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诃夫创作的现代主义特征

第一篇：论契诃夫创作的现代主义特征

论契诃夫创作的现代主义特征

摘要:契诃夫以其短篇创作的突出成就为人称道。他洞悉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感悟人生孤独、麻木,直

击人间隔膜、冷漠,并对新世纪的人生困惑与无奈有着天才的预见,对新的艺术技巧与表现方法更是进行了大

胆尝试,当为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先锋。

关键词:契诃夫;现代主义;先锋

契诃夫以短篇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就对世界文学度展现了人性被异化的极至,在此,人沦落为狗甚至贡献卓著,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作为一个世纪不如狗的异类,坠入彻底被物化的深渊。作者精心之交的作家,他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尤构筑了一张社会、政治、制度、心理、意识、风习及人其是创作中初露锋芒的现代主义思想艺术风格,更本身交织而成的异化之网,使芸芸众生在劫难逃,从使其成为20世纪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发展此,这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便贯穿了作者的创趋势的先行者。作。消极无为使!在流放中∀中的老谢敏沦为低等动

一、洞悉人性的扭曲与异化物,在庸俗与铜臭的双重异化下,!姚内奇∀中的斯达

异化 是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注尔采夫蜕变为一具麻木的躯壳,!醋栗∀中的伊凡内重表现的一个主题,却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初见端倪。奇更是沦落到猪一般愚笨;在专制与 套子 的扭曲他有意将情节淡化,以人与环境的冲突 取代 人与下, 长着一张黄鼠狼似的小脸 的别里科夫胆小如人间的冲突 ,而人与环境冲突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鼠却凶狠如犬,!第六病室∀中身患 被虐狂 的格洛容即社会环境对人的异化。作者从维护人的尊严为莫夫如一头困兽,而正常人拉京却被视为神经病,足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出发,在早期名篇!一个文官之见世界的荒谬与非理性。这些被扭曲与异化的灵魂死∀!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胖子和瘦子∀及!变色龙∀无不昭示着奥尼尔!毛猿∀中低等禽兽的特征。在切中就已展示了现实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一个文尔维亚科夫和别里科夫胆小怕事、惶惶不可终日的官 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分明是他人对个人异化心态中,分明可见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的影子,正是的表现,突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此,他人 一对这种人性的变形、个性的异化与自我的丧失的洞定意义上泛化为使 个人 异化的特殊环境;而 一个悉与抒写,使契诃夫笔下的人物颇具现代小说人物中士 的横行猖獗又恰似一只恃强凌弱的鹰犬,充分的形而上特征。

表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强化了社会政治和

二、感悟人生孤独、麻木,直击人间隔膜、冷漠社会意识对异化的影响与深化;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劳伦斯曾通过!恋爱着的女人∀中主人公之口一个 瘦子 在一个 胖子 面前的谄媚和一个警官在说: 我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有如一颗星与另一颗星一只小狗面前的变脸,更是彰显了媚俗与奴性对人之间那样遥远。萨特也曾在!禁闭∀中通过鬼魂感性的极端亵渎与戕害,从社会心理与社会风习的,然而对这种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隔膜感,契题。作者将人的种种心灵迷惘和哀伤用抒情的笔调诃夫在!苦恼∀中却早有感知,他将!旧约全书∀中 我来表现,令读者也会在掩

卷之余升起莫名的哀伤。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一语作为小说的题词,把读者这种情绪虽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反映出来,但决不仅的思绪引向对于人生困顿的更为概括的思想。全身属个体,而是综合反映了人类处在世纪之交的困惑被雪覆盖的姚纳象个幽灵般将身体佝到极限,成为与悲哀,使个人情绪升华、泛化为一种全人类意识,人类不幸与悲哀的象形符号,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意识浓墨重彩地体现在 樱桃园 的消失中,集人们的漠然,老人欲将丧子的 苦恼 对人诉说,却一中突现了 人类的困惑和无奈。契诃夫的夫人克尼次次被置之不理,不得不麻木地对一匹瘦马倾诉满碧尔曾说:!樱桃园∀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腔的孤寂与悲哀,这份麻木与 苦恼 不仅是姚纳的,[1]37

5惑。不妨挖掘一下 樱桃园 易主与消失的故事也是作者的,更是世纪之交人类的一种共同情绪和底蕴,即可知 困惑 何在? 美丽的樱桃园终究难敌感触。由此,契诃夫通过一个无人关注的马车夫的实用的别墅楼,因此有着物质经济效益的别墅楼的苦恼 对人类的苦恼作了深层次开掘,使 异化 的出现,将伴随着一座有着精神家园意味的樱桃园的痛楚让位于人与人间漠视与漠然的 苦恼 ,由对客毁灭;困惑在按历史规律注定将樱桃园让位给别墅观现象的洞悉进入精神层面的感悟。将这种隔膜与楼时,人们挥之不去的几分眷恋;困惑在令人心碎的孤僻发挥到极至的当属别里科夫,其特点之一即难砍伐声中,人们又依稀可闻令人振奋的时代前进的与一切人沟通,他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不理解别脚步声。总之,困惑在物质与精神的不可兼得,在趋人,别人也难以走进他孤寂的世界,甚至爱情的力量新与怀旧的两难选择中,演绎着情感与理智的冲撞也丝毫难改其冥顽与孤僻,只得龟缩在 硬壳 和 套与搏击,这种于痛苦裂变中的悲哀与迷惘,正是人类子 里,于惊恐不安中抑郁而终。与此孤独、冷漠相步入世纪之交的一种趋新与怀旧矛盾心态的反映。伴而生的是麻木,正如!神经错乱∀中对自己的非人另外,别里科夫那种患得患失、因循保守的小市民心处境极端麻木不仁的娼妓。作者为突现人类如此的态也不仅仅代表了当时俄罗斯国民的一种共同心生存状态,甚至将大自然也作为人类孤独与悲剧的态,某种程度上也有世纪末恐慌与不安的投影,这种象征。中篇小说!草原∀一反他回避景物描写的风灾难感并未随别里科夫的生命消亡,而是一直延续格,而是大段描写草原之美景,字里行间蕴藏着如此到 一战 后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同时这种深意:草原是美的,但无人欣赏此美,因而美丽的草世纪末的悲哀 情绪也延伸到现代文学作品中,使原也如人一般孤寂,白白荒废了自己的美丽与财富。契诃夫成为20世纪人生困惑与无奈的天才预见者这是自然的悲剧,更是俄罗斯甚至整个人类的悲剧,与表现者。

这种人的孤独与隔膜的主题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四、对新的艺术技巧与表现方法的大胆尝试文学大潮中,成为现代人和现代小说挥之不去的情契诃夫对19世纪末初露端倪的自然主义与象愫。征主义作了去粗取精的借鉴,将现代主义的艺术精

三、对新世纪的人生困惑与无奈的天才预见华融入自己现实主义的艺术肌体,从而实现了对传

综观契诃夫的作品,多描写灰色与阴暗的生活,统现实主义的超越,成为运用现代文学技法的先驱。其作品不仅有着孤寂与苍凉,而且充满了忧虑与哀首先是象征手法的频繁运用。他将生活与自然伤,此情绪正是人们在世纪末的悲哀、困惑与迷惘的中丰富多彩的形象纳入作品,成为意蕴悠远的意象,反映,作者曾在!灯火∀中大声疾呼:这个世界上你从成为整个俄罗斯象征的 草原 到象征历史兴衰变什么也看不懂!饱含着对世界与人生的深重迷惑,换的 樱桃园 ,其间贯穿了不少动人心魄而意蕴无这样的情绪在其作品中以冷

峻的笔调频频出现。穷的象征形象。孤寂的草原成为被商业利益驱动或!猎人∀中永失所爱的彼拉格娅眼里 充盈着淡淡的受生活重压的人们所遗忘的俄国的象征;!神经错惆怅与柔情 ,!哀伤∀中年迈的铁匠格旦戈利更是充乱∀中以白雪象征着用无垠的白雪掩埋人间污垢的满了深沉的哀伤 ,!出诊∀里丽莎之母难以明白女乐观主义情绪;!第六病室∀将俄国隐喻为一座大监儿为何这般愁苦 ,而!没有意思的故事中∀尼古拉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令人触目惊心, 第六病室#斯捷潘内奇虽献身科学,垂暮之年却是绞尽脑汁正是阴森、恐怖的俄国这一大监狱的艺术缩影;醋也难以回答 我该怎么办 这一平凡却困扰人的命栗 成为主人公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是狭隘心境和庸 总第118期吴 童:论契诃夫创作的现代主义特征#83#人理想的象征;!套中人∀中的 套子 更是一个新奇、另外,契诃夫悲喜交融的幽默风格颇具黑色幽默独到的意象,它集中外化于别里科夫的形象,成为扼的意蕴,这在!一个文官之死∀和!套中人∀中尤为突出。杀一切、禁锢一切的专制的象征。此 套子 即使在作者以夸张、漫画的喜剧手法去表现生活中的悲剧,主人公死后仍猖獗横行,从而使它又具有了全人类使人在忍俊不禁后又感到一种辛酸而深沉的忧郁与历史的更进一层的象征内涵,这种新与旧的斗争不悲伤;其人物形象也突破了传统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仅是俄国社会的状况,人类历史总在交替时期存在的简单化判断,不少人物都很难以传统的 正面 或这种对立,作者赋予 套子 更高、更广、更深的内蕴,反面 去界定、区分,这些人物成为现代小说中 反以此象征、概括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羁绊与阻力。英雄 形象的雏形。不仅如此,他还大量采用 潜流

更为含蓄与情绪化的象征体现在!樱桃园∀中,来代替 过时的动作 这是又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夏洛蒂是个浮萍式的孤独之人,而此特征某种意义突出表现在其戏剧作品中,由抒情、哑场、含义深远上恰是其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娅的性格与命运的象的隐语、人物语言的突然中断等组成,不仅含蓄、深征。管家叶比霍多夫作为一个最不实际的小市民式沉,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可见荒诞派戏剧中不少技的浪漫之人,其性格与形象也可视为主人加耶夫的法的超前尝试与大胆运用。

映照。而剧中两次出现 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 ,更俄国契诃夫研究会主席拉克申说:生活在19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手段,读者虽难以断定其确切象世纪的契诃夫,就其对人和世界的认识而言,变成了征内涵,但能从中感悟它在象征暗示剧中人某种难一位20世纪的作家。[1]376在21世纪的当今,回眸审以名状的情绪。声音的不可名状与人物情绪的不可视上一世纪之交的契诃夫,给我们不少新的体会与名状相适应,使女主人感到 不快 ,而不快并非由此启示,他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准确洞悉,对人的生存意声音引发,忧郁飘渺之音,只是艺术地暗示着郁积在义的深层探索及对20世纪人生困惑的天才预见,使她胸中的不快,并给她提供了将此情绪吐露的机会。其成为一位特别令现代人感到亲切的19世纪作家,!樱桃园∀中最宏大的象征性形象,莫过于那座开满正如!海鸥∀中那只搏击长空的海鸥,高翔云天,以其白花的樱桃园,时代按历史法则不断推进,人类无可锐意革新的创作,向世界昭示着新时代文学的崭新奈何地与那些陈旧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讯息,当之无愧地成为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先锋!月异的时代,人类似乎每天都在迎接新 别墅楼 的

第二篇：各类歌词创作论(下)

中山大学，为孙中山先生创办于广州，其校歌于是顺理成章：“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国父手创，遗泽余芳„„”河南大学地处中原，其校歌：“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突出五岳居中的嵩山，哺育中华文明的黄河，用风声雨声读书声之典，明继往开来之志，格调亦不同凡响。同济大学只须唱出“同济啊同济，同舟共济，航行征途中，我们齐心协力”，即别是一家。有的校歌则先天不足，无任何出典，如果再后天失调，不作关于学校个性精神的深入开掘，如上海交通大学校歌：“相聚在东海之滨，吸取知识的甘泉，交大，交大，学府庄严，师生切磋共涉艰险，为飞跃而求实，为创业而攻坚，同学们，同学们，振兴中华，振兴中华，宏图在胸，重任在肩。”则整个显得浮泛平庸，一无可取，除了“相聚在东海之滨”，哪一句还稍有上海交大的特色？然而，并不是说没有多少历史渊源、地理特征的学校，其校歌就一定写不好。同学们可以见教材比较分析一下南京大学校歌就知道了。* * 第四节特定题材和受众歌词创作本节讨论少儿之歌、军旅之歌、体育之歌、形象之歌。这几类歌词，以其题材和受众对象的特定性而单列。

一、少儿歌词创作论少儿歌曲的创作，事关培养少年儿童的情操，塑造其人格，丰富其心灵世界，奠定其民族文化精神，其重要性毋庸赘述。然而我们的少儿歌词创作，长期以来，走不出政治说教的模式，是为遗憾。少儿歌曲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受众从呀呀学语的低幼儿童，到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年龄跨度很大。歌为谁作，为哪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所作，作为歌词作者，我们应该心中有数。* 1.童心童趣成年人往往自以为是，习惯于摆出一副教化者的姿态来教化孩子。殊不知，这个教化者的角色往往是我们很难胜任的。因为童心是天真未凿的，未受污染的，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则是已经被异化了的，世俗的，功利的。要我们这些不再纯真的成年人去创作儿歌，去教化纯真的孩子，这实在是弄颠倒了，许多时候，成年人倒是应该去听听纯真的儿歌，从而返朴归真。但少儿之歌又不能完全依靠少年儿童自己去创作，毕竟歌词歌曲的创作需要较长时间的专业训练。这样，作为少儿之歌的作者，我们只能勉为其难，努力清洗自己心灵上的尘世污垢，至少在进入创作的那一刻，还原一份童心，找回一份童趣。《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老鼠爱大米”之类的痞子腔可能流行于一时，决不能流行于永远。* 又如站在海边吹螺号的那份遐思：“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微„„”（付林《小螺号》）；一个关于“蜗牛速度”的小童话，与“笨鸟先飞”或“龟兔赛跑”略有几分类似，在成人听来不免浅显，孩子唱来却不乏兴味，风趣好玩。一个“啊”字的反复嵌用，也增添了趣味。陈弘文《蜗牛与黄鹂鸟》：“啊门啊前一棵葡萄树，啊嫩啊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儿歌要表达童心童趣，作为形式范畴的意象与语言，要与其内容相吻合。就是说，其歌中的使用的意象和语言，是要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和情趣的。如这首《飞吧》（谈晓容、谈晓拯词），表现的是成长中的孩子试图挣脱母亲的怀抱走向广阔世界的冲动，就用了一系列属于孩子的语象：门前的大树开满花，树上的小鸟盖了新家，我的洋娃娃要长大，风筝断了线飞上天了。* 2.寓教于乐少儿之歌究竟需要寓什么“教”，于什么“乐”呢？少儿之歌所寓之“教”，简而言之，不过是德育、智育和美育。德育是首要的，适宜于一切少儿之歌。将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寄寓到快乐的歌唱中，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打起小铜鼓，得龙得龙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这首《只怕不抵抗》，明快的节奏中贯穿的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小嘛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只为做人要争气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读书做人的道理，被天真的童趣和天籁般的山歌曲调包装得十分得体。*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抽象的“歌”和“微笑”被具象化了，带去的是祝福，留下的友爱，世界由此而美好。“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阎肃为电视剧《西游记》所作的这首主题歌《路在脚下》，借着孩子们最喜爱的孙悟空等形象，说明一个“心中有志，脚下有路”的道理。智育的内容，适宜于低幼儿童的歌，大致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通过歌唱让儿童在娱乐中轻松地掌握。“小老鼠，打头来，牛把蹄儿抬，老虎回头一声吼，兔儿蹦得快，龙和蛇，尾巴甩，马羊步儿迈，小猴儿机灵蹦又跳，鸡唱天下白，狗儿跳，猪儿叫，老鼠又到来。”一支《十二生肖歌》就让孩子们记住了十二生肖的动物名称和顺序。“小蝌蚪，大脑瓜，黑身子，细尾巴，水里生，水里长，长着长着起变化了!多了四条腿，少了细尾巴，脱掉黑衣裳，换上绿布褂，爬上岸，蹦蹦跳，变成一群小青蛙了。”一支《小蝌蚪》就让孩子们了解了关于青蛙的生物学知识。* 美育的内容，包括培养孩子对自然美、文化美和人生美的认识，培养孩子的审美兴趣和能力。《春天在哪里》就是一首成功的美育之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春天在那湖水的倒影里”，第三段进而说“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这实际上是告诉孩子们，春天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只要你心里有春天，眼里就会有春天。浅显的词句中蕴藏着并不浅显的人生哲理。儿歌之教所寓之“乐”，简而言之，不过是童趣。歌中的童趣包括：第一、孩子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好奇心和种种新鲜的感悟，第二、歌词的适应儿童审美心理的意象和语言特征，第三、歌曲的适应儿童审美心理的旋律、节奏特征。* 3.儿童不宜有的歌曲属于成年人关于自己童年的回忆，并不是真正的儿童歌曲，并不适合儿童歌唱。对于孩子们，那只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例如罗大佑的《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例如《小背篓》：“童年的岁月难忘妈妈的小背篓，多少欢乐多少爱，多少思念多少情，妈妈那回头的笑脸至今甜在我心头。”有些歌曲是儿童不宜的，譬如情歌。且不说“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之类涉及情欲的，就算是“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之类纯情的，对于儿童也有所不宜。儿童有它那个年龄应该接受的东西，让几岁的女孩去唱刘若英的《后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不仅仅是一种滑稽。*

二、军旅歌词创作论1.中国军歌史况中国古代是有军歌的，但总的实绩确实欠佳。“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所幸20 世纪初梁启超等思想先驱一番痛言和疾呼之后，“中国向无军歌”的局面为之一改。1902 年，黄遵宪一口气写出了《军歌二十四章》，包括《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各八章，大气磅礴，雄浑雅正。1904 年，张之洞作《军歌》，颁发所部“各营兵勇，令其熟读歌唱”。其第二段题为《大帅练兵歌》。《大帅练兵歌》又称《北洋军军歌》，所用曲调为《德皇威廉练兵曲》。后来的张作霖、冯玉祥的军歌，乃至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皆沿用此曲。1905 年，梁启超亲自动手，创作《从军乐》十章，极言从军的快乐和光荣，一扫千百年来“从军苦”的陈辞滥调。* 一时间，中国军歌竞起。且国家不幸诗家幸，军歌往往出手不凡，各见风骨。接下来，北伐战争中流行《国民革命军军歌》；红军时期流行《工农兵联合起来》；1931 年产生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中国军歌，其中有些是我们至今仍然熟悉的，如《抗敌歌》、《旗正飘飘》、《毕业歌》、《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和《八路军进行曲》等。这当中也有不少已经被我们遗忘，如《二十军（川军）军歌》、《知识青年从军歌》等等，歌词气势不凡，大气磅礴。* 2.军歌的主干与枝蔓军歌的主旋律是什么？“建威扬德，风敌劝士”，这是东汉的蔡邕在其所著《礼乐志》论述军乐时提出的。将这八个字翻译成现代口语，即建树我军的威风，宣扬我军的正义，揭露敌人的邪恶，激励我军的士气。主旋律的军歌，即军歌的主干。前述“中国军歌史略”中提到的军歌多可为例。20 世纪下半叶的主旋律军歌则有《我是一个兵》《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主干之外，军歌还有许多枝蔓，它们是广义的军歌，表现军旅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流行的《一二三四歌》《打靶归来》《迷彩谣》《士兵小唱》《巡逻走在霓虹街》《回家探亲》《穿上军装那一天》《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等等即是。广义的军歌表现军人丰富的心灵世界，今天流行的《兵哥哥》《东西南北兵》《想家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军营男子汉》《当兵的人》《好男儿来当兵》之类即是。* 然而，当今的中国军歌，少狭义之作，多广义之作，不见主干挺拔，只见枝蔓丛生，在“主旋律”与“多彩世界”的关系上，比例失调，喧宾夺主。陈涛作词、张宏光作曲、屠洪纲演唱的《精忠报国》并不被看作军旅之歌，但它比当今流行的那些缠绵悱恻的“军营民谣”，乃至队列歌曲，都更像是一首军歌。当代军旅之歌所缺少的大气、豪气、阳刚之气，大国风范，上国声威，英雄主义，这里差不多全齐了。也许，和平的年代产生不了铁血军歌，铁血的军歌只能由铁血的战争催生。然而，朝鲜停战后周边的好几次局部战争也没能锻造出新的声势雄壮的军歌，还是令人遗憾的。* 3.军歌的风格刚与柔，雅与俗，这些风格范畴，不惟属于军旅之歌。就军歌而言，刚与柔，既是指内容，也是指风格。不是说军歌只能刚，不能柔，而是说军歌不能阴柔有余，阳刚不足。有一首《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王磊词）抒写军

第三篇：浅论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

内容摘要：

【 论文 关键词】9o年代 女性小说 特征

【论文摘要】通过对2o世纪9o年代几位著名女性作家如王安忆、陈染、林白、徐坤及2o世纪7o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等代表作品的分析、论述，文章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女性小说创作特征：以“性别语言”为代表的文体意识、极强的个性特征与“私人化写作”、准自传体形式与自恋情结。

【 论文 关键词】9o年代女性小说特征

【论文摘要】通过对2o世纪9o年代几位著名女性作家如王安忆、陈染、林白、徐坤及2o世纪7o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等代表作品的分析、论述，文章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女性小说创作特征：以“性别语言”为代表的文体意识、极强的个性特征与“私人化写作”、准自传体形式与自恋情结。“女性写作”在90年代风起云涌，形成强大势头，似乎已成了90年代文化的一种重要标志。这种写作实践充分表现出了文学创作中强烈的作家个性、人物倾向和独特的创作诉求。它不仅标志着90年代审美意识的剧烈变化，而且在生活日益呈现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的时代，以“性别语言”为代表的文体趋向作为一种叙述姿态，它打破了大一统的主流话语方式，进一步拓展了个人、个性化的精神空间，在对包括“性别”在内的个人化、人性的充分重视的前提下，为叙述、文体风格乃至写作方式带来了新的自由度、新的文化、新的人文内涵。对于个人化极强的“女性写作”，我们抛开人们争执纷纭的关于“女性写作”中的“躯体写作”、“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种种本质主义”界定、“欲望对象化”、“摧毁男性写作的霸权”num.等人文话题暂且不论，而从文体意识、文体创造的角度讲，在90年代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女性作家能把写作当作一种文化使命，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话语方式，注重性别意识，打破以往外在的文体规范并将之内化成为内在的文体意识，进而在文本写作中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也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进步。具体地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玻璃虫》，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海男的《女人传》，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徐小斌的《羽蛇》，以及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城市小说等无不体现出女性文本中独特的母题、结构、情节、象征和语言。对她们文本的解读往往能发现故事叙述背后所隐含的声音和隐喻的主体自觉〔。现代 生活，尤其是现代城市生活，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对世界、生命、社会的情感体验的契机，使她们的写作有了新的独特的生长点，女性的社会角色，女性的文化价值、情感诉求、欲望追向、女性内在个性探索、物化现实中的新人生体验等等，都成为女性写作的醒目主题。特有的女性写作主题和女性表现视角，必然赋予文本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新的叙述语言和形式，小说呈现出男性作家无法取代的风格学特征，改变了以往女性文学的 艺术 形态。

二、极强的个性意识与“私人化写作” 与女性诗歌相比，中国 女性小说在90年代独领风骚，甚至在文学失去轰动以后仍能不断引起新的轰动效应，得益于女性作家们极强的个性意识。90年代的女性写作强调主观化的视角，叙事主要体现为“个人记忆”风格，用以表现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及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奠定了她在90年代女性写作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小说处处表现出一种普遍性和通常性，把女主人公当作一个公共性的人物来写。上海的许多市民家庭的女儿都是王琦瑶，在相同的生活氛围中成长，又有大同小异的女儿家的梦幻，终其一生，除了最后的死亡，她生活得一直很平淡。

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女王朔”的徐坤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推出了《白话》、《吃语》、《梵歌》、《斯人》、《热狗》、《先锋》等作品，并且以一种颇有力度的调侃反讽，批判了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的若干可笑之处，将那种迁腐保守的知识型假面具加以剥离，从而致力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还原。徐坤的小说擅长于从当代文化的矛盾荒诞中，去写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力无奈无聊，及其所谓文化精英们的病态生存方式。她既看到了在 政治 文化占很大比重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面具，以及他们所难以承认的文化传统对他们精神人格的阉割和压抑。ai同时，她也看到了在商品 经济 社会中，他们非真实的心态和存在的荒诞感。他们总是在政治社会、商品社会、经济社会的转型中被甩出轨道，成为多余人。徐坤并非是要像王朔一样以贬损知识分子为乐子，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剥离知识分子的假道学面具，使新一代知识分子能起码正视自己受伤的灵魂，清理一下自己在商品时代已丧失了太多精神自由的地基。徐坤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精神指向性或 哲学 话语意识，所以不存在精神拯救间题。她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女性世俗语言的成功。她以一种冷静的锐角人思方式楔进人物的心灵和不合理的现实环境，通过独特的语言，将一切做作的媚俗姿态和表演化的愤世嫉俗加以消解。这种调侃和反讽，使得知识分子存在的悲剧性往往显示为喜剧性，使他们的精神委顿，以一种冷漠的、嘈杂的、拼贴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有人称之为话语的“假面舞会”。

另一个在90年代文坛中引起关注的女性作家是陈染，她的私人化写作表现了极端化的个人体验。陈染的《私人生活》为“私人写作”进行了命名式的界定。私人当然是与公众化群体化相对照的，90年代陈染们张扬“写我”和“我写”—我写我，我写我身。她表达的是个体经验，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普遍伦理具有相当差异性。处于相当隐蔽的私人经验和空间，导致她的写作大多采取了一种“新 历史 ”的个体传记的幽闭形式，或自己的下意识无意识的琐碎回忆和零乱的整理。

陈染的小说将自己放置于边缘处境:不写主旋律大叙事，只写小我一己的窥探;不代国家、代他人立言，只写自我的小世界;不写启蒙救国，只写个人那份相对狭小的天地。无疑，这样的写作实在难以逃离误区，但在大话、套话、谎话、黑话连天的时代，这种选择也充满着新的意味。这种疏远于精神本质只面对身体肉体的实际状态的写作，无疑使作家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和生命意义，都与过去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也许这种趋于小我的真实的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并不在于她写了“私人”话语，而在于她在公众大话语盛行的时候，拓开了一种独特的私人经验，并将这种私人经验的合法性在90年代欲望化浪潮中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人们赞赏也罢，贬斥也罢，私人化写作的误区盲点事实上是与其合理意义并存的。它将在一元化的写作处于休克之中时，突出另外一种多元化写作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要付出相当沉重的灵肉撕裂的代价。

三、准自传体形式与自恋情结

90年代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往往采取准自传体形式，以第一人称貌似真实地讲述个人经历经验，或虽采取第三人称(隐含的第一人称)，但努力将人物的体验与作家形象重叠。她们被公认为“更新代”成员，迷恋亨利·米勒，追随杜拉斯，熟读普鲁斯特，深受张爱玲的影响。同时，音乐(例如nirvana的摇滚)、梵·高的绘画也对她们的创作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几方面的文化基因使她们的作品缠绵着阴柔的调子与亨利·米勒式的反叛与疯狂。音乐的影响使她们的语言中纠葛着丰富的意象，但却只是情绪的表达没有意义的实指。

第四篇：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浅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杨兵

摘要：作为唐代诗坛巨擘，白居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身处由盛而衰的中唐时期，白居易的经历颇具典型性。江州之贬后，他由慷慨兼济之士一变为自足闲适的独善隐者，以一种闲适的心态过着他的“中隐”独善生活。这种“中隐”生活保障着他的物质需求，也保持了他精神人格的独立，但“甘露之变”又使得他心生波澜，创作心态也随之变得复杂：既有对朋友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的暗自庆幸，也有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他后期的创作思想中交织着积极与消极的因素，且消极因素愈来愈占据上风。但在消极的背后却又时时流露出他愧疚不安的心态和对国运黎民的担忧，以及对人生意义何在的迷惘。

关键词：白居易、后期、中隐、创作心态

Abstract：

Key words：

自居易退居洛阳后，共创作诗歌1010首[1]382，数量可谓庞大。关于他后期的作品，白居易在他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清代评论家赵翼，评说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2]36。

一直以来，学界就不乏对白居易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就其晚年的生活以及作品，很多专家学者都作了相关的论著，如王拾遗《白居易》、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万曼《白居易传》、陈友琴《白居易》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晚年生活，但这些作品大多只是简略地介绍了白氏晚年的生活概况，而对其晚年的生存、创作心态很少作具体的研究，即使有涉猎，也多是截取片段的某一方面的论述，缺乏系统的分析探讨。

八十年代后的一些论文专著中，也对白居易归洛后的创作心态有所提及，如：蹇长春《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以及吴在庆著作《唐代文士的生活态度与文学》都认为白氏晚年持亦官亦隐、放旷安逸而又隐逸自足的“中隐”态度；张安祖《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态》认为白居易晚年洛阳生活中的“乐”和“知足”实际上是“用以自欺的姿态，在其表象下则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池万兴《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则认为白氏中年以后，“从积极有为的激进心态逐渐退缩为‘远祸全身’的苟安心态，采取了所谓‘中隐’的人生态度。”；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认为白氏晚年安于追求享乐、适意的生活态度。

总之，这些研究资料从各个方面对白居易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和阐释，承前启后地把自居易研究推向了更加精深详尽的地步。但白居易研究在成果丰富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论题比较集中，且多有重复，研究角度单一，不够新颖等等。当然，我所选的这个论题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我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氏归洛后的晚年创作心态作一个整体的调研和论述，希望该课题能对当前白居易研究有所裨益。

一

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划分

关于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三种：

1.以江州之贬为界。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一些研究专著都以元和十年(815)自居易遭江州之贬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他前期积极进取，“兼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退隐、“独善”之类思想的萌生、发展是在遭受这次贬谪的打击以后的事[3]。权威的文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持这一观点。2.以卸任左拾遗为界（元和五年）[4]。3.以自请外任为界（长庆二年）[5]。

应当说，以上三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说都将白居易前后期思想作品的转折归结为一个时间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起争论的原因，因为无论哪一个时间点都无法将所谓的前后两期截然分开。实际上，这一转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是一个时期。

其实，几家之所以各执一词的原因是各家在其坚持的时期内，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心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虽然都有其合理方面，但都不能全面地概括白居易思想的变化。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忽略了白居易思想的复杂和统一。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其实是兼于其一身的，只是由于时势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过完全分开的情况。所以，试图将白氏思想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便会遇到尴尬。这种情况下，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把白氏思想看成一个过程的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6]、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7]、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8]等都不主张将白氏思想做截然分期。鉴于此，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因素，将白氏的思想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将他思想的转变看成一个过程，似乎更有说服力。

早期思想可截止到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在此之前，白居易思想主要以积极的“兼济”思想为主。关于这一点已成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此处就不再着过多的论述。

中期思想以元和十年至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为宜，这个时期，白氏思想经过了复杂的变化，开始在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当街被杀，白居易上书言事，却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入世激情无疑受到了极大地冷落。赴任江州司马后，消极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放浪山水，寻僧访道”[9]，“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10]但此时期仍不宜看做是他“独善”思想的成熟时期，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一旦有重新出世的机会，他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是白居易人生中最不平静的岁月，几经易代，仕途起伏，兼济和独善思想进行着激烈地斗争。

从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白居易曾为这个机会感到欣喜，但忠州的险山恶水又令他非常失望。他对仕途、功名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报国为君的热忱己然平静，建功立业的愿望也逐渐冷却，而随遇而安、明哲保身、优游诗酒逐渐成了其生活中的主要方面。“独善”思想一度占据上峰。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爱其才，招之回京，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浩、中书舍人，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甚至“唯求杀身地，誓答恩光”，但此时白居易的棱角已多被消磨，“从此期的行事看来，白居易已完全没有了早年面折庭径的作风，对穆宗虽有所谏助，但言辞、语意却比以往平和得多。”[11]可见，经过仕途坎坷，白居易已经心力交瘁，消极退让的思想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虽然没有取代积极有为的思想，但兼济和独善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平衡，此时，任何一个砝码便能使这种平衡打破。长庆二年，“时唐军十余万围王廷凑，久无功，居易上书论河北用兵事，皆不听。复以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乃求外任。” [12]129白居易的出世余烬再次被浇灭，不同以往由统治者摆布他的官职，此次他自请外放，主动离开政治中心，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再也提不起兴趣。兼济的思想强势逐渐让位于独善。

大和三年以后可以作为他思想和创作的晚期，独善的思想占据了思想的绝对强势。此时政治环境迫使他的从政热情进一步低落，“太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阂，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13]又兼他年事已高，亦无公务缠身，傣禄优厚，自此便优游诗酒，《病中诗十五首序》中“栖心释梵，浪迹老庄”。“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等都得名于此时期。根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寓居洛阳时期他基本上结束了讽喻诗的创作，正如他的《序洛诗》中所说：“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个别作品虽触及民生疾苦，但已不象早期作品意在揭露这些现象，引起当局的重视加以解决，而仅限于表达个人的同情以及无可奈何的愧疚之情。”[14]至于他晚年开龙门河滩，以利舟行，基本上也属于佛教徒修桥补路的行善积德行为，与他早年的兼济天下不能等同，因为“白居易晚年崇信净土，唯作来生之计，实际已放弃了他一度用以自勉的现世精神”[15]338。此时期，在兼济和独善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较量中，他的独善思想彻底占据了上峰，白居易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关注。

故若要研究白氏的后期创作情况，在时间的截取上，以大和三年以后为宜。故而本文将大和三年作为白居易后期人生的开始，对其创作心态进行研究探讨。

二 白居易后期总体思想特征——中隐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当时正值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保障，又避开了政治的倾轧。中唐时期宦官弄权，朝中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加之进入了暮年，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六年之后的太和九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相比之下，小隐倒可以既享受闲情逸致，又能洁身自好。但白居易对彻底与世隔绝、宁可饿死也要守节的真隐士并不赞成。他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一直都保持着务实的态度，儒家“君子固穷”的主张在白居易看来值得表扬却不值得提倡，那些真正的隐士虽然可以保持精神的自由，但物质生活却得不到保证，难免陷入寂寥和困顿。白居易理想的生活是既要保持个体心性的逍遥自适，又要得到丰厚的奉禄。即“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奉钱”的中隐生活。他分司东都只是把自己的形迹留在了官场，利用官职取得生活的物质保障，目的却是在追求个体生活的适意。这样便把仕与隐统一了起来，使他既不离开政治，从而可以得到优厚的奉禄，又无需为公务烦恼，可以享受隐士般的悠闲生活。

表面上看，白居易的“中隐”处世态度是将古代的大隐和小隐的长短处做了一个聪明的折中，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士人在“卫道”与“忠君”的矛盾中对自我与朝政关系的调节。白居易的“中隐”观折中了大隐与小隐的长处和短处，调控了从君与从道的对立冲突，将政治上的进退、物质上的盈亏融通其中，这其实是代表了当时士人的一种集体的心态。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士人要出处进退都裕然自如，不仅要学会儒家老祖先们教会的那一套存身活命、待时而起的方法，更得学会新形势下的生存之道，即在翻覆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处之泰然。”[16]121

白居易“中隐”心态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出身，思想传承，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白氏这种“执两用中”的中隐观念的形成，就其思想基础来看，可能与其“出身寒微，故易于知足，⋯ ⋯ 迄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17]189的庶族地主意识有关。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则是他“上遵孔周训，旁鉴老庄言”，融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知止”，并借助于“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而形成的。至于促使这一观念形成的现实契机，则是在他经历了江州之贬，深谙宦途风险之后，而且经历了一个由“吏隐”到“中隐”的犹豫思索的过程。《中隐》诗写于太和三年(829)，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而“吏隐”的提法，则始见于元和十三年(818)，白氏四十七岁时所作《江州司马厅记》。两者相距达十一年之久。这期间，白氏或求外任，或侧身于闲散官职，可视为从“吏隐”到“中隐”的过渡阶段。《寄微之及崔湖州》诗云：“不知湖与越，吏隐兴何如?”可见，白氏视外任地方官为“吏隐”。而被贬之后的白居易看到现实中矛盾百出，危机四伏，想到兼善天下的抱负无法施展，其人生观、创作心态遂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先的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一改为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中隐”态度。

三 白居易晚年的“自足”“闲”“适”心态

白居易早年积极入世，但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世的艰辛后，他的处世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以饮酒赋诗作为人生之乐，诗、酒、游、宴是其洛阳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渐遁入佛门。白氏对自己晚年的这种生活感到知足，并且将这种生活放大到放纵的程度，却又时时流露出愧疚不安的心态。

中隐，是白氏生活的主导思想。然而，与“中隐”思想密切相联的，是其自足、闲适心态，因为自足、闲适，白居易晚年才能做到不为外物所役的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合一。

自足是晚年白居易内心获得平衡的有效杠杆，面对人生中的许多缺憾，诗人借自足使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如对于自家履道池台的窄小，白居易想到的是宅园虽小，自己却能真正成为其主人，而有多少人却因羁身富贵，无法抽身，建于洛阳的园林、豪宅只能虚置空锁。开成三年(838)，诗人有《自题小园》诗：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

这便充分表现出了他自足的心态。

对于年龄的增长、衰老的降临，白居易亦能坦然的面对。“亲属惜我老，而我独微笑”，64岁的白居易在《览镜喜老》诗中陈述了自己之所以能微笑面对衰老的原因：“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天，不天即须衰。晚衰胜早天，此理绝不疑”。会昌二年，白居易71岁，对于逾越古稀的年龄，诗人在《喜人新年自咏》中说：“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对于年岁的增加，白居易抱着“喜”的态度，有“喜老”的说法。能够终老天年，是他理想的人生。可以说，自足是白居易晚年思维的一大特点，他以洛阳为人间仙境，以洛下生活为地上神仙，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度自足的表现。

自足是诗人之所以能做到身心闲适的心理基础，正如其《风雪中作》诗中所云：“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役。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闲”是白居易洛阳生活的最大特点。身居散地，位在闲职，《登天宫阁》中自称“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仅在其晚年诗题中，出现“闲”字已很多，有语词闲吟、闲居、闲坐、闲游、闲卧、闲眠、闲咏、闲忙、闲望、闲问、闲谍、闲饮、闲放、闲题、闲泛、闲乐、闲行、闲夕、闲事、闲园等。白居易有三首专门咏闲的诗作：

大和三年(829)的《咏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会昌二年(842)，有《闲乐》：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闲，是一种无公务羁绊，一切随意、随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与乐趣的生命状态。其诗中所写既有静态时的闲卧，又有动态的闲游。闲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条件。在白居易看来，身闲是人心性安乐的基础，身闲心乐是晚年白居易所追求的生命体验。白居易又认为，“闲”是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其开成四年(839)所作《白颇洲五亭记》中写到：“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故有时焉?”认为境心相遇是心物交融、创造诗境的前提。

白居易认为，诗人只有心闲，才能体会物情，感受和体悟自然幽深之境，进而在诗歌中创造这种意境。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摆脱世俗羁绊后身心的自由。身闲、心闲有助于诗人心灵对世间物色的感悟及诗境创造，这种心境也是作者获得创作契机的前提。

在白居易的晚年思想中，“适”不仅包括人的个体生命的自适，还以万物遂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万物都应按其本性、顺乎自然规律地存在。其《春池闲泛》诗描写自然界动、植物皆自得适时地存在着，引出“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的点睛之笔。

《春日闲居三首》诗中有：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

《自咏》诗中：

“老遣宽裁袜，寒教厚絮衣。马从衔草展，鸡任啄笼飞。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表达的是同样的万物遂性的思想。其《新乐府·昆明春》诗亦有“动植飞沉皆适性”之句，并言“愿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皆欣欣”，表达的是人性平等，应当实行人道政治的思想。可以说，在白居易早期诗中，适性之思想，是用来作为为民请命的理论依据的，而在其晚年诗中，则是用来作为个人自由之理论根据。

总之，像白居易这样性格复杂的诗人，其心态更是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去概括，其心态在不同的时间，由于不同的事件都会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局面。但总的来说，“中隐”是白氏后期的总体心态特征，在这个总特征笼罩下，他由之前慷慨悲歌、为民请命的兼善之士一变为知足保和、心空虚静 的独善隐者，冷漠淹没了热情，逃避取代了责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造就了这样一个白居易。

后人对他的晚年生活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拿着国家俸禄却只管自己享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有人说他看透了世情，真正懂得知足保和；有人说他清高旷达；有人说他贪恋富贵；有人羡慕他晚年生活的闲适安逸；还有人认为他蓄妓饮酒的颓放生活是一种风流„„

不管怎样评价，自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在新形势下发展出的一种人生哲学，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与隐的矛盾。这种思想反映了在封建社会转变时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定位的调试和他们对进退出处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一思想的出现也是文人士大夫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的产物，它对后世文人的心态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褚斌杰．白居易评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顾学颉、周汝昌．白居易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等等都持此观点.[4] 王谦泰．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J]．北京：文学遗产出版社.1994.(6)． [5] 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J]．求是学刊，1996(1)． [7] 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J].唐都学刊，2004.[8] 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J].求索，2004(3).[9] 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一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10] 刘煦.旧唐书·卷一六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 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J].求索，2004(9).[12]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J].求是学刊，1996(9).[15] 谢思纬.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7] 赵翼.瓯北诗话·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第五篇：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李予军

(北京城市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内容摘要：

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小说艺术手法实验的现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断变化的小说创作技巧之下，掩盖的是他一直关注的重大社会变革主题。本文通过对福克纳主要作品主题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剖析了其文学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内涵和他本人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从而进一步展示了他企图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愿望，却始终未能逾越这条鸿沟。

关键词： 福克纳；创作；手法；主题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袖珍福克纳文集》的出版，成为美国文学界认识与理解福克纳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界对福克纳的高度评价，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们的注意。而在其时，他的作品并不受读者们的注意，甚至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殊荣纯属“胡乱安放”的荣誉，但是这毫不影响他终于赢得了普遍的承认。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国以及西方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各国不断翻译介绍他的作品，一些地区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福克纳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学现象。就是现代美国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声称“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从福克纳的魔影下摆脱出来”。

一

福克纳一生的创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国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既是“意识流”小说技巧大师，又能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结合的伟大实验者。人们对福克纳的解读、研究大多着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无疑问，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写作手法的实验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诺贝尔颁奖辞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说形式、艺术技巧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创新。然而，福克纳从来没有为探索而探索，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坚信形式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作品，而只能是从内部“长”出来的。他认为“故事中的情节决定其风格”，“„„是主题，是故事造成其风格„„”。所以无论福克纳使用哪一种艺术手法创作，都是为了服务于他所选择的创作内容和主题思想，都是为了更自然、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现他本人的创作思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他那里始终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断创新的外在形式，但这决不是说不重要。相反，他的艺术手法实际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加深刻、形象。这表明，福克纳在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寻找他要表现的东西——创作主题。这就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福克纳创作思想的动机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福克纳一生创作丰厚，决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贯通，情节相接，构成一套《人间喜剧》式的“体系”，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和各阶层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在他自己虚构的“世系”中，他如同“打开了一个各色人等的金矿„„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先辈们血脉里涌动的激情在现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们完全淹没在各种怀疑主义和相对论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现为悲剧，那些曾经摄人心魄的悲剧爱情和传奇已无法说明现代人所面临的严峻状况和精神危机。正是他创作的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表达了他独特创作思想和鲜明的创作主题；也正是从他的主要作品中，我们能够把握其创作命脉和思想的本质，而达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环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现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时间局限的共性，即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在于写“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人的灵魂”。虽然他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为人有灵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现在其作品中，幻想与现实在他那里很难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结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为经验的“客观对应物”和保存他作为艺术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存在状态，可以在这种状态下客观地不受情绪影响地观察自己另外一个真正的自我。几乎从他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分明预见到了他的时代人类价值的混乱和丧失。这种感受性，与他能够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艺术自信心一道，使他写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哗与骚动》中，自然主义占居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书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讲述。他生下来就是白痴，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应的流动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凯蒂如果不是白痴的话，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环境扭曲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无法使他们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人若不象昆丁那样在绝望中挣扎，便会和杰生一样堕落为痛苦不堪的实利主义者，或者成为班吉那样没有思维的可怜的白痴。昆丁是所有人当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终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虽然生活在哈佛大学校园，但思想感情却深受南方旧传统的影响，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冲突的化身，表现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的心情。评论者们把他喻为作者本人，而福克纳自己也说过，他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轮流讲述，而由于福克纳加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它实际上也发展成了一个关于南方社会的故事。这部错综复杂的小说是一张用回忆精心构织的密网，它没有指向什么，却又意味着一切。作为福克纳另一个自我，他将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时，针对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仇恨南方时，他回答说“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这个人物比那个复员的飞行员（《士兵的报酬》）更远地脱离自身和现实。福克纳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表现了他对南方的热爱和对人类愚昧的绝望。他对罪恶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种叛逆性和加尔文教的良知感，却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种种情结。同昆丁一样，他也是两眼望着过去，为传统的沦

丧而痛心疾首。它象征着人类乌托邦的破灭，象征着过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没落与腐败。

在《八月之光》中，作为象征，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显联系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讽喻，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一个被僵死的宗教和经济剥去了人性的现代人，他既不属于白人社会，也不被黑人社会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独，经受了黑暗和苦难。这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描写罪恶的寓言，而这种罪恶既可以发生在新教教堂之内，也可以发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个缩影。作者在这里想传递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话说：“这是一个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剧。而《押沙龙、押沙龙》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对萨特本 的态度寓意更为明显。托马斯·萨特本是一个像那些由自身的弱点毁掉了旧南方的人复仇的工具。然而当他无法生出一个同一种族而且清白无辜的子嗣时，他想建立起同一种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昆丁对他耿耿于怀，因为他从他的失败中看出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南方问题，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在《我弥留之际》里，本德伦一家“奥德修记”式的旅程虽然是为了埋葬死者，却各另有所获，特别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时内就找到了新欢。福克纳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谐和具有反义的事物表明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没有真正意义，现代人的命运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场滑稽的玩笑。纵观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一反昔日“充满甜蜜柔情与阳光”的田园情调，而成为危机四伏、人欲横流的现代荒原。人们孤独、恐慌、绝望、荒诞，成为异化的牺牲品，再现了南方社会转型下的世态炎凉和因此造成的人们在心理上的裂变、痛苦和苦闷。旧南方的逝去与新南方的混乱，在福克纳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颤。幻想的萦绕和现实的无情使他无法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这一社会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剧变。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朴的浪漫情调，理想主义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纳始终摆脱不了对南方的那种近乎着魔的热爱和深深的眷恋，他一再将笔触伸向最能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灵魂深出发生的撞击，企望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梦呓和意识的自然流动来昭示现实，反映现实，以求得对过去眷恋的暂时松弛。他的灵感来自于自然主义，却大量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逐渐脱离了本世纪初现实主义主流，向着梦幻世界探索着，越过一个又一个巅峰，终于在他匠心独运、处心积虑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在这同时，福克纳追求象征主义和纯艺术手法和哲学深度方面都已进入了新领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但实际上远远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绝不是单纯描写南方风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鸣。他通过零乱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和主题：南方贵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个蓄奴制度的失败和与之并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心冲突；他们不愿成为下等人，但不能违反南方传统的道德准则，否则 将要背叛家庭、白人社会和文化遗产，他们在历史的阴影下成长，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寻求自我；20世纪社会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所谓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质朴、善良、忠诚、勇敢等品质；对人的个性以及按个人意愿生活的权利的强调和对现代社会侵犯了人的尊严，扼杀了人的价值的谴责；与社会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简单纯朴、非知识型的人不受社会法规的约束。他们的喜怒哀乐里没有勉强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帮助“社会人”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人”如能超越法规就可以达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这样，尽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残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这些主题的展示，使之文学创作越出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而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福克纳将作品中的人物赋予时代性，刻画生动丰满，个性鲜明，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当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闷，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尽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这些具体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投身生活的错误，但感情上却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与作者本人的真实情感的共鸣，也充分暴露出他内心的矛盾，特别是理智与感情之间的不克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隐痛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对南方及其过去的困惑，无疑这是时常困绕着他而终究摆脱不了的南方情结，欲爱不能，欲罢不忍。

四

福克纳在塑造众多的现代社会理想破灭的具体人物的同时，却无法将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现于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说福克纳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虽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层次上的保守主义特征即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却掩盖了他灵魂深处的另一面即对旧南方先人们罪恶的历史的痛恨，他企图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批评和否定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以便使他所钟爱的南方永远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爱恨关系——由于爱而恨，尽管有弊端仍然爱——来自于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且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痛苦矛盾的心理却为反映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选择，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寻找一条跨越心理鸿沟的途径，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一个奇迹。这种探索导致了他的作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在同类作家之上，而在艺术实践的继承与创新上也走在了同类作家的前列，成为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兼有广度、深度、历史感、乡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尔扎克那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浓的现代派作家，他既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沟通与疏远的问题，更写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性受到扭曲的问题。

福克纳自身充满的矛盾以及要表现的内容也为他选择适合表现的艺术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这种帮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这种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识流手法。“意识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变为文字流淌出来并且通过模糊事实和行动揭示自身。他不是简单地接受和模仿诸如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而是深切地感到旧传统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语言，无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无法描绘他眼中的现实和内心的感受。意识流追求的总体审美意境对于读者来说是空前的挑战。读者很难一下就能把握住诸如《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的总体意象，作品在心理时间无限自由的表现取代了传统小说中作为推理依据的情节结构，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进入“梦境”或“幻想”进行思维，取代叙事小说的有目的的思维。然而正是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中人们分明感觉到了作者的思想，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和看到了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意识流”这样一个恰到好处地使福克纳的创作主题在“杂乱”中而不是在“顺序”中得以表现，人们又怎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创作思想和内心的矛盾呢？实际上无论从福克纳采用的艺术手法还是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福克纳所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着一层象征性的伪装，显现了由于肉体的生命力同非肉体的自然力量发生冲突产生的愤怒、困惑和无助，揭示了创作者自身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幻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沟通。这就是从亨利·亚当斯到托·斯·艾略特以来美国严肃文学家所写的中心主题，而福克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冲突，而不仅仅是议论一番。

参考文献：

1．R.汉弗斯：《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王冼：《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3．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汤潮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商务出版社，1994.5．肖明翰：《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6．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M], Random House,1974 7．Edmond L.Volpe: A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M], The Noonday Press,1964.On the Theme of Faulkner’s Works Li Yu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modern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s.However many critics see him as the one who was accustomed to experimenting with various writing skills in his fi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of Faulkner’s writing: focusing much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his time.Key Words: Faulkner, writing skills, social theme

作者简介：李予军，男，教授，北京城市学院语言学部，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