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第一篇：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摘 要： 《弟子规》是清代一部有关教育学的著作，书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对我们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弟子规》让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反省，对我们如何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教育 现代教育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宋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编写，文章模仿《三字经》的格式，三字一句，浅显易懂，蕴含儒学哲理，是中国古代私塾中教育学生的重要启蒙用书。《弟子规》中体现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为开篇总纲，引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孔子的启蒙教育理论。《弟子规》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典型中国式教育，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应具备的道德基准。本文将从孝悌、仁义、学识这几个部分对《弟子规》中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为先，遵守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

《弟子规》以首孝悌，入则孝，出则悌开篇，对学子进行启蒙教育，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家庭的教子之方。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基准。而孝悌则排在首位，说明中国人崇尚孝道，用“百行孝为先”对一个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论语》有关孝的讲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儒学教育即所谓的培养君子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孝弟就是仁义之本。把孝视为施行“仁爱”的根本和“忠义”的前提。因此《弟子规》中对将成为读书人的入学儿童的首条规范就是尊敬父母，即“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而像二十四孝中汉文帝亲尝汤药、黄香扇枕温衾、虞舜孝感动天地等一个个具体感人的故事在这些看似教条却蕴含丰富做人道理的话语中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教育是仕途经济，因此学生的教育也是以培养科举进仕、扬名立万的政治人物为主。《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说明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孝可以治国，孝可以忠君，孝可以立身成名。《孝经》提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尚书》也提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人认为以孝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保证今后人生目标的正确确立和事业有成。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尽匹夫之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对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是由“礼”维系的一个民族，礼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作品是礼记。孝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中记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论语》中也写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惟其疾之忧”，所以《弟子规》中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更是详细具体地从各个礼仪规则角度对学生见到长辈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进行劝诫和规范。

二、信义与仁爱的思想

1.以诚信为本，崇尚信义。

儒学思想中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道德标准，《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中庸》里也提到“诚者，物之始终。不称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论语》中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为规范的培养以礼为行为准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受这种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古人对信义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俗话说：“黄金如粪土，信义值千金。”故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为信义杀身成仁者不计其数。

《弟子规》以“谨而信”对学子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弟子规》中以“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要求学生的行为必须合乎“礼”的道德规范，做到恭敬有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弟子规》对学生在诚实和讲信用方面的规定是“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刻薄语，污秽词，市井气，切戒之。未见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合乎圣人训导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君子行为。《论语》中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因此《弟子规》劝解学生说读书人不可闲言秽语，沾染市井俚俗之气。“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齐。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同时在为人处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不可相互攀比，应崇尚德学才艺，“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知错能改，勇于承认过错，“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弟子规》的教育理论中都做了详细描述。

2.仁爱思想。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儒家提倡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题思想。《弟子规》认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正是所谓的泛爱众的思想。而“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则表现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像“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则是表达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则是培养学生“亲仁”的人生观，亲君子，远小人，使自己成为仁人君子。儒家认为“仁”必须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克己复礼为仁。”说明以“仁义”为基础培养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学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长远目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体现。

三、在道德教育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论语》中提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唐朝韩愈在《师说》中对教师的定义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即老师首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接下来授业解惑，对中国学生首先进行礼仪伦理教育，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中列举“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很好地辩证学习与实践思考的关系，即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这些规则向学生介绍许多有用的、很好的学习方法，如“余力学文”，“勤学好问”，“读书三到”，“不可舍此慕彼”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教育学生学习方法的经典例子至今说来仍然朗朗上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奋发图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人认为读书是个人修养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因此古人将读书叫做读圣贤书，读书人万万不可读杂书、生邪念。《弟子规》中说道“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说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礼”与“学识”合而为一的思想。

《弟子规》中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使人在修身养性、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知识，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误区，因此《弟子规》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的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是值得中国人继续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

参考文献：

[1]孔子.《忠经孝经》.三秦出版社，2008年1月.[2]孔子.《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2月.[3]李毓秀.《弟子规》.三秦出版社，2008年月.[4]金良年，等编.《大学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末9月.

第二篇：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中国从古代建国以来，我们从历史上看，自汉朝统一中国之后，在教育制度上，就有了一个很精细很明确的概念，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哲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以说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尚未发觉文明之前，中国人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帮助人类自己安乐和平；深知教育是强国富民之本，与国家民族之前途密切相关；而小学教育是扎根，教育应从儿童着手，所谓童蒙养正。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朝。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教不倦，学不厌”的伟大精神光耀千秋。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教育是什么？在中国孔孟传统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与宇宙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超越时空，从《礼记》上领略中国古代的教育场面和读书之乐：童子七岁的时候，离开父母跟著老师，只有节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师学什么呢？学洒扫应对。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学校里面能够侍奉老师、侍奉学长，回家去自然就会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姊妹，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是背诵重要的经典。老师选出来教他读，督促他背诵，一遍一遍去背，一天要背几十遍、上百遍。诸位想想这目的何在？是不让学生胡思乱想。小孩不给他事情做，他会胡思乱想，用这种方法训练他的智慧。整个小学从七岁到十二岁，都不讲解义理，就是叫他背诵，背得滚瓜烂熟，他心里没有妄想，只记诵许多圣哲的智慧结晶。十三岁入太学，太学授课就是讲解研讨。太学里的老师教学，不一定是在讲堂里面，摆著书本坐在讲台上。那时候学生少，一个老师大概只带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小班，老师也都是专家，对于学问，他一生专攻某一经论，他专讲授这个科目，老师往往带着学生游山玩水，领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归来，他的课程也讲授完毕。为什么呢？课程典籍老师背得很熟，学生也背得很熟，讲课不需要带课本，讲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每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没有空格；不管哪个地方刻书，都是这个规矩。所以上课不带书，老师带着学生去玩，带着酒、带着菜，学生替老师拉车，服侍老师，教学是那么自在快乐。所有要修学的课程都在小学完成背诵，以后就不要再用书本了。现在诸如国学大师南怀谨，他到七十多岁写文章，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这都是他小时候背的。而现在读书的情形却太苦了！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高中，课业较为沉重。而所学的也仅仅是技艺和谋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学问第二、技艺和谋生之道是最末的。我们今天把教学的重点丧失掉了，所教的仅是技术，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丧失掉了，哀哉可悲！民国以来，学校废弃了中国两千多年所行的制度，一味采取西方的教学法。一味强调培养创造力、创新思维。试问一个小学生，乃至一个初中生，技艺、知识、经验都十分有限，你叫他去创新、创造，他没有一定的根基，他造什么？外国人对儿童很爱护，无微不至，小孩是随心所欲，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儿童时代享福。中年在社会上奋斗，苦苦挣扎。由于东西方人观念不同，老年的时候住在养老院很可怜，孤独寂寞，极少能与后代享受天伦之乐。所谓老年人的坟墓，中年人的战场，儿童的天堂。我们中国人则和他们相反，童年时代父母师长管教很严，规规矩矩，教给孝悌忠信，培植培福的根；中年时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晚年时代享清福、颐养天年。人生的境界逐步提升，止于至善，这是较为圆满的人生规律。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比拟的。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符号表达的意趣非常浓厚，这个 「孝」字可以说代表了整个的教育，从小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小孩子。这「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间没有代沟，不但父子是一体，父亲上面还有父亲，一直追到无始；儿子再往下还有儿子，人生代代无穷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西方没有这观念，西方人父子有代沟；所以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祭祖先？几千年前的祖先，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祭他？他永远无法理解。但是儒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要从那里做起？要从这基础上做起。离开这个基础，和平只是口号，绝对不能成为事实。儒家的教育致力于孝道的发扬光大。横的一面是兄弟、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是推展出五伦五常，「伦」是「伦理」。“夫妇“，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最小 的一个圈。「室」，指同住一个房间。室外面是家，家有“父子”，有“兄弟”。家外面 是社会，社会有“君臣，有“朋友”。从前「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用不上的，因为五伦就是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是一个整体，还喊什么团结呢？人与人之间，有名份，有义务，所以五伦就有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诚友信、君敬臣忠他有他本分的责任，他有他应尽的义务。“仁、义、礼、智、信” 这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现代，乃至未来，能够拯救和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惟有中国的孔孟教育……台湾学者、被誉为“中华经典推广读诵第一人”的王财贵先生说：最高级的教材是“四书”，第二级是“五经”，第三级是唐诗、宋词、古文……今天，我们借古鉴今的意义何在？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对于固有的文化应当继承恢复，取其精华。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应当再认识、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艺、经验经过几千年的浓缩沉淀，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国家、民族、社会强盛之本。在教育上，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让优秀的文化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篇：简单分析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拓展训练

简单分析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拓展训练

摘要：文献资料法研究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拓展训练的相关教育思想。将拓展训练与古代教育思想结合，丰富了拓展训炼的理论体系。拓展培训利用复杂的自然环境，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项目，让参训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达到“磨炼意志、完善人格、挑战自我、熔炼团队”的目的。如今，拓展培训又被称为是“自我突破人格培训”，是现代人和现代组织全新的学习方法和培训方式。

关键词：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拓展训练；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297-02

拓展训练从在中国出现发展到现在，其理论体系及相关研究已越来越完善。拓展训练中体现出来的体验式教育思想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这种教学方法更加关注学生作为人的发展，使学生在非传统课堂教学的环境中亲身的去学习和感受，得到提高。这样的教育思想早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就已有所体现。

一、拓展培训的概念

1.拓展培训的概念。拓展培训源于英文Outword-bound，原意为一艘小船驶离平静的港湾，义无反顾地投向未知的旅程，去迎接一次次的挑战。拓展培训是体验式培训方式，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分支，它与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培训方式有着很大区别。拓展培训利用复杂的自然环境，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项目，让参训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达到“磨炼意志、完善人格、挑战自我、熔炼团队”的目的论文下载。

2.拓展培训起源。拓展培训起源于二战。在二战中，英国大西洋商务船队屡遭德国人袭击，许多年轻海员葬身海底。通过观察，人们发现能够逃生回来的海员都意志坚强、求生欲望强烈且协作能力强。经过战争中的经历、思索，德国人库尔特·汉斯创立了“阿伯德威海上学校”，利用一些自然条件及人工设施，训练年轻海员的海上生存能力和船遇险后的求生技巧，使他们的身体和意志都得到锻炼。这是拓展培训的雏形。

二战结束后，这种训练方法和创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认为，这种训练方式可以延续下来并引用到其他领域。于是拓展训练的独特创意和训练方式被推广开来，训练对象由最初的海员扩大到学生、军人、企业职工、国家公务员等群体，训练目标也由体能训练发展到人格训练、心理训练、管理训练等。

中国香港于1970年成立了香港外展学校。1995年，户外体验式培训由北京的“人众人”拓展训练公司（现在的“人众人”教育集团）引入中国。“拓展训练”一词是最早将其引入国内的“人众人”培训机构对其的命名，也是“人众人”的注册商标。

二、拓展培训的应用范围及理论基础

随着拓展培训的不断发展完善，除了作为户外运动的分支，拓展培训还与许多别的学科交叉联系，例如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哲学等等。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学科在拓展培训中加以运用发挥，将拓展培训的运用范围大大扩大，从简单的军事生存训练发展到管理培训、教育培训、心理培训等等范围，参训人员也得到增多，涉及各行各业。

提及拓展培训的理论基础，首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体验”一般用来表示人们在获取经验和产生行为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认知顿悟、反省内化等心理活动。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将管理的理论，运用于拓展培训。关于管理学中的“沟通”、计划制订、领导、组织、控制等理论，都在项目中有所体现。

1.作用。拓展培训的作用，在于他与常规教学的不同的情景设置，给参训者带来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拓展培训自然、“险峻”的情景设置，满足了人们的冒险的需求，让参训者可以再安全的前提下去冒险去体验，以从中感悟到各种理论，发掘自身潜能。有学者说：“拓

展训练创造了一种非常态的情景，从这样的情景可发现自身平时意识不到的缺陷、盲点和潜力，使人强烈的体验到个人奋斗的成就感和集体作战的愉快感，这对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将起着正迁移的作用，使人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将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于振峰、王晨宇《关于将拓展训练融入体育教学的理论》）

2.优点、好处。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拓展培训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研究拓展培训，我们发现拓展培训极大的激发了参训者的个人潜能，使人身上最出色的部分得到升华。总结来说，拓展培训有如下好处：（1）有利于帮助参训者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2）有利于培养参训者挑战自我、不畏困难的能力。（3）有利于培养参训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4）有利于强化团结协作意识。

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拓展培训的体现

（一）儒家的教育思想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温故知新”、“身体力行”都是儒家一贯的教育主张。“温故知新”是说，温习旧的知识，能得到新的体会。也是说回忆过去，能更好的认识现在。“身体力行”是说亲身体验，努力实践。

在拓展培训中，培训师会不断地诱导参训者去身体力行地完成培训项目。在分享过程中，温故知新的方法也是时刻存在的。培训师不断地引导参训者回顾项目进行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用简单的、大家熟知的道理进行分析，使参训者得到新的体验和感受，从而得到提高。

1.孔子的教育思想。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说给他一条鱼，不如教授他打渔的方法。同样在教学中应当启发学生主动思考，主动钻研，使学生充分领悟知识。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认为老师应当循循善诱，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让学生自己获取知识。

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对于这句话，东汉郑玄的解释比较确切，他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何晏《论语集释》引郑玄注）这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主动来思考，只有在学生处于想懂却懂不了，想说却说不出的状态时给以诱发引导，这样教学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以这样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更好的学习。

这种老师对学生不断诱导，启发其学习的方法在拓展培训中有很大的运用。培训师在培训过程中对参训者不断启发诱导，让参训者在培训过程中领悟到要学习到的知识。

在教学方式上，孔子多采用对话方式，提倡内省。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对话中，孔子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予子夏，而是用比喻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观点，令子夏自己去体会。《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另一段对话：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并不先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在弟子们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后，不对弟子观点进行评说，只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弟子自己去思考。

这样的教学方法在拓展培训的分享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拓展师在完成项目过程后对参训者进行分享的过程，让每位参训者都发表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再点明培训项目中的知识点，让参训者得到最深刻的知识体验，以达到最好的培训目标。

2.孟子的教育思想。孟子曾说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下》）这句话是说，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知识，会掌握的比较牢固，掌握的牢固，就会积蓄的很深，积蓄的深，就会取之不尽，左右逢源。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主张学习的深化，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要独立的思考。

在拓展培训中，处处体现着要参训者自己学习知识，在项目过程中自己体会到团结协作、勇于面对等素质，通过这种深刻的体会将这些素质转化成参训者的自身素质。

（二）墨家的教育思想

1.墨子的教育思想。《经上》曾经指出：“知、闻、说、亲。”《经说上》有解释说：“知：传授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这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一是亲知，就是亲身经历得到的知识；二是闻知，就是传授得来的知识；三是说知，就是推论得来的知识。在这三种知识来源之中，“行是知之始”。亲知是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与说知在亲知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亲身经历以得到知识，是拓展培训的精华所在。参训者亲身参与到各种培训项目中来，在各种环境和各种条件下不断地经历、体验，以得到关于事物的亲身感受和见解，从中感悟到培训项目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学习和提高自身素质。

2.庄子的教育思想。庄子的思想中表现出了三种认知方法和途径：感知、思辨和体悟。从教育方面来考虑，这说明学生学习知识是逐步发展的。在这一认识途径中，有很重视学生的认知过程，重视个人思考。

庄子的思想中有效法自然的自然美育观。他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者，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

庄子的这句话，这种效法自然的方法从教育方面来理解可以说学习不是单一的读书，环境对学习的影响很大。这种方法引导学生走出书房，在实践中学习，并且对于他们对自然的观察、独立思考，努力从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

在拓展培训中，正是运用这种效法自然的方法让参训者走出教室、走出办公室，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各种培训项目，使得参训者在自然环境中感悟到知识和哲理。

四、结束语

拓展训练尊重生命、关怀生命、拓展生命、提升生命，蕴涵着极高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拓展训练不光注重学生能学习到的知识内容，更注重学生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很多拓展训练思想、方式的体现。将古代教育思想中观点和拓展训练结合，丰富了拓展训练的理论体系，可以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拓展训练教学方式。

参考文献：

[1]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M].北京:北京师范出版社，1985.[2]钱永健.拓展训练[M].北京:出版社，2006.[3]于振峰，王晨宇.关于将拓展训练融入体育教学的理论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3).[4]张传燧.解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5.[5]陈建翔.拓展训练拓展自我[J].父母必读，1996，(9).[6]童传东.拓展训练与体育教学的融合[J].中国学校体育，2006，(9).

第四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

第五篇：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建设史作业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虽然这两种思想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中心仍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加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