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共5则范文）

第一篇：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共）

不一样的改革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王 威 中交天航滨海环保浚航工程有限公司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更像是一本历史书，一旦翻开，你会不由自主投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跟随着历史的脉络，一起喜怒哀乐，无法自拔：分分合合之间，改革者的睿智会让你深深折服；统治者的贪婪和残暴会使你感到愤怒；民众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和集权压迫之下的无耐会使你心生怜悯；明清开始的闭关锁国让你感受到痛惜；列强炮火轰开国门那一刻你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革命先烈们为民族独立作出的惨痛牺牲会使你肃然起敬；建国初期走过的弯路会让你感受到迷茫；当然，改革开放后的全新探索将你拉回现实，重拾信心…

关于历史

有人说，“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全面深化改革的文明史。”,追寻历史，会使你更加看清历史的脉络，照亮前行的路。

“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十次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大多围绕着经济展开的，改革的动力往往来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四大利益阶层的利益的分配和博弈。为了缓解矛盾、加强集权，统治阶层尝试着各种改革，改革得当时，使得政权在短时间内得以加固，民众也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改革失利时，民众便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政权也因此被颠覆。如此循环，便陷入了一个分分合合的怪圈。

“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决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封建社会有着明显的阶层界限，“君”、“臣”、“民”等级分明，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统治阶层会想法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温和的时候采用的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的方式，厉害时便成了赤裸裸的“愚民”,使百姓不敢怒、不敢言。朝代在变，经济形态也有先秦时期的贵族经济，演变为以贵族为主的贵族经济，最终定型为士绅经济，但是这些经济形态的本质始终是官商经济，也就是说广大的民众一直处于被动的、严重受剥削的现状。

关于现在“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再次陷入“合合分分”怪圈的担忧，国外甚至出现了“中国崩溃论”的声音。

我想这种疑虑和担心是不恰当的，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虽未有大的改变，但是执政的理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宗旨实际上是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它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集中在了广大民众身上。但是这种改革需要突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固有利益既得者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和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们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在此期间，“旧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逐渐消失，丧失作用，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建立，从而形成了‘价值真空’、‘规范丧失’等无序现象。”这也使得我们价值观念、文化出现了一些冲突，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食品安全、空气污染、诚信危机等等。制度上监管的缺失，出现了许多官员贪污受贿的案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我们确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很快开始整治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面貌。改革的举措和力度让人振奋，共产党员从自身做起、从中央做起，全国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刻查找存在的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活动，就是要重新立规矩、树立文明和谐的新风向。“要将权利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开展了全面的反腐败斗争，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许多重要国家行政人员的落马让我们看到了利益集团的根深蒂固和危害性，“石油帮”、“秘书帮”包括军队里查处的腐败案件显得触目惊心，但同时也看到了改革的决心，坚定了对国家改革举措的信心。

其他的一些改革举措对经济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土地改革、政府权利的下放、商业改革包括取消一些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了许多职业资格证书无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激活了社会的活力。

关于未来

“中国梦”让我们对于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预示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的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和总方向。我们要“文化自信”,就是要我们总结和传承传统文化，凝练历史精髓，主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洲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亮相国际舞台，体现了大国的自信和担当。

我们已经勾勒出宏伟的蓝图，但是改革前进的道路必定有许多“新常态”,我们会有新的机遇，也会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我们必须以“三严三实”为指导，用“严”和“实”的态度和行动推进改革事业。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值得我久久回味，它让我更加深刻认识了国家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意图。目前的改革举措深得人心，根本原因还是站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上，正如总书记说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期待着更稳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美好的生活是人民最根本的诉求。改革的理论和举措使得“中国梦”逐渐清晰可见，相信：每个人也会在自己心里种下属于自己的梦想。

第二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吴晓波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我今年的枕边书。我是在读完作者所著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后买的这本书。书中的所引用论据性材料虽绝大部分来自都是上面几本书，但本书旨趣颇有不同。

读了该书，我最大的感受一是坚定了是制度而不是行为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效率的判断。

该书的导论中提出了研究中国的两个研究工具。这两个研究工具其中之一是作者认为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改革其实就是制度变迁，是利益—无论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改革的方向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二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制度对应于企业治理来说略约相当于总部对分公司（区域公司）的授权及分工、公司的价值观及企业文化、人才选拔及任用制度、产权及经营权制度。

该书从第一讲到第十二讲边叙边议，评述了从先秦到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的内在原因、路径和得失。跨越2700多年的经济改革历史也从侧面证实诺斯关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简而言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接近拍累托最优。任何一个组织中与效率相悖的现象出现，终极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而不是个人或者小团队的行为。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制度决定的。一个组织中个人或者小团队行为的错位与混乱，本身反映了制度的缺陷。

第二个感悟是经济强大不足以强国，振兴经济的同时必须同时强军。该书的第一讲说的是管仲变法。公元前八世纪，西周中央政权已形同虚设，各诸侯国纷纷崛起，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期。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开始变法，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发展齐国经济。管仲的经济经济改革措施及思想概括言之为五点：

1、“四民分业，士农工商”，通过专业分工，提高社会生产力。

2、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微观层面：对内刺激商品经济发展，对外降低关税。齐国是诸国中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宏观层面：从财政、税收和价格着手加强政府管控。

3、资源国有，承包经营。政府严格控制盐铁等资源所有权，经营权交给商人，征收30%的增值税。

4、鼓励消费。管仲鼓励消费甚至奢侈消费以拉动生产和经济发展。他在歉收年成雇佣赤贫者进行宫殿修建以促进就业，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采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和救贫济困的政治家。

5、以商止战。管仲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供求关系，控制领国的粮食等关键资源，消弱邻国实力达到和平目的。他通过贸易战以和平的手段、非常低的代价制服了鲁国、梁国、莒国和莱国。

总而言之，他的经济理念是既尊重市场、同时毫不手软地进行国家干预，可谓先秦时期的凯恩斯主义。

管仲通过经济改革，使齐国国力强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齐国的不扩军、不兼并的以商止战的非军事主义思想使得齐国的第一强国的地位在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后很快被楚、秦等军事强国替代。公元前221年，在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战略攻势下，初为春秋五霸之首、继为战国七雄之冠，立国长达845年的齐国灭亡了。

企业精神是一个企业大多数员工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信念、宗旨、价值观、道德和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的总和。企业精神之于企业犹于军队之于国家。一个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精神，一时之间无论经济发展再好，也不可持久。

第三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班级：05811101 姓名：李建国 学号：1120111449

在这本书中，作者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变法开始分析，一直分析到现今的改革开放。通过对中国历届政府的经济改革分析，他得到了一些结论。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早已实现轮回，无论哪次改革，实际上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所以，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多年来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另外，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了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通过阅读本书，对以下几个问题也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

1.经济制度的改革

由习主席领导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在上任时就明确提出要对我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提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很可能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对于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对于“统一文化”为边界，当经济自由发展时，往往会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这样，有了导向，有了边界，我们就可以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改革

或许是受分税制的影响，中央财政以及全国一百多家央企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收入。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地方财政进一步吃紧（这或许对我国只增不降的房价做出了一定贡献）。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激烈。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财政的良性收入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改革的首要任务。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有可能做大“蛋糕”。

3.国有经济专营的问题

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他们的观点或许有一些道理，因为若将国有经济私营化，可以使全民都参与到国有经济占有的顶层经济

邻域中，削弱国有经济在一些传统行业的垄断地位，使全民都获得很大的利益。但若将其全部私营化，这必将”弱中央，强地方”，其或许会突破”统一文化“的边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另外，对于国有经济的存在问题，早在汉朝就有一次盐铁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中，国有专营的支持者桑弘羊提出的”桑弘羊之问”至今都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解决办法。他当时提出的”桑弘羊之问”是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因此，国有经济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受到的利益最大化。若想让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其职能，使其利益最大化，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或许是最有效的手段。若要让市场在国企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或许在国企中让政、党、企分开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其次就是国营企业的利益在分配问题，可以将国营企业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中央与地方的重新分配，也可以将其一部分注入社保基金池，这样可以使的更多的国民从国营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4.新兴势力------互联网

对于互联网这个新兴的势力来讲，虽然它起源于美国，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远大于美国。由于其发展迅速且国有经济在这个领域几乎毫无作为，且在这个领域尚未形成垄断，所以它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均可由参与者进行瓜分。所以在这个新兴势力上获得的利益或许远大于被国有经济垄断某些传统行业。

在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与放权下，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或许会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首先，若国企实行政、党、企分离，使国企充分的进入市场当中，国企森严的等级制度或许就会有所减缓而实际的效益或许会是实际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其次，若一些垄断性企业放开，让私营等其他经济体制进入，这会使更多的人从经济的顶层获益，同时也会使垄断性国企的效率提升。再者，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进行重新的切分，使得地方的财政合理的进行分配，从而使其不严重的依赖土地。或许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最后就是互联网，在这个新兴势力面前，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有很多，在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国有经济的专营，只要能适应市场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

第四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浅析

近日读了吴晓波所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下称《历》）一书，在钦佩作者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变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总结的同时，也为作者并未将所著内容与基本经济学原理做关联而感到遗憾。本文即是希望建立这种关联的一种尝试。

一。存在'西方的'牛顿力学 和 '东方的'牛顿力学之分吗？

在自然科学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由牛顿（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各种科学定律 和 技术会在东方国家'不适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国家运用各种（最早）产生自西方的技术顺利地取得了各种成就和进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然会有很多人会觉得由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当然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由于其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的差异，造成起源于西方国家某些法律、习俗、制度 等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国家，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东、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从更为根本和宏观的'原理'层面上看，东、西方国家人文和>社会学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正如无论东、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异有多大，但是从基本的生理结构和特性上看，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虽然经济学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样摆脱不了基本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这就是我读完《历》后最深刻的感受。

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讲什么？

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有一本名著《国富论》，这本书介绍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有其它相关内容）：1.分工；2.看不见的手。这两个原理如同两根支柱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学这座大厦。但是随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日益繁复，人们似乎越来越陷入对于经济学细枝末节的研究，反倒忽视了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如同人们在同时容易赞叹一棵果树的茂密和 果实的丰盛，反倒忘记了整棵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树根和树干的支撑。在我看来'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干。

《国富论》（英文名：the wealth of nations）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时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讨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究竟产生自哪里？ 亚当·斯密 认为了，'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都是促进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分工'能否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难理解。因为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复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看不见的手'能促进经济繁荣，应该作何理解呢？

其实 '看不见的手'是一条更为根本的促进财富增长 和 经济繁荣的原理。它的主旨说来非常简单：保障经济活动参与者自由、自发、自愿地去参与经济活动，而不要对其进行 '不必要的'外在干预——是保证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

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都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看不见的手':屠户、面包师和 酿酒师 努力为我们制作出美味的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管理机构'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自愿、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禀赋、才能和 愿望参与到各自的行业和经济活动当中。

亚当·斯密和其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促使一个经济体繁荣 同时在整体上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保证经济体内的个体享有'自愿'、'自发'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并且不受外在与其'自主意志'相违背的强制力的影响，只有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其效率和效果也才是最优的。正式由于对'自由'作为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的重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开创出的经济学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和社会的重视，在英国、荷兰等一些'海洋型'西方国家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后来工业革命和各种新兴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 金融创新 发端于英国的重要原因。

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很流行： 重商主义。与强调保证参与者的'自由'不同，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必须利用'有形的手'——国家/政府的强制力，或者强制力的种种形式（比如政策、法规、行政命令 等）来'有目的地'主导、计划、执行、监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实现一个'预先'规划好的经济繁荣的目的。可以看出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重商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要由一个'主导力量'或者'中央机构'来规制的经济运行，而不是依靠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本身'自愿'、'自发'地、看似毫无规划 和 目的地去发展经济。

那么到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合理和有效？还是'重商主义'经济理论 更为合理和有效呢？其实答案早已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早已被证明比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来的'计划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并且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为了'求甚解'我们还必须在问一句：为什么？

而经济体内部交易的活跃程度则依赖于交易主体对于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知识'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师要想尽可能多地达成交易——卖出更多的面包，那么他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与'卖面包'相关的各种知识：如何选择原材料、应该如何制作面包、如何包装、店面选址、宣传策略、顾客偏好……只有一个面包师掌握了足够多的关于'卖面包'的知识之后，他才可能卖出跟多的面包。同理一个经济体当中任何一种交易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交易者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多地达成此类交易。所以从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交易活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内必须具有足够多和丰富的'知识'被交易者所掌握和运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仅仅指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它同时也包括各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对与交易相关各种'隐性知识':理解、感悟和 经验（比如一个面包师对于烤面包火候的掌握）。不难理解除了各类'显性知识', 各种'隐性知识'对于经济体交易的活跃程度 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识'与交易活跃程度 以及 经济繁荣程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要优于'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了。因为要促成经济繁荣（交易活跃），一个经济体必须先要有'巨量'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和运用，由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归根结底是因为外界环境和人们需求的庞大和多变）乃至各种'隐性知识'的存在，因此与能够保证个体'自由'参与经济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和运用各种知识的'市场经济'相比，限制个体参与经济活动自由，依赖'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少数人（要知道这些管理机构也是由'人'组成，他们的学习和认识能力与其他人别无二致）来主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人为地）抑制了知识体系的发展 和 运行，因此相对而言其无法促成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吗？

我在读《历》的过程中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规律。历史上越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较多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衰落和凋敝（秦、明），相反越是政府管制较少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繁荣（宋初、盛唐）。

如果我们将实行'宏观管制，微观放活'的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时期的经济政策，定义为经济自由度 和 经济繁荣程度的'中点',那么《历》中其它历史时期在以'经济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程度'两个指标构成的坐标系中的分布就会如下图所示：

注：各个朝代的相对位置至是根据我个人理解而定，其不一定是精确的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和经济繁荣程度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自由度越大，繁荣程度越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经济自由度底，经济发荣程度也较低的象限中。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有经济'、'国企'、'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在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的现象。可以说'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上都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经济管理形式。

四。'桑弘羊之问'真的没有答案吗？

在《历》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吴晓波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儒生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

究竟2000年前的桑弘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都没有办法回答？让我们首先回到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来：

公元前81年汉朝朝唐上的'盐铁论'

在汉朝初期，由于国家生产力在秦末的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汉文帝 和 汉景帝 在执政时期 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同时大量减少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不与民争利，让人民和国家经济得到休养生息。根据我们上文讲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这样的经济政策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结果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少有的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史书上记载的仓库里的粮食都多得吃不完，穿铜钱的线绳都腐烂了 就是指这个时期。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野心勃勃的皇帝为了平定边患、扩大版图 开始加大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当时国家重要的物资 铁 和 盐 实行国家垄断，以抬高其售价，用得来的收益支持对外的战争。同时采取加重税收、加强管制等手段来计划总国家资源支持国家对外扩张政策。在汉武帝时期，中国虽然对外战争取得了接连的胜利，版图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但是经济很快由盛转衰，前几代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民间也是怨声载道，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局面。汉武帝晚年时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给黎明百姓带来了灾难，于是向全天下发出'罪己诏',取消了他之前推行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去世后，来自汉朝各地的儒家学者 与 汉武帝 '国营化'策略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 桑弘羊 在汉朝的朝唐之上来了一次关于 '盐铁国营'利弊的辩论——史称'盐铁论'.反对'国营化'的儒家学者 认为应该取消盐、铁等物资的'国营化',以藏富于民，他们反对'国营化'的主要理由是：

一、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

可以看出，儒家学者对于'国营化'的弊病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对于'国营化'的指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

面对儒生的指责，桑弘羊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采用的反问的策略，这就是'桑弘羊之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据说在本次盐铁大辩论上，儒生团体虽然人数占优，声势浩大，但是面对桑弘羊的上述反问时，儒生们却始终没有找出能站得住脚的应对之策。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一味谴责儒生，毕竟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经济、政治 和 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非常初级的，但是人们面对战争的威胁却是近在眼前的，回答不了'桑弘羊之问'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仍然回答不了桑弘羊之问，那也未免言过其实了。在我看来人类过去2000年政治和经济实践，以及日渐成熟的经济、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回答桑弘羊之问。

首先我们来看桑弘羊的第一、二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今天，只要稍具政治和经济发展知识的人可以看出桑弘羊提出的问题是不攻自破的。难道只有实行'国营化'的国家才能获得财政收入，才能有钱打仗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强大法西斯军力的盟军一方的主要参战国英国、美国、中国 在战争前都实行的都是'非国有'经济政策，难道这些国家就没钱打仗吗？当然不是！今天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那些最彻底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成分尽可能少的国家，恰恰是政府财政收入最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这并不难理解，在正常的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军费来自于'税收'——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一定比例的'抽成', 而不是来自于'垄断'——将各个产业抓在政府手中，用其产出来支持国家财政。

在'抽成'的模式（市场经济）中 财政收入 与 经济繁荣并不矛盾，相反经济越繁荣，'抽成'（财政收入）也越高。同时如上文所述在市场积极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享有'自由',他们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也更高，因此更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上的交易活跃度和经济繁荣，从而使得'抽成'也水涨船高，即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越高。

而在'垄断'模式中（计划经济），财政收入来自于 用'垄断'取代自主经营后的收益。这种情况下个体没有参与经济活动的 '自由'（或者被迫参与其中），他们的交易积极性遭到抑制，因此'垄断'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是政府财政收入获得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生产者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因此经济繁荣无法持续，进而财政收入也无法持续。因此采用'垄断'和'国营化'来增加财政收入无异于杀鸡取卵。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战争时期由于对外作战的特殊需要，采取'国营化'或者'计划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非战争时期一个国家依然采取'国营化'和'计划经济'策略，则是完全没有合理性的。而且这样的政策往往将一国引向战争，其逻辑是：计划经济→经济衰退→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向外部转移社会矛盾→战争。

现在我们来看桑弘羊的第三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显然桑弘羊的这个论断更加不堪一击。你能说现今世界上正在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已经分裂了？或者正在走向分裂吗？ 照我看事实恰恰想法，这个世界上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是要么已经分裂（苏联、南斯拉夫），要么正在走向分裂（朝鲜）。

为了彻底驳倒桑弘羊的观点，让我们再桑弘羊的观点推向极端一些：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那它是不是应该采取'国营化'（计划经济）来集中资源来应对战争威胁呢？

前文已经提到，当面临战争威胁或者处于战争状态时，实行一定程度的 '国营化'和'计划经济'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尽管是这样，长期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也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可以短时间内聚集应对战争的资源和力量，但是它却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抑制创新。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必然要限制全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因此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而没有个人积极性引导下的个人投入，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界很难被拓展，因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聚集其很强的'国力',但是这种国力主要是也已有的经济/技术成果的在数量上的简单累积，却很少有在'质量'和'创新'的层面上出现进步和飞跃，因为后者与'自由'紧密相关。

现在让我们尝试回答那个'升级版'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那它是不是应该采取'国营化'（计划经济）来集中资源来应对战争威胁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一个国家处在类似战国时期 '六国'的那样的位置，那么其实行'国营化'（计划经济）是有必要性的，并且其实行'国营化'和计划经济的程度应该随战争的威胁程度增大而增大。原因是在'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力和资源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不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起码不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而强力的'国营化'和'计划经济'是最有助于战国时期一国战争资源的累积的。但是在今天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战争物资数量的多少，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战争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尽管面对战争威胁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政策，但必须始终保持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政策，以提供应对战争所需的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决定战胜胜负关键的技术创新。正如二战中的英国和 美国，正如今天面对敌国环饲的以色列。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二）中国经济闭环

刘冰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经推出便获奖无数，好评如潮，最近偶得，如获至宝。全书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坦陈变革的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闭环逻辑和规律。内容实有借鉴意义，且发人深省，确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好书。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如果在300年后再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几十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将被颠倒过来，第三流事件是冷战的结束，第二流事件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而第一重要的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三大特征是伟大、非计划和意外性，认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中国经济仍将以这种意外性继续发展下去。

可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情，既然重要且看不懂，那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必将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一以贯之的心结。而吴晓波先生的这本书，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回溯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源头和深处，以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有的经济状态，以及中国式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该书认为，中国一直以来且必将坚持下去的文化内核是'大一统'.经历历代王朝的演变，中国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国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而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大一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历代统治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具备卓越的智慧。

吴晓波在书中提出了两个研究工具对中国历代经济变革进行观察和分析。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发生在历史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其次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大基本制度，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要想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全民思想控制、社会精英聚集和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众多制度创新均围绕着这四大基本制度展开，在工业文明之前，它们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独尊儒术、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

全书从春秋的管仲变法开始直至>十八大召开共用12章的篇幅，以时间为轴，重构了历代变法全貌。我们在书中可以见识到自由主义市场大师外加凯恩斯主义鼻祖的'穿越人'——管仲，如何在放活微观（降低关税，破除贸易壁垒）和管控宏观（盐铁专营，税收创新）上大显身手；体会到'商鞅变法'所开创的郡县制、户籍制和土地私有化的不世之功；理解汉武帝和桑弘羊如何通过'独尊儒术'、'推恩令'、'平准'、'均输'和'五铢钱'施行历史上第一次政治配套体制改革，最终打造成了中国式帝国模板，但又在自己的暮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坦诚自己政策失败；也会搞明白在历史大势的分合数百年之后，刘晏如何复活桑弘羊之政将垂死的大唐王朝从坠落的边缘拉回来，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变法'如何走向惨烈失败，如何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彻底放弃体制内创新，将中国带进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的；也会最终理解从'洋务运动'到'四万亿'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因果关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始终处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历史的闭环之中。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的2月，汉帝国的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一方是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极力反对国营化的大儒，另一方则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在这场辩论中，大儒们慷慨陈词痛批国营化政策'与民争利'、'官商勾结'、'权贵经济'的弊端，但并未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桑弘羊则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的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如何破？这场辩论的内容，被编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中国经济政策为维护大一统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性闭环从中可见一斑。

返回现在，大家可能会认为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已如此之大，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已非古代农耕社会可比，再说这些两千年前的道理又能有多少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也在经历着从联产承包和集体经济的增量改革（放）——88年的物价闯关（乱）——94年配套体制改革（收）——98年的'三驾马车'（国企复苏）——08年的四万亿（第六次国进民退）——2015年的国企混改和全民创业（再放）的历史循环？所以说，如果我们搞不清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经济这一循环，就无法弄明白中国经济从何而来又要向何而去。

读完这本书，我们至少会搞明白两件事：第一，最近30多年的中国崛起只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现存的'国有经济'、'土地财政'、'金融业市场化滞后'等所谓'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现有制度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按照吴晓波的结论，中国式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将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民主。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

俾斯麦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而'时间'在谁一边，谁就必将崛起。毫无疑问，中国正处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正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实现。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吴晓波并没有在书中提出跳出这一闭环的方法，但闭环的逻辑，显然不能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投鼠忌器的理由。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迎难而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国梦'为奋斗目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有理由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终究有一天我们不会再为'闭环'所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会实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三）作者：公司金融部 蔡洁琼

有人说：'历史就像演戏，使人眼花缭乱。'一个好吃、好田、好色的君主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史上的第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这就像演戏。但这就是历史。

喜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先由书名开始。一听这书名，我就毫无违和感地将其和历史>故事及史实关联在一起。打开书以后，又慢慢地被里面极富代表性的经济改革事件所吸引。

此书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开始讲起，沿着历史的脉络，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历代经济制度变革的核心故事。管仲——一个战场逃兵和失败的商人——却被誉为古代版的'凯恩斯',他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工管理思想、'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的税收价格财政改革以及盐铁专营政策，是重商主义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相较而言，三百年后的商鞅则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通过确立和推广军爵制、郡县制、'农战立国'战略、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商鞅在秦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使秦国最终傲然独立于战国群雄之中。吴晓波认为，'以上两种变革方式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级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诚如其所言，秦朝以降，从汉武帝'大一统制度'到李世民治国之略，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洋务运动的现代化变革，从北洋政府时期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到民国时期的统制经济，从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探索，基本上是管、商两种变革方式的此消彼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退博弈、政府与民间权益分配、无产者与有产者妥协、计划经济管理与市场配置作用的相互影响下推进我国经济变革历史的进程。

通读全书，你会发此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经济史集——除了还原中国经济史的真相，以及改革背后的'汹涌暗流',吴晓波还提出了经济学的规律和观点。抚今追昔，回到当下，吴晓波认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他细数了历代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说明自由化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无法起到中央集权的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而中国在激荡三十年中的崛起，恰恰证明了大一统框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认为在此框架中，诸多经济模式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鸿沟，可以共同作用并发挥成效）。这是改革的先锋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探索的发展经济和稳定政权的方式。当然，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的大一统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所带来的'结构性缺陷',包括国有经济庞大、土地国有化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业的压制等改革难度还是较大。随着2014中国制造、2015国企改革、养老金入市和全面放开二孩等一系列组合政策的陆续推出，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增强、国有企业向民企放开、消费内需进一步扩大已成了大势所趋、指日可期，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换来不小的拓进空间。

第五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主要讲五个时代：汉、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主要讲两个方面：人事、制度。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制度不能离开人事，离开人事制度就只是条文，无可讲。其次，制度是各项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随人事变动而变动，变动必有渊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没有绝对的利弊，所谓利弊，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判断制度利弊的标准只能是当时的历史意见（比如可以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参考），而非后世的“时代意见”；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国别性；最后对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以及“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这两大点。钱穆先生试图客观地看待历史，客观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认为“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对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见，应该是“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 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在读这本书之前，在学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我潜意识的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封建专制的历史，没有任何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而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凡是能够经历几百年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有其长处，一定能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是绝对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做官开始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只需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即可。这一制度扩大了选官范围，有利于下层庶族地主参与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提高统治阶级的素质，大体上说比以前是进步的。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其逐渐演变皇帝控制社会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学术丧失活力。但这却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使然。“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以后我也许会忘记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钱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方式会一直影响着我。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多思考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