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戏曲的人民性和平民性特征1

第一篇：论中国戏曲的人民性和平民性特征1

论中国戏曲的人民性和平民性特征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从古至今深得广大百姓的喜爱，这不仅仅是这些戏曲的曲调优美.舞台表演丰富精彩，更多的是中国戏曲的人民性和平民性特征，在每个时代的戏曲作品中我们百姓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引发我们深思和感叹。中国戏曲艺术也是取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一、戏曲扎根于人民生活

人民性简单来说就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戏曲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是符合人民生活的戏曲，而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东西，戏曲其起源于民间，并在民间流传，是真正土生土长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的艺术，是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戏曲的人民性，就是在于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联系。比如说关汉卿的《窦娥冤》有一个明显的语言特征就是语言的民间化程度高不仅具有宋元时代通俗的文学中的口语，还包括当时民间的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语言形式丰富，贴近市民阶层的生活，体现出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人民性特征，剧中使用大量民间口语：“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小的是念佛吃斋人，不敢做昧心事”，这些浓缩了人民的生活经验和通俗的语言。《窦娥冤》写一位女子的冤情，在关汉卿的剧本里，有很多对于那些底层女子充满同情之心的叙述和描写，窦娥就是这类女子的典型，关汉卿不仅写他的悲哀人生，更多的是展现出这位女主人公的善良情怀，窦娥在刑堂上违心的承认毒害张驴儿父亲的罪行，是因为他对婆婆的孝心，这是站在中国古代广大无辜受罪的平民的角度上，宣扬的是人民群众的传统美德，戏曲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民的立场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对于人民的同情、颂扬的态度。通俗的戏曲语言可以让复杂的剧情清晰化，提升观众的观赏趣味。这就是戏曲的人民性特征之一。

二、戏曲映衬出人民生活

元代的爱情婚姻剧精品很多，如《拜月亭》、《情头马上》、《西厢记》、《倩女离魂》等，这些爱情剧讴歌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与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斗争。如《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这些爱情婚姻局大多洋溢着自信欢快的情调，有的作品以男女婚姻圆满的大团圆作为结局，表达了人们追求爱情婚姻理想的愿望。这也是在广大人们群众的立场和期望中展现的。符合大众的心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今天的社会，这都是可以引发广大人民的共鸣和深思，这样的戏曲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愿望。中国因为地域的广阔，不同地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戏曲文化的诞生，各种地方戏的繁华和流传，通过这些戏曲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各个地方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从宋元到明清，民间戏剧发展迅速，演出遍布全国各地，在农村的村社庙台从事演出的戏班，因民间祭祀活动而产生，其比起祭祀礼仪更具有吸引普通民众的实际效果，乡间演剧的发展，成为中国戏曲发展丰富多彩的契机，也由此形成中国戏曲多元化的格局，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不同于北方的声腔，比如弋阳腔的演出故事具有很强的民间性，更契合普通民众的趣味，注重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这也是地方民众所注重的东西。这些戏曲也映衬出我国人民对传统美

德的传承。戏曲的艺术特性要求它应该拥有一个庞大的观众群体，所以当我们大汉戏曲艺术是民族瑰宝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最普通的人民大众，戏曲作品中反映出我们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女性处于社会的底层，作为时代的反映和文艺的主体，他们成为了元代杂剧的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和投入的热点，充分利用戏曲这一载体把社会形态展现出来。

三、戏曲点亮世俗百姓的心灵

平民性是戏曲的一个本质特点，它以市民色彩作为其独特的表达，它以市井风格作为其存在的资本，涂抹出色彩斑斓、描画出悲欢离合，在灯火明灭的舞台上，点亮世俗百姓的心灵，给他们以精神的愉悦和心智的启迪，中国戏曲能顺利传承，依靠百姓的认同、欣赏传承下来，平民性非常重要。比如说丑角，作为喜剧人物在戏剧中历来都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艺术特点是轻松、诙谐、风趣、真实，或有点酸楚，不管是严肃的正剧，还是明块的喜剧，都有他重要的地位，在戏曲剧有无丑不成戏的美誉，丑角虽然在戏曲行当中位居末座，但是，在中国戏曲绵延千年的历史中，最后能在戏曲行当中占有稳固地位，除了它自身的艺术魅力之外，和他的平民性是分不开的。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曲巅峰时期的结晶，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平民化色彩，有着独特的人生价值和审美价值，元杂剧中的人物从身份、地位来讲，以平民为主，也有出身高贵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这些非平民形象则呈现出与贵族化相反的平民化倾向，其心理章台和是想感情和一般百姓是一样的，人物性格朴实无华、天真自然、敢于斗争，让世俗百姓看到自己群体的重要性和现实性，精神和心灵上得到了启迪和安慰。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众多，恰如我们的现实生活，包罗众生百态，打破森严宫墙的阻隔，涌进来一大群有血有肉、富于生命力的、喧闹而真实的平民百姓。戏曲的人物体系体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倾向。

四、平民戏曲顺应民心，通俗易懂

自戏曲起源以来，戏曲就是娱乐人民大众的一项活动，是最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艺术形式。不论是祭祀还是祭天，人们用这种最传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情感，有的庆祝丰收，有的祭奠先人。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愿，从而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创作出了不仅顺应时代潮流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戏曲。

古老的戏曲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中积淀最丰厚的一个部分，它受众面广、影响大、文化底蕴深厚。许多社会低层的民众就是通过看戏懂得了事理，学会了做人。而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往往又是大团圆的结局和恶人被严惩好人得到好报。这些在戏曲中也均有体现，如清正廉明大公无私的红脸包公、海瑞、况钟，人民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他们惩恶扬善最后成为千古佳话。如元杂剧《窦娥冤》、《蝴蝶梦》；明清传奇《珍珠记》、《清忠谱》、《十五贯》、《侧美案》、《大红袍》等，这些都有它的产生背景，元代残酷的种族统治，明代宦官、奸臣当道，清代到明代的包公戏为民请命，直接由包公断案，反映了人民强烈的愿望。好的结局往往能使人反复回味，也更为人所接受，所以古代戏曲往往以大团圆形式结尾，负心汉最后改邪归正，坏人得到其应有的惩罚。清官戏反映了现实又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反映了群众的情绪，寄托了他们的希望，这些都是清官戏得到广泛认同并广为流传的关键所在。

五、戏曲的功能性是平民化的关键

戏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戏曲的娱乐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促使广大观众走进剧场走进戏园。戏曲就是一种与观众面对面最终以舞台呈现的一种艺术形式，直观性很强，接受者的层次又及其复杂。因此戏曲要保持娱乐功能才是戏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关键。

戏曲的题材也有很多，其中不乏爱情类题材，《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这一幕幕的爱情戏多表现婉转缠绵的男女恋情，包括相思、热恋、离别、怨恨等情感。爱情戏备受欢迎往往是人自身作为感情动物所表露出的情感，这类题材强烈暴露出一般的人性和人们普遍的长期压抑着的自由欲望。这类爱情戏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桎梏下，年轻男女的婚恋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当时的封建高压下轻人想冲出束缚的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因而剧作家就只好把这种美好的愿望搬上舞台，通过演员之口讲出人民的肺腑之言，这些戏以“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为结局，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强烈追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戏曲的发展也会随之变化，作为世界最早三大戏剧体系之一的中国戏曲，经过岁月的沉淀，古老的戏曲艺术将会被更多人热爱和传颂，永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第二篇：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

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

自《乌托邦》问世以来，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发展阶段，经过了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阶段和众多流派，尽管内容和形式各异，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特征。所谓社会性无非就是集体性、共同性和群体，而人民性则是强调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生力军，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组织、制度、规章等均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而具备存在价值，作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也必须以“人民性”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向。

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体相适应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政党制度首先强调和突出了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战争年代广大中国人民为什么一心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国军日寇的飞机大炮竟被破草鞋、小步枪打败？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党得了民心，党具备了人民性。可以说，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众多党员先辈在流血负伤甚至生命的代价下，经由人民的选择和认可。早期，党成员大量来自广大的农村贫苦家庭，来自压迫剥削严重的工厂，具有人民的代表性。他们发动群众，分田地，打土豪，抗日救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又切实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他们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人民性。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一大法宝，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和人民的不懈支持下，挽救了中国人民，挽救中华民族。

“好汉不言当年勇”时代已经变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早早逝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丰硕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挑战。尤其，此时，社会主义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发展进入过渡期，矛盾激化，突发事件频发。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会变化的，一个政党，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能否永远获得或保有政权终究取决于是否永久而全面的具备先进性，而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执政党是否还具备人民性的特征呢？党的领导地位是否还是人民的选择呢？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在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土地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抓住了理论的时代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保持了鲜明的阶级性，又具备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人民性。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科学发展观则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历来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

“最近我国党群关系趋于紧张，党内外官僚主义思想严重，部分党员错误的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不能及时把握民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共产党具有党性即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体现，同时也具有人民性既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二者是具有一致性的。首先，要要求共产党员不只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要入党，严格挑选合格的共产党员。其次，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应该时时刻刻抓紧，促进党员具有站在时代前列，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站在人民前列，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民性，加强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中人民的核心地位。再次，应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严惩党内各种歪风邪气，进而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人生观、价值观。共产党员应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而不应搞“一刀切”“一言堂”进而脱离群众乃至凌驾于群众之上。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全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党的众多文献表明我们党是具备人民性和时代性，进而具备先进性的，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合法且合理的，我们应该继续拥护党的领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篇：浅谈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

浅谈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

一、概观中国戏曲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戏曲”一词通常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传统戏剧。它最早见于宋元之间文人刘壎《水云村稿》的《词人吴用章传》：“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元代多称之为“词曲”、“杂剧”，明清多谓之为“传奇”。现在所称的戏曲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

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到：“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句话直接点名了戏曲的两方面的特征：文学性和艺术性。戏曲所讲述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而不同于歌唱、书法、舞蹈，更注重的是艺术本身的美感，然而戏曲并非同“口技者”一般再单纯的平铺一个故事，它采用的方式是“歌舞”，正是这种特殊的形式使得中国戏曲也备受国际的关注。

二、中国戏曲中的内容美 戏曲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即戏曲的故事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戏曲区别于其他表演艺术的杰出之处。戏曲的表演是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表达感情为目的的，它要求真和美的统一。另一方面，戏曲表演虽然强调生活的依据，但它的表演毕竟是夸张的、写意的，它要靠启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联想和想像，才能收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欣赏古代戏曲的时候，我们要把心放在古代去感受封建社会不同于今时的悲欢离合。

以下以本人喜欢的戏曲《西厢记》和《牡丹亭》为例说明戏曲中内容蕴含的美。

《西厢记》，是王实甫描写的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从“惊艳”、“联吟”到“赖婚”，充分表现了崔莺莺对爱情的渴望。但她出身于名门望，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因此，又有“闹简”、“赖简”等曲折和反复。在“听琴”、“佳期”、“长亭”几折戏中她终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全剧以争取婚姻自主与恪守“父母之命”的矛盾为主线，以崔莺莺、张珙和红娘三人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为副线，互相交织，有节奏地展开，时张时弛，时动时静，时喜时悲，时聚时散，挥洒自如，色彩斑斓。它那“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和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都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汤显祖的《牡丹亭》同样一部爱情剧。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思春之情，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婚，并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剧本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粉碎宋明理学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朦胧愿望。从内容来说，《牡丹亭》表现的是古老的“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这一主题。《牡丹亭》在思想上与《西厢记》有类似之处，但是，《西厢记》是先情后欲，《牡丹亭》则是先欲后情；《西厢记》描述的是情感的自然发展，更多的是表达“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而《牡丹亭》则特别突出了情（欲）与理（礼）的冲突，强调了情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种不同，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

三、中国戏曲中的形式美

戏曲象一本历史留给我们的典籍，精彩的人物造型就是它美丽的包装，吸引着众多远离京剧的人们走近它，关注它。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

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戏剧融化了多种艺术的表现手段，它们在综合体中直接的、外在的表现是：文学，主要指剧本；造型艺术，主要指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音乐，主要指戏剧演出中的音响、插曲、配乐等，在戏曲、歌剧中，还包括曲调、演唱等；舞蹈，主要指舞剧、戏曲艺术中包含的舞蹈成分，在话剧中转化为演员的表演艺术——动作艺术。戏剧中的多种艺术因素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在综合整体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在戏剧综合体中，演员的表演艺术居于中心、主导地位，它是戏剧艺术的本体。表演艺术的手段——形体动作和台词，是戏剧艺术的基本手段。其他艺术因素，都被本体所融化。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虽然可以像小说那样供人阅读，但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可演性，不能演出的剧本，不是好的戏剧作品。戏剧演出中的音乐成分，无论是插曲、配乐还是音响，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的协同作用。戏剧演出中的造型艺术成分，如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为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起特定辅助作用的。以演员表演艺术为本体，对多种艺术成分进行吸收与融化，构成了戏剧艺术的外在形态。

（一）戏曲脸谱的形式美。

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这种脸部化妆主要用于净和丑。它在形式、色彩和类型上有一定的格式。内行的观众从脸谱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个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聪明还是愚蠢，受人爱戴还是使人厌恶。戏曲脸谱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相对固定下来。从戏剧内容看，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形式看，它是图案式的。它简单得说是用于人物外貌包装的一种形式，内在上它还包含了人物的性格、身份、经历等丰富的内涵。不仅从型上匠心独具，而且含蓄不乏直观得向观众揭开了接下来登台戏曲的故事内容。

黑格尔说过，象征符号“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脸谱主要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它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善恶组合成许多不同类型的谱式，每一张脸谱又由众多的分谱组成，使舞台上出现千差万别的社会众生相。每张脸谱，不管表现的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美的创造物。如：后羿的脸上勾画了九个太阳的形象，以说明他曾用箭射下九个太阳。郑子明年轻时为救人曾被猩猩抓伤脸，故勾成不对称的歪脸。脸谱中每种设色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这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红色表示赤胆忠心，紫色表示智勇刚义，黄色表示武将骁勇善战、残暴，表示文士内有心计，绿色表示侠骨义肠、性格暴躁，蓝色表示刚直勇猛、桀骜不驯，黑色表示忠耿正直，白色表示阴险奸诈，粉红色表示年迈气衰的忠勇老者，互灰色表示老年枭雄，金、银色多用于神、佛、鬼怪，象征虚幻之感。

中国观众从剧场欣赏完演出以后，对勾画脸谱的人物印象鲜明深刻，京剧中的孙悟空、窦尔墩、张飞、包拯的脸谱，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在历史上也不存在，但观众宁可相信京剧中这些勾脸的形象实有其人。这正是京剧艺术的魅力，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脸谱的的手段，是脸谱美，为京剧中那些活生生的形象

锦上添花。

（二）戏曲服饰的形式美

俗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人还得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呢，京剧作为一门艺术自然不能光有好看的脸谱造型，服装的美化也是绝不能少的。整体来说京剧戏装依剧样式不同而分蟒、靠、褶、跛、衣五大类的戏装，以及翎子、盔帽、靠旗、狐尾等精致的衣饰。在所有这些服装饰物中都蕴含了中华民族的趣味和爱好。传统的纹饰图案更为服饰锦上添花，龙凤虎豹，花草鱼鸟，以及诸如“万字不到头”、“五福捧寿”等，都成为一种共同的语言和观众交流。在色彩上，京剧服饰往往搭配强烈的纯对比色，原本很难在同一环境里“和平共处”的大红、明黄、天蓝、翠绿、淡粉、亮紫，由于同时又广泛运用了中性色黑、白和金属色金、银而有机和谐地糅合成一体。传统京剧服饰在强烈对比中找到了用以达到美的境界的路，各种反差被民族性潜移默化地归拢到一起，形成一种东方的、民族的，既花团锦簇又协调统一的整体美。

如《霸王别姬》中，霸王穿黑靠，色黑脸；虞姬穿白裙袄，俊扮粉状。这一黑一白，一壮一秀，是黑白的强烈对比，相反相成，对立又统一。又如《铡美案》中，受害者秦湘莲穿黑褶子，白孝带，蓝边饰，不尚奢华，处境令人同情：陈世美身居高位，享爱驸马待遇，穿华丽的红蟒花翅，华贵显赫。两个人物，一个着衣华丽而内心丑恶，一个朴素寒微而内心高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是穷与富的对比，是素与华的对比，也是善与恶的对比。这些衣饰在运用对比手法时，并非单纯孤立而是协调一致地存在。“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适度的”，在一个绚丽多彩的场面中，传统京剧服饰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又有一种协调的意蕴旋绕于其中，最终给人以美的感受。

第四篇：论中国戏曲与莎士比亚戏剧

论中国戏曲与莎士比亚戏剧

作者：点击数：319更新时间：2008/12/26 18:13:23★★★

中国戏曲是东方的一棵常青树；莎士比亚戏剧是西方的一颗新星。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

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征，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如果说中国戏曲是一曲悠扬的萧颂；那么莎士比亚戏剧更像是梦幻般的旋律。

莎士比亚在类型众多的剧本(包括喜剧，悲剧，历史励，传奇剧)中，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丰富了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上自高贵的国王大臣，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性格各殊：面貌各异。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如莎氏所创造的帝王将相凯撒、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麦克佩斯、李耳王等，既有其作为统治者的共同特点，更有其不同的个性，可以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相似的。

“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剧又一鲜明的艺术特色。莎士比亚为了刻画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画面，增强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打破了古希腊罗马悲喜剧的严格界限，不受古典戏剧“三一律”的束缚，往往在剧本里特意设计和安排了两个以上的故事情节(《仲夏夜之梦》中多至四条线索)，或平行发展，或曲折交错，彼此对照，互相补充。

个性鲜明的人物语言。莎剧的人物语言，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闻其声若见其人，完全符合人物的个性特点，做到了个性化和形象化的结合，哲理性和抒情性的交融。

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都有一套符合各自性格特点的语言，而且随着场合的更迭、际遇的变化，人物语言也有所发展变化。

总的来说，中国戏曲和莎士比亚戏剧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和魅力，领导着一方舞台。

第五篇：贸易和平论演讲稿

贸易和平论演讲稿

（一页）贸易和平论，又称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将经济尤其是贸易与和平联系起来考虑，该理论可以追溯至17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默里克·克吕塞，他认为通过自由贸易，就能得到靠征服或占领所获得的同样的收益。因此“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这一思想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发展，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国内虽然对这一命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在吸收西方学者的观点上形成的讨论，难以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贸易和平论这一命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采用历史阶段的分析方法和定量方法形成一个系统的贸易和平论框架，同时在分析过程中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补充解释，主要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

（二页）贸易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经济概念，一个是政治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议题，贸易和平论的基本问题就是贸易与和平是正相关关系么？两国之间贸易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两国间关系的和平、民主么？

一般而言,相互依赖的发展确实具有加强国家间共同利益的纽带、从而加强国家寻找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或冲突的作用。但如果进而认为,只要国家间存在着相当的相互依赖,国际和平就可以得到保障,那显然是夸大其辞。

（三页）、贸易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放在现实世界中考察，这两个概念又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并且可以是由诸多变量因素加以衡量的，客观来说，贸易与和平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贸易和平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关心的是是什么（what）以及为什么（why），而不是应该如何（should be），它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贸易和平论遇到了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即出现了贸易没有导致和平的现象，或者更为甚者是贸易的增加反而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冲突。通过对贸易与和平这两个概念的考察，我发现在自由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贸易确实可以促进国家间的经济福利与社会交流，从而减少国家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国际政治的发展却不总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主导着大部分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在自由主义经济条件下提出的贸易和平论能适应现实主义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么？

（四页）、那我们就需要寻找除了贸易范围内变量之外其他的自变量，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反常现象的发生，或者说是什么具体原因，破坏了贸易导致和平这一论点的正常社会反应，使得这一结论不再客观反映社会现实。

（五页）、1、对经济与和平关系的探讨,就其思想渊源来说,至少可追溯至17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根据早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贸易之所以产生,就在于每一方都能从贸易中获利,无论个人之间、公司之间、地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而战争则对双方均无利可图,即使是战争中的胜利者也不会因战争而获利,只不过胜利者一方的损失比失败者小些而已。所以,按照早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靠战争发财致富只是一种幻想。因此,任何扩大国家领土的企图,无论是通过吞并邻国还是掠夺殖民地,都被视为愚蠢之举;相反,自由贸易则被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因为通过自由贸易,无需耗费,就能得到靠征服或占领所获得的同样的收益。这一早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点最早由埃默里克·克吕塞提出,经过边沁和穆勒父子的详细阐述,成为后来“贸易和平论”的基本出发点。

埃默里克·克吕塞认为：通过自由贸易，就能得到靠征服或占领所获得的同样的收益；因此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于和平。

2、进入到18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他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

边沁（18-19世纪）认识到商业的巨大价值，但是他否定与附属殖民地签订的互惠协议，认为这些协议不能有效增加经济总量；他还隐含地表示，强国对殖民地的争夺会破坏殖民地的经济，不利于经济总体发展，这反映出他的自由经济学思想。

约翰 穆勒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和迅速扩张不仅极大地保证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而且对于国际理想主义、国际制度以及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是永久的保障。”

社会学家斯宾塞认为,国家起源于战争,因此政府的大部分职能是与军事社会相联系的。然而,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战争将会变得过时。在这里,斯宾塞假定了经济发展会带来和平。他和他的追随者都相信,自由贸易原则在全世界的传播会导致国际分工和经济专业化,从而有助于加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会使它们拒绝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然而,被视为“贸易和平论”之首创者的,却并非斯宾塞,而是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著名学者理查德·科布登，他在19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了“贸易和平论”。他曾经说过：“过去与现在自由贸易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最好的外交手段，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能够让人类和平相处。”科布顿把国际劳动分工和商品自由交换看作是天意，坚信自由贸易是一种最完美的制度，认为通过贸易可以把不同国家的企业和工人在物质福利的共同利益上联系到一起，自由贸易与国家间的和平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4、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贸易会带来和平的传统观点，在英国学者诺尔曼 安吉尔1933年出版的《大错觉》这本著作中被极大的发挥。安吉尔赞同科布顿“贸易纽带”的学说，并进一步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论证了贸易与和平的关系。他指出，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入，每个国家都将在自由贸易与权力政治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虽然战争在过去是有利可图的,但由于现代战争能摧毁贸易纽带,因而无异于一种“商业自杀”行为。他解释说,战争之所以仍然不断发生,是因为“战争有利可图”的观念对参与国决策者的影响。如果决策者认识不到与贸易收益相比战争的“无利可图性”,他们就很可能通过诉诸战争来谋取利益。而一旦人们认识到战争除了意味着集体自杀而别无意义时,和平就有可能实现。

冷战时代,经济依赖和平论的观点被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进一步加以深化和完善。他把国家分成两揣测 类型,一种是以商业促进福利的“贸易国家”,另一种是靠军事扩张加强国力的“领土国家”。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和相互依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相互依赖。在高度依赖的现代国际体下,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因为战争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一国本来可以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也可能通过战争被他国抢走。一个现代理性的贸易国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和市场完全可以把国家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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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希尔弗丁和列宁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资本主义是引发危机和战争的前兆，自由贸易实质上对于亚非拉等落后国家是不平等的，表面上平等的自由贸易掩盖了事实上的经济剥削。

2、产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依附论，又称“外围--中心论”，其代表人物劳尔 普雷维什以及美国的沃勒斯坦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西方国家）与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依附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产生了不平等的国家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它非但不能促进两者之间的和平，反而会加剧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沃勒斯坦、拉西特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贸易特征，研究发现资本主义贸易与和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3、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通和伊曼纽尔认为不平衡的经济相互依赖会对一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经济剥削，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独立自主，由此引发国家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加尔通曾说：“失衡的贸易是一种重要形式的帝国主义。”

4、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兹 沃尔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不是促进和平的力量，而是导致冲突的原因。他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最残酷的内战以及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制度相似而紧密联系的人们之间。除非潜在的参战各方具有某种联系,否则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如果相互依赖的各国之间的联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赖便会加速战争的来临。”

华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中还指出，与国内经济相互依赖造成一体化不同,国际上的经济相互依赖由于国家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和对可能造成的依附的担心,合作将难以进行,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鉴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之间的可转换性,因此,国家总是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军事实力,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时时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之中。

6、约瑟夫 奈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忽视了相互依赖的脆弱性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境。互利的相互依赖假定，该概念只适用于现代主义世界观盛行的情形：几乎不存在军事威胁，冲突是低烈度的。增加某种关系的共同获益将或多或少地避免分配冲突，这种假定尤其值得提防。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争取从交往中获益的份额，即便二者都从中获益良多依然如此。例如，石油输出国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在提高石油价格上有共同利益；但是二者在相关的收益份额上存在冲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烤制大馅饼并不能阻止小孩子就分多分少而争吵。

国内研究现状以及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