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项目——支撑经济发展的引擎
项目——支撑经济发展的引擎
近年来，汉滨区老城办事处围绕“抓项目、兴产业、促开发、调结构、扩总量”的经济工作总基调、总部署，以项目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载体，吸外力，释内力，发真力，撬动办域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投资2.5亿元的大南门净菜市场项目，是一个民生“菜篮子”工程。历经6年的艰难征迁和紧张施工，面积约60000㎡，欧式28层的商住连体楼，业已竣工落成，象征着以繁华的金州路为主轴城区经济重心向东平移500米，势必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一路向东。据估算，该项目一年产生的附加值逾亿元，投资回报率，社会贡献率，十分可观；
旨在解决60多年来，城东牛羊交易屠宰无场所问题创办的清真牛羊肉市场，历经选址朝阳外先建，修河堤后拆，再次推进二期扩容的规建曲线。如今，投资业主在原场区外新建了一栋面积3000㎡的肉品加工综合楼的同时，延伸产业链，在市郊租地办起了存栏牛200头、羊1000只的养殖基地，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的营运模式。
以取缔大北街、静宁路、培新街等露天交易行为，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压力为目的，拟建的静宁农贸市场，目前完成了产权置换、工程勘察、规划设计、方案审定等工作，预计将于2015年伊始正式开工，建设规模10000㎡，可容纳400余经营户的入驻。
借船下海，借梯上楼。投资2000万元的东关新地标——联庆大
厦项目，业已竣工投入使用，与前两年建成的民族夜市城，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同推动民族街区“焕颜”发展。
坚持引进来、请进来的策略，打造民族“飞地经济”项目。在域外，推动清雅山庄尽快上马牛羊肉深加工生产线；敦促伊兰实业进军房地产；促进一顺牧业兴建牛羊养殖和草料加工基地；支持马老四烧烤等民族企业，跨业跨界发展。
非重点社会项目鲜花朵朵，呈点点盛开之势。投资85万元的兴安路社区办公楼主体竣工；投资68万元的培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已投入使用；投资300万元的老年公寓完成立项申报等前期工作。
设宴摆席，分享大环境的一杯羹。抓住中心城市建设规划修编的历史机遇，包装东、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和古建筑遗迹申报项目，适时制定《2014——2020全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积极准备和筹措，承接未来数以亿计的国投资金和民营资本项目的着陆。（翁军）
第二篇：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借助于思想解放的强大动能，中国经济成长的脚步，在过去30年走出了一段精彩和圆满的里程。作为这一动感过程的有机延续，改革的接棒者如今再一次扬起了思想远航的风帆，不过，今天的思想大解放已不只是对过去的纪念与缅怀，而是寄托着对未来的诉求和期待。
引领经济的思想力量
对经典教条的顶礼膜拜，对他国模式的盲从跟风，30年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但贫穷的折磨和落后的煎熬又强烈地逼迫着中国作出自省与检讨。于是，一场颠覆传统的变革与维新运动从思想领域迸发而出。
以彻底抛弃“两个凡是”为要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不仅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伟大命题，而且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明确回归。从此农村诞生了承包制的崭新经营方式，并被很快植入城市国有企业的机体之中。而在扬弃了承包制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完成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转身。
然而，改革进入到“深水”地带之后，思想观念的碰撞也许会更加激烈。围绕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选择和猜疑，围绕着姓“资”姓“社”的纠葛与追问，中国经济的前行脚步在上世纪80年代末悄然放慢，并出现了停滞三年的消沉局面。不进则退，不改则废。引领思想解放大潮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中国经济的试验田——深圳。站在自己亲手圈点的经济特区之上，这位世纪老人发表的“南方谈话”廓清和赶跑了人们头脑中的所有困惑与迷茫。从此，市场经济的血液开始真正穿透和武装中国经济的身躯，并最终实现了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对接。
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表面看来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中资源配置方式的更换与进化，但实则是一次又一次思想观念的更迭与翻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观念创新所创造出的新模型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中基于要素或资本的模型，或者简单的技术的模型。资本和劳动模型的创新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可能随着资本或劳动的投入发生报酬递减，而观念创新的模型优势在于，经济增长会与观念创新成正比。的确，在思想观念不断刷新的力量推动下，中国经济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连续增长速度，而且跃上了全球经济舞台的耀眼行列。
中国还有多大的发展机遇？经济改革还有多大的价值空间？面对着无数个诸如此类的疑问与不解，我们听到了其背后“改革成功论”的声音，捕捉到了“改革疲劳症”的阴影。的确，论经济总量，虽然中国已经跃上了全球第四的位置，但若按人均gdp，我们还排在百名之后。更加值得深思的是，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民众所能得到的实惠并没有随着经济改革成就的彰显而放大；还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中国经济如今所遭遇的难题——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许多民生话题却更加复杂而沉重。没有经典教条指路，没有成功模式可鉴。最终破解经济前行中的道道难题还是要向解放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法宝求经问道。
发展动力的切换
任何一次思想解放决不是悬于真空之中的意念泛滥，而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观念创新。依此观察，本轮的思想再解放与前两次思想解放相比，就是要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从背离科学发展的思维元素中解放出来。
以大量消耗资源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为人诟病的话题，而且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使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能源危机”。资料表明，我国煤炭探明可利用储量目前只有2000亿吨，最多可使用80年。由于自身供给有限，到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都将达到55.8％~62.1％。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人均淡水资源量将会越来越少，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被列入严重缺水国家。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遏制，未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受到巨大威胁。
严重透支生态环境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又一致命弊端。从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虽然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为已经遭遇破坏的环境埋单不可避免。由中科院编纂的《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与1995年相比，除北京、上海、山东3个省、直辖市外，全国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水平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我国的环境问题仍在不断加重。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有效控制，未来可能频繁发生的河水污染、恶劣天气等都将直接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发展动力的深刻切换，即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思维，而转轨到依靠科技创新和内生型的成长方式上来。这是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思想实现真正解放的最重要特征。范文中国,原创范文乐园
无疑，作为经济成长最根本动力的科技创新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短板”。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科技资源和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我国已经建立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基本生成。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虽然我国人均gdp只突破1000美元，但科技创新的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五六千美元国家的水平。范文中国,原创范文乐园
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并不缺乏科技资源和实现科技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必要的制度激励与约束。要使科技创新真正植入经济机体之内，制度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首先，应当规范政府的财政投入和采购制度。除了对财政的科技投入进行硬指标约束外，政府财政每年应当列出专项资金指向对自主研发产品的购买，特别是在同类产品中优先考虑对新技术产品的采购；其次，设置严格的产业“技术壁垒”。明确规定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投入指标以及产品的技术含量，迫使企业增加科技开发的投入，造就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第三，重构经济增长的评价制度。将技术对经济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效果纳入经济增长的考核指标之中，为此应当建立起一个能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制定不同区域和行业的评价标准。
产业范式的更新
以市场换技术、用资源换资本是改革开放之初资本严重短缺的中国所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虽然这种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方式造就了中国庞大制造业的生猛形象，但同时也将我们推到了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主导能力被大大弱化，并势必陷入被他国裹挟和钳制的尴尬境地。而最可怕的是，我们会满足于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荣耀，自困于传统工业化发展思维，忽视新的国际产业链的形成及其进一步演变的新趋势，从而可能最终陷于自我边缘化的困境之中。
必须明确，基于知识革命发生和全球产业分工重组的国际产业链已经出现明确的升级趋势，即国际产业链中的上端知识产业和下端现代服务业成为强势产业并支配全球经济，加工制造业正在被次边缘化。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教授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作两类，一类是依靠制造业过日子的“体力国家”，一类是依靠研发、设计、营销过日子的“脑力国家”。不言而喻，“脑力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并支配“体力国家”已经成为大势。而值得玩味的是，最近韩国《朝鲜日报》提出，韩国要用“脑力”战胜中国的“体力”，用韩国的“头脑”指挥中国的“身躯”。无独有偶，印度人也提出，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要成为世界办公室。如此轻视性语言让我们似芒刺在背。
显然，中国经济必须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新裂变的机遇，确立新的产业战略定位。为此，我们应当实现观念的更新和升级。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走出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理论而形成的一系列认识误区，调整基于此理论之上的政策措施。应当明确，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但发达国家主要是将这一理论推销给发展中国家，鼓动发展中国家发挥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发达国家自己却没有真正去发挥比较优势，而是注意通过集聚人才、资本等高端资源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集聚优势。范文中国,原创范文乐园
师夷长技。未来中国的产业选择应当突出非物质性产业成长。特别是要举力扶持技术开发、创意活动、标准化、信息传播等为主要元素的知识型产业，以形成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强势地位，进而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虚拟经济倍数增长的今天，中国应当加大激活金融业的力度，没有一个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业，中国可能就无缘分享到虚拟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作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张锐）
第三篇：2014年经济发展新引擎 新媒体 投资新热点
2014年经济发展新引擎 新媒体 投资新热点 移动互联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把握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对企业发展、行业投资还是生活主流方式都有着前瞻性决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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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项目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引擎”
项目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通讯员 魏海刚 郑庆卓)今年以来，市农业部门以“大项目建设推进年”为契机，重点在特色现代农业产加销关键环节推进一大批精品项目，为现代农业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一个个“农字号”、“国字号”、“科字号”重大项目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引擎”。
目前，招商引资项目24个，其中新建过亿元项目3个、过千万元项目1个，投资总额4.1亿元，形成外来固定资产5580万元。制定《莱芜市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11-2020年)》，新增大王庄镇为省级重点扶贫乡镇，45个贫困村被纳入省级重点扶持范围。新建户用沼气池 850个、服务网点12处、养殖小区及联户沼气工程6处、大型沼气工程1处，建成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点7处。落实农业综合补贴和农业政策保险资金3055万元。推广配方肥施用20万亩，带动推广75万亩，免费为24万户农民提供测土配方施肥一条龙服务。
第五篇：经济发展引擎将由工业化偏向城镇化
经济发展引擎将由工业化偏向城镇化
李扬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内容辑要：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而城市化则方兴未艾。由此，我国未来发展趋势将是两者并举，并逐步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这种城镇化模式的转变影响深远，意味着未来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未来规模投资引导我国经济总格局没有变化，但是投资领域将因城镇化模式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发展是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即解决温饱问题上起步的，因此工业化很自然的就成为一个在较长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与此同时，虽然城镇化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从两者的关系来看，这样的城镇化发展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可以将其称之为引致性的城镇化模式。
对这样一种模式，国际国内上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不少人将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视为我国发展中的遗憾和缺陷。但笔者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这种模式是特定时期，我国发展道路的较好选择，使我国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出现大城市膨胀，以及各种各样的贫民窟遍地产生的社会弊端。
当然，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原先的引致性的城镇化模式所蕴含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开始日益暴露出来。
首先，在过去的城镇化模式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并不谋求移民，成为城市居民。而由此，产生了大规模人口迁移，对我国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压力，也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其次，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主要收入并不会留在城市里，而大多汇回农村，这就造成了大规模的资金流动。第三，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往往除了吃穿等基本消费会在城市中进行，其他一些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医疗等消费活动仍主要发生在农村。
所以，可以这样说，由工业化引致城镇化的发展，事实上是固化了我们城乡的分隔。笔者曾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呈现不断升级态势。相反他们的消费结构，甚至表现出低级化、甚至出现了恩格尔系数逆转趋势。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使他们在城市里赚取了比过去更多收入，但是他们仍然延续着，甚至强化着原有的消费习惯。
对于这种现象，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话，其主要原因在于分散的农村，供应不能非常集中，存在规模不经济。而主要引发的后果，就是导致社会有效供应不足和价格过高。笔者曾做过统计，发现就消费价格而言，2001~2008年，我国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3%，城市只上涨18.4%，农村价格水平上涨幅度高于城市。
不过，最近几年，我国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城镇化趋缓，民工荒现象出现尤其值得引起关注。分析发生的原因，其一是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其二则是由于国家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较大程度改善了就业环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笔者认为，城镇化趋缓，民工荒现象出现预示着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我国正迎来一个转折点――从工业引导城镇化向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并逐步向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而这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新的趋势。
这种转折和趋势，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新的改革要求，而其中蕴含的发展动力、发展潜力更是巨大。可以这样说，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例如，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工将从候鸟型流动转变为城市移民，这不仅需要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提出巨大需求。又如，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而新的人口流动格局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对于改变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做出贡献。
面对这样的转变和趋势，金融支持必不可少。不过，笔者认为，在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过程中，投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格局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投资领域却会因城镇化模式变化而发生重大转变。因此，工业化主导的投资和城镇化主导的投资风险不同，商业可持续性不同，所需要的价格和收费的环境不同，需要的税收待遇不同，这一系列的变化也意味着投资资金性质在发生着改变。这就需要我国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聚合各类资本，鼓励金融创新，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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