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第一篇：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我的教师生涯及对教师发展的思考

主讲人：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

（笔录者：倪孟达）

“于漪茶座——全国名师报告系列活动”在于漪老师的“娘家”杨浦高级中学拉开帷幕，首位登台演讲的，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王老师是著名的杂文家，笔名吴非，曾获首届“林放杂文奖”，出版的许多教育随笔，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受到教师们热捧。

“非常抱歉，让大家星期六来听我说话，”王老师以这样一句略带南京口音的话开始了他今天的讲课，“家中有老人、小孩的老师可以先回去，我不会在意。”当然，不会有哪个老师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

（为便于行文，以下内容根据笔记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有关的事例和观点都属王栋生老师所有，若所记与原意有出入，则是我的责任。）

任何职业都有危险性，教师职业有没有呢？“教师是一种高危险的职业！”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误人子弟”，可以这么说。我们做的事关系到别人的未来，要考虑以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本来应该在上午赶到上海来的，可我上午在学校里还上了两节高三复习课。这是一种现实。”我们的教育假如都在忙着这些东西，这样的教育还有前途吗？”

教师的危险性在于三句话：

其一，用反科学的方法搞科学教育；

其二，用不道德的方法搞道德教育；

其三，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搞应试教育。

我与商友敬老师在一个地方见到一群老人为了抢超市派发的营养品打得头破血流，感慨很多，联想到教育的问题。这些老人，当他们正值最好的年龄，最应该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干吗？他们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都在街头打打杀杀，如今为免费营养品而大打出手，只不过是他们的历史延续而已。

古希腊称教师为“智者”，说明教师角色之特点在于多智。故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要回到常识。

我曾开玩笑说，“我们学校成问题了，连我都成人物了”。“在五十年前，如果以我这样的水平去‘中大附中’应聘，门都不敢进。”引用教育家杨启亮的一句话：“我最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这句话现在轮到我来讲了。”（苏

格拉底说“自知无知故求知”，“我之所以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因为我是天下最有自知之明的人。”）

有一年我在档案馆里查民国时期教师的工资，看到中央美院一教师月入230块大洋，而当时普通职员月薪20多块。如今老师们都在抱怨待遇低，我们首先应该反问自己：“你值几块大洋？”横向跟别的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比一比，纵向跟先辈同行比一比，我们的付出与所得匹配吗？

有一个大学校长面对台下500多位中学教师说：“师范生的水平太差了，比你们还差！”这话引起了台下的公愤。作为大学校长，不了解中学的实情，讲这话有其不严肃处，但关起门来，我们老师应反思自己，我们究竟如何？

最喜欢讲的三句话：

我是犯过很多错误的教师；

我是不断地在教育教学中改正错误的教师；

因此，我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对于名誉，那些我毫不在意，我唯一看重的是，学生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

教育不是工业、商业，教育是农业、林业，我常说我是一个农夫。作为农夫，我要抓住农时，对天气特别在意，最后才能收获果实。在我的土地上，我可以做什么？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在社会中，有很多不平等的关系，如官与民，但在教室里，师生是平等的。

教师从事的是理想化的职业，因此每个教师都应有理想。我们的教育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我们更应该办对得起民族的教育。

《中国教育报》记者问我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这样跟他说：早晨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嘴里哼着歌，一路上还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在学校里跟老师同学们愉快地呆在一起，课堂里积极地探讨问题，有许多收获；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向妈妈深情吟诵今天刚学会的诗歌，跟她谈论自己的理想。（大意如此）其实这不能算理想，在我们的过去，这些都是真实有过的生活，怎么就成了理想呢？

小学教育研究专家于永正（音）说，教了50年书，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我起先不懂这话的意思，但忽然有一天领悟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个吃馒头但不做诗的民族。教师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中提升自己。老师有理想了，学生才会有理想。

我有这样一段经历：

有一天遇到一个学生，跟他说，你最近语文成绩好像没有提高啊！学生回答道，老师，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看世界的眼睛变亮了。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听到这话多么令人欣慰啊！

我有一个课代表，长得高大帅气。有一年的12月13日，学校要搞一个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活动，要排诗歌朗诵节目，物色人才，我这个学生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个历史老师听了几句之后，就非常激动地说，“就是你了！”学生对他说，请别打断我，诗是不能打断的！

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让这样的学生更多一点。

教师职业的危险之二，是当下老师们把教育当作名利场。

我们有一套独特的制度，评职称，非常详细，且等级分明，在世界上恐怕不多见。我主张取消职称和各种荣誉，一切归零。这话以前不敢说，怕别人说我“酸”，现在得到了那么多荣誉，也就可以大胆地讲了。

许多老师的名片上有一大串头衔，我不会记住他那许多内容，只知道他是哪一个县的老师。教师只要刻苦钻研，把课上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有一个老前辈说：“我得到过所有的荣誉，现在退休了，把所有的还给社会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情’字”，多么感人的话啊！

我有很多次路过杨浦高中，看看校园中蓊郁的树木，就想到于漪老师，想她在这里度过的那漫长的岁月，她刚来时，这些树应该还是小苗吧？如今大树参天，它们都是见证。

在今天这个名利场中，年轻教师都把目光盯着考试成绩，在那些微小的分数和名次上斤斤计较。评职称时，材料里无一例外会提到成绩，说“高考成绩名列年段前茅”，其实分数就差0.2。这有意义吗？

你是不是好老师，要看的是：

其一，学生是否喜欢你的课？你上课前，学生是以期待的心态还是以恐慌的心情等你到来？课堂中，学生是不断地看表，还是不知不觉又一节课过去，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其二，学生是否喜欢语文？只有真正让学生喜欢上了这门学科，语文老师才算是成功的；

其三，由于你的教育，学生是不是养成终身学习祖国语言的意识？

我有一个女学生，嫁到了日本，回来后跟我说了这样的事。有一天她在家里接到丈夫的外婆打来的一个电话，老人家92岁了，一个人固守在老家的一亩地的茶园边，她打电话给外孙，是要告诉他，自己新得了一句诗（日本俳句）：“薰风里，茶道已万事俱备了。”而这个女学生的72岁的婆婆，在家里做完家务，闲坐着时，也不时感慨道：“啊，那逝去的岁月！”这是明治以来，日本的教育在国民的心中播下的种子还在发芽。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老师和学生都在追求着分数，而背后还有大量“卖狗皮膏药”的高考专家。

有一个校长说得好，一个愚蠢的教师，如果勤奋地工作，那将是教育的灾难。他该去吃喝玩乐。他勤奋的结果是，学生被迫害，被误导；学生不喜他，家长怕他，同事气他。他是一个奴隶式的人，站惯了就不敢坐。但校长喜欢这样的人，他会说勤能补拙，非常投入地做练习，也要学生跟他一样投入地做练习。但专业修养不够的教师，越努力结果会越糟糕，他越想弥补自己的愚蠢，造成的灾难就越大。

因此说，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除爱心之外，还需要智慧。学校里最可怕的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愚蠢的老师管50个智力正常的学生。

如今又有新的灾难来临：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现在当老师了，他们之前所有的压抑现在终于有一个释放的渠道了。这些老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给学生排名次，而不问这样做是否科学。

我看过一张希特勒的照片，那是他从林茨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老师按照学生的成绩排顺序，成绩好的学生站前排，越好的跟老师靠得越近，而希特勒的成绩很差，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进入中学，希特勒学的是文科，他成绩依然不好，有一个同学，是犹太人，叫维特根斯坦，成绩也不好，跟他同班，后来成绩好起来，跳级了，而希特勒依然享受“差生”待遇。这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希特勒的孤僻和变态性格，跟早年受教育中形成的自卑不无关系。

于漪老师从不用“差生”这个词，我也不用。

中华民族是个残忍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自相残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相斫史”；而今天社会上屡见不鲜的“灭门案”，跟我们功利的教育有无关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跟教育有无关系？

我曾对大四的师范生讲，讲台并不神秘，却很神圣。它最适合有民主平等意识的人。

学校、教师都应该有精品意识，要严肃认真地从事科研工作。有的学校一年完成十几项课题，有的教师一年结两项课题，问他具体都做了什么，却支支唔唔说不出来。“十年磨一剑的人是侠，一天磨十把的是菜刀。”

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一般都会很快完成了自己的课题，然后找工作，买房子，结婚生子。而美国的学生，却很喜欢当博士后的经历，虽然收入不高，却可以呆上13年，做着枯燥却有意义的事。而十几二十年后，诺贝尔奖就会被这样的人捧走。我有一个学生留学美国，说自己正在做着一项研究，“不长，才做了五年”，他说再过个十三四年，就可以完成这项课题，将对攻克红斑狼疮有作用，他在其中有1%的贡献。他说人类真了不起，全球有5万多人在研究，不用多久，就可以攻克红斑狼疮了。我问还要多久，他说，大概也就七八十年吧！言语背后是如此真诚的理念。这话让我如何能不激动？让我如何不以他为骄傲？于漪老师说62届的学生是她的榜样，那么这样的学生也就是我的榜样了。

对于学生，我们的做法要改善的还有太多。

在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学生做了这样一道题，3＋5＝6，老师说，了不起，你快接近正确答案了。而我们的老师很少能有如此的器量。

某学校有一个网络作文教学的经验，即把所有学生的文章传到网络上，处于公开状态，任何人可以看到任何文章，并作评论。我说这样不妥，因为“写作是

一种私秘性的事”，学生有权拒绝把自己的文章公开，尤其是写作能力较差的学生，我们该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以前我曾打算在课堂里朗读一个学生的作品，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拒绝了。她写的是悼念外婆，不想公开此种情感。这种文章只能给老师看，因为老师是学生最信任的人。

同样，学生的日记也不是教师可以随便翻看的，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力。家长不该去撬孩子的抽屉，更不该偷看他们的日记。

西方的家长在进子女的房间前，轻轻敲门，问：“我可以进来吗？”正是这轻轻一敲，诞生并延续了他们的民主传统，形成他们的民主社会。

下面要讲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

首先一个，教师应该自觉地读书，沉潜下去。

看赵志伟、于漪老师的书，一个感触是我们教师平时花在备课上的时间远远不够。如今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苏教版教材配备了全套的教学设计，每篇课文都有几套教学方案，教师上课前看一下课文，再参照这些设计，一堂课就能应付过去了。编写者说：“与其让他们瞎讲，不如让他们照着讲。”“这样教师能成长吗？”“管不了！”

教书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当前的课堂缺少创造，许多公开课听起来都似曾相识，都是重复的工作。

鲁迅的《祝福》，最初有人设计课堂思路：“二进鲁家，三幅肖像”，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延用这种上法。教第二遍的时候，我换了一种构思，鲁迅有很强的记财意识，我就让学生专门研究“钱”的问题，跟祥林嫂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钱，包括每月工钱五百文，婆婆搜刮走的三个半月的全部收入一千七百五十文，被婆婆嫁进深山的“卖身钱”八十千，捐门槛的十二千（即十二元鹰洋）等，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祥林嫂的命运是跟四个方面相联系的。（钱理群概括为“四条绳索”的旧说，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活活勒死了祥林嫂。）

第三遍教《祝福》又换了一套思路，让学生读过一遍文章之后，写300字的《论柳妈》，思考：如果祥林嫂跟柳妈的遭遇对换一下，祥林嫂会说出人死了要进地狱、二婚的女人会被锯成两半这样的话吗？研究的结果是，祥林嫂不会这样说，因为她“天生善良”，以此为基础展开课文内容的研读。

教师应当不断有创造，我们不能把教研难题当作懈怠的理由。

应该从小事做起。

日本邮政大臣野田圣子，大学刚毕业时任某饭店的卫生总管，有一天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工人在清洗完便桶之后，随手舀起一杯水喝下去，她很错愕。但后来她自己做卫生清洗工作时，她也这样做了。这是日本人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可怕的认真！用一丝不苟还不足以形容。1962年，冰心挨批斗，被“罚扫女厕所”，后来人们发现，她打扫的厕所是最干净的。

关于教师的成长，有这么三个思考。

其一，教师是思想者。

有没有独立的人格，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儿童读经这件事，如果出发点是培养孩子们的语感，我是赞成的，但要说建立有道德的人格，我则是反对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人格？英国哲学家罗素被人问到一个问题：英国的教科书说拿破仑是英国人打败的，德国的教科书说人拿破仑是德国人打败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罗素说，很简单，把两种说法都收入教材里。那人说，这不是要让学生疑惑吗？——我们正是要让孩子们产生怀疑的精神，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是罗素的回答。

每个教师应该敢这样说：上出一个“我”来，要有自己的风格，要自信。

很多年前，有人听完我的课问，你属于京派还是海派？我说不懂是何意，他又说是北派还是南派？我说“初出茅庐，无宗无派”，但我的心里说：“老子是王派！”为何要强行把自己归于哪个门派呢？

要敢于怀疑权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

大科学家袁隆平，几十年研究农业，人长得像土地一样，但其实是公子哥儿的出身。他是南师大附中的校友，我曾问他在文革期间为何能够那么顺利，他说怎么顺利呢，也是有凶险的呀。毛泽东有农业八字宪法之说：“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有同事说，你要当心，这是毛主席说的！袁说，毛主席不是学农的。换作其他人，这句话在文革中早已足够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当时的湖南革委会作了批示：不要动袁隆平（因为革命也要吃饭）！

八十年代我教马识途的《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四川抗洪救灾纪事》一文，这是一篇通讯稿，时间是下午第一节课，当时有来自山东某地的一个教师考察团听课，为了不让他们在辛苦的观光之后，在课堂里被催眠，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课堂任务：这是一篇新闻报道，在严密的同时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把它找出来。这个问题激起了学生的兴趣，也调动了听课老师的情绪。17分钟后，有一女生眉头一皱，要求发言。她提出疑问：这场水灾，共造成多少人死亡？我回答说8100人。可为什么文章里没有提到？——这就是问题所在！

一篇报道自然灾害的新闻稿，居然只字不提人员伤亡的情况。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作者却把它“忽略”过去了。这节课就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我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报道里会提到人员伤亡情况的，到1994年，一篇有关灾害的新闻在财产损失之后，报道了人员死伤的数目；1999年，人员伤亡被作为最重要的信息加以报道。

92年我教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这是一篇难上的课文。我对学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文章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邓小平说毛泽东最讨厌别人引用他的话，可自己在全文引用了多达16处，这是为什么？

（此时王老师提到一篇文章《史可法上多尔兖书》，我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存疑。但他引出了一个结论：实力不够，不能强攻。）

邓小平在1978年3月为了扳倒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保守势力，批驳“两个凡是”的荒谬，实力尚不足，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因此这篇文章就定位在两方面的解读：学习任何文章都应了解其背景；了解政治家的智慧。

作为思想者的语文教师，应该有反思自我的能力，对传统语文教育要有所认识，要了解百年语文教育史。

其二，教师是学习者。

“把学习当作智慧的酵母。”

“一个老师应当在没有行政命令和社会压力下自觉从事教学研究。”

一个年轻教师问我：“一年写了80多篇文章，读了7本书（实则有数十本），难道不浮躁吗？我三年都没读完一本书。”

如果他这三年里读的不是《资本论》，这句话真难以理解。整年读不了一本书的教师，还成其为教师吗？

南京的一家饺子店，环境干净，饺子也好吃，但最值得称道的是店里的一景：老板办了个墙报，让员工们每个月写一篇作文，抄在上面，那天我看到他们作文的题目就是《说说我的家乡》。

一个当大老板的大学同学，布置公司里的中层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写一篇读书笔记，这样可以让他们“少做坏事”。

这些都是我们教育的希望。

按江苏省的规定，像我这样的人（教授级中学教师）可以干到65岁，但我到60岁必定要退休。人生很短，剩下来的时间我要学习，学数学，学理化，学外语。我身边其他学科的老师也在学习写作，写读书笔记。有个历史老师写《我与地坛》读后感，比很多语文老师都深刻。《新语文学习》杂志上也发表数学、化学老师研究语文的文章，给我们语文教师增添一点压力。

俞正声到上海履新时，视察某报社，说报纸也要有文学性，趣味性。他在去湖北前，读过池莉、方方的小说，到了武汉一看，果然如此。来上海前，他已读完《长恨歌》，到了那些弄堂里，才明白王琦瑶之所以会是王琦瑶的缘故。

读书要博，也要杂。但书是读不完的，知识也是无穷尽的。

1997年江苏某报采访我，题目叫《我的读书很可怜》；2007年《中国教育报》采访我，题目叫《我的读书仍然很可怜》。

在无书可读的时代，我读《联共（布）党史》，从中学到了表达的方式；跟陈白尘读《太平天国史》，学到了方法。学习是无处不在的过程。

其三，教师是一个实践者。

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有没有一双善于倾听学生的耳朵？

能不能尽可能准确、优美、生动地表达？

能不能不用教参而读深读透文本？

写作水平如何？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吗？

从85年到87年，我每天坚持写两则笔记，一是教育笔记，记下当班主任的趣事，记录教育过程中的失误。再是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要敢于面对学生的挑战，跟学生写同题作文。学生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谈谈错误这东西》，我一口气写了两篇，以后让他们写文章，就再也没有情绪了。

陈桂生教授搞了个调查，一个学生在高中阶段，大概要经历60－90位老师，当他们毕业之后，真正能记住的有几个呢？你是不是属于学生能记住的那个行列？而我记住了我早年的一个老师，他在我写不出文章的时候，亲切地拍着我的脑门说：“你一定会写好的！”此后我果然就会写起来了。

让我们和学生一道成长吧！

第二篇：王栋生老师谈读书

王栋生老师谈读书

一个语文老师的课堂，某种意义上讲是他的阅读史，读书越多，课堂就越自在。

2.读书多的教师对学生来讲也是一种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教师的阅读应当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3.读书是一个人的生活需求，它不应需要考勤等检查手段来保证。对于一个有读书追求的老师来说，他永远有阅读的时间。

4.如何拒绝平庸？一个老师他阅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5.学生有阅读积累，才能形成“经验”，才有“悟”的可能。不要对学生提过高的要求。不要唯“参考答案”是从，重视学生的阅读体验。

6.在一所学校，只要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教师是真正的读书人，对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说，已算是很幸福的了。因为在这里，他能看到“精神明亮的人”，他能找到人生的精神标杆，他能跟随真正的读书人在一起学习。

第三篇：王栋生(对于高考作文命名的看法)

王栋生：“现实”难以成为命题依据

2011-06-11 07:34 新京报 我说两句(加入讨论)

王栋生（杂文家，江苏省特级教师）

应试狂潮引导学生背离了社会生活，而高考作文中那些观点尖锐，抨击时弊，见解深刻，有新意的作文，又经常的在观念保守的阅卷教师那里受到压制。

每年社会都特别关心高考，但是对高考考了些什么，除了学科教师和考生，一般人是不关心的，唯一感兴趣的是高考作文题。特别是部分省区自主命题后，有了十多道可以评说“一见高低”的题目，于是街谈巷议，说三道四，应有尽有。反正说归说，下手做一篇是做不来的，否则全民写作水平将大大提高。

新京报针对“你最喜欢的高考作文题目”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对2011年高考作文题，得分最高的是全国Ⅱ卷的“诚信”，认可率占被调查总数的18.0%，得分最低的竟是福建题，仅仅有0.4%；另有三四个省区的作文题竟然只有百分之一多一些。这个结果很可能与参与者的类型结构及分布有关。评价高考命题，和评价“春晚”不是一回事，这一调查数据也不大可能影响教育界以及命题组。比如，全国Ⅱ卷的“诚信”和2001年全国统一试卷的“话说诚信”过于接近，十年前的“高考佳作”还大量存在于各种教辅资料中；而一时颇受好评的上海题却是一道“重题”，———和一年前影响较大的某作文大赛题材基本相同。这些，接受调查的人可能不一定清楚。因此，究竟孰优孰劣，一时恐难作出评价。

语文教育界不主张以社会评价作为高考命题的依据。这是因为大多数业外人士不了解高中教学状态、命题原则以及评卷标准，不了解阅卷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比如为什么不能考陈题，为什么要“出其不意”，为什么题目既要平易又要有利于体现“区分度”，等等。当然，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学以致用，是语文教育的任务，从这个意义而言，从调查参与者的选择也大致可以看出社会对高考作文命题的期望。

调查数据显示，本次80%以上的受访者是经历了高考的。从他们的选择可以看出，他们的涉世意识比较强，主张作文命题紧密结合社会生活，也就是传统的“文章合为时而著”。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几个省区明显的有这样的主张，特别是课改实验区的题目“谈中国之崛起”，和时政“结合”得很紧，但以我的经验，此题未必好写；如果考生有真知灼见，那就得考验阅卷人的胆识和胸襟了，难。

以往每年的评论，也多主张“涉世”和“入时”，反对假大空官腔套话。但是，要考查学生的作文能力，命题也不得不看目前教育界的现状。比如，2010年江西题是就“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发表看法，这个是个不错的题目，可是有评论作为社会事件，已有过比较广泛的社会评论，难以考查；也有观点认为，“对农村考生不公平”，认为农村学生不看新闻，信息量不及城市学生，等等。其实，在应试教育深入人心的状态下，大多数（或绝大多数）高三学生可以半年甚至整年不看报纸，虽然生活在家里，“家事”也能不问，至于“国事天下事”，也能事事不知。现今已难得在学生作文中看到“时事评论”，一些老师在阅卷时，仅仅因为学生文章中说了几件近期社会新闻，便倍感欣喜，认为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认为“贴近生活”，从而产生好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应试狂潮引导学生背离了社会生活。而高考作文中那些观点尖锐，抨击时弊，见解深刻，有新意的作文，又经常的在观念保守的阅卷教师那里受到压制。

无论如何，逐渐开放的高考自主命题呈现了“十几朵花齐放”的局面，这是进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全国统一高考，到1965年中断（1966年至1976年，中国废弃了高考制度），有兴趣的读者如果了解那一阶段的高考作文题，可能会无比惊讶。比如1953年的“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8年的“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等等，那简直不是考查学生的作文能力，而是看“政治态度”了。假大空之风，由来已久。

1977年恢复高考，各省区自行命题，1978年起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直到2004年批准部分省区自主命题，其间作文题型出现过一些变化，也有过一些新意，但高考这个客观存在的“指挥棒”没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写作教学“走形”，也是事实。毕竟思想观念的束缚仍在，社会干预过多，命题人不得不谨慎小心，这些，就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说清的了。

第四篇：王荣生老师讲座感想

王荣生老师讲座感想

王王英 12010120 中本121

在昨天的讲座上，王荣生老师向我们讲解了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每次写教学设计，或是制作PPT，我都有一个完整的框架打在心里，根据框架去填充内容，我会考虑学生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以我自己的想法去忖度学生的思维，实在是非常死板的。在学校里制作的教学设计，仿佛有一个套路，可以贯穿整个语文课堂，如果是讲小说，就用三要素；如果是说明文，就是说明对象、手法、顺序和语言；如果是议论文，设计的思路是论点、论据和论证手法。

仿佛已经形成这样的脑回路，而事实证明，这些方法也确实很好用，我们的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也是这样学的。然而王荣生老师打破了这个传统，他问我们议论文怎么上？正确答案是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学生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怎么能知道如何进行教学呢？课堂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课堂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教学的方法应该视学生情况而定。

在讲到阅读教学的时候，王荣生老师举了杏林子的《生命，生命》为例子。这篇课文我没有学过，但我做过它的阅读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不难，既没有深奥难懂的字词，也没有深刻蕴含的意义，主题也非常的突出。然而当王荣生老师将文章中的句子用黄颜色标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简单不代表学生也觉得文章简单，对于基础特别差的学生来说，他需要老师的帮助和引导，如果我自己觉得文章简单，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又不知道怎么帮助学生理解文章，那即使我对文章理解再深刻，于我的学生而言，也是没有作用的。王荣生老师将文章中需要讲解的地方标出来，一处处进行分析，并联系杏林子的身世，最终向我们阐释了生命的意义。

在下午的讲座中，王荣生老师向我们讲授了作文课的授课技巧。我意识到学生写作最大的问题不是写不好，而是不愿意写。这一点确实是我没有想到过的，因为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是极其喜欢写作的，所以我没有想过学生会不愿意写作。王荣生老师提出学生写作的两大问题，即不愿意写和写不好。一方面，大多数学生的生活都比较安稳和单调，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情发生，对于生活中的小事，又不加关心，一旦写作，就会发现没有素材，没有来自生活的素材，也就没有合适的写作内容，另一方面，虚构的能力也不足，很容易露出破绽。在写作技巧方面，语言表达有困难，具体表现为写不具体和写不生动。王荣生老师举了一个例子给我们，即哪怕是吃一个苹果作为写作教学的内容，教师的指导也应该是从头到尾贯穿整个过程的，拿到苹果教师就应提醒学生注意观察，咬下第一口，就应提醒学生记录下感受，而不是等学生将苹果都吃完了，才要求学生提笔写作。写作重过程，而不是结果。

小优优的例子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我们要教的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面对小优优的日记该怎么回信我也思索了一会，觉得确实很开发学生的思维，这样的写作课堂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而王荣生老师的讲解，又让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周末去听讲座，于我而言，实在是有些不乐意的，然而，有幸和这么多老师一起上课，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然而最让我高兴的是，从王荣生老师身上学到的教学方法和经验，让我觉得收获颇丰，不虚此行。

第五篇：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五步根海：

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五步根海： 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上海二期课改的不归路

主讲人：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语文教研员步根海

（笔录者：倪孟达）

步老师讲课风格与前几位完全不同，语速飞快，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大片语段组成一个语场，等你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那些内容已经如水银泻地，了无痕迹了，因此做笔记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

第一板块

步老师首先回顾了上海两期课改的历史，着重评价二期课改的得与失。

一期课改的历史使命是纠正恢复高考以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弊端，转化为以提高学生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它已经夯实了改革的基础。

二期课改目的在于全面落实提高学生素质的精神，就语文学科而言，以阅读训练为主线，贯彻十六字方针：注重积累、培养习惯、指导学法、训练思维，希望藉此改变教学模式，把课堂中教师的讲为主转变为学生的问为主，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但十年来，效果不甚明显，因此要反思。

步老师认为，“以阅读训练为主线”这种提法不能根本解决教学中的许多矛盾，提高阅读能力不能单纯靠训练，学生能力的提高，还与其他因素有关，不能把听说读写理解成静态的过程。他提出如下的指导思想：

其一，应由学科意识转变为课程意识。

知识与能力是不同的概念，二期课改依然过多强调学科知识，而忽略了能力的培养。真正的课程意识，应该全程关注学生的发展与需求。

不同的学习阶段，对于如何提高阅读能力有不同的要求。

小学：让学生尽早进入阅读状态，以“阅读”为主，只要求他们能读懂；

初中：这是听说读写能力全面整合发展的阶段，不只是为了读懂。应以阅读为基础，形成以表达能力为外显标志的各种能力，为口语表达转化成书面语表达打下基础；

高中：学生已进入理性思辨阶段，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高一，学生应逐渐摆脱口语化表达、无逻辑化思维和单纯的感性认识，产生形象思维，关注点由语言 1 内容过渡到语言形式；高二，形成自己的书面语，形成判断力；高三，还能自主地形成独到的见解。

以往在学科意识的背景下，课堂教学中知识有不必要的重复；而课程意识观照下的语文教学，不过分关注一堂课，而有综合意识。

其二，由训练为主变为体验、感悟、训练综合的教学。

这种理念下的阅读教学，不只是让学生读懂文章，而要更加关注语言表达，从以往重内容的感知转化为重语言的感知，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了解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内在联系背后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这个过程完整地表达应该是：沉浸、体验、感悟、思辨。

其三，关于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论争，采取二者统一的新看法。工具性与人文性在语言形式上获得统一，语文教学不但要关注内容，更要重视语言的形式。

我们要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但此种素养的提高有赖于学生的语言潜能，包括文学鉴赏力、语言感悟力，要不断地唤醒学生已有的语言积累，这样就不能再用以往类似数理操练形式的做法。

语文教学必须完成这样两个任务：

一，培养文学语言与培养逻辑思维相统一；

二，给学生提供文化积淀。光会读、会背一些东西是不够的，要形成对语言的敏感性，和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深厚感情；在一定量的阅读之后有所思考，有所思考之后获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认同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个过程使学生的审美意识、能力获得发展提升，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其四，促成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应由单一的接受式转变为体验、感受、探究相结合。学习是学生“在场”的全过程，他们应该拥有：

学前的知情权和自主权；

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为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和创造性，教师的指导不能代替他们的学习；

学习之后的拓展。不是简单的对已学知识的巩固，而是借助已学知识有所拓展和延伸。

这些形式最终落实为学生的体验、感受和探究的结合，这也正体现了二期课改的核心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本。

第二板块

这一部分，步老师讲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应该思考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知识与能力的关系问题。

关于写作教学，有人认为必须给学生一定的规范，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进行必要的训练；也有人说，写作是对生活的认识，是对生活体验的反映。

我们要思考：哪些是学生要学习的知识，哪些是要他们自己去体验的；哪些是可以形成有序的知识，哪些只能去体验。

在阅读教学中，语言学、修辞学、语法学、文章学的知识要不要教？要教到何种程度？

步老师提出：“随文学习适度有用的知识。”

随文，即不单独作系统知识的解释；适度有用，指教师应明白哪些是要学的，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比如语法，这是外来的知识，但也是汉语自身的规律，只是我们不必如此繁琐地去学习。

在阅读中，学生不必死记语法的概念，但应掌握此种规律。有些篇章对语法的分析是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文意上是必须的。

比如《纪念刘和珍君》里的这段话：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这句话从语法上分析，是个单句，主干是“事实是明证”。那么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就止于此呢？步老师认为这句话是理解全文的一个关键，主干的修饰语中暗含着鲁迅在文章里的感情起伏，三落二起，不能分析完语法就了事。

再一个是语言感受力的培养问题。

学生在阅读中形成整体感，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整体感，语言形式，即语句中特定的用语选择，对语言内容的表达是有作用的。

如《胡同文化》的第四段：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第二句话中的“远”字，如何把握？它带出了什么？

这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心理概念，表现了胡同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由此有了“大白菜”文化，有了“四合院”文化，“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正集中体现了北京人安分守己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质。

在知识的教学中，应尊重“有序的”规律，此一规律的体现，不是单看课文作安排，而是如何理清这个“序”，跟先学修辞还是先学语法这样的序无关。我 3 们不能对这些因素作科学分解，精确地给他们排定一个序。由此我想起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中引用的一段话：“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到手以前，没有哪一部分是可以完全学会的。”的确如此。

第三板块

步老师准备谈谈语文教学的五个环节。（由于时间的关系，他着重谈了三个环节）

环节一：备课（教师读文本，或曰教学设计）

问题一：许多教师在教学目标的确定中，对三个维度的认识太片面。三个维度不能割裂理解，它们是统一体，是紧密结合的，不能作分解处理。

一期课改，针对教学中目标过多过烦，不知如何确立，导致分解的状况，提出知识、能力、情感三领域。

二期课改则把三维目标整合为一体。这样就明确了以何为载体，载体负载的是什么——一般而言，语文教学以知识为载体，负载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维目标分裂的做法，也导致学生在写作中出现“假大空”的现象，他们的文章里有许多口号性的东西，却没有真情实感，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掌握了概念，而没有真实的情感体验。

同时要思考：过程与方法如何来认识？

如果把方法定位在某个概念上，它就是静态的，（行而上的）；真正的过程与方法，就是在知识点的解析上，融合感情的感悟，不但知道它是怎么运用的，还要知道它是如何得出这种情感的。

同类文体的不同文章，感受的方法也应有不同；过程与方法，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应由掌握知识转化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问题二：对文本的把握。

步老师说，有一年上海市优质课评比中，评奖的依据变成了教师对文本的理解程度。误读文本的现象非常普遍（金志浩老师也曾着重讲过）。

比如《邂逅霍金》，很多人都把解读霍金的精神作为中心，实则主题是呼唤一种产生霍金这样的人物的环境。

再如《合欢树》，主题定位在对母爱的歌颂，或对误解母亲的忏悔，这只是表面的解读。合欢树象征着母亲的希望，凝聚着母亲生命的力量，这也是作者自己对生命的认识过程。

教师阅读文本，要读出作者在文字背后隐含的思想的深邃性，以及这种深邃性中的文化内涵。

问题三：关于语言表现形式。

应该了解语言形式及其意义。如《白莽作＜孩儿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如何理解“惆怅”？是因为春天将逝，还是白色恐怖，还是环境的凄凉？这样理解似乎都没有错。但只要跟下文的六个排比句相联系，一切就都很清楚了。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作者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无须来作比方”，事实上他已经作了比方。那些高远之物都是“别一世界”，那么“这一个世界”有什么呢？我们通过反语，读出了文字背后深藏的东西：今天的文人，他们都在卿卿我我，吟花落泪，望月伤感，令人愤而慨之。

再如《北京的胡同》：

“记得贾岛在诗里说，在异乡久了，会把异乡当家乡的。真是，我在京城里．就常寻找家乡的种种印迹。相同之处多了，不同之处也就鲜明。不知不觉在心里比着。城与城，是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说的。城越古旧，文化的沉积就越多。这种沉积不知不觉地渗入乡人的骨髓，成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明证。”

这一段只字不提胡同，用意何在？文章告诉我们，真正值得记取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特质。它不正面说胡同，而每句讲的都是胡同。这就是语言的形式。我们不但要读出文章的内容，还要读懂它的形式。

问题四：教学内容的确定。

确定的依据在于学生学习语言的规律，如何培养其语言素养和阅读的整体感，如何形成语感等等。

环节二：上课（教学展开）

问题一：由预设进入实践的过程，不是考虑目标的完成的过程，而是依据学生能力形成调整的过程。

一节完整的课，不是课堂内容的完整（比如有些老教师说完“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铃声恰好响起），也不必过分关注预设的目标完成的情况，过分关心所谓的完整的课堂结构，而是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随时对预设作出调整。

问题二：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

利用笑话、幽默来激趣，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它激起的只是浅层次的兴趣。真正的兴趣是补足，引发学生的期待心理，让学生去思考。

另外，障碍也是激趣的有效手段之一，学习就是不断跨越障碍的过程。有教师在公开课中，让学生回答问题时举不同的手，知道的举左手，不知道的举右手。这种方法初发点没错，但操作起来还是有诀窍的。如果你只叫举左手的学生回答问题，那么就失去了一次以障碍激趣并通过跨越障碍达到高潮的良机。

再一个兴趣点是，学习动机的调整。这是学生主动性的体现，动机不会一成不变，只有不断调整，才能达致最佳状态。

问题三：如何由教学为主转变为“沉浸、体验、感悟”。

让学生在某种情境中沉浸进去，但也不急于让他表达，先去体验，调动手段，让他去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已有的知识经验得到验证，或者因不协调而碰壁，这样就产生了共鸣或质疑，最后达成感悟。

环节三：作业

语文的作业不等同于数理化学科的作业，不以所学的课文为主，不在于对所读内容的巩固。应有拓展、积淀。

通过作业，让学生提高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通过练习，使学生把知识转化为图式，逐渐形成真正意义的阅读能力。

在布置作业时，也要有留白留空的余地，因为知识的消化有一个过程，不能即学即用。要有疏密度。

有关写作：

不是读什么文章就写什么作文，写与读要紧密结合，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吸收、内化课文的内容。

以随笔札记为主，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培养其选材能力。

作业的批改：并非不能自批、不批，但选择每一种形式都应该有理，不能太随意。

背诵的检查：重视随时的瞬间背诵，不一定都要在课堂里查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