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关法律对邪教组织是如何界定的

第一篇：我国有关法律对邪教组织是如何界定的

1.我国有关法律对邪教组织是如何界定的？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对邪教组织作如下界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个界定包含四个要素：一是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形成歪理邪说和组织；二是散布歪理邪说是其控制和发展成员的主要手段；三是其行为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四是其组织是非法组织。

2.邪教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邪教的产生具有多重复杂的原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致使邪教形成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宗教信仰的异化。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都是回应社会中不同的信仰需求或者是精神上的需求。人们总是希望在精神上能有一块安静的乐土，希望有一个宣泄和倾诉的精神场所。传统宗教基本能满足人们这些精神上的要求，但信仰传统宗教所要达到的境界又让人们感到遥不可及，同时，许多人分不清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邪教正是利用了人们信仰上的功利心理，冒用宗教名义，编造歪理邪说，诱骗有宗教信仰需求但又无宗教基本常识的人们进入“邪教王国”。这是邪教产生的“社会需要”基础。

第二，封建迷信的遗毒。众多国家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封建迷信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流传广泛，表现多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诸如请神降仙、占卜、抽签、打卦、测字、圆梦、择日、驱魔捉鬼、许愿、相面、算命等迷信思想，在短时期内难以根除，极易被邪教所利用，这是邪教产生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心理基础。

第三，社会变迁的不适。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发达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处在社会变迁之中，这使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产生诸多疑惑、惆怅甚至失望；机遇的瞬息变化、难以捉摸，使那些自感无助的人祈求神灵的护佑。同时，由于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等变化，使邪教有了可利用的空间。

第四，国际环境的影响。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及方式也明显增多。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现代传媒的发展，各国邪教或异端教派会对我国产生影响，直接传入或对我国邪教的滋生起到催生作用，相互渗透，交叉感染。

3.邪教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反人类。这是邪教本质的首要表现，集中体现在编造和散布“人类罪恶论”。妄言人类自身具有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必将经过“大灾大难”，甚至“地球爆炸”、“人类毁灭”，煽动只有加入邪教才能得到拯救。鼓吹“人生宿命论”，以“人生灾难”、“人类劫难”摧垮人们的意志，主张人们放弃一切“执著心”，逃避现实，远离社会，听天由命。一旦其歪理邪说不能自圆其说，预言破灭时，往往采取残害其成员生命的方式，制造人间悲剧。

第二，反科学。现代科学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邪教反科学的本质，突出表现在他们宣扬的神秘主义和“教主”的所谓“神通”、“法术”上。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声称他有“预言能力”、“透视能力”、“透听能力”等等。美国的邪教组织“天堂之门”利用互联网传播歪理邪说，一心希望波普彗星能把他们带上天堂，幻想破灭后，数十人集体自杀。“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也吹嘘他可以“往来于宇宙各个不同的空间”。这些都是明显反科学的骗人鬼话。

第三，反社会。突出表现为逃避现实社会，对抗现实社会，破坏现实社会。邪教组织都把其小团体打造成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准其成员与正常社会交往，将他们与正常社会隔绝起来。一旦邪教组织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就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对抗社会，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宁，与现实社会严重对立。

第四，反政府。邪教的反政府本质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表现也不尽一致。突出表现在竭力散布“政府无用论”和“法律无用论”。宣扬政府面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鼓动人们只能依附邪教“教主”才能得救。李洪志鼓吹“全人类都归我管，我要管不了你，谁也管不了你”,“人类制定的法律就是在机械地限制人，封闭人„„人都像动物一样被管着，没有出路了”。“全能神”邪教“教主”赵维山鼓动信徒“振作起来，舍去生命，舍去一切，不惜个人的得失，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指中国共产党)展开一场鱼死网破的决战，将大红龙灭绝，建立全能神的国度。”公开煽动其成员与政府对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4.邪教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第一，“教主”崇拜。邪教“教主”都极力神化自己，以欺骗手段把自己打扮成活着的“神”，号称自己拥有许多超自然的神力和权力，诱骗邪教成员只能唯“教主”之命是从，为“教主”而生，为“教主”而死。

第二，精神控制。邪教“教主”为达到使其成员对自己绝对忠心的邪恶目的，以各种歪理邪说、谎言骗局、心理暗示等手法，并用惩罚、威胁等恐吓手段，对其成员实行“洗脑术”，进行精神控制，使其丧失独立判断能力，“进得来、出不去”。

第三，编造邪说。邪教“教主”宣扬具体的“世界末日论”、“人类灾难论”等歪理邪说，利用各种恐吓手段制造恐慌心理和恐怖气氛，使其成员狂热地、盲目地追随邪教“教主”。

第四，聚敛钱财。邪教“教主”要求“成员要完全奉献”，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同时，高利润地销售其书籍、音像制品、练功用品等，从而暴富。

第五，秘密结社。邪教一般都以“教主”为核心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采用十分隐蔽的联络方式，通过秘密聚会、“传教”、“练功”甚至采用暴力手段等方式发展邪教成员。

第六，危害社会。突出表现在用极端的手段与现实社会对抗，不仅威胁个体生命和群体利益，还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

5.邪教是怎样搞“教主”崇拜的？

邪教“教主”一开始就神化自己，以欺骗手段把自己打扮成“神”，号称自己拥有许多超自然的神力和权力。“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就吹嘘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有“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的大神通。他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明，出言便是“经文”。在邪教“教主”的欺骗和蛊惑下，受“教主崇拜”心理的驱使，被邪教蒙蔽的人员对邪教“教主”顶礼膜拜，任其摆布、操纵。

6.邪教是怎样实施精神控制的？

精神控制是邪教“教主”为巩固其“神圣”地位，维持其成员效忠自己的主要手段。邪教“教主”以各种歪理邪说、谎言骗局、心理暗示等手法，并用惩罚、威胁等恐吓手段，对其成员实行“洗脑术”，使加入其非法组织的人员“进得来、出不去”，人人自危，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全能神”邪教恐吓信徒对于神只能是“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一丁点自己的意识”，“对神所作都百依百顺，没有任何怨言，不论断，不分析，更不研究，以至于你们都能对神顺服至死，像羊一样任神牵、任神杀，没有一点怨言”。同时鼓吹灾难来临，“全能神”的话“就是权柄”，不能改动，否则“必遭我击杀”。这种精神控制，是严密的组织控制、残酷的人身控制，使被控制人员意志消沉、精神麻木，丧失自我，失去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对邪教“教主”形成一种病态的执著依赖和疯狂迷信。

7.邪教是怎样编造邪说的？

邪教组织要达到敛财、诱骗并控制成员等目的，都必然要编造一套歪理邪说，以便自我标榜，装点门面，欺世盗名，妖言惑众。最典型的是肆意编造和宣扬“末世论”，以“宇宙大爆炸”、“地球很快就要毁灭”等恐吓人。大肆渲染“现世恐怖论”，耸人听闻地说“现在的社会整体下滑”，“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毁灭、彻底毁灭”云云。在此基础上抛出“圆满”说，鼓吹只要修炼，就能够成为“无所不能”的“天国之人”。邪教“教主”自称是当今唯一的“救世主”，要按其指引的路去修炼，才能得救。大肆宣扬“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其目的是让其成员俯首帖耳地依附于他。

8.邪教是怎样聚敛财物的？

邪教组织要求其成员交纳“奉献款”，宣扬交得越多就越能得到“福报”，更快地进入“天国世界”，致使其成员变卖家产交“奉献款”，弄得家徒四壁。邪教组织常常组织开办各种“培训班”，收取高昂学费，或通过所谓“心理治疗”骗取高价的“治疗费”，或推销他们非法编印的图书、音像制品、标识物等获取高额利润，甚至开办“连锁店”兜售其“产品”，毫不费力地聚敛大量钱财，建立活动据点，以商养教。

9.邪教是怎样秘密结社的？

一般都以邪教“教主”为核心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要求其成员断绝或疏远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绝对服从邪教“教主”，并通过发誓、赌咒或相互告发等手段，严禁他们脱离或背叛邪教组织。美国的“大卫教派”邪教组织建立的“骆驼山庄”，在山庄内囤积军火，自成体系。邪教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有严格的管理控制制度，包括各级组织的撤并及人员的安排、任命等。采用十分隐蔽的联络方式，通过秘密聚会、“传教”、“练功”等活动方式发展邪教成员。有的还成立“护教团”，用暴力、恐怖手段防止成员“叛教”。

10.邪教的社会危害主要有哪些？

邪教对于人类，不仅毒害人的肌体，而且侵蚀人的灵魂。邪教对于社会的危害是多领域、多方面的。

第一，危害国家政治稳定。表现在：破坏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向公职部门渗透，侵蚀国家机构；挑战现行政治体制，反对国家政权。

第二，危害国家经济秩序稳定。表现在：非法敛财，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进行经济犯罪，破坏社会生产及财政金融秩序。

第三，危害社会秩序稳定。表现在：破坏社会治安；蔑视法律，危害公共秩序；诬告滥诉，干扰司法正常进行；毒化社会风气；干涉婚姻，违背人伦，破坏家庭。

第四，危害社会思想稳定。表现在：编造歪理邪说，制造思想混乱；制造恐慌心理和恐怖气氛；反科学、反文明，亵渎人文精神。

第五，践踏人权。表现在：残害生命，践踏人的生命权；扼杀自由，侵犯人的政治权利；诋毁宗教，伤害信教群众的名誉权。

11.国外有哪些影响较大的邪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的各种邪教传播非常迅速，因邪教而导致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的邪教组织有3000多个，美国就有1000多个。英国的邪教组织和异端教派有600多个，法国、比利时各有近200个，西班牙有200多个。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邪教组织活动，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天父的儿女”、“天堂之门”、“大卫教派”、“科学教派”，瑞士、法国、加拿大等国传播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印度的“奥修静修会”，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等，都是世界公认的邪教组织。

12.“法轮功”邪教的反动政治本质表现在哪些方面？ 从2004年境外“法轮功”邪教组织抛出《九评共产党》（以下简称《九评》），煽动退党、退团、退队（以下简称“三退”）以来，“法轮功”邪教组织从所谓“不参与政治”到明确提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进行反华、反共活动，其反动政治本质暴露无遗。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敌视。《九评》蛊惑说：“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二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背叛。李洪志鼓吹中国历代称“朝”不称“国”，“中国的真实意义是不存在的”，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任意曲解，是对中国历史的极大歪曲，是对中国现实存在的根本否定，完全背叛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三是对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的谄媚讨好。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不遗余力造谣滋事、诋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举办奥运会，“法轮功”邪教极力阻挠；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人权大会上提交反华议案，“法轮功”邪教为其提供“炮弹”，并组织力量在国际人权会议上闹事；利用“明慧网”等反动宣传媒体炒作国内热点敏感事件，散布政治谣言，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四是不断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利用互联网发布指令，传递反动宣传品；利用手机短消息功能传播反动信息；利用自动传真机群发反动宣传品；拨打IP电话散布反动言论；张贴、散发、邮寄、投放反动标语、传单和光盘等。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邪教组织，而是国际反华势力所豢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动政治组织。

13.境外“法轮功”邪教活动方式主要有哪些？

第一，大打文化牌，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招牌，以其组建的“神韵艺术团”为核心，大搞各类文艺演出和比赛，每年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巡回演出，极力掩盖其邪教本质。

第二，组织游行、示威、静坐等活动，攻击我党和政府，围攻我驻外使领馆。

第三，干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出访活动，在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参加重大国际活动期间，调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分子，举行游行示威，围追堵截，大肆干扰，损毁我国的国际形象。

第四，企图将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我周边国家打造成向我境内实施渗透的“桥头堡”，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肆进行滋事活动。

第五，在我重大节日和重要会议期间，在境外大搞反华反共活动，煽动境内人员进行违法活动，显示其利用价值和实力，谋求西方支持。

第六，利用“明慧网”、“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等反动宣传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电话公司提供的网络即时语音交流工具，炒作我热点敏感事件，散布政治谣言，蛊惑“讲真相”，对境内发动反宣渗透活动。

14.境内“法轮功”邪教活动方式主要有哪些？

第一，进行反动宣传煽动。主要以制作、传播、散发反宣品，喷涂、张贴反宣标语，拨打骚扰电话，利用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发反动信息；借助人民币的流通特性，在人民币上书写、盖印传播邪教歪理邪说和《九评》、“三退”等反动宣传内容并进行传播。

第二，组建地下组织。依托“明慧网”构建地下组织体系，直接接受境外指挥，利用互联网串联，进行邪教违法活动。

第三，与境外“法轮功”组织勾连实施捣乱破坏行为。在境外“法轮功”组织的授意下，大肆搜集有关地区热点、敏感事件及社会负面消息，编造所谓“事实”、“证据”，在境外“法轮功”反动宣传媒体上攻击我党和政府，威胁、恐吓、咒骂我党政干部和反邪教人士，在境内秘密发展成员，大肆进行反宣破坏活动。

20.如何理解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 反邪教斗争具有长期性，是因为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客观存在。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思想的多元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的激增和复杂等，使邪教得以生存和传播。受境外邪教组织指挥煽动，境内邪教成员和一些打着宗教或气功幌子的其他邪教仍在暗中活动。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加之当今世界邪教泛滥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等大背景，客观上为邪教的滋生和发展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反邪教斗争具有复杂性和尖锐性,主要是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既有现实活动又有网络渗透；既有国内一些人为达到某种诉求和欲望的故意捣乱破坏，又有国外反华势力为西化、分化我国而对邪教组织的纵容支持，可谓是各种矛盾相交织，各种利益、诉求相混杂。同时，邪教组织为了对抗政府的打击处理，会不断衍生出新的变异组织。另一方面，邪教“教主”通常隐藏在暗处,出来活动的大都是被裹胁并受邪教精神控制的群众，他们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完全受自我意识支配。因而，在处理邪教问题时要找准原因，分清情况，把握政策，区别对待。

邪教“教主”都具有政治野心，以谋取政权为目的。平时，为了显示其存在的价值，会从事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并极力发展组织。在组织规模壮大、经济实力雄厚、野心极度膨胀的情况下，邪教组织必然会跳出来闹事，公开与政府对抗。显现出斗争尖锐、激烈的特点。

第二篇：我国法律对性别歧视的界定

我国法律对性别歧视的界定

【摘 要】：歧视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广泛地受到关注。性别歧视、劳动歧视、地域歧视、乙肝歧视、身高歧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领域发现了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宪法中的“人人平等”原则从一个抽象而空泛的规定突然变得触手可及。性别歧视作为常见的歧视形式，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界定歧视的概念，制定有关歧视的法律，确立禁止歧视论文标准格式范文的原则，建立有效的事后救济途径，动员立法、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力量，提供积极措施，通过赋予被歧视者以合法权利的方式，消除两性歧视，是法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目前，深化对性别歧视问题的讨论，是尽快启动性别歧视立法程序，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有效步骤。

关键词：歧视 性别歧视 积极措施

有一位联合国高官曾说：我们不怕某一个国家说“我们国家存在歧视现象”，而是怕某一个国家说“我们国家不存在歧视现象”———这是“红色警报”，国际社会将对这个国家予以特别关注。在性别歧视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客观的态度，界定存在性别歧视的领域，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消除。

一、歧视、性别歧视的概念

歧视中的“歧”，是指差异、不同，歧视即区别对待，歧视的原意可以是褒义的，体现为正确看待差异的能力，即人所具有的洞察力；可以是中性的，体现为制造区别或差异，即人能够辨别差异的能力；可以是贬义的，体现为在待遇中表现偏见，即不合理的不同对待或不合理的相同对待。

“歧视”指基于一系列与人们的潜能或能力无关的因素存在的不公平对待。2005年为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而编写的《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将歧视解释为：由于某些人具有的某些天生的特征，或强烈的信仰，或个人身份，诸如人种、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或性倾向等，而予以不公平的待遇或剥夺其权益。人类的发展潜能因歧视而受到抑制，人类的自由因歧视而无法实现，然而，导致歧视的“因素”或“特征”却难以改变。歧视无视人的努力、打击人的进取、致使被歧视者感到侮辱和无能为力。其后果是损害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导致和强化不平等。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歧视的危害性更加严重。歧视造成人类资源的巨大浪费，“人的才能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对生产力、竞争力和整个经济具有不良影响；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合力和团结遭受侵蚀，政治稳定受到威胁。”①与性别相关的歧视，被称作“性别歧视”，指基于人的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而产生的歧视与偏见。这个词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泛指一切歧视女性的态度和做法。当时的研究表明，一切被视为与男性有关的特点及事物都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规范的，而与女性有关的一切则被贬值，被认为是偏离常规的。这种对于男性及女性的不平等的社会认识，使性别歧视作为一种强大的势力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延续。对于美国社会中的非洲裔、拉美裔及亚裔妇女来说，性别歧视主义与种族主义及其他歧视性的意识形态与做法结合在一起，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Bellhooks指出：“性别歧视主义之所以是重要问题并非在于它是所有其他压迫的基础，而在于它是人人都曾经历过的统治的实施。”[1]《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中，“对妇女的歧视”一词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即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由此可见，对性别歧视可有如下理解：

首先，性别歧视是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待遇。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作为决策的唯一标准，而对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奋斗不予考虑。由于生理性别与生俱来难以改变，且与个人的努力无关，所以，基于性别的歧视是不公正的。

其次，性别歧视源自观念。内心的想法或观念可以是不道德的，但不足以构成违法，因此歧视并非一定违法。只有在歧视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时，当歧视的观念被付诸实施时，当歧视行为产生了具体的侵害后果时，歧视才有可能构成违法。

第三，构成违法的性别歧视，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由于我国目前并未从法律角度界定“歧视”的内涵，“歧视”

尚未成为正式法律用语，因此以“歧视”为理由提起的诉讼常常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应尽快制定反“歧视”法律规范，明确“歧视”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便歧视本身缺乏法律明文界定，无法构成违法，分析、界定、辨别歧视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承认歧视的存在，认识歧视的危害，才有可能从立法、司法等多角度预防和反对歧视。

第四，有些行为的危害性显而易见，但其背后隐藏的观念、思想根源却比较难于识别，比如性骚扰、家庭暴力。性骚扰是指有性色彩的行为以及其他以性为目的的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人的尊严，对接受一方来说是不受欢迎的、无理的、冒犯性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对家庭成员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暴力行为，以及威胁、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的行为。性骚扰、与性有关的家庭暴力的背后隐藏的就是性别歧视。

第五，性别歧视表现为不合理的区别待遇和不合理的相同待遇。由于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不同，性别歧视既包含直接对某一性别的不利待遇，如拒绝招收男性幼儿教师；也包括无视性别差异的不合理的相同待遇，如要求哺乳期的妇女同男性一样加班。

第六，性别歧视有时表现为惯例。《欧洲联盟非歧视指令》规定，如果某项惯例不能被证明是为了促进合法的目的、适于实现该目的，并且对于实现该目的是必要的，则适用该惯例构成歧视；如果某项惯例不具有合法的目的，并且在所使用的手段和所追求的目的之间不存在合理的比例关系，适用该惯例同样构成歧视。例如，1985年英国的一个案例：一位拥有英国永久居住权的已婚妇女起诉英国移民局，因为按照规定该妇女的丈夫———一位巴基斯坦男性，不得来英国与妻子团聚。但移民局又同时规定，如果丈夫在英国拥有永久居住权，他的妻子则可以赴英国与丈夫团聚。

欧洲法院判决英国移民局的规定属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此案件中，英国移民局无法证明其规定的目的合法，也无法证明其手段是必要的②。

第七，反对性别歧视，并非将性别对立。虽然从总体上看，女性受歧视的现象远远多于男性，但反性别歧视并非将两种性别对立，而是将两种观念对立。女性可能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也可能是性别歧视的加害者。历代中国妇女中顽固维护男权统治的代表不在少数，而男性为维护性别平等，特别是为争取女性平等权所作的努力更是有据可查。

二、性别歧视的学理分类

（一）以表现方式为划分标准，性别歧视可分为直接歧视（显性歧视）与间接歧视（隐性歧视）直接歧视是指任何人与另一个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或没有怀孕的人比较，在同等情况下，该人受到、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比他人差的对待。例如，雇主聘用一个人而不聘用另一个人仅仅

是考虑后者的性别，即对后者构成就业歧视；又如，雇主给予合法结婚的妇女分论文标准格式范文娩福利而拒绝给予单身怀孕者同样福利，构成婚姻状况歧视；再如，分娩前或分娩后被雇主解雇，构成怀孕歧视。上述歧视均与性别有关，且“基于性别”的理由表现明显，因此属直接的性别歧视。这里的“另一个人”，可以是实际存在的某个人，如同事；也可以是一个假定的人，比如雇主表示：“如果你是男性我就录用你”，所指的“男性”是假定存在的人。中国某航空公司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招聘“空中乘务员25名”③：招收对象为“女性，未婚，大专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23周岁，英语水平相当于国家四级标准……”，招收条件：“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体形匀称、气质良好；身高162—172厘米，双眼矫正视力0.5以上。”该则启示含性别歧视、婚姻状况歧视、身高外貌歧视等等，类似招聘启示并非鲜见。间接歧视是指表面上看似中立的规定或标准，将使某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的人或怀孕人士处于与他人相比不利的地位。表现为向所有人施以统一的条件或要求，但实际上并无充分理由需要加上该等条件或要求。因此，中性的做法如果对特定主体产生特定影响，属于歧视。例如，某女士因怀孕无法超时工作因此受到雇主惩罚，其做法构成间接歧视。

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是性别歧视最主要的两种区分形式，有些国家或地区（如欧洲联盟指令）的法律条文明确界定了这两种歧视的概念，要求原告方在诉求中必须明确指出遭受的是哪一种形式的歧视。

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的差别在于：

1.直接歧视具有显而易见的特征，即显性歧视，需要具备形式要件（明示的文件、带歧视内容的招聘广告或解聘通知等）；间接歧视则常以中立的面目出现，因而为隐性歧视。

2.直接歧视中原告方需要证明：原告与其他处于相同情形下的人相比是否受到了较差的对待，较差的对待与歧视所禁止的理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较差的待遇是否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间接歧视中原告方需要证明：原告诉求是针对何种惯例或实践提出的，这种惯例是否给受法律保护的群体造成了不合比例的不利影响，采用这种惯例是否有合法理由。以“间接歧视”为由的诉求，常常带有公益诉讼的性质，它所挑战的是社会公认的、似乎是合理的惯例或实践，因此反对间接歧视案件的胜诉，常会使许多人受益，甚至会对社会变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在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后，直接歧视很容易转化为间接歧视，以隐蔽的方式规避法律制裁。由于性别歧视问题业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在招录公务员时，各机关单位明文规定只招男生或女生的情况与从前相比有所减少。但这并不能真正限制录取单位对应试人员的性别歧视，录用单位可以通过内部控制，以性别以外的其他理由（性格、适应能力、综合素质等较为抽象的标准）拒绝录用某一性别的人员。这种隐性歧视比显性歧视不仅更难判断、举证，而且比显性歧视有着更大的危害性———由于对录用单位的性别要求不知情，一些应试人员因此浪费了时间、精力甚至失去了考取其他单位的机会。

（二）以歧视者的主观目的为标准，性别歧视可分为非目的性歧视与目的性歧视非目的性歧视是指没有歧视的主观故意，是个人意识的自然流露。非目的性歧视可能出于偏见，偏见是指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对人、物、环境所做的判断，即对某一类人、物、环境形成刻板印象在先；对于属于该类的某个（些）人、物、环境基于刻板印象作出评价性判断在后，而其中所谓“刻板印象”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未加证实的概括[2].如认为农村来的保姆不如城市保姆讲卫生；女学生的思维没有男学生周密等。

目的性歧视是指出于歧视的目的，具有主观歧视的故意。具有主观故意的歧视有些是显性歧视，有些是隐性歧视。例如，限制女性竞聘者竞聘职位，同时避免被控“性别歧视”，招聘单位规定参加竞聘人员的身高无论男女必须超过1.65米，或在明知女性竞聘者较多从事行政事务性工作的情况下，要求竞聘者必须有常年实践部门工作经验等。

目的性歧视又被称为“歧视性的做法”（discriminatory prac-tice）④，指施加一项要求或条件而导致歧视后果，或假如被施加该项要求或条件的人并非全属同一性别，可能导致歧视的情况。目的性歧视的所谓“目的”，可能是经济利益，如因女性从业人员的假期比男性多而拒绝招聘女性；也可能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如为保持本单位一定的男女比例。

（三）以歧视者的态度作为划分标准，性别歧视可分为善意的歧视、中立的歧视、恶意的歧视善意的歧视：此类歧视在表现形式上非但没有恶意，许多时候是以善意的面孔出现，或的确出于善良的本意而作出，因而难于辨别。如规定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早的理由是照顾女性；让女性更多地从事内勤、秘书等辅助工作的目的是发挥女性耐心、细致的特长；将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赋予男性的原因是便于女性更好地照顾孩子和家庭……在这些关心与照顾的背后，女性自身的能力、平等竞争的机会、选择的自由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并非所有的女性都甘于受到这些“照顾”，并非接受这些照顾的结果都是使女性获益，虽以“照顾”为名，仍然属于“温和而善意”的歧视。“男人更可能以家长的态度对待女人。另外，男人可能会说，女人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主人，而男人只是她们忠实的仆人，或者，换句话说，女人的生命受到的呵护远大于男人。这一虚假的骑士精神其实是女人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的另一面。”[3]可见，善意的歧视实际上加固了女性的“弱者”、“附属”地位，女性因此被排斥在主流领域之外。

中立的歧视：以“超性别”的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以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诉香港教育署长案为例⑤：1978年，香港通过了一项法令，其中要求在教育中依据性别实行配额制，确保男生和女生获准进入某些初中的比例为1：1.这一看似中立的规定暗含性别歧视的内容，因为总体上女生在考试中成绩较为优异，并较男生考得更好，但由于配额制的作用，在相同分数情况下男生可以进入这些初中而女生却不能。目前的法律、规范大多以中立的面貌出现，但表面的中立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

恶意的歧视：以恶意的态度甚至暴力的形式出现，如性骚扰、家庭暴力。如前所述，性骚扰是性别歧视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法院和其他公共领域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制和侮辱其他人的行为。最初的性骚扰主要指在职场中男性上级或同事对女性下级或同事作出的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力量的强弱悬殊或地位的明显不对等，导致受到性骚扰的女性常常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目前性骚扰的涵盖范围不限于工作场所，而是扩大至所有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家庭暴力则是发生在私领域中的侵害行为，一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电视剧，首次将以家庭暴力为表现形式的性别歧视揭露出来，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

（四）以歧视的行为性质为划分标准，性别歧视可分为区别性歧视、排除性歧视和限制性歧视⑥区别性歧视，是指将男女并非必要地区别对待，这种区别，或“隔离”，本身就是歧视。在幼儿手工课上将男女生分开，男孩子玩拆装玩具游戏，女孩子玩给布娃娃做衣服的游戏，这种区分并非必要，且区分的结果是在用社会固有观念影响和教育下一代，没有根据幼儿需要给予他们选择的机会和自由，这就是歧视。我国南方某省下岗再就业培训中心，将受培训者按性别分开，给男性开设计算机、经济管理、家用电器维修等课程，给女性开设缝纫、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课程，这种基于性别的区分，同样是歧视。

排斥性歧视，是指在某一领域、某一岗位、某一阶段等特定背景下，排斥某一性别的参与。19世纪末，澳大利亚律师界排斥女性从事律师行业，认为“准许妇女进入职业领域所导致的混乱而产生的力量远远大于人性的力量”，“在医学院，女生参加男女混合解剖课程是不合适的；在法学院，女生参观一个陈尸所或者一个刑事法庭是不合适的，”

因为“没有女生的情况下，身体和身体的各个部分可以被看作抽象的，女生在场似乎它们就成了有生命的，似乎女生对它们的研究会带有一种性、低级、不规矩的感觉”[4].可见，社会对女性职业者的排斥完全基于性别因素和性别角色定位。我国也曾多次讨论“妇女阶段性就业论”，认为妇女在生育后应当回家相夫教子，一方面保证丈夫安心工作以稳定家庭，更重要的是让出部分职位给待业人员以稳定社会。

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均以女性阶段性失去工作为代价，而非女性自愿，这同样是基于性别的歧视。

限制性歧视，又称“优惠性歧视”，这里的“优惠”，是指对特定人的优惠（或优先），构成对其他人的限制性歧视。

以男性劳动强度大或其他理由使男性工资高于女性，以男性工作时间长或其他理由优先为男性临时工办理养老保险，这些看似优惠男性的政策实际上构成了对女性的歧视。

（五）以造成歧视的诱因作为划分标准，性别歧视可分为单向歧视和交汇歧视单项歧视指仅仅基于一个因素而形成的歧视，如基于性别的歧视。

交汇歧视指基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因素而形成的歧视，如基于性别、种族、阶级、年龄、性倾向、健康等因素而形成的歧视。19世纪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首次对上述两种歧视进行了区分。针对美国白人女性基于她们自身经历的单一性别歧视体验的局限性，黑人女性指出了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特征和弊端，提出黑人妇女正在遭受交汇歧视。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正遭受来自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法院、白人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思想家们既否认她们境遇所独有的混合性，也否认她们的体验对于女性和黑人这个更大的群体而言的核心意义，她们被置于女权主义者和黑人解放主义者日程表的边缘。由于当时“女性的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已为社会所认可、为法律所规范，黑人女权主义者为争取同样的权利提出了“难道我们不是女性吗？”的质问[5].（六）以性别歧视的行为性质作为划分标准，性别歧视可以分为法律上的歧视和事实上的歧视法律上的歧视包括歧视性的法律条款和具有歧视效果的法律条款，前者如“只有男子享有选举权”“只有儿子享有继承权”；后者如在劳动市场规则中缺乏对怀孕的保障性内容，缺乏针对女性占多数的临时工强制办理保险的规定等。

事实上的歧视包括不平等的待遇和不平等的机遇，前者如限制女童接受教育的传统障碍、限制妇女参军的社会和文化障碍等；后者如妇女进入高层管理职位的机会不平等、妇女任职机会不平等。

另外，以性别歧视存在的领域作为划分标准，性别歧视可能存在于婚姻家庭领域、教育领域、劳动领域等等。

三、性别歧视的例外

（一）积极措施积极措施（或称为积极行动、暂时特别措施、肯定性行动、平权行动），是在不平等的现实状况下对明显处于劣势的群体给予的一种特殊照顾的措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规定：缔约各国为加速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不得视为本公约所指的歧视，亦不得因此导致维持不平等的标准或另立标准；这些措施应在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的目的达到之后，停止采用。缔约各国为保护女性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不得视为歧视。

有学者将其称为“反向歧视”[6]，本人认为不妥。理由是：歧视目前已被公认为是贬义的，构成歧视至少是不合理的。所谓的“反向歧视”，其实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不符合通行的关于歧视的界定。“反向歧视”的说法容易让人误解为另一种形式的“歧视”，不利于积极措施的推行。在欧洲法的一个案例（Kalanke V.City Bremen）中，德国人Kalanke先生申请某市政府中的一个岗位，该岗位中女性占少数。

在同等条件下，招聘单位决定雇佣另一位女性。Kalanke先生认为这是反向歧视，即为了照顾妇女而侵害了他的权利。

欧洲法院认为，在平等条件下，如果某领域、某行业女性占少数，用人单位应该优先录用女性，这并不表明排斥对男性的考虑，所以不违反欧盟联盟指令⑦。

（二）真正的职业要求在就业领域，“真正的职业要求”不构成歧视。例如，欧洲联盟非歧视指令中规定，表面上看似中立的规定或标准，如果“这种规定、标准或者实践是基于合法目的且有客观的法律理由，并且实现该目的的手段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即便这些规定或标准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属于“歧视”⑧。据此，欧盟成员国可以作出如下规定：基于有关（性别、种族、宗教等的）特征的区别对待不构成歧视，如果由于有关的特定职业活动的性质或者从事该职业的环境，该特征构成真实的和有决定性的职业要求，而其目的是合法的并且该要求是合比例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具体而言，真正的职业要求，或者说特定性别成为某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包括如下情形：

基于生理特征的需要。如招聘演员饰演男性角色，或招聘男性舞蹈演员。由于该项工作承担者的性别成为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选择性别不存在就业歧视。但基于生理特征不包括体力和精力，认为男性体力比女性充沛或精力比女性旺盛而招聘男性，构成性别歧视。

基于保障隐私的需要。如果某项工作要求从业者与男性有身体上的接触，或从业环境中有男性裸体，男性要求避免女性在场的理由是合理的。在敬老院中，老年男性指定男护工提供护理服务不属于性别歧视。

基于工作性质的需要。某项工作没有可能提供女性生活的必要设施或居住环境，或在特定的法律及习俗环境下，女性无法完成该项工作，如被派往特定少数民族或政教合一的国家工作，女性行为可能因当地传统或法律规定受到限制，无法正常完成工作，此种情况下招收男性工作者不属于性别歧视。

上述对女性构成歧视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对男性的歧视。

（三）构成不合情理的困难香港的《残疾歧视条例》规定，构成“不合情理的困难”

的情况，不认为是歧视。“在决定什么构成不合情理的困难时，须考虑有关个案的所有情况，包括：向任何残疾人士作出的处所提供的合理程度；可能带给任何有关人士的利益或令其蒙受的损害的性质；有关人士的残疾的影响；及声称有不合情理的困难的人的财政情况及其所须付出的估计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款额。”例如，有残疾人控告某建筑物无轮椅专用通道，若重新修建残疾人专用通道花费金额过高，或无可能性，建筑物拥有者可以不合情理的困难为由予以抗辩。

值得注意的是，以“不合情理的困难”作为被控歧视的抗辩理由，仅限于残疾歧视，性别歧视不存在“不合情理的困难”之抗辩理由，可以理解为：在男女

性别平等的问题上，不得以经济因素作为免除歧视应承担责任的理由。

参考文献：

[1]谭兢嫦，信春鹰。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Z].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CTPC），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1995.277.[2]戴维·波普诺。李强，等译。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05.[3] [美]保罗·布莱斯特，等。陆符嘉，等译。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80.[4] [澳大利亚]马格利特·桑顿。信春鹰，王莉译。不和谐与不信任———法律职业中的女性[M].法律出版社，2001.38.[5] [美]博西格诺，等。邓子滨译。法律之门[M].华夏出版社，2002.231-236.[6] [美]罗纳德·德沃金。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95.

第三篇：乡镇对邪教组织的调研材料

深入调查 全面宣传切实做好邪教成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哈尔莫敦镇对邪教组织的调研材料近期，我镇综治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在县治理发愣功办的大力指导下，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宣传揭批、防范控制、教育转化、深挖打击”的原则，结合我镇工作实际，深入调查，并且以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坚决果断的措施。打击处理、帮教转化了一批“FLG”邪教组织习练人员，同时深入调查了我镇“门徒会”组织，及时的对他们造册登记。现将我镇对邪教组织的一些做法及情况通过调研，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处理邪教组织工作领导责任制近几年来，镇综治委认真贯彻中央、自治区、自治州、和静县及治理发愣功办有关文件精神，切实把我镇处理邪教问题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处理“邪教组织领导责任制。一是在每年初，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以镇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处理“FLG”邪教问题领导小组。二是把处理邪教问题责任化。每年初，镇领导小组都能及时与全镇7个行政村和23个住镇单位分别签订对“FLG”人员等邪教组织成员的帮教转化工作责任书。同时将处理“FLG”邪教问题纳入到综合治理工作之中，把任务落实到全镇各村及各单位责任人的身上，与综治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二、认真开展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揭批“FLG”等邪教组织的本质 根据县治理发愣功办的统一部署，我镇在做好对“FLG”等邪教组织的帮教活动中，以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深入揭批“FLG”等邪教组织的本质。

1、加强自身学习力度，做好传播准备。一是每次接到县治理发愣功办电传通知后，一是在做好向镇党委主管领导汇报的同时，电话通知全镇各单位做好收听收看中央各媒体新闻报道的准备工作，并以书面的材料及时将收听、收看后的情况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二是镇综治委积极组织各村、各单位负责人，干部、群众，特别是原“FLG”习练人员收听、收看中央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办功”顽固分子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等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入揭批“FLG”邪教组织的罪恶本质及累累罪行。

2、深入落实转教方案。一是镇综治委组织综治办、派出所、团委、妇联、教育办、司法所、计生办及其它涉农部门在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农牧科技等知识的同时，加强对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宣传。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二是继续认真开展了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一是在2005年春节前召开了哈尔莫敦镇继续开展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动员大会，下发了哈尔莫敦镇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安排意见，提高各单位责任人对此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以镇综治办为主要成员，由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织宣传团，深入重点村、组与农牧民群众面对面的进行宣讲。三是悬挂“反对邪教、崇尚文明”的宣传图片56份，宣传画册7份，发放宣传单5000张，播放宣传影碟6套。四是各乡镇充分发挥村民小组文化室的“阵地”作用，将群众集中起来由驻村工作队成员向群众讲解邪教的本质、邪教是怎么骗人的、邪教的危害向群众进行了讲解，提高了群众对邪教的认识。五是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组织和少先队的作用，利用他们在青少年和妇女中的影响力，采用适合各自特点的方法在全镇各学校进行宣传教育。

三、不断强化打击防范控制工作、全面落实原“FLG”习练人员的帮教转化工作 为做好“FLG”习练人员的帮教管理工作，我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打击处理、全面转化了“FLG”人员。

1、建立健全了帮教管理制度。为确保对“FLG”习练人员的帮教转化工作落到实处，不走形式，不走过场。我镇认真按照县治理发愣功办制定的“一帮一”、“四四帮一”、“定期考核”、“帮教解脱”等制度，用于“FLG”习练人员的帮教、转化工作。对每个原“FLG”习练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实行一人一档，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帮教措施。深入细致地制定了我镇综治各成员单位帮教职责，全镇5名“FLG”习练人员已全部转化，至今无一人反弹。

2、认真开展法制教育，做好练功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我镇为巩固已取得的教育转化成果，打好教育转化坚战，确保我镇辖区的政治稳定，今年举办了一期“FLG”痴迷者法制教育学习班。学习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

四、深入调查“门徒会”组织成员，不断净化我镇稳定局面 按县治理发愣功办的安排和部署，镇综治办联同镇派出所对全镇的“门徒会”组织成员利用2天的时间进行了清查，登记。经查，全镇共有“门徒会”成员171人，男性93人，占总人数的54%;女性78人，占总人数的46%。主要分布在我镇乌兰尕扎尔村、查茨村、觉伦图尔根村、萨拉村、夏尔莫敦村、乌拉斯台村和莫乎查汗扶贫农场。其中乌兰尕扎尔村10人，查茨村28人，觉伦图尔根村10人、萨拉村82人，夏尔莫敦村24人，乌拉斯台村3人，莫乎查汗扶贫农场14人。均为汉族和蒙古族。具体如下：

1、“门徒会”的组织形式 我镇“门徒会”组织共有一个总会，两个分会。骨干成员有5人，一名扶执、两名会长、两名小会长。其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扶执：梁光平，男，25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籍贯四川，1997年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萨拉村7组32号。会长：刘多录，男，46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籍贯甘肃，1995年7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2组63号。会长：梁桂花，女，28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籍贯四川，1998年10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8组69号。小会长：阿勒格，男，23岁，蒙古族，小学文化程度，籍贯和静

县，2001年4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8组10号。小会长：兴军，男，29岁，蒙古族，小学文化程度，籍贯和静县，2000年5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3组62号。

2、“门徒会”成员的组成特点 一是民族单一，均为汉族和蒙古族，其中，汉族87人，占总人数的51%，主要分布在乌兰尕扎尔村、觉伦图尔根村、萨拉村。蒙古族84人，占总人数的49%，主要分布在查茨村、夏尔莫敦村、乌拉斯台村和莫乎查汗扶贫农场。二是组成人员不是以单个主体为单位加入“门徒会”组织，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加入，一般一家只要有一个人加入，其它人也都会加入该组织。三是组成人员居住比较集中，行动比较诡秘。这为他们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该组织成员一般都是以合伙包地或做生意等名义集结在一起。给我们的监控和帮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五、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打算

1、存在的问题 一是虽然我镇原练功人员都已解脱，也没有出现散发非法宣传品等非法活动，但外地“FLG”人员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镇及周边地区的侵蚀。2005年2月8日上午12点，镇政府、派出所等单位相继接到有关“FLG”反动宣传的录音电话。他们的非法宣传形式趋于多样，手段隐蔽易发难破。二是一些村及单位领导对同“FLG”邪教组织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总认为我们的打击力度大，几年来本地本单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存在着盲目乐观、厌战情绪。三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本地单位原练功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的力度不够，帮教干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对“FLG”等邪教外出人员的帮教管理工作落实不够，仅仅停留在掌握其活动去向上，难得与外出人员面对面进行思想交流、帮教转化工作。四是在对“门徒会”成员进行转化教育时，有个别人员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作的进展。

2、今后工作打算 一是把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作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重中之重，把思想和行动系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认真组织学习好十六大精神，深入分析研究形势下同邪教组织斗争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思路，采取新的工作举措，切实落实各项制度与措施，深入扎实做好同邪教组织斗争的各项工作。二是进一步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大对原“FLG”习练人员的教育，加强对“门徒会”组织成员的临控和教育转化。把与邪教练习者教育与控制、管理工作与领导干部考核及政绩职级结合起并对出现问题的单位坚决予以一票否决。三是继续把对“FLG”及“门徒会”等邪教练习者的帮教与控制管理工作纳入到综合治理日常工作之中，签订责任书，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任务，健全考核机制。四是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对重点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宣传，切实增强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邪教组织的自觉性和警惕性。五是组织村及各单位负责人集中系统地学习党和政府处理解决邪教问题的重大决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高他们思想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在今后开创性的开展工作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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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乡镇对邪教组织的调研材料

深入调查 全面宣传切实做好邪教成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哈尔莫敦镇对邪教组织的调研材料近期，我镇综治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在县610办的大力指导下，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宣传揭批、防范控制、教育转化、深挖打击”的原则，结合我镇工作实际，深入调查，并且以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坚决果断的措施，乡镇对邪教组织的调研材料。打击处理、帮教转化了一批“法轮功”邪教组织习练人员，同时深入调查了我镇“门徒会”组织，及时的对他们造册登记。现将我镇对邪教组织的一些做法及情况通过调研，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处理邪教组织工作领导责任制近几年来，镇综治委认真贯彻中央、自治区、自治州、和静县及610办有关文件精神，切实把我镇处理邪教问题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处理“邪教组织领导责任制。一是在每年初，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以镇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处理“法轮功”邪教问题领导小组。二是把处理邪教问题责任化。每年初，镇领导小组都能及时与全镇7个行政村和23个住镇单位分别签订对“法轮功”人员等邪教组织成员的帮教转化工作责任书。同时将处理“法轮功”邪教问题纳入到综合治理工作之中，把任务落实到全镇各村及各单位责任人的身上，与综治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二、认真开展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揭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本质 根据县610办的统一部署，我镇在做好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帮教活动中，以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深入揭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本质。

1、加强自身学习力度，做好传播准备。一是每次接到县610办电传通知后，一是在做好向镇党委主管领导汇报的同时，电话通知全镇各单位做好收听收看中央各媒体新闻报道的准备工作，并以书面的材料及时将收听、收看后的情况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二是镇综治委积极组织各村、各单位负责人，干部、群众，特别是原“法轮功”习练人员收听、收看中央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办功”顽固分子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等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入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罪恶本质及累累罪行。

2、深入落实转教方案。一是镇综治委组织综治办、派出所、团委、妇联、教育办、司法所、计生办及其它涉农部门在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农牧科技等知识的同时，加强对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宣传。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二是继续认真开展了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一是在2005年春节前召开了哈尔莫敦镇继续开展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动员大会，下发了哈尔莫敦镇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安排意见，提高各单位责任人对此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以镇综治办为主要成员，由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织宣传团，深入重点村、组与农牧民群众面对面的进行宣讲。三是悬挂“反对邪教、崇尚文明”的宣传图片56份，宣传画册7份，发放宣传单5000张，播放宣传影碟6套。四是各乡镇充分发挥村民小组文化室的“阵地”作用，将群众集中起来由驻村工作队成员向群众讲解邪教的本质、邪教是怎么骗人的、邪教的危害向群众进行了讲解，提高了群众对邪教的认识。五是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组织和少先队的作用，利用他们在青少年和妇女中的影响力，采用适合各自特点的方法在全镇各学校进行宣传教育，调查报告《乡镇对邪教组织的调研材料》。

三、不断强化打击防范控制工作、全面落实原“法轮功”习练人员的帮教转化工作 为做好“法轮功”习练人员的帮教管理工作，我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打击处理、全面转化了“法轮功”人员。

1、建立健全了帮教管理制度。为确保对“法轮功”习练人员的帮教转化工作落到实处，不走形式，不走过场。我镇认真按照县610办制定的“一帮一”、“四四帮一”、“定期考核”、“帮教解脱”等制度，用于“法轮功”习练人员的帮教、转化工作。对每个原“法轮功”习练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实行一人一档，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帮教措施。深入细致地制定了我镇综治各成员单位帮教职责，全镇5名“法轮功”习练人员已全部转化，至今无一人反弹。

2、认真开展法制教育，做好练功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我镇为巩固已取得的教育转化成果，打好教育转化坚战，确保我镇辖区的政治稳定，今年举办了一期“法轮功”痴迷者法制教育学习班。学习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

四、深入调查“门徒会”组织成员，不断净化我镇稳定局面 按县610办的安排和部署，镇综治办联同镇派出所对全镇的“门徒会”组织成员利用2天的时间进行了清查，登记。经查，全镇共有“门徒会”成员171人，男性93人，占总人数的54%;女性78人，占总人数的46%。主要分布在我镇乌兰尕扎尔村、查茨村、觉伦图尔根村、萨拉村、夏尔莫敦村、乌拉斯台村和莫乎查汗扶贫农场。其中乌兰尕扎尔村10人，查茨村28人，觉伦图尔根村10人、萨拉村82人，夏尔莫敦村24人，乌拉斯台村3人，莫乎查汗扶贫农场14人。均为汉族和蒙古族。具体如下：

1、“门徒会”的组织形式 我镇“门徒会”组织共有一个总会，两个分会。骨干成员有5人，一名扶执、两名会长、两名小会长。其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扶执：梁光平，男，25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籍贯四川，1997年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萨拉村7组32号。会长：刘多录，男，46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籍贯甘肃，1995年7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2组63号。会长：梁桂花，女，28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籍贯四川，1998年10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8组69号。小会长：阿勒格，男，23岁，蒙古族，小学文化程度，籍贯和静县，2001年4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8组10号。小会长：兴军，男，29岁，蒙古族，小学文化程度，籍贯和静县，2000年5月加入“门徒会”组织，现居住在哈尔莫敦镇乌兰尕扎尔村3组62号。

2、“门徒会”成员的组成特点 一是民族单一，均为汉族和蒙古族，其中，汉族87人，占总人数的51%，主要分布在乌兰尕扎尔村、觉伦图尔根村、萨拉村。蒙古族84人，占总人数的49%，主要分布在查茨村、夏尔莫敦村、乌拉斯台村和莫乎查汗扶贫农场。二是组成人员不是以单个主体为单位加入“门徒会”组织，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加入，一般一家只要有一个人加入，其它人也都会加入该组织。三是组成人员居住比较集中，行动比较诡秘。这为他们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该组织成员一般都是以合伙包地或做生意等名义集结在一起。给我们的监控和帮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五、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打算

1、存在的问题 一是虽然我镇原练功人员都已解脱，也没有出现散发非法宣传品等非法活动，但外地“法轮功”人员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镇及周边地区的侵蚀。2005年2月8日上午12点，镇政府、派出所等单位相继接到有关“法轮功”反动宣传的录音电话。他们的非法宣传形式趋于多样，手段隐蔽易发难破。二是一些村及单位领导对同“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总认为我们的打击力度大，几年来本地本单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存在着盲目乐观、厌战情绪。三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本地单位原练功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的力度不够，帮教干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对“法轮功”等邪教外出人员的帮教管理工作落实不够，仅仅停留在掌握其活动去向上，难得与外出人员面对面进行思想交流、帮教转化工作。四是在对“门徒会”成员进行转化教育时，有个别人员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作的进展。

2、今后工作打算 一是把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作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重中之重，把思想和行动系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认真组织学习好十六大精神，深入分析研究形势下同邪教组织斗争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思路，采取新的工作举措，切实落实各项制度与措施，深入扎实做好同邪教组织斗争的各项工作。二是进一步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大对原“法轮功”习练人员的教育，加强对“门徒会”组织成员的临控和教育转化。把与邪教练习者教育与控制、管理工作与领导干部考核及政绩职级结合起并对出现问题的单位坚决予以一票否决。三是继续把对“法轮功”及“门徒会”等邪教练习者的帮教与控制管理工作纳入到综合治理日常工作之中，签订责任书，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任务，健全考核机制。四是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对重点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宣传，切实增强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邪教组织的自觉性和警惕性。五是组织村及各单位负责人集中系统地学习党和政府处理解决邪教问题的重大决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高他们思想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在今后开创性的开展工作打基础。

第五篇：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

【摘要】 确定哪些行为属于医疗行为对实践中梳理医患关系和解决医疗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分析

了当前理论界对医疗行为的定义基础上，提出法律上界定医疗行为的3个要素，即医疗行为的主体、行为的专业性和医

疗行为目的，论述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健康价值的创造，并根据不同标准对医疗行为进行了分类。

【关键词】 医疗行为，界定要素，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2．16；r0

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4)01—0027—0

4lawful definition of medical action miao rui． ”g，wang ai hong ．1．law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2．nursing sch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29．

【abstract】defining which behaviors belong to the medical action has th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clearing up the

rel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solving the disputes on medical treatment in practice．this paper expounds three ele‘

ments for defining medical action lawfull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theories of defining medical action，namely the

subject、specialization and purpose of medical action，discusses that the purpose of medical action is a creation of health value，and clasifies the medical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key words】 medical action，elements for defining，clasification

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行为

是实践中正确构建医患关系和正确处理医疗事故的前提和基

础．因而从法律上界定医疗行为的概念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理论界对医疗行为的研究缺乏深入的探讨。实践中大量因非医疗行为而产生的医患纠纷，给医疗

机构、患者甚至国家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

①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将来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因接受他人器官而主动给予报酬”(参见吴崇其、达庆东：《卫生法学》，法

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笔者以为，这一建议没有很好地考虑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与体现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这样的规定不

仅使得自愿捐献身体器官的供体得不到任何精神或物质上的回报，也关闭了接受器官的受体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大门，使受体可能因此而终生

不安，不利于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极度重视道德法、重视人情的伦理社会来说，这样的规定显然是极不科学和合理的。

· 28 ·

量浪费：因此如何从法律上准确界定医疗行为的概念具有十分

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当前医疗行为界定现状和评析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对医疗行为的界定做出具体而又权

威的解释： 学术界主要根据医疗行为的目的给出了不同的定

义

我国《执业医师法》中有“医师执业活动”的规定，但并未对

其内涵进行解释。就该法对医师和助理医师及执业活动的规定

来看，尚不能周延现代医疗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台湾有学者将医疗行为定义为：“凡以治疗、矫正或预防人

体疾病、伤害残缺或保健为直接目的所为之诊察、诊断及治疗或

基于诊察、诊断结果，以治疗为目的的所为之处方或用药等行为

之一部或全部之总称，为医疗行为”。【

1柳经纬、李茂年先生认为医疗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对患者疾

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判断及疗养指导等具有综合性内容的行

为。l 2作者将医疗行为依目的不同

分为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和

非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非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可分为实验性

医疗行为和非纯粹实验性而兼有治疗目的的医疗行为，在进一

步分析了非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后，认为，“只有以诊疗为目的的医疗行为和非纯粹实验性而兼有治疗目的性的医疗行为才能

够称为医疗行为。”_2 以上定义基本代表了我国学术

界的观点，即医疗行为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诊断治疗行为，因为其目的仅局限于治疗疾病，又称为狭义医疗行为。随着医疗事业的发

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以及医疗领域的拓展，医疗行为本身具有的伤害性、实验性① 等特点逐渐被人们认识，一些运用新的技术

进行非治疗性的医疗行为，如整容整形、变性手术、无痛分娩等

大量出现，并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的医疗纠纷和事故，不将此纳

入医疗行为不利于对患者的保护。

狭义医疗行为慨念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台湾学者

蔡振修提出了广义医疗行为的概念。他根据医疗行为的不同目的，医疗行为应包括4种类型：临床性医疗行为、实验性医疗行

为、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和非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 广义的医

疗行为概念从不同的侧面，将目前存在的各种医疗行为加以概

括，适应了当前的需要，因而具有一定的周延性。但将医疗行为的外在特征的概括作为医疗行为的定义，缺乏对医疗行为本质的揭示。况且实践中，这4种医疗行为往往交叉贯穿于一项医

疗过程之中，如果将他们截然分开，对处理医疗纠纷将十分的烦

琐和困难。

因此有学者引用日本“医行为”的概念，并从医疗行为的内

在本质来界定医疗行为。

日本学者将医疗行为分为“医疗行为”和“医行为”两种。医

疗行为专指以疾病治疗为目的的行为。而“医行为”则是对医疗

行为从精密度和准确度两点考虑的基础上所做的定义 龚赛红

就此给出了医疗行为的定义，即医疗行为是若欠缺医师的医学

判断及其技术，则对人体会有危害的行为。_

3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 1卷(第1期)

按照龚赛红的观点，医师的医学判断及其技术应当是医疗

行为的内在本质，凡缺乏医师的医学判断及其技术而对人体实

施的行为，不是医疗行为，因而可推导出只要具备医师的判断和

技术的行为就是医疗行为，不管这个行为是否由医护人员所为

也不管这项行为的目的。“医行为”的定义虽然涵盖了某些与医

疗有关的行为，但将医师的主观判断作为医疗行为确定的依据，有主观主义的色彩。医学判断及医学技术，不同的医师有不同的标准和水平，在实践中也难以界定这种判断的科学性以及其

客观依据。

二、医疗行为界定的要素分析

医疗行为是一种专业性非常强而又在不断发展的专门活

动，其外延十分广泛。如何界定医疗行为应考虑两项核心要素：

一是精密度，即定义应在操作上能令人引以为据，明确地判断目

标行为的属性，不致在适用上产生争议。二是准确度，即合目的性检查。也就是说，所使用的定义是否能定义到所想定义的行

为，而不致造成真正具有该特性的行为被排除在外或者是不具

有该特性的行为反被纳入其中l3一。作者认为界定医疗行为，应

当考虑以下3个要素：

第一，医疗行为必须是特定的主体所为和对特定对象实施的行为。特定主体指医方。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

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

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

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说明医方包括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我国《执业医师法》和《护士管理办法》对医师的条件作了明

确规定：医师是指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 《护

士管理办法》规定护士是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

书》，并经过注册的护理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第2条规定，我国医疗机构包括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

只有符合以上条件的医师和护理人员以及医疗机构才能从事医

疗行为，这一点已为学者所共识。医疗行为特定对象是患方。

这里的患方不仅指患有疾病的人，还包括非因疾病而到医疗机

构寻求医疗的人。医方只有针对特定的患方而为的行为才能是

医疗行为。有学者将无行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患者的监护人和

无因管理人界定为患方，混淆了医疗行为特定的对象与因医疗

行为引起的债权债务主体的关系，是不正确的第二．医疗行为应当是医师应用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行

为。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医疗行为的重要特征，也是

医疗行为区别与其他行为的重要标志。医疗纠纷处理难，难就

难在它专业性太强。国家规定了医疗执业人员的执业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并颁发了各种医疗技术规范和常规，作为

医护人员在医疗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充分说明具有较高专

业知识和医疗技能在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和地位。医方针对患方

① 使用危险与疗效均属于未知的新药物或新技术，其目的是为了医学的进步，而诊疗的目的居于次要的地位。见：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

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l4页。

② 许多学者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因监护人代理其与医疗机构订立医疗合同，而使这些监护人成为医疗行为的主体之一：民法规

定监护人赋有保护被监护人的健康的义务，其代理被监护人与医疗机构成立医疗合同是承担他们法定的义务和承担被监护人因医疗行为而应当

支付的医疗报酬，法律上讲他们只是承担债务的主体。而医疗行为的重要特征就是它是针对患者而实施的行为，监护人只是债务主体，而不能成为患者。至于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履行的是何种权利，值得研究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u 卷(第1期)的行为很多，如给病人喂饭的行为，不是所有喂饭的行为都是医

疗行为，只有医方视患方的具体情况，并应用其医学专业知识的判断而确需给患者喂饭的行为才是医疗行为，此时，喂饭行为成为了医疗行为的一部分，而具有了医疗行为的性质。

第三，医疗行为的目的或价值是人的健康价值的创造：健

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医疗行为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疾

病的诊疗和康复，已为学界共识。透过各种不同的医疗行为表

象，我们应该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本质，也就是他们共同的价值

追求。医疗行为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什么? 张振杰认为医疗行为

从根本上讲是医务人员对人们健康价值的创造。“医疗服务

⋯ ⋯ 从根本上说则是医生个体或群体对于健康价值的充满人道

主义及主动精神的创造，是医生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

作者将健康价值的创造作为医疗行为的目的，原因有二：

1，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章程中对健康作了定义：健康

— — 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而且还要有生理、心理和社

会的完全安适状态(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1，menta1．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 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

mity)。现代疾病观认为，疾病是生命活动中与健康相对应的一

种特殊征象，发生在人体一定部位一定层次的整体反应过程。

人的生命活动从出生到死亡是健康与疾病构成的一种线性谱，即以良好的健康状态为一端，以疾病状态、衰老和死亡为另一

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这个线性谱两端的某一点上，并不断

变化着。l5j可见，健康是人类基本的需要，是人一生所不断追求的目标。我国法律也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规定为人的基本权

利。人们追求健康可以自己为，或者委托他人进行。前者包括

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平衡膳食、加强营养等。后者主要指人们委

托医方应用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从事自己无法解决的医疗行

为。从定义的准确度来看，以健康价值的创造为目的，不仅包括

了疾病诊疗的医疗行为，还包括了非以疾病诊疗为目的而使人

们能安适于社会的医疗行为。

2．健康价值判断可以作为医疗行为效果的判断依据。人们

对医疗行为效果的价值判断，并不以是否治好疾病为标准，而是

根据息方在医疗前后的健康状况作为判断依据。社会学家认

为，人能安适于社会是指一个人具有正常的社会角色功能，具有

执行其社会角色和义务的最佳活动状态。无论是治疗疾病还是

非疾病治疗行为，患方总要将医疗前后自身的健康状况做出评

估，从而对医疗行为的效果做出评价。如医学美容行为，患方将

对美容前后的生理状况做出判断，美容后是否比美容前更理想，如果不是，甚至比美容前更糟，那必然会出现纠纷。如此我们可

以理解，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即使有一定疾病、残缺，但并不需要

治疗；有的人在疾病治疗中，即使医方认为没有治疗结束，患者

根据其健康状况自动要求终止治疗；有的人本身很健康，但却需

要美容、整形等。将健康价值的创造作为医疗行为的目的，能充

分体现现代参与型的医患关系模式。纵观医疗纠纷的出现原

因，一方面是人们医疗观念和医学知识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

强，另一方面，是人们在对治疗前后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后，认

为治疗后的健康状况反而不如治疗前的状况，愤然状告医疗机

构的结果。o 我国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差错即造成一

般人身损害得情况包含在医疗事故中，扩大了医疗事故的适用

· 29 ·

范围，说明法律对人的健康保护的力度在加大一

以上3个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医疗行为界

定的要素。作者认为，医疗行为应当是指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

应用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从事的为特定的自然人进行健康价值

创造的各种行为。

三、医疗行为的分类

实践中，医患双方因不同的医疗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权利

和义务。医疗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如下分类：

第一，根据患者不同的健康需求，医疗行为可分为疾病医疗

行为和非疾病医疗行为。疾病医疗行为是指以治疗疾病为中心

而追求健康的医疗行为，它是医方对患方围绕疾病而进行的诊

断、治疗、预后判断以及疗养康复等综合性行为：疾病医疗行为

十分广泛，对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手术、麻醉、注射、给药、处

方、病历记录、术后疗养；中医的望、闻、诊、切、针灸、推拿等都是

疾病医疗行为l 2。非疾病医疗行为是指针对无疾病的息方而实

施的医疗行为。非疾病医疗行为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疾病预

防行为，如给人体注射疫苗、预防接种，无疾病的美容整容行为、变性手术、体格检查、无痛分娩、人工授精、妊娠中止等：

第二，根据对疾病治疗的相对确定性可以将疾病医疗行为

分为一般临床医疗行为和实验性临床医疗行为：一般临床医疗

行为是指对目前医学上公认、合乎医学水准，有确定治疗效果的医疗行为。目前能够确诊并具有确定的治疗手段和相应稳定疗

效的疾病医疗都是一般临床医疗行为。实验性医疗行为是针对

目前医学水平无法确诊或尚未有确定的治疗方案和稳定疗效的疾病而实施的医疗行为。这种医疗行为作为对医学科学的探

索，往往对人体具有较大的侵害性，因为其无法确定治疗的效

果，其风险性也较大，如当前对“非典”的治疗行为：

第三，根据医疗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医疗行为可分为合法医疗行为和违法医疗行为。合法医疗行为是指医方针对患方

采取的医疗，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医事法律的各项规定并符

合医疗技术规范和常规的行为。违法医疗行为是指医方违反以

上各项法律和规范的行为。违法医疗行为又可分为故意违法和

过失违法两种。故意违法医疗行为由刑法或有关行政法规调

整。过失违法医疗行为是实践中常见的违法医疗行为，其造成了人身损害，可造成医疗过失或医疗事故：

第四，根据医疗行为的产生依据，医疗行为可分为契约医疗

行为和非契约医疗行为。契约医疗行为就是合同医疗行为，是

基于医患双方就医疗行为意思表示一致而进行的医疗行为。一

般表现为患者前往医疗机构接受医疗，通过挂号，医疗机构接受

患者就诊，因此确立合同关系。_2 非契约医疗行为不以医患双方的合意而成立，它包括无因管理医疗行为和强制医疗行为。无

因管理医疗行为是医方在无双方约定又无法律规定义务的情况

下为患方进行的医疗行为。强制医疗行为是指医方直接根据法

律规定的义务而对患方进行的医疗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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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经纬，李茂年医患关系法论．第1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14

～ 27

① 患者没有专业的医疗知识，而获得专业医疗知识的途径又相当不易，他们只能根据这种判断，而对医疗效果做出结论

· 30 ·

[3]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第1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

[4]张振杰浅议医疗服务的商品性及特殊性．北方经贸，2001，(7)：44

[5]姜安丽，石琴主编．新编护理学基础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医事法律·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1卷(第l期)

1999 36

(收稿：200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