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综合音乐比赛与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比较研究
国际综合音乐比赛与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比较研究
作为世界综合国力对比的强国之一,中国的音乐艺术类大赛也在向世界级艺术类大赛水平逐年的发展着。在众多大赛中,金钟奖无疑是最具含金量的,最权威的国内音乐赛事。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的音乐大赛的发展路程与当今情势。接下来,我就从人文环境、比赛项目及内容、组委会与评委会各自的特点、两种背景下的宣传推介工作、观众的反响以及成就及影响方面等方面做出对比,来阐述我们的金钟奖与国际赛事的差异与差距。这样的对比有助于金钟奖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使我过的音乐大赛在世界上占据一定的话语权与重量。
中国音乐金钟奖
中国音乐金钟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它是由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唯一常设的音乐综合性专家大奖。其宗旨在于表彰和奖掖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和在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评论、编辑出版等方面成绩卓著、贡献突出的个人或单位,每届依据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评选项目。评选强调和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已经举办的四届金钟奖,推出了许多新人新作,表彰了一批卓有成就 的音乐家。赛事的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和品牌化发展,确立了金钟奖作为中国音乐界唯一国家级综合性专家大奖的重要地位
一 人文环境
中国音乐金钟奖作为中国的音乐顶级赛事,每年的作用就是为中国音乐界挑选,输送人才,促进我国音乐事业与产业的发展,促进音乐人才的成长,提升音乐人国际化水平。金钟奖标志为我国古编钟造型,取其“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之意。从金钟奖的标志就不难看出,这个奖项有着很强的中国色彩。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设荣誉奖、单项成就奖及必要时设立的特别奖。奖项共设器乐、大型交响乐合唱作品奖、声乐作品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和新时期中国艺术比赛奖4个奖项。这其实也表现出了我国对于传统的严肃,正式的音乐形式还是比较肯定的,这也和我们的有规有矩的民族思想相符合。
中国音乐金钟奖大赛的设立,标志这我国对于音乐界新鲜血液的肯定与支持,通过比赛比赛的方式,遴选出优秀的青年演唱人才,进行表彰和奖掖,为选拔人才、鼓励原创原唱,促进流行乐坛繁荣发展创造良好平台,努力将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打造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最具权威性的流行音乐赛事品牌。
金钟奖自2001年起,先后在河北省廊坊市、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成功举办了两届。2003年,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与广州市人民政府依照“平等协商、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达成共识,共同主办每年一届的中国音乐金钟奖。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扩展了比赛项目,取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二、比赛项目及内容
该奖项共设器乐、大型交响乐合唱作品奖、声乐作品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和新时期中国艺术比赛奖4个奖项。
金钟奖每年评选一次。其中包括中国音乐金钟奖设荣誉奖(非常设)、创作奖、表演奖、单项成就奖和特别奖(非常设)。
荣誉奖:有突出贡献和成就的音乐家经提名确认,可授予中国音乐金钟奖荣誉勋章。
创作奖:组织创作有关项目之推荐评选。
表演奖:组织音乐表演有关项目之推荐评选和比赛。单项成就奖:根据教育、理论、评论、编辑出版、音乐科技研究、音乐活动的组织工作等具体情况,组织有关项目之推荐评选或比赛。
特别奖:组委会根据评奖情况,必要时可设特别奖。
金钟大赛分男子组、女子组、组合组(不得超过八人)三个组别并行展开:
1)分赛区角逐出100强选手;(含40男,40女,20组合);
2)网络赛区角逐出10强选手;(含4男,4女,2组合);
3)复赛角逐出全国50强选手;(含20男,20女,10组合);
4)总决赛角逐出各组别金、银、铜奖。组委会根据评奖情况设评委会大奖、媒体关注、最佳原创、最具人气等单项奖若干名。
三、组委会与评委会
组织委员会由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及有关人士组成。组织委员会是金钟奖评选活动的领导机构。组委会名单由中国音协提出,中国文联审定。
组委会的任务是:贯彻金钟奖评选宗旨;根据每次不同的奖项制定、监督执行金钟奖评选条例;聘任评选委员会顾问和委员;审定和颁布评选结果,并主持颁奖活动。
组委会设立金钟奖评选办公室,负责组委会的日常工作。处理有关金钟奖评选及颁奖的事务性工作。
评选委员会根据每届金钟奖评选工作的需要,由组委会聘请艺术界、音乐界的领导,著名音乐专家、学者若干名担任金钟奖评选委员会顾问和评委。评委会名单报中国文联审定。
评委会的规模视评选项目而定,每个奖项的评委一般不超过15人。
评委会顾问参加评选讨论。顾问提出的咨询建议应受到评委会充分尊重和考虑。顾问不参加投票。
顾问和评委每届聘任一次。为保持评委会的新鲜活力以及与社会的广泛联系,每届均改聘一定数量的顾问和评委。
评委、顾问名单与该届评选结果一起在有关报刊及新闻媒体公布。
四、宣传推介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发展,中国音乐金钟奖首设流行音乐大
赛。作为专业赛事,首届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主要是音乐学院和专业演出团体歌手报名参赛。
本届大赛首次向社会自由音乐人敞开大门,力求最广泛地吸引优秀的流行音乐创作和演唱人才,促进引导流行音乐的全面繁荣和健康发展。只要热爱音乐、拥有才华,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辉煌的舞台上得到竞逐机会,充分体现专业奖项与时俱进的年轻、鲜活的注意退回姿态。大赛于6月中旬在成都赛区首次亮相。随后,西安、沈阳、京津、济南、深圳几大赛区陆续开赛。同时,大赛首次推出的港澳台展演选拔赛与网络选拔赛也将启动。
本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是继2007年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流行音乐大赛后的又一次金钟奖流行音乐赛事和音乐盛典,赛事将充分体现出权威性、时代性、注意退回性的独特风格,积极借助深圳广电集团的强势媒体平台,整合利用宣传资源,进一步打造金钟奖流行音乐品牌。同时,大赛将结合流行音乐的特有形式和赛事特征,首次举行广场赛,让比赛进一步走进大众。本届金钟大赛还将为有才华的音乐人和获奖选手创办“音乐伯乐基金”,帮助他们更加顺利地实现音乐梦想。
五、影响及成就
金钟奖是与戏剧梅花奖、电视金鹰奖、电影金鸡奖并列的国家级艺术大奖。金钟奖旨在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表彰和奖掖在音乐工作中成绩卓著、贡献突出的音乐工作者(或单位),树立勤学苦练、努力创新、勇于攀登艺术高峰的楷模,促进音乐艺术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为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金钟奖评选强调和坚持的是对中国音乐界得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中国音乐金钟奖力求通过表彰在音乐工作中成绩卓著、贡献突出的音乐家,树立勤学、创新的楷模,促进我国音乐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繁荣和发展音乐事业。
与国际综合音乐比赛的分析、比较
国际综合音乐比赛为的是促进音乐学习水平提高及发掘音乐家的有效途径,世界上众多音乐家都是通过高水平的音乐大赛走向世界舞台的。纵观整个音乐发展的历史,连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等音乐巨人都参加过音乐比赛。20世纪以来音乐比赛更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普遍、广受欢迎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活动。很多著名的中国音乐家,比如殷承宗、刘诗昆、吕思清、王建、薛伟、李云迪等也是借助重大国际比赛脱颖而出的。
2006年我们通过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了解到,当时122个会员比赛中,绝大部分是欧美赛事,其中亚洲仅有六个会员比赛,其中五个在日本,一个在韩国,而当时中国还没有涉足这一领域,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音乐学习人群,有着众多的音乐天才,但缺少在本土给他们提供更多高水平国际舞台展示自己的机会。欧美的音乐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有着大量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们通过众多的比赛竞争,在与世界各国选手的交流中成长进步,而这正是中国学生难以竞争的弱势,他们在参加欧美比赛方面,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机遇上都绝非易事,因此大部分学生无法开拓视野找到差距,这种见识与眼界上的局限,也成为在中国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重要阻碍。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比赛的形式,进入20世纪以来迅猛发展,清楚的说明音乐比赛这种形式在提高青少年的音乐教育水平,促进音乐人才的发现培养方面,相比音乐演出等其他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有着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认为对于中国金钟奖,所缺少的不是音乐知识的多与少,也不是知识水平的高与低,所缺少的,就是对于音乐的一种多元化的包容与认知。对于这点,格莱美就做的很好,众多的音乐类型都能做到兼容并包。其实对于这点我还是很认同和提倡的,音乐的艺术没有高低,只是风格的不同而已,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艺术,喜爱人群不同而已。所以 我觉得,音乐的多元化与金钟奖的奖项设定存在这差异。希望金钟奖能在未来,尽可能的改善音乐单一性的问题,毕竟商业的,大众的,虽然谈不上高雅,可也不一定低俗,不是?希望金钟越敲越响,直到中国金钟,响彻世界!
第二篇:国际综合音乐比赛与中国金钟奖的对比D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国际国内音乐动态期末考试
国际综合音乐比赛与中国金钟奖的对比
系别:艺术管理系 学号:100802080 姓名:张子健
中国音乐金钟奖是中国音乐届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奖。通过举办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的方式,选拔出优秀的青年演唱人才,是中国音乐节选拔人才、鼓励创作与表演,促进中国流行乐坛繁荣发展的良好平台。作为中国音乐节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奖,与其他国际音乐赛事相比,中国金钟奖有着它的独特之处。
一、新理念持续发展
1、倡导先进理念
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主评委王晓峰说,金钟奖在评判标准、节目形态、赛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作为国家级的奖项,其评分为“三力”,即能力、魅力和潜力。这三项各占三分之一的比重。这是在吸收了国内青歌赛与选秀比赛的优点之后总结出来的评判标准。能力就是诠释歌曲的能力;魅力就是选手在舞台上散发出来的个性,包括声音辨识度、对歌曲独到的处理甚至眼神等;潜力就是选手未来在市场上的商业价值。金钟流行音乐比赛并不主张选拔晚会型的歌手。
金钟流行音乐比赛倡导先进的音乐理念,与国际接轨,以民族的符号走国际化制作的路子,不再沉迷于自娱自乐。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的宣传为社会上的许多优秀选手提供了展示的空间。王晓峰说,当今流行的草根歌曲和歌手只是流行乐坛的一抹色彩,绝对不能成为主流,否则只能说明我们的流行音乐至少是停滞不前的。金钟奖的在对待选手方米娜采取多条腿走路的思路。有的选手选择专业院团之路,也有的选手选择唱片公司之路。
2、发扬肖邦精神
相比之下,肖邦国际钢琴音乐比赛初衷在于发扬肖邦的音乐精神,并发掘优秀的肖邦音乐诠释者。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堪称音乐节的奥运会,是世界上最有名也是最严格,同时也是级别最高的钢琴比赛之一,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肖邦的音乐被世俗气息曲解成靡靡之音,甚至连专业院校都不愿再教授肖邦的作品。因此波兰的音乐家和教育者们决定举办“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以发扬肖邦的音乐精神,并发掘优秀的肖邦音乐诠释者。
相对于中国金钟奖相关赛事,肖邦国际钢琴音乐比赛的大门向世界各国优秀选手敞开。获奖者往往能获得全世界的承认,炙手可热,是各国青年钢琴家走向世界级钢琴家的梦寐以求的台阶。2000年中国选手李云迪在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一举夺魁,成为第一个摘取世界顶级钢琴音乐比赛桂冠的中国人。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被誉为世界上最权威的钢琴比赛之一,其奖项设置独具特色,评判会根据参赛者的实际表现来评定奖项。若评判方认为某一奖项没有人有足够资格得到,就回家把它悬空,二不会让后来者补上。
二、参与者喜获丰收
1、秘密生日庆典
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国家级政府音乐奖项,“中国音乐金钟奖”与戏曲的“梅花奖”、舞蹈的“荷花奖”并称“中国文艺三大奖”。2007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国音乐金钟奖首设流行音乐大赛,两年一届。在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总决赛上担任评委的谭晶,在赛后的庆功宴上意外的成为了“女主角”。主办方“秘密”准备的生日庆典,让远离家人的谭晶惊喜和眼泪齐撒现场。谭晶感动的说:“太意外了,太感动了,音乐的大家庭太温暖了„„”
谭晶目前是中故宫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最年轻的副主席,也是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赛事最年轻的评委,组委会在意外得知她的生日就在金钟奖活动期间,于是特别安排了庆生的环节。音协主席赵季平代表主办方率先为谭晶献花祝福,徐沛东等音协领导和前辈们陆续送上了致谭晶未来艺术之路的寄语。汪峰等年轻朋友也送上了别出心裁的寄语:“越长越美,越唱越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意外的祝福令谭晶深感幸福,她坦言收到前辈们的祝福倍感幸福,很受鼓舞,不住地赞叹音乐大家庭的美好。作为国家顶级赛事,中国音乐金钟奖既富有艺术型,同时又不失人情味。
2、选手成功之路
以1955年举行的第五届比赛为例,哈拉谢维奇获得第一名、阿殊肯纳齐获得第二名、第三名由中国选手傅聪获得。当年击败阿殊肯纳齐而夺冠的那位哈拉谢维奇是个波兰人,飞利浦的“小双张”系列也出版了他的《夜曲和前奏曲》和《波兰舞曲与圆舞曲》。中国选手傅聪除了获得这届比赛的第三名外还夺得了玛祖卡演奏特别奖,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这个比赛中进入前三名,也使他能够进入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深造。该届比赛还有一位未得名次的瑞士籍的匈牙利钢琴家,瓦萨利,他在当今国际乐坛上却颇为活跃,DG公司为他录制了很多唱片。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成就了钢琴演奏家们的冠军梦想,同时也为诸多选手铺就了一条由冠军通往大师的道路,不少钢琴演奏家通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而一举成名,一次次的比赛,成就了诸多钢琴演奏家的艺术梦想。
三、零门槛汇集精英
1、版权引入北欧
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作为中国音乐金钟奖的一项赛事,由深圳卫视承办,今年已经确定引进瑞士节目版权《伟大的歌》,重金打造大赛“伟大的歌”环节,唱响100年来中国人最熟悉的经典流行歌曲,为时下国内盛行的“卫视节目版权引进潮”又添一笔。6月起在深圳卫视全程播出的欧新•2011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通过《伟大的歌》这一成熟国外节目样式,在原汁原味的节目中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一颗“中国芯”。大赛总导演夏枫介绍说,作为大赛的核心环节,《伟大的歌》除了再现原版节目的精良制作外,最大的亮点在于融合了中国人自己的情感表达,唤起大众各种难忘的集体回忆。每首歌可能带来一个特别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勾起一段特殊的记忆与感动,让音乐在岁月的轮回穿梭中带给人们温暖的情感共鸣。这也是北欧节目版权空降之后呈现的最大本土化特色。
欧新•2011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的报名通道自4月1日起全面开通,大赛以零门槛的姿态向社会自由音乐人开放,通过地面、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全方位“海陆空”铺开接受报名。大赛共设有北京、石家庄以及全新的台北和港澳赛区等10个地面分赛区,同时开设了
11个网络直通区,将大赛“大众化”、“市场化”的路线进行到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金钟奖特别增设了港澳台分赛区,开中国音乐赛事历史先河,为中国内地与港澳台流行音乐人搭起交流平台。另外,“伟大的歌排行榜”歌曲的原唱者、原创者,或是幕后指导提携新人,或是作为暖场、垫场嘉宾亲临现场为选手加油,或是在关键赛点出现在舞台与选手同唱为选手拉票,或是演绎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或是发动网络互动专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比赛的各个环节。本次大赛的“零门槛”清晰可见。
2、汇集各国精英
与中国金钟奖所不同的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作为一项世界级的音乐赛事,其选手来自世界各国,其举办方与赞助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二战前的比赛是由华沙音乐协会资助举办的,这个组织后来建成了肖邦高等音乐学院。1949年第四届比赛是由肖邦百年诞辰执行委员会资助举办的,他们的经费由国家财政部提供。1955年的第五届比赛是由文化部长组织成立的比赛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从1960年起,肖邦协会成为了比赛的组织者,他们维持着整个比赛的组织运作。1995年以前,比赛的资金来源都主要是国家财政部拨款。1995年,第13届比赛有20%的资金来自企业赞助,2000年14届比赛之后企业的赞助越来越多。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国际上其中一个仅仅演奏一个作曲家作品的音乐比赛。从比赛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今演奏肖邦作品的最高水平,以及钢琴家们对肖邦作品看法的
变化。比赛的作品包含了肖邦各种体裁的曲目。通过举办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诠释肖邦的精英。
总而言之,中国金钟奖作为中国音乐届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奖,是我国优秀音乐人才展现自己,为大家带来艺术享受的平台,愿中国金钟奖与时俱进,汇集更多的音乐人才,在世界的艺术舞台上绽放光芒。
第三篇:【资料】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比赛
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比赛 决赛11
《远行》
演奏:高阳 作曲:李萌
曲目介绍:
乐曲中对峙的两个主题均来自广东音乐《饿马摇铃》,一个主题是按照传统方式变奏的;另一个主题则是用现代风格来演绎的,两个主题不断地碰撞、渐行渐远、最后又相融合,结尾是开放性的。音乐表现了远行者的孤独、向往与期待,对回归的眷恋及永不满足的追求l。
高阳在本场决赛中,取得9.829分的成绩,最终夺得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独奏比赛银奖。《无境Ⅱ》
演奏:高阳 作曲:杜咏
曲目介绍:
自然是无止境的,人的情感是无止境的。乐曲深刻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作者运用变化多端的写作手法来描绘音乐的最高境界——无境。
高阳在本场决赛中,取得9.829分的成绩,最终夺得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独奏比赛银奖。
高阳
就读经历:
2004年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升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2010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
师从情况: 先后师从李萌
获奖情况:
附中学习期间均每学期获得专业优秀奖; 第一届“胃吉安”杯民族器乐大赛一等奖; 第七届“首艺杯”推新人大赛器乐组金奖; 全国少儿庆“六一”汇演金奖;
文化部——第一届民族器乐独奏比赛古筝少年组铜奖; 第四届雅士利杯全国少儿电视艺术大赛器乐类金奖;
首届“青少年演艺推新人大赛”器乐组北京赛区金奖、总 赛区金奖; 第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古筝比赛优秀奖; 第四届政府奖“文华奖”青年弹拨组演奏奖获得者; 中国音协第二届“金芦笙”青年弹拨组金奖; 美国“华音杯”国际音乐大赛金奖获得者; 在校期间获得宋庆龄基金,古驰奖学金;
2011年被中国音乐家协会高校联盟加入为古筝演奏员;
唱片、专辑: 《藤缠树》(2009年收录于“天天艺术”出版的《藤缠树 ——首张多声筝作品专辑》)《行云流水》(2011年收录于“环球音乐”)
演出活动:
2009年参加第一届北京国际古筝音乐节——多声筝专场的演出;
近几年来,曾到全国各大高校(如:湖南师范大学,湖北 师范大学,长春大学,大连大学,沈阳大学音乐学院,徐 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山东农业 大学体育与艺术学院,中国矿业大学艺术学院等等)进行交流演出;
2011年受外交部之邀于人民大会堂为外交部长及其各领导演奏;
2011年4月份于江西南昌大学同吕若溪首演著名教育家、演奏家李萌教授创作的多声筝二重奏《八面风》;
2011年7月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古筝音乐节——九大院校专场;
2011年8月份受到加拿大魁北克音乐节的邀请代表中国器乐演奏家参加本次音乐节; 现已与全国近30所高校进行交流,演出。
第四篇:清末中国音乐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音乐教育改革之比较
清末中国音乐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日本音乐教育改革之比
较
摘要:清末中国与日本明治时期均属于两国社会及教育变革之关键期,然则其音乐教育通过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后,结果却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分析其原因望能对当今音乐教育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音乐教育;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
中国的清末民初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同属于两国教育迈入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可视为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开端。然而日本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速度却大大高于中国,其原因值得思考。
一、主动性与被动性
(一)西方教育的主动入侵
随着1840年的第一次战争爆发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1842年,在华英美人士开设的礼逊学堂中的音乐课,成为现知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音乐课。1881年1月,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为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的音乐课中,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近代音乐教育力量,更造就了一批“新旧并蓄”的人才,既通“四书五经”,又晓西方宗教、历史、哲学等西学的新人才。我国近代学校的音乐教育启蒙老师为教会学校,为西方国家伴随着鸦片战争后携带文化的主动入侵。1872年~1875年,在有识之士的几番周折地努力下,派出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然则受到清政府内部顽固守旧分子的阻碍最后不得已告终。纵观中国近代派选留学生上,学习范围局限于船舶、制造、驾驶、算学等实用军事学科,没有关注到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及社会科学,这时受局势所迫被动地学习西方以达自救目的的功利主义学习,社会科学为忽视部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音乐教育实则是西方国家的主动入侵,我方的被动接受使然;更由于近代中国被迫走
[1]上留学之路,没有达到全社会呼吁变革的主动性,导致了对教育变革的不彻底性。
(二)对西方教育的的主动探索
在走向西学的道路上,日本则更具主动性。1853年7月8日,美国舰队闯进了日本东京湾使得民族深陷危机局势之中。1857年幕府设置了洋学教育机构,藩主及一大批有识之士一同为西行留学作准备。1862年幕府派出首批留学生开始了向荷兰学习阶段,1863年起有派往英国、美国的留学生,更有自发出国留学的有识之士。1866年4月8日,幕府更发出允许人们自由到海外贸易与留学的命令。1868年,建立了明治天皇的维新政权后,真正步入近代化阶段。1872年,政府正式颁布的《学制》开启开始了教育西化的道路。不同于中国的是,早在幕府末年,日本向西方学习的领域就囊括了除军事外的经济、法律等社
[2]会科学。1879年颁布“教育令”,并建立“音乐调研所”推进近代化的学校音乐教育;伊泽修二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回国编写了《小学唱歌集》使得日本近代音乐教育真正步入正轨。1880年,美国音乐教育家梅森应邀担任“音乐调研所”的音乐教师,为日本近代学
[3]校音乐教育的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作出了贡献。
二、“嫁接式”与“移植式”
(一)“嫁接式”的日本近代音乐教育
1872年,新学制颁布后,伊泽修二赴美国师范学校学习使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才开始走上了正轨。日本的音乐教育模式并非原封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而是正确把握本民族
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衡关系。伊泽修二所设的音乐调研所的任务为:“将西洋乐和日本音乐相‘折衷’(调和),创作新的歌曲;第二,培养振兴“国乐”的人才;第三,推进各学校音
[4]乐教育的实施。”“明治二十四年(1891 年)的小学校教则大纲中明确指出:歌词及乐谱,尽量择用与本国古今名家有关之作 也就是说要兼顾自己民族与他民族的传统,用本民族与外来音乐中的优秀作品教育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的学校唱歌运动遵循着伊泽修二
[5]的折衷思想,即主张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也学习日本雅乐 筝曲 俗曲等传统音乐。”明治
中期出现的音乐教材《普通小学读本唱歌》,其中歌词全部来自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韵文教材,旋律全由日本人作曲,后被称为“文部省唱歌”,至今仍编入小学学校音乐教材中。
(二)“移植式”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堂奏定章程》全盘学习日本已建立的学制。早在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的上书中提出设立乐歌课的要求,其中提出:“远法德国,进采日本,以定学制”。以日本音乐教育为范例的改良活动大力开展,其音乐教育的目的为饱受凌辱后中国人极力自强的功利主义心理,钱仁康先生有关学堂乐歌的一项考证式研究表明,目前所见有数十首学堂乐歌曲调来源于二十首日本歌曲。在沈心工、李叔同等一批留日学者对日本音乐的全盘肯定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否定态度。清末民初学堂乐歌大多选用欧美流行歌曲及日本学校歌曲作为乐歌曲调。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全盘肯定及对自身民族音乐文化的全盘否定,表现出在当时的中国学者在经过西方列强的沉重打击后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不自信性。一方面将造成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传承的缺失;另一方面则使全盘西化的音乐文化更难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融合,加剧了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建立的难度。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音乐教育改革
(一)自上而下的音乐教育改革
日本从幕府时期就由统治者及藩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时,藩主就私下与西方诸国交往,新式教育在强藩中早已萌芽。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成为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至上而下的改革将能进行得更加顺利,教育可通过立法和宣传得到推广及普及。再者,国家补助国民教育经费,为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1872年9月,明治政府正式颁布了《学制》,形成了自上而下统一的学校教育系统。音乐教育方面1879年由统治者建立了“音乐调研所”,用于培养音乐师资和音乐家,同时成为西方音乐教育文化的输入窗口。1891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教则大纲》,虽然此时的音乐课仍为“加学”(选择)的科目,但大纲中已经包括了音乐教育的功能目标和教学的内容及方法。
(二)自下而上的音乐教育改革
由于在封建机构的框架中,中国的洋务运动带来了新式教育的萌芽,变革的细胞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发生每一阶层的,而是地方性、阶层性的活动,造成新式学校的经费来于学校所附属的洋务机构,没有固定的资金。1898年康有为在《清开学校折》中提出了开设音乐课的建议。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谈话》中强调了音乐的功用及唱歌课为学校不可或缺的课程。梁启超提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
[6]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玩玩不可阙者。”在康、梁二人位代表的社会学者的鼓动下,产生了一批自发求学日本的音乐教育家,以沈心工、李叔同为代表的一批留日音乐教育家为学堂乐歌注入了重要的力量。1903年2月,沈心工留学归来在南洋公附属小学创设了唱歌课,在课程中设置了乐歌课,成为我国最早正式设有音乐课程的一所学校,造成全国性的影响。1904年4月,曾志忞编著的《教育唱歌集》为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音乐教科书之一。同年5月,沈心工编写的《学校唱歌集》在学校音乐教育中适用甚广。1903年曾志忞在《江苏》杂志发表了《乐典大意》和《唱歌教学法》,论述了音乐理论研究观点。1909年颁布的《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规定初等小学堂开设“乐歌”课,但当时的音乐课仍属于“随意课”;直到1912年民国建立后,音乐课才一改“随意课”的地位。中国
近代音乐教育的出现是在有识之士从思想的传播,到身体力行,到付诸实践的自发性行为。不同于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促成了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由于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学习西方文化的定位差异及政府的改革力度都促成了在这场教育变革的行动中成效。最终的原因当归结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保守特性及在特殊局势下将教育视为自救的功利主义心理。望能以此为鉴,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借鉴和学习西方音乐教育模式过程中注意恰当的自我定位。
参考文献
[1]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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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占萍,苏国安,中日近代教育政策比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第6期.
第五篇: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论文
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论文
题目名称: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 系部名称:法律学院民商法
班级:1341班
学号:***
学生姓名:闫卉卉
指导教师:杨小辉
2014年4月
论文题目:阅读《双重悖论》有感
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魏德安教授是一名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资深专家。他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在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魏教授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但在1992年—1996年的中国清廉指数有所增长,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下降,经济发展受限。然而,我们看到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由此,我们发现有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
1.腐败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实施快速增长之前就明显提高。
2.经济增长最迅速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腐败态势加速恶化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的高官数量及粗略计算的受贿金额。
3.虽然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由作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中国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矛盾。虽然新正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并且阻碍发展,但现实正好相反,出现了双重悖论。作者认为“中国特色腐败”与其他国家腐败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的腐败不仅包括广义的腐败,还包括更严重的,过度的掠夺性腐败。作者认为对此现象可以用3点来解答:第一,在腐败问题恶化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几轮经济改革,中国经济长期遭到的压力得以释放。经济改革后腐败才开始恶化,这种先行后续的关系决定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方式。第二,腐败侵蚀的不是现有的价值,而是价格双轨制催生的新增价值。第三,随着日益恶化的腐败,中国开始开展腐败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并不完善,而且效力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防止其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也加剧了腐败。不仅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的波士顿“大挖掘”项目。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恰巧开始在经济增长快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国家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加剧了腐败态势。
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腐败开始呈现增长趋势,但是高级别的腐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加剧的,此时经济改革已经启动了10年。而腐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经济改革后才开始迅速增加的,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而呈现了爆炸式、几何式的增长。经济改革刺激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刺激了腐败问题的恶化。
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特色的腐败”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发展和腐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还是寄生的?如果是寄生的,那么腐败会给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增长较快的时候,这点可能不那么令人担心,但随着今后增长逐渐放慢,腐败的影响会变得日益沉重。如果两者的关系是共生的,那么过去由市场化带动的增长会催生更多腐败的土壤,而这种情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特色的腐败”。在中国改革时代伊始,腐败只是零散而不集中的,并非“根深蒂固的”。朝着更市场化的体制来改革计划经济为加快增长提供了激励因素和动力,同时也为新的和更有利可图的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在韦德曼看来,这种新形式腐败的核心就是“双轨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计划经济的定价朝着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的转变。这一改革过程影响了商品、投资、土地、建筑以及最突出的官员向市场买家出售政府资产的价格。这些买家既有私企,也有国企,这些国有企业本身也经历了通过向私人买主出售资产而实现不同程度私有化的过程。在这些交易中,更低的控制价格和更高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给参与者的寻租行为提供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机会。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对此,作者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自十八大以来,众多省部级高官下马,大小腐败事件都被揭露了出来。反腐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作者对中国腐败工作的乐观和信心。但是,新的形势下反腐斗争依旧严峻,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腐败。相信只有这样才会取信于民,深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