知识到理性知识，并通过感官经验来验证，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而感官的验证在他那里不仅是指感官感觉（“自然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包括用仪器进行科学实验（“用艺术帮助自然”），只有实验科学才被看做是“科学之王”或认识真理的真正道路。尽管他的唯物主义有种种的不彻底性，却无损于他作为新时代实验科学先驱的地位。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预示“文艺复兴”时期面向自然的积极态度的曙光。

六．洛克--英国经验派的代表

在哲学上，洛克的基本立场是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但其中也杂有唯心主义、理性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成分。他倡导“白板说”，力辟天赋原则和 3 科学史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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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0400214 天赋观念的学说，断言心灵是一块白板，既没有天赋的思辨原则，也没有天赋的实践原则，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导源于后天经验的。他坚信的指出，感觉使我们相信有坚实性的、有广延的实体，反省使我们相信有 能思想的实体。经验使我们相信两者的存在，这是不容怀疑的。3

以认识论为主题，是洛克哲学的重要特征。他明确宣布，他的哲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人类理智，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以及信仰、意见和同意的各种根据和程度。他在哲学史方面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在上述主题下，系统地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详尽地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提出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唯物经验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唯物经验主义原则贯穿到底，终究容忍和糅合了不少微信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乃至理性主义的成分。

七.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西欧经过了所谓“ 中世纪的冬眠” 之后, 人们的理性开始复苏了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 高扬理性和科学的旗帜, 开创了欧洲近代的历史文艺复兴运动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就是把人的理性从长期的宗教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了。

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笛卡尔曾系统的表述他用以构造其哲学体系的逻辑层次。普遍怀疑是他的哲学的发端，借此，他得到了他认为无可怀疑的哲学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进而他由“我”心中有一个关于最圆满的存在的观念，推证出上帝的必然存在；最后他由“上帝”真实无欺，给我们的认识能力不会欺骗我们，推证出我们清楚理会到的客观世界或物质世界必然存在。在世界观上，笛卡尔是古典的二元论者，且最终倒向客观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笛卡尔是个唯心的理性主义者。他断言感官有时候是骗人的，由感官经验获得的知识是靠不住的，只有凭借理性才能获取真实可靠的知识；我们凭借理性直观而得到我们自己心灵的本性的知识，凭借理性推证而得到关于上帝和物体本性的知识。

由此可见，重视方法论研究，宣扬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范围内的古典二元论同物理学范围内的机械唯物主义，这些就是笛卡尔哲学的重要特征。他第一个以明确的哲学形式宣布了人的理性的独立，开创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 3 洛克，《人类理解轮》第2卷上册，第23章第29节，第284页。科学史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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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0400214 思潮，同时也是最早奠定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哲学家之一。

八．康德--理性思想的建构与实践理性，批判哲学

在康德的时代，科学思想的趋势是把实在等同于我们可以从感觉经验中、从现象中获知的东西。他那个时代的两个主要传统是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实验主义。康德试图吸收他认为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有意义的东西，而拒斥这些系统中那些不能够得到辩护的东西。他不仅仅是将他的前辈们的洞见结合起来，而是踏上了一条他称之为“批判哲学”的道路。康德的批判哲学包括对人类理性构成要素的分析，他这个分析是指“根据所有独立于任何经验可以努力达到的知识而对理性能力进行的一个批判性的探究”。因此，批判哲学的方法就是追求这样一个问题：“独立于任何经验，知识和理性能够认识什么，又能够认识多少？”康德肯定我们拥有一种能够无需诉诸任何经验就可以获得知识的能力。经验不能够给予我们关于必然性关联或命题之普遍的知识。

在西欧历史上持续了二百多年之久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 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给人类认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验派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 经验是我们认识的源泉, 所以在认识论的基本立场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用认识起源于直现对象获得的感觉经验的思想, 无论解决人类认识的发展, 还是个体认识的起源, 都是正确的,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在人的头脑中不存在“天赋观念” , 批判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因此, 唯物主义经验派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中是一种具有进步性的认识论。理性派认为理性是认识的源泉。在认识中存在天赋观念的作用, 这里包含着片面的真理性思想。人借助于天赋的理性, 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整理, 形成科学知识, 运用天赋的思维能力去揭露和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性。所以理性派看到了理性的能动性, 这是它最大的功绩。

另外，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认识论中的两大理论阵营, 二者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影响到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 语言学由于与认识论学说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更是受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的深刻影响。西方语言学研究在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现代各个阶段的历史发展, 清晰地展示出以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为导向的两条线索, 它们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反映了西方语言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侧面。考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争论的演变过程对于当代 5 科学史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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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0400214 语言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可以说,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 和妥协伴随着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关于这一点,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宾斯(R.H.Robins)指出,“ 经验主义和唯理论的对立, 以不同的形式, 贯穿于整个语言学历史。”4综上所述，理清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观点和相应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有助于我们语言学习者更好的研究语言本身。

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教程》，19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篇：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看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各管理学派、理论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关系，试图清晰地展示出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导向的管理学发展路径。研究方法是导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重点考察管理理论的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采用将经典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的方式，把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划分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加以考察，而不去考察上下剖开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用管理理论的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对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梳理发现，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大体经历了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of management theories，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edevelopment path of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methods is to import the major different of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and ob?serves the principle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different management theory.The classic model Wallace will be cut open by a verti?cal axisthe management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divided into ration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rather than to cut openfrom top to bottom inspe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management has three stagesorigin from empiricism(end of the 19th century-the last century 40?s?)develop through ratio?nalism

（the last century 50's-80's)

：，return to empiricism(the last century 80?s?-nowadays).Key words：management sciences；rationalism;empiricism；development path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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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方哲学史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歧与分析

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分歧

由于主体自身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长期存在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主要分歧

第一，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

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争论的“知识的来源”问题，主要是有无“天赋观念”的问题。一般地说，经验论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

经验论者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霍布斯：《论物体》，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0页）“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洛克：《人类理解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6页）在经验论者看来，一切观念都是思维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归纳、概括、抽象出来的；全部观念都可以还原为感觉和感觉的不同结合形式，凡在理性中的东西，都存在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凡是在感性内容中找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超出人的理性之外的；思维的理解作用，只能是基于感觉的观念去表现对象。（参见邹化政：《〈人类理解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与经验主义相反，唯理主义者则以不同的形式肯定“天赋观念”。笛卡儿提出，观念的来源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天赋的”数学、逻辑、宗教、伦理中的一般的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其二是从“外面”得来的，如听到的、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其三是“臆造的”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如飞马、美人鱼之类。对于这三种情况，笛卡儿认为，“外面”得来的观念与“臆造的”观念一样，都是没有真理性的，而只有“从我自己的本性得来的”一般观念才具有真理性。这就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是“天赋的”。莱布尼兹进一步提出，感觉经验只能感知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不能揭示真理的“普遍必然性”。他还尖刻地把经验论者说成是像牲畜一样“纯粹凭经验，只是靠例子来指导自己”，因而，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存在。“人之所以如此容易捕获禽兽，单纯的经验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容易犯错误，便是这个缘故”。（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03页）在唯理主义者看来，思维本身具有超越感官经验的先天认识原则，对象只有在先天认识原则的把握下才能被人所认识；认识不能还原为感觉和感觉的不同结合形式，它有多于这种内容的作为认识原则的天赋观念；思维的理解作用是以它自己固有的天赋原则去理解对象。（参见邹化政：《〈人类理解论〉研究》，第60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经验论和唯理论各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同上，第61页）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人们通常总是从“经验”出发去看待认识的来源问题，因而往往简单化地断言经验论是对的而唯理论是错的，并没有去反思感性与理性的复杂关系。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于这个“前提”，作为经验论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尝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因此，在对认识的来源的理解中，我们既要承认“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又要从“形式”方面探讨思维的固有的能动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的认识不只是要形成关于经验对象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形成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的思想。“普遍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地、现成地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归纳、概括、抽象出来的，而是在认识的来源上就必须肯定思维把握存在的规律即思维的能动作用。所以，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我们既要超越习以为常的“经验”立场，又要挣脱唯理论者的“天赋观念论”，这就需要我们唯物地、辩证地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

第二，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问题。

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就是在个别与一般问题上的对立：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能否从个别的感性经验中形成？

近代经验论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

培根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演绎逻辑，而形成他的“新工具”的归纳逻辑。培根指出，“正如现有的科学不能帮我们找出新事物，现有的逻辑也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页）这是因为，“三段论并不能用于科学的第一原理，而用于中间公理也是无效的。因为它比不上自然的微妙。因此它只能强人同意命题，而不能把握事物”。（同上）在培根看来，只有归纳的方法，才能使认识从经验事实开始而上升为一般原理。

培根的归纳法的基本内容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得到相应的感性经验材料；将感性材料整理和归类，区分为正面的例证、反面的例证和在不同条件下其性质有变化的例证，并对这三类例证进行比较研究；排斥掉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无用的材料，留下有用的材料；对留下的材料进行归纳，得到一般原理。（参见王天成：《创造思维理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培根认为，这种归纳法能够使人们循序渐进地揭露出不同等级的自然规律，防止人们超越经验作无谓的猜想。与经验论相反，近代唯理论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的演绎逻辑。这种新的演绎逻辑或演绎方法的基本规则是：第一条：绝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第二条：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

大家注意，笛卡儿的新的演绎逻辑，已经不是传统的演绎逻辑及其在现代西方数理逻辑中的发展。传统的演绎逻辑是一种外延逻辑，即依靠概念之间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外延关系而构成大前提、小前提和推出结论。笛卡儿的演绎逻辑则是思想从单纯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涵逻辑。这种关于思想自身发展的内涵逻辑，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构成了概念辩证发展的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直接意义，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关于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

在理解培根的经验论的归纳法与笛卡儿的唯理论的内涵逻辑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到，作为近代哲学的两个开端，具有某些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其一，培根创建的归纳法和笛卡儿开拓的内涵逻辑，都是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传统的演绎逻辑的产物。他们不是彻底否定三段论及其逻辑规则，而是反对把传统的演绎逻辑绝对化和权威化；其二，他们都从破除僵化的概念和偏见出发，力图以新的方法或逻辑去实现思维的创造性。培根关于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的论述，笛卡儿关于清除虚假观念的论述，都是力求防止先人为主的“成见”对人的认识的误导与束缚。

第三，关于认识的可靠性问题，即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何者更为可靠的问题。

经验论者认为，“错误或虚假倒不是在感官里，感官并不主动，它只是接受影象，„„错误或虚假是在判断里，或是在心灵里；判断或心灵没有给予应有的周密细致地对待，没有注意到离得远的东西只是由于离得远或由于别的原因，而应该比它们离我们较近时显得小和模糊；在别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参见伽桑狄：《对笛卡儿〈沉思〉的诘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5页）这就把“错误”或“虚假”归咎为“判断”或“心灵”，也就是归咎为人的“理智”。

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认为感觉是“骗人的”。笛卡儿说：“因为我曾经多次观察到：塔远看像是圆的，近看却是方的，竖在这些塔顶上的巨像在底下看却像是些小雕像；像这样，在无数其他的场合中，我都发现外部感官的判断有错误。”（参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9页）在分析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时，我国学者提出：“唯理论者斯宾诺莎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包括传闻的知识和泛泛的经验；第二类是推理知识；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说：‘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可见斯宾诺莎也排斥感性经验，只信赖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参见《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而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的合理性，但却一直把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在总结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感性直观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原理。他的名言是：思维无感性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虽然康德强调感性直观与知性思维的“联合”，但在康德那里，“思维、知性仍保持其为一个特殊的东西，感性也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两者只是在外在的、表面的方式下联合着，就像一根绳子把一块木块缠在腿上那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1页）黑格尔则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感性与思维的辩证统一问题。他要求凭借理性思维的能动性而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然而，真正达到对感性与理性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并真正超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则需要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人的认识问题。这种实践论的认识论是马克思在认识论中的革命性变革。

什么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Empiricism）一种认识论学说，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经验主义诞生于古希腊。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期间，它不断地与另外两种学说发生争议：一种学说为天赋论，主张知识属于与生俱来的本性之观念；另一种学说为理性主义，主张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然而，上述的争议虽然从未中断过，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却时而激烈，时而缓和。

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理性主义者将人们对有关事物的见解区分为一般的、易犯错误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证实了的真理性知识，并在其中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声称，感觉经验只能产生关于表象世界的意见，由于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这种得之于观察的经验是不可靠的，无法被确认为知识。鉴于此，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而专注于从理性中寻觅真正的知识。还有一些理性主义者认为，许多知识是生而具有的；学习的实质，就在于通过理性能力对内部潜在的内容作出重新发现。他们指出，在这样一个先验的知识概念系统中，短促和随机的临时性经验必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仅仅存在于一个完美的独立世界之中。我们感觉到的世界，只是对于完美的知识世界所隐约透露的神秘影像的复制，这种复制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所以感生认识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其认识的成果也只是一些摇曳的幻影而已。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也往往轻视实践，贬低科学的价值。由于科学来自观察和感觉世界中作为实践运用的知识，因此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基于不确定生知识的科学是片面的，甚至不合天赋理念的观点。在极端的意义上，理性主义者武断地否认了科学的可能性。

从恩培多克勒开始，一种与上述思想截然对立的哲学，即经验主义学说渐渐兴起。经验主义怀疑理性所依赖的先天印象，认为它们纯属想象出来的幻象，并力图表明，正是观察才引起了知识。针对理性主义者放弃感性经验的主张，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声称唯有观察和感觉者是唯一有效的知识源泉；事实上，人的感觉经验能够发现和揭示真理。由此，便推动了经验主义研究感知系统。这也是心理学的开端。

恩培多克勒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经验论者，为了其哲学目的，不知不觉地展开了一个典型的心理学课题的探讨。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所谓人为自身心灵的神秘内涵所吸引而进行实质为记忆的学习，并通过这种学习而获得知识的天赋主张难以成立。在有关遗传的实际知识尚未问世之前来谈论所谓与生俱来的理念，只能是为摆脱哲学或科学难题的一条捷径，因此这种主张是无法验证的。经验主义希望通过找出知觉的作用机能来坚持知识来源于知觉的观点，最终反证出理性和先天本性不可能充分知识的源泉。

在西方，与基督教观念相结合的新柏图式理性主义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13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重被发现，理性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尽管由地师承关系，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但在本质上，他却是一个经验论者。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即实体，因此需要依靠感觉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他说过：“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这里，亚里士多德以感觉乃至知识、认识依赖于外在客观的信念表明了坚定一致的经验主义主张和朴素浅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纵观经验主义的发展历史，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学派：温和的经验主义与激进的经验主义。前者认为，所有的意识观念均来源于知觉，但同时也承认意识的机能（诸如记忆、想象和语言的官能）是内在的能力。相比之下，后者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公开宣称不仅意念的内容，而且意念的整个过程都不可能存在内部能力，而只能是习得的。

自16世纪起，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次爆发。F.培根依据实验科学，强调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他并没有把人的认识局限在感生经验上，而是承认了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把感生和理性结合起来，运用科学实验和客观分析，才能克服认识上的混乱，推动知识的进步。继增根之后，J.洛克通过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天赋观念论和以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的批判，竭力肯定了经验主义的原则。洛克指出，人的适应 是先天就有的，人的心灵本来像是一张白纸，在它上面并没有任何天赋的标记或理念的图式。至于各种观念和知识是怎样写在这张白纸上，进入人的心灵之中的问题，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在具体论证这一原理时，洛克采取了类惟于近代心理学的方式。他把一切知识归结为观念，而一切观念又可被分析为简单观念。他断言，简单观念是不可再分的，是构成知识的固定不变的、最单纯的要素。所有的简单观众念，都来自外部感官或内省，也就是说，都来自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人的心灵处理这些简单观念的能力主要有三种：一是把若干简单观念结合成为一个复合的观念；二是把两个观念（不令是简单观念或复合观念）并列起来加以考察，形成关系观念；三是把一些观念与其他一切同时存在的观念分开，即进行抽样，由此形成一般观念。至此，作为经验主义集大成者，洛克完成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体系，从而与理性主义展开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对抗。

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都可以追溯其起源；不仅没有任何天赋的或先天的命题。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唯一强调感觉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他们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的、间接的认识，思想愈抽象则愈空虚，愈不可靠，愈远离真理。所以，他们持极端唯名论的观点，根本否认抽象，否认有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题。例如，J.S.穆勒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命题也是从经验中来的，其所以为真理也只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中总被发现是这样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的真理，甚而有可能为将来的经验所修正。

I.康德提出了一些关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的假设。康德将科学认作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并且确认它起始并同步于人的经验。然而，康德又认为人类经验的形成必然地带有人类心灵的自在特征。正是人类的心灵才产生了科学所研究的有规则的现象。于是，最终的真正知识——科学就能立足于在心灵中先天具备、因而也就先于经验而存在、同时又获得理性证实的基础之上。康德把这种由先天理性（形式）和后天经验（质料）结合起来的命题称作综合命题，以此来尽力调和或折衷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并试图克服两者的片面性。

对于心理学而言，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这在英7美等国已成为一种逐渐强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经验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根据现代的趋势，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将为天性论与经验论，或者本性与教养这类人们更为熟悉的辩论所替代。然而，在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也并非没有例外。例如，N.乔姆斯基就力图陈述人类语言的句式中有许多属于先天具备的观点，并向行为主义式的经验论发出了挑战。乔姆斯基依据笛卡尔的语言学观点，将语言的基础置于直觉而非待业，并把语言视作一种相对来说未受其他刺激控制影响的逻辑系统。与此相似，J.皮亚杰也提出认知发展的阶段是由逻辑性的方式得以展开，而不是导源于环境的形式，尽管皮亚杰本身并非一个天性论者。总之，个体获得知识的问题还有待于同个体精神领域的全部内容的发生相联系，如此方能完整地揭示其深刻的关系。经验主义对此作出了努力，但是很明显，它的理论不是全部的谜底。

什么是唯理主义

笛卡尔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这显然是唯心论。但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则是进步的。他的思想适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桑狄大得多。

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

（三）--学习《自由秩序原理》

作者：Jeremy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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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是人类的自然愿望。但是对于在文明社会如何实现自由理念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不同取向，导致了民主社会和集权社会的分野。这是因为自由的实现首先有赖于制度。早在公元前的古代世界，民主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与集权制的斯巴达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认为他们的法律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这些法律“立基于众人的才智，”并且“获益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而斯巴达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每一部特定的法律的优越，„而是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由某个个人早先确定的目的。”显然，前者是对自发传统的发展和提炼，本质上是自生的秩序；而后者是基于既定目标的人为构建，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实践。

到了18世纪，自由理论的发展仍然延续了上述的分野。传承了古希腊民主理念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为首）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不存在或最小化，并且自由社会的发展是有机的、缓进的和非完全有意识的，即有赖于试错程序。他们强调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设计，而在于成功并且存续下来的实践。“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所以他们被称为经验主义自由传统或英国传统（盎格鲁自由），实际上还包括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后来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另一派是法国传统（高卢自由），其代表人物以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也包括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和潘恩等人。首先，与英国传统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否弃强制”相反，“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中寻求的自由。”认为只有“在追求和获致某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自由”；其次，与英国传统主张由自发秩序和自生传统形成规范制度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依靠理性的周全规划去发明和设计这些制度；最后，与英国传统主张通过试错程序来完善自由社会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一种只有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所以，法国传统又被称为唯理主义传统，他们的主张基于这样的假定：“人生来就具有知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则完全取决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正是唯理主义传统衍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残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暴政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疯狂以及至今仍在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的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权。而经验主义传统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倡导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为英国宪政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精神资源，更催生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

为什么同是对自由的追求却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结果？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自由社会的期许有所不同。唯理主义相信“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慧和善。”所以大众完全可以在精心设计和周密策划好的制度框架内，朝着预先设计好的发展目标各自努力，达至各有所得的皆大欢喜。这里所谓理性行动倾向多半是指安分守己；而智慧则表现为各司其职的能力，即统治者有能力设计好发展目标和管理制度、辅助者有能力尽忠职守、劳动者有能力理解规则和领导意图；最后，所谓善就是知足，遵纪守法即实现了自由。这就是集权式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下的自由社会，所以必须依靠强制和暴力的政权工具，以防有人理性不够而将非分之想付诸实施，以防有人智慧不够而不守规矩，以防有人善心泯灭而贪心不足。

相反，经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和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并且这种制度也是通过不断地引导“具有自私本能的每个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得以逐步形成的。作为制度，设立某些禁忌只是手段，目的是确保大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的自由社会，任何不确定的个人都有寻找、选择和实现自己目标的发展机会。每个人追求个人的目标之所以可能成功，是因为真正的自由行动都必须遵循一般性规则。这是由于我们的行动会直接影响他人，而惟有遵循大家认可的规则才能有效预期他人对自己行动的反映，从而各自调设，或竞争，或合作。

必须指出，在自由社会的一般性规则体系中，道德远比法律更为重要。作为调整人际交往关系的习惯，道德是不言自明的传统信念，是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它不是强制和命令的结果，而是出于自愿和自然。没有道德的规范，就不可能最少地使用强制，即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是自由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所以在现代文明社会，道德是主导的规范，而法律只是辅助的规范体系。譬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的市场经济机制，就是建立在商业信用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信用主要依靠商业道德来运作，相关的法律作为保障只是最后的底线。自由市场的魅力不在于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在于以分工与合作为基础的交换和竞争。每个人对于这种可以选择且必须参与的游戏都有共同的规范体系和平等的机遇，惟有智慧和意志的较量，才能决定成功与否。而支持他们参与的信心，正是相信多数人都会遵循作为一般规则的商业道德。

大纲：

1、知识论概说

2、什么是怀疑论及它与知识的关系

3、笛卡尔的怀疑论

A、普遍怀疑

B、怀疑对象

C、恶魔理论

D、笛卡尔怀疑论的特点

1、知识论概说

知识论也就是认识论。它的对象是认识。认识论以认识的内容与客观对象的联系为探讨目标。认识论只注重思想的内容，并观察它的内容是否合乎客观的对象。

认识论是研究人类的真实与确实认识的可能性及其范围的一种学问，所以认识论讨论的两大问题：

一、人类的理智是否能获得真实的知识？若能，第二、认识本身是一种什么作用？是否与事实相符？真理及其标准是什么？认识的最后基础是什么？超验的东西我们能认识吗？

对于研究方法必须抱定哲学家所应怀有的探本求源的精神。对于任何思想不可假定为真，认真的探讨它何以相似于事物，所以应该避免两种错误的方法：A、怀疑法，即彻底怀疑任何真理，B、独断法，即主张有基本真理。

我们应用的正当方法是，对认识做哲学上的研究时，第一须说明基本认识为什么基于足够“逻辑的根据”而是真的，这根据必须是最后、最基本的基础。所以决不能是判断或思想，而只能是呈现出来的事物自身，事物自身用自己所拥有的明显性使我们了解我们的判断确实与它符合。它同时是最后的，因为如果指明了一个判断实在表现而肯定显示出来的客观事态，那么对于这判断的客观事实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毫无合理怀疑的可能了。

2、什么是怀疑论及它与知识的关系

对于有无知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回答是否的，那么你就是一个怀疑论者，这样势必会陷入一种理论怪圈之中：如果你否定知识这个事实，那么你就必须知道究竟什么是知识；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知识，你就不能怀疑到底有没有知识。但是给知识下一个准确的下定义是很难的，因此怀疑论者往往质疑知识可能成立的理由。所以怀疑论就是对一切的知识和知识成立的基础提出怀疑来否认人有知识。知识论在历史中与怀疑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

一切学术的进步发展却似乎依赖于怀疑的精神和方法。如果对一切都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那么思想就会陷于停顿，变成一潭死水。为学贵在有疑。疑则有进。这种怀疑精神当然是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有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笛卡尔的怀疑论

普遍怀疑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想要建立一个普遍的学问，所以他要把全部的学问重新验证一下。他所凭借的新的哲学方法就是普遍怀疑的方法。所谓“普遍怀疑”，就是把任何可以被怀疑的事物“加上括号”、“存而不论”，希望借此而找到一件不容置疑的事物为哲学反思的起点。笛卡尔在《方法导论》中说：“凡在我想象内含有可疑的成分，即使只含有极轻微者，也要毅然扬弃，„„以便观察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一物仍留在我的信念中，为完全不可怀疑者。如此，由于感官屡次欺骗了我们，我便假定借助感官而想象的对象，没有一样是真实存在。”笛卡尔的怀疑法并不是他在怀疑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而他只是以怀疑来作为方法而已，借之而消极的排除一切未经验证的预设，以期待积极的达到最基础的事象。也就是说，他的怀疑是方法性的怀疑，是为了肯定真理，不是为了否认真理；是理论性的，不是实践性的怀疑。（理论性的就是不假设任何一个真理）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怀疑，并不是为了某事有疑惑而怀疑，而是为了获得知识的第一步。实际上，这种怀疑并不能用于我们行动上，如同我们真的对一切过去的真理表示怀疑。他明确指出：“我这样做并不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豫不决的怀疑派，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或泥土来”。可见，怀疑只是暂时的，因为笛卡尔并无意把他过去，所有相信的真理推翻，完全用新学说来代替，而是通过怀疑保留那些被认为是真理的和无可怀疑的东西。

笛卡尔的怀疑对象包括：（1）世界存在---我所处的世界难保不是梦中的世界。（2）身体存在---我能梦见更美丽的身体，难道它不比我现在的身体真实。（3）神的存在----神存在与否这为世人并不明显。

笛卡尔主张，一、把历来信以为真的见解通通抛掉，即使稍有可疑的东西也不要轻易相信，二、笛卡尔怀疑论确实主张怀疑一切，找出知识的基础，三、这一基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笛卡尔认为作为我们获得知识来源的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我们正常的感觉经验。他提出了恶魔论证彻底颠覆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

这种设定是这样的：外在世界是一位科学家导演出的假象，或者扰乱我们的大脑，使我们犯错，使我们认为外在物理世界的存在，其实什么也没有。这样，恶魔不仅颠覆了感觉经验，也企图质疑我们以理性为基础的感觉经验。

理性所得的信念经验或命题也可能是假的，理由是存在着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他使我们坚信事实上是假的东西、假的事物、假的命题等。

不过总有某样事我怀疑不得：假使我当真不存在，任何恶魔，不管多么狡猾，也无法欺骗我。我可能不具有肉体，这是错觉也很难说。然而思维那就是另一回事，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成虚假的时候，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非是某种东西不可，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怀疑论者所有最狂妄的假设都无法把它后人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疑的承认它是我所探求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西方哲学史》罗素著）

笛卡尔的怀疑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1、如果我说知道某东西，那么我就确实知道这一东西，在这一点上是不允许出错的，甚至连出错的可能性也不允许存在在。（确切无疑）

2、如果知识论不是梦呓或信口雌黄的恶魔的谎话，那么我们必须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来支撑那些被当作知识的信念。（清楚明白）

总结：

因此他通过这种怀疑把握到了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第一原理。从此可以看出，笛卡尔的怀疑论只是一种作为寻找知识的方法而被使用。

参考书目：《知识论》胡军（讲义）

《认识认讲义大纲》张化安神父

《西方哲学史》罗素

第四篇：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摘要：理性主义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经历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各个不同时期后，理性主义得到丰富与发展，并随着理性之光，人类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正确把握理想主义的核心要义，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方文化 理性主义 影响 启示

理性主义，最早在古希腊光辉的历程中显现，随着西方进入封建社会时代，理性虽为自然之光，但必须服从信仰，“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而随着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到来，理性主义复兴了，它促进了西方文化、科学和社会的空前发展。不同的时期，对于理性主义的阐释与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自17世纪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理性主义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一面，因此辩证地看待理性主义，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一、理性主义的含义

实际上对于理性主义的含义的解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流派对于理性主义的认识有所不同。而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主要指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它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一般认为随著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旗帜。

[1]

其中对于“理性”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方面理性是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理性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

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明。西方，这个相对于东方而言的国度，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创造了光辉成就的文化。而其理性主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对于西方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其深刻意义。

（一）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是西方文化的故乡。西方哲学在公元前7世纪就诞生于此，古希腊在自然科学、民主政治、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对于理性主义而言，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命题，那就是：水是万物的本原。泰勒士的观点，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幼稚，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他之前人们总是用原始神话来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而泰勒士，是第一个通过理性思维，通过观察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潮湿的，因此通过理性的推断出水就是这些潮湿东西的来源。接着是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他提出了逻各斯，它表明了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寻找万物的本原，而且通过理性进一步找寻现象背后带有规律的东西。泰勒士与赫拉克利特对于世界本原的看法都是从人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普遍理性概括，而作为西方第一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对于世界本原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这又反映了人类的理性认识进了一大步，证明人们认识事物已能从抽象方面把握。为原子论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德谟克利特，他认为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一观点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2]公元前5世纪，希腊进入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的“西方孔子”苏格拉底，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重要思想，他把道德和知识合二为一，认为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3]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承老师的思想外，他还提出了“理想论”，并从其理念论出发，又提出了他的认识“回忆说”，他认为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 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 只有清

除了感觉的杂念, 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4]通过这一论证，柏拉图又系统阐明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再到对柏拉图的理念产生怀疑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世界是具体多变的，而构成一个具体事物的材料，即实体是不变的，要把握这个实体不能通过感性认识，必须通过理性的概念、逻辑等才能把握。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理性主义推向了高峰。

（二）中世纪时期的理性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

公元5世纪，西方进入了封建社会时代，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因此，哲学也被打上深深的神学烙印。教父哲学的最早代表德尔图良就曾竭力贬低理性，否定科学，直言盲目信仰和梦寐主义。而另一位被人们称为“伟大的教父”的奥古斯丁就提出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为信仰服务的观点。虽然奥古斯丁强调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但他强调理性的最终目的是为神学服务。接着就是经院哲学之王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一重要观点了，阿奎那认为理性和信仰同时存在，理性是自然之光，但是属于信仰的启示真理如上帝存在等，是理性不能把握和证明的，因此理性必须服从信仰。总之说到底，哲学和科学只能充当神学的婢女。虽然说，经院哲学虽然是一种禁锢思想的陈腐宗教思想，但是对于基督教的理性化有重要作用。[5]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西方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资产阶级以复兴古代希腊文化的口号，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基督教哲学只把理性作为信仰的附庸，因此人文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必须高扬理性，反对麻木崇拜。理性是一种自由判断的思维能力，理性的人完全能够离开上帝去认识自然，因此提倡运用人的理性积极思维，大胆探索。[6]在文艺复兴时期，留着为了理性而奋斗的人文主义者的鲜血。例如布鲁诺，他一生坚持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最后被大火活活烧死了，但他的英名却象征着科学和理性对宗教和野蛮的胜利。很多人文主义者，对于理性主义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分力，他们通过倡导理性来发展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培养人才，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近代发展的理性主义

18世纪，法国产生了启蒙运动，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推动之下，形成了全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若问18世纪的主导精神是什么？亚·沃尔夫有一个简明的规定，他用了三种主义来说明它：现世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7]的确，理性主义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要义，当时的先进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创立的唯理论，即理性是唯一可靠的，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伏尔泰，他认为理性支配历史，只要合乎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合理的法律。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对理性主义的发展有进一步的突破，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

同处于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并不向笛卡尔那样片面地认为理性是天赋的，而是认为人的认识是通过后天的感觉得来的，因此从这里看出了唯理论有向经验论让步的势头，乃是一大进步。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强调知识的形成具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的因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康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性为自然和行为立法，他把理性分为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自然界本无任何因果关系，这一切都是人主观强加于自然的，即理性通过先天综合判断为自然立法。总言之，康德的理性观点大大的丰富理性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以后，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黑格尔认为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即观察理性，实践理性，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个体性。观察理性是理性的初级阶段，它还只是“发现它自己就是存在着的对象，就是在现实的、感性现在的方式下存在着的对象”；实践理性阶段，“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 自身的活动而实现”，也就是理性转化为客体，在客体中实现自己；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个体性个体得到了实现，个体性与普遍性得到了统一，主体与客体得到了统一。[8]至此，西方的理性主义由此发展到了顶峰。

三、理性主义对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理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

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导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启蒙运动后，人类对有了更深刻的理性认识与理性知识，因此创造出纺织机，在18世纪末发明了火车、蒸汽机车和轮船与轮船、气球等重要科学发明，这些发明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完成，足见理性主义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摇篮里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律文化从古罗马开始有着渊源流传的历史传统，法治社会，一直是西方社会所追求的。而理性主义的自然法观念使西方人具有了法的价值观、基础观和多元观，拥有了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文化，为西方法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西方法治的影响意义深远。[9]理性主义除了深深影响西方的法治文明外，还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通过理性思维，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并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这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且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通过这种理性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科技的发展、法治社会的建立、人们思想上的解放，使西方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理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消极方面

在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史上，由于理性主义的过分发展，逐渐遭到了哲学家们的猛烈批评。他们站在反对理性至上的对立面上，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确，把理性主义作为一切裁决的最终权威明显欠妥。对于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本人是不大认同的，他认为理性的人都应当把自己和别人永远当作目的来看待，绝不是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其实作为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每个时候都要作为目的，这样的话人活着会很痛苦的。当你做每一件事时都以理性至上，也就是所谓的合理性，寻找利益的最大化，没错，或许这种手法用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是有所作为，可是它会导致人的自私扩大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扩大，人情冷淡，人变了彻彻底底为了目的而活的人，所谓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等是不能仅仅用所谓的理性至上去形容的。而对于理性至上这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在纳粹期间体现得最为彻底，听命于希特勒的那些高官用一个理性至上，即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的方法，策划如何杀、如何处理、如何执行的政策，以所谓的理性血腥地杀害了犹太人，甚至这些杀人的士兵在杀人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犹豫与愧疚，人被理性至上的迷雾所萦绕，变得都麻木不仁了。

四、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启示

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的历史主体——人，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构建人的现代化非常重要，而在构建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只有人的理性思考的能力有所增长，才能使人作为主体在自然、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凸显出来，提高解决社会、自然问题的能力。因此作为现代人，必须增强自己的理性思考与认识。现代人逐渐凸显自己的理性了，就必须有一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法治制度，制定适合理性人的法律制度，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等，都体现法治向一个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一美好的大环境中，人们可以继续弘扬理性精神，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到发展。通过理性怀疑与批判精神，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发展人类的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真正地使人类受益。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通过对理性主义精华部分的继承，发挥理性主义的最大优势，积极促进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

俗话说：看问题要辩证地看待。因此对于理性主义的消极部分要予以剔除，例如片面地强调理性至上，又或者强调工具理性的价值，而忽略了价值理性的意义等都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的，因此在对待西方的理性主义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结合理性主义，适时地丰富理性主

义的科学内涵，使其具有生命力，以此来促进本国社会的发展。

注释：

[1]百度百科.理性主义.，2011-12-21

[2]付川.西方理性传统与浪漫主义.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6）

[3][6]沈湘平，万琴.走进西方哲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9

[4]刘羽中.论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25（2）

[5][7]方汉文.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曾冰.西方理性主义评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6）

[9]青年人.理性主义对西方法学的影响.，2005-4-27

参考文献：

沈湘平，万琴.走进西方哲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9

方汉文.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褚当阳，孔扬.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演化及历史走向.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25（10）钱兆华，林永政.理性主义及其对西方科学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1）

王晶雄.理性：迈向现代化的灵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5）

第五篇：经验主义还是科学主义

经验主义还是科学主义

在上一期文章中，我描述了“公司学霸”的种种卓越表现，它们与传统企业的明显区别是，它们的能力边界似乎比较广，它们的经营能力似乎看不到底，它们可以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并创造优异的业绩。普通企业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就不错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公司学霸”与传统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经营理念与方法。传统企业采取经验主义的经营方法，而“公司学霸”则坚持科学主义的经营方法。

多年前我大学毕业踏入企业时，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江湖气氛的商业环境。那时候不少公司的经理层，都是一些江湖能人，社会阅历丰富，人脉关系广，办事能力强。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这些能人面前只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学校园里出来的小毛孩，懂得啥？公司提拔干部，也基本上看工作经验与阅历，而不看一个干部的潜力，甚至还隐约的存在“反智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名牌大学的学生是受排挤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私下里是被瞧不起的，我经常听说一些博士研究生分配到企业后，被边缘化，甚至是被“修理”的故事。

那时在企业界流行的观念，是能人好办事，相信经验，相信资历，不愿意遵循科学的方法与逻辑。这是经验主义的经营方法，也暗藏着“反智主义”的意识。要知道，曾几何时，全中国还是在高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这些似曾相识的观念，不是那么容易从我们的心智中清除出去的。

但是“公司学霸”之所以成为学霸，是因为它们坚持一种科学主义的经营理念，它们相信，经营企业的任何知识和能力都是可以获取的。只要遵循正确的方法和路径，企业的能力是可以不断提升的。因为，企业可以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如果学习能力很强的话，甚至可以在新的产业领域进行创新和超越。打个比喻，一个智力超过平均水平的年轻人，通过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阶段的学习，只要他严格按照相关专业的学术规范和要求进行学习与训练，那么，他一定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正如美国耶鲁大学博士薛涌所说：耶鲁大学可以让学生通过八到十年的学习与训练，变成一个职业历史学家。

我有一个朋友，留学加拿大的理工男，毕业回国在 IT 企业工作多年。后来，他跳槽到一家电企业，做职能管理性的工作，从来没有销售经验。前几年，企业的销售系统急需用人，他被任命为某个事业部的销售总经理，领导一批拥有丰富销售经验，征战市场多年的销售能人。他不但很快胜任了工作，而且还做得风生水起，个人职位也不断升迁，不出几年，就做到掌握公司全部销售的 CEO，他负责的业务一年的销售额有 500多亿。他的职业成就与他在学校受到的科学训练有直接的关系，他不是靠经验取胜的（如果靠经验，他只能完败），他是靠科学主义的方法脱颖而出的。

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一个人纵使拥有再多的经验，如果他不能进行科学系统的学习和提升，他只能停留在低水平的经验层次，无法超越自我。那么，科学主义的经营方法是什么呢？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曾说他经营企业用的是“物理学方法”。现代物理学方法其实也是科学主义方法的代表。随着人类掌握的知识、信息资源爆炸式增长，我们除了必须具有实证的调查研究能力外，还要有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实证信息中抽丝剥蚕，发现规律与趋势的能力。马斯克认为，物理学的第一原理，并不是通过类比去论证的，而是通过所有你认为最本质的元素去推论的，也就是说，掌握再多的知识和经验，并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新的认识，新的认识是通过把握事物的本质元素，通过物理学的逻辑框架推论出来的。

马斯克和王传福即使之前没有任何有关电动汽车的知识和能力，但他们敢于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电动汽车的革命。因为对于这两位“理工男”来说，他们通过对汽车与能源产业最本质元素进行分析、推论后，假设了一个电动汽车产业的商业模式，然后大胆实践。

这就是科学主义经营方法的巨大魅力，它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潮流。

邹伟强：企业高管，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