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自首制度之比较

第一篇：两岸自首制度之比较

两岸自首制度之比较 【原文出处】法学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505 【原刊页号】18-20 【分 类 号】D41 【分 类 名】法学 【复印期号】199507 【作 者】廖增昀

【作者简介】廖增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卢勤忠

自首制度是鼓励犯罪人悔罪自新，从而使有关司法机关易于查明犯罪事实真相之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本文着重研究我国台湾自首制度的特点，两岸自首制度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自首制度中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台湾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台湾刑法第62条规定，“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减轻其刑。但有特别规定者，依其规定。”其成立自首，须具备以下要件：(1)于犯罪未被发觉之前自首。所谓犯罪未被发觉，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其犯罪事实与系何人所为，尚未被有侦查权之机关或其公务人员发觉而言。即使犯罪事实已被发觉，而犯罪行为人未被发觉（即未破案）亦为犯罪未发觉。即使被害人或其他私人已知其人其事，但只要有侦查权之机关未发觉，仍可以自首。(2)系自动报告自己所犯之罪行。自首就是自动向有关公务员报告自己犯罪事实之意。它不同于告诉或告发。告诉系被害人告知他人犯罪，告发系第三人报告他人犯罪行为。所谓自动，并不论自首的动机为何，但必须是主动陈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是在客观环境的逼迫下不得已而投案，就不是自首。例如，某甲行凶后，在群众追捕下逃入有侦查职权之机关，甲要求自首，就欠缺自动性，而且逃入之际即应认为是被发觉之时，故不能成立自首。①自首的方式不拘，言词、书面、电话、电讯；自行投案或委托他人代首，均无不可。关键在于要有自首投案的诚意，须告知真实的姓名与地址，等候传唤。(3)自首以达于有侦查权之机关始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向无侦查权之机关自首，一般以移至有侦查权机关之时尚未发觉犯罪方能成立。向被害人或告诉权人自首后，经其提出告诉或自诉并因而受到裁判，亦可成立刑法上之自首。②但单纯地向被害人自首而未达于有侦查权之机关则是无效的。(4)自首之后须自愿接受裁判，表现为不得规避传讯与审判等。

台湾刑法对自首采取必减主义。即凡有自首情节，必须依法减轻其刑。又称绝对减轻。减轻之幅度为，死刑减轻为无期徒刑，或为15年以下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湾刑法第64条第2项）；无期徒刑减轻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同上第65条第2项）；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的减轻，为减轻其刑至二分之一（同上第66条）等。除上述一般规定外，台湾刑法分则第102条，第122条，第154条设有对自首减轻或免除其刑的特别规定，台湾一些特别刑事法规（如《贪污治罪条例》）亦有对自首处罚作出特别规定者。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这些特别规定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二、两岸自首制度之比较

大陆的自首制度，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63条。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对如何适用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作了司法解释。与台湾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比较，大陆所创制的自首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对自首成立的条件掌握较宽。《解答》第1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作案后，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三个条件的，都认为是自首。”其中自动投案不仅指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自行投案者；而且指犯罪事实与犯罪人均已被发觉，但犯罪人尚未受到司法机关传唤、讯问或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自行投案者；甚至犯罪后逃跑，在通缉、追捕过程中自行投案，如符合自首之其他要件，亦视同自首。与台湾的自首制度比较，后者则强调了犯罪未被发觉这个条件，对自首范围作了限制。对犯罪已被发觉才自动到案者，认为是投案而非自首。

（二）对自首的处罚采取一般从轻原则。“一般从轻”，是对自首者原则上要从轻处罚，但不是绝对地一律从轻，而是视犯罪轻重与自首的具体情节（包括自首的动机，投案早晚，交代罪行的程度，悔罪态度，以及有否立功表现等），可作不同的处理。对犯罪较轻的，如果投案自首的自觉程度较高，特别是有立功表现的，就可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对犯罪较重的，除了投案自首中表现较好外，还必须有立功表现，方可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作为例外，对个别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虽自首也可以不予从轻处罚。所谓“从轻”是在法定刑的限度内判处较轻的刑罚（见《刑法》第58条），“减轻”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同上第59条），可见对自首从宽处理的幅度是很大的。与台湾刑法中自首制度的必减原则比较，它较适宜于对千差万别的犯罪情况和不同的自首情节作出相应的从宽处理。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

（三）将犯罪人的立功表现作为自首从宽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这是自首制度的重要发展。“立功”不仅是犯罪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重要表现，而且充分调动犯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有利于侦破一些更隐蔽的罪案，扩大战果，深挖犯罪。未自首而有立功表现的，虽亦能得到宽大处理（《解答》第4条），但自首又立功者，却是法定可予减轻或免除刑罚的重要情节。台湾刑法则无此规定。

（四）对坦白者酌情从宽。坦白在《刑法》中没有规定，但在《解答》中作了视坦白程度，可酌情从宽处理的规定。台湾刑法称坦白为自白，是犯罪已被发觉后犯罪人自幼投案陈述自己所为的犯罪事实者。自白在一般犯罪中仅作为量刑参考，但在其刑法分则和某些特别刑事法规中有特别规定。如台湾刑法第122条第3项行贿罪中规定，“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得减轻其刑”。又如台湾《贪污治罪条例》中亦有自白的规定。

三、自首制度中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关于自首范围的从宽解释。

自首制度之设，主要是对能及时认罪悔罪之犯罪人的宽宥措施；同时还可藉以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节约侦查机关的人力物力，使罪案得以大白于天下，避免在搜索嫌疑犯中连累其他无辜的人。由于自首制度有以上重要意义与功用，因而法学界一般主张对自首的范围宜从宽解释。在大陆的司法实践中，对自动投案这个条件作了从宽解释。如不完全出于犯罪人的主动，而是由其家人、亲友规劝，并陪同投案，只要能如实交代罪行，亦可视为自动投案。甚至经查实，犯罪分子确已准备去投案，或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亦视为自动投案。台湾学界对“犯罪未被发觉”这个条件同样作了从宽解释。如被害人或其他人已知犯罪事实或已知系某人所为，而有侦查权的机关或有关公务人员尚不知者，仍为犯罪未发觉。又如一罪先发，在侦讯、服刑中别首其他未被发觉之余罪，如何处理？台湾的作法是，只要符合自首之其他要件，即应成立自首。大陆学界一般亦认为，犯罪分子已受拘捕或在服刑之中，虽不属“自动投案”，但只要主动交代了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他种罪行，亦视同自首，可酌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自首范围作以上从宽解释的依据是，在上述情况下，犯罪人投案自首仍属悔罪表现，并有利于侦查缉捕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值得注意的是，自首的范围也不是可以任意扩大，特别是台湾刑法对自首采取必减主义，对成立自首的条件就不能不作一些限制。譬如对犯罪人在犯罪前即预谋在实施严重犯罪后投案自首，以求达到减轻惩罚的目的，在大陆的司法实践中认定为自首，但可不予从轻处罚③（虽然这仅是自首中极少数不予从轻的例外情况）。台湾学者谢瑞智博士则认为，“如于犯罪前预立自首之计划，以达变更法定刑之目的者，此目的既为犯罪计划之一部，其自首则欠缺自动报告之意义，在理论上应不生自首之效力。否则将使狡黠之徒，每有预谋杀人，而利用自首，冀免一死，使自首失去立法之原意”。④可见对自首范围的解释，必须从自首的本来意义及其功用上，从罪与罚的整体关系上加以理解和运用。

（二）现行犯能否适用自首的问题。

台湾学者高仰止教授提出现行犯（指犯罪在实施中或实施后即时发觉者）及准现行犯（指被追呼为犯罪人者，显有可疑为犯罪人者，参见台湾刑事诉讼法第88条）能否适用自首规定的问题。他说：“倘其自首在侦查机关或人员发觉犯罪以前而合于自首之要件，即不能以其为现行犯或准现行犯之故，而排斥自首之适用。”⑤当然，一概地否定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有自首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台湾有个自首案例：某地发生车祸致人死伤后，有路人向管区警察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警员赶到现场时尚不知肇事司机为何人，乃当场大声喊叫：“司机是谁？”该肇事司机立即回答：“是我”，并将驾驶执照交付警察处理，接受裁判。⑥可见在犯罪以后，虽然被害人与在场群众已发觉犯罪，但在有关公务人员发觉之前，仍存在自首的可能性。该肇事司机酿成车祸后，未伺机逃逸，而是听候处理，并主动投案，这是符合自首要件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有关公务人员发觉犯罪事实与犯罪人，只须知道发生了何种犯罪，主观上察觉某人为犯罪嫌疑人即可，不必客观上确认某人为犯罪人。也就是说，如果有关公务人员赶赴现场时已发现有被追呼为罪犯的人，或明显有犯罪嫌疑的人，此时罪犯即使抢先一步，申明是他干的，亦不宜成立自首。对此，台湾学者郑健才教授举例说：“警察遥见某甲开枪杀人，即快步赶上，此时某甲虽意欲自首，而向警察高呼“我已杀人”，仍非对于未发觉之罪为自首。⑦两大陆学者的回答则是明确的，对“被群众、公安人员、武装人员尾随、包围、堵截，走头无路，当场投案的”，“不是自动投案”。⑧这是因为在搜捕现场，犯罪人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举手投降，如可成立自首，将会增强罪犯的投机心理，钻法律空子，以达到减轻惩罚的目的，而无益于鼓励自新。

（三）自首制度的运用。

在刑事立法中如何善于运用自首制度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刑事政策上考虑，自首制度不仅一般地有利于侦查工作，使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有利于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人，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方面的立法例很多。如《解答》第1条

（二）中将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应当交代出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必须揭发同案犯的罪行”，作为自首应如实交代自己罪行的一项内容。又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8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台湾刑法分则第102条，第122条，第154条对有共同关系的犯罪亦有特别规定。试以行贿罪为例，该法第122条第3项规定，犯行贿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台湾《贪污治罪条例》第10条规定，犯行贿罪，“于犯罪后六个月内自首者，免除其刑；逾六个月者，减轻或免除其刑”。以上规定，实际上都是鼓励行贿人揭发检举贪赃枉法者。由于行贿与受贿犯罪在性质上往往具有相互依存的对立犯关系，学理上称之为“必要的共犯”，犯罪人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故一般情况下不易被发觉，即使发觉，提取证据亦相当困难。而上述对行贿者自首的特别宽宥的规定将使受贿者有所畏惧，而行贿者亦敢于检举受贿者，使贪赃枉法之徒受到应得的制裁。

注释：

①参看高仰止著：《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第500页。1986年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②参看刘清景、施茂林主编：《台湾新编法律问题研究（结论）全集》第131页。台湾大伟书局，1990年版

③马克昌：《论自首》，《法学评论》1983年第1期。

④谢瑞智博士著：《刑法总论精义》，第284页。

⑤高仰止著：《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第500页。

⑥刘清景、施茂林主编：《台湾新编法律问题研究（结论）全集》，第134页。

⑦郑健才著：《刑法总则》第341页。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

⑧林准主编：《中国刑法教程》第202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篇：成本核算制度之新旧比较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之新旧比较

成本核算是企业管理和财务决策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做好成本核算，着力提高利润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成本核算方式已经由传统的手工记账向信息化转变，为改进和加强企业产品成本核算，进一步提高产品成本信息质量，财政部会计司近期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国有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以及有关行业核算办法下，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对企业产品成本核算进行改革和发展，起草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征求意见稿）》。下面就该稿与旧制度的区别发表下自己的拙见。

一、新制度里引入了作业成本法这一新的产品计量方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产品生产制造环境发生了一定变化，直接生产成本比重与传统制造环境相比有所下降，同时制造费用剧增并呈多样化，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等已经难以可靠地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在前期调研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反映，制造费用（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加强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的瓶颈和难点，提出引入作业成本法，提高产品成本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随着企业IT技术的运用，企业新制造环境的逐渐形成，企业使用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来管理经营与生产，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设备、资源、人、技术的作用，是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的趋势。适时引入作业成本法，有助于引导企业将产品成本核算与产品成本信息分析和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产品成本会计信息质量，促进企业降本增效。考虑到我国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差距较大，以及目前作业成本法尚未得到普遍应用的情况，本稿有机整合零散分布在存货、固定资产、借款费用、无形资产、职工薪酬等具体准则中关于产品成本要素的内容，进一步细化成本核算方法，统一规范成本核算项目，减少成本核算的随意性，适当引入了作业成本法。

二、新制度里对“产品”进行了新的定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存货范围，对“产品”进行定位。即，产品是指企业在其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商品，在此基础上，对产品的外延进行了扩展，规定产品也包含企业提供的劳务。

三、新制度里进行了行业类别的界定

以往发布的若干行业会计制度和行业核算办法，行业的种类主要涉及：工业、农业、房地产开发、施工、旅游和饮食服务、邮电通信、交通运输、地质勘察、勘察设计、金融、保险等。

在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涉及有形产品制造加工的行业包括20余种，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运输、仓储、通讯等，生活性服务包括商贸、餐饮旅游等。

综合以上行业类别进行进一步归类，我们将有关行业划分为“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软件业”、“餐饮旅游业”和“其他行业”十类。其中，“工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企业；“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商业”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交通

运输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他行业”是指除工业、农业、商业、建筑、房地产、交通运输、通信、软件、餐饮和旅游等行业。

同时，本稿以“工业”为蓝本制定有关规定，立足于工业制造业，充分体现其他行业特点，使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成本构成更具可比性。如在产品成本开支范围、产品成本核算对象、产品成本核算项目、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方面制定了统驭性的成本核算原则，在此基础上以工业企业为蓝本，区分不同行业制定产品成本核算规定，满足企业集团化管理、多元化经营的成本管理需要。

企业通常情况下应当根据该规定进行产品成本核算；兼顾“农业”、“商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软件业”、“餐饮旅游业”和“其他行业”的特点，要求原则上比照工业进行产品成本核算外，还对其行业特有的有关产品成本核算内容进行了规定。

四、新制度还试图解决成本核算在会计信息化中的某些应用问题，使成本费用项目的设置和核算方法更加清晰明确。评价：

在我国企业产品生产制造环境发生了一定变化的情况下，直接生产成本比重与传统制造环境相比有所下降。同时，间接费用剧增并呈多样化，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等已经难以可靠地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因此，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加强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的瓶颈。引入作业成本法，可以采用多重分配标准分配间接费用，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同时，作业成本法能够很好地克服传统成本核算方法中间接费用责任划分不清的缺点，使以往一些不可控的间接费用变为可控，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决策、计划后控制作用，以促进作业管理和成本控制水平的提高。

新规定试图解决不同行业的成本核算问题，使之有章可循。此前，我国各行业的成本核算制度几乎是一个空白，部分行业的成本核算也比较混乱。在推行统一的企业会计准则后，国家又对有些行业特有的产品成本核算内容进行了专门规定，这将成为我国大中型企业（金融企业除外）进行成本核算和管理的基本制度依据。

国际上时有借产品成本问题对我国一些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的事件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制定本制度有利于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同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项核算制度的最终实施将解决一些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

第三篇：重庆辩护律师解析自首制度

重庆辩护律师解析自首制度

冉缤律师，重庆精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1997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在十数年的律师生涯中，代理诉讼及非讼作品七百余件，广泛涉猎婚姻家庭、行政诉讼、人身损害赔偿、民商事、建筑及房地产、刑事辩护等各门类法律事务后，逐渐形成并建立起在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刑事辩护及医疗纠纷领域的优势化、差异化的特色办案服务。其所代理的案件，多次被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上海《东方卫视》、《法制日报》、香港《文汇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并就房地产纠纷、劳资权益纠纷、婚姻法最新解释等方面，分别接受上海东方卫视、重庆电视台、重庆交通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专题采访。

一、自动投案的法律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的规定，构成自首须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罪行两个条件。对于“自动投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先后予以明确。《高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两高意见》则在前述规定的基础上，对自动投案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两高意见》的这一规定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自动投案的标准含义。

对比《高法解释》和《两高意见》的上述规定，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强调投案的主动性和亲自性，后者仅强调投案的主动性；前者投案的对象仅限于公、检、法机关，后者则既包括公、检、法机关，也包括纪检、监察等办案机关。本律师认为，认定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既不能机械看待投案的方式，也不能拘泥于投案的对象，关键是要准确把握投案的“主动性和自动性”这一核心要素。两高有关“视 为自动投案”的规定，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问题。

《高法解释》和《两高意见》先后列举了非典型的自动投案的8种情况，一并概括如下：(1)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2)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3)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5)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6)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7)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8)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由此可见，《高法解释》和《两高意见》在一定意义上放宽了自动投案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首的认定标准，有利于敦促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做出积极的选择，及时到案并主动交待罪行，也表明其愿意接受惩罚，体现悔改的态度；也有利于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人，及时破案，减少司法机关的资源投入，提高司法效率，符合刑法设立自首制度的意旨。

按照上述两高的相关规定，不论是典型的“自动投案”，还是非典型的“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均强调除了要出于本人的意志外，还必须有投案的主动行为。本律师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自动投案应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以后尚未到案前，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负责人承认自己实施了某种犯罪，并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或者有关 负责人控制之下的行为。

二、对司法实践中几种特殊情况是否构成自首的评析

上述8种情况在司法适用中少有争议，对于以下几种情况则颇多分

歧，笔者结合实际案例，逐一进行分析。

（一）犯罪后知道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抓捕的行为是否成立自 首？

案例1：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女友赵某在外出途中因琐事发生争执，李某情急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赵某胸腹部猛捅数刀，致其当场倒地而亡。此时，出租车司机何某途经此处，看见满身是血的李某和躺在地上的赵某，问李某：人是你杀的吗？李某未予回答。何某冲李说：你别走啊。说着，何某便拨打110报警。何某报警时，李某在场，且闻听何报警后未离开现场。随后，警察到来，李某主动承认赵 某是其所杀。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李某是否具备自首情节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肯定论者认为，李某明知何某报警而未离开现场，警察到来后即主动承认杀人犯罪，可以视为自动投案，应认定为自首。否定论者认为，李某既没有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投案，也没有委托出租车 司机代为投案，不构成自首。

本案中，李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因此，认定李某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关键在于李某是否具有自动投案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笔者认为，李某犯罪后知道何某报警而在现场等候抓捕的行为成立自首。理由有三：其一，何某只是口头对李某说不能动，并未对其采取任何带有强制性的措施，李某在当时可以逃跑的情况下，选择了停留原地、等待警方处理，说明其主观上是愿意投案的。其二，李某明知何某报警后警察很快就会到来，其并没有逃跑，而是坐等抓捕，此举充分表明李某愿意将自己交由警方处理。其三，警察到来后，李某不但没有抗拒抓捕，而且未等警察询问即交待了杀人事实。可见，李某明知在现场必定被抓获，仍然等候警方到来，其到案

具有自动性，在警察到来后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条件。

笔者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自首，既不能机械地看其是否直接、亲自到公安、司法机关投案，也不能生搬硬套司法解释，关键是在深刻理解刑法设立自首制度立法精神的同时，看行为人有无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意愿和行为。此处要指出的是，司法人员应避免司法解释的依赖性，将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情况一概排除在外是不可取的；须知司法解释的性质决定了它只是解决了法律适用的中 的部分问题，而不是全部。

（二）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逃跑后又投案的行为是否成立自首？

案例2：犯罪嫌疑人孟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期间，孟某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居住地，多次传讯均未到案。后查实孟某因惧怕判刑而远跑外地躲藏。一个月后，孟某因生活无着，又回到原 籍投案，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孟某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后又投案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也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孟某虽然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但最终归案不是公安机关抓获，而是主动到案的结果，应视为自动投案，可以成立自首。第二种观点认为，取保候审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之一，根据《高法解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孟某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不具备自动投案的前提条 件，不能构成自首。

笔者认为，依据《高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已被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不具备成立一般自首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孟某在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惩罚而逃匿，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禁止性规定；其以后的所谓“主动投案”，也只是履行了取保候审期间的法律义务。并且，刑法规定的自首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犯罪后、归案前；因此，在孟某已经归案的情况下，对于其所犯交通肇事罪而言，自首无从谈起。正是由于此，《高法解释》才将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定为“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时”。对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也明确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受到 讯问或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则丧失了自动投案的条件。

换个角度看，如果认定孟某有自首情节，特别是从量刑上再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既对那些遵守取保候审规定、没有实施脱管行为的犯罪人有失公平，甚至也可能导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故意逃匿而后投案以制造“自首”的现象发生，其结果势必导致执法的混

乱。

笔者认为，对犯罪嫌疑人不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是拘留、逮捕措施，只要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逃跑、躲避刑事追究的，即使又主动归案，其先前实施的犯罪行为也不能构成自首。对于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后始终未归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可以成立自首。因为这种逮捕只具有程序上的意义，逮捕措施尚未对犯罪嫌疑人实际执行，还不能说已经对其采取了强制措

施。

（三）在有关部门调查或者询问期间主动交待犯罪事实的是否成立自 首。

案例3：某海关缉私局获得情报线索，反映华昌贸易公司在进口家具过程中有走私嫌疑。经初步调查，该公司确有采取低报价格偷逃国家税款的事实。某日，办案人员到该公司讲明政策，要求公司总经理华某配合调查。华某在接受询问时，慑于法律威严，向调查人员交待了该公司在进口家具贸易中采取低报价格的手段、偷逃国家税款的 事实。本案遂告破。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华某在海关缉私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待走私犯罪事实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也产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华某在海关缉私部门对其所在公司涉嫌犯罪尚未立案的情况下，在调查期间即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可以视为自动投案，应以自首论。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缉私部门对华昌公司涉嫌犯罪问题尚未立案，但是已经掌握了其走私犯罪的线索，华某的交待具有被动性，不能成立自首。

笔者认为，认定华某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关键在于对《高法解释》和《两高意见》中相关规定的正确理解。按照《高法解释》中关于“自动投案”的界定，华某的行为似乎可以视作自首；但是《两高意见》对此则有明确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理解，《两高意见》之所以作出前述规定，还是重在考察行为人是主动归案，还是被动归案。如果办案机关掌握犯罪线索在先，并且有针对性地找行为人调查情况，不管行为人交待的动机如何，其归案的被动性都毋庸置疑。如果将这种“等找上门来才交待”的情形视为自首，则明显与 刑法设立自首制度的初衷相悖。

本案中，海关缉私部门事先已经掌握华昌公司涉嫌走私犯罪的线索，且华某是在办案机关调查询问时才交待的犯罪事实。因此，对华某不能认定为自首。但是其主动坦白犯罪事实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申言之，如果海关缉私部门之前未掌握华昌公司涉嫌走私犯罪的线索，那么华某在海关调查人员向其了解情况时主动交待了走私犯罪的事

实，则完全可以成立自首。

（四）经电话通知或者他人稍带口信而到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是否成 立自首 ？

案例4：犯罪嫌疑人迟某因琐事与邻居王某发生冲突，在相互撕扯过程中将王推倒在地，在场群众将王某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后经法医鉴定，王某右手食指骨折构成轻伤、脸部擦伤构成轻微伤）；群众报警后，警察到达现场后迟某趁乱逃离。后警察电话通知迟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迟某到派出所后，即如实交待了其与王某产生争执并将王推 倒在地的事实。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迟某是否构成自首也产生了认识分歧。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迟某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主动、直接投案，根据《高法解释》规定，是自动投案，而且迟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迟某故意伤害他人的事实已为公安机关掌握，且系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属被动归案，不能认定为自首。司法实践中，对于邻里纠纷等原因引发的故意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不少办案人员常常电话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或者通知其亲属、居住地有关负责人代为转达，要求犯罪嫌疑人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这些情况在实践中屡见不鲜。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电话通知或者由他人捎带口信的情况下，径直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能够主动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的，依法成立自首。这是因为：

第一，不论是电话通知，还是由他人捎带口信，均与传唤、拘传等措施有本质的不同。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受到公安机关强制或者约束的情况下，其本人可以自主决定“去”还是“不去”。因此，这种情 况的归案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属于典型的自动投案。

第二，按照《高法解释》的规定，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视为自动投案。参照这一规定，本案所述情形如果不认为是自首，与法与理不通，也不符合该解释的内 在精神。

第三，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严打整治斗争中，为了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司法机关曾多次发布通告，限令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时间内投案，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电话通知或捎带口信与司法机关发出的这种通告相比，具有相同的性质，认定此类情形属于自首符合实际。

需要强调的是，司法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接到司法机关的通知以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因为涉嫌犯罪而将受到司法机关处理，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误认为自己是到司法机关作证，有的犯罪嫌疑人心存侥幸认为司法机关没有发现自己的犯罪行为。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经过办案人员教育之后才交待犯罪事实，既没有投案的动机，也没有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意愿，均不能认定为自动投 案。

本律师认为，尽管实践中的案件纷繁复杂，但只要基于本人意志而主动归案，并自愿接受司法机关控制的，均可认为是自动投案，若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理应认定为自首。这样既符合刑法设立自首制度的价值取向，也有利于发挥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功效。

第四篇：行策---中美制度之比较

中美民主制度之比较

民主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全世界各个民主政权对民主有着共同的追求，但却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解释，并在进行着不同的探索。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民主方面有着不同的制度。

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保障了少数民族民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席任期，中国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人格尊严不受侵害等一系列制度、法律都赋予了人民民主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集体行使国家权力，集体决定问题，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监督。

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形成、发展和成熟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民主模式的内在结构不断协调并趋于均衡与和谐的过程。

美国建立了普选制、代议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并且宣布了一系列人民主权原则：“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能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正常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政府如果要破坏这些原则，人民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另建新政府。”等一系列民主条例。美国的民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以议会制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大体包括普选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等；一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的自由权利。

美国普选制的规定凡是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投票选举有资格被选举的总统和议员。分权制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政府和最高法院掌管。制衡制是指上述三个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应当互相制约、相互平衡，以体现孟德斯鸠“以权力制止权力”的思想，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独裁专制，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美国总统大选已渐渐演变为一场闹剧，公民表面上拥有选举权，实际上总统大选是一场金钱的竞赛，在各种选举制度的影响下使公民没得选，只能在“两个坏鸡蛋中选更不坏的那一个”，半数美国公民放弃选举权。

中国选举人大代表选区的划分和选民登记力求便于选民行使权利。美国选举法律规定必须在星期二投票选举，非常不便宜人民投票，很多选民都难以在工作和选举之间做出抉择。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按照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选民选举产生，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美国宪法规定，凡年满25周岁、成为美国公民已7年者，均可竞选国会众议员；凡年满30周岁、成为美国公民已9年者，均可竞选国会参议员。美国候选人可以被党派提名，如果获得有压倒性优势的党派提名，则差不多就赢得了竞选。中国民主强调民主，美国民主强调规则

中美民主有相同点，都注重学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加以改造利用，权利不再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们个人才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认可。

虽然现在中国民主没有做到最好，中国政治还没有摆脱人民民主专政，但我们相信中国是在认真做民主，政府在努力把更多的权利给人民，民主的希望在中国。

第五篇：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

之比较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林 美 学 号：2009822081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林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822081）

摘 要：制度伦理站在制度与伦理有机统一的维度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优势，期待制度和伦理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发挥最优的约束与指导功能。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在制度伦理上也呈现出极大不同。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反思中西制度伦理的利弊得失,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加强我国的各项制度伦理建设,更好地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学逐渐传入我国,“制度伦理”这一概念随之舶来。实际上我国制度伦理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生下来便处在伦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已完全制度化,而制度时时处处含有德性的意蕴。“制度伦理”虽是西方一个新兴名词,但“制度伦理”的思想在西方也历史悠久。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衍生出的制度各有千秋,制度伦理各有特色。

一、制度伦理的基本含义

制度是规范的集合，是对人的行为实施规范和约束的准则。它在设立时都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这就是制度伦理。制度伦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它是人们对一定制度所作的伦理判断。其二，它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即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其三，它是制度本身所蕴含的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想。

二、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一)从人性论取向上对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中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对人性是善是恶各执己见。中国自先秦儒家开始,“人性本善”一直是主流,而西方表现为对“人性本恶”的认同。这不仅表现为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也体现在西方哲学家“性恶论”的主张中。两种不同的人性论趋向，给中西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中国的性善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以儒家为主导地位的性善论学说，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建立—个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即以道德作为理想和预设的目标成为人生和社会存在的目的。人为道德而活，人为求善修善而修身养性，从此，道德渗透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成为道德的存在物。由此，教化、修养、立志等就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圣成王成为人生的理想和目标。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为集权主义提供了文化支撑。如朱熹就把“理”归结为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原则，经过演绎最终使道德的“天理”成为宇宙的真正本体。这样就把道德的“理”与具体对象区别开来，道德本体也就具有了超验、普遍的本质。由此，道德也成为压制人性、私欲的一种规范形式。“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体”，强调道德本体的超验性和普遍性，以及对个体的超越性和统治性。把道德视为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最高标准，人就只能是道德的工具或道德的体现物。由于道德的先验性，皇权作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成为道德的权威和道德完善的代表，因此，皇权以道德本位的形象出现，皇权就成为超越法制、超越法则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和僭越。同时，加强道德教化、思想禁锢也成为皇权统治的有效手段，制度与法治只是维护皇权的形式和工具，权力制衡与监督更无从谈起。可见，人性善的理论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伦常、忽视规则，重视教化、忽视制度，重视德性、忽视法制的主要思想基础。

2，西方的性恶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西方制度伦理中的人性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总倾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是保存生命和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体而言，利己的动机是首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利他动机是次要的，是在利己动机得到一定满足后的选择。二是人同时还具有理性，能意识到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他人的需要，认识到个体需要是在有限的资源和可选择的空间里实现的，离不开他人的互相妥协甚至协助，因此，人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来抑制自私的一面，约束彼此的行为。

正是这样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以法治来制约和制衡权力，克服了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弊端。正是建立在人性恶的权力制衡、法治至上的体制，使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渐适应了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人性恶为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奠定了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为防止制度腐败和权力滥用提供了理论预设。与此同时，基于人性恶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和法律制度，又成为有效地防止人性恶走向社会恶的手段。

(二)从社会建构原则出发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中国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伦理社会即是一个扩大的家庭。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对契约的重视。

1，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这种农耕形式依赖于依血缘建立起来的家庭、家族。这种生存状态必然会使中国社会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即伦理是处理一切关系,一切事物的 原则。伦理社会认为人的生命直接出自父母，因此“孝”的意识兴起，造成了家长权威。家长权威延伸至社会形成了君主集权的国家，封建家长的权威至上,使得儿女绝对顺从,一切皆由父母做主。君主权威的至上形成了专制主义。这使统治阶层的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不可避免走向专制、腐败。

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不需要契约和合同，靠的是依靠人情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人情信任靠德性来维系，缺乏外在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支撑。当走出血缘、地缘关系外，对陌生人便会极不信任，使得中国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也制约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进步。

在人情主义至上的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这叫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时以分居为便,故财不能终共。于是弟兄之间，或近支族间,便有分财之义。初次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中国社会以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中国法律中对于人们的物权与债权是极其忽略的。又由于人们不分彼此，只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区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也正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一人获罪,则会诛连九族。

“嫡长子继承制”是伦理社会中独有的继承制度，即按父系氏族血缘嫡庶之分而建立起来的继承制度，这种制度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会导致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地位而手足残杀。

平等、民主精神虽非主流，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感生疏。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仅止于理论上人民共享,在具体程序上，从未实施过。百姓也从未主动争取过自己在政治上作主的权利,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让老百姓对西方争权运动嗤之以鼻，认为这样会天下大乱。因此中国无民治之制度，无西方的投票表决，无代议制等。

在伦理社会中，国家价值形态表现为国家权力至上，强调整体利益的权威和至上性,忽视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个人要无条件服从整体，服从国家，走向大我淹没小我的歧途。古代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私权，因此也没有西方所谓集会制度，结社制度等。中国人被统治习惯了，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从未主动提出。更可笑的是中国人对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是淡漠得很，不懂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2，西方契约形式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契约简称合同或协议。从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是指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转让关系；从道德层面而言，是人们对协议的遵守。特别是制度层面的契约意识，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主流意识和精神理念。

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在自然状态下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保障人的生命、自由权利的,个人需要将一部 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国家则用政治、法律等形式来维护人们的安全，保护契约的订立者的基本权利。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意识萌芽甚早，且深入人心。人们皆为契约订立者，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皆是平等的。法律的制定是基于权利，注重的是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契约文化的影响，契约精神也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表现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安排，也不仅仅限于公民之间的协议的履行，而是体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

(三)中西方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诉求及其对制度伦理的影响

1，中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权力至上、社会整体为本位的一种观念形态。实际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与个人本位相对立的。在中国，国家主义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影响社会政治制度的取向。儒家文化以建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开创了国家主义传统。在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下，国家作为共同生活、民族利益的共同体，成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正是由于国家主义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强化，使人们忽视了国家主义在现代社会所衍生出的弊端和问题。一是重视国家，忽视个体。由于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至上性，容易使国家的权力拥有者脱离对权力的制约，而仅仅求助于道德的治理，不仅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也忽视了制度的建设。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为上，虽不必然导致对个人利益的侵害，但却有忽视个人利益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味地强调个人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然会导致对个人利益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侵害。二是重集权、轻分权。我国在建国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是国家主义传统的影响。高度集权虽然有高速、快捷等优势，但由于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和制衡，腐败问题就难以避免，甚至会损害社会公平。分权看似妥协、争论，但又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集中与腐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集权的弊端，但由于国家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实中真正制约权力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三是重人治、轻法治。只要修身就可以治天下。

国家主义强调德治，虽然在宗法社会具有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传统的德治方式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仍沿着国家主义模式来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现代社会呼唤法治、呼唤规则、倡导制度，因此，国家主义传统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经济的要求。

2，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人们往往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利己主义而加以拒斥，因此，个人主义原则一直被作为集体主义原则的对立面，而成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代名词。实际上，个人主义原则与把个人利益的得失视为衡量善恶、是非的唯一的标准的利己主义是不同的。个人主义含有利己的内容，但个人主义不等于就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基本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个人的中心地位，个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二是强调个人尊严，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三是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利益至上。个人主义原则作为西方 文化的主要价值原则，不仅渗透于道德生活领域，更是广泛地渗透于经济、政治、法律生活等各个领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个人主义原则是与私人产权制度相适应的道德理论，在经济领域就是要求保障个人财产，肯定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在政治关系中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反对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过多干预；在法律生活中，强调依法保护个人的权利；在道德生活中主张个人奋斗，自己的行为选择应由自己负责。

个人主义原则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准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被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其合理性不在于对个人一己利益的肯定，而是对每一个人利益的肯定与维护，这是个人主义与利已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时，为了保障个人主义原则的实现，西方社会通过经济、法律、政权、国家等手段来进行调节以避免个人主义滑人利己主义。从现实中来看，个人主义原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没有走向利己主义．主要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等保障个人权利，并防止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是道德学说，更是社会学说，它要求的核心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来保障个人的利益。然而，个人主义对国家、集体利益的蔑视，是西方社会的危机之所在，也是个人主义的危机之所在。

结 语

制度伦理作为调解人们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制度安排、制度运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不是从某一抽象理性原则演绎出来的，一定的制度伦理的产生及其演变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据和文化根源。不同国家的制度的制定渗透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制度也体现出已经渗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伦理道德的一脉相承。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苛求前人,视“三从四德”。“嫡长子继承制”等为糟粕,只能说它们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生活的时代;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标准去批判西方,视“个人主义”等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只能说它们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学会包容,学会审度,学会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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