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及其特点

第一篇：隋唐两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及其特点

1.隋唐两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及其特点。2.隋唐时期的山水画发展变化。

1.答：《略论唐朝书法艺术繁荣昌盛的原因》一文，对唐朝书法艺术繁荣昌盛的原因，依据有关历史资料作了多方面的评述。其主要的是：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到顶峰；二，书法教育定为制度并作为政府铨选官员“四才”标准之一；三，帝王后妃爱好书法和在书法上取得成就者大有人在；四，文臣武将中有不少人在书法艺术上造诣很高；五，许多作家、诗人、妇女和僧道都是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六，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又推动了书法理论的大发展。

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发展到唐朝达到第二个极盛时代，出现了历史上许许多多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并开创了有唐一代新风。有记载有姓名的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就达一百八十多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记载能书之人有二百四十五人之多，而大量民间无名书法家尚不在其列。这两个数字虽不完全一致，但却说明了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昌盛。

为什么唐朝在书法艺术上比历史上第一极盛的晋朝更发展、更繁荣、更昌盛呢？我觉得有下列原因是比较明显的。本文只根据有关历史评述，简要介绍其情况。

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到顶峰。

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统一宇内，建都长安，至公元907年被灭亡止。共传二十二主，二百九十年。唐朝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宋元明清。书法艺术发展到同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达到顶峰状态。

隋末农民战争严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从公元627年到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贞观之治”，迅速恢复了封建秩序，并使唐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大多数农民都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水利事业也大大发展，农村经济又走向繁荣。手工业作坊的设立，造船、织锦、煮盐、银冶和铜器制造的发展，驿传、驿马制度给商人以交通上的便利，许多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平定西突厥的侵扰，加强了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带去大批大匠、生产技术书籍、蔬菜种子、手工艺品及杂技百工、黾兹乐等，使藏汉两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到在中亚和西亚，使阿拉伯等国商人到长安，使长安成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外国船舶也到达中国沿海城市，使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朝鲜和日本，中国的造纸传到中亚，以后数世纪中，由阿拉伯人传入欧州，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总之，唐朝这时“武功文治”，政治开明，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的顶点。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正是由于唐朝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越了前代的水平。现加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的提倡、重视，使中国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推向新的水平。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继晋朝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第一个发展高峰之后，唐朝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又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大约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由唐朝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树立了“二王”的书法正统地位，著名大书法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王知敬、孙过庭等人。后期由开元之后到唐朝灭亡。唐玄宗善“八分”喜丰肥，书风逐变，出现了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徐浩、柳公权、李阳冰、张旭、怀素等人。

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极力卑唐的评论是欠当的。而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说：“唐代书法之盛，不减于晋。”“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

特点：隋唐两代书法较之魏晋南北朝书来讲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隋代因时间太短，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时代书风，就已经被唐所取代。隋代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逐渐脱去南北朝粗犷野逸的风格，线条归于瘦挺；笔迹日趋工整端丽；刻工一般也讲究，并追求笔意。唐初的书风实际上是隋代书法的遗风，从这个意义上说，隋代书法的规范化，为唐代书法中兴作了准备，为唐代书法的繁荣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唐代书法上承隋代，将楷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字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严谨端丽，典雅大方；不像南北朝 斜奇纵，旷逸多姿，唐代楷书的诞生，在书坛上取代了魏碑，树立起了楷书的正宗。

2.答：

第二篇：唐诗兴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

结合唐朝历史背景，阐明唐诗兴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

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可称之为天朝大国的时代，大唐王朝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如此繁荣的经济给艺术这一类的东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人民还吃不饱肚子, 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状态下, 恐怕不是大发诗情的好时机。而唐代国富民强, 前有太宗贞观, 后有玄宗开元。杜诗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社会几乎达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在这样国泰民安的时代, 诗歌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 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经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

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 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 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 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其次, 唐朝极重诗才, 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虽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 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 12 句, 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 犹甚往朝。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 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对此十分重视.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 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 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 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 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 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其一, 唐朝上至宫廷秘闻, 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 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 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丰富的文化背景, 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 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 清代编撰的《全唐诗》,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 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 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 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 但并无任何需要仰视的高峰。能白纸为画, 从心所欲, 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 遮阴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离隙, 时有心生戚戚之感。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 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 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无论从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哪一方面来说, 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 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 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 艳压群芳。

杜甫为唐代一大诗人，其诗歌的艺术特点可概括为： ⑴叙事技巧高度成熟，艺术概括、形象典型。

乾元二年春，九节度兵围邺城。史书没有记载，正是杜甫三吏三别填补空白。他以实录的笔法，一方面揭露当权者的残暴，另一方面，在写战争带给百姓苦难的同时，歌颂人民隐忍痛苦服兵役的爱国精神。写法主要是从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具有概括性、形象性。例如：《新安吏》、《新婚別》、仇兆鼇《杜诗详注》： “君妻”“君床”，聚之暂也； “君行”“君往”，別之速也； “隨君”，情之切也； “对君”，意之伤也； “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三泪，荡气回肠。⑵描写细腻，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

杜诗叙事方法在中国诗史上的转变，也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困居长安作 《哀江头》、《月夜》

浦起龙：“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 757年鄜州探家写《羌村三首》

宋陈师道“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宋晏几道“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⑶沉郁顿挫的风格：（《进雕赋表》）

沉郁，指感情的深沉、深厚、浓郁、忧愤，是沉郁顿挫风格的基调，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苍凉悲壮。

从字面上看，顿挫指语意的停顿、间歇、转折，往往呈现在起承转合处。从风格上领悟，顿挫是感情表达的跌宕反复、千回百折，表现为节奏的徐疾相间，音调的抑扬抗坠，韵律的曲折有力。总之是为寄托沉郁之情提供一个适合的时空结构。

二者并列，水乳交融地结合为一体。

五古《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中只写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玄宗在骊山的欢娯聚敛以及危在旦夕的情况，显示出社会**的端倪。全篇押入声韵，四句一转，层次分明。

①抒写政治饱负以及壮志难酬的感慨，叙述自己一贯忧国忧民，往昔的情怀。②写途中闻见感想，述当前的感怀。

③叙述到家后的所见及感慨，写来日的忧怀。

《唐宋诗醇》“此与《北征》为集中巨篇，摅郁结，写胸臆，苍苍莽莽，一气流转。其大段中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曲折也。” 至德二年三月在沦陷的长安作《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 ⑷萧散自然的风格。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 杜诗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

当他生活稍为安定，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特点是心境闲适、情趣简淡、境界明秀。

第三篇：元杂剧兴盛的三大原因

元杂剧兴盛的三大原因

1、艺术原因：各种戏曲艺术的积累和发展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为戏曲准备了故事内容，并且提供了为人民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说唱诸宫调的乐曲组织和曲白结合形式直接影响了戏曲的体制；各种队舞使戏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加美化；傀儡戏、影戏也给吸取的舞蹈动作和脸谱以影响。它们的发展使戏曲表演艺术渐趋成熟，同时也为产生优秀的文学剧本准备了条件。

发源于江苏昆山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剧种，像晋剧、蒲剧、上党戏、湘剧、川剧、赣剧、桂剧、邕剧、越剧和广东粤剧、闽剧、婺剧、滇剧等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1]，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

《牡丹亭·惊梦》剧照

“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

昆曲早在元末明初之际（14世纪中叶）即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

明朝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 “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中国汉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昆曲的伴奏乐器，以曲笛为主，辅以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打击乐俱备）。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风格，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在语言上，该剧种原先分南曲和北曲。南昆以苏州白话为主，北昆以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

第四篇：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泱泱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盛唐时期描写边塞生活，雄浑奔放、慷慨悲壮的边塞诗与描写山水田园，清新自然、明朗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争奇斗妍，并立诗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令后人追慕。这两个诗歌流派并非是当时诗人自觉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据它们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而给以划分并命名的。其中的“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在这两个概念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它的具体内涵的争议，即它的时空、题材、风格都要怎样限定，这关系到对边塞诗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要更好地认识边塞诗，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边塞诗”的内涵限定问题，对“边塞诗”内涵历来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具体分析。

一、边塞诗含义

我们如果对前人关于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边塞诗的内涵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地域意义的边塞诗、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其中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又可分为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

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即把所有边塞题材的、直接或间接涉及边塞的诗歌都称为边塞诗。不管是反映战争、民族交往，还是描写塞上民情风物，亦或是抒发报国壮志、怀古幽思，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统统可列入边塞诗之列。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边塞诗概念。

地域意义的边塞诗，这是从诗歌描写地域的角度来规定边塞诗的内涵的，认为所写内容应象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1]，这样就把边塞诗规定在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显得凝固而僵化。“边塞”是一个活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它不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时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应具体化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义的边塞诗是在注意到了它们拥有共同的题材之外，注重把边塞诗作为一个独特的事物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定义又可分为两种，即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而历来对边塞诗内涵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两者而展开的。

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内涵规定在有唐一代，认为边塞诗这个概念应具有一种史的规定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限定，“乃是指产生于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晚末的反映边塞的作品。”[2]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只以盛唐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汉魏，下流宋元。”[3]这种传统观点看到了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仍显不够完善。

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发展脉络。认为它可上溯《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模拟，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流响。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共同题材的简单聚合。今人多持这一观点。

在综合考察以上几种边塞诗内涵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概念对边塞诗的研究最为有益，它可以指导人们对历代边塞诗歌进行综合梳理分析，从而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边塞诗的发展，认识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必然性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边塞诗的这种含义来考察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

二、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歌，表现边塞生活和边塞战争内容的，在《诗经》时代就已有了，但是却直到唐代才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时代开始，直到隋代，现存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即已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到了盛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及高质量的诗作涌现，形成了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那么为什么边塞诗直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自身因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是对以前的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1）题材风格上的继承发展

边塞诗可上溯《诗经》，在《诗经》中，边塞题材就已出现并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广泛地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有反映边塞战争的，如《小雅•出车》；有描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如《卫风•伯兮》；有抒发同仇敌忾、保国戍边壮志的，如《秦风•无衣》；也有抒发人们的反战呼声的，如《唐风•鸨羽》。这些主题不断被后世继承，成为后来边塞诗的基本主题。

到屈原的《九歌•国殇》里，那种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感情气势对后世边塞诗悲壮美学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是一个空前繁荣、武功卓著的时期，特别是对西北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开拓经营，产生了许多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十五从军征》、《战城南》还保有歌辞，而另外一些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来都只剩下了题目而丢失了歌辞，成为后世边塞诗中常用的题目。

建安时崇尚梗概多气、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诗人们用乐府旧题抒发现实感怀，歌唱建功立业的抱负，对唐代边塞诗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边塞风物的描写，从而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曹操本人就创作了大量写边塞风物的诗。

两晋时期边塞诗创作渐见消沉，只是学步建安。但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开始注重格律修饰、语言雕琢，多用对偶，离乐府民歌精神渐远。

南朝宋齐上承两晋，豪迈壮志的边塞之作仍显寂寞，只刘宋诗人鲍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乐府，风格俊逸，对后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产生过影响。梁陈时边塞之作却又骤然复兴，受当时宫体诗影响，这时的诗多关注征夫思妇的细腻心理，边塞乐府与宫体乐府合流，促成了这个时代哀怨纤巧的风格特色。

北朝乐府民歌则更多淳朴自然，或表现北方边塞风物或表现战争军旅，出现了《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边塞诗作已显刚健豪迈，显露出诗风转变的讯息。

至初唐边塞诗时已表现出主题的继承性和表现的程式化，丰富的题材和主题的积累以及初唐诗人在对宫体诗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审美风格为唐边塞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近体诗即格律诗与歌行体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初唐定型，为唐边塞诗提供了适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拓展的空间。

格律体是一种章句有“格”，声韵有“律”的诗体，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辞上讲究对仗，声韵上讲究平仄用韵，它萌芽于汉魏晋古诗，初创于齐梁“永明体”。自六朝开始沈约、庾信等大批诗人就开始自觉地探索诗歌的声韵格律等内部艺术规律，入唐之后，上官仪的声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创作实践都为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总结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这种已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清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诗的形成过程，七律和长律的产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而绝句在五言古体逐渐格律化的同时也逐渐由五、七言四行小诗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这也就是说初唐诗坛上的格律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和绝句，格律诗的其他形式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而且初唐诗人的格律诗创作还处于摸索定型阶段，其创作水平也未尽如人意，格律诗的表现能力还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格律诗讲求对仗，适宜于表现气势和创造包孕万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体形式与边塞内容的结合就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涌现出大批格律体边塞诗。如王昌龄就把七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

古体诗在唐代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产生了七言歌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可视为初创期的试作，在谋篇布局、开合转换，以及声韵节奏方面均为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堪称初唐七古双璧，标志着六朝后期以来酝酿发展的歌行体至此已完全成熟，从而为盛唐歌行体的盛行开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归入七古之内，其实它是唐代出现的一个七古新品类。它的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却又既可整齐划一，也可兼用杂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长可短，伸缩铺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饬合律，亦可自由挥洒，气势纵横自如，适宜于表现自由奔放、傲岸不羁的激情。盛唐边塞诗人那建功边塞的昂扬激情及奇特的边塞风物对诗人的情感冲击都适合用这种歌行体来尽情挥洒。盛唐边塞诗中除七绝外，大多是歌行体，如高适的《燕歌行》，而岑参著作尤以七言歌行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体。七言歌行体是初唐诗人借用近体格律并揉入铺张扬厉的赋体文学的特点对六朝七古进行改造的结果，体制宏阔、音韵谐美而又气脉流动，正与大唐汪洋恣肆的时代风貌相适应。这种诗歌形式历经初唐的草创，在盛唐时期尤其是边塞诗中达到全盛。特定的社会条件

边塞诗在唐代的兴盛也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与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首先边塞诗的兴盛与唐王朝边境战争的状况紧密相联，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高祖时甚至一度陷入对东突厥称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开始，国力开始增强，对突厥、奚、吐蕃、吐谷浑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胜利，此后，高宗、武后时期边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视武功，迅速夺回对三边的优势。总体看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唐对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由于国势的逐渐强盛，四方依附，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回俊才在其《边塞诗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中认为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民族交流的加强对边塞诗的巨大意义。这种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又战争频繁的现实就是边塞诗形成的社会基础。

其次，唐代的知识分子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产生了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大多热衷功名。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尚武的时代精神。同时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举制之外，还有军功制，诗人在应科举之外，还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这都刺激了诗人出塞，而诗人们边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直接促进了边塞诗的兴盛。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被选择而极度兴盛起来，最能显出唐代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而作为唐诗坛的一朵奇葩的边塞诗又最能显出盛唐气象。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唐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对我们深入认识并正确评价边塞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3 [2]张天健．唐诗答客难．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10 [3]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2 [4]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3 [5]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8

第五篇：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自晋朝以来，各时期政府都有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无论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也罢。他们都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兴盛。以至于佛教成为一种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崇佛礼佛现象更是在梁武帝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认为，自己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异。佛教也为外来宗教，与中原文化相异，所以，他们自应崇拜。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可见，少数民族君主对佛教的认可。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华兴盛繁荣。

四是佛经的译著和佛学人才的推动。在这一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或由外国人翻译，或由中国人翻译，这是大量佛经流传于社会，佛教思想教义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佛学重要著作。在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非凡才华的佛学天才，像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对于佛学义理、教义、思想的研究，对于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对时人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新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关注佛教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让我们对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有更宽泛的认识。研究古代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 对于认识现代宗教的流传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

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社会原因》 张岂之《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