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子箐医疗纠纷案
安徽脑瘫儿第一案以调解结案 获赔60万元
2007年11月26日17:39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冯 敏
2007年“五一”劳动节前，安徽脑瘫患者陈子菁的祖母李文峰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公之于媒体。这份案号为（2007）合执字第29号的法律文书上写道：“本院将20万元人民币于2007年4月27日转至陈子菁账户。
依据法律规定，本案予以结案。”
这是一起《民主与法制时报》连续发文23篇稿件，经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质询监督，全国法学界、医学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不断呼吁的案件。同时，也最终引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院判决的抗诉。
“一个案件引发媒体连发23篇稿件，最终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而结案，它在司法程序和实体审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极具典型意义。”一位法律人士说。
案情回顾
1996年5月29日，陈子菁在安徽省医院经剖宫产出生，由于医护人员机械执行母乳喂养规定，在产妇产后发生青霉素过敏且无奶可供的情况下，疏于履行注意义务而造成陈子菁在出生后48小时内无任何食物摄入。导致这个双胞胎中的弟弟连续饥饿引发低血糖，长时间抽搐，酿成缺血缺氧性脑病，加之省立医院的误诊误治，最终发展成极为严重的脑损伤，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终身残疾。
1998年8月10日，陈子菁的父亲陈先生和祖母李文峰，分别以陈子菁的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身份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省立医院赔偿医疗及终身康复费用270万元，以及残疾人生活补助费25万元、精神损害补偿金20万元。
一审庭审过程中，原告方向合肥市中级法院提供了与陈子菁母亲同一病房的其他产妇及其家属共8名证人的证言，证明陈子菁在出生至出现病症期间未吃到任何食物。其中两名证人还在一审庭审中出庭。
原告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量的医学专家对此案的分析意见。出具书面诊断及结论的医疗机构有：北京儿童医院、协和医院、中国康复中心、上海华山医院、仁济医院、上海儿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十多所权威医疗及科研机构。
2000年9月13日，合肥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省立医院在陈子菁出生后，虽然在病史记录、临床及辅助检查以及对患儿疾病的特殊性和预后的严重性认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但这些诊疗行为缺陷与陈子菁目前病情结果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陈子菁在庭审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病情确实由饥饿引起，故省立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驳回陈子菁的诉讼请求。
陈子菁家人不服，提出上诉。2000年10月省高院正式立案之后，在律师帮助下，在国家级司法鉴定单位进行了两份文字鉴定和一份法医学鉴定——认定一审法院采信的皆是伪证。同年11月30日开庭时，双方诉讼代理人均要求对原始病历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但是，2001年4月16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在没有重新对原始病历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同样以陈子菁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为由，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申诉之路
陈子菁家人多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均转安徽省高院办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人大代表的监督下，安徽省高院于2002年5月“决定立案„„复查。”
一年多以后，安徽省高院副院长亲自找陈子菁的诉讼代理人李文峰等人谈话，表示：“省高院对此案讨论多次，仍是患方败诉，已向最高院汇报，结果也是患方败诉。但省高院还是想调解一下，争取庭外和解。”李文峰不同意法院提出的庭外和解，要求判决。
2004年2月10日，省高院副院长等人来到李文峰所在单位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要学院领导帮助一起做李文峰教授的工作，称他们已5次去省立医院，医院愿意给的钱已经由原来的5万涨到25万，希望李文峰能接受并主动撤诉，使此案能以和解结案。
李文峰说：“感谢院长亲自来我院，但我想不通：我们到底是该败还是该胜？若该败，你为什么5次去医院还要给我们钱，且是几十万！若该胜，法院为什么不依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改判？在我方败诉的前提下，我要医院25万岂不成了讹诈？”坦克学院领导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法院应该查清事实，依法办事，不应逼迫当事人接受和解。
安徽省高级法院于2004年12月13日驳回了陈子菁的申诉。
从2000年至2006年，《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针对此案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和复查再审等过程中的问题先后发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撰写的23篇文章。
此前，新华社安徽分社也对省立医院接二连三发生恶性医疗事故的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内参反映。
该案同时引起了全国人大和法学界、医学界专家们的高度关注。自1998年3月以来，先后有两届、99人次全国人大代表对陈子菁案的审理提出意见并提请法院依法再审。
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在2005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中一针见血地写道：“陈子菁诉安徽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是轰动全国的错案。被告伪造、篡改、藏匿病历，严重妨碍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客观性。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出于所谓‘维护安徽形象’的原因，偏袒被告，枉法裁判，一再坚持错误判决。经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几十名代表提案，军队数十位将军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众多法学专家、医学专家和律师提出质疑，而安徽省高级法院仍然虚与应付，固执错误，并通过各种渠道对原告方面施加压力„„
“本案申诉迄今7年，我以最高法院专家咨询委员身份，先后数次向最高法院转呈申诉材料，并附上我对本案的意见。希望能够通过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机制纠正错判，避免进一步损害法院的威信。姑且不论枉法裁判，单就安徽省高级法院长期拖延敷衍、搞什么‘无过失补偿’，就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律和法院的信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安徽省的形象，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建议最高法院当机立断，调卷再审，纠正错判，维护法律的尊严，挽救法院的威信！”
除梁慧星教授外，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夏家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汤维建教授，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刘革新教授，华东政法学院武胜健教授等一批国内著名法学家也纷纷指出，该案“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起明显的错案”，“这样的判决与公平、公正相距甚远”。
朱建平、翟建、唐建立、郭志联、徐国祥和章庆国等京沪皖三地律师，多年来分文不取为陈子菁提供法律援助。
最高检抗诉
2005年，陈子菁案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贾春旺检察长的重视。
最高检察院会同安徽省检察院，经过半年多的详细调查，于2006年2月5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高检民抗【2006】3号民事抗诉书”。
抗诉书认定：“终审判决采信的鉴定结论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陈子菁的‘缺血缺氧性脑病’是在省立医院造成的。终审判决认定省立医院不承担过错责任的主要证据不足。省立医院有关医护人员明显违反卫生部有关护理工作制度的要求，其违规的行为是导致陈子菁患病的原因之一。”
抗诉书指出：本案审理中“法院向司法鉴定所送审的材料有不真实的情况，法院应该调查取证，而未做调查”。
抗诉书认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皖民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检察院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要求最高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如此调解
2006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
2006年9月20日，安徽省高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在走了庭审的过场后，再审法官为了实现调解，直言不讳：“调解不需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你提出钱数，对方答应就可以。”
从开庭后的第二天开始，法院连续10多次找陈子菁的父亲和诉讼代理人李文峰前去谈话、做工作。甚至在不讲事实不分是非的前提下，提出了公开赔偿20万元，暗地里另行补偿40万元的阴阳调解方案，遭到李文峰和陈子菁父亲的严词拒绝。
于是法官们撇开了李、陈二人，找到了远在上海工作的陈子菁的母亲。对她说：“这个方案已经过院领导同意，而且省卫生厅也同意了，不可再改。”“若你们不同意，案子会发回重审，那需要重新进行残疾等级鉴定，双方责任认定，起码需要一两年时间，若要上诉，还要一两年时间；另外，法官有自由裁量权，结果如何还不一定，也可能最终只有几万。”身心俱疲的陈子菁母亲无奈之下接受了这个方案。
2006年12月12日，法官通知陈子菁的母亲和委托代理人侯先生去安徽省高院签署调解协议（而不是调解书），“调解协议”只有一份，存入法院卷宗，不给当事人。签字者回忆，该“调解协议”的基本内容有：
一、省立医院支付陈子菁医疗、护理、生活费人民币60万元，一次性了结此案。
二、省立医院通过省高院先支付陈子菁40万元，之后双方再签订一份公开的调解书，再付20万元，但支付期限为2007年4月30日。
三、双方对媒体均有保密义务，若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不履行付款义务。
李文峰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第二天找到省高院法官激烈质问，但已无济于事。
但保密却是保不住了，12月27日，为了将法院账户上的40万元转入陈子菁个人账户，在银行要求出具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法院不得已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本院审理的陈子菁诉安徽省立医院人事损害赔偿纠纷案（2006）皖民一再终字第7号，经本院主持协调，双方已调解结案，鉴于该案调解结果需要保密，故不能附相关的法律文书，请向陈子菁办理肆拾万元转款手续，特此说明。”
就在同一天，法院让陈子菁的家人和省立医院另行签署了一份（2006）皖民一再终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上面的赔偿额是20万元。2007年1月18日，安徽省高院经最高法院联络工作办公室以法联复（2006）第148—2号公函的形式，将这一并不完整的调解内容答复全国人大代表。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医患纠纷案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霍键)
“抽搐30分钟”被医院改为“5分钟”，关键证据涉嫌伪造；法院委托司法鉴定遗漏”关键材料；多份对医院不利的证据“神秘失踪”„„面对重重疑云，法院仍匆匆判决患者败诉；13位全国人大代表要求依法纠错，至今未果———
今年“两会”期间，13位安徽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建议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纠正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子菁与安徽省立医院人身损害赔偿案的错误判决。前不久，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司法办公室给本报来函，认为该案“确实存在严重侵害军人亲属合法权益的情况”，希望“给予关注和监督”。
亲属愤而告医院
陈子菁1996年5月29日在安徽省立医院(下称“省立医院”)剖腹产出生，是双胞胎中的“小双”，出生时阿氏评分9分，为优良新生儿。出生第三天上午，其祖母李文峰发现陈子菁面色青紫、四肢抖动、呼吸暂停，立即告知医生。省立医院医护人员对陈子菁进行了抢救。6月4日，省立医院CT室出具结论：陈子菁患“缺血缺氧性脑病”。该院小儿科最后认定陈系“低钙惊厥”，对陈进行了治疗。陈出院后，又多次出现惊厥、昏迷，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治疗。1997年5月，北京医科大学诊断陈患有继发性癫痫，伴脑性瘫痪、脑发育落后，均系重度“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
李文峰是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教授，几年来一直是陈子菁的代理人。陈子菁的亲属认为，省立医院机械推行母乳喂养，在陈出生后48小时无母乳的情况下，没有给陈吃任何食物，致使陈因低血糖患上“缺血缺氧性脑病”；陈被救过来后，省立医院又错误地对其进行补钙治疗，加剧了陈的病情。因此，省立医院应当作相应的医疗损害赔偿。省立医院则认为，对陈子菁的护理、治疗行为没有问题，对陈的病患不负任何责任。
安徽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于1998年7月做出鉴定结论：“不属医疗事故”。但指出医院存在“对患儿疾病的特殊性和预后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临床及辅助检查不全面”、“病史记录不及时，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对患儿喂奶关心指导不够”等问题。1998年8月，双方调解不成，陈子菁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9月13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陈子菁的诉讼请求。陈子菁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1年4月16日，陈子菁二审败诉。
审理过程疑点多
陈子菁案的审理结果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除上述全国人大代表和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外，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瑞华、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刘革新、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所所长汤维建、华东政法学院民诉法室主任武胜建等多位法学专家也发表意见，认为此案在程序和实体上存在不少问题。通过调查，记者发现，两级法院在审理此案中确实存在许多令人不解之处：
关键证据未查清真伪、重要事实未调查清楚。此案的争议焦点是：省立医院对陈子菁的护理是否规范，陈出生后是否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抢救后对陈的补钙治疗是否有误；院方的行为和陈的疾病有无因果关系。省立医院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有3项至为关键：一是“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说明陈当时得到了足够的母乳，不存在挨饿问题；二是“1996.6.1血钙检验报告单”，说明陈当时确系“血钙低”，进一步说明院方没有误诊误治；三是多处记载陈有“呼吸困难伴抽搐5分钟”等症状的“新生儿病史”，说明陈在省立医院未造成严重脑损伤后遗症，其“缺血缺氧性脑病”与院方无关。然而，二审开庭时，陈子菁一方出具了国家级司法鉴定单位———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文字检定”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均有伪造或篡改嫌疑：《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内容共12项，前3项系1人书写却签有两人姓，后9项系1人书写却签有4人姓，违反《病历书写规范》中“谁操作谁签名”的规定，可视为伪造的无效单据；“1996.6.1血钙检验报告单”上“检验者”栏无人签名，填写检验结果者与开具检验单者是同一人，有重大伪造嫌疑；《新生儿病史》中“5分钟”明显系“30分钟”篡改而来(医学界公认婴儿抽搐30分钟会引起严重脑损伤)。但是，至终审结束，两级法院未查清这些关键证据的真假。
一审期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1998年9月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1999年4月26日出具意见：鉴于医患双方在患儿当时是否“饥饿”问题上各执一词，建议由法院调查取证，“若‘饥饿’属实，则‘饥饿’与低血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至此案终审结束，法院也未将此重要事实调查清楚。
不让原告方依法查阅、复制原始病历。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但本案立案后，原告方多次向法院提出查阅、复印陈子菁母子的原始病历，均未得到法院许可，理由竟是地方行政法规《安徽省医疗事故处理细则》规定“病历不得让患者及家属查阅”。一审开庭后，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合肥市中院才允许原告代理人查阅原始病历复印件，但不准复印。一审败诉后，陈子菁一方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向法院呈送了《证据保全及文字鉴定申请》，未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时至今日，陈子菁一方仍未见过作为本案主要证据的原始病历。
以病历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法律规定书证应当提供原件。如证据材料为复印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陈子菁一方多次对存于法院的原始病历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疑问，指出仅从复印件即可看出，陈子菁的11页病历正文有9页被多处修改，要求法院责令省立医院拿原件质证或鉴定。但两级法院以病历复印件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的法院印章为由，坚持以复印件定案。法院这样做有将自己当成省立医院的证人之嫌。
法院委托作司法鉴定时，部分关键材料未送交。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司法鉴定时，只送交了65页陈子菁母子的原始病历复印件，而现存于法院的母子原始病历复印件为81页。经李文峰等人仔细对比，发现记载陈子菁病情的16页病历未送去作鉴定，而这些病历均有可能对省立医院不利。以“抽搐时间”一项为例，送交的病历记录的都是修改后的“5分钟”，而未送交的都是原始记录“30分钟”。
该案部分重要证据原件神秘“失踪”。一审开庭审理后，5张有可能影响审理结果的病历原件不翼而飞。这5张病历分别是，陈子菁母亲产前及产后病程记录2张，陈子菁的“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1张，新生儿体温及护理记录1张，陈子菁住小儿科时住院病历1张。李文峰告诉记者，这些病历原件都是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比如：2张产前及产后病程记录可以证实，陈子菁母亲当时患严重的青霉素过敏症，根本不可能给陈子菁喂奶，进而证明“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所载的“喂母乳12次”纯属虚构。
法院的判决书表述过于简单。二审判决书对陈子菁败诉原因的陈述仅有一句话：“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子菁的病患确系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所致，其要求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足”。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所所长汤维建对记者说，判决书连法院是怎么认定案件事实的、为什么否定原告的事实主张、为什么肯定被告的事实主张等基本问题都未说明，“无论从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的角度来分析，均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立案复查盼公道
采访期间，经安徽省卫生厅协调，记者在省立医院看到了那份始终未让陈子菁一方查阅的原始病历。这份病历确已残缺5页，且有多处修改或添加。记者见到了参与改动此病历的小儿科医生，这位医生承认是她将“30分钟”改成了“5分钟”。对记者提出的伪造或篡改原始病历等问题，省立医院有关负责人予以否认，但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修改病历，省立医院有关负责人称，按照病历书写规范，上级医师可以修改下级医师书写的病历。可是，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当时不在场的小儿科医生可以修改产科医生对陈子菁的抢救记录。
在合肥期间，记者多次与两级法院联系，想听听经办法官的看法，未能如愿。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原负责人经院领导同意“破例”接受采访，但是谈话时间不长，他便以记者“擅自”录音为由中止了谈话。
牵头提建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吴莉芳、张秉臣日前接到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函。该函称：“关于陈子菁一案的有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法联函396号’转来我院。经研究，已决定立案，调卷后交审监庭复查”。两位人大代表对记者说：“在一起案件中出现这么多怪事，决不是巧合。有关方面在复查案件时，应查清省立医院和两级法院个别人是否有违纪违法问题。”
编后：近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不论是院方，还是患者及其家属，谁都不愿意发生医疗事故。万一不幸发生事故，医患双方如果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清责任并不难。但是，有的医院不敢面对自己造成的医疗事故，不愿为此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千方百计制造伪证，经办法官又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致使患者或其家属长年奔走于申告之途，严重影响工作、生活。今天刊登这篇调查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关注一名脑瘫患儿的合法权益，更是希望借此提醒司法机关严格秉公裁判医疗纠纷。我们相信，法律最终会给陈子菁一个公道的说法。本报将对此事跟踪报道。本报记者傅昌波
第二篇：教子有方陈子墨
教子有方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总会对我的孩子说：“你是天上的老天使派下来让我们开心的小天使！”每次说给儿子听时，他都高兴的昂着头。因为他知道因为有了他，爸爸妈妈才会每天都那么开心。在教育孩子方面，我和爸爸也是边学习边教育，经常翻看一些书籍或者和别的家长交流经验。我和大多数家长一样，都希望孩子为人处世有原则，善良，富有责任心，有出息，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成长。转眼间，孩子已经从呀呀学语的小毛头成为一名小学生，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共同感受成长过程中的甜蜜、欢笑、泪水，失败和成功。在教育孩子时，父母头脑中存在的清晰或不清晰的目标，也同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行为。所以我们家长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互动，随着父母与孩子有意识的思考的深入，清晰的家庭教育目标便会呈现在眼前。以下就是我教育孩子的一点心得体会。
一、对待孩子要用适当方法，我们要做到既不伤害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又让他高兴的听话。
记得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他放学回家，拿出作业在那停住了，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妈妈，我忘记老师留的什么作业了。”我给同学妈妈打电话问了一下，告诉了他。他写完作业，我过去对他说：“今天你忘了作业，我不训你，也许是刚过完假期的原因。但是我不允许你有第二次这样”。他点了点头。第二天，下午送他上课我还提醒他要注意听讲，记住老师留的作业。他答应着跑进学校。到了下午放学，我接上他第一时间就问他：“留什么作业了？”他没回答我，就是教子有往前走。我也没说什么就回家了。到了家，他说：“妈妈，老师留作业的时候我听了，可是一穿衣服再站队我就忘记了！”我生气了，“这是理由吗？装进脑子里的东西能溜出去？你还是没用心去记。我也不问别的家长了，你去门口罚站，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业！”他在门口站了好久，着急了，我看他的小手在裤子上来回揪，哭着说:“妈妈，我错了，你原谅我吧！如果完不成作业老师要罚站的。”我听了，说：“在家也是罚站，谁要你不注意听老师留作业！”“在班级有好多同学。”我顿住了，儿子长大了，也有自尊心了！我问了同学家长告诉他，他很快就完成了作业。看样是着急了。写完作业，我把准备的小本给他，告诉他：“你把小本放在书包里，老师留作业的时候你就赶紧拿出来记在上面，不要每个字你都记，你用你能看懂的方法把主要的记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是妈妈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姥爷总对妈妈说的话，知道了吗？”第三天，下午放学我去接他，第一时间就问：“把老师留的作业记到小本上了吗？”他摇摇头。事不过三，我刚要变脸，他嘻嘻笑着，指着自己的小脑袋说：“妈妈，我记到这里面了！”我笑着搂过他。从那以后，他果然记住老师的作业了，没有说再让我去问别的同学家长，有的时候别的家长打电话问我作业，他都急着去告诉。
二、培养孩子好的学习习惯，家长要让孩子从细节做起。
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我们作为家长要抓住孩子们上小学的这六年，陪伴孩子快乐渡过小学生活。说真的，我儿子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般，但我在学习这也抓的很紧。学前班的时候我坐他跟前看他写作业，因为他幼儿园的时候基本没动过笔，写作业时总会玩。因为这个我经常批评他，我告诉他：“妈妈什么都惯着你，吃喝玩，我都尽最大程度的满足，但是只有学习和毛病，我是从来不惯你的。”现在一年级了，虽然他写作业用的时间很长，那我也会在他学习和写作业的时候，坐在外屋给他出题、翻看书或者练字，不打扰他。但是我会给他规定时间，如果没写完作业，我也会要他睡觉。第二天很早就叫他起床完成剩下的作业，那样他还清醒，效率好一些。写作业时他有不认识的字或者不理解的题意叫我，我再过去看。他写完作业会拿到我桌子上，我再检查，签字。前几天，数学练习册错了一道题，是在周日做的。他回家不高兴了，怪我不好好检查。我说：“你自己做的作业，错了难道都是我的错吗，作业是我的？”他想想不说话了。告诉我，他粗心了，没有看清图上的小棒，有32根，他看了一眼就写成31根了。其实，我知道，也是我的错，因为家长签字就是先给孩子检查作业，没有错误再签字，可是我没对他说。因为我想他自己养成写完作业检查的习惯，而不是写完作业妈妈检查的习惯。现在他写完作业都会自己看一遍，觉得没错了，再给我检查，不过我还会检查出错误。我告诉儿子：“错题就好像你掉到了坑里一样，这次你没注意看，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下次你走到这里，又看见这个坑，你还会掉下去吗？”他都会呵呵的笑我的“掉坑定理”特别逗。我知道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你讲大道理他还是很难理解的，何不把大道理比喻成有意思的事，那样对于他说还是好理解的！
三、做家长的不要让孩子一味的在家学习，看课本。以为那样才会有知识。毕竟处处留心皆学问，走出课本，走出家门，对孩子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轻松高兴的学习。
我们家有个“家庭日”，就是把每个周末下午的时间交给他，陪他一起骑自行车溜达，地点也由他决定，如生态公园、敖包山、人工湖、外环城路。他都喜欢去，到了生态公园，他总是第一时间去扒地上的枯草，看那下面的小绿草出来没。然后看看十二生肖，把家里人的属相都点一遍，然后再看看公园里面工作人员设的牌子，认认字。我在给他解释意思。有次发现了公园新加的地图，特别惊喜，连忙喊我过去和他研究。听到好多小鸟在那叽叽喳喳的叫，他会对我和爸爸说：“百鸟争鸣，老师教我的“。去敖包山，我就给他讲我小时候的事情，他也很愿意听。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声的喊，大喊就是为了放松身心的，也是一种休息方式。去人工湖，他都忙不过来，看这看那，而且他总是有好多问题会问我们，有很多需要发现分享的东西。有次问我:”妈妈，湖里结冰，怎么高低不一样？“我楞了下，好像真没注意过这个。赶紧翻看手机，然后给他解释：“因为湖中心的温度比四周的温度低得多，冰先在四周开始冻，挤到中间水多，冰就高了。” 其实答案说的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按答案解释他听不懂，就按我理解的意思去给他解释了。在树上发现小鸟的窝，也是对于他高兴的事情，我记得他细细的观察了下鸟窝，当时还跟爸爸商量要爬上去看看，那么高太危险了，当然是不能同意的。爸爸只好让他骑脖子上，那样看的更清楚些。他说：“我好想变成小鸟去鸟窝里，还可以和它们一起玩，而且去哪儿都不用走路，飞就可以了。”小家伙的脑袋里都是奇思妙想。回到家还因为鸟窝的事情写了篇日记，而且还把鸟窝的样子画在了日记本上，说要给他的老师看看。去外环城路就是他的地盘了，那边车辆很少，而且经常有玩滑板的孩子，对于家长说，没有车辆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了。在他骑车子的时候，我告诉他：“学习就和骑车子一样，你只有不断的蹬车蹬，它才往前走，而如果你不蹬了，它就停下来了。学习也一样，如果你不努力学，你就会落在同学们的身后，越来越远。所以要不断的进取，最后才能到终点。”一直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去旅游对孩子的好处真是是益处多多。我们每年暑假还会陪他出去旅行，因为父母和孩子是一个小团体，互相之间关心体贴照顾。我坐车会晕车，他知道，总会让我喝水，摸摸我的头。还会学爸爸的样子让我倚他的小肩膀睡觉。而且他还学会了怎么样有礼貌的跟陌生人打招呼问事情、问路。会看游乐场里的地图，路标。去大的地方，他知道记周围有特点的标志物记路，因为他知道妈妈是个路盲，从来不记路的。他随时随地发现有意思的事情总会跟我们分享。他适应能力还是较强的，有的地方需要走好长的路，他也不耍赖，就是跟着走。小的时候我怕他累，总会抱着他，后来他大了，根本不要抱，知道妈妈也累。反正走会儿玩会儿的跟着我们。儿子很有爱心懂得分享，他每次旅行回来都会给他的小伙伴·老师 和家里人带礼物。所以家长一定要多带孩子出去旅行，绝对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四、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礼貌待人的好习惯。
家长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们要起个表率作用，在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都会和孩子
互相问“早”，睡之前也会互相说“晚安”。在孩子上幼儿园起，我就教他要懂礼貌，见到老师和认识的叔叔、阿姨都要打招呼问“好”，别人给东西或帮助了他，他都要说'谢谢“。走的时候也要打招呼说”再见"。在与同学相处时难免会有磕磕绊绊，比如：同学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不会和同学计较。但是如果他不小心碰了同学，他会说：”对不起“。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孩子自然就礼貌起来了，孩子礼貌待人后我们要表扬他，他就牢记在心上了做个有礼貌的孩子。
记得我有次看书读到一则寓言。一位农夫得到一块玉，想把它雕成一件精美的作品，可他手中的工具是锄头。很快，这块玉变成了更小的玉，而它们的形状始终像石头，并且越来越失去价值。我们家长也都得到一块玉——可爱的孩子——多年后的结果却是，一些人得到了令人满意的作品，一些人眼瞅着玉石的变化越来越失望。二者的区别，就是后者使用的，常常是锄头。如果把正确的教育方法比喻是一把精美的刻刀；那错误的教育方法就是一柄锄头——当我们手上有一块玉石时，我们必须做的正确，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块精美的玉。
第三篇：征文(陈子洋)
读《第七条猎狗》有感
江东二小601班 陈子洋
书——教育家说是智慧的钥匙；书——科学家说是攀登高峰的阶梯；书——革命家说是终生的伴侣；书——求知者说是良师益友。一本好书，可以令人难以忘怀。读了著名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令我难以忘怀！
这本书讲的是讲的是人与狼、狗和豺三种动物的故事。如：作者在山洞里冒着被狼吃的危险，变成“公狼”，照顾他的“孩子”与“妻子”，在山崖边带着狗群，去追狡猾的狼和狈；在山林中捕捉偷吃羊羔的“白狗”；在村里和“灾之犬”花鹰生死相依„„，沈石溪遇到的事都与平常不太一样。
在《狗》中，《藏獒渡魂》最充实而又最惊险的语言吸引了我。此故事说藏獒在刚出生的时候要与刚出生的小羊羔同养，被称为“渡魂”。成功的藏獒是狗中上品，而失败的藏獒却与一般的狗没什么两样。主人公买了只失败的藏獒，名叫曼晃，它为主人的野外观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主人无法完成的梦想。但是，曼晃生性凶猛，与其他弱小动物水火不容，大部分动物遇见它，都会落荒而逃，他也杀死了许多落入他手的小动物。于是主人想把它送走。可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曼晃的命运。早上，一只雪豹与曼晃争夺一只母羊与小羊，最终母羊与雪豹同归于尽，而曼晃却没有照例去吃了小羊羔，而是把小羊给了主人，还第一次摇起了那油光闪亮的尾巴。
在《狼妻》中。讲述了作者的捕兽夹夹死了一只大公狼，不久后，作者偶尔听到了狼的叫声，同行的朋友告诉他，那是母狼在呼唤
那只被夹死了的公狼（当然，母狼并不知道公狼已经死了），便突发奇想，想披上狼皮，假扮成狼。此后，作者担当起“丈夫”的职责，每天都为母狼和狼崽们“叼”一只公鸡或者其他食物。但是作者的伪装并没有继续下去，终于有一天，母狼向作者发动了攻击，但是最后母狼却放开作者，把别的狼驱赶走，用一种混合着仇恨、感激、憎恨、谅解的十分复杂的眼光最后看了坐在这一眼，叼着披在作者身上的那张狼皮，追赶它的伙伴们去了。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其实动物和人类一样的，动物与动物之间也存在着仇恨、友情„„只要是人的情感，每个动物身上都有。所以说我们应该保护动物，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但是只要你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它们，它们就会用各种方式来回报你的。我们人类要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勿到处乱砍滥伐，乱捕乱杀，别让小鸟没了家园，让绿洲成了沙漠，一些动物濒临灭绝。
第四篇：何某某医疗纠纷案：民事再审申请书
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何远忠，男，1968年3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湄潭县人。住贵阳市南明区市西路19号。电话：（0851）8973149。
再审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地址：贵阳市解放西路91号。法定代表人：张云强，职务：院长。
申请人对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年12月5日（2005）筑民一终字第879号《民事调解书》不服，请求撤销（2005）筑民一终字第879号《民事调解书》，对何远忠诉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进行再审。
事由：
2004年5月1日，何远忠患病就治于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双方发生医疗纠纷。
2005年4月1日，何远忠将医方诉至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4月28日，何远忠申请南明区人民法院委托有关部门对“手术病人知情同意书”和“手术同意书”上的“何远忠”与其签名是否系同一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5月31日，南明区人民法院找双方当事人谈话，确定鉴定机构。双方表示由法院指定。6月6日，南明区人民法院委托贵州省公安厅进行笔迹鉴定。7月13日，贵州省公安厅就此作出（2005）公技文字第026号《司法科学技术鉴定书》。
2005年7月29日，南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何远忠及其代理人就鉴定人贵州省公安厅的鉴定资质提出异议。开庭笔录记载：
‚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原告申请对他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是，手术同意书、知情同意书的签字均是何远忠本人亲自签字的。双方是何意见？
‚原：我不认可这份鉴定结论书，要求重新鉴定。
‚原代：鉴定书不能反映公安厅是否有鉴定笔迹资格，鉴定人是否有鉴定资格。‚原：同意以上意见，要求重新鉴定。‛
对何远忠及其代理人的上述表述，南明区人民法院2005年9月8日（2005）南民初字第1269号《民事判决书》错误表述和认定为：
‚审理中，根据何远忠的申请，对‘手术病人知情同意书’和‘手术同意书’上的‘何远忠’签名委托贵州省公安厅进行了笔迹鉴定，结论为上述两份同意书上的‘何远忠’的签名为何远忠本人书写。该鉴定结论经提交双方当事人质证，市四医无异议，而何远忠则认为贵州省公安厅不具鉴定的资质，鉴定人员也不具有相关资质，要求重新鉴定。公安厅是经原被告双方同意，由本院在有资质的鉴定机关中指定的。
‚关于何远忠提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有问题，要求重新鉴定，经查也不能成立，故对要求重新鉴定的要求不予采纳。‛
（2005）南民初字第1269号民事判决书的错误在于将何远忠委托南明区人民法院指定鉴定机构 1 进行鉴定直接等同于委托它指定贵州省公安厅进行鉴定。事实上，1、2005年4月28日，何远忠在其委托鉴定申请书中仅仅是请求人民法院委托“有关部门”予以鉴定，并没有要求该鉴定机构就是贵州省公安厅。
2、5月31日，南明区人民法院通知双方到庭，确定鉴定机构时的法庭谈话笔录中，何远忠仅仅表示“鉴定机构请求法院确定”，医方仅仅表示“同意由法院指定”。
根据何远忠委托时的表示和在法庭谈话时的表示，医患双方仅仅委托法院确定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并没有直接要求或同意法院指定由贵州省公安厅进行司法鉴定。根据当事人的委托，法院只能在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中进行确定。而法院却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没有在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中进行确定，而径直委托没有相应鉴定资质的贵州省公安厅作为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将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混淆起来。在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或者行政案件中，公安机关为了刑事侦查、治安处罚、行政管理的需要，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书证或者物证进行鉴定无可厚非。由于公安机关没有职权接受委托而从事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工作，所以对于公安机关超越职权而在民事案件中从事司法鉴定活动，越权参与民事审判，已为国家明令禁止。对此，1998年国务院《司法部职能配臵、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1998）90号）、2000年8月14日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等早已明确规定。
南明区人民法院和贵州省公安厅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日常工作与司法活动紧密相连，对国务院《司法部职能配臵、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这两个指导司法鉴定工作的法律文件不可能不知。在明知故犯的情况下，南明区人民法院作了不符合法律的委托，贵州省公安厅作了不符合法律的鉴定，其鉴定结论自然不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当事人只有上诉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寻求解决。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审结此案。2005年12月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了（2005）筑民一终字第879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称：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五、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后即生效。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后生效，与签收本调解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依据上述，在此《民事调解书》制作之前，有一份双方当事人签字的调解笔录。可查遍整个二审卷宗，此前只有一份调解笔录。至于时间，笔录第一页开头是：2005年11月30日上午9时，而第二页末尾何远忠签名处是：2005年12月1日。这至少说明：
1、调解时何远忠不在场，因为调解时间和何远忠签字时间相差了一天。从笔录看，仅两页纸，以法院记录人打字的速度，不会超过5分钟就可将此两页字打完。如果调解时何远忠在场，当场就可以签字，不可能等到第二天再叫何远忠大老远的跑一趟法院去签字。其次，该调解笔录上即便有调解次日何远忠的签字，为何只在第二页有何远忠的签字，而第一页没有？
2、该调解笔录也无对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如果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调解，自愿达成协议，为何医方不在调解笔录上签字。这也可以说明，法院调解时，医方没有在场。此外，该调解笔录中仅仅列明双方当事人，而未有双方当事人中有谁参与调解的记载，更没有当事双方任何人调解当日在调解笔录的签字。如果说当事人拒绝签字，那起码也得有个情况说明附卷才对。可找遍整个二审卷宗，并没 2 有这样的情况说明在卷。原《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或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3、从法庭调解笔录与《民事调解书》行文比较，调解笔录第一页第10行起至第二页全部与《民事调解书》第三页倒数第6行起至第四页正文倒数第4行止，文字完全相同。当然，司法实践中，法庭调解及笔录制作在先，《民事调解书》制作在后是自然情理。在制作《民事调解书》时，部分援用调解笔录的情形也是有的，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本案中却是完全相反，不是《民事调解书》沿用法庭调解笔录，而是先前的调解笔录倒过来沿用在后的《民事调解书》，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情理中事，不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调解笔录中就两次出现“本调解书”这样的字样。既然是同一份调解笔录，为何又变成调解书了呢？而且，调解笔录上“
四、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后即生效”这样的字样，到底是指的本调解书呢，还是指的本调解笔录？
之所以出现上述不正常现象，是二审法院根本就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过法庭调解，双方当事人更没有就调解问题达成协议。二审卷宗从第19页到30页，二审法院共有五份笔录。除前面分析过的所谓调解笔录外，其余四分笔录分别为2005年11月14日的调查笔录、谈话笔录及11月16日、18日的谈话笔录。在这四份笔录中，除11月14日的调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的参与外，其余三份笔录均只有一方参与。而 1、11月14日的调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参与的记载和医方签字，但主持法官和担任记录的书记员的签字却在笔录制作前一个月就形成了。在该调查笔录上可以看到，笔录记载的调解时间和医方签字的时间是2005年11月14日，而调查人曾桢法官和记录人吴丹书记员签字的时间却提前了一个月，为10月14日。如果说其中一人签错系笔误还说过得去，而法院的两个人签同一个时间都说成是笔误就不好讲了。如果说调查在先，笔录制作在先而签字确认再后可以说得过去，那签字在先，笔录制作在先而调解活动在后就再也说不过去了。或者签字在先，调解在后、笔录制作在后那就更说不过去。这样，不是事先就将结果预设或者先拿一张空白纸来签上名字然后等着填写内容吗？这样的调查活动是法律允许的吗？
2、上述倒填时间提前签名的错误在11月16日的谈话笔录中再次出现。该谈话笔录中患方代理人签字的时间是2005年11月14日，可笔录抬头显示，法庭谈话的时间是2005年11月16日。在这里，不知是患方签错了时间还是法庭记错了谈话时间。如果说人的记忆有误，那相差一日尚在情理之中，而相差两日能够说的过去吗？更何况，该份笔录还没有谈话人曾桢法官和记录人吴丹书记员的签字。法官与当事人进行法庭谈话并郑重制作了笔录，为何不在谈话笔录上签字呢。原《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3、至于2005年11月18日那份谈话笔录，由谈话人曾桢法官与患者家属进行。更为奇特的是，这份谈话笔录既没有被谈话人患者家属签字，也没有记录人吴丹书记员签字，更没有谈话人曾桢法官签字，仍无情况说明附卷。这是一份怎样的笔录呢？法律规定有这样的法庭谈话和笔录制作方式吗？
原《民事诉讼法》第九条明确规定，调解“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二审法院的上述调解活动说得上是自愿和合法吗？那么，在患方没有自愿的情况下，2005年11月30日那份错误百出的所谓调解笔录上次日何远忠的签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在2005年11月18日那份只有患者家属而没有任何当事人参与的谈话笔录无意中记载了患者当时的精神状况。二审卷宗第29页记载：
‚审：做了医院的工作后把信息反馈给你们，但要有你们的具体意见，基于何（远忠）的精神状态才须要家属的配合。
‚被：何的情况非常不好。‛
事实上，11月14日以后，何远忠因病精神状况一直不好，所以11月16日、18日的两次法庭调解他均没能参加。何远忠的这种精神状况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2005年11月30日那份他并没有参与的错误百出的调解笔录上签字时的精神状况就是如此。
以上就是二审法院对何远忠诉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调解过程，上述调解过程这么多错误和不合常理，严重违反关于法院审理案件进行调解的一系列法律规定，难道说不违反自愿原则和违反法律吗？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申请人何远忠曾依照原《民事诉讼法》第180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之规定，于2007年10月25日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要求对何远忠诉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重新审理。但数月过去，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臵若罔闻。当然，指望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充当本人的法官肯定是不现实的。为此，申请人再依照今《民事诉讼法》第182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之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望予受理为盼。
此致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何远忠
2008年4月1日
附：01、申请人何远忠身份证复印件 02、2005年12月0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筑民一终字第879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 03、2005年11月30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调解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1）、在所谓调解之前，民事调解书就也制作好了。调解只是一个简单过场。调解在先，制作在先的调解笔录正文完全照搬制作在后的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是情理中事。不但在意料之外，而且也不在情理之中。2）、医方并未在调解笔录上签字，作为调解笔录的‚本调解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3）、主持人法官曾桢、记录人吴丹书记员没有对笔录签字确认，4）、调解时间为11月30日，患者签字时间为12月1日，说明调解当时患者并未在场，何远忠没有参与11月30日的调解，所谓的调解书自然没有法律效力。04、2005年11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谈话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1）调解时患者何远忠没有参加，他的家属也不知道是谁？2）、主持人法官曾桢、记录人吴丹书记员没有对笔录签字确认，患者何远忠或家属也未在笔录上签字，也没有文字说明附卷。3）、笔录记载了那段时间患者何远忠的精神状况：‚审：……基于何（远忠）的精神状态才须要家属的配合。4 ‚被：何的情况非常不好。‛ 05、2005年11月16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谈话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1）、谈话时患者何远忠精神状况一直不好，不能正常表达意思，因此笔录上没有他的发言记录，也没有他的确认签字；2）、主持人法官曾桢、记录人吴丹书记员也未在笔录上签字确认；3）、谈话时间是2005年11月16日，却有了患方代理人2005年11月14日的签字，而患者对代理人授权的时间是2005年11月16日。这至少表明在谈话之前，字就签了，而且在没有患者授权的情况下签的，谈话只是过场，代理人的谈话不具备法律效力。06、2005年11月16日，患方何远忠对二审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该委托书显示，授权时间为2005年11月16日，代理人于11月14日在11月16日的法庭调解笔录上的签字及11月14日在法院的谈话不是患者何远忠的意思表示。07、2005年11月1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谈话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审：今天通知医方来谈话。就本案来看，医方还是有点瑕疵。卷内有X光片，时间是2004年4月20日，医方称是笔误，但5月1日有病情计划。X光片什么时候做的？……审：宣读一审卷19页证据，初诊就发现肠梗阻，医方在初诊及门诊的记录有不吻合。……审：知情权没有很好履行。‛这说明所有二审笔录中，只有此份笔录完整、真实，因为与其他笔录要么没有主持人法官、记录人书记员签字，要么主持人法官、记录人书记员预先签字，要么患方代理人预先签字，要么当事一方没有签字，要么当事一方事后签字，要么当事双方均无签字不同，该份笔录上参与谈话的人均在谈话当时就予签字，连主持人法官、记录人书记员也于谈话当时就在笔录上签字确认。这说明主持人法官、记录人书记员并非不知道原《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一款‚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第133条第三款‚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或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等规定的重要性。08、2005年11月1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调查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1）、法庭调查时间为2005年11月14日，可调查人曾桢法官、记录人吴丹书记员却提前整整一个月于10月14日签了字。2）、此外，笔录记载，宣布到庭的还有组成合议庭的审判长邬黔明、代理审判员王茗，可在法庭调查笔录上并没有二位法官签字确认。难道原《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一款‚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是不需要执行的吗？ 09、2005年09月23日，患方何远忠民事上诉状复印件 10、2005年09月08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05）南民初字第126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判决书对何远忠主张关于贵州省公安厅不具鉴定资质，鉴定人员不具相关资质，要求重新鉴定的主张不予采纳，称‚公安厅是经原被告双方同意，由本院在有资质的鉴定机关中指定的。‛从而认定，‚关于何远忠提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有问题，要求重新鉴定，经查也不能成立，故对要求重新鉴定的要求不予采纳。‛ 11、2005年07月29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复印件 12、2000年08月14日，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
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机构）是指接受司法鉴定机关、仲裁机构和其他组织或当事人的委托，有偿提供司法鉴定服务的组织。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方可从事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行业主管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未经登记机关核准，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对照规定，贵州省公安厅未经贵州省司法厅核准登记而取得贵州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不能接受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的委托而收取何远忠鉴定费用而从事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活动。13、2005年07月08日，贵州省公安厅鉴定费收款票据复印件
票据表明，贵州省公安厅从事的是面向社会的有偿提供司法鉴定服务的活动。而贵州省公安厅并不具备这样的司法鉴定资质。14、2005年07月13日，贵州省公安厅（2005）公技文字第026号司法科学技术鉴定书复印件 鉴定书表明：
1、贵州省公安厅是（2005）公技文字第026号司法科学鉴定的主体；
2、贵州省公安厅接受贵阳市南明区法院的委托有偿从事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活动，而不是在刑事侦查或治安管理活动中从事其司法、行政工作所需要的内部鉴定活动。
贵州省公安厅既然未经贵州省司法厅核准登记而取得后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便不能够接受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的委托收取何远忠鉴定费而从事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活动。因而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违法进行委托、贵州省公安厅违法接受委托而作出的（2005）公技文字第026号《司法科学技术鉴定书》便不具备法定要件而是一份没有法律效力的司法鉴定文书。15、2005年04月28日，患方何远忠委托鉴定申请书复印件
申请书显示：何远忠仅仅申请人民法院委托有关部门予以鉴定，并未要求法院直接委托并不具备资质的贵州省公安厅进行司法技术鉴定。16、2005年05月31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5月31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通知双方到庭，确定鉴定机构时的法庭谈话笔录中，何远忠仅仅表示‚鉴定机构请求法院确定‛，医方仅仅表示‚同意由法院指定‛，医患双方未直接要求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直接委托不具备鉴定资质的贵州省公安厅进行司法技术鉴定。17、2005年
月
日，医方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病历――爱克斯光照片检查会诊记录复印件 爱克斯光照片检查会诊记录显示，何远忠在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作爱克斯光照片检查的时间为2004年4月20日。而事实上，何远忠在2004年4月20日那天并未生病，也未在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爱克斯光照片检查，更未在该院住院治疗。这充分说明，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在医疗事故发生后编造病历以推御责任。18、2005年11月1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谈话笔录复印件
笔录显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医方编造病历以推御责任非常清楚。笔录中明确记载：‚审：‘今天通知医方来谈话，就本案来看，医方还是有点瑕疵。卷内有X光片，时间是04.4.20日，医方称是笔误。’‛ 19、2007年10月25日，患方何远忠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寄送再审申请书邮件收据复印件 20、2007年02月10日，北斗星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复印件
第五篇：医疗纠纷案中的几大法律问题
医疗纠纷案中的几大法律问题
[ 宋蕾 ]
医疗纠纷,是在患者(或患者家属)和医疗机构之间由于对医疗过程、医疗结果以及医方是否存在医疗侵权,以及医疗服务合同履行是否到位等事项存在分歧而产生的纠纷。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与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公民维权的意识也逐步增强,医患之间出现的争端日渐增多,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北京市西城检察院就近年来受理的医疗纠纷申诉案分析调研发现:
一、近年医疗纠纷申诉案件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医疗申诉案件数量大幅增加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强化,开始寻求多层次的法律支持,对医疗行为的质疑和不满从口角之争升级到对簿公堂,医疗侵权诉讼的数量呈上升的趋势,到检察机关申诉的医疗案件也相应成比例上升。西城检察院民行处2011年和2012年受理审查医疗侵权申诉案件各占当年收案的10%以上,均为2008和2009两年审查该类案件总数的三倍。
(二)化解矛盾成为审查医疗纠纷的重点
医疗纠纷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给予经济赔偿。
患者(或家属)一方认为由于医方存在不当治疗给自己造成身体、物质和精神等多重损害,应该进行经济赔偿或后续治疗,而后续治疗的巨大压力使经济赔偿更加现实;医疗机构运用医学知识、医疗服务为患者进行治疗,认为已经依据诊疗规范尽到职责,造成患者死亡、伤残不幸后果的原因往往是病灶、患者年龄、其他并发症等患者自身因素,以及正常手术风险及后遗症,不存在医疗侵权的问题。双方对事实的认定和赔偿金额的争议较大,申诉人大多措辞激烈,情绪激动,检察机关审查此类案件应着重于释法析理,综合运用检察和解、检察建议等多种方式,努力将矛盾化解于申诉阶段。
(三)对医疗申诉案件提起抗诉成为民事检察监督新突破
长期以来,医疗纠纷申诉案件的审查都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核心证据,只要存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明确鉴定意见,即使医方的诊疗工作存在某些不当,往往也很难以此作为抗诉的理由。
医疗立法的不断完善,使人民法院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逐渐转变,检察机关也相应调整了此类案件的审查思路。
今年年初,经西城检察院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就我市首例医疗侵权纠纷案提出抗诉。法院再审期间,经各方共同努力,终于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成功化解了双方长达7年的矛盾,为今后审查医疗纠纷申诉案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二、审查医疗申诉案件发现的问题及成因
医学的专业性及医疗手段的复杂性使医患双方在就诊治疗方面明显处于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状态。
为了调整这种特殊关系,《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将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以倒置的方式转移到医疗机构一方,《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责任确定为过错推定责任,但患者仍然负有对某些事实举证的责任。在多年的医疗纠纷申诉案件审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医疗纠纷诉讼暴露以下问题:
(一)患方参与诉讼仍处于弱势地位
前来检察机关申诉的医疗纠纷案件都是患者(或家属)一方,我们经过审查发现,绝大多数患者缺少相关的医学知识,也不掌握参与诉讼的法律规则和诉讼技巧,未能通过诉讼达到获得赔偿的目的,具体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医疗诉讼基本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被告不仅指原告知道自己起诉的对象是谁,还必须查明被告依法核准的正式名称。
如:陈某向法院起诉某医院,在写被告名称的时候用的是口头常用的说法,却没有到相关部门查证医院的正式名称,结果被法院驳回起诉。还有些申诉人不懂法律专业术语,如王某在诉讼中完全不理解“质证”的含义,认为只有医院用证据说服了自己才叫质证,如果说服不了自己,这份证据就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被法院采信。这些错误认识都会影响申诉人有效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
2、缺乏收集和保存证据的意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
绝大多数患者家属没有尸检意识或不懂进行尸检有时间限制,由于缺少尸检结果不能查明患者死因,导致医疗责任无法确定的现象在医疗诉讼中并不少见。
如:孙某的儿子因病在某医院治疗后,回到家中进一步调养,不料半个月后孩子突然在家中摔倒死亡。巨大的悲痛使父母无法承受,却没有想到进行尸检。父母认为医院的治疗构成医疗事故,但最终由于无法确定孩子的死因而败诉。
此外,许多患者家属认为自己是医疗活动的亲历者,自己眼睛看到的就是证据,却没有固定证据的意识。
诊疗初期,患者不可能在医院就诊时对医生的治疗过程和谈话进行录音、录像。纠纷产生后,医学会和法院以院方提交的病历作为主要证据进行核对、分析。许多申诉人在案件审查阶段都提出病历记载与治疗时客观情况不符,但均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败诉后,申诉人心有不甘,难免怨天尤人,激化矛盾。这种现象的恶劣之处超出一案的成败,可能引发严重的公共信用危机[1]。
3、及时取得医疗病历尚有难度
病历是医疗机构对患者医疗过程的记录,应当客观真实,在诉讼中也是证明医疗机构是否符合医疗常规的核心证据之一。
有些申诉人不清楚调取和封存病历的最佳时间和方式,有些申诉人不能对病历提出合理质疑,有些申诉人不知道对病历的质疑可以通过诉讼中的质证程序解决。
造成申诉人一方不能及时取得病历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医疗机构对患者调取病历的要求推三阻四,迟迟不予满足的现象。
如秦某的丈夫在某医院就医去世,秦某认为医院抢救不及时,到医院要求复印病历。医院经过几次推脱后为秦某复印了病历,却不允许秦某把复印件取走,无奈之下,秦某将医院告上法院,才在丈夫去世一年后取得其在医院就诊的病历复印件。
(二)有些医疗机构管理缺乏规范性
1、部分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欠缺规范
病历是医疗机构诊疗活动的全部记载,在法律上具有证明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重要意义。
目前,医疗机构涂改、更换患者病历的现象依然存在。卫生部曾对“涂改、伪造”病历的现象作出批复,允许“病历的正常补记和上级医师查房修改(应保存原有字迹清晰可辨)”且说明“若去除涂改、伪造部分后,病案无法进行鉴定,医疗事故技术委员会可不予鉴定,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请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更是规定,患者有损害,医疗机构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司法实践中,申诉人对涂改、更换病历的现象十分不满,特别是对鉴定部门将申诉人提出过错质疑的病历涂改定性为病历管理不当不能认可。
如:赵某发现自己在医院复印的病历与医院在法庭提交的病历不一致,有几页病历出现更换现象,于是就病历更换问题向法院起诉,最终法院判决医院对其更换病历行为向赵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目前,基于对病历真实性产生怀疑,进一步对医疗行为产生怀疑,最终对鉴定结论和法院判决不服,成为部分申诉人申诉的主要原因之一。
2、医疗机构的风险告知仍需不断完善
案件审查中,医疗机构在治疗和手术等医疗活动的风险告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是引发医疗纠纷的诱因之一。
典型案例是何某与某医院的医疗侵权案。
医院为何某治疗“右膝关节游离体”时,出于何某身体状况和手术需要考虑,在何某住院后决定为其改变术式,该行为本无不当,但未能及时向患者及家属明确告知更换手术方式的内容、后果及手术的各种风险。
由于该院未能向患者一方履行该告知义务,给患者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直接引发该民事诉讼。医学会“综合分析了原告的病情,诊治过程,得出院方的术式选择未违反诊疗常规,手术同意书中的手术方式双方理解存在争议,术前被告改变术式未向原告充分交代清楚,但此实施的手术与手术同意书中所决定的手术方式相符,原告目前右膝关节部分功能障碍为术后并发症„„治疗不属于医疗事故”法院认为医疗机构不构成医疗事故,驳回何某赔偿的诉讼请求。
西城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医院的治疗行为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依法仍应给予赔偿。该案向法院抗诉后,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和解,矛盾得以圆满化解。类似的情形在很多医院不同程度的存在,客观上对患者和医疗机构都会造成损害。
(三)医疗事故鉴定争议较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很多医疗侵权纠纷的主要证据。
在法院审理阶段,由当事人申请,并由双方协商或法院依职权决定委托各级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鉴定结论是法院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医疗责任的关键证据之一,也是绝大多数民事申诉案件的焦点矛盾之一。
1、医学会鉴定组成结构有待改进
医疗行为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医院在行使医疗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事故或过错,应当交由法定部门进行鉴定。
我们审查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有些申诉人在法院审理阶段对负责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医学会组成人员持有一定的怀疑。《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规定,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建立专家库。但各医院都是医学会的成员,医疗事故鉴定的组成人员与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医疗机构的医生。这种鉴定体制下的公正性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
因此,很多申诉人,如:刘某诉某医院侵权纠纷案,区级医学会鉴定结论认为医院给刘某的治疗不构成医疗事故,出于对再次鉴定的公正性信心不足,以及增加一笔不菲鉴定费用的双重考虑,在法院二审程序中无奈放弃向市级医学会申请鉴定的权利。
目前,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就医疗机构进行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该过错对损害后果参与度的司法鉴定,成为让越来越多当事人较为认可的鉴定方式。
2、对鉴定检材的客观性需正确理解
医院在患者就医时所制作的病历是否是真实、客观,往往是医疗纠纷争议的焦点。
申诉人对病历不予认可,多数针对病历中的涂改问题提出,但李某诉某医院医疗侵权纠纷却不是这样。李某认为某医院为其治疗的病历被改写过。但从医院向鉴定部门及法院提交的病历来看,直观病历上无修改、涂抹、添加的痕迹,医院认为此病历真实有效,如实记载了患者就医的全过程。但申诉人坚持认为病历上记载内容前后存在矛盾、欠缺真实性,诉讼时拒绝以此病历作为鉴定检材。但病历中记载内容是否存在矛盾正是鉴定部门认定医院是否存在过错的素材,与病历本身真实性并非同一概念。错误认识使申诉人在诉讼中缺乏证据支持其主张导致败诉,转而向检察机关提出进行鉴定的申请。检察机关审查申诉案件针对法院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于申诉人缺乏合法理由的鉴定申请不能支持。
三、对审查医疗纠纷案件的思考及建议
经过多年民事检察监督实践,西城检察院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审查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路,并从检察监督的角度对医疗案件审查进行了思考,提出相应建议。
(一)关于医疗纠纷案件检察监督的思考
1、案件审查专业化
自2011年起,西城检察院民行处开始尝试将民事案件以专业类别分组办案,医疗纠纷由专人审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首先,专人负责能够集中掌握医疗争议的法律、法规,提高案件审查的针对性;其次,专人负责与医学会、各鉴定部门、医疗管理机构联系医学专业信息,出口统一,便于进行专业沟通;再次,专人深入学习医学知识,了解法院关于医疗纠纷审理的原则和尺度,便于对申诉人进行释法析理。
2、社会管理多样化
审查医疗纠纷难度较大,且社会责任较大,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促成社会矛盾化解。
几年来,西城检察院针对医方管理和治疗过程中的不当,鉴定机构在鉴定活动中的程序性缺陷,分别向北京西城区几大综合医院、专门医院发出一般检察建议,督促医院在全面履行告知义务、强化对患者治疗活动责任心和医疗规范方面的改进和管理;向与诉讼相关的某些鉴定机构发出一般检察建议,指出其鉴定程序中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都收到被建议单位的回函,有力的维护了患者和医方的合法权益,在减少医患争议方面发挥良好的社会效果。
3、审查流程简易化
医疗纠纷虽然都发生在医方对患者的诊疗活动结束之后,但其中部分患者仍然急需大量的继续治疗的费用。将医疗纠纷申诉案件提前审查,或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简化审查流程,及时向申诉人告知审查结论,能够减少申诉人在检察机关因审查周期长带来的负面情绪和经济损失。
4、监督立场中立化
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必须立足于法律规定的监督职责之内。由于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多与申诉人进行接触,特别在医疗纠纷案件审查过程中,患者本人(多数已经身患残疾或有严重后遗症)、照片、以及部分物证会都给办案人员带来直观感受,形成心理上的同情。为了避免因此产生的不利影响,承办人要严格把握审查标准,首先审查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合法性,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对向鉴定机构所提供检材的质证程序审查;在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再对证据进行审查,可以避免承办人员的情感偏向,公正审查案件。
(二)对医疗相关问题的建议
1、医疗活动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由于医学和法律知识的不足为患者一方带来的不利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患者在与医院发生争议后,首先应该冷静思考,避免由于冲动、猜测,或对个别医生、护士工作的不满而轻易诉诸法院,产生不必要的诉讼;患者可以与北京市或各区县医疗纠纷调处中心联系,进行早期调解,尽量友好协商解决争端;即使必须对簿公堂,患者方最好请具有医疗专长的专业人士代为诉讼,充分维护个人利益。
2、尝试医疗事故鉴定人员出庭质证。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29条已经规定了司法鉴定人员按时出庭义务,但医疗事故鉴定人员出庭质证却无法律规定。医疗事故鉴定是鉴定人员利用医学专业知识、经验对有关医疗活动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分析论证,得出最终意见的过程。鉴定结论是同物证、书证等作用相同的证据种类,它的证明效力也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方可认定。当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病历中出现添加、涂改等情形时,请鉴定人员出庭对鉴定结论作出更为详尽的解释,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进行公正的裁决,也有利于患者一方客观了解医方的治疗活动,减少内心的疑惑和不解,消除对医疗机构的不满情绪,彻底化解医患争端。
3、建议医疗机构完善各项制度。
(1)风险告知制度。《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应“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并规定违反的法律后果。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5条规定,对患者施行手术,医疗机构能够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告知患者或其家属并取得其同意而未告知的,应认定医疗机构违反了告知义务;第26条规定,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使患者一方未能行使选择权,以致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医疗机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知情权和同意权是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时应该享有的权利。患者对于医疗机构为自己健康所采用的处理手段均享有获取基本信息的权利,医疗机构也应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利。
(2)尸检申请告知制度。尸检虽不是每个医疗纠纷必经的程序,但尸检结论会直接决定医患争端的走向。医疗机构应该通过适当方式让家属在患者死亡时决定是否进行尸检,既能够辨清是非,也便于争议的非诉讼化解决。
(3)建立病历修改说明制度。医疗机构根据治疗客观情况对病历进行补记或修改,并不违反诊疗规则。但在医疗诉讼过程中,一旦患者一方发现病历出现涂改、修改或其他更换情况,医疗机构有义务就上述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说明,鉴定部门也应就该行为属医疗管理不当抑或医疗过错进行鉴定。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
[1] 医患冲突造成的血案已经屡见不鲜,2012年3月哈尔滨市一名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时闯进办公室,刺死1人致伤3人,震惊全国。这些信用危机带来的损害到底是给医生,还是最终由患者自己承担,值得引起深深的反思。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