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资源税改革与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研究
资源税改革与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研究
谢美娥 谷树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101)
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区域特征,分析资源税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有关影响,进而以榆林市为例,剖析现有资源税缺陷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负面作用,最后提出促进这类区域发展的若干资源税改革建议。关键词:资源税;改革;欠发达地区;资源富集区;榆林地区;区域发展
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区域,资源富集而经济不发达。资源税是以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的一个税种,因此资源税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影响重大。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准备进行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其改革结果将直接影响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发展。为此,本文深入分析了资源税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若干有益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资源税改革建议。1资源税改革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关系
1.1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区域特征
资源丰度(abundance of natu-ralresources)是用来表明一个地域单资源税改革与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研究元所拥有的某种自然资源的总量及其与可比地域相比较的状况,或一个地域单元所拥有某种自然资源中可利用品位或高品位资源所占比例的一个概念[1]。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是指拥有较高丰度的自然资源但经济暂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类区域,如陕西的榆林地区、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内蒙的鄂尔多斯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等。欠发达资源富集中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经济不发达,区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区域财政收入困难,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资源采掘业为主;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强度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等。
1.2资源税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影响
我国资源税制度始于1 9 8 4年,1994年在原有资源税上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我国第二代资源税,也就是现行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1.2.1资源税有助于缓解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财政收入紧张局面
目前,我国的分税制税种划分中,资源税作为一种按品目划分的共享税,除海洋石油税收归入中央财政外,其余资源税收入归入地方财政。虽然资源税在我国税制体系中一直是个小税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几乎可67以忽略不计,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财政却有一定影响。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绝对数量大或经济品位高,其资源税收入相应较高,又直接归入地方财政收入,因此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紧张的窘境。
1.2.2资源税有助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资源开发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资源富集区由于资源开发规模大,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程度也很高,而我国资源富集区又主要分布于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地区,因此在资源开发中保护资源就显得更加重要。资源税可以约束资源开采者的行为,如资源税的征收可以与资源开采率挂钩,限制其浪费资源的行为,因此资源税具有保护资源的作用,有助于维护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资源环境基础。
1.2.3资源税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资源税可以调节企业级差收入,促进不同区域的同一类型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资源税的转嫁有利于调节不同区域的利益分配。资源税是比较容易转嫁的税赋,特别是在政府放开价格管制情况下,适当提高资源税有助于提高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财政收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1.2.4资源税有利于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陆上资源税属于地方税种,资源税收入归入地方财政;资源税作为国家资源有偿使用的形式,增加资源税就提高了资源有偿使用的地方分成比例。由于财税体制的原因,以及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国有企业众多的特点,这些都不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如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全部归入中央财政,增值税的75%也归入中央财政,地方只拿了小头,而地方却要承担资源开发留下来的地质塌陷、环境污染等后果,因此中央和地方在资源开发利益分配上存在一定冲突。所以,资源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央和地方在资源开发上的利益矛盾。
2现有资源税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存在的矛盾分析—以榆林市为例 陕西榆林市具有典型的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特征,煤炭、石油、天然气、盐等资源富集,被誉为我国的“科威特”。目前已发现8大类49种矿产,储量占到全国能源矿产总量的1/3,相当于陕西全部资源潜在价值的95%,我国资源潜在价值的30%左右。同时,榆林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均GDP长期低于陕西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表1 “十五”期间榆林市人均GDP状况及其比较(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
2.1资源优势不能转化成财政优势
我国资源税税率低,征收范围窄,仅限于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七类产品,因此资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比较低。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据测算,水能蕴藏量占全国的82.3%,煤炭资源地质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石油储量占全国总量的38.6%,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2]。自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的资源得到不断开发,资源税的总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但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并不高(见表2),这说明西部的资源优势远远没有变成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
表2 1999~2004年资源税在西部12省(市、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5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2003年榆林市的石油资源税由每吨8元提高到12元,2004年煤炭资源税由每吨1.5元提高到2.3元,2005年天然气由每千立方米10元提高到12元,同年石油资源税由每吨12元提高到28元。“十五”期间,因资源税提高就累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1.9亿元,占“十五”期间榆林地方财政收入总和的2.6 0%[3],也高于资源税在1999~2004年中任何一年占陕西省财政收入的比重。这说明正是资源税制度的原因,使得资源税收入在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高。但从另一方面看,西部地区资源富集,在今后随着资源开发规模扩大和税制的完善,资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将会上升。2.2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
资源税设计的初衷之一就是保护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资源税设计不合理,无法有效地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这在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表现更为突出。榆林就是国内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该区处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鄂尔多斯草原的过渡地带,土壤抗蚀能力很低,植被矮小稀疏,降雨少而集中,水土流失严重,而这里的煤层埋藏浅,易开采,资源开发很容易使地表植被迅速受到破坏,水土流失加重。
征收范围过窄,不利于资源的全面保护。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开发初期往往无暇顾及资源环境保护,许多项目的开工上马忽略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致使许多不在应税范围之内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草地资源受到破坏。榆林市在资源开发初期也出现这种情况,只顾采掘,没有充分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较严重的资源环境后果,特别是在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方面。在榆林神府矿区一期建设期间,平均每年增加土壤侵蚀量880万吨,增加进入黄河泥沙786.8万吨,二期工程建设平均每年增加3 634万吨,增加进入黄河泥沙量1232.2万吨[4]。征税依据不合理,破坏资源行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根据1994年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资源税课税数量以销售数量或自用量征收。由于课税数量只与销售量或自用量有关,而与资源开采方式、开采数量无关,这导致矿山企业为节约成本,普遍挑选容易开采的、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开采。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35%,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为15%。资源浪费现象在榆林地区也不例外。榆林石油采收率仅7%,远远低于25%的平均水平[6]。在当地煤炭开采中,吃肥丢瘦、采厚弃薄、挖浅甩深、采大弃小等问题严重。据调查,拥有最好的煤田、设备和技术的神东公司的煤炭回采率不到30%,地方煤矿仍采用原始落后的采煤办法,回采率不到20%。同时,大矿超设计能力开采更造成资源服务年限急剧缩短,生态环境破坏加重。如神华大柳塔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600万吨/年,但目前的实际生产能力已达2 200万吨/年,资源的服务年限由108年锐减为37年,造成采空陷区和植被破坏成倍扩张[5]。税率过低,刺激了对资源的过量开采。我国目前资源税税率过低,而近年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很快,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不断扩大。例如,2004年榆林地区的煤炭资源税由1.5元提高到2.3元,但是煤炭资源税额仅占当地煤炭售价的2%,占港口交货价不到1%,无法有效起到遏制资源过度开采的作用[6]。
2.3税价比例失调,资源属地利益得不到保障
由于财税体制原因,资源富集区利益在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在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中央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一般比较高,这对地方财政收入不利。因为,增值税、所得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增值税是一种共享税,75%归入中央财政,而中央企业所得税全部归入中央财政,这样,中央大型企业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远不如地方企业。而且,由于一些资源如油气资源是高度垄断的,归属中央部委管理,地方的干预程度相当有限,许多资源是以初级产品形式输出,留给地方的增值税就很少了,但是地方政府却要承担资源开发留下来的负面后果。如神华集团是榆林市影响巨大的国有企业,2005年其煤炭产量占榆林市煤炭总产量的1/2左右,按现有财政体制,增值税部分中央、市、县级次分配比例为75%:12.5%:12.5%。2003年神华集团在榆林神木县境内实现增值税6.2亿元,但按照级次比例分配后留到神木县的部分只有0.77亿元,占神木县财政总收入不足1/8。企业所得税中,2003年神华集团在神木县境内仅生产环节的利润就达10亿之多,按企业所得税率为33%计算,地方每年应得3个亿,但因现行财税体制的原因,地方实际上一分也得不到。
资源税对地方财政贡献有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量计税,而不是从价计税,因此地方不能分享资源上涨带来的红利。以石油资源税为例,榆林地区直到2003年资源税税率才由8元/吨提高到12元/吨,2005年进而提高到28元/吨,而目前的原油市场价达2 000多元/吨,是1993年的4倍多,虽然石油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有所上升(国内原油平均生产成本已达到600~800元/吨),但与2 000多元/吨的油价相比,石油生产已经从微利变为暴利,石油资源税率实际已下降至6‰左右。即使在2004年7月1日进行调整后,我国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也仅为1.5‰,仍然远远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实际上美国的石油资源税每吨已超过130美元。
3促进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资源税改革
3.1结合资源富集优势,充分发挥资源税潜在的地方主体税种功能
针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富集的特点,应通过资源税制度的改革,变资源优势为财政优势和经济优势。首先,在中央授权的范围内,给予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考虑到我国自然资源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的特点,中央不宜完全放开资源的税收立法权,但可本着事权和财权相对等的原则,对于一些非战略性资源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其可以根据区域内的资源特点,制定一些符合本区域发展的资源税政策,同时真正担负起本区域内资源保护环境、环境治理等职能。其次,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当今资源价格放开,资源税税负具备转移的条件,可以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最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把目前未列入征税范围的水资源、草地、森林资源等可再生资源也列入征税范围。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到,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用在消费性支出方面,为了使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不受到“资源的诅咒”,建议规定资源税的使用方向,如资源的培育、环境的治理、人才的培养、技术的革新等有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等方面。
3.2进一步完善资源税的设计,加强资源税保护资源环境的功能
我国人均资源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这一弱点决定了保护资源环境是我国一项长久而严峻的任命。如果说对排污征税是在资源的使用环节,运用税收手段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那么资源税就是在资源生产环节,从源头上防止资源的滥用和浪费,而且极其有必要,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资源税保护资源的重点在于通过科学的设计,使我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对可再生资源扩大征收范围,把目前未列入征收范围的水资源、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也纳入征收范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要完善计税依据,促进资源的节约开采。例如,把资源税的税率、应税数量与回采系数、地质储量、是否超采、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地质灾害的发生次数相挂钩,提高矿山企业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3重视资源属地的利益和其区域特性,完善分税制改革
欠发达资源富集区长期担负着保障国家资源供给的任务,但在资源开发的同时,却承担着环境被污染等后果,国家需要给予资源属地一定的补偿。通过改革资源税,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区域财政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却不是解决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财政困难的根本办法。因为:第一,资源税的多少受区域资源数量的限制,而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其资源再怎么“富集”也是有限的,何况过度开采资源还潜伏着环境生态危机;第二,区域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居多,其特点就是有机资本构成高,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进项扣除,重复征收严重,这不利于矿山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扩大再生产,对于提高区域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当不利;第三,从所有制上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高,而且由于其技术较先进,就业容量有限,在经济上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联系不紧,同时国有企业所得税一律上交中央,对财政收入增长不利。国家应高度重视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开发强度大、环境破坏严重、经济不发达等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源属地的自我积累再发展,就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资源税改革以外,应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措施促进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发展。如增值税转型,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分成比例;中央企业所得税改按隶属关系增收为属地增收,再按比例上缴中央财政;在资源跨区域使用中,改革营业税按营业地点征收的规定,提高资源输出区的分成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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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跨越发展动力机制探讨
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跨越发展动力机制探讨
内容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不发展与欠发展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资源富集的贵州乌蒙山区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长期以来发展动力单一,并且严重制约其比较优势的发挥,这使该区至今尚未脱贫。本文认为在全球产业转移与能源危机、西部深度开发与工业化背景下,通过充分利用区域发展的内外两大动力机制相互作用,以其自组织结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等动力子系统综合集成,形成强大合动力推进山区跨越发展。
关键词:欠发达 资源富集区 跨越发展 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研究,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以及生产布局学等相关学科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虽然单一动力对区域发展能产生一定的功效,但缺乏系统动力支撑使区域发展动力的系统与要素、市场与资源配置不合理阻碍区域经济健康运行。
资源富集而经济贫困的贵州乌蒙山区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限制和发展战略影响,丰富的能源、矿产、生物、气候、旅游、文化等资源未得到科学有效地开发利用。与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总体小康水平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张小青,2007);但从发展成本、政府行为、外部辐射、制度、文化等多角度分析,又具有区域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巨大潜力。在全球性产业转移与能源危机,西部开发与脱贫发展背景下,以大规模能矿资源开发为载体,贵州乌蒙山区可通过内外部两大动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强大合动力推进山区脱贫发展,破解学界所谓的“贵州现象”。
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问题”再认识
欠发达区域通常处于能矿资源富集、生境脆弱的“老、少、边、穷”山区。受客观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人为主观的制度性束缚,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机制体制欠发育,发展动力不强、信心不足、机制不活、措施不力、方式不优等典型问题(郭金喜,2005)。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不发展是“问题”,发展慢了同样是“问题”。不发展易陷入贫困陷阱,形成“欠发达→贫困→人口超载→生境破坏→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发展慢意味着在宏观经济中错失良机,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无形中扩大了与发达地区乃全国发展差距。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全球性产业大转移,资源能源日益紧张与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匮乏的危机中。欠发达的乌蒙山区在西部开发深度推进、产业调整与反贫攻坚的阶段,响应全球经济变化并作出相应调整。以国家能矿基地建设为载体,资源开发为突破,生态建设作保障,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经济辐射、产业转移(张绪清,2009)。以大规模工业化为起点推动经济发展,加快工业文明进程。
由于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资源的定价也就不同。区域富集资源保存完好,无疑给今后开发开放提供了广阔的时空领域。一方面,不仅可以吸收和引进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管理与经验;而且可以减少试错成本,有条件做到扬长避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另一方面,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等条件下,区域不
仅没有技术范式与制度路径依赖制约,还有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微观调节、区域中观协调、制度创新,调整与拓宽思路,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科学路径。
乌蒙山区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贵州乌蒙山区作为全国最大连片贫困带之一,涉及毕节地区、六盘水市、黔西南州普安共13个县(区)市,面积29379Km2,人口1000多万。区域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水平低下,贫困问题凸显。9个国家级贫困县244个贫困乡镇,至今仍有近80万人口尚未脱贫。由于扶贫体制不顺、发展机制不健全,形成“扶贫、脱贫、再返贫”发展的恶性循环。
从“三线建设”伊始,区域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普遍呈现“二、三、一”型。即工业不稳,农业超编,第三产业滞后。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粗放型开采,重化工业特征明显,产业同构与低度化问题十分突出。受市场影响,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张绪清,2009),“资源的诅咒”效应强烈。农业生产条件差,发展水平低下,农村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受交通、信息、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先天发育不良影响,第三产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二)资源赋存:发展优势与潜力
区域能矿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436.5亿吨占全省84.8%,是江南最大煤炭基地。煤层气储量2万亿立方米,水能可开发储量451.9万千瓦,形成贵州西电东送“水火互济”的特有优势。重稀土矿储量144万吨居全国第二,泥炭146亿吨在全国同类资源中位列第十。作为全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仅毕节就有14亿吨,占全省储量的53%。硫铁矿雄踞中国五大硫铁矿基地榜首;加上其它有色金属与化工原料独居配伍,为发展大工业提供了较佳条件。
这一国家重点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不仅是西部开发的主战场,贵州重点打造的煤化工、高载能、重化工业产业带,还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安全的生态屏障。基于资源赋存与国家能源战略地位,拟将区域打造成我国南方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当前应借助西部深度开发的战略机遇,用活用足现有资源,一旦资源优势与发展机遇、文化与生态基因、发展惯性与经济因子耦合,将形成强大持久的动力推进山区历史性跨越发展。
跨越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系统综合集成(一)区域发展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跨越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发展动力由内外部两大动力系统交互作用、综合集成。从动力来源看,物质追求和精神满足构成主要的内部动力基础;市场需求、竞争、政府行为、科技进步等条件,及区域经济自组织能力则形成外
部动力。在内外动力牵引、推动下,不断克服发展阻力,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一般情况下阻力越大,发展越慢并处于下滑状态。当阻力等于动力时,发展停留在某一阶段;一旦借助外力推动,突破阻力障碍,区域经济将获得较快发展。
1.内生动力机制。首先,西部开发深度推进。区域自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伊始,历经80年代攀西——六盘水开发区建设,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使国土资源综合开发逐步走向深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了西部人的梦想与发展激情,使他们更坚定大开发的信心与决心。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战略,国家实施战略的决心不动,政策不改,支持力度不减。伴随深度开发的惯性运动,将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大跨越发展。
其次,心灵诉求。长期以来,由于受恶劣环境与发展条件的制约,乌蒙山区人民饱受贫穷落后困扰。在各民族兄弟内心深处,一直有强烈的脱贫渴望与迫切发展的心灵诉求。在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的激励示范与带动下,乌蒙山地区期盼通过跨越发展摆脱贫困束缚,以改变乌蒙人贫困的现状。最后,脱贫发展的内在动力。面对资源富集而经济贫困的乌蒙山区,乌蒙人在为“手捧金饭碗而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反思,为富集资源发挥经济价值和效益思考,更为区域经济全要素发挥最佳效益找寻出路。
2.外部推力机制。第一,经济全球化。全球化使国际分工、地域分工及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与精细,区域一体化日益明显。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大批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作为发展最快、极具潜力、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经济实体,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首选场所和目的地。经过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本积累不断增加,产业机构高度化,大量的民间富余资本和制造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全球产业转移。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借助西部深度开发,承接发达地区产业、技术及资本大转移,以此推进产业调整、升级与转型。通过内外经济要素相互渗透,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培植区域煤炭、电力、建材等优势制造业。形成以生态农业、绿色产业、重化工业等优势产品为主干的产业体系、生产基地、技术条件、企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全面整合资源,发展更多更好的差异性优势产品。第三,企业发展行为。“嵌入式”的大工业开发,不仅加快了区域现代文明进程,而且由当初的“飞地”效应逐步转化为适应性生存。一方面,现代与传统产业交融中诞生的新企业极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现代企业植入型发展没有受到太多的制度与技术障碍,爆发出强大的学习力、创新力、复制力及拓展力。
第四,政策完善与体制保障。国家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西部开发、新农村及和谐社会构建不断取得新进展。硬件上,水陆空立体交通运网、管道、水电、信息、科教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加快物质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形成。软件上,生态补偿、扶贫救济及惠农政策实施,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体制将为区域发展提供保障。
(二)区域发展动力系统集成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由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推动的过程,而是由内外部两大动力形成的自组织动力、技术与制度创新动力、文化动力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诸要素协同和耦合,形成“合动力网络”(尹庆双,2006)。突破单一要素对区域发展动力作用的有限性,使动力系统模型内各子系统相互协同作用,产生新的动力结构和系统合动力,提高动力系统模型的效率,以强大功能推动区域快速发展。
1.自组织结构动力系统。经过大规模工业开发,乌蒙山区经济社会运行呈现出稳态的自组织结构。区域经济的自组织结构动力系统,其涨落力、协同力、复制力、循环力、催化力、结构力等相互作用,使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的组织过程在内在机制驱动下,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地降低自身的熵含量,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精细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有序度,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断地完善,从而不断提高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谷国锋,2008)。外部经济要素的嵌入,打破区域经济系统内部原有结构稳定性并促使新的有序结构建立。
在内外动力相互作用和触发过程中,乌蒙山区的煤电、建材、冶金、化工、生态等产业诞生、成长,并不断自我复制、交叉。通过竞争与协同,形成以能源、重化工、药材、生态、旅游等主导产业为主的参序量,区域经济优势与产业特色进一步明显。
2.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受利益导向,各级政府、大中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技术、制度等技术创新构成要素综合作用,形成发展强大的技术推力、市场拉力、扩散力等。许多科技人才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发挥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功能并及时地植入经济领域,加快了最新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速度,铸就盘江煤电、瑞安水泥、首钢水钢、六枝工矿等一批著名的工业企业集团。在众多企业开发、利用、复制下,先进技术的创新扩散,产生了强大的乘数效应、增数效应和优化效应。
3.制度创新动力系统。区域制度创新构成要素中,制度安排与变迁、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交易费用等相对较低。约束力、竞争力、合作力、引导力、政策力等动力表现不够明显,易克服技术范式障碍与制度约束。客观上,为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实践领地。
凭借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生态基地建设,以市场机制进行优势产业培育,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吸收先发地区的管理经验,拓宽发展思维与创新能力,引导物资、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汇聚。探索“基地——品牌”机制,形成建材、煤电、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品牌。创新性地实现优势产业与主导产业协同,并由“极化”向“扩散”转化。
4.文化动力系统。如果说自然资源是大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那么知识经济时代是由以自然资源为主向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方向发展,文化则是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的潜力所在。乌蒙既是古“夜郎”文明故地、古人类发祥地,又与现代文明交融于一体。既有以资源获誉的“西南煤海”、“中国凉都”、“洞的世界”等自然景观;又有以智慧与汗水铸就的“毕节试验区”人文景观。不论是山地文化、城市文化、红色文化,夜郎文化原生态再现还是从文化激励力、导向力
和凝聚力对区域经济的催生与牵引看,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必将催生强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
结论
区域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由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单要素推动的过程,而是由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复杂的多要素与系统综合集成共同作用的结果。欠发达乌蒙山区要尽快脱贫,须抢抓全球产业转移与西部深度开发的战略机遇。以优势资源开发为载体,利用发展动力支撑,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山区跨越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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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其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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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其影响研究
1绪论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重要支撑。我国资源税开征于1984年,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结束了我国自建国以来37年资源无偿开釆的历史。1994年我国历经分税制改革,资源税开始了实行从量征收的时代。由于我国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资源税的从量计征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反映资源价格的不断变化,造成了当前资源的严重浪费的现象。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和探讨之后,“资源税改革制度”在2010年正式确立。2010年6月,率先在新疆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试点,针对原油、天然气两种自然资源进行资源税改革,将原来的计税方式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暂定为5%,煤炭资源税仍实行从量计征方式。2010年12月,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向西部十二个省份扩展。2011年11月1日,石油、天然气从价计征改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2014年12月1日起,煤炭资源也加入资源税从价计征,扩大了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范围。
资源税改革对企业、物价、消费者和产业结构有着全面的影响。因此清晰地分析和理解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给我们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变化,将给我们新兴经济模式建设及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首先,对企业来讲由从业量计征到从价计征的转变,必将给矿业企业带来赋税负担的加重。一方面来说这会给我国矿产类企业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另一方面,生产成本的增长,会迫使一部分企业改变当前企业的发展方式,对当前矿业企业现存的资源开采中采富弃贫、采肥丢瘦,资源浪费的现象起到了重大的改善作用。促使企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变。其次,对于物价来讲,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会给市场上相关资源产品带来一定的物价上涨。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会促使居民消费观念及方式发生改变,对培养居民的绿色消费观念和绿色消费方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次,资源税从价计征对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协调区域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一方面,资源税改革后,政府可以用这笔资金扶持资源节约型企业的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后,有助于加快完善资源价格体制,使得市场通过价格传导机制给资源丰厚的中西部省份带来更多的利益,使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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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资源税的概述
2.1资源税制度的发展历程
资源税是对自然资源征税的税种的总称,它以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体现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一种税。我国的资源税收制度,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历经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时至今日我国资源税的发展历史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的无偿开采阶段,然后是1984年至1994年间形成的第一代税制,之后,1994年到2010年形成了我国的第二代税制,第四个阶段便是2010年至今的从价计征改革阶段。
我国结束资源无偿开采的历史实在1984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的颁布并开始征收资源税,在此前的37年间,我国的自然资源处于无偿开采阶段,由于缺乏对自然资源开采的监管和控制,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至破坏。《资源税(草案)》颁布标志着我国资源税进入第一代税制阶段。而后,我国1987年4月和1988年11月相继建立了耕地占用税制度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制度和1993年12月25日重新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资源税征收机制加以补充和完善。直到1994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全,开始实行从量计征,进入第二代税制阶段,我国对原有资源税进行了改革和扩充,形成现有资源税制度,征税范围扩至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盐等7种,全部实行从量计征。至此我国的资源税征收机制才渐趋与世界接轨。
2010年5月20日,财政部公布了《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疆从2010年6月1日起油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进入第三代税制阶段,开始了我国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新历史。同年年12月1日国家将改革试点扩大至西部内蒙古、甘肃等12个省区;2011年10月10日,国务院相继公布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11月1日开始起全面施行,以资源税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为核心内容的资源税改革从试点向全国推广开来。我国资源税的改革步入了新的阶段。
2.2 资源税从量计征的特征和弊端
资源税从量计征是指资源税的征收实行差别税额从量定额征收。在我国实行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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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伊始,这种征收方式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一方面税收收入不受产品价格、成本和利润变化的影响,能够稳定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资源开采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计征资源税按照“资源条件好、收入多的多征;资源条件差、收入少的少征”原则,根据资源等级分别确定不同税额,有效地调节资源级差收入。
资源税从量计征是我国资源税发展历史上沿用时间最久的课税方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的上涨,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的方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因为资源税从量计征的资源产品应税额是按照单位资源产品的税额和资源产品数量的乘机计算。在这种征税方式下,对于并未投入使用但已开采的资源产品并不计入征收范围。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绝大部分的产品都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资源相关产品也不例外。这种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的方式,就造成了资源产品的资源税额和资源的市场价格脱节。部分煤炭资源产品的价格如表2-1所示,但是2007年山西省的煤炭资源税率统一为动力煤5~15元每吨[3],焦煤15~20元每吨[3],根据07年到08年的煤炭产品的价格上涨来看,这种与市场价格脱节的定额征税方式,根本不能调节市场供求变动等引起的利润差异。
表1 2007—2008年煤炭价格统计表
年份
动力煤价格(不含税)焦煤(不含税)
2007 330—340元 380—400元
2008 380—400元 1014元
2.3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内容
本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简单来说主要是由过去的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向根据资源的销售价格来征收资源税的改革。也就是本次改革后资源税的征收依据不再是过去的资源销售量,而是资源的销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
综合减征率=∑(减税项目销售额×减征幅度×5%)÷总销售额
实际征收率=5%-综合减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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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总销售额×实际征收率”
2.4 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现状
从价计征,即以课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为计税依据,按这种方法计征的税种称从价税。这也是大多数国家使用的主要计税标准。如中国产品税的计税依据为产品销售收入,即产品的销售数量与单位销售价格的乘积。
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在2010年6月在新疆进行了资源税的试点改革。针对原油、天然气两种资源进行改革,将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暂定为5%。2010年12月1曰,原油、天然气的从价计征由新疆扩展到西部12省市地区。201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石油、天然气从价计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税率设计为按5%到10%征收的浮动税率,其他资源仍从量征收,并提高了焦煤和稀土矿的纳税额度。此次资源税改革不仅是改变了资源税计征方式,对于资源税的减免情形和综合减征率也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原油、天然气在全国范围内的从价计征拉开了资源税改革的序幕。资源税是否会扩大从价计征的范围,并对税率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还要根据资源税具体影响、实施情况和资源税是否对国民经济造成冲击来确定。2014年12月,我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正式实施。在产煤省份相继公布煤炭资源税税率的同时,备受关注且对煤炭企业缴税金额影响较大的洗选煤折算率也相继公布。
从各产煤省份公布的税率来看,我国煤炭资源税税率因地而异,西高东低,呈阶梯式分布。其中,内蒙古的煤炭资源税税率最高,为9%。山西为8%,宁夏为6.5%,陕西、新疆、青海为6%,云南为5.5%,贵州为5%,山东为4%,重庆为3%,四川、甘肃、湖南、广西为2.5%,北京、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吉林、辽宁、黑龙江、湖北、福建为2%。在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了解到,尽管各产煤省份煤炭资源税改革顺利实施,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省级层面的具体实施细则均未出台,国务院《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中明确的一些优惠政策也并未落实到位。这也意味着我国的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还没有完善,仍然在不断的探索当中。但是,尽管如此也给我国资源型企业,和人民生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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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意义
3.1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伴随着我国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资源税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的改革,势必会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新疆作为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省份,我国的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也在新疆率先开始试点。通过下图,分析新疆资源税税收收入分析资源税改革的影响, 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2年资源税税收收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2010年增收效果明显。2009年新疆资源税的收入为12.3亿元,到2010年新疆的资源税收入增加到了32.47亿元,增收效应十分明显。2010年新疆的资源税专项收入是2009年2.5倍还要多,2012年资源税的收入增加到68.99亿元[1]。资源税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是增加开采量所无法解释的,可以看出资源税的改革有利于新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
从图3-1中可以看出,资源税实施从价计征以来,资源税改革福射地的资源税税收收入增幅明显。资源税税收发挥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效果。目前在我国税收中,资源税所比例很小,资源税改革后在短期内转变这样的税收格局也颇为困难,所以对于资源税的预期收入我们不应给予过高的期望,资源税改革短期内对政府财政的增收效果不会太明显。虽然2010年新疆资源税改革后,新疆的资源税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有明显的增收效果,并且在两年持续出现大幅上升,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资源税的改革并不只是单纯的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资源税的征收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资源税的征收要坚持以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为主要目标,发挥资源税在整个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制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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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调节作用。
3.2 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模式
促进资源开釆型企业实现产业的集约发展。根据资源税收法律规定,资源开采企业属于法定的纳税人,资源税改革后,税负的提高会直接影响开采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会影响到相关产品的价格与质量。从市场结构来看,目前中国矿产资源基本上是控制在央企中,尤其是油气资源,而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处于垄断地位,当税负增加时,资源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将生产成本转嫁给其下游企业或消费者。同时,税负的增加导致一些经济规模较小而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会退出该行业。资料显示,河南省仅2012年煤炭企业的数量就从530家下降到30家,而其中六家大型煤炭企业的产量达到全省产量的86.9%[3],明显地提升了产业集中度。因此,在税负增加的压力下,一方面企业会通过提供开采率来降低成本,以获取更高回报;另一方面会加速一些能耗高、规模小的企业退出竞争,实现产业的集约发展。
促进资源消耗型企业改进生产技术,节约资源。资源消耗型企业作为开采企业的下游企业,是资源产品的主要消费方,税负的增加,会提高这些消耗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生产利润。这些企业从长远的发展利益来考虑会通过开发新产品、选择新技术与新工艺等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已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3.3 促进居民转变消费观念
居民才是资源产品最终的消费者,同时也是资源税负转嫁最终的归宿者。不管资源税负在开采环节和生产环节如何转嫁,最后必然有一部分税负要通过资源消费品的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必需品,主要都是由居民消费者来承担。所以资源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资源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需求量减少,具体可以考虑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个方面。
首先,收入效应指的是由商品价格波动引起的现实收入水平的变动,从而造成商品需求的变动。从价计征改革对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可以概况为因资源税负的增加导致资源型消费品价格的升高,在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使消费者实际购买力下降,故减少了对资源型消费品的需求量。消费者为了减少生活成本,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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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对既定收入下的消费行为进行调整,减少能源的使用量,现实表现为注意节约用水、电、气,减少驾车等现象。其次,替代效应讲的是由于商品的价格波动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而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变动。资源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可概括为因资源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使得资源应税消费品与其他非应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升高,进而引起居民减少对资源消费品的需求量,增加非应税消费品的使用。
3.4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
首先从企业角度看,矿产类企业受本次从价计征改革的影响,所承担的税负的增加就使得这类企业必需去提高自身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率和回采率,从而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生产企业因为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生产成本随之增加,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获得的利润,必需提高自身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来降低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浪费,改变原来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资源产品,尤其是生活必需的资源产品价格提高,如汽油、燃气等,使得消费者一方面注重能源的节约使用,使用其他环保能源替代应税资源等,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应对资源产品涨价的同时,会对自身的生活方式作出相应的改变的改变,如改变出行方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等,这同样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用这笔收入来设置专项资金去治理资源开釆中产生的污染和生态破坏,改变过去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畸形发展状况。而且资源税的改革,特别是,从价计征方式的改革,资源税与资源的价格挂钩,使得资源产品价值价格化,开采过程中的外部成本也可以通过市场价格体现。总的来说,资源税的改革,在完善资源税制的同时,不仅对经济起到调节作用,也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达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目标。
4从价计征改革后仍存在的弊端
4.1资源税的课税范围窄
截止到目前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我国资源税的计征范围仅仅局限于煤炭、原油、天然气、盐等七类常规矿产资源,征税范围还很狭窄。自1994年资源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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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范围扩展至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盐等7种以来,我国资源税历经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然而这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依然没有在资源税征收范围上由实质性的突破。对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俄罗斯,我国的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和人类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循环周期长的自然资源并未纳入资源税的计征范围。
4.2资源税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相关法律和和制度建设并不完善,《资源税暂行条例》是现阶段资源税在法律上仅有的法律支撑,和资源大国俄罗斯由2002年实施的联邦新税法、《地下资源法草案》、《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和《产品分成协议》四部分构成的资源税费体系相比,显而易见,资源税从价计征在我国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内容也比较单一,关于资源税改革的法律法规有待健全。这很容易造成企业和居民对从价计征改革的不够重视,从而向?过去一样忽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法律上有空可钻,很可能为资源税从价计征后期改革和贯彻埋下隐患。
4.3资源税收利益分配不合理
我国矿产资源大部分分布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但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却普遍落后。资源极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的严重滞后,究其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资源型经济和收入分配机制。而本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中,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改变,在资源税收入的分配体系中,县级政府往往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资料显示资源税费收入60%需上交国家,地方所占比例只有40%,占有份额较小,这种分配机制并不利于资源开采地的资本积累。所以就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加强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恢复由于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丰富的自然资源非但并没给这些地区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反而要自行承担由于资源开采带来的诸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等环境和生态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现行的资源税费的利益分配对于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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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资源税功能定位落后
长久以来,我国征收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以调节级差为主。侧重于调节具有不同禀赋的资源之间的收入差距,调整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实现资源企业的公平竞争,但取得效果并不明显。由于资源所处的区位差异、交通条件不同、釆难易程度差别,企业开采资源付出的成本不同,造成开采企业利润的差异。我国资源税只是对企业的利润差异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并没有考虑企业的资源税利用效率。而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在我国资源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由于行业的准入门滥低,资源税在调节级差收益方面的作用弱化。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浪费严重,我国税收的设计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原则。这个公平不仅是指企业间竞争环境的公平还要考虑代际公平。
5完善资源税从价计征的建议与对策
5.1完善资源税的相关立法
不同于我国其他税制改革,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相关立法并不健全,现阶段《资源税暂行条例》是资源税改革在法律上仅有的法律支撑,显而易见,资源税改革在我国的立法层次相对较低,立法内容也比较单一,关于资源税改革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造成企业和居民对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不够重视,法律上有空可钻。这就要求我们国家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立法层次,建立完善的资源税费征收的相关法律体系。一个完善的资源税法律体系对强化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功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只有形成了完善的资源税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帮助资源开发和使用者尽快的提高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观念,敦促其在经济利益和保护自然资源之间能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样将有助于我国本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达到最根本的目标。
5.2适时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的范围
相对于俄罗斯、美国等经济大国,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征收范围比较狭窄,深度浅,调节的广度不够。由于我国资源税开征的时间较晚,在1994年 征的资源税中,应纳税目也只有煤、石油天然气和相关矿产资源等7种。而在俄罗斯美国等经济大国,森林资源,水资源同样也是资源税的重要征税对象,其他重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其影响研究 的自然资源,例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这些自然资源领域的资源税征收还是空白。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作为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农业大国,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水污染越来越严重,多地出现重大水污染事件,面对水资源如此严峻的现状,我国的水资源确依然未纳入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课征的范围。这不应该是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大国应该出现的状况。这种现状严重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我国此次资源数改革应及时扩大相关紧缺和稀有资源的课税范围,以引导企业和居民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5.3调整资源税费收入利益分配
首先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享有自然资源的收益权,开采地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开发是资源的管理者,也同样有权享有资源优势带来的收益增加。合理划分资源税收益,才可以调节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来调动彼此的积极性。增值税和所得税是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的主要税费模式,地方政府可以两类矿产资源税费:划归为地方税种的资源税费和划归为共享税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在本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中矿产资源补偿费根据规定按中央与地方的比例进行分配。中央与省直辖市的分配比例为5:5,中央与自治区的分配比例为4:6[1]。所以在现行的税收分配体制下, 是增值说和所得税仍然是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在现行资源税改革财税体系中,地方政府从矿产资源开发税费中得到的相当有限。因此自本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过程中建议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资源税费的收益分配,适当的提高地方政府在资源税费中的分配比例。
5.4重新定位资源税的功能
现阶段我国的资源税应以公平为主要原则。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此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不单单是注意竞争环境的公平,更要注意代际公平。考虑到我国自然资源环境的现状,现在资源税的设计更需要将企业对资源的开采率和利用效率考虑在内,以减少自然资源的盲目开采和资源浪费。
5.5完善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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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方式下,由于资源税收很低,以致我国的资源价格较低,造成大量的重要资源在不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外流,加上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无节制的开采,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尽快建立完善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仅有利于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快速推进,更重要的是可以维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平衡。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供求关系的变动是可以在一般情况下反映资源的价格是否合理。同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国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市场合理竞争,以此来推进资源价格机制的快速完善,以更好的支持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
5.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可以调整相关各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和生态关系,特别是资源开釆地和资源使用地的利益冲突。效仿俄罗斯等经济大国,我国在此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中,资源税改革带来的财政增收,可以用来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做到“专款专用”,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对改变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低价,环境无价”而采取粗放型掠夺开釆的现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可以调节我国现阶段资源类企业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维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促进企业对自然资源综合开发水平的提高,更能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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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还处于发展和推广阶段,改革的时间虽短,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给国家、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概括了资源税改革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对政府而言,从价征收资源税的方式,增加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推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的改善,;其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带来的自然资源开发成本的等增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上涨,会使承受能力弱小的企业得到兼并,促进我国企业向着集约生产方向发展,同时由于本次改革压缩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逼迫我国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变企业现在粗放生产的方式;资源税的改革使得资源型消费品的物价上升,这就促使消费者改变过去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减少资源型消费品的浪费,向着低碳绿色消费转变。最后,提出了个人对本次资源税改革的一些建议:完善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相关立法、适时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的范围、调整资源税费收入利益分配、重新定位资源税的功能、完善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是根据我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各界对于本次改革的认同程度也比较高,我国应该积极制定配套政策来本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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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四年的大学时光也即将敲响结束的钟声。离别在即,站在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上,心中难免思绪万千,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育我成才者老师。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蒋欣老师,这篇论文是在蒋欣老师的的悉心指导与鼓励下完成的。蒋老师为我在撰写论文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专业性的指导。蒋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都将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在四年的课堂时光里,蒋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悉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蒋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1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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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与发展研究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与发展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欠发达地区金融体系存在的整体性问题,对其农村金融体系的需求供给进行界定,讨论构建功能完善、高效安全和结构合理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的政策体系政策路径。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农村的面貌和农业的发展伴随着城乡经济不断融合显著提升。但不可否认国家在强力推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障碍,其中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就是资金投入不足,资金缺乏是摆在决策者和实践者的一个巨大的难题。
据有关部门的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左右,而欠发达地区由于基础设施欠账较多,而欠发达由于经济总量较小,相对于社会金融资本几乎没有吸引力。
1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整体性问题。
1.1 农村金融改革严重滞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城市先于农村,作为我国城市金融业主体的商业银行已完成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海内外上市,并逐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相对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远远还不健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风险突出,业务单一,管理粗放,改革明显滞后。
1.2 农村信贷对象缺乏抵押物,以及与金融机构要求的财产资格存有差距。金融机构向农户和农村企业提供信贷一般要求后者提供财产抵押,但长期以来的政策限制和农户自身财产的状况使得其无法提供符合政策和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财产。
1.3 农业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与金融资本的安全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农业由于受到气候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具有十分明显的弱质性,而金融资本由于其对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一般会主动回避农村特质风险使得农业融资成本加大,机会减少。
2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需求供给的界定
以推动新农村建设为首要任务,以推动现代化农业发展为目标,通过构建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配备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形式多样的经营结构,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新农村金融体系的内涵基本包括以下三个核心特征,即功能完备、高效安全和结构合理。
2.1功能完备
是指参与新农村金融体系的各经营主体不但要具备传统意义的吸储和放贷功能,同时要兼顾现代金融中的抵押、担保、保险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功能。
2.2结构完善
是指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应该以构建主体完备,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体系,同时这个体系应该包括有效的监管体系,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保证资金安全。
2.3高效安全
是指农村金融体系虽然属于国家扶持发展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违规发展,必须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保障中国整体的金融安全,控制金融风险。既要提供高效便捷和快捷的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提高经营效率,形成高效有序的竞争格局,注重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
3浅析构建欠发达地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路径
3.1 必须大力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由国家在政策层面对欠发达地区金融政策予以地区和区域倾斜,构建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鼓励多种所有制的组织形式的金融企业深入欠发达地区,同时明确政策银行、商业银行、地方信合、担保、抵押和保险等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共同发展,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用足用好扶持政策,协调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城市之间的资金往来,突出市场化竞争倾向,同时处理好政策扶持和市场发育之间的关系。
3.2 尝试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尝试农村银行的试点建设。因为股改和上市的需要,商业银行需要重组优势资产,淘汰历史包袱,从农村市场纷纷撤出经营网点,这一现象随着国家取消原来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市场主体呈现出单一主体的现象。针对此种情况,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试点,调低农村地区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和收购,设立
村镇银行、资金合作社以及贷款公司,并且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开展试点,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供给主体多元化和竞争格局,鼓励成立新型农村服务机构。
3.3加强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创新,拓宽金融服务供给渠道。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金融产品少并且单一,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农村的金融需求,要构建现代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必须加强产品创新,这一点对欠发达地区有甚,必须根据地区特点和产业特点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对普通农户可根据其滩涂、林业、山体等资源广泛开展质押贷款,根据其养老金等开展质押业务,对农业企业尤其是龙头农业企业,可根据产业优势和企业上下游开展订单农业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同时在建立金融体系的同时,必须要开展农村金融体系的抵押和保险功能体系建设,建立现代金融平台保障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结 语
惟有加大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力度,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才是使金融业在体制、机制和金融服务方式上更好地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根本之策。
参考文献:
1、乔宇,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和发展思考[J],发展,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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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朝安,跨越和重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7)
第五篇:改革以来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改革以来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黎东升1,刘大集1,2 ,祁春节
2(1.湖北农学院经济贸易系 湖北荆州 430025;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作为WTO正式成员,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将更多地来自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市场对农业生产的导向和约束作用不断加强。这就要求作为流动枢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能在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促进作用。在考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变迁和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对策。
关键词:农产品批发市场;变迁;现状;对策
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作为加工业和工业的基础的农业的再生产,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农产品流通也不同于一般商品流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传统农产品已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供过于求,以至出现了卖难现象。我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面临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冲击。因此,加快农产品流通对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批发市场,如何变革和发展,以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调整,值得思考。1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历史演进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国交易制度创新的产物,是随着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应运而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由1986年的892家、成交额28.35亿元,发展到1999年的4249家、成交额2715.01亿元,其发展经历了民间自发形成到政府部门的引导和规范的过程.在批发市场发展的基础上,还有选择性地试办了部分期货市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见表1)。
1.1自发萌芽阶段(1978~1984)
改革初期,政府在构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主要农产品虽仍由政府统购统销,但调整并提高了购销价格,并适当地削减购销的品种和数量,逐步放开农产品集贸市场。政策的实施刺激了农产品集贸市场的恢复。数量有限的专业户和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诱发了农产品贩运和流通,从而诞生了首批非主要农产品的批发市场。从全国整体考察,由于国家政策限制,无论就市场数目和交易的品种、数量、金额以及价格的放开程度而言,均处于萌芽状态。这一时期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虽未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为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初步基础。
1.2较快发展阶段(1985~1991)
从1985年开始,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全面启动。1985年国家宣布废止业已实施30余年的农产品统派购政策。统购统销的种类和规模进一步下降,统购统销方式被合同订购和议价销售所取代,市场调节的种类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农产品流通的”双轨制”。自由产销的新兴批发市场取代国营、合作社商业批发网络而成为主要流通渠道。无论就市场数目和交易的品种、数量、金额以及价格的放开程度而论,除极少数个别产品(如粮食、棉花)外,发展速度都较快,初步形成批发市场的雏形。“双轨制”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而拉开了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并为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奠定了更进一步基础。
1.3快速过热发展阶段(1992~1995)
1992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农产品流动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改革的核心是“并轨”。除粮食、棉花等极少数农产品外,其他农产品的购销都基本实现了由市场调节的新体制。在这一阶段,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步从购销方式的改革转向市场体系的构造。针对1988年以来我国出现的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国家提倡“菜篮子”工程,很多地方政府出台“谁投资谁受益”政策,批发市场尤其是销售地批发市场的建设出现盲目发展的局面。* 湖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2002B00006)
1.4规范化发展阶段(1996~现在)
1996年前后,一些长期供应紧张的少数传统农产品由供不应求逐渐变为供求基本平衡、进而供过于求。随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过剩的品种日益增多,最终形成传统农产品全面性的供过于求。由于流通体制未理顺和渠道不畅,农产品过剩激发了地方保护主义蔓延。人为的市场封锁和分割,严重阻碍了批发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批发市场进行规范化和整顿,以促进批发市场规范化发展。
表1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情况
1市场年 份
数目
比上年增长率%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892 1095 1224 1313 1340 1509 1858 2081 2471 3517 3844 4038 4243 4249
--22.8 11.8 7.3 2.1 12.6 23.1 12.0 18.7 42.3 9.3 5.0 5.1 0.1
累计平均--22.8 17.1 13.8 10.7 11.1 13.0 12.9 13.6 16.5 15.7 14.7 13.9 12.8
阶段平均11.123.64.8
28.35 50.34 70.59 95.28 115.79 153.09 223.57 347.32 682.09 1422.41 1906.04 2333.40 2869.33 2715.01
--77.6 40.2 34.9 21.6 32.2 46.0 55.4 96.4 108.5 34.0 22.4 23.0-5.4平均增长率%
成交额 亿元
比上年增率%
长
累计平均--77.6 57.8 49.8 42.2 40.1 41.1 43.0 48.8 54.5 52.3 49.3 46.9 42.0
阶段平均40.174.617.5317.8 459.7 576.7 725.3 864.1 1014.5 1203.3 1669.0 2760.4 4044.4 4958.4 5778.6 6762.5 6389.8
--44.7 25.5 25.8 19.1 17.4 18.6 38.7 65.4 46.5 22.6 16.5 17.0-5.5
平均增长率%
平均每市成交额万元
比上年增率%
长
平均增长率% 累计平均--44.7 34.7 31.7 28.4 26.1 24.8 26.7 31.0 32.7 31.6 30.2 29.0 25.6
26.141.312.1 阶段平均
1资料来源:《中国工商管理年鉴》历年各卷;1993年以前数据引自徐柏园、李蓉《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第14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表中各增长率指标由笔者计算。平均增长率指标中的“累计平均”增长率的计算以1986年的数据为基期。
2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交易规模过小,批零兼营,流通效率低,规模不经济
造成平均每市成交额过小的原因有三:一是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滞后;二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局部利益导致市场分割而盲目无序扩建、新建批发市场,造成过度竞争;三是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过小。由于农产品加工增值转换率低,批零差价没有适当拉开,批零兼营,缺乏现代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运作规范和高效性。
2.2经营设施简陋,交易手段落后,不符合国际惯例
绝大多数批发市场的经营设施简陋且不配套,尤其缺乏储藏、保鲜设施。交易方式以即期现货交易为主,大多采用一对一的对手交易。拍卖成交甚少,远期合约交易更少。仓单交易仅限于期货市场且非常有限。由于有关期货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农产品期货市场交易风险事故频出,国家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进行治理整顿,期货品种大为减少,农产品期货市场日益萎缩。因此,必须探索规范且符合国际惯例的交易方式。2.3经营管理理念滞后,服务功能单一
批发市场管理者的“管理就是服务”经营理念淡薄,缺乏品牌观念。规范化的现代批发市场应
具有物质集散、价格生成、信息发布、标准化建设、服务引导、产品促销、产业带动等七大功能。我国目前的服务功能仍停留在大集贸市场的初级阶段。即使引进诸如运输、银行、保险等服务机构,但并不具备较为完善的配套功能。根本原因还是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程度低,不能形成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有效需求。
2.4地区布局不合理,缺乏科学论证和统一规划
主要表现在东部与西部、产地批发市场与销地批发市场的建设布局差异上。2.5信息网络建设和管理滞后,信息传播渠道不畅
由于信息网络隶属于不同的地区和部门,资源不能共享,远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信息网络的农业部信息网存在的明显缺陷有二:一是信息的采集面不广,大量的信息收集不上来;二是信息的传播渠道不畅。2.6经营服务价值链和产业链有待加长
由于经营观念滞后,大部分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仍停留在初级阶段,未将经营服务的链条向批发市场的两头延伸,未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导致农产品的加工转换增值率低,经营效益低。
3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强农产品流通领域特别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法律体系建设
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的历史经验(如日本),并结合我国批发市场发展现状和特点,尽快制定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向国际惯例过度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法》,对批发市场的规划布局、开办、规模、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软硬件设施、交易者限制条件、交易规则、批发市场的公益性等作出明确规定,将市场建设纳入法制化发展轨道。根据市场发展的日臻成熟,及时修订和完善各项法规。批发市场实行企业化运作。将销地批发市场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根据可能的辐射范围、物流量大小与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对产地批发市场,必须采取与销地批发市场有所区别的政策,应由地方政府直接主持建设,并将其作为农业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加强对交易主体交易行为的管理,使市场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3.2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原则,对批发市场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而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产权组织。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实现产权的保障,激励和促成交易的功能。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创建的“布吉模式”——即运作“企业办市场”进行组织创新;推行“企业管市场”进行管理创新;推进“市场企业化”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值得借鉴并加以完善。3.3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构建农产品经纪人制度,提高农户入市的组织化程度
培育和塑造成熟的市场主体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键。首先,要使农户尽快成长为成熟的市场主体,使其生产经营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其次,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提高农户参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重点发展属于农民自己的能真正代表和保护农民的利益并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的流通组织(如农产品联合销售社、农民协会等)参与市场竞争。同时,构建农产品经纪人制度。政府要在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扶持、资金上优惠,加强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再次,进一步深化与“三农”有密切联系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加快其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经营机制的转变,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的企业实体,增强其与农民利益的联系程度,使其在农产品流通中真正成为代表农民进入市场的代理人,发挥其为“三农”服务的中介、桥梁作用,并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只有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才能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和实力,从根本上克服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从而保护农民利益并降低交易成本。3.4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和市场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服务功能
完善市场配套设施,改善市场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功能,推进农产品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是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和营运效益的有效途径。因此,应加快市场的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应该在市场内建立农产品的化肥农药残留检验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同时,在软件设施方面,加强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建立信息化的交易系统,采用先进的电脑系统进行管理和运作,实现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的互联互通以及各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形成高度集成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络,发展网上农产品在线拍卖、订货和其他交易服务。要注意采取措施,确保信息的客观、准确、权威,并且不断完善农产品分级整理、加工包装、质量检验、结算服务、委托购销、代理储运、信息提供、代办保险等配套服务功能。3.5建立健全农业标准化体系
参照国际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有利于WTO框架下农业和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业标准化体系。实施农业标准化是国家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首段,也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组织现代化农业生产规范以及规范市场的技术标准。农业标准化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政府制定食品安全、工作条件、动植物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和政策法规;二是行业组织或独立机构制定大部分技术、生产、加工、质量等标准;三是农产品质量分级、包装等标准大多由拍卖市场、出口商或批发商根据产品特性及消费者需求制定。只有建立在标准化体系基础之上的市场信息,才具有可比性、客观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可以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先制定过度性标准试行。待时机成熟,再制定和实施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标准化体系。3.6创新交易方式,实行拍卖交易,大力发展远期远程合约交易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能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价格,提高经营效率,节约交易成本和体现社会供求关系。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都具有发现未来价格、回避价格风险的独特功能。鉴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合作经济组织不发达、利用期货交易回避风险较困难的现实,发展远期远程合约交易尤为重要,鲜货农产品和具有特殊需要的农产品更应普遍采用。稳步发展期货交易对于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远期远程合约交易方式的发展、推进国有粮食及棉花等企业的更为深入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关键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完善有关期货监管法律法规制度。同时,充分利用国家农业部的农产品信息网和国际互联网开展电子拍卖、网上在线交易等方式的电子商务服务。3.7试行会员制,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一是对申请入市交易的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生产经营贩运大户、中介组织、经纪人等,由批发市场的管理机构(如交易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认定,发展成为批发市场会员。会员按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入市登记,才能进行交易(非会员一律不准入市交易);二是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制度。对入市的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对信誉好的会员,可以发放免检证;对销售严重不合格产品的会员,提出黄牌警告并给予销毁产品和一定罚金处罚;对多次销售不合格产品的会员,取消会员资格,并且将检测实施结果在市场公告栏定期张榜公告。3.8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与指导,建立和完善政府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社会效益高、企业效益低,具有社会公益事业性质和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政府应给予政策扶持。因为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农产品市场流通活动的风险性特别高,农产品的产与销、供与求之间往往不一致,由此引起一系列价格波动和市场风险。政府应在新时期的公共财政制度下建立和完善政府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并在运用该基金时,通过规范和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增强和提升制度约束力,使政府农场品风险基金制度发挥其调节市场波动、促进农业生产和结构调整、发展农产品市场特别是批发市场应有的作用。3.9延伸批发市场企业经营服务价值链和产业链,拓展批发市场内涵和外延
不断加强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服务功能,不仅提供集散场所,而且开展农产品包装、储藏、运输以及信息传递、代理结算等功能的配套服务,并进一步建立生产基地和加工配送中心,开
办连锁经营网点,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面对作为WTO成员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批发市场应不失时机地全方位拓展自身的业务:一是向农村延伸,发展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通过与农民联合兴办商品基地,发展“订单农业”,稳定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货源。也可通过土地流转途径,以租赁方式经营农场或者成片土地发展种植与养殖实业,以实现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二是在开发先进的现代物流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农副产品配送中心,与大型连锁超市、仓储式商场和便利店等现代商业业态实行联合,为其配送商品;或者批发市场企业组织自己发展连锁超市,以扩大商品流通规模,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三是积极发展仓储和加工业,实现产品的保鲜和加工增值;四是积极开拓进取,利用中国作为WTO成员的契机,通过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接轨的“平台”,有效实现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有机结合,拓展农产品国际贸易,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农产品流通问题。这样可促进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并吸引国外土地集约化程度高的价廉质优的农产品进入中国,从而实现农场品批发市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3.10以资本运作方式实现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塑造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企业品牌
根据WTO规则,作为成员国的我国,农产品市场将逐步全面开放,对外国公司实行国民待遇。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应该在健全管理制度、营造竞争有序的公平交易环境、提升管理层次、运作手段全面现代化的基础上,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购并产业关联性强、资产状况优良的批发企业,以较少的存量资本与外部资本进行整合,从而形成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乃至建立全国性的巨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企业集团,塑造农产品批发市场企业的品牌,实现超常规发展,从而为迎接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入我国和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抢夺农产品的市场份额的新挑战作好充分准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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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Status Quo and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 ofChina’sProduceWholesaleMarketplacesLiu Daji1,2,Li Dongsheng1,Qi Chunjie2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bei Agricultural College, Jingzhou, Hubei 434025,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As an official member country of WTO,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s agriculture has to face will increasingly come from produce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ies.The guidance and restraint on agriculture from the market will progressively strengthen.It is required that the produce wholesale marketplaces play a critically accelerating role as the distributive pivot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dustrilization of agriculture.The further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fter the probe into the changes and status quo of the produce wholesale marketplaces were put forward.Key words:produce wholesale marketplaces;changes;status quo;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联系:
电话:***(黎东升)
E-MAIL:dongsli@x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