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赵现海明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视野——2015年明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大全
赵现海明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视野——2015年明史研
究的总结与展望
明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视野——2015年明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赵现海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限，将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出前一阶段即清末、民国的历史学研究，明显以中国历史的上半段研究为重心。与之相比，宋以后的历史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与暗淡。明史研究的转折，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合理性，新中国历史学界在意识形态的号召下，开始对关系中国历史全局的五大问题展开全面研究，这便是所谓的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即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史研究都集中于明代，使明史研究一时成为显学，甚至影响及于国家政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的出现，除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转换为早期近代化的研究，从而得以延续与发展之外，其他研究则乏人问津。
不过，客观而言，明代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始于蒙元帝国的解体，由此角度而言，明代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并影响至今。也正因此之故，学界才会对明史研究如此注重，也才有了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清时期,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明末农民战争相对比的论断。同样，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在反思“欧洲中心论”、倡导全球史观的过程中，也开始重视与西方“地理大发现”处于同一时期的明代，指出其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是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明史研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发展。受到“世界经济体系”研究的启发，欧美史学界开始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从而在时间与空间上拓展世界近代史的研究视野，而明代中国正处于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同一时期，于是其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开始被视为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可见，中外史学思潮对明史研究的注重，虽在时代背景、学术逻辑与表述话语上，都大相径庭，但皆集中于揭示明史与近代中国，乃至与近代世界的密切关系。同样，近年来国内明史研究虽在视角、主题与方法上日益多样化，而一旦由具体研究上升至理论构建，明代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中的地位问题，便会成为一条基本思路与核心线索。通过审视2015年的明史研究，我们同样可以隐约地发现相似的研究旨趣。
一、中央政治与地方管理
与西欧长期保持国家林立不同，中华文明长期维持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而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机构与运作模式，则直接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框架。相应地，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政治史自然也是包括明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首要内容。明代在中枢政治设计、政治群体互动、地方管理体制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本年度的研究便反映了这一特征。
吴琦、赵秀丽《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将明代皇帝作为一种社会人群，审视制度、文化与性格对其所形成的整体影响。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故宫学刊》第2期)考察了以往较少研究的明代皇帝文书问题。王剑、李忠远《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求是学刊》第3期)、李佳《相名、相业与君相政治思维：明人相论解析》(《史学月刊》第7期)考察了明代废除丞相后，内阁等中枢机构所面临的权责混乱与名实错位。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整体上考察了作为内阁后院的翰林院的政治角色。李小波《明代庶吉士制度拾遗》(《史林》第4期)讨论了明代庶吉士考选中的分省配额制度及其地区制衡立意。余劲东《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中州学刊》第2期)讨论了明代京察访单及围绕于此的权力制衡格局。张金奎《弘光朝锦衣卫述论》(《明史研究论丛》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讨论了南明对锦衣卫的态度。
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第8期)是一篇将文化观念援引进入政治研究的新颖之作，指出朱元璋相貌在明代经历了不断变化与丰富的过程，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被赋予其相貌之上，最终完成了“龙形虬髯”的转化。余劲东《从“奸臣”到“地方神”——明清时期对靖难逊国臣铁铉的形象建构》(《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通过对铁铉政治形象史的勾勒，实际上揭示出明清时期关于建文朝廷政治观念史的变迁。高寿仙《明懿文太子陵祭礼异常问题探微》(《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揭示懿文太子陵祭礼特异之处，钩沉出“靖难之役”前后明朝政治的历史剧变。梁曼容《明代宗藩的政治参与——以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借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尝试在明代宗藩研究中，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加强专业化讨论。赵现海《“土木之变”后明朝政治变局与皇位世系转移》(《故宫学刊》第2期)在“土木之变”后明朝皇位貌似波澜不惊的皇位更迭下，发掘出郕王潜邸旧僚积极推动的宫内政治斗争与朝中势力分化。齐畅《阁臣、宦官与万历朝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利用碑刻史料，钩沉出晚明名臣交接宦官、后妃的不为正史所载的黑暗面。胡吉勋《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古代文明》第2期)指出明代围绕修浚通惠河的争论，实质并非是关于工程成本与效率的经济考量，而是不同政治势力，尤其地方政治势力的政治博弈。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州县行政及其社会治理进行了全面讨论，并考察了这一历史脉络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李新峰《明代永宁政区浅议》(《史学集刊》第5期)、《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分别从明代卫所与州县在辖区、人口与田地管理的关系入手，质疑了传统的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的区分，显示出对于明代疆土体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梳理了明代不同时期，改造并利用朱元璋六谕，对基层社会实施教化的历史现象。薛理禹《明代治安管理中的“总小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明代更为基层的治安组织——总小甲的组织系统及其历史变化。王新举《明代赎刑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明代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审视了明代赎刑制度的历史成因、发展过程，及其对法律制度的历史影响与时代特征。
二、财政变革与历史影响
经济史是明史研究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也是最具理论思考与框架建构的研究领域。本年度的明代经济史研究，集中在从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角度，审视明中后期赋役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影响。
赵毅、丁亮《明代上供物料的增长趋势与办纳方式的变迁——以浙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明中后期浙江物料实行折银征收之后，物料收支并未实现货币化运行，这反映出实物财政运行方式依然延续下来。周晓光、王灿《论明代中后期徽州一条鞭法的实施——以〈新安蠹状〉为中心》(《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第1期)依据万历地方档案《新安蠹状》，考察了一条鞭法在地方执行的实态。杨锐彬、谢湜《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安徽史学》第2期)考察了明中后期永嘉盐场盐课改折、转嫁、赋役改革，以及与私盐、倭乱的历史关联，地方官员与盐场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合历史学与数学的方法，对现存中国古代唯一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万历会计录》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复原了16世纪末明代财政全貌，包括财政总量、结构与货币化比例，指出明代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全面转型，标志着中国由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秦博《明代白粮的加耗与改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指出明代白粮的加耗累增，少有改折，加重了江南的经济负担。冯剑辉《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史学月刊》第1期)考察了明代京师富户之役产生的历史背景、制度变革及其最终消亡。申斌、黄忠鑫《明末的里甲役与编户应对策略——徽州文书〈崇祯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杨福、杨寿立合同〉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明代编户为应对里甲役所可能导致的生活影响，从而针对不同负担，通过合同或契约，发展出不同的应役方式。常文相《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求是学刊》第2期)指出明代士大夫既将商税视作缓解减轻农业税的方式，又倡导工商皆本，强调保障商众生计，呈现出明人关于国家、农业、商业之间可以共生并荣的新判断，从而支持了“明清帝制农业社会”的结论。高寿仙《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对明代北京若干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了讨论，是一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成果。
三、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
甄洪水、孔德凌《明代经学学术编年》(凤凰出版社)将明代经学发展史划分为复古时代、践履时代、新变时代、反思时代等四个阶段。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三联书店)分别考察了明代围绕名儒从祀孔庙形成的政治、思想纷争；地方士人以乡约弥补官方基层制度的双轨形式。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考察了明代经世之学从中枢到地方，再到乡里的展开过程。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商务印书馆)考察了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明代理学群体的内在嬗变与学说传播。
郭培贵《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东岳论丛》第3期)通过对明代山东解元空间分布、社会流动的考察，指出明代科举虽存在官宦之家比例占据优势的情况，但并非源自政治特权，而是注重教育的结果。张烨《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讨论了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科举、治生、社会交往、文化活动，及其与地方公共事务、基层管理系统的关系。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借鉴“新文化史”研究范式，运用传播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考察了明代商业出版的整体情况及其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内在关联。王鸿泰《情窦初开——明清士人的异性情缘与情色意识的发展》(《新史学》第26卷第3期)从生命史的角度，探究明清士人在少年時期的情欲问题，考察他们与异性交往活动的机缘与情境，探究他们的情欲内容与情色意识的发展，由此建构明清情色文化的基本内涵。陈宝良《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安徽史学》第1期)指出明代中晚期士大夫将社会、文化转向引起的诸多现象，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伴随“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当时社会堪称“妖魔化”时代。王健《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15世纪末江南发生的毁淫祠事件是地方官员实践理学、改革社会计划的组成部分。王卫平《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高攀龙从救世理念出发，倡实学、图革新、行实事，创立同善会。俞士玲《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以明末丹阳“士变”为例，考察了明代社会观念、法律实践中的良贱观念、良贱地位，以及揭帖的社会舆论作用。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及其思想情境。
四、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
“明代的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这一论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伴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渐增多，其历史面相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刘大治《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古代文明》第1期)认为，明朝与后金对待蒙古降人采取了不同态度，明朝“用夏变夷”，对其持防范、同化政策；后金则将其视为同类，以设旗、联姻、盟誓等方式，实现满蒙一体。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讨论了明代九边兵马、钱粮数量变化、军费运作及相关部门的内部关系。任萍《明代四夷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了明代负责翻译边疆与外交文书的四夷馆的机构设置与职官体系。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对于长城地带，乃至全国卫所制度的研究，都应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民间文献记载的大量信息，审视区域人群与制度、事件如何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加〕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郭树勇校，人民出版社)指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和以极端现实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理想主义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的维护安全的手段，最后才考虑进攻战略。现实主义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并且极为频繁的，由此形成倾向暴力战略。经由对《明臣奏议》等文献的解读，该书指出明代战略文化是“居安思危”或进攻现实主义的文化。陆韧《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出元明王朝对西南边疆实行军政管控制度，并考察了由此形成的西南边疆政区的变迁及其类型。张金奎《明代渐进式“改流”浅议——以西北洮、岷一带为例》(《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明代在西北地区实行渐进式的改土归流。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厦门大学出版社)对明代海上建设的阶段性变化、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分化与互动，以及海军装备进行了系统分析。
谭德兴《明清时期贵州经学家与经学著述的地域分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明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视野——2015年明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布及成因》(《贵州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明清时期贵州经学家的地域分布及其空间特征。彭寿清、李良品《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代土司地区官学、书院、社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钱秉毅《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研究：以滇人汉文著述为对象的考察》(《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通过明代云南汉文著述的分布空间与变迁，考察了明代云南汉文化的传播过程。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学术研究》第1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活跃于浙闽海域的闽粤之人，如何在官方厉行海禁之后成为无籍之徒，又如何结成各种社会组织，与国家发生互动，影响了浙闽海域的社会文化。
丁慧倩《明清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的清真寺》(《回族研究》第1期)以碑刻、牛街《冈志》与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明清两代北京回民聚居区域的空间变化和历史变迁。许淑杰、何苗《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和基本精神。马注的民族宗教观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五、中外关系与对外交流
胡正宁、范金民《郑和下西洋研究二题——基于洪保〈寿藏铭〉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依据出土《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确认了《明史》所载郑和宝船为五千料船是准确的。赵轶峰《“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朝鲜与明朝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的谨奉中华，既有浸染中华礼仪的文化自觉，也有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其间不无鄙薄怨恨。刘晓东《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明代朝鲜使臣朝贡途中，用诗歌形式，对胶东半岛地理、社会的描绘，与推动中朝关系的努力。张兆裕《朝鲜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求是学刊》第6期)指出朝鲜通过民间渠道取得关于南明的存续情况，虽与实情存在一定偏差，但对于研究南明史与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杨翰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出发，考察了14至16世纪倭寇的发生环境、中日外交背景、重要战役、中国沿海政策、走私贸易、东亚海域特点等诸多问题。赵现海《晚明东亚海域地缘政治变迁与天津镇、登莱镇的建立》(《国家航海》第11辑)指出面对“壬辰倭乱”的冲击，明朝开始在东亚加强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经营。赵红《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齐鲁学刊》第4期)指出明朝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提出筹海理论并初步实践。
孙清玲《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考》(海洋出版社)对中国福建与北京，包括机构、宗教、航海造船、人物、碑刻、墓葬、物品等的中琉交往遗存，进行了考察。尤淑君《明末清初琉球的朝贡贸易与其多重认同观的形成》(《世界历史》第3期)借助明清之际琉球放弃南明，改投清朝的个案，指出认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需跳出朝贡体制的框架局限，从周边诸国角度出发。
张先清《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商务印书馆)从“小历史”着眼，对晚明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文化接触，进行了细致刻画。周书灿《明末清初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耶稣会士带来的中华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中华书局)考察了明末清初天主教群体的形成及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刘小珊等《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商务印书馆)考察了身兼传教士、葡语翻译、贸易代理人等多重身份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周游于东亚世界，推动日本基督教的发展、明代中国引入西欧火器的历史活动。
六、宏观研究与理论构建的尝试
本年度几位学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相关理论认知，从而提出或完善了各自对于明清社会认识的框架体系。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从明清时期流传的祖先移民传说个案入手，指出明朝并不试图维系元朝的巨大版图，统治集团也不具备蒙古人那样的能力，但在相对内缩的版图内，通过制定各项国家制度，强化对土地、人口的管控，从而形成比元朝更强的内在凝聚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区域开发、人口流动性加大、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加大等因素，开始逐步向外扩展。清朝对基层社会支配方式几乎完全延续明朝，只是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支配强度更大。故从明至清，正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要义》(《求是学刊》第2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述，提出了关于15至19世纪中国社会形态与演变道路的假说——“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所谓“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指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对其生成轨迹的梳理有助于重新解读秦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对其遗产的考察则有益于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赵轶峰《世界大变迁与明清中国：对现代早期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将西方现代早期与明清中国相对比，指出二者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差异甚大，单纯以某一指标来衡量，比如雇佣劳动关系、GDP、伦理价值，是偏颇的。
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第1期)指出张居正改革是在全球化开端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推动了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转型，与全球经济发生了密切关联，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
陈宝良《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中州学刊》第10期)认为历史变迁存在若干重要的时段，这便是“时代转移”。明代的时代转移节点是正德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在此前后发生了从纯朴至新异的巨大改变。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从全球化的角度指出晚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赵现海《新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7日第1版)在对包括明末农民战争在内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整体审视的基础上，倡导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进行“区域农战史”的研究，将之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意义与历史影响，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民战争史理论体系，即“新农民战争史”。
万明《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中华文史论坛》第9期)提出“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概念，以审视明代丝绸之路与全球一体化的内在关联。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从理论上进一步质疑了费正清提出的“朝贡制度”，指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石元蒙《明清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1840年前》(知识产权出版社)指出中国传统朝贡体制以“怀柔远夷”为主题；面对欧洲人的东来，中国开启了朝贡体制中“保持自主性”的实践。李焯然《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讨论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宗教信仰、中华典籍在东亚世界的互动与传播。沈定平《“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商务印书馆)提出从世界史的视角研究明清史，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是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学东传促进了中国的早期近代化，中学西传促进了西欧的启蒙运动。
七、结论
从以上所述来看，政治史、经济史依然是明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经济史依然是在理论思考、框架建构上，最为自觉地与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对话的研究领域。边疆研究则开始发力，劲头甚猛，这既与国外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也与当前中国边疆治理存在诸多问题与隐患有关。另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借鉴西方史学方法，开始更多地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出发，也开始进一步走向深入与宏观。与之相比，近年来思想、社会、文化的研究，在一度兴盛之后，显得较为冷寂。
未来的明史研究，应在充分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同行的研究进行充分借鉴与批评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理论与视角，对明代在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之地位，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从而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比如蒙古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各文明在恢复自身民族本位的同时，对于蒙古因素都有所吸收，历史现象从而在更为纷繁复杂的同时，也预示着文明的整合与历史的发展。因此，君主专制的加强、宗教地位的下降、民族文化的复兴、对外交流的扩展、疆域的开拓，都是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各文明的共同特征。因此，对于明代的相关研究，可以从欧亚大陆的视野出发，审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二篇：明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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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万 明 [文史聚焦网]
时间：200年05月20日 作者：万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文史聚焦网
明史研究，以明代包括南明的300年历史为主要内容。明代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相联系, 因此，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力度研究明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明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发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初以来自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一个真正的跨越。
一、明史研究发展历程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发展，突出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清末~民初。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近代思想大量传入，推翻清朝统治成为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任务, 因此形成了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明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转型时期。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同时开启了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
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成为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抗战热潮。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明代东北地区以及满族先世历史研究成为重点。抗战的现实，更促使一批明代抗倭战争的研究成果问世。同时，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涉及中国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由此开端。40年代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明史的结晶。这一时期实证性研究成果有吴晗发表系列论文和《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李文治《晚明民变》等。此外30年代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整理编辑出版，为明史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高潮是1949-1966年。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使明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迎来了第三次明史研究的高潮，进入了研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表了数百种著作、数千篇论文，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明代史籍资料。有关明代断代史专著，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谢国桢《南明史略》。政治史方面主要有吴晗《朱元璋传》，经济史方面主要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先后发表论文200多篇、论文集3部，其中相当大部分涉及明代；而对明代农民战争展开的热烈争论，也有2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出版。1966年以批判明史专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此，明史研究也基本上沉寂了十年。
第四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恢复了勃勃生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编辑出版，在总结以往研究基础上，将明史研究推向了繁荣发展时期。明史研究获得了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历史所建立专门的明史研究室，其他高等院校也成立机构，培养了大批人材，为明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1989年明史学科全国性组织中国明史学会成立，会员达200多人。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扩展。研究涉及明代历史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传统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新的领域得到不断开拓，并获得迅速发展；伴随研究结构的调整，研究向前所未有的纵深发展。三是研究方法的求实创新。多学科互相交叉渗透成为趋势，广泛借鉴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传统的手工收集资料和写作的方式，已逐步被现代电子技术手段所代替，推动了研究的迅速发展。四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20多年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在数量上都大致相当于或超过20世纪前80年成果的总和。五是对外交流的迅速扩大。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译介大量国外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以及海外汉学成果，同时，学者们走出国门，与外国学者直接交流切磋，使中国明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史研究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总体方面，出版有汤纲、南炳文《明史》上下（1985、1991），刘重日、周绍泉、曹贵林等《中国史稿》第六册（1987），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1993），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时期卷》（1999）等。同时，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不胜枚举。进入21世纪，每年出版专著30-50部，论文400-500篇，成果丰硕。近年明史研究热点最为集中的领域，一是晚明研究。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促使明史研究学人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晚明，现出版专著主要有樊树志《晚明史》、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前者是晚明历史的全面论述，后者是尝试贯穿问题意识的综合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及其特质、中西直接接触以及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另一个是郑和研究。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纪念活动，由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主办3次学术会议，并组织会议论文集和丛书出版。列入丛书已出版的有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万明《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其他出版论著有郑一钧著《郑和全传》等十余种，学术论文百余篇。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开展的纪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并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搭建了学术平台，成为明代中外关系研究发展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明史研究学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历史所明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一）学科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明史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史学科自历史研究所建所以来，已形成所里最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之一。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组长白寿彝，副组长王毓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设立专门明史研究室，先后由王毓铨、刘重日、张显清担任室主任, 研究人员最多时达28人，研究力量雄厚，发表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具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优势，确立了世界领先地位。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所明史研究室是新中国最早建立，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明史研究专业化学术机构，明史室五老（包括兼职）：白寿彝、王毓铨、谢国桢、吴晗、傅衣凌，均为明史学科的奠基人，新中国明史学科学术体系由此建立起来。
以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为依托，中国明史学会于1989年成立。白寿彝为名誉会长，王毓铨任会长，由当时明史室主任刘重日为副会长，明史室副主任张显清为秘书长。现由刘重日为名誉会长，张显清任会长。学会自成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已举办十届，对明史研究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明史室组织力量编辑出版《近八十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包括内地和港台地区），对明史研究起了重要促进作用。1980年起，由谢国桢主持，明史研究室主编了《明史资料丛刊》，整理出版明代稀见史料，共出版5 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欢迎。作为研究室的学术园地，1982年至1991年，明史研究室主编《明史研究论丛》，共出版了5辑，加强了明史室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并推动明史研究的发展。
徽学研究中心的创建，形成了明史学科的显著特色之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历史所就选购收藏了万余件徽州文书。从1989年开始，历史所正式建立了由明史研究室周绍泉牵头的“徽州文书研究组”，和所图书馆成员组成的“千年契约文书”编写组，1991年编辑、影印出版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卷，总计约2000万字。徽学中心举办了一次全国、两次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并将文书研究与明史研究紧密结合，发表高质量论著，使徽学研究在国内外具有领先地位。
（二）近年明史学科的持续发展
近年明史学科研究人员密切关注世界史**流、国际明史研究动态，使我室明史研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研究重大问题，努力以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十五”期间，我室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问题上，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布置的郑和下西洋重大课题研究和纪念活动，发挥了为党和国家服务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一）课题研究
“十五”期间明史学科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院重、所重多项课题研究。自1999年起我们组织立项，加大研究力度，开展所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研究”。以我所明史室人员为主，联络院外学者合作，形成9人课题组集体攻关。2002年以优秀结项。课题组充分利用明朝档案、徽州文书等中外文献资料，深入开掘专题研究，并走向历史现场，到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推动研究深入。成果在200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研究人员承担有院重点项目《明史研究百年论著目录》（约请许敏主持，全室参加），院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所重点项目4项，我们坚持以重大课题带动学科建设，所重点课题均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课题的专题延伸研究。此外为加强徽学研究，明史学科拟申报院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
（二）学术交流
明史学科人员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提交会议论文并到国外讲演，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扩大明史学科影响。如2002年起阿风参加“日本振兴会论文博士计划”，每年出访日本；2005年万明随中国史学代表团参加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到美国、马来西亚讲演等。此外，近年室里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
“十五”期间，明清史研究室分开后，明史室专门组织了“京津明史专家座谈会”，邀请京津新老专家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史室作为全国明史研究人员惟一最为集中的学术机构，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加强学科基础研究。
2002年3月英国人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中国首次环球航行、到达美洲的观点，10月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起世界凡响。12月明史室与明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联合主办学者座谈会，组织全室人员为会议翻译资料，会上就其观点提出讨论质疑。
2002年12月，明史室与中国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合作举办“晚明社会变迁研究”学术研讨会，汇集院历史所、哲学所、文学所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大学等高校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的晚明研究学者于一堂，并邀请韩国访问学者参加，会后发表笔谈，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2003年与南开大学明清所合作，举办明史学术月会，两月一次。邀请明史专家张显清、南炳文等做学术报告，为京津两地明史研究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
2004年为庆祝历史所50华诞，室里倾谢国桢先生留下的基金，编辑出版《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历史所暨明史室成立50周年纪念专辑。为此我们广泛联系国内外的明史研究专家，包括日本、美国、新加坡、葡萄牙学者，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学者和全国明史专家撰稿。
2005年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联合举办学术讲座，邀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林仁川教授到所讲演《明朝末年东西方海商集团在台湾海峡的争夺》，这一题目涉及的中西关系、海商集团、台湾问题，均为近年明史研究的热点。
（三）科研成果：
近年，明史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并组织所外学者合作，撰写出版了一批科研成果，足以说明我们在全国的学术领先地位。成果主要有：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栾成显著《明代黄册研究》，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吴艳红著《明代充军研究》等。个人研究文集有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上下）、刘重日著《濒阳集》；译著有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史学科人员主编论文集有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周绍泉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
（一）、（二），万明合作主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一九0五——二00五）、《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9辑）等。明史学科人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得到好评，荣获院、所多种奖项：如王毓铨论文《论明朝的配户当差制》、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王玉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栾成显专著《明代黄册研究》、万明论文《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专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等。
目前，明史室是中国惟一一个明史研究人员最为集中、学术资源积聚的学术机构，明史学科是历史所具有传统优势的一个学科，多年来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相信在院所的大力支持下，必将保持优势，推动明史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
【原刊于200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有删节，此为全文】
文史聚焦网（http://www.xiexiebang.com/ws/index2.asp）发布 2006年01月18日
史学评论网（http://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m）转发 2006-05-20
第三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职业技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文革”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国家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
第四篇：转基因苹果研究现状与展望
转基因苹果研究现状与展望
摘要： 从转基因苹果受体基因型、选择标记基因、报告基因及外源基因等方面综述了转基因苹果研究现状，着重论述了外源基因在转基因苹果中的应用。同时综合文献提出了苹果转基因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苹果； 转基因； 基因型； 外源基因；
Prospec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ransgenic Apples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nsgenic apples from the genotype of transgenic apples receptors，selective marker gene，reporter gene and exogenous gene and so on，moreover,the application of exogenous gene in transgenic apples were mainly discussed．Meanwhile，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genic apples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were put forward by summarizing literature．
Key words: Apple;Transgenic;Genotype;Exogenous gene
苹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是我国第一大水果，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培育优良苹果品种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的迫切要求。目前，培育出的苹果品种 虽然已有800 多个，但是培育具有综合农艺性状的品种仍然是一大难题。其主要原因是: ①苹果是高度杂合的树种，遗传背景比较复杂，有性杂交后代广泛分离，选育结果难以控 制;②苹果童期(5 ～ 7 年)比较长，育种周期长;③苹果育种工作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长期的人为定向选育使苹果品种的遗传性趋于一致，基因型范围越来越窄。以上原因对苹果育种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使培育具有优良综合农艺性状的苹果品种极为困难。20 世纪80 年代发展起来的转基因技术为苹果品种的遗传改良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首先，转基因技术只对个别性状进行改良即可获得理性个体;其次，转基因植株不存在童期问题，可以缩短育种周期;最后，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界限，极大地丰富基因来源 转基因技术给苹果育种工作展现了良好的前景，笔者就苹果转基因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苹果转基因受体基因型
1989 年 James 等首次获得转基因绿袖苹果，此后，苹果转基因研究迅猛发展 迄今为止，用于苹果转基因研究的受体基因型越来越多，除绿袖外，还包括 M26、元帅、皇家嘎拉、嘎拉、Braeburn、Elstar、乔纳金、富士、辽伏、Marshall、McIntoshM．
9、M29、粉红佳人(Pinkla-dy)、Jork9 Queen Cox、王林(Orin)、金矮生(Jon-agored)17 个品种。选择标记基因
转化的植物中存在着转化细胞和未被转化的细胞，它们之间存在着生长竞争，需要插入选择标记基因来选择转化了的细胞以获得转化植株 植物基因工程中常用的选择标记基因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编码抗生素抗性的基因，如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Ⅱ(npt II)潮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hpt)和二氢叶酸还原酶基因(dhfr)等;另一类是编码除草剂抗性的基因，如草丁膦乙酰转移酶基因(bar)在苹果转基因中应用最多的选择标记基因是 nptⅡ，其作用原理是 nptⅡ基因编码新霉素磷酸转移酶，通过酶促磷酸化使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失活，从而解除毒性，使转基因植物对卡那霉素 巴龙霉素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产生抗性。报告基因
报告基因是指其编码产物能够被快速地测定，在转化的早期阶段可以快速检测外源基因是否成功导入受体细胞 组织或器官，并检测其表达活性的一类特殊用途的基因 在苹果转基因研究中，常用的报告基因有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Ⅱ(nptII)β-葡萄糖醛酸乙酰转移酶基因(gus)胭脂碱合成酶基因(nos)和绿色荧光蛋白基因(gfp)［19 ］等。苹果品种改良基因
1989 年 James 等首次获得转基因绿袖苹果后，苹果转基因研究迅猛发展，外源基因涉及到改良植物性状的目的基因范围也越来越广 目前苹果改良基因研究有以下几个方向:抗病虫害基因 开花相关基因 矮化植株基因 促进生根基因 抗除草剂基因 耐贮藏基因及调控基因等。
4,1 抗病基因
在苹果的遗传转化中，抗病基因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火疫病(Erwinia amylovora)方面 与此相关的有Cecropin B、Attacin A、SB-
37、Shiva-
1、Attacin E、hrpN、NPR1、MB39 gene、mbr4、等基因 CecropinBAttacin A 和 Attacin E 是从天蚕体内分离出来的细胞溶解酶蛋白;SB-37 Shiva-1 是人工合成的细胞溶解酶类似物 此外还有抗真菌基因β-1，3-葡聚糖酶双价基因、内切几丁质酶基因、stilbene synthase gene、PGIP 以及抗苹果黑星病基因 pinB。
4,2 抗虫基因
到目前为止，导入苹果的外源抗虫基因有抗鳞翅类和鞘翅类昆虫的 CpTI 基因、苏云金杆菌毒蛋白基因(Bt)、生物素绑定蛋白基因、CpTI 对于许多害虫都具有抗性，广谱性是其应用于植物基因工程最主要的优点;Bt 是从苏云金杆菌分离出的杀虫结晶蛋白(ICP)基因，ICP 以原毒素形式存在，昆虫取食后，在消化道被活化，与肠道上特异性结合蛋白结合，使 ICP 全部或部分嵌合于细胞膜上，产生孔道，昆虫幼虫停止进食，最终死亡;生物素绑定蛋白基因通过表达抗生物素蛋白或卵白素蛋白提高苹果的抗虫性。4,3 开花相关基因
果树童期长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果树的育种周期 开花相关基因的研究，为缩短果树的童期，从而缩短育种周期提供了分子理论基础 目前已经从多种植物上克隆到
MdTFL、BpMADS4等基因，并应用到苹果的遗传转化中 MdTFL 基因是从苹果(Malus × domesti-ca Borkh．)中克隆得到，该基因与拟南芥中的 TERMINALFLOWER1(TFL1)基因为同源基因，可以抑制花的分生组织形成 Kotoda 等向苹果中转入反义 MdTFL 基因可以抑制MdTFL 的表达，从而使苹果可以在嫁接8 ～ 15 个月后就可以开花 BpMADS4 是从欧洲白桦(Betula pendula)中克隆出的MADS-box 家族基因，其主要在欧洲白桦的花序 茎尖和根尖中表达，作用主要是促进早起花的形成 Flachowsky 等将BpMADS4 基因转入苹果 Pinova 中，3 ～ 4 个月就可以开花
4,4 矮化基因
矮化栽培因具有结果早、品质好、管理方便、品种更新快等优点，已成为果树业发展的趋势。由于果树有很长的生命周期，使得传统的育种方法选育矮化品种非常缓慢，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大大提高矮化品种培育的速率。目前已经从病原体农杆菌中鉴定和克隆出一些与矮化有关的基因，在苹果中得到应用的主要有 rolA、rolC、phyB、gai基因等 Holefors 等及Zhu 等将rolA 基因转入砧木M26，获得的转化植株与对照相比，树体矮小，节间缩短，树叶面积减小。Holefors 等获得的转化植株叶、根干重均降低，Zhu 等获得的转化植株的根明显缩短。Igarashi 等将从拟南芥中克隆出的 rolC 基因转入 Marubakaidou 砧木，获得的转基因植株有1 ～ 3 个拷贝的 rolC 基因整合到基因组 DNA 中，转基因植株的节间缩短、叶片面积减小、顶端优势减弱。2000 年 Hole-fors 等将拟南芥 phyB(光
敏色素 B)基因导入 M26 获得13个株系的转基因植株，该基因在转基因植物体内过量表达。其中9 个株系主干明显缩短，13 个株系的茎、根和植物体干重均降低。此外，Zhu 等将从拟南芥中克隆出的 gai 基因导入苹果砧木 A2 以及栽培品种 Gravenstein 和
McIntosh 中，得到的转化植株大部分表现出矮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节间距减小、节数变少等表型特征。转基因植株的矮化使得节数变少，但是否可以缩短童期尚未见报道
4.5 促进生根基因
受基因型的影响，有些苹果砧木采用扦插和压条繁殖时，生根极其困难 利用转基因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Welander 等将 rolB 基因导入砧木 M26 中，发现与对照相比，转基因植株根系对生长素的敏感性增强，生根能力也相应提高 Igarashi 等将从拟南芥中克隆出的 rolC 基因转入 Marubakaidou 砧木，获得的转基因植株除了表现植株矮化性状外，其生根能力也有了相应提高
4.6 抗除草剂基因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有能力通过遗传工程的方法来培育耐除草剂的作物品种 根据抗性机理不同，目前耐除草剂的基因工程主要有 2 种策略: ①修饰除草剂作用的靶蛋白，使其对除草剂不敏感，或促使其过量表达以使植物吸收除草剂后仍能进行正常代谢;②引入酶或酶系统，在除草剂发生作用前将其降解或解毒 ALS 的靶位点突变体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人们已在细菌 酵母 植物细胞培养物及种植于田间的作物中发现了这种突变酶将来自拟南芥的 als 基因，通过农杆菌介导转化皇家嘎拉苹果获得转基因植株在后续研究中，获得的种子用60 mg /L 绿贫隆(Glean)喷洒检测其抗性，发现 als 基因按1∶1 分离比例稳定遗传。
从链霉菌中分离出的编码乙酰 CoA 转移酶的基因被称为 bar 基因 乙酰 CoA 转移酶具有使除草剂草丁膦代谢失活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在于在乙酰 CoA 存在的情况下，乙酰 CoA 转移酶催化乙酰 CoA 与草丁膦的游离氨基结合，从而使草丁膦失去除草剂的活性Dolgov 等把 bar 基因导入苹果砧木 No． 545 并获得抗除草剂转基因植株
4.7 耐贮藏基因
苹果在贮藏过程中，由于果实熟化过程难以控制，常常导致过熟 腐烂，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常规育种方法选育耐贮藏苹果品种周期太长 效果不理想，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良苹果贮藏性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
果实耐贮藏基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乙烯的合成途径相关基因的研究上，乙烯在对苹果果实的成熟转变扮演着重要角色 Pesis 等向苹果绿袖中转入反义 ACCS 和 ACCO 基因，然后将转基因苹果果实0 ℃冷藏3 个月，之后转入20 ℃环境中存放 结果表明，与未转化的苹果果实相比，转基因苹果的乙烯含量明显降低，转基因苹果对苹果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虎皮病和苦陷病抑制效果不明显
4.8 调控基因
近20 年来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苹果的遗传改良取得了很大进展，外源基因涉及到改良植物性状的目的基因范围也越来越广 很多转基因植株的性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良，但外源基因的表达强度不够，其效果尚不尽人意 2000 年 Gittins 等提出遗传改良作物转化基因的表达受限于组织特异性的编码活性 他们将非同源的SSU RBCS3CP SRS1P 和CaMV35S 启动子，以及GUSA 标记基因连接转入到苹果绿袖中，研究了不同启动子启动的GUSA 在绿袖中不同组织的表达状况 研究表明，SSU 启动子首先在苹果的绿色营养组织中起作用;在根部 RBCS3C启动子活性要远远高于 SRS1 启动子;SRS1 启动子的活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光照 2001 年 Gittins 等又对 Bras-sica napus extA 启动子的调控作用作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启动子在苹果茎段中的调控作用非常明显 以上结果表明，不同基
因在不同组织中有特异的启动方式，因此，改进调控基因表达的特异启动子有助于提高目的基因的表达强度和减少表达蛋白的损耗。存在问题及前景展望
5.1 安全的转基因系统
目前由于转基因技术的一些限制性因素，在转基因过程中一般要与目的基因一起转入 1个筛选标记基因 常用的筛选标记基因为抗生素抗性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大多数的筛选标记基因在转化后也同时存在于转基因植物中，因此引起了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的讨论 如人们担心抗生素抗性基因有可能从摄入的转基因食物转移到人体内，从而使人体的消化道内产生抗性菌株;另外，除草剂抗性基因也有可能在野外引起基因扩散，造成 超级杂草 的出现 尽管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性，但公众对安全性的关注大大推迟了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和市场运作，从而阻碍了转基因研究的发展 因此，探索一种新的无抗性筛选标记的转化系统，可以更好地激励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尽快地应用到生产之中
5.2 外源基因表达强度不够
尽管目前通过转基因方式获得了很多各种苹果改良转基因植株，如苹果的抗病虫害转基因 虽然离体检测其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其效果并不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目标 所以应该从基因表达调控以及特异性表达的启动子方面进行研究，以尽可能地提高目的基因的表达强度
5.3 品种改良基因型范围太窄
苹果转基因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病虫害方面，而抗病基因研究又主要集中在抗火疫病方面，抗其他病害的基因很少有报道;以提高果实品质及抗逆性如抗寒 抗盐碱等为目的的转基因研究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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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抑郁症中医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修丽娟, 杨玉兴, 俞珊, 孙大志, 魏品康
【关键词】 中医学;抑郁;中医病因和病机;辨证论治
received october 17, 2007;published online april 15, 2008.indexed/abstracted in and full text linkout at pubmed.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抑郁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疾病，患病率高达20%［1］，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至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残原因。该病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传统医学中虽无抑郁症病名，但对其认识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 治疗 上也有许多相关记载。因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在中医 文献 中则有多种病名，如“郁证”、“梅核气”、“脏躁”、“百合病”等。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亦不断 发展，本文就近年来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病因病机认识
中医认为情志活动由五脏化生，五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可以通过情志调畅体现，如《素问》中所说“人有五脏化五气，可生喜怒悲忧恐”；也认识到精神活动过极可反作用于五脏，表现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因此对抑郁症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多围绕五脏功能失调。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景岳全书·郁证》中云：“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医门 法律 》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观点，认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
肝主疏泄功能与情志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医家将肝气郁结视为抑郁症的基本病机。赵献可《医贯·郁病论》中认为五郁以木郁为先导，陈士铎《石室秘录》提出“夫郁者，未有不伤肝者也”。故有学者提出从“调肝”入手治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气血为物质基础，因此脾胃与抑郁症亦有联系。《证治汇补·郁证》云：“若夫思虑成郁，用归脾汤。” 现代 亦有用归脾汤、六君子汤等治疗抑郁症的验案报道［3］。对数百例抑郁症患者的观察也发现，舌体淡而胖大，有齿痕，舌苔腻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体畏寒等阳虚症状，提示抑郁症与阳气有密切关系。肝脾阳气失宣及肝脾之阳气虚弱是抑郁症病因之一［4］。
抑郁症患者常见兴趣下降，功能减退，与中医肾精不足的表现相似。冼慧等［5］认为抑郁症以肾精亏虚为本。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长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肾，致使肾精受损。因肾主骨生髓，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会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兴趣索然、疏懒退缩及意志减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症状。因此抑郁症的中医治疗除整体调理脏腑功能外，还提倡益肾疏肝法的运用。
历代医学著作及现代文献有关从肺论治抑郁的报道较少。有人根据五志中肺主悲忧，从肺与肝、心、脾、肾的关系提出从肺诊治抑郁症的观点，拓宽了抑郁症病机研究思路［6］。
五脏对抑郁症的发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古代文献及现代研究结果，认为以心肝脾为主。畅洪升等［7］对临床常用8类抗抑郁方剂（共42首）分析后发现，各类药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安神药，其次为补气健脾药、行气药，行气药以疏肝理气药为主。除以五脏为病机研究基点外还有从病理产物方面阐述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的认识，如朱丹溪提出了“气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湿郁”的六郁观点，指出了郁证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产物“痰湿”、“瘀血”等。虽然此处“郁证”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抑郁症概念，但对后世从病理因素角度认识抑郁症病因病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痰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因病机［8］。抑郁症属情志异常，情志异常必以气血失调为基础，气血失调则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终均可产生相同的病理产物——痰，虽然最初以气机阻滞为主，但中后期气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气郁同时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贯穿抑郁症始终。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神的活动减退在于气的郁结，气运则神健，气郁则神郁，神气郁结是其基本病机［9］。也有认为是思虑过度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元神失养，病位在脑［10］。
辨证分型
对辨证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标准制定等多个方面。章洪流等［11］对近10年（1994年～2004年）关于抑郁症中医证型的文章进行分析，认为抑郁症的辨证分型主要有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肝郁脾虚、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肝郁化火、阴虚火旺。胡随瑜等［12］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1 977例情感性障碍抑郁发作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及证候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常见中医证候是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痰阻和心脾两虚等4类，其次为肝肾阴虚、肝郁痰阻、脾肾阳虚、肝胆气虚，极少见的证型有心肝火旺、阴虚阳亢、肝郁化热和湿阻中焦。在抑郁症常见中医证型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证型的舌脉深入分析，发现抑郁症肝郁气滞证为中医肝病的起始证候，病情较轻，舌象、脉象变化不明显，而肝郁导致脾虚时则见齿痕舌、脉细之脾虚表现；肝郁痰阻则见舌苔白腻、脉弦滑等痰湿内阻之象［13］。抑郁症患者舌象异常率达88％，其中，以暗红舌最多，约占1/3，其次为红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从舌苔看，以腻苔为多，占一半以上。部分患者舌象表现为虚证，如舌形胖大，伴有齿痕，舌体娇嫩，此多由于气虚、阳虚和脾虚所致［14］。
由于辨证的主观性特点，辨证分型标准不一，已成为辨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关于辨证标准的制定，陈泽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症证型的诊断标准，如肝郁气滞证诊断标准为情绪抑郁、悲观厌世、表情沮丧、烦躁、善叹息和脉弦等6项中情绪抑郁必备，且其他5项需具有3项。这些工作为中医客观辨证提供了依据。此外，中医证型研究中亦借鉴量表评价的方法［16］，将主观内容客观化。但由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外的差异，部分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王哲等［17］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及专家调查问卷的基础上［1820］，建立了中医证候自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将证型研究带入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中药复方、单药和针灸、拔罐等多种疗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麦大枣汤结合氯丙咪嗪治疗80例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其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p<0.05），且不良反应少，药物依从性明显增加。陈微等［22］用百合地黄汤（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远志、合欢皮）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40例，在抑郁障碍的改善方面与帕罗西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刘娟云等［23］用解郁宁神汤（柴胡、白芍、枳壳、郁金、当归、川芎、石菖蒲、远志、百合、佛手、合欢皮、夜交藤）与多虑平联用，有解郁宁神、疏肝解郁、行气活血、调节阴阳和宁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导，显著提高了疗效。王伟民等［24］自拟抗抑郁ⅰ号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苍术、半夏、茯苓、厚朴、川芎、大黄、栀子、黄连），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结之效，与氟西汀联合使用的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纯使用氟西汀治疗（p<0.05）。张学真等［25］用小柴胡汤（柴胡、黄芩、人参、甘草、半夏、生姜、大枣）联合多虑平可以有效改善恶劣心境，优于单用多虑平（p<0.05）。
从肝脾论治以逍遥散加减，罗和春等［26］采用随机双盲对照方法，观察了丹栀逍遥散对32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不仅疗效与麦普替林相当，而且不良反应明显减少（p<0.05）。
从脾论治多用小建中汤、六君子汤、归脾汤及黄连温胆汤等。张丽萍［27］针对脾胃为全身气机枢纽这一点，认为湿、热、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产生与脾胃运化、输布气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关，在抑郁症治疗中注重脾胃的调护，主要体现在温胆汤的灵活运用上，如痰气郁结型以温胆汤为主随证加减，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朴汤，气郁重则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热内扰型予以柴芩温胆汤。此外，心肺阴虚者予百合地黄汤；阴虚火旺者予黄连阿胶汤；肝肾阴虚者予一贯煎、滋水清肝饮等［28］。总之，中药复方不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与西药合用还可增效减毒。除以中医病机为理论基础指导临床治疗外，还有部分治疗是建立在对中药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础上，如开郁安神胶囊（贯叶连翘、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贯叶连翘可抑制中枢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的单胺递质浓度升高，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其对轻、中度抑郁症的临床总有效率为67.14％，与氟西汀相当（p&0.05），且不良反应少［29］。巴戟天寡糖主要通过兴奋5羟色胺能神经系统起作用，以其为主要成分的巴戟乐胶囊治疗抑郁症患者11例，总有效率为62.5％，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的34％（p<0.05）［30］。
针灸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选穴位有百会、印堂、足三里、三阴交［31］。罗和春等［32］运用电针治疗抑郁症，采用现代科研方法，验证了电针百会、印堂对抑郁症的疗效与阿米替林相当。赵志国等［33］发现电针完骨、太冲穴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与舍曲林相当（p&0.05），且起效时间早。黄泳等［34］电针头部顶中线、额中线、额旁1线，疗效与氟西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罐法亦是传统疗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种。因督脉为诸阳之会，膀胱经背部腧穴中与脏腑及神志有关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脉穴及膀胱经背俞穴为主穴治疗，调节五脏六腑功能，起到宁心安神、调和阴阳、通达气机之效。走罐疗法可显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躯体症状及情绪，对周身疼痛不适感改善最为明显［35］。
针灸、走罐或与药物的联合应用同样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将走罐疗法与抗抑郁药合用，可以缩短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降低抗抑郁药的不良反应，并对躯体不适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36］。孙蓉新［37］以百会、神庭、膻中、风池（双）、内关（双）、神门（双）、三阴交（双）为主穴采用毫针刺法，配合督脉、膀胱经穴拔火罐，达到补肝肾、健脾胃、解郁宁心、安神定志之功。张捷等［38］对电针、走罐、毫针刺法等多种疗法予以归纳，并指出了何种方法适用于何种抑郁症类型，如电针适用于各种抑郁症；背腰部督脉以及两侧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走罐适用于治疗实证抑郁症；虚证及本虚标实型的抑郁症采用毫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五脏背俞穴和膈俞。针灸治疗时可配合心理疏导，安定患者情绪，解除思想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疗效。
问题及展望
目前，抑郁症中医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对抑郁症的中医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达成共识。之所以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现象，可能与抑郁症本身病机复杂（会随疾病发展而改变）有关。总的来说，五脏功能异常是抑郁症的主要病因病机的观点较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与抑郁症的关系最为密切。从病理因素角度阐述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相对较少，但从病理因素出发有利于以点至面，通过共同的病理产物认识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释复杂多变的临床表现，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第二，由于病机认识是临床治疗的基础，对抑郁症病机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辨证论治的标准难以统一，加之主观判断等因素，影响了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工作。第三，治疗方法多样，在复方研究方面由于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点，一证一方，给临床应用带来困难，尤其是抗抑郁中药研发的一大障碍。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样本量过小，纳入、排除标准不合理等问题［39］。目前有些研究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问卷等方法运用到中医抑郁症研究工作中，是一个良好开端，为抑郁症理论研究及标准制定等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临床研究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治疗，中医药抗抑郁有一定的疗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从性好的优势。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复杂的病机中找出核心病机，以此为指导研发抗抑郁中药新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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