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第一篇：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 页。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 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了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 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 所，在学堂的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2—124 页。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页。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页。

①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435 页。

②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467 页。

③ 《万国公报》第361 卷。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 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留学的错误思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万两，每年6 万两，分20 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岁至14 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为15 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年。

④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 页。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168 页。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高潮，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 的预备班——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内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0，第5 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193 页。

④ 《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

① 《洋务运动》第5 册，第249 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29 页。

③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政学堂30 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 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0 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蟾、严宗光（严复）等30 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 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 名留学生学驾驶，魏瀚等15 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庆升等8 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 名，第三届派34 名（其中10 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 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 名学生全部撤回国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第二节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种，收学生100 人，年龄以25 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共设学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部向存华俄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180 页。

②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92—293 页。

③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页。

① 《光绪政要》卷22。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 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0 页。

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 月4 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 月9 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 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 月26 日），准梁启超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①。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 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0 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 班，每班30 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发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 页。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 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 年、大学6 年为期，先派40 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 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 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 名留学生有6 人中途辍学，7 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 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 页。

①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 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陆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堂以开风气；一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生，甄别优劣，分发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①但因义和团运动，使这一章程未能实行，所以，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仍以军事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学日本的64 名留学生中，有45 名学生 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成为这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

① 《劝学篇·外篇》，第5—6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22—225 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422。

① 《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乙篇卷32 上，第24 页。

这时期留学生派遣与洋务时期留学生派遣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留学西洋转为留学东洋。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政治流亡学生的出现。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次年，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后，在东京牛噫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 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包括蔡锷和范源濂等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离日本赴美之后，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章炳麟后亦来相会，政治流亡学生与自费留日学生也随即增多。

①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 上，第21—28 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 页。

第三节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科举制度的废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8 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绪帝在西安发布上谕，宣称：中国过去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向上奏报，以备朝廷实行新政时采纳①。次年，政务处创立，成为实行新政的指挥部。

办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当时积极赞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②。于是，这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末科举取士制度。从这点而论，新政学堂的开办是维新学堂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对科举取士内容的改革。戊戌变法中，曾一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因戊戌政变而被取消。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同时下旨废除武举。为了破格选拔人才，这年还仿博学鸿词科例，诏开经济特科，定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后正式举行③。

其次，对科举中及第人数的递减。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认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然而，学堂毕业难于取得功名，这样聪颖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上《奏递减科举折》，把递减办法具体化，建议“从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②，奏定9 年内分三科减尽。

最后，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全部废除。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9 年，仅仅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 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③。这样，从隋朝开创的在中国实行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157。

② 《光绪政要》卷30，第57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180。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新式学校的兴办和新学制的颁布废科举的同时，清廷通令全国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帝诏谕各省督抚将本省所存书院于省城改为大学堂，各省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除教读四书五经外，主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一时新式学堂越办越多，但各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差别甚大，弊端不少。为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进呈学堂章程折》，主张“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①。张百熙还拟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壬寅学制”。该学制分学校为七级：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六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计二十年，还不包括大学院的年限。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曾于当年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廷对学制的拟订人张百熙存有猜忌而没有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感到有统一学校标准的必要，于是发出上谕：“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②十一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模式，拟订《奏定学堂章程》，经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新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它的颁行，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与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据。“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 到30 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 年，初等小学5 年（七岁入小学），高等小学4 年，共三级13 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 年，分科大学堂3 到4 年，通儒院5 年，共三级11 到12 年。与上述体系的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及优级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两等，修学年限共8 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三等，修业年限合计15 年。学制规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保证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取得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

清廷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学部，作为朝廷的教育行政机构，并将旧有的国子监并入，学部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在尚书、侍郎之下，设各项事务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事项，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权没有授权礼部管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事实上，京师大学堂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太快，京师大学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交出了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权，被定为当时最高学府。

③ 《光绪政要》第27 册卷31，第57—59 页。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6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 页。

关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改设和新建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文献记载已可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确已粗具规模。如武昌，原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此外，还办有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仕学堂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类学堂“粗有基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较快，有各类学堂99 所，仅苏州就设有高等学堂、优级初级师范学堂、武备学堂，以及40 所初级小学堂。同一期间，四川省各类学堂150 余所。①长沙城内有各类新式学校共34 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兴学之风更为盛行。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 所，直隶4591所，吉林1526 所，湖北1298 所，河南2692 所③，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④的繁盛局面。光绪三十年（1904），学堂总数为4222 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万人；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校总数达3.7888 万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万人⑤。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与女子学堂的开办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学堂的开办，是新政学堂开办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是维新人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吴怀疚）和“经正女学”（经元善）等（不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基督教学校）。戊戌政变后，这些学校被勒令停办。新政之初，妇女仍被规定不许受新式教育。然而，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是得到了承认，并于是年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6 章36 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4 章26 条。章程规定：女子比男子修业期限各缩短一年。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学堂教育制度的开始。次年六月六日（7 月4 日），学部奏准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派傅增湘为总理；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①，女子学堂由此在全国兴办。

① 《东方杂志》第1 年第10、11 号。

② 《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 年第5 号。

③ 《东方杂志》第4 年第4、11、7 号；第5 年第3 号。

④ 《论教育》，《时报》甲辰七月初四日。

⑤ 《学部官报·奏章》第4 册，第122 期。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217。

新政时期，是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开办的完善时期。这不仅仅表现在学制的制定、科举的废除、学部的设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与机构上，同时也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开办和各级教育结构的形成上。以高等学堂开办为例，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01 年8 月2 日）清帝诏谕的推动下，中国官立大学开始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设山西大学堂，将筹 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这是省立大学的开始。到宣统元年（1909），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开办，情况如下：学部制宣统元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校别校数学生数大学3 749省立高等学堂23 3963高等农科学校5 530高等工科学校7 1136高等商科学校1 24特种法政学校47 12282高等文科学校19 2546高等理科学校3 211高等医科学校8 336高等工艺学校7 485总数123 22262 人此外，依据宣统二年（1910）的统计数字，清廷共设立各类师范学校415所，学生共2.8572 万人。

留学高潮的出现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制取代了传统的教育，一时学校供不应求；即使清廷加紧开办各级新式学校，然而，具有新知识的师资力量不足，于是留学教育骤然进入高潮。戊戌时期，清廷虽已确定了留学生的派遣制度，但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章程。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一套完整的留学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8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复议新政折》（江楚会奏第三折），大力主张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并论述积极与消极的奖励办法。在积极方面，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进士、举人等资格；在消极方面，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①。同年八月初四日（9 月16 日），清廷批准张、刘二人的《复议新政折》，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责成各省订立奖励及限制办法以督促之。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 年2 月1 日），复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 年10 月5 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抚筹款派学生赴西洋游学。十月一日（10 月31 日），派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 日），清廷批准外务部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章程规定：派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遣出洋游学的留学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派遣出洋的学生分为三类：“一曰贵胄学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项学生，应仿照日本、暹罗王子办法，送入高等学堂，如英国伊敦夏鲁学堂之类，恪守堂规，随班受课，不得有挟贵挟贤之意，一切稽察调考，仍归出使大臣办理。如不安分闹事过犯者，责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实注劣咨送回华”。“一曰官派学生，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督抚学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应于各学堂中择其已毕普通学之业，而又中学优长，器宇纯粹，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经过考查后再派遣。这类留学生“功课行为，由该监督（使馆参赞一人为之）随时稽察切实禀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该监督代考（核）”。学成获文凭毕业后，还须回国通过复试。以上两类留学生严令“不准剪薙发辫”。“一曰游学学生，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该生等既系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学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章程还规定：“各项学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忧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费作正开销”。留学生在“肄业期内，一概不准充当使馆差使”，以免影响学业。该章程与以往清朝留学生派遣的制度比较有个最大的改进，就是取消了中文教习的随派，没有规定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还要从中文教习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章程认为：留学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学精通，而普通学又已毕业者”，所以出洋后，应“更习专门”，否则，“即使来洋肄业，亦仅得其皮毛”。对考得外国学位的留学生，“应由使臣随时咨明外务部立案，以便将来从优奖励”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留日学生运动兴起。这年四月初三日（4 月29 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 余人集会于锦辉馆，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激昂奋发，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次日，京师大学堂师范、化学馆学生“鸣钟上堂”，也发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拒俄爱国学生运动由此兴起。鉴于这一情况，八月十六日（10 月6 日），张之洞应慈禧太后懿旨“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法”，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附《出洋学生约束章程》十款、《奖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约束章程》十款，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后续往日本 游学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其二，“妄发议论”、“干预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学，“严加裁制”。《奖励章程》十款，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一、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一、..高等学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一、在大学堂未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此外，获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升阶的优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内容为：

一、“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之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

二、“凡各省选派官费学生出洋游学，俟毕业回国后，无论得何奖励，均须在本省当差五年以尽义务。

① 《约章成案汇览》2 篇，卷32 上，第28—34 页。

五年期内，概不准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请调往差委”。张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务部补充《咨文》而颁行。《咨文》给章程作了如下三点补充：

一、“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所定奖励”；

二、留学生毕业后，由“该官私学堂自行收留者，将来毕业后概不给以奖励”；

三、对品行不端之留学生，如日本官私学堂仍听其留学者，“毕业后亦概不给以奖励”①。光绪三十年（1904），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十六条，章程规定：

一、“选派学生，须分年派往，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

二、“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十三处驻防各一名。计共一百名，为第一班；以后三年均照第一年办理。如各省旗有愿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数”。十六条规定：“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余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再次者授把总”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07 年12 月5 日），学部和外务部奏准了《贵胄游学章程》十二条。学部成立后，除增订了一些留学生的派遣等项章程外，还拟定了对留学生的考验奖励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06 年5 月15 日），学部奏定《考试游学毕业生期限片》，规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举行考验游学毕业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0 月2 日），学部复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接受政府按照留学生所习学科，分门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②。同月，学部第一次举行留学生考试制度，有53 名留学生参加考试，共考了两天，结果考取的有32 名，其中9 人被赐予进士出身，23 人给予举人出身。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这种考试。

随着清廷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到一万三四千人①。在这期间，出现了女子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东京有女留学生10 余名。这些女留学生都是跟随其父兄或夫婿一齐留学日本的。光绪三十一年，湖南省首次官派20 名女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此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始。紧接着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与东京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同时也是实践女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 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留日女生会组织②。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③。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 册。

② 《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02。

①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 页。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发榜，录取程义法等47 名学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①。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 页。

③ 《东方杂志》第2 卷第9 期。

④ 《东方杂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杂志》第1 卷第8、9 期。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71 辑。

第二篇：近代新式学堂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历史意义

1.新式学堂

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陆续诞生了一大批新式学堂, 这些新式学堂的创立不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目的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知识结构的更新, 思想观念的进步, 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型。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使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了“船坚炮利”的威力, 同时也使中国人认识到要想避免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惟一的办法只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说, 只有首先学习洋人的新技艺、新方法, 才能最终战胜洋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在洋务运动的大力推动下, 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中国大地上很快建立起了许多与旧式教育完全不同的新式学堂。戊戌变法和科举制的废除, 新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新式学堂的蓬勃兴起, 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主要以私塾教学为核心的教育结构形式,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上的转换,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社会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 进而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产生的原因）

1.1近代新式学堂的特点 新式教育逐渐取代了旧式教育

建立起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从小学到大学, 从普通教育到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的较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围绕科举考试的, 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职业教育迅猛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是为“做官”服务的, 而洋务派所创办的早期新式学堂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即着重学习洋人制枪炮、造船、练兵的方法。但是后来维新志士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广开民智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这就导致从19 世纪末开始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实业救国”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和我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倡导下, 职业教育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女子教育备受重视

中国传统观念对女子受教育几乎历来持否定的态度, 针对女子的正规教育也几乎是一块空白。但是, 随着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日益频繁的交往和西方教会女子学校的诞生, 这种鄙视女人和女子教育的传统观念逐渐动摇。清政府也被迫于1907 年颁布了《女子学堂章程》26 条、《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 条, 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其后, 女子教育的发展更加势不可挡。

1.2 新式学堂社会意义 普及了近代科学知识 2 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3 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和革命

总而言之,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和普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可以说, 没有新式学堂的诞生和发展, 就没有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其一,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社会的变革起着巨大的引导作用, 因此它是社会通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这充分说明, 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教育必须先行。其二, 教育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 社会的需要是教育发展的动力。近代教育发端于创办实业的社会需要, 它反映了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社会渴望。新式学堂的兴起和近代教育的发展表明, 是社会需要造就了教育,是教育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近代教育把实用主义精神融入了教育体系, 创造了务实的教育体制,这种取向值得我们在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及科技发展需要的新教育体制时借鉴。

2.新型知识分子

（新型知识分子定义）所谓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主要是指那些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思想而又服务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新式教育、文化、出版、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之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第二代产生于戊戌时代,第三代产生于辛亥时代,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初第四代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落后、愚昧的状况,进行了顽强奋斗。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它的生产、发展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成员,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官僚士绅和社会中已工开始觉悟了的知识分子。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他们纷纷提出了应变主张。薛福成说: “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彼又设馆京师, 分驻要口,广传西教, 引诱愚

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他认为自古“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如何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官僚、有识士绅和督抚大员们启动了使中国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车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艰难而曲折地开展起来。中国早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队伍也因此而产生了。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造就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师设立同文馆(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由最初的外语和汉文经学两门,又增开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地理、天文格致等。这是近代第一所培养洋务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学校。到1894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设立26所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大多数以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培养教育,直接为近代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中的第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派遣到英法等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在办洋务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对外派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在欧美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回国以后,倡导西学,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行列。

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或背叛了科举道路,投身于西学,逐渐转化成新式知识分子。徐寿与同乡华蘅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俩在西方侵略者刚刚冲开中国大门,而士大夫们睡眼未开的时候,放弃举业,“专究格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几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咸丰初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他们来到上海、师从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后来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科举旧业投身于西学而转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说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限,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路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郑观应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 “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郡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这两段史料记载了郑观应从一个追科举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轨迹。王韬出身于传统的儒学世家, 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世人称其“文有奇气”。在同西人长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王韬逐渐地放弃了科举道路,成为当时精通西学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第四部分人则是在外侮日烈、民族濒临危亡的年代,由旧式官僚文人转化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吴汝纶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早年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具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基础。同治七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冀州知州等职。他深受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影响,对严复推崇备至,还为严复的著名译作《天演论》、《富国策》、《原富论》作序予以肯定。1902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制度。回国后,他即辞去总教习一职,返回故乡创办新式学堂,实现了一个旧式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综合来看，促使新式知识分子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1)中华民族主义的初步发展, 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2)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 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阶级基础； 3)20 世纪初期,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4)新式学堂的创办, 促进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5)出国留学运动, 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6)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 是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晚清内忧外患的国势刺激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变革思想，传统的自大心理逐渐消失，代之以向西方学习的风气，由此引起价值观的改变，无论是君主立宪的思想，还是民主革命的思想，都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因应形势的主张措施。新式学校教育给他们提供了提高自身能力的平台，让他们能在进入社会后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成为各行业、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清末新政的契机又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社会实践的舞台，并使其成为地方政治改革、经济发展、风尚变革的领导力量。（新式知识分子发展的思想变化及产生的影响）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历史意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由于新型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推动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开始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由于大量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出国学习,他们广泛介绍科学知识,热心地发展科学事业,二三十年代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都曾直接间接地受到近代科学观的影响。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使中国文化氛围中溶进了科学的实证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也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更新。科学的威力,促进了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同时,科学的引进与启蒙,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世界文化、世界历史的正面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文化终于开始能与世界文化对话。

科学思想的传播使许多青年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中国许多要求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封建蒙昧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觉醒,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从而推动着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总之,近代以来我国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贫穷、愚昧、落后状况,进行了顽强的奋斗,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整理资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社会意义在于

第一,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拓展了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留学生的增加,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不断高涨。各类学堂不断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从1901年到1904 年, 中译西书533 种, 从1896 年到1911年, 中译日书(包括转译西书)953 种, 涉及哲学、伦理、法律、政治、历史、教育、美学、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这些书籍的引进, 增加了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留学生的派遣更加扩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大大加速拓展了中国引进西学的步伐和范围。

第二,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

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在政治思想上却集中地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特点。他们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熏陶下, 思想解放, 眼界大开。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爱国运动的深入, 他们担起了为革命做舆论宣传的重任。上海和东京是他们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从1903 年到1905年间, 他们创办刊物近20 种, 出版革命书籍近50部,广泛宣传和介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从而迅速形成一般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潮。

第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为各领域各地区提供了一批专业人才。

1902 年到1909 年, 从全国各新式学校毕业的学生达82769 人, 另有近万名军事学堂毕业生以及归国留学生。他们大量进入行政、军界、教育、工商业、农业、金融、医疗、新闻、出版等部门。这些知识分子为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在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中, 黄兴、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 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中, 成为推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中坚力量;唐绍仪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第四,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成为社会变革新的主力军。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许多成员, 包括留学海外归国的学生, 进入上层权力机构, 在晚清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统计, 清末20 年, 湖北省4 万绅士, 约有2 万多人受过新式教育。1911年, 中国大约有800 名陆军军官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清朝后期, 新型知识分子对封建旧社会秩序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他们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声势浩大的“拒法”、“拒俄”运动,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保路风潮等, 无不以新型知识分子为先锋或中坚。

第五,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对传统社会风尚形成了有力冲击, 推动了社会风尚的变革。

新型知识分子以演说、办报等形式广泛进行启蒙宣传, 开通民智, 呼吁革除蓄辫、缠足、赌博、吸毒以及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他们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进行猛烈抨击, 大力倡导新思想新风尚, 积极开拓竞争进取的意识风气。他们提倡男女平权和国民思想, 倡行婚恋自由自主, 反对包办婚姻, 主张求实学务实业的新学风, 积极提倡健康有益的娱乐方式。新型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风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引导者。

第三篇：开办学堂的成功秘诀

開辦學堂的成功秘訣

---2008年7月21日王老師講於深圳小巨人學堂

如果孩子能夠到這裏來讀書，那真的是很有福氣，很有福氣。不僅是孩子有福氣，家長也很有福氣，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或許因為家長很有福氣，所以他們把福氣帶給了孩子；也可以說或許這個孩子生來就很有福氣，所以他也能夠帶動家裏的福氣。我常說沒有福氣的人是接觸不到經典的，因為經典它是一種智慧。這種智慧，你看，中國五千年，中華民族發展五千年，才有基本上，我們把它們稱為經典，這就叫“難得”，真的是難得，就是非常難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老子說“不貴難得之貨”。意思是說難得的東西是大家所寶貴的，但是大家寶貴的難得之貨呢，是在物品上寶貴。比如說，珍珠啦，瑪瑙啦，寶石啦，像這些都是難得的。這個地球那麼大，它才出很少的鑽石，所以它很寶貴。如果是一般的石頭，丟在路邊都沒有人要，因為它太多了。所以難得的物質難得的東西是大家所爭取的。而心靈上，就是所謂的智慧，人的內心裏面難得的東西，其實也是大家所應該爭取的。但是世界上難得的物品呢，真的是很難得到；而，這個，世界上智慧的結晶，它也是很難得的，但是也很容易得到。不過呢，一般人專門去追求哪個難得的貨物，而去追求雖然很難得但……但並不要用很多的努力很多金錢才能換得的智慧。它是你想要，它就在你的目前。像這麼難得的東西而你能夠需要，你想要就立刻到手，但是卻很少人要。所以能夠得到寶石，你是認為你有福氣，有老天，老天掉下鑽石來，一個鑽石，這麼大，一百顆啦，價值連城，得到這個寶石，你認為你有福氣。但是五千年所流傳下來人類最高的智慧，它擺在眼前，你如果能夠得到，你不是也很有福氣嗎？ 所以能夠讀到經的孩子是有福氣的。還有呢，福氣要問大小。福氣多的，他才可能讀經讀得多；福氣少的，他雖然讀了，他讀不多的。因為他生來的福氣或者他父母的福氣不夠，不夠這個容量來容納這些福氣。所以我聽到有孩子讀經，我說很有福氣。那麼，他（她）讀的不是真正的經，不是最高明的智慧，不是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開始，他（她）從《三字經》開始讀，從《唐詩》開始讀，我說他（她）的福氣不太夠。那麼孩子從幼兒園讀，一直讀，讀到小學，一年級要上學了，他（她）父母說“噢，上學比較重要”，那個孩子的福氣就到此為止。那有的人讀到二三年級三四年級，忍不住了，要上學去了，他的福氣就到此為止。那各位，你真的能夠把孩子，交給一個全日制讀經的學校，一天讀經四個小時以上，最好是六個小時，更好是八個小時，當然很難要求做到十個小時，但是也有這樣做到讀十個小時的。總之四個小時以上就了不起了。那你就很慶幸，孩子的教育一年可以頂十年用。所以我首先恭喜各位，你的孩子有福氣。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還沒有這樣地讀，你要考慮考慮，你有這樣的機會考慮，也代表這個孩子有福分，只是這個福分是否能夠在這一輩子得到，那就很難說了。但是，孩子能不能得到這份福分，這跟家長的見識很有關系，因為一個孩子很難自己說他要讀經，尤其是在這個時代，根本沒有這個風氣。一定是我們家長首先要起步，假如認識得深刻，他（她）才能夠安心，那麼家長安心學校也辦得好，孩子也安心。所以既然各位家長認識到讀經教育的重要，那我希望各位真正地、深入地了解，不是假的了解，不是淺的了解。其實要深入地了解也並不困難，這個道理本來就很簡單，就是要真正地把握到它的核心處。只要這個核心處把握到了，其它的外圍的思考，我們只是為了理想，也有很多的掛礙、顧慮，但是你要看其它的掛礙顧慮，跟這個核心宗旨，到底孰重孰輕，所以要分清楚輕重本末，你才能夠有所先後，先考慮什麼，後考慮什麼。這樣子，你就可以一方面照顧現實，一方面把握要領。那如果能夠這樣，大家都這樣，我們會發現孩子是很好教的。因為現在為了讓孩子真正地有所長進，或者說為了讓那些真有福氣的孩子，能夠把他（她）的福氣真的落實。那我就勸辦讀經的人，首先不勸家長，而先勸辦讀經學校的人，他（她）要認

識很清楚。有些時候我跟辦讀經學校的人講，這等於……這幾乎是秘密啦，我一般只跟辦讀經的人講，不跟家長講，因為這是讀經學校經營者的秘密。因為如果跟家長說，家長聽了會不高興。不過我今天呢，我把這個秘密講給大家聽（呵呵）。希望家長聽了之後不要不高興（王老師笑，聽眾鼓掌）。

假如你想一想，想一想，我這個跟辦讀經的老師講的秘密，好像對家長不大禮貌。但是大家想一想，這是保護你的孩子。我跟辦讀經的人說，要辦讀經學校、讀經私塾，辦成功的條件只有一個，他（她）如果要檢查，他（她）到底有沒有走對了路，他（她）也只有一個檢查的要領、關鍵。要把讀經班、讀經學校辦成功（要辦成功就是要一直運營下去，並且學生越來越多，成績越來越好），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只允許家長聽讀經班的，不可以讀經班聽家長的。大家聽了可能會不高興。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辦讀經工作的人，他（她）自己本身就要非常透徹，要把這個讀經理論吃透了，而他（她）要自己認為這是應該走的路，並且是教育唯一的一條路，沒有其它路可以走了。也就是說這個人，或許是他（她）學問很大，他（她）見過很多世面，他（她）知道很多教育的道理，他（她）也做過別的教育，他（她）現在知道讀經了，如果讀經教育也是跟其它教育一樣，是其中的一種，那麼誰對誰不對還不知道。有的人走這種教育方式，有的人走那種教育方式，比如說有的人選擇蒙特梭利的教育，有的人選擇什麼全腦開發，但是這三四種，到底哪一種最好，有些時候還見仁見智。不過對於讀經教育的人，不應該這樣認識，假如你這樣認識，這個讀經班我看會辦不長久。讀經教育不是所有教育中的其中一種，它是教育的唯一一條路。就是因為所有的教育……都失敗了，所有的教育，假如它有成功，也是小小的成功，在某方面的成功。而讀經教育，它不只是在某方面成功，讀經教育是一種，剛才說的，最中正的，或者可以說最高明的，它跟其它的教育不在同一個層次上。所以讀經教育是一種高明的，一高明它就有籠罩性。所以不管你做什麼教育，你一提出它的理論、方法、成效，讀經教育都有，而且不只是有這些，還有其它。所以完成讀經教育，就等於完成所有的教育。如果不是這樣，請你不要隨便開讀經班。假如你開讀經班，那你看到別人做別人的，那你心裏還是不安的。所以以後我們人生要過得非常安穩幸福，一定要立於不敗之地，就是不可能失敗，我這樣做是不可能失敗的。為什麼？因為所有的成功，我都有；並且所有的成功之外，我還有更大的成功，這個更大的成功不在所有成功的範圍內。那我們一般人都只看到某種教育方法在某方面有效，而看不到全方位有效的教育。那什麼叫做“全方位有效”？你不做個別的努力，做一種超越的努力，做一種核心的努力，做一種高明的努力，或者說做一種智慧能力的開發，所以我們不是反對任何的教育，而是包含任何的教育。但是包含所有的教育不是每一種教育都做一做，而是只做一樣。而做一樣，並不是做很多，它反而很簡單。從人性出發，最自然最簡單，最合乎人性於是把所有教育都包含了。假如一個辦讀經的人，他（她）沒有這種認識，那他（她）辦起來還是搖搖擺擺的，他（她）也不敢說：“你們家長一定要聽我的”，他（她）也不敢跟家長保證。那麼他（她）自己辦讀經班，心裏也不安。他（她）心裏不安，他（她）教的孩子也沒有信心，心裏不安，孩子這樣是很難成長的。那麼，所以辦讀經的人一定要有這樣的認識，那當然只能家長聽他（她）的，不能他（她）聽家長的。那“家長聽讀經老師”的意思有兩種：一種是，家長的認識也跟老師的一樣，他（她）恨不得老師是這樣來教他（她）的孩子(這樣家長和老師當然沒有沖突)；那另外有一種，就是說，家長雖然沒有這麼高明的認識，但我信任老師，把孩子交給老師（這樣雖然不大好，但也可以）。我覺得最好的情況是，讀經學校的老師、園長有剛才所說的那種認識，而每個家長的認識也是這樣。那麼這個學校辦起來，一定是非常的……大家互相體諒，非常的愉快、順利。那如果家長有意見，怎麼辦？家長有意見，這個辦學堂的人要跟家長溝通，假如辦學堂的人認識很清楚，他（她）又有口才，他（她）一定能夠說服家長。為什麼？因為家長所有的考慮，只不過是希望他（她）的孩子學好，希望孩子成長。那麼既然能夠說明這一種教育是讓孩子最能成長的，成長最大的、最快的，那

家長當然能夠放心。但是如果這個辦學堂的人，他（她）的認識不夠清楚，或者是口才不夠好，或者說這個家長很執著（一時說不通），怎麼辦？就是請家長先不要來。就是如果家長有意見，老師應該很篤定，因為他（她）知道讀經教育是立於不敗之地的，家長那些意見都是偏見。如果能夠跟家長說明就跟他（她）說明，假如說不明，那就請這位家長先不要來。辦學校不是為了收很多學生，而是為了培養人才，為了不辜負孩子的生命。所以家長有意見，他（她）又要學這個，又要學哪個，那麼就可以請他（她）不必來。那這樣學校的學生不是少了嗎？不然。因為你辦得很純粹，所以這些孩子的進步很快，立刻被所有人發現。原來那些有意見的家長，他（她）看到了成果，那些有意見的家長只不過要功利嘛，他們要求很多很多。結果呢他們看到成果了，本來不來的現在也來了，這時他們就是死心塌地地聽老師的話，這樣學校就辦成功了。所以要辦讀經學校，只能家長聽學校的，我就這麼辦。家長的意見是不用聽的，除非家長對讀經教育的認識比老師還要深刻。假如他（她）是用比較低俗的庸俗的見解來影響高明的見解，那是不必要聽的，雖然低俗的見解中很有功利，大家都容易看得到、都想追求。比如說學才藝，誰不知道學才藝好呢？但是這個老師可以開才藝的課程，也可以不開。假如要開才藝課程，也應該把它當成附帶中的附帶。學生可以做功課，也可以不做功課，假如要做，也是附帶中的附帶，隨便做做就可以了，千萬不可以喧賓奪主。那麼，這樣才是讓孩子最好地成長。所以要成功辦讀經學校的唯一條件就是，一定要家長聽學校的，不能學校聽家長的。因為家長七嘴八舌，你變來變去，變來變去，那你學校亂了，孩子的心就亂了，你對不起人家的孩子。

要看一個讀經學校是否辦得成功，還有一個標准，就是看它的教育是不是越辦越簡單，教學模式越教來越簡單。簡單到什麼程度才算最高明呢？就是簡單到不需要老師，不需要教，每個孩子都能夠自主學習。要簡單到這個地步。就是老師是不動聲色的，老師只要坐在上面，下面的孩子自己讀自己的書，老師自己讀自己的書。能夠做到這個地步，這個叫成功了。那麼有些學生家長來看，你這老師根本沒做事，我還交學費給你！你們老師要拼命教拼命教，要很辛苦很辛苦，那才是好！錯了，如果是這樣，你孩子就不好長進，他（她）離開了老師就不能夠做學問。所以高明的老師就是用智慧來領導學生，不是用你的努力，不是用你的血汗。所以要開發孩子的心性，我們要激發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和興趣。這樣來檢查學校辦得成功不成功。如果辦下去以後，很辛苦，園長要常常跟老師協調，老師常常有一些管理上的困難，整天從早到晚都很努力，很煩惱，晚上睡不著覺，到最後胃潰瘍了，肝也有毛病了，什麼地方都有毛病了。那我說，活該。為什麼？你害人嘛，你太努力嘛，你不知道智慧嘛。所以，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到過深圳，唐園長她來見我，跟我陳述她這幾年的辦學經驗，我只問她一句話：你感覺辦這個學校是越辦越困難、事情越來越多，還是越辦越簡單、越輕松。她說她感覺越辦越簡單，帶老師也很輕松，我說你成功了。所以，我們看事情跟一般人不大一樣，因為觀點不同；不是觀點不同，而是層次不同，高度不一樣。

如果只是讀經典，幼兒園應該讀什麼經？小學一二年級應該讀什麼，三四年級又讀什麼？我們讀經的順序如何？也有的人問：英文經典要從什麼讀起？像這些問題，我們的回答也跟別人不一樣。讀經的內容，我們是依照最高智慧這樣排下來的；讀經的順序也是依照最高智能這樣排下來的。有人認為，唐宋八大家了不起，但是我對於讀經教材的分類，我把它分成四類，四個層次。最高層次的先教，所以越小的孩子教越高層次的，剛開始的時候就教最高層次的。這跟一般的教育觀念完全相反。一般的教育觀念是，你開始學習就從淺的開始學。我們認為一開始學習就應該從最高度的開始學。我們不管淺還是深，不管難還是易，我們只管智慧高還是低。那麼依照智慧高低排下來：

第一高的，很純粹的經典就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所在，乃至於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峰。就是這四本書。

第二高度的是《易經》《詩經》《老子》《莊子》。

有的人說《老子》比較高明，所以我們要先讀《老子》。我聽了笑一笑說，你要先讀《老子》也可以，但是要小心，你讀《老子》以後一定要讀《論語》。不過呢，先讀《老子》的人，有一部分，他（她）還沒讀到《論語》，他（她）就不讀了，這就障礙了一個孩子。假如先讀《論語》，再讀《老子》，也有一部分人《老子》讀不到，但他（她）《論語》總算讀了，這個人比較有福氣。那至於，是《論語》還是《老子》高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凡是認為《老子》比較高明的人，大概都是讀書沒有讀透。我並不是說我讀書讀透了（王老師笑），而是中國兩千多年來，沒有一個讀書人認為《老子》比《論語》高明的。只有到現在這個時代，沒智慧了，自己亂想，所以以後再不要說老子比孔子高明了。你若要詳細的論證，那我們有空的時候再論證給你看。我在這裏只有簡單地做個比喻，北宋程子，他曾經提出孟子跟孔子的分別，他說“孟子像泰山”。泰山不是很高嘛。那既然孟子像泰山了，這個泰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論語》裏面有這樣一句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程子是引用這一個典故的。孔子登到泰山頂上，小天下，覺得天下怎麼這麼小。因為《論語》有這麼一章，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泰山是很高的山，至少在我們心靈上、文化上，泰山是第一高峰。雖然有別的山比泰山高，但它只是在地理上比泰山高，在文化心靈上，泰山是最高的。所以所有的天子登基都要際泰山，他為什麼不去際別的山，喜馬拉雅山不是更高嗎？這是文化的山！所以程明道說“孟子像泰山”，意思就是說孟子是非常高明的。那孟子像泰山，不是天下最高的山了嗎？那置孔子於何地呢？那程明道接著講“孔子像平地”。那我們就想了，你認為泰山比較高還是平地比較高，這要想一想。或許我們不應該用“高”這個字，這個字容易被我們看做是外在的高，我們就說泰山比較偉大，還是平地比較偉大？這樣就知道了，呵呵。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泰山只是高，而平地呢，它不只是高。那到底是“只是高”高呢，還是“不只是高”高？呵呵。所以《老子》只是高，《老子》只有高，沒有別的。而《論語》呢，儒家呢，它不只是高，它除了高之外，還有別的。或者說它不以高為高，它不把“高”看得那麼高，老子是把“高”看得很高。那有一個人不把高看得很高，請問哪一個高？那你就知道了。

這個講太多了，我是要講讀經的順序，為什麼把《老子》排在《論語》之後，這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了，如果一個孩子立志要讀幾年，那這個順序就無所謂了，先從《老子》讀起也可以。只是這樣子不是很方便，也不是很適合於普遍推廣。所以呢，不應該推廣從《老子》讀起，更不可以說老子的哲學比孔子高，這些都是沒見識的。他只知道高是高，不知道不是高才是真高。好了，所以第二層級是讀《易經》《詩經》《老子》《莊子》。

第三層級是古文，唐詩、宋詞、元曲這些文學作品。我剛才講的，就是說，一般人認為古文已經很好了，唐宋八大家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我們推廣讀經的課程當中，它排在第三層級。為什麼？因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嘛，你的境界不同，你看到的結果就不一樣。所以我們推廣讀經有很多地方跟一般人不一樣，你千萬不要用一般人的想法來看讀經，你一定要跳出一般人的想法，庸俗的想法，然後來了解讀經的概念，然後你登泰山而小天下。那東山就在泰山下面了嘛。所以登東山已經不錯了，對不對？登東山魯國就變小了，現在登泰山，不僅魯國變小了，連天下都變小了。所以要有境界，這個境界是可以一下子達到的，千萬不可以說慢慢來。（如果）我們中華民族慢慢來吧，現在先做一點點，然後下一輩子再做一點，再下一輩子再做一點，你這樣子是不合道理的。因為所以物質的成長，它是可以慢慢來，慢慢累積。但是智慧是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的。所以我們中華民族要複興，當下就要讓孩子站在最高的層次上來學習。這樣子二三十年，就可以出人才了。那我們就要靠這一批有見識的家長，你見識不一樣，你的看法就不一樣，你的說法就不一樣。但是有些人，他的眼界提不上來，他聽不懂你在講什麼，他還誤會你。那這都沒有關系，我們剛才說過，有福氣的人他自然會聽得懂。

第四級的經典就是我們這些蒙書,蒙學的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

我們還有很多跟一般人不一樣的，像讀英文，有人問：英文讀經從哪一本開始讀？我說，我要問兩個條件我才能夠告訴你。就好像有一個人問路，他說要到某某地方，要往哪裏走。別人就告訴他向這個方向走就好了。如何問路人再問：要多久才能達到那個地方？那個人回答說：我不知道。那這個問路人就不高興了：我問你多久才可以到，你怎麼不告訴我？於是這個問路的人很不高興，就走了。走了幾步，剛才那個人就說：喂，我告訴你，你三十分鐘可以到。問路的人就奇怪了：你剛才怎麼不講？（被問路的人回答）因為你走路多快我還沒看到嘛，我要知道你走路多快我才可以告訴你。哈哈。所以要了解條件，才可以給建議。有人問：讀英文要從哪本書開始？我說我要知道兩個條件我才可以告訴你。第一個條件是這個孩子的年齡大小。年齡越小，從越深的開始讀。年齡越大，已經到小學五六年級或者初中了，那就讀比較淺的。第二個條件，你希望你孩子成為怎樣的人才。假如你希望你的孩子成為國際人才，這個所謂“國際人才”不是在國際跑來跑去而已，而是能夠融貫中西。你要成為大才，那你要從深的讀起。假如你只是想要讓你的孩子能夠跟美國佬講幾句英語，看看他們的報紙，如果這麼小裏小氣，那就讓他讀淺的就好了。所以就是這兩個條件。有的人聽了還不明白，怎麼越小的孩子就讀越深的？我說大的孩子，他的福氣已經快沒了，他已經要面對學校功課了。所以小學五六年級、初中生、高中生，就讀讀我們讀經課本最淺的那一種，那一種只比學校的功課深一點點，所以他讀了這個，學校的功課馬上好。但是如果你要讀很深的，因為它離開學校的功課，它太深太高了，一時對學校的功課沒有幫助，所以你會覺得：讀那個有什麼用？所以從小的時候讀，你沒有學校功課壓力的時候，趕快把這些書讀完。那麼將來這些書會在他肚子裏面慢慢醞釀，越深的學問需要越長的時間來醞釀。但是，一旦這些學問起用，它就有無窮的用處。那你如果學淺的呢，它立刻有用，但是它用處不大。所以一般人認為要有用，但不知道什麼叫有用，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們讀經所追求的是大用，不是小用。當前的用是小用，永遠的用是大用。那麼要養成大才大用，一定要有長久的醞釀，一定要廣大的儲藏。所以我們首先要廣大的儲藏，然後再深度地累積，然後經過長久的醞釀，這才成為大才。所以，假如有一個已經是五六年級或初中的孩子，但是他還想成為大才，他也不顧學校功課好不好，反正他只想成為大才，那他也可以從最深的讀起，從莎士比亞開始讀。假如說他想讓學校功課馬上變好，那就從英文會話開始讀。因為我們推薦的英文會話還比初中高中的課文深一點點。那剛好，他讀了那些東西馬上可以用在考試，這個家長就很高興，讀經果然有效。讀莎士比亞的，跟功課沒有絲毫關系，背了那麼多一點都沒有用，家長會認為：讀這個幹嘛？因為你沒有見識。

所以，讀經教育的實踐，要靠對讀經教育理論的理解。我也不希望大家一窩蜂，認為現在國學熱，中國文化正在複興，或者有人有民族感情，認為中國將要領導世界，等等。以這些理由來讀經，這其實不是最正當的。雖然也抓住機會了，至少比沒有讀好，但是最好是要理解道理。這裏所謂的道理，首先是教育的道理，再來就是人生的道理，還有天地宇宙的道理，天地的規則。而假如這個教育的道理剛好符合人性，是人性的道理，這種教育就是你所要把握的。而這種合乎人性的道理，它必定是合乎天地的道理，真正的人性就是天地之性。真正地從人性出發，你才能夠非常安穩地守住這個路線。這樣子，你安穩，學校安穩，你的孩子就安穩。這樣讀下去，看這個孩子福氣，或者讀它一兩年，你就已經了不起了。一年，普通的孩子可以背三萬到五萬字的經典，那是非常普通的孩子，甚至中下的孩子。中上的孩子，一年可以背十萬字。上上之才，一年背二十萬字沒問題。所以一個孩子，以中下資質來算，他讀一年，背個三萬到五萬，一輩子就受用不盡了。那當然，是希望繼續讀下去。福氣大，讀多一點，讀久一點；福氣小，也讓他接近接近經典。千萬不要耽誤、辜負了孩子的一生。這是我常常講的話，其實已經講過無數遍了，只是有時候用不同的話講，最終都是同一個道理。那麼希望我們各位家長，各位朋友都能夠認真地思考。假如已經思考很清楚了，也希望你去影響你身邊的人，包括你的親人親戚朋友、左右鄰居，乃至於你所遇到的人。我這一次

在山東聽到，有一個人他說：有一次我去趕火車，沒趕上，火車跑掉了。站臺上空空蕩蕩的只剩下他一個人，下一班火車還要等三個多小時。他只好守在站臺上等，後來看到遠遠的地方有一個人，他就過去跟那個人聊天，跟他講讀經，後來那個人也接受讀經了，回去教自己的孩子。那個趕火車的人說：這三個小時沒有白費（眾鼓掌）。希望你也有這種精神。人有生命，有慧命。我們活著就是生命，活得有意義就是你智慧的生命，有慧命。給予人生命的人叫做父母，給予人慧命的人叫做再生父母，重新再生一次，要不然這個人只是動物。所以，給人生命的功德固然很大，但是也不一定很大，因為有的孩子還是不孝順的。給人慧命，功德之大，無可限量。一個人或許不知道誰給他慧命，或許知道。但是，天地昭昭，必有報應。這叫無量功德，希望大家做無量功德！（眾鼓掌）希望我們孩子慧命增長，希望我們整個國家慧命綿長，將來我們才對得起這個世界，要不然中國憑什麼領導世界。這是等不得的事。人生有兩件事不能等，第一，孝順父母不能等，你再等幾年父母已經不在了，遺憾終生；第二，教育不能等，再過幾年孩子不聽話了。即使孩子後悔，想要讀書，也來不及了；縱使重新努力，費力很多，功效很小，也是遺憾終生。所以務必要從現在開始，孝順父母，教育子弟。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責任，與大家共勉。等一下如果有問題，歡迎大家提出來討論，謝謝各位！

第四篇：美国兴起食品安全推广运动

美国兴起食品安全推广运动

报纸：中国保险报日期：2011-04-28据新华社讯 自１９０６年美国国会通过与食品、药品监管相关的法案以来，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的美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经过不断改进，已日渐成熟，但食品安全问题仍不时浮现。目前除了政府方面的监管外，民间组织也在自发寻求多种途径来缔造一个更安全的食品供应链。非营利机构美国食品安全中心执行总裁金布雷尔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曾拥有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供应体系，但如今却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经由食品传染的疾病每年导致７０万美国人身体不适、３０万人住院以及５０００人死亡。

金布雷尔说，过去１０年中，花生、生菜、开心果、菠菜、辣椒、西红柿等食物都曾导致部分食用者生病或死亡。在所有由于不安全食品致病的患者中，未满１５岁儿童占了一半以上。此外，对使用农药方面的监管不力，还致使几十种水果和蔬菜被查出致癌物质。

总部位于康奈尔大学的美国农产品安全联盟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成立，近日已正式启动官方网站，并公开呼吁美国各地农民、农产品研究人员、政府官员、消费者等加入联盟的工作委员会，一起推动实施从农产品种植到工厂加工包装过程的食品安全标准。

据项目主管贝齐比恩介绍，该联盟已获得美国农业部以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资助，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主要通过对农民、包装商与新鲜农产品直销商进行培训，共同推进农业规范教育，促进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制定更多更新的农产品安全政策。

目前，该联盟已创建１０个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别关注一个特定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包括农业生产、收获后的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预防措施等。这些委员会将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良好农业规范”教育课程，协助人们理解和执行有关新鲜水果、蔬菜食品安全的政策和法规。

在美国食品安全的民间推广运动中，源于欧洲和日本的社区支持型农业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堪称美国社区支持型农业先驱的亨德森女士说，自１９８８年在威斯康星州建设美国首个社区支持型农场之后，农产品本地化的理念逐渐得到普及，近年来对于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增长也促进了该类型农场的发展。美国最大的有机农产品综合门户网站ＬｏｃａｌＨａｒｖｅｓｔ．ｏｒｇ总监巴尼特说，美国社区支持型农场的数量在过去１０年间显著增加，且分布越来越广，原来主要集中在东西部沿海地区，如今已遍布全美各地。同时在经营模式上出现许多创新，包括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从蔬菜、水果扩展到肉类、鸡蛋、蜂蜜和奶酪等，付款方式、供货方式和参与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至于目前美国究竟有多少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支持型农场，巴尼特说，“目前在ＬｏｃａｌＨａｒｖｅｓｔ．ｏｒｇ网站注册的这类农场数量大约为３０００个，估计全美总数在４０００个左右。而这类农产品的消费者所占比例还不到１％，因此对农产品安全的实际贡献还很小”。

但他也指出：“这类农场引领的农产品本地化潮流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采用各种方式购买本地生产的安全农产品。”

记者还采访了华盛顿州波特兰市郊区的一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型农场，创办人雷德尔１９９３年开办了这个农场，当时种植面积很小，仅向３家餐馆供货，目前农场面积已达１６英亩（约合９７亩），服务对象扩展到２５家餐馆和４００

位会员。雷德尔还利用实际耕作的机会推广有机农业普及教育，传授农产品安全保存和食用知识，并把分发剩余的农产品捐献给慈善机构，在当地为社区支持型农场树立了良好形象。

据亨德森女士介绍，大多数社区支持型农场由于年产值低于５０万美元，可以免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但还是要接受州和地方政府的管理。她说：“大多数这类农场生产有机农产品，并定期检测有机肥和水源的清洁情况，我迄今未听说任何与这类农场有关的农产品污染问题。”

第五篇：大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的教案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教学目的

1．基础知识目标：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革命活动；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及意义；太平军的北伐和西 征概况。

2．思想教育目标：

（1）太平天国运动是在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愈益尖锐，各地人民 不断起义的情况下爆发的，它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农民战争。（2）《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颁布的以土地为中心的革命纲领，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但是，这种绝对平均分 配土地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

3．能力培养目标：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思考“为什么《天朝田亩制度》这种绝对平均分配 土地的愿望，在当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 力。教学重点

金田起义：《天朝田亩制度》。教学难点

《天朝田亩制度》为什么不可能实现？ 教具

《洪秀全彩色头像图》；《太平天国运动形势示意图》； 《天朝田亩制度》书影；投影器。教材要点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一）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 1．背景：阶级矛盾激化

①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破坏了中国传统手工业；②鸦片输入激增，白银 外流更加严重；③清政府大肆搜刮人民；④水旱灾害严重。2．洪秀全、冯云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①创立“拜上帝教”；②紫荆山区的传教活动；③金田起义；④永安建 制。

（二）定都天京

（三）《天朝田亩制度》 1．内容2．评价3．意义

（四）太平军进入军事全盛时期 1．北伐：李开芳，林凤祥 2．西征：石达开（1855）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

[导入新课]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南 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国领土主权不断丧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 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 此，中国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 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 史条件下爆发的。

[讲授新课]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七课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请大家 翻到课本38 页，齐声朗读第一段，了解一下太平天国运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爆发的。

一、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板书）1．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板书）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工业品，逐步破坏了沿海地 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年年激增，致使白银外流现 象更为严重，铜钱更加贬值，而劳动人民手里的多数是铜钱，就进一步加剧 了人民的困苦。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人民 的死活，把战争中的一切费用，全部转嫁到人民头上，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加上各地水旱灾害不断，使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人民 再也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靠反抗来取得一线生机。在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全 国各地就爆发了一百多次农民起义。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是外国侵 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必然结果，它肩负着对外 国资本主义和反封建的双重使命。

这场运动，从1851 年的金田起义开始，至1864 年失败，历时14 年之久，占据清王朝半壁河山，并建立了与清政府相对立的政权，其声势之浩大，规 模之壮阔，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场规模宏大的农民 战争是如何发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洪秀全、冯云山是如何从事起义前的革 命活动的吧！

2．洪秀全、冯云山的早期革命活动（板书）

创立“拜上帝教”（板书）。洪秀全、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领 导人，早期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他们俩进行的。大家翻到彩图第三页，彩图 是洪秀全的图像。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受过八、九年的封建教育，接受 了科举成名、封建伦理的思想影响，他曾多次到广州应试，但都没有考取，1836 年，他在广州得到一本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书中说，只 有“上帝”才是真神，其他人们崇拜的神像，如观音、佛祖等，都是妖魔鬼 怪；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由于洪秀全亲眼看到鸦片战争的 失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且耳闻了广州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 的斗争，加上在科举考试中屡遭挫折，使洪秀全对现实很不满。于是，在《劝 世良言》的启发下，洪秀全在1843 年，创立了“拜上帝教”。他假称自己是 上帝的次子，是特地下凡来除去妖魔鬼怪的。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和同学冯 云山成了拜上帝教的首批教徒，并开始从事宣传这一宗教的活动。

后来，冯云山转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广泛发动群众。紫荆山是一个 大山区，四面高山环绕，地势险要，居民大多以耕地、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富于斗争精神，反抗意识比较浓。冯云山孤身一人，以打短工、拾牛粪为生，不辞劳苦地宣传革命理论，在他的努力下，紫荆山区2000 多人参加了拜上帝 教，并初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成员除洪秀全和冯云山外，还包括杨 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有一段时期，冯云山被广西的地方官吏逮 捕，教众的情绪由此波动十分激烈，拜上帝教有面临解教的危险，在这关键 时刻，杨秀清假说自己是“天父下凡”，肖朝贵假说自己是“天兄下凡”，稳定了教众的情绪，大家还记得洪秀全称自己是什么吗？（上帝的次子）。按照封建伦理纲常，天子是一定要听从天父、天兄的，这就使杨秀清在 拜上帝教中的宗教地位凌驾于洪秀全之上，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内部斗争埋下 了祸根。

正当拜上帝教日益壮大的时候，广西连年灾荒，各地起义连绵不断，在 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意识到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851 年1 月11 日 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3．金田起义（1851 年11 月）（板书）

大家看39 页的图，客观存在反映的金田起义的情景：洪秀全站在旗下，振臂一挥，大喊：“杀妖平天下。”一万多教众也跟着齐声呐喊，气势磅礴 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也许有的同学会问：“洪秀全组织拜上帝教来发动起义，是不是一种迷 信活动呢？”我们说是的，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是 无可非议的。在历史上，利用宗教组织来发动起义的，洪秀全并非是第一人，早在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张鲁的五斗米道起义，还有我们上节课 讲到的王聪儿白莲教起义，都是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用这种方式组织起 来的起义，有不少的弊端，其中最致命的是，它不可能接受先进的革命理论，最终难免陷入迷信深渊中而不可自拔。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称天王。后来，太平军攻占永安，洪秀全制订了官 制，分封各王，这就是著名的永安建制。

4．永安建制（板书）

这个制，是官制，冯云山协助洪秀全制订的，请大家看39 页的课文，洪 秀全是如何分封诸王的？用笔划出有关内容。

大家注意了，洪秀全分封各王：东、西、南、北、翼王的地位是不相等 的，他们分别是九千岁，八干岁、六千岁、五千岁，这时有一句：“各王皆 受东王节制”，这样，就把东王的地位凌驾于各王之上了，杨秀清实际上掌 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

通过永安建制，太平天国政权初步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与清政府相对 立的农民政权，但它在分封诸王时，又采取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其封建 性的表现。

太平军在永安建立官制的同时，还进行军纪的整顿，这就为太平军胜利 进军，定都天京，奠定了基础。

二、定都天京（1853 年）（板书）

请大家边看书本的“太平天国运动形势示意图”，边听我讲。

1852 年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在北上途中，冯云山和肖朝贵都相 继牺牲，使太平天国丧失了两位重要的领导人，后来，太平军攻克武昌，广 泛发动群众，队伍迅速扩大到50 万人，影响很大。

1853 年春，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率领水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江 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安徽安庆、池州、芜湖、太平等地，清军与太平军一触即溃。3 月，太平军逼近南京，清军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来，不久，太平军就占领了南京，并把它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从而正式 建立了与清政府遥相对峙的政权。

从金田起义至定都天京，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太平军就从广西打到安徽，势力发展到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地，转战五千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平军纪律严明，坚决打击官僚、地主，将财物分给 贫困的人民，得到了劳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战略战术也十分灵活；而清军 方面，八旗兵、绿营兵腐败无能，不堪一击，军备十分废驰，而且到处欺压 人民，因而从主客观双方面来看，清军都无法战胜太平军。

那么，太平军为何不定都武汉，而要以南京为都城呢？这与南京的重要 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因为南京乃“六朝古都”，是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的许多粮食北调，都要经由南京，且南京为长江出海口及大运河的必 经点，交通便利，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一个可攻可守的地方。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下面我们再来学习这 部分内容，这是本课难点，同学们要留心听讲。

三、《天朝田亩制度》（板书）1．内容和目的（板书）

同学们，农民革命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从封建剥削下争取解放的农民，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每一次农民革命都企图 解决这个问题。如北宋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 等口号，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他们不停留在笼统的语言上，他们力图作出一 个具体的规划——这就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大家看 书，并划出它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一会儿找同学回答。

好。请××同学回答，《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学生答，略）

《天朝田亩制度》，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认为它就是土地制度，其实，它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之所以叫田亩制度，是因为它的 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它规定：全国田地，不论男女，按年龄都可以分到一 份，目的是想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 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大家想想，《天朝田亩制度》能否实现？为什么？（学生答，略）我们拿同学甲和乙来作个例子。假设他们获得了同样数量和同样肥沃的 土地，那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所获的粮食是否就完全一样了呢？不会的，因 为他们的勤惰不同，耕作技术也不一样，如果硬要运用官府的力量，把他们 的收获物进行调济，一定要做到“均匀”的话，那就会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所以，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天朝田亩制 度》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我们应如何评价这一纲领呢？请××同学回答。（学生答略。）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农民受压迫、剥削的根源，摆脱封建剥削和获得土地，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 领导者把这一要求，集中体现为《天朝田亩制度》。从而使农民的革命斗争 目标更明确，极大地激励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但是，它企图废除一切私 有财产和绝对平均分配土地，这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是根本行不通的。现在，请同学们一起来朗读书中《天朝田亩制度》这两段文字。

大家看课本上的插图：《天朝田亩制度》书影，其中有“癸好三年”的 字样，它相当于清历的“癸丑三年”，即1853 年，好、丑是反义词，充分表 明了这两个政权的对立。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一系列的妇女政策，请××同学读有关内容。2．妇女政策（板书）

太平天国制订的妇女政策，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特别是禁止缠足，把妇人从几个世纪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缠足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女孩一生 下来，就把她的脚用布包起来，紧紧地勒住，直至肉腐烂，骨折断，最后变 成一个拳头式的肉团，连走路都困难，更不要说干其它活了，大家说这样摧 残人的制度该不该废除？

在了解太平天国这个政权的建立及其颁布的制度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太天平国是怎样进入军事全盛时期的。

四、太平军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板书）

为了扫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853 年，太平天国派 出两支军队，进行北伐和西征，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一个问题。

1．北伐（板书）

北伐军是由谁率领的呢？（学生答：李开芳，林凤祥）

对，是由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虽然太平军战斗很英勇，在两位将领 的率领下，一直打到直隶，逼近天津，使咸丰帝惊恐万分，但北伐最终却失 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北京、天津是清政府统治力量较强的势力范围，以弱敌强，以劳 对逸，太平军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太平天国领导派的是偏师，孤军深入、后援无力，是导致失败的 主要原因。

2．西征（板书）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还进行了西征，希望重新夺回安庆、武昌等军事 据点，从而巩固天京，控制长江中下游一带，西征军的对手是曾国藩领导的 地主武装湘军。

西征军最初是在赖汉英领导下，在武昌、九江、庐州等地战斗。1855 年 1 月，太平天国为加强西征的领导力量，派石达开到湖口指挥军事，大败湘 军，取得湖口大捷。

经过两年多的战斗，西征军取得了很大胜利，重新占领了武昌及江西的 50 多个州、县城，巩固了天京，扩展了太平天国的实力，太平天国进入了军 事上的全盛时期。

那么，太平军能不能凭借这一大好形势一鼓作气地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呢？这就是我们下节课所学的内容。

[小结]下面，我们结合这节课的知识要点，巩固这节课所学过的内容（投 影）

[作业]大家拿出地图填充册，在图中找出“花县”、“金田村”、“天 京”的位置，并做一道思考题：“为什么《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实现？我 们应如何评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