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第一篇：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不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可以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使企业偏离正确的经营方向，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政企分开以后，公有制企业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为了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免遭市场淘汰，一些企业就可能采取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解体后的产物，这些与市场经济同命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中要求发展，在政治上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权利，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购买或“租用”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公有制企业更加强烈。非公有制企业有财力作后盾，其财务制度也比较灵活，支付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费用很方便。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用金钱开道，打通各种关节，通过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政府公职人员为之服务。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不正当手段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在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受全体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由谁代表政府和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国有资产在企业中实际上变成了“无主财产”，这样就为腐败分子任意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三)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违规介入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分配资源和协调冲突的权力涉及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领域中一统到底，整个社会处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中，因此腐败现象难以滋生。这种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开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旧体制内部孕育，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由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起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分渗透发展。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创阶段，各方面很不完善，政府管理还起着重大作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市场机制还未全面发生作用，出现了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价值规律同时对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成份比重加大，我国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推向市场，但仍有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要素仍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配置。计划配置这些垄断性资源，使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实际权力升值。由于政企尚未完全分开，因而党和政府的权力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仍然免不了介入，权力干涉经济的机会与计划经济体制时相比较，在关键领域里，并未减少许多。在这种条件下，腐败很容易发生。

(四)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尚不完备，公民对政府监督的渠道尚未健全和畅通，从而使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不可能受到严密的监督制约，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向前推进时，一些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关的规范建设没有能跟上，从宏观到微观，都还未形成一套严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又为私人滥用公共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房地产从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以后，对土地的批与不批，地价的高低，均由地方官员决定，没有相应的法规约束，随意性很大，曾使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炒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参与这些投机活动的多属国有金融部门和其它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另外，现有的监督制约措施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往往流于形式。如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对接受请客、送礼、劳务费、各种实物没有可操作的制约措施，监督制度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及制约力。

(五)思想道德水准的下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重义到重利，由认为越穷越光荣到认为越富越光荣。市场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积极性，它尊重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付出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 2 联系起来，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肯定人的劳动价值。金钱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有特殊的魅力，拜金主义的产生有其现实性，人人力图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一驱动机制，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人们很容易过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用金钱衡量一切，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

二、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

我国腐败的基本形式大体上属于“权力主导型”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政治方面的腐败。政治方面的腐败通常表现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违背党纪、政纪和法律，如：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个人专断．压制民主，弄虚作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官官相护，权大于法，等等。

二是经济方面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经商，吃“回扣”，拿“红包”，等等。

三是作风方面的腐败。这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两个方面，工作中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生活中的奢侈糜烂、公款吃喝、沉湎色情等，均属作风腐败。

三、针对腐败问题的社会治理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强的行业；

2、在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力

1、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2、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3、健全法制，规范公共行政权的行使。推行政务公开，通过办事制度公开化、程序化，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便于群众的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

1、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2、加强执政党的监督；

3、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4、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5、加强行政监督。(四)健全法制，依法治腐

1、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财产监督；

2、强化法律制裁措施，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五)发展经济，加强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1、大力发展经济，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强思想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二篇：当前社会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摘要：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危及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一、腐败的定义和实质

1、腐败的定义

时下谈论腐败和腐败现象，可谓妇孺老幼，尽人皆知，因为我们提出“反腐败”的口号已经十有余年，我们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也一直声势不减。不过，要对“腐败”两字下个确切的定义，却颇让人头疼。

腐败，照字面的解释，是指物质的腐烂、变质。如《汉书·食货志》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腐败不可食。”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是指个人在思想行为上的堕落，社会在组织、机构、制度、措施等方面的无序和混乱等等。就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腐败”概念而言，内涵或深或浅，外延或宽或窄，几乎无法确定。比如，有的专指贪污贿赂行为，有的泛指社会不正之风，有的则将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列入腐败现象，等等，可谓不一而足，众说纷纭。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腐败必须符合“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应归属于腐败之列。事实上，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渐深入，官方和社会舆论对于腐败概念的界定也日趋明晰化了。以在中国反腐败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199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为例，会上提出的反腐败大格局中，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项主要任务。细细分析，这三项都是与腐败“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一概念丝丝相扣的。因此，在浏览共和国反腐败历史时，我们所谈论的腐败，是指国家或集体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

２、腐败的实质

腐败的实质就是“代替主人看仓库的人，自己偷仓库”，就是“”监守自盗“。在当今中国，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代理人“。老百姓用工资养活了国家干部，把国家权力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交给干部，本意是让干部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带领老百姓用国家权力捍卫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有的搞腐败的干部却经受不住“物质利益”的引诱，利用人民给的“权”来“偷”（贪污，暗中克扣国家给农民的补赏费）、“抢”(利用批准权、人事权“索贿”）老百姓。国家干部腐败的实质就是“干部利用老百姓给的权来

偷、抢老百姓”。老百姓决不能容忍干部搞腐败，决不能容忍自己花钱养一帮“家贼”来偷自己！

腐败的有几个特性：1，身为保卫人民利益的干部，却干偷、抢人民的事，比“普通偷、抢”更恶劣，罪加一等。2，在监管软弱无力的社会环境中，“腐败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之一”，发财之大、之快、之“省劲”、之风险小，是其它许多行业望尘莫及的！这对干部有“强烈的吸引力”，若不坚决制止，必然泛滥成灾，后果令人担忧！3，偷、抢需要工具。强盗用刀、枪做工具。搞腐败用老百姓给的“权”做偷、抢的工具，如某干部用“人事权”，你不送十多万元“红包”，就进不了某国营医院当医生。又如利用看守仓库的权力，内外勾结一起偷。他既不出屋，又不动手，就把国家仓库的东西偷回家去了。4，这种偷、抢是“自己人”在干，是“家贼”在干！老百姓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家里人”、“领头人”会偷。这就可以较长时间蒙蔽老百姓，不去发现出了家贼。5，人民国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财富就是老百姓的财富。腐败干部偷老百姓的财富“基本上”是通过偷国家财富来实现的。“间接” 偷老百姓的财富，也促使老百姓难于发现被偷，“长时间”蒙在鼓里。6，腐败干部在搞腐败中发了财，这“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只是产生了财富的转移，将老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中国的大蛋糕老百姓要分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腐败干部靠自己看守国家蛋糕之便“偷”蛋糕。他当然分的蛋糕多，发财快，甚至肥得流油！这是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老百姓不仇富，但反对“非法富”。7，搞腐败偷老百姓和普通的“偷”还有一个区别，搞腐败耍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偷”老百姓。这可以“推迟”老百姓发现“偷”的真面目。老百姓需要“擦亮眼睛”来识别干部，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还要看他办这件事“对谁有利”。8，干部在搞腐败时，大多数人只想到监管不力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腐败能发大财，却很少去想搞腐败是“非法的”，在发财的“同时”，已经陷入“非法的泥坑”，如果发财到一定程度，甚至陷入“犯罪的泥坑”。

二、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14]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可能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一些领域和地区是非、美丑、善恶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各种价值观念都开始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市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反腐倡廉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17] 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手段可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促进决策民主、程序公开和运行规范。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遏制腐败文化的传播，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相对独立与高效运行。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国家职能实现的具体体现，分属国家三种彼此相对独立的职能机构。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高效运行要求配置或设定权力要以科学化和实效性为原则，以保证各种权力独立行使时能最大值地发生正向作用。在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相对独立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

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参考文献：腐败犯罪学研究

第三篇：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让人无不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成就备感欣慰，同时，也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特别是一些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成为困扰反腐败的“短板”。本文从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入手，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反思。【关键词】腐败

根源

遏制

反思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处分146517人，省部级官员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任免事件。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为其所困扰，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我国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人们的信念，还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解析腐败问题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权制

前不久，人民网调查显示，85.3%的网友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地方查办的领导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全国有18个交通厅(局)长因腐败而落马，而河南更是创下了连续3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一把手出事，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风气，严重影响一地发展，使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辽宁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

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县市和市属单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在一个地方或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子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看，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员也不知道，群众更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机构权限看，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

（二）官场潜规则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潜规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潜规则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却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证实了潜规则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有人把潜规则分为官场潜规则、行业潜规则、社会潜规则。潜规则是当下腐败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条件。它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网络，谁要企图打破它，谁就要付出代价。许多出类拔萃、品质优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龙附骥、善出“政绩”的人被提拔到显要位置和重要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无奈，渐渐卷入不正之风，从腐败的抵制者转化为腐败的默认者，甚至是追随者、推动者。潜规则阻挠显规则的确立，阻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落实，使得依靠潜规则生存、发展的人越来越多。

（三）大吹买卖官之风

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是最严重、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有四大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领导班子调整主动卖官。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二是以改革创新的名义买官卖官。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借干部体制“改革”敛财，提出改革干部体制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迁的、想进城的、想调位子的，纷纷自愿上钩。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帮人升官，为己敛财。买官者向拥有提名权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购买”这种机会。尽管全委会、常委会票决可以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但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怎么

决，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四是买官卖官数额渐成“规范”。全国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和18名地厅级官员。马德将官位商品化，从县委书记、县长及部门的一二把手，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而且灵活机动。

（四）恶搞“政绩工程”

“政绩工程”之风由来已久，成了官员之最爱，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不科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了上系国运隆昌、下连百姓民生的经济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达到了极致。由于考核指标关系到官员升降去留和年终业绩，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个思路，都来个几大工程、几大举措，以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只要能显示“政绩”，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绩观的驱动下，部分官员和企业主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与经济共舞，官员们捞到了政绩，商人们敛到了财富。“政绩工程”下的寻租和腐败，使非廉洁化的官场生态得以滋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团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福利腐败，实质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延伸，是少数人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取得不正当的利益。福利腐败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冰山一角。除垄断企业外，还有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官员，他们都是以某种不正当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中国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激发了大量寻租活动，腐蚀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资源的流失，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阻挠通过深化改革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六）大肆挥霍公款消费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官员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是当年军费开支的两倍，是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官员出国考察成了“待遇”，带来的是政府奢侈浪费，某些官员也借机索要贿赂和出逃。据《半月谈》报道，中国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50场。会议费用惊人，不少会议动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一般会

议都要求“规范”印发领导讲话、会议交流材料，有的一次会议就用1吨纸。公务接待耗费巨大，浪费严重。接待标准乱、范围乱、名目乱、思想观念乱。某单位在一餐厅一年接待费为260万元，其中，客人消费为64.7万元，其余近200万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变着法子乱接待耗费的。公款消费中的腐败，是依附在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的遗风。不论用车、出国、吃喝、接待、开会，凡涉及公款的，统统沿用供给制那一套，当成一种待遇、一种福利，不论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职级来。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职务消费改革的要求，但这一改革包括公车改革进展缓慢、踯躅不前，有的还把公车改革变异为变相增加巨额收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的利益，公车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义

每年年末岁初，基层对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纯属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助长了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之风，又衍生出乱收费、乱摊派、乱要赞助等加重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的问题。为了应付评比，为了能当“先进”，假数字、假汇报、假现场、假典型层出不穷。尽管我们多年来对形式主义的痼疾屡加挞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难根除。“领导就是开会，贯彻就是发文，检查就是汇报，协调就是喝醉，落实就是收费”，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普遍现象。形式主义的要害，是不顾实际，只会跟风；不计成本，只要轰动；不求实效，只图虚名。就连中央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形式主义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规模比投入。形式主义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祸害，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正龙拍虎”。形式主义的横行，源于运动式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不论干什么工作，一开大会，二发文件，三造舆论，四造氛围„„谁不这样干，谁就是不重视，谁就没有魄力，也显不出政绩。

（八）司法腐败

2008年10月28日，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从北京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免去职务，已被中央纪委“两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马，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专项治理，纯洁政法队伍。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媒体。司法公正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用人腐败让人失望的话，那么，司法腐败就让人绝望了。虽然腐化堕落的司法机关领导干部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其恶劣，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视法律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出台不准式规定最多的国家，也是对腐败处罚最为严厉的国家。透明国际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为什么贪官依然那么多？从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藐视法律。贪官落马前，身居要职，学法、听法纪讲座的机会远远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学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长。他们不是不懂法，有的对法律可以说是精通了。问题在于，他们学习、精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法，而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违法行政、以权压法，以更巧妙的手法违法犯罪而不被发现，甚至还运用听证会等法治手段为掩护，维护自己的私利。如果我们有到各处去走走、看看，可以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贯彻他的顶头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难得听到一位领导讲怎么执行法律法规。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习惯法大于成文法。许多贪官精通权术、潜规则、厚黑学，尤其迷信权大于法。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来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如果说徐其耀对法律法规的态度还有些隐晦的话，已执行死刑的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就撕去了一切伪装了。他已成了阶下囚，还对管教干警说：“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权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半年内就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还有权大的人在为其撑腰。好在最终还是法律胜利了，李玉书的“权大于法”破产了！

二、遏制腐败问题的办法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对我们设计反腐倡廉制度是否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不论是遏制腐败的非常措施，还是制约腐败的规章制度，说到底，都是一种抵御腐败的外部力量，而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形势在不断发展，具体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只要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存在，再严厉的打击措施，再缜密的法规条文实际上也不能完全阻止他们将腐败的动机变成腐败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古代某些时期惩罚腐败的措施虽然极为严厉，甚至是野蛮和残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当周密，近乎于繁锁和苛刻，却都不

能完全根除腐败的原因所在。然而，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再难我们也应该为此而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运作。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约机能。如果说遏制腐败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努力的话，更持久、更具有根本性的反腐败措施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那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能，实现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的中心问题是权钱交换，这种监督和制约的重点应该围绕权和钱进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有职才有权。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制约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制度，逐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委任制，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分子长期盘踞某些重要职务，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对其无能为力的反常现象。另一方面，加强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的监督。不仅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政府的重要收支项目也要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汇报，重要的细节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家对其进行审查，敏感性的财政收支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政府对权和钱的运用严密地监督起来，王宝森事件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摸索和建立一套政务员对公务员的监督制约制度。人民代表对政府的监督的重点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但是，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能发生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资产等不法行为。对各级政府内类型繁杂，人数众多的一般工作人员的监督，在政府机关之外且人数有限的人民代表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对这些人的监督职能，应该交由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来进行。在这方面，我们不仿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的总统和各州州长都拥有任命、罢免大批重要政府官员的权力，美国新总统上台以后，直接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就近三千人。对不称职，或总统不放心的人，新总统总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出去。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塞信斯曾用公家的飞机和汽车接送自己的家人，乘坐防弹礼宾车上下班等行为而受到指控，克林顿一上台，就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这种制约，表面上似乎背离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的思路，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进行监督制约的纵向延伸和继续，远比人民代表直接监督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更加有效，也更加切实可行。

3、逐步建立分权机制，由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各部门相互进行监督和制约。

对腐败现象的制约机制，决不能局限于从人民群众到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由各级政府领导人再监督其部下这样一种单线条的、纵向制约的思路。单线条的制约机制固然简明，但其中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制约机制就可能瘫痪甚至完全崩溃。要确保制约机制的安全运转，必须编织一张纵横交错，多重反馈，上下左右，相互监督的网络。这种网络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政府哲学中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多重制约机制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对反腐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是，这种任命往往又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但是，最高法官的工作总统无权干涉。国会有权立法，但议案的最后生效需要总统批准。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机制，虽然人为地将许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部门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横向延伸和继续，从而大大增加了制约机制的安全系数，将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4、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古今中外政权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线条的制约机制不可靠，多重制约、网络状的制约机制也不完全可靠。权力制约权力，让当权者制约当权者，这固然是人类政治上的一大进步。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权者既有相互竞争，互相制约的一面，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相互勾结，共同蒙蔽和欺骗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制约和机构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相互勾结，欺骗和操纵人民意愿的工具。因此，做为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的补充，应该是在原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再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闻媒介既能反映公众舆论，也能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对选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上到总统、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如曾经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的尼克松，就是因为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对水门事情的报导，被赶下了总统的宝座。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似乎永远有一种对政府官员不放心的心理定势，新闻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这种心理，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探听和搜集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无形之中对当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从心理上对当权者的腐败行为起到了十分有效的震慑作用。这种监督制约几乎是无所不在，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外化和扩大化，是利用权力体系之外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整个权力体

系的全面监督制约。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逐步建立起通过公从舆论和新闻媒介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

5、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相对而言，利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优势，在短时期内，通过是一些非常手段或措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仅仅靠这些非常措施，反腐败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更持久、更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必须是法制和制度建设，即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这种制约不是做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至上而下部署完成的，而是依赖固有的制度本身，做为一种日常性工作，通过制度本身的正常运作，不断地预防和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保持政府的高效和清廉。

三、转型时期对腐败问题的反思

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种多样，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因此，治理转型期腐败，必须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密结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推进。

1、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和领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发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以及体制、机制变革等诸多方面，要用系统论的观念和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角度来思考和规划。当前应继续重点围绕权钱人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标拍卖、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等制度。同时要针对腐败滋生蔓延的新趋势，不断拓宽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的视野和领域。

2、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削减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坚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契机，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按照这一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健全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腐败发生的机会。对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额度和指标限制的稀缺资源，特别是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经营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购等，都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承包等市场化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分配，逐步取消各类配额指标、经营性指标和专控经营权。限制行业垄断，在公用设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和外资进入。继续抓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抓紧培育和完善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联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凡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事项，都交给中介机构来具体运作，有的经济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可委托中介组织或自治组织运用市场规则运作。

4、规范从政行为，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客观水平的制约，决定了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高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机构精简相对应的渐进过程。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调整、完善公务人员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行为操守和职业道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腐败收益，提高不腐败的收益，在公务员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励机制。要积极研究探索党政机关福利待遇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实行货币化、工资化改革的途径，适时提高公务员工薪水平，同时提高公职人员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的透明度。

5、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把反腐败斗争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强人大、政协监督。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为反腐败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立公共选举、公共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服务等民主制度，积极推行民主公开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广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大力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公民参与程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更要加大腐败监管力度，坚决不能让不正之风四处蔓延。要把反腐问题要作为一项国事、大事来抓，建立长效机制，将腐败遏制在源头，切实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和谐气氛，让人民更加信任党，拥护党。

【参考文献】

[1] 廖翥.《廉政瞭望》.2009年3月.总期第253期.第8页.[2]《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8日，第三版.[3]《番禺日报》2011年3月1日，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4] 江津党建网.2009年12月21日.关于2010年－2020年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5]《党的建设》.2009年第十期，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17页.10

第四篇：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陈金明李卫群

（三峡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摘要] 高校本是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圣洁殿堂”。然而，近些年来，其腐败现象也呈多发态势。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高校并非“清水衙门”，本身存在腐败的可能与空间；二是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三是高校极少数领导缺乏自我警醒；四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为遏制高校腐败，必须狠抓思想教育、健全制度保障、发挥监督职能、借助改革动力、加大惩处力度等五个关键环节，构筑“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各道防线，消解社会对高校腐败的种种诟病。

[关键词]高校腐败标本兼治反腐倡廉监督制约

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是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因此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然而，从社会现实来看，最近几年，即使是曾被誉为一方净土的高等学府，其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令人痛心疾首。腐败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也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最不和谐的音符，它或将成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最大隐患。因此，作为培养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等学府理应走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前列，起到榜样与示范作用。

一、高校腐败现象蔓延及其原因

2009年9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发生“腐败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巨额受贿被捕。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大学腐败案件频频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陕西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湖北高校腐败，堪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领导因腐败落马，即使用“井喷”形容也许并不夸张。落马的有武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世波、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及原校长刘光临、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等。如此高校连环腐败案，不能不令人惊愕与反思。

综观高校腐败案件，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案件呈多发态势，且犯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从副厅级到副部级；二是腐败案件体现集体腐败态势，窝案、串案集中，涉案人员增多；三是腐败案件领域相对集中，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为案发重点领域。[1]

高校为何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这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外因，更有内因。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探寻追踪。

1、高校本身存在腐败的可能与空间

今日之高校已非往日之高校，换言之，在现实社会中，高校已非“清水衙门”，“油水”多多，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其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推行教育市场化，大学迅猛扩张，各地大兴土木，扩建新校舍，发展新校区，建设大学城。一些不法建筑商为承揽大学基建工程，紧盯主管基建的校级领导，不惜重金行贿。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由于缺乏监督，基建已成为大 1

学腐败案中最多发的领域，且不少都是窝案，不同级别的相关官员共同参与、集体犯罪。其二，高校扩招也是年甚一年，在教育资源仍然短缺的情况下，高校招生就是一块硕大的肥肉，这就为主管招生的高校领导留下了极大的寻租可能和空间。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就主要因此而落马。此外，高校在采购和后勤方面也今非昔比，有大量的采购和招标项目，也容易让人心旌摇曳、私欲萌动。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那些握有权柄的主管领导难免想染指一番。总之，随着高校变成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机会和活动领域日益拓展，可供调配的资源也日益增多，在监管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集官、学、商于一身的高校领导就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这正是高校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

2、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本该是一方净土的学府圣地，之所以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关键在于高校领导权力制约的失控和监督机构设置的漏洞。目前，对高校领导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更多强调的是上级监督，平行监督和下级监督在高校领导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几乎难以推行。这样就导致对高校领导监管不力。表面上看，高校领导的权力是分散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分管领导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比如分管基建的领导，在基建方面则可一言九鼎，面对高额的腐败收益和低廉的腐败成本，追逐个人利益的掌权者在权衡之后就可能选择腐败。至于学校内部的监督部门，因级别关系，并不能直接干预或监督校级领导，或者根本监督不了自己的校级领导，这就使得少数校级领导有恃无恐、大胆贪欲。可见，“只有在监督主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至少也要与它去限制的权力一样大，并能独立行使的条件下，才能对监督对象的权力实行相应的制约和限制”，否则，将无能为力。而同级或上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部门，往往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介入调查，此时已经晚了“半拍”。因此，治理高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要理顺高校监管体系，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消除对高校领导监管的空白地带。

3、高校极少数领导缺乏自我警醒

高校极少数领导的世界观异化，人生观扭曲，价值观倾斜，思想道德防线溃决，经不起形形色色的各种诱惑，忘记了自己的多重身份。其一，忘记了自己一名高校教师，本应坚守道德底线，遵从法律规范，以身作则、堂堂正正、廉洁自律、为人师表；其二，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员，本应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三，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本应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然而，他们在权力扩张和外界的簇拥下，往往产生种种畸形心理，诸如“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捞了就跑的投机心理以及自作聪明的抗拒心理等。正是由于种种畸形心理的支配，其贪欲无限膨胀，最终沦为腐败分子。这是高校少数领导腐败的根本内因。[2]

4、社会不良风气助长了高校的腐败

腐败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3]社会风气就像一个大的染缸，其腐败现象必然向高校渗透和蔓延。仅就行政领域而言，目前我国行政制度存在着将行政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割裂的现象，商品交换意识腐蚀着某些公共行政权力的主体，导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行政腐败；此外，由于行政监督机制软弱，制度透明度低，民主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往往被遮蔽，某些人利用权力“寻租”，进行“暗箱操作”，“相机谋私”的机会主义挤兑廉洁公正的行政原则，公共行政伦理发生偏差，个人生活领域也呈现出道德无序的状态。行政制度的德性缺陷为腐败提供了诸多机会，败坏了公共行政的道德形象，也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3]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少数领导难免受其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占据他们的头脑，于是不自觉地在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等方面接

受所谓的“潜规则”，并把违法犯罪的权钱交易看作是“正常”的交往活动，这样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贪婪腐败的深渊。

二、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高校本是象牙塔，承担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的崇高使命，为人师表者本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涵养高尚品质、引领道德高标的群体。尤其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模式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都将接受高等教育，作为高校领导的教师如何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感染青年、引导青年，将直接影响他们走向社会后的主流思想和思维方式。因此，从这方面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

多年来，作为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传播先进文化的高等学府，一直享有“圣洁殿堂”的美誉。她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也是我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主战场，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上一些消极腐朽思想对高校领导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导致滋生各种腐败现象，严重地污染了高校的党风、校风、教风和学风，阻碍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

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整个社会反腐倡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统一，与党的教育方针相一致，与高校发展相适应，是推动高校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确保高校办学宗旨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得到有效落实的政治保证。[4]

2、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保障

构建和谐校园，既是高校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建设。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塑造和教职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都需要良好和谐、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作支撑。这就要求高校切实将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正气与风尚，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和谐环境，锤炼一支勤政廉政、德才兼备、高索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树立健康向上、正气昂扬、敬业爱岗、甘愿奉献的良好校风，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有力保障。

3、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要求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道德规范。高校是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教师的言行举止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教师思想颓废、道德低下、作风不正、行为失范，既有损高校这座神圣殿堂的威严，又有悖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然而，在当今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高校确有极少数身为教师的领导干部不顾道德约束，漠视校纪校规，贪赃枉法、徇私腐败。[5]这些害群之马既违背师德师风之要求，又玷污人民教师之称号，影响极坏。因此，高校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教师，都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小节，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作风树形象，以形象作示范，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维护良好的师德师风。

4、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客观需要

高校大案要案不断被揭露和查处，表明我党反腐败力度持续加大，也说明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高校少数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忘记党的先进性要求，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严重败坏党在师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因此，必须不断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构建高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长效机制，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提高高校领导的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

三、遏制高校腐败需要标本兼治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遏制高校腐败，必须坚持这五个环节，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实效。[6]

1、紧紧抓住教育这一基础环节，打牢高校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

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腐败体系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主要解决的是主观认识问题，强化的是“不愿腐败”的道德意识和自律意识。道德的约束力量是一种基础性的制约力量，是建立思想道德防线的根本基础。高校少数领导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往往首先是从思想道德防线发生崩溃引起的。因此，必须紧紧抓住教育这一基础环节，打牢高校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一是加强组织教育。采取正面宣传、典型示范、警示教育等形式，切实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教育。通过教育，让其明了腐败将面临“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的严重后果，使其打消腐败犯罪而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始终做到利剑高悬、警钟长鸣，以防患于未然。二是加强自我教育。高校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慎微”、“慎独”、“自律”、“自省”，自觉用崇高理想鼓舞自己、用坚定信念鞭策自己，从思想上、行动上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既是抵制拜金主义影响的内功，也是克服腐败行为发生的治本之策。三是加强家庭教育。众多生活实例告诉世人，家人不廉自身难廉，家庭教育在反腐倡廉中十分重要。为此，应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的教育，努力使其助廉、促廉、守廉。四是加强社会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面向全社会的廉政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通过开展一系列教育，让高校领导深谙腐败的“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自由账和健康账”，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提醒高校领导慎微慎初，廉洁自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份之想，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从而自觉抵制腐败。

2、紧紧依靠制度这一根本保障，构筑高校反腐倡廉的“铜墙铁壁”

反腐倡廉既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制度建设。制度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不能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7](p333)制度建设是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进展的有力保障。为此，一是要找准问题发生的主要环节，有针对性地通过建章立制加以治理和防范，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二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大力发扬民主，正确实行集中。尤其对高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防止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三是要推行党务、校务公开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做到应公开的及时、全面、准确公开，防止搞形式、走过场，自觉接受高校师生和社会监督。四是要开展决策咨询论证制。建立健全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并严格执行，努力使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严防暗箱操作、少数人从中捞取好处。四是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实践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要通过制度建设，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做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3、紧紧发挥监督这一重要职能，建立高校反腐倡廉的防范机制

孟德斯鸠曾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高校反腐倡廉，除了进行制度建设外，最关键的还是要约束权力、监督权力，将高校领导置于动态监督的阳光之下。权力不受监督或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高校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一是要教育高校领导增强接受监督的主体意识。高校领导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主体，必须自觉、主动接受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对高校领导的监督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和负责。二是实施监督关口前移，更多注重事前、事中监督，做到全过程监督，避免监督缺位、失控。三是加强对重点对象、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监督。尤其要加强对主管基建、财务、招生、采购和后勤领导行使和运用权力的监督。四是充分发挥各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下级、同级和上级纪检、审计、财务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监督的合力。同时，更加注重教职员工和社会舆论对高校主管领导的监督。

4、紧紧借助改革这一基本动力，治理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源头

为防止高校在基建、后勤、采购和招生等重点领域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高校重大工程项目审批会审制，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二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和完善高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及高校采购等制度，建立健全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三是推进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确保资金使用合理、规范、安全和有效。四是推行“阳光招生”制度，杜绝高校招生过程中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

5、紧紧利用惩处这一有效手段，推进高校反腐倡廉的长远建设

惩处高校腐败分子，既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又是根本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措施。“惩处不得力，教育没有说服力、制度没有约束力、监督没有威慑力，治本没有号召力。”因此，应加大对高校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案件的查办力度，确保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总之，遏制高校腐败需要群策群力、标本兼治，通过加大教育力度，构筑“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大源头治腐力度，构筑“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加大监督惩治力度，构筑“不敢腐败”的法纪防线。唯此，才能还高等学府一方净土，才能消解社会对高校腐败的诟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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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超良、杜时忠.社会风气:在制度德性的变革中转变[J].高等教育研究, 2009(4):20-24.[4]范春梅.浅析反腐倡廉建设在高校健康和谐发展中的作用[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12):76-78.[5]范晓清、韩传国.高校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创新思考[J].孝感学院学报, 2005(1):125-128.[6]唐德祥.坚持五个环节齐抓并重,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J].决策导刊, 2008(1):10.[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作者简介

陈金明(1966-),男,湖北京山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电话：***，邮箱：chjm@hqu.edu.cn

李卫群（1986-），女，湖北长阳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五篇：马克思腐败问题的成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反腐败问题的分析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然会有很多方面的缺陷，而在这当中最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在这些年的经济建设中越演越烈。因此我想就这个社会问题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国民收入增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但是一场更严重的政治斗争—反腐败开始了。当然，腐败并非只是在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才出现的，他具有普遍性。他只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而已，反腐败可以说是一场艰辛的战斗，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人和几个人的事情。

腐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说是血的教训。贪污腐败，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批一批的贪官接受了法律的制裁，而一批一批 的贪官似乎又在滋生，难道他们不怕吗?他们不知道贪污就是与民与国家为敌，与法律为敌吗?答案很明白。那又是为什么，他们要铤而走险呢?因为腐败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几乎所有的人不爱慕虚富荣，财，权利。这一点无人能够改变。可是腐败的产生还有一些客观存在的条件，私下认为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其次是人的素质以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长期执政的考验。

第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事物既有联系性也有发展性。故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追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当经济建设再遇到现象干扰时，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在搞什么政治运动，但是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的声势，已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期间，正式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是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又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是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注意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把阶级性战役和长期争斗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级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稳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不同时期的腐败行为。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得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发展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用发展的观点和思路去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从腐败现象与经济社会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中寻找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必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的实践。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腐败现象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和演化趋向不同。在当今中国，腐败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体制不健全和部分制度缺失，又受到封建残余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而造成的。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这种影响无论多么深刻、多么广泛，它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对于反腐败斗争，我们既要看到其必然性和长期性，又要看到其紧迫性和曲折性。腐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腐败斗争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着眼于反腐败斗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新的理论成果。

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就是要树立中心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任务和重要目标，就是紧贴中心、围绕中心、服务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政治保证。要将反腐倡廉工作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潮流中去推进、去深化。将反腐倡廉工作寓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之中，贯穿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全过程，贯穿于改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做到反腐倡廉工作与中心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落实。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两张皮”的观念和做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把反腐倡廉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又将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检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标准。

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始终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清除和防止腐败造成的影响，是确保党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能力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关键时期，许多矛盾的凸显都是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相连的，其中既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又涉及到利益的调整，既涉及到社会的变革，又涉及到文化的变迁。在矛盾的冲突与激荡中，很多问题会以腐败或隐藏腐败的形式出现。而这些腐败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防治，往往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思路和办法，也必须从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客观需要中去寻找，注意在思想观念、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式方法和内容格局上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的进程相衔接、相适应。

必须既立足于反腐倡廉工作现实又着眼于反腐倡廉长远发展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时强调反腐倡廉工作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保持对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又要注重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胡锦涛同志强调，“预防和惩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决不能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惩治和预防虽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所处的阶段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却具有互为前提性、目标的一致性、手段的共生性、内容的交*性和性质的转化性，是解决腐败问题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因此，用发展的观点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构建一个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的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的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减少到最低程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