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曦与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产品质量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1日,陈曦在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百货公司)购买了生产日期为2012年9月26日的汇某堂枇杷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10月11日的汇某堂洋槐蜂蜜和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9日的伟多利枣花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10日的伟多利枸杞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的伟多利洋槐蜂蜜共计21瓶,价款共计873.3元,该批产品外包装标签上标注了质量等级为一级品,食品安全标准符合GB14963要求,但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GB14963-2011)中无一级品等级,该标准于2011年10月20日实施。陈曦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退货,远东百货公司退还全部货款,增加赔偿一倍货款。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远东百货公司销售的标签标注了产品质量为一级品的蜂蜜,其食品安全执行标准为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GB14963-2011),但其中无一级品等级,诉争商品应属标识不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3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和其他标识。远东百货公司作为商品的销售者,应当有验明在其商场销售的商品标注的“产品质量为一级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义务。由于其未尽严格的审查义务,销售了标注内容虚假的商品,误导消费者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欺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一倍。故对陈曦要求退货及赔偿其购买商品的价款一倍的金额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远东百货公司退还陈曦货款873.3元、赔偿873.3元,共计1746.6元。远东百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第二篇: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房屋联建纠纷案
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房屋联建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前后两份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反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或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民抗字第48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负责人:冯建龙,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莉。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鸣,该公司董事长。
申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市分行)因与被申诉人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田公司)房屋联建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 11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抗[2011]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1年6月 17日作出(2011)民抗字第4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力、书记员王柳玉出庭宣读抗诉书,农行市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陈莉、雨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再审查明:1996年1月8日,雨田公司(甲方)与农行市分行(乙方)签订《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第一条联建形式约定:
1、甲方负责雨田大厦项目的全部实施工作,决定项目运行中的一切重大事宜;
2、乙方以投资方式与甲方联合建房,并参与分房。第二条联营及义务约定:
1、甲方负责整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及相关手续的完善。包括方案设计、规划、国土、消防、环卫、市政等有关手续的办理;
2、甲方负责整个项目的拆迁安臵和土建施工;
3、乙方保证资金准确到位以使工程顺利进展。第三条工程标准约定:
1、大厦外装为铝合金玻璃幕墙,采用进口比利时玻璃和美国雷诺兹铝板;
2、地面为花岗石地面(芦定芝麻白);
3、设备:A美国奥的斯电梯411型3台;B苏迅SDS扶梯14台;C中央空调系统为美国产约克牌水冷螺杆机组;D消防报警设备为日本“日探”报警装臵;
4、公用设施:在交房后二个月内交付使用;公用施包括: A、供电;B、供水;C、通讯;D、消防;E、环保;F、临时过渡房的拆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实施;C、其他公用设施均由甲方负责完善等。
5、乙方对上述设施、设备要求更改,在征得甲方同意后办理,其增加的投资在联合投资中同增同减。第四条投资方式及分配约定:
1、乙方以投资方式联合建房,在房屋建成后分得房屋;
2、双方经协商确定,乙方以投资的方式分得负一层商场,最后核算以双方认可的产业面积为依据;
3、乙方总计投入人民币现金5700万元给甲方联合建房。(最后以实际产业面积进行核算);
4、乙方以投资方式联合建房,在房屋建成后分得负一层商场;经双方协商,负一层商场分为两部分进行核算:第一部分由乙方下属营业部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分得一层商场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第二部分为负一层商场其余部分(其中包括商场1598平方米,大厦公摊面积398.53平方米),该部分人民币 3700万元投资款在交付使用时投入80%,产权转移过户时投入15%,其余尾款在保修期满结清。如乙方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 乙方承担。
5、为了保证联合建房顺利完成,乙方应多渠道协调贷款及引资支持项目建设,此贷款按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利率计息;协调贷款及引资额,不得低于第二部分投资额。第五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
1、甲方应于1997年7月在保证第三条第四项公用设施完善后将房屋交与乙方由其进行精装修,甲方应进行配合。乙方装修不能破坏结构,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及共用场所,装修期间应服从甲方整体安排;
2、甲方应为乙方办理好乙方所分房屋的产权登记。登记产权时所发生的税费,按双方应承担的金额各自缴纳;
3、乙方进入大厦后,应服从整个大厦统一的物业管理,遵守大厦的有关规定,其中负一层商场的保安由乙方负责。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
1、甲乙双方如任何一方违约退出,则按投资总金额的5%作违约金;
2、如乙方投资额不能按协议投入到位,每日按其差额的0.1‰作滞纳金;
3、甲方不能按时交房给乙方,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作滞纳金。第七条其他约定:双方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所签的补充协议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1996年1月20日,雨田公司(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乙方)签订《联合建房协议》,其中第三条投资与分配约定:
1、乙方总计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给甲方联合建房,应分得大厦负一层 1000平方米;
2、待该大厦建至第八层,乙方将投资现金全部到位,并监督使用;
3、经协商双方同意,下列内容包含在分配项目内:A、主楼门厅额头上由乙方使用,做《中国农业银行》的大字额头;B、主楼屋顶朝临江门 方向之一方和裙楼屋顶给30米宽无偿提供给乙方作广告牌;C、乙方分得的部分房屋应安装电表,今后乙方按表计费,不参加大厦分摊。水、冷气的费用按比例分摊。D、在房子分配时,乙方有权在负一层内优先选定位臵。第四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应于1997年7月30日将房屋交给乙方使用。其他内容与《联合建房总协议书》规定的基本一致。
1996年3月16日,雨田公司(甲方)与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乙方)签订《联合建房协议》,约定:甲方于1996年1月20日与乙方下属营业部签署了《联合建房协议》,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决定在 1996年1月20日《联合建房协议》基础上,继续以投资的方式参与甲方雨田大厦工程的建设。其中第三条投资与分配约定:
1、乙方总计投资人民币3700万元给甲方参与联合建房,应分得大厦负一层1996.53平方米(其中商场1598平方米,按每建筑平方21650元计算,大厦公摊398.53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
2、投资方式为:甲方分房给乙方时,乙方投入3700万元的80%给甲方,产权转移给乙方时再投入总额的15%,余下部分在保修期满付清。第四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应于1997年7月30日将房屋交给乙方使用。另,除“如农行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农行分行承担”以及“为了保证联合建房顺利完成,农行分行应多渠道协调贷款及引进项目建设,此贷款按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计息。协调贷款及引进额,不得低于第二部分投资额”等没有记载外,其他内容与《联合建房总协议书》规定的基本一致。
1995年12月28日,雨田大厦工程开工。1996年7月12日,雨田大厦获得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的重计委固[1996]462号立项批准,建设规模为46810平方米。1996年9月2日,雨田公司取得雨田大厦的渝国用[1996]字第0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1996年12月7日《结构验收记录》载明,工程名称:雨田大厦;结构型式、层数:框、剪结构、29层;验收部位:基础结构;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检验,在“存在质量隐患”处进行划除;对质量保证资料进行核查,结论为符合要求或合格;“结论”一栏空白;质监、设计单位、建设(或监理)、施工单位等四方代表在相应栏处签名,均未加盖所在单位公章。1997年4月17日《结构工程验收记录》载明,施工日期:1995年12月28日;验收日期: 1997年4月14日;其他内容与1996年12月7日《结构验收记录》相同,“验收结论”一栏空白。质监、设计、建设(或监理)、施工单位四方代表在相应栏处签名,亦均未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1997年5月13日,雨田大厦获得重房97预字第0039号《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载明:工程竣工时间为1998年9月,有效期限为1998年12月;2000年5月8日,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同意延长雨田大厦的《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有效期延长至2000年10月底。
1997年10月28日《中间验收记录》载明,工程名称:雨田大厦;交验部位:-4.45层、负一层及消防中心;开工日期:1995年12月28日;中间交工日期:1997年10月28日。中间交验项目包括 框剪结构主体、木门、防火门、吊顶喷头、消火栓箱、烟探等内容;验交意见为“验收合格符合使用条件,同意移交下一道工序精装修”;质监站、设计单位、接收方、移交方等单位代表均签名和加盖单位公章,消防部门未盖章。
1997年12月17日,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并签订《移交使用核定单》(以下简称《核定单》),该《核定单》载明:工程名称:雨田大厦,工程项目:农行营业厅,楼层:为负一层 9-J-11轴线;属农行市分行部分是负一层1-9轴线范围。雨田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移交人,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作为业主在该《核定单》上盖章确认。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亦按约定付清了房款。
1998年10月19日,雨田公司发函给农行市分行称“贵行于1996年1月8日与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现房屋建设已完工,请贵行按协议履行,在本月23日前接收房屋,并将欠我司的购房房款3700万元从我司在贵行的贷款中扣除。从10月23日起,我司不再承担3700万元购房款的利息。另请贵行按协议第4条第5款支持我司贷款”。农行市分行未接收房屋,亦未付款。1999年5月5日雨田公司向农行市分行发出《关于催收农行联合建房的函》,其内容为:“我司与贵行于1996年1月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并于1996年12月收到贵行部分联合建房款人民币2000万元。余下联建款按协议应于1996年7月支付给我司,我司已于1997年12月将房屋交给贵行,并多次发出通知,但贵行至今没有回复,目前工程尚余装修部分工程。现资金欠缺已停工多时,造成我司既不能支付贷款利息,又不能支付工程资 金,损失巨大,每一天损失人民币十数万元。望贵行及时研究并支付联建房款,如再不回复,恐影响银企关系,我司不得已时,也只有诉诸法律。”2000年7月19日雨田公司向农行市分行发出《关于催收农行联合建房的通知》,其内容为:“贵行于1996年1月与我司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我司根据协议规定,已于1997年将房屋交付贵行,但贵行却迟迟未将建房款3700万元付与我司,现再次通知贵行将房款支付给我司。”
2000年11月8日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证明:“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建设的雨田大厦主体工程,已经甲乙双方、设计单位、质监站进行验收,质量已达到验收标准。”
另查明:2000年5月24日,雨田公司与四川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当劳公司)签订《麦当劳房屋租赁合同》,将大厦负一层1-9轴线临街面782平方米房屋出租给麦当劳公司,租期自餐厅开业日起算,至经营满15年。麦当劳公司从起租日起每月向雨田公司支付租金,该租金按每月税后销售额提成5%计算。
2000年8月8日,雨田公司起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
1、判令农行市分行立即支付首期联合建房款2960万元;
2、由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从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共计39个月)7272720元。
3、由农行市分行承担未支付购房款的滞纳金(从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共计39个月)每日万分之一,共计3463200元。
4、由农行市分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2001年6月2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雨田公司不服,于2001年7月3日提起上诉,要求农行市分行不仅应按一审判决支付购房款,还必须按照双方约定承担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的利息和违约金,其中不能按时到位的资金利息(从1997年11月至2001年7月)11034471.72元;农行市分行承担全部诉讼费。2001年11月12日二审法院询问雨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鸣时,雷鸣明确要求对滞纳金和利息计算到执行日止。农行市分行在上诉时,提出一审判决对雨田公司超过了约定的交房时间三年多,没有追究雨田公司应当承担延期交房的滞纳金(每天按0.1‰计),显失公平。
另查明:2003年2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出具渝公消验字(2003)第4119号《关于雨田大厦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载明:“雨田公司申报的雨田大厦(位于解放碑,验收范围9至26层和负一层,属一类公建)进行了消防验收,现判定该工程消防验收合格”。
另查明:2001年11月2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 118号民事判决,并于同年12月10日作出(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裁定,对上述判决笔误内容进行补正,即“将第15页上第一行中的投资总额3600万元改为3700万元。”上述判决内容于2001年 12月10日履行完毕。
2003年8月,农行市分行起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请求雨田公司为其划分大厦负一层房屋的位臵,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一)雨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将大厦负一层1-9轴线范围 的1903.83平方米产权交付农行市分行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二)雨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赔偿农行市分行2960万元的利息损失(从2002年1月1日起至房屋权属证交付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息)。(三)驳回农行市分行其他诉讼请求。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均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17日作出(2004)民一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雨田公司支付农行市分行1996.53平方米房屋的租金,以每月每平方米140元租金标准计算(自2001年12月11日起计算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四)驳回农行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另查明: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2009]13号《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变更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1、双方于1996年3月16日所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名为联合建房实为购房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因为,双方于1996年1月6日所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中明确了分房以及投资款是包括了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的分房部分,之后农行市分行和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又分别就各自所投资分房部分重新与雨田公司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后两份协议是对前一份《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变更,同时雨田公司所起诉的标的也是农行市分行所投资部分,因 此,本案争议的事实应以1996年3月16日双方所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为准。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房屋的分配形式与一般的联合建房不同,一般的联合建房是直接划分轴线或层数,而双方所约定的分房形式则是以每平方米21650元计算所分平方面积价款,并还涉及公摊面积的结算方式,按每平方4500元计算;投资款的支付方式不是合同签订后就支付,而是在雨田公司房屋建成后交付农行市分行使用时支付第一期投资款即3700万元的80%;所交房屋的产权手续由雨田公司办理,并把产权转移作为农行市分行支付第二期投资款的时间;违约责任约定,雨田公司迟延交房则承担总投资额每日0.1‰的滞纳金,农行市分行迟延支付投资款也按差额的每日0.1‰计付滞纳金。从上述内容来看,该协议更符合购房合同的外表特征,因此该协议是名为联合建房,实为房屋买卖。就其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而言,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雨田公司在与农行市分行签订该协议时,还未取得雨田大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但事后雨田公司取得此两项手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该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双方虽有规避法律的行为,但未给国家造成损失,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农行市分行关于联合建房协议因未办理联建手续应属无效,即或是名为联建实为买卖也应无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2、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符合交付条件。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只要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符合交付条 件,农行市分行就应接收该房并支付首期购房款。农行市分行认为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交付条件。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竣工并经验收合格的房屋才能交付使用,但房地产开发业系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的大型项目在裙楼部分进行验收后就投入使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本案雨田公司拟交付给农行市分行的房屋仅系雨田大厦的负一层,且该楼层已经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验收,并于2000年11月7日签章认可。因此,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于2000年 11月7日签章的雨田大厦《中间验收记录》可以作为雨田公司拟交付给农行市分行的房屋符合交房条件的依据。农行市分行应依照协议的约定支付首期购房款。据此,一审认为,双方于1996年3月16日所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为有效协议,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已符合交付条件,农行市分行应依照协议的约定支付首期购房款,雨田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于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在《中间验收记录》上的签章时间是2000年11月7日,雨田公司具备交房条件的时间应以此为准,农行市分行应支付的利息或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也应以房屋符合交房条件时为准,因此雨田公司关于农行市分行应支付 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期间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于2001年6月22日作出(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
1、由农行市分行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雨田公司首期购房款29600000元;
2、驳回雨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699.5元,其他诉讼费 1500元,共计223199.5元,由雨田公司承担74600元,由农行市分行承担148 599.5元(此款已由雨田公司预交不退,由农行市分行在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给雨田公司)。
雨田公司、农行市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1、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双方于1996年1月 8日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与1996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均应属有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因此只认定后一协议为定案准则不妥,后一协议实质上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两协议均属有效协议。因为: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于1996年1月8日签订了《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约定:农行市分行以投资方式总计投入 5700万元给雨田公司联合建房,在房屋建成分得大厦负一层商场。农行市分行所分得的负一层商场分两部分进行核算,一部分由农行市分行下属营业部出资2000万元,分得负一层商场中1000平方米:一部分由农行市分行出资3700万元,分得负一层商场的其余部分,其中,商场1598平方米、大厦公摊面积398.53平方米,公用设施在交房后二个月内交付使用(合同约定的公用设施包括:A、供电;B、供水;C、通讯;D、消防;E、环保;F、临时过渡房的拆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的实施等;G、其他公用设施等)。该3700万元在交付房屋时投入80%,产权转移过户时投入15%,其余尾款在保修期满结清。违约责任为:如农行市分行投资额不能按协议投入到位,每日按其差额的0.1‰作滞纳金。如雨田公司不能按时交房给农行市分行,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作滞纳金。随后按协议要求雨用公司与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1996年1月20日签订《联合建房协议》,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亦签订了一份《联合建房协议》,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亦签订了一份明确了该大厦建到第八层时,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应将投资款全部到位,并明确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的交房时间和计价标准,投资2000万元,分得负一楼 1000平方米,1997年7月30日交房,农行市分行营业部有权在负一楼内优先选定位臵。该协议已于1997年12月17日全部履约。1996年3月16日,农行市分行总投资 3700万元给雨田公司参与联合建房,应分得大厦负一层1996.53平方米(其中商场 1598平方米,按每建筑平方21650元计算,大厦公摊398.53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4500元计算)。雨田公司分别与农行市分行、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签订的两份《联合建房协议》是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补充和完善,均应认定有效。而一审判决认定《联合建房协议》是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变更,只认定后一协议有效,是不正确的。据此,雨田公司上诉理由应予支持。
2、两份协议是联合建房还是房屋买卖的问题。该协议从内容看,房屋的分配形式与一般的联合建房不同,一般的联合建房应直接划分轴线或层数,而双方所约定的分层形式则是以每平方米21650元计算,所分平方面积价款,并还涉及公摊面积的结算方式,按每平方4500元计算;投资款的支付方式不是合同签订后就支付,而是在雨田公司房屋建成后按合同约定交付时,农行市分行支付第一期投资款 即3700万元的80%;所交房屋产权手续由雨田公司办理,并把产权转移作为农行市分行支付第二期投资款的时间;从上述内容看,该协议完全符合购房合同的外表特征;从实际履行的情况看,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已履行总协议的一部分,而且已将该房屋臵换到其他楼层。就其协议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看,虽然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该协议时,还未取得雨田大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但事后雨田公司取得此两项手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该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双方虽有规避法律的行为,但未给国家造成损失,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农行市分行关于联合建房协议因未办理联建手续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该协议名为联建实为买卖是正确的。农行市分行称合同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应以什么标准作为交付条件。一审法院将交付条件认定为: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验收,并于2000年11月7日签章认可作为交房条件,并作为农行市分行首期购房款付款的时间是不正确的。因为:(1)按双方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两份《联合建房协议》,协议在第三条工程标准第4款公用设施部分明确了在交房后二个月内交付使用,公用设施明确约定有七部分是交房后二个月完成(七部分为:
一、供电;
二、供水;
三、通讯;
四、消防;
五、环保;
六、临时过渡房的撤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
七、其他公用设施),此时交房农行市分行付款 80%。合同没有约定必须经质监站综合评定后作为交房的条件。(2)雨田大厦1995年12月26日动工,1996年 12月7日、1997年4月17日经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质监站对大厦结构工程验收,并作了验收签收签名。1997年10月28日对大厦-4.45层、负一楼和消防中心进行移交验收,并提出验交意见:验收合格符合使用条件,同意移交下道工序精装修。并由质检站单位签字认可,并于2000年11月8日盖章再次证明,因此1997年10月28日该房已具备了交房条件,而不是原判认定的 2000年11月7日质检站再次盖章证明以后才认定符合交房条件。(3)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1997年12月17日在移交使用核定单上盖章,认为符合交房条件,接收该房 1000平方米(这部分没有算公摊面积),同等条件下,农行市分行无理由不接收该房。实际交房时间应为1997年12月17日。农行市分行上诉称按约延迟交房三年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雨田公司、农行市分行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按照双方合同约定,雨田公司应于1997年7月30日将负一楼交付给农行市分行及营业部。而事实上,雨田大厦负一楼于1997年10月28日经验收合格后,雨田公司于1997年12月17日将负一楼移交给农行市分行营业部。雨田公司未按约交房,应按协议约定承担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并从1997年7月31日起至1997年12月16日止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支付滞纳金。按协议订立的交房条件,雨田公司于1997年10月28日经验收合格,符合了交房条件,1997年12月17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已接收了负一楼的1000平方米并支付了2000万元房 款。此时农行市分行明知该房已符合协议交房条件,而故意不接收该房,致房屋空臵多年,并扩大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农行市分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农行市分行投资额不能按时到位,按双方协议约定,亦应承担违约责任,每日按其差额的0.1‰付滞纳金及未付资金利息,从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清时止。负一楼均由农行市分行及分行营业部所购买,不存在分割的问题。
综上,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和《联合建房协议》,相互补充和完善,均属有效。原审认定购房合同有效,判决农行市分行付房款是正确的。雨田公司未按约定时间即1997年7月 30日交房,而延期至1997年12月17日才实际交房,应承担一定责任。农行市分行明知房屋符合交房条件,而故意不接收该房,亦不付款,致损失扩大,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判决不以合同约定的交付房屋条件和付款方式、时间为定案依据,另定2000年11月7日作为交房的依据是不正确的。农行市分行上诉要求支付延期交房的滞纳金请求,应予支持。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支付滞纳金及未付资金利息的请求亦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于2001年11月26日作出(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
一、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中国农 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按投资总额(3600万元)每日0.1‰的滞纳金(从1997年7月31日至1997年12月16日止);
四、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按约支付2960万元的滞纳金,每日按0.1‰计算,从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款时止。
五、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的利息,按农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分段计算,从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款时止。一审案件受理费 221699.5元,其他诉讼费1500元,共计 223199.5元,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74 600元,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承担14859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221699.5元,其他诉讼费1500元,共计 223199.5元,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74600元,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承担148599.5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雨田大厦经中间验收后就具备交房条件,并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的接房时间作为农行市分行的应收房时间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1、二审判决将雨田大厦在建中的《中间验收记录》视为具备交房条件属适用法律错误。
2、二审判决将《中间验收记录》上记载的时间作为认定雨田大厦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时间缺乏证据证明。
3、二审判决根据另一房屋买受人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 1997年12月17日接收房屋的事实,推定农行市分行在同等条件下也应于当时接房,否则就构成违约,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的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1、二审判决认定“1996年3 月 16日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对1996年1月8日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补充和完善”,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二审判决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的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农行市分行申诉称:二审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超出了雨田公司的诉讼及上诉请求,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雨田公司在上诉状中只请求了利息,并没有滞纳金。同时,其在起诉状中请求的利息的起止时间是从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上诉状中却将计算利息的起止时间变为1997年11月至2001年7月,增加了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雨田公司放弃滞纳金上诉请求和增加利息诉讼请求的行为未进行审查和判断,反而进一步判决农行市分行承担利息和滞纳金至付款时止,超出了雨田公司的请求。其他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四、五项。
雨田公司答辩称:
一、《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签订之后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在同一内容上不相一致的,应以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后一协议即《联合建房协议》为准,符合法律规定。
二、农行市分行支付首期房款给雨田公司的条件已成就。根据《联合建房协议》的约定,农行市分行的下属营业部优先选房成立时,雨田公司已将房屋分给了农行市分行,但农行市分行没有根据约定支付首期房款。雨田公司基于协议约定的分房条件已成就,诉请农行市分行违约并支付首期房款及滞纳金、利息。原判决农行市分行支付首期房款2960万元及从 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款时止的滞纳金、利息,是正确的,请求 依法驳回农行市分行的诉求,维持原判决。
本院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之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当事人农行市分行与雨田公司对所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的性质、效力以及支付首期购房款等问题在本院再审本案时没有提出异议,且不涉及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故上述内容不属于本案再审的范围。基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当事人的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是关于雨田大厦中间验收后是否具备交房条件以及农行市分行应收房的时间和依据问题。二是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利息的依据问题。三是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是否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
一、关于雨田大厦中间验收后是否具备交房条件以及农行市分行应收房的时间和依据问题。
1、关于雨田大厦中间验收后是否具备交房条件的问题。无论将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定性为联合建房关系还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基于《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所约定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严格执行。《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第五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雨田公司应于1997年7月在保证第三条第四项公用设施完善后将房屋交与农行市分行由其进行精装修,雨田公司应进行配合。农行市分行装修不能破坏结构,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及共用场所,装修期间应服从雨田公司整体安排;由此可以确定双方约定的 交房条件是,雨田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公用设施完善后将房屋交与农行市分行进行精装修。《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在工程标准中对公用设施部分明确由供电、供水、通讯、消防、环保、临时过渡房的撤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以及其他公用设施等七部分组成。雨田大厦1995年12月26日动工,1996年 12月7日、1997年4月17日经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质监站对大厦结构工程验收,双方当事人对公共设施完善问题并没有提出异议。同时,质监、设计单位、建设(或监理)、施工单位对雨田大厦结构工程进行了验收,质监站、设计单位、接收方、移交方等单位对大厦-4.45层、负一楼进行了验收,明确验收合格符合使用条件,同意移交下一道工序精装修。农行市分行对《中间验收记录》是为了移交下道工序并不持异议。综上,雨田大厦经中间验收后符合了当事人在合同中对房屋移交所约定的条件,原判决认定雨田大厦经中间验收后就具备交房条件并无不当。但原判决以合同没有约定必须经市质监站综合评定后作为交房条件的理由不当,农行市分行以原判决将雨田大厦在建中的《中间验收记录》视为具备交房条件属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农行市分行应收房的时间及依据问题。《中间验收记录》上的验交意见只能作为符合当事人约定移交房屋的条件,其记载的时间并不能确定为房屋交付使用的时间。因为符合交房条件并不意味着雨田公司当即将房屋交付给农行市分行,雨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1997年 12月17日通知农行市分行接房。因此,原判决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1997年12月 17日接收房屋的事实,推 定农行市分行在同等条件下也应于当时接收房屋,并以 1997年12月17日作为农行市分行应接收房屋时间不正确,农行市分行申诉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现有证据证明雨田公司于1998年10月19日第一次通知农行市分行接收房屋,农行市分行对该通知不持异议。农行市分行接收房屋的时间应根据雨田公司所发函件内容来确定,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于1998年10月23日前接收房屋,说明该时间为接收房屋的最后期限,故可以确定农行市分行的应接收房屋时间为1998年10月23日。
二、关于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利息的依据问题。《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致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上述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反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或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与《联合建房协议》之比较,可以看出《联合建房协议》增加约定了农行市分行是按照平方米计价分得大厦负一层1996.53平方米(其中商场1598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21650元计算,大厦公摊398.53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增加约定雨田 公司应于1997年7月30日前将房屋交给农行市分行使用;没有再次约定“如农行市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农行市分行承担”以及“为了保证联合建房顺利完成,农行市分行应多渠道协调贷款及引进项目建设,此贷款按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计息。协调贷款及引进额,不得低于第二部分投资额”等有关投资的内容。因此,《联合建房协议》内容的增加或没有重复约定《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只是对协议内容的调整,两者之间并不冲突。鉴于上述两份协议均有效,其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农行市分行认为原判决认定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补充和完善,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关于“如农行市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农行市分行承担”以及“如农行市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每日按其差额的万分之一付滞纳金,雨田公司不能按时交房,每推迟一日,按总投资额的万分之一付滞纳金”之约定,是双方为保障履行合同权利义务而设定的措施。因《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均为有效,以及农行市分行对 1998年10月19日雨田公司所发函件中明确的从1998年10月23日起不再承担 3700万元购房款利息的内容没有提出异议,原判决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滞纳金之后再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的利息,并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三、关于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是否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 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当事人所诉告的内容既包括其在一审时起诉、增加诉讼请求以及答辩、反驳、反诉等,也包括其在二审时上诉请求、上诉答辩等;还包括其在庭审中享有的陈述、举证、辩论、质证、调解以及人民法院进行的询问等。从雨田公司的起诉、上诉以及二审法院对其询问的总体内容看,雨田公司不仅在一审中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支付首期联合建房款2960万元、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而且在二审中法院询问时仍然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并要求截止时点至付款时止,这充分说明雨田公司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虽然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诉请,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基于计算的截止时点不同而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一定程度上属于诉讼请求的增加,但属于时间结点顺延所必然增加的部分。为减少诉累,原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诉请一并处理并无不当。故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没有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农行市分行认为原判决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判决中的支付首期购房款没有异议,原判决对该部分的处理应予维持。基于协议的约定,雨田公司未于1997年7月30日将房屋交付给农行市分行,构成违约,应按协议约定承担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原判决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接收房屋的时间 1997年12月17日确定为农行市分行应接收日的依据不足,应当以雨田公司通知农行市分行接收房屋的最后期日1998年10月23日作为其延期交房的截止日,原判决判令雨田公司从1997年7月31日起至1997年12月 16日止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支付滞纳金不正确,应当纠正。雨田公司通知农行市分行于1998年10月23日前接收房屋,农行市分行未按时接收该房,亦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协议约定,应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违约责任。违约时间应从1998年10月23日起算,原判决以1997年12月17日作为起算日不正确,应当纠正。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当事人申诉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变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按投资总额3700万元每日0.1‰的滞纳金(从1997年7月31日至1998年10月23日止);
三、变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按约支付2960万元的滞纳金,每日按 0.1‰计算,从1998年10月23日起至付款 时止。
四、变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的利息,按农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分段计算,从1998年10月23日起至付款时止。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443393元,其他诉讼费3000元,共计诉讼费446393元,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1492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承担2971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东宁
审 判 员 孙祥壮
代理审判员 马成波
二0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郭 魏 审判长简介
何东宁高级法官:1966年出生,法律硕士。2011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第三篇:杨虹与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杨虹与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原告杨虹,女,1962年7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2号50楼1门1号。
委托代理人闫涛,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爽,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乙19号凯达大厦五层。法定代表人吕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虹与被告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7日移送本院,本院于2008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曹欣担任审判长,法官程慧平、郭菁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于2008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虹的委托代理人闫涛、谭爽,被告中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杨虹起诉称:2005年5月17日,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中粮公司指派其工作人员为杨虹的资金管理人,由于杨虹对期货市场不了解,中粮公司又是全国最大的期货经纪公司,出于对中粮公司的信任,杨虹同意中粮公司指派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资金管理人,中粮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杨虹承诺第一年保证帐号内资金每月递增4.5%,不会赔钱。2005年5月19日和20日,杨虹共向期货帐户入资96万元。但此后,中粮公司却违反约定,没有向杨虹通知交易情况,致使杨虹以为一直没有发生交易。直到杨虹书面要求中粮公司提供交易记录,中粮公司才向杨虹提供交易记录,杨虹发现帐户出现巨额亏损。故杨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1、中粮公司赔偿杨虹因其违约给杨虹造成的本金损失792 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粮公司承担。
原告杨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1页-第26页;
2、客户入资情况说明;
3、申请书;
4、客户结帐单;
5、光盘。
被告中粮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
一、中粮公司是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专业期货经纪公司。中粮公司与杨虹签订合同后,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代理杨虹进行期货交易。
二、杨虹在起诉状中提出的中粮公司违约的事实均不存在;
三、杨虹帐户内的交易损失是其从事期货交易投资的正常亏损,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由其自行承担。
被告中粮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27页-第34页;
2、客户结帐单;
3、光盘;
4、《期货电子邮局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
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2客户入资情况说明、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4《期货电子邮局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1页-第26页,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根据该合同约定,中粮公司有义务通知杨虹每个月的交易情况,并提供交易月报
等书面文件。中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杨虹提交的该份《期货经纪合同》不完整,同时主张根据合同约定,中粮公司不能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及向客户承诺保底。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二、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3申请书,用以证明杨虹于2007年8月2日向中粮公司提交申请要求查询对帐记录,此时杨虹才发现出现亏损。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杨虹此时才知道交易情况。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三、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4客户结帐单,用以证明其亏损情况。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亏损的实际情况,杨虹曾从其帐户中提取过资金。由于双方仅是对杨虹帐户内资金亏损的具体数额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四、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5光盘,证明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张德温是其工作人员,张德温的身份是客户代理人,其只是使用中粮公司的场地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因该光盘中的内容不能直接表明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杨虹对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五、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27页-第34页,用以证明根据该合同约定,杨虹使用网上自助委托交易、计算机自助委托交易方式下达交易指令,中粮公司有权使用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向杨虹发送结算单和其他通知,张德温是杨虹帐户的指令下达人和结算单确认人,同时约定了中粮公司收取杨虹手续费的标准。杨虹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中粮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六、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2客户结帐单,证明杨虹帐户内资金损失属于正常期货投资亏损,并得到其代理人张德温的确认。杨虹认为该证据中有关张德温的签名,是中粮公司在杨虹提起本案诉讼后让张德温补签的。由于杨虹未能举证证明张德温的签名系补签,故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七、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3光盘,证明在杨虹交易期间,中粮公司依约向杨虹指定的电子邮箱发送了交易结算单。杨虹认为该证据系中粮公司单方制作,无权威部门认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粮公司称该证据来源于第三方新浪期货电子邮局系统,但证据来源未经公证或鉴证,现真实性不能予以确定,且该证据内容不完整,缺少2007年1月、2月的交易结算单发送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05年5月17日,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该合同由开户申请书、法人授权书、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期货经纪合同书、指令下达方式、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客户使用合同、通知事项、印鉴卡、代理手续费收取标准、期货市场投资者开户登记表10部分组成。其中,合同文件之一开户申请书第一节《客户须知》中载明客户须知晓期货交易具有风险、知晓风险控制原则、知晓不许承诺赢利、知晓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经纪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知晓期货交易要点等。开户申请书部分的末页以黑体字注明“以上
第一节《客户须知》,期货经纪公司已经在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之前向本法人/自然人出示并予以说明。本法人/自然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并无任何异议”。该黑体字下端有杨虹的签字确认。合同文件之三期货经纪合同书中约定,杨虹委托中粮公司按照杨虹交易指令为杨虹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接受杨虹委托,并按照杨虹交易指令为杨虹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不接受杨虹的全权委托,杨虹不得要求中粮公司或中粮公司任何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执行杨虹交易指令,中粮公司有义务将
交易结果转移给杨虹,杨虹有义务接受交易结果并对交易结果承担全部责任;杨虹交易指令可以通过书面委托、电话委托、计算机自助委托、网上自助委托等方式下达;中粮公司对杨虹的期货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只要杨虹在该交易日进行过交易或者有持仓或者进行了资金调拨,中粮公司均应在每个交易日闭市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杨虹发出显示其账户权益状况或成交结果的交易结算单、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相关通知,杨虹对中粮公司通知无异议的,应当予以确认,杨虹对交易结算单等中粮公司通知所载事项有异议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向中粮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并送达中粮公司,杨虹未在约定时间内向中粮公司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杨虹对交易结算单记载事项及其他通知事项予以确认,以后不得再提出异议;中粮公司接受杨虹以及杨虹授权的指令下达人下达的交易指令和对交易结果的签字确认,接受杨虹以及杨虹授权的结算单确认人对中粮公司通知的每日交易结算单、交易结算月报、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的确认。合同附件一指令下达方式中杨虹选择网上自助委托交易和计算机自助委托交易作为其在中粮公司处进行期货交易的指令下达方式。合同附件二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客户使用合同中约定,中粮公司和杨虹约定使用电子邮局技术服务商提供的期货电子邮箱,用于中粮公司向杨虹完成结算单等通知事项的发送业务。中粮公司有权向该指定邮箱发送每日结算单、交易月报、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及其它与杨虹相关的通知。中粮公司向杨虹期货电子邮箱发送的客户结算单等通知事项,一经发出,依据电子邮局技术服务商的记录到达杨虹期货电子邮箱,即视为中粮公司履行了向杨虹的送达义务,其信息记录可作为法律依据。合同附件三中约定,中粮公司为杨虹提供期货电子邮局邮箱方式,作为中粮公司向杨虹发送通知事项的首选送达方式,备用送达方式为网上查询,按以上方式,杨虹如没有收到结算单及有关通知,应于下一个交易日开市前主动与中粮公司联系,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杨虹承担。合同附件四中约定,杨虹授权张德温为其指令下达人、交易结果确认人和结算单确认人。
2005年5月18日,中粮公司向杨虹出具客户入资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记载,杨虹共存入资金96万元。
2005年5月9日至2006年2月28日期间,户名为杨虹的月《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记载有该账户的上日帐面资金、资金存取、平仓盈亏、交易费用、今日帐面资金、持仓盈亏、本日客户权益、履约保证金、结算准备金和资金风险率,此期间每个月份的《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均有张德温的签字。
2007年8月2日,杨虹向中粮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中粮公司打印一份其资金帐户自2005年5月18日至2006年8月31日的对帐单。截至2006年2月23日,杨虹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余额为125 095元,截至2006年5月29日,杨虹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余额为12 095元。庭审中,杨虹陈述其本人缺乏期货操作经验,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爽(音)与张德温一起接待过杨虹,虽然张德温未向杨虹出示工作证件,没有向杨虹表明其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张德温也没有说其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在中粮公司有办公房间,使杨虹认为其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杨虹主张中粮公司未按约履行通知义务,使杨虹以为其账户自存入资金后就没有发生交易,且《期货经纪合同》是格式合同,中粮公司并未按合同内容承诺不参与杨虹的账户经营,杨虹是被张德温介绍到中粮公司开户的。在杨虹得知账户内的资金损失后,张德温退还过杨虹部分款项作为损失的赔偿,杨虹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金额是以资金账户存入总额96万元扣除截止至2006年2月23日的账户余额以及张德温退还杨虹的款项金额后计算得出的。中粮公司陈述张德温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只是客户代理人,中粮公司只是为其提供了大户室供其为客户进行期货交易。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期货经纪合同》中明确载明客户须知晓期货交易风险、知晓不许承诺赢利、知晓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经纪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且杨虹签字确认已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因此,杨虹在开户时就应当知晓关于不许承诺赢利、不许全权委托的规定。杨虹主张中粮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其承诺第一年账户资金每月递增4.5%,不会赔钱,该承诺与上述客户须知的内容相悖,且杨虹对此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杨虹向本院的陈述,张德温未向其出示工作证,亦未向其表明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杨虹以张德温在中粮公司有办公房间为由主张张德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能成立。而且,即使杨虹认为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客户须知中的内容,杨虹亦不应全权委托张德温进行期货交易。因此,杨虹认为中粮公司参与其账户经营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杨虹主张中粮公司未按约定履行通知交易情况的义务,构成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客户对当日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应当视为对该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所产生的交易后果由客户自行承担。本案中,张德温是杨虹在《期货经纪合同》中授权的指令下达人和交易结果确认人,现有证据表明,张德温已在2005年5月9日至2006年2月28日期间每个月份的《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签字确认,故应当视为杨虹对2006年2月28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杨虹认为张德温的签字是后补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杨虹关于中粮公司违反通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杨虹在本案中要求中粮公司对其账户资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元,由杨虹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商行东铁营分理处;帐号:***0281;收款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曹欣
代理审判员程慧平
代理审判员郭菁
二○○八 年 九 月 十六 日
书 记 员宋云燕
第四篇: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民二(商)初字第1853号(2004年2月3日)
【案情】
原告陈微。
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
“永和豆浆”品牌最初由台湾弘奇在台湾创立,1995年,台湾弘奇先后将其“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稻草人”孩童全身图形商标以及“稻草人”头型图形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2000年9月1日,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得在许可区域内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授权人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得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授权期限至200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30日,台湾弘奇将以上3个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2001年11月29日,永和国际与被告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被告使用包括“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在内的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为2001年12月30日至2006年12月30日,并授权被告在商标使用许可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将有关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该合同经国家商标局备案。
2001年4月1日,台湾弘奇与原告直接签订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原告设立的唐山市路南永和豆浆店使用上述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止,双方约定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由加盟合同另行规定。当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约”,合同注明,被告为台湾弘奇(即“永和”商标及相应服务标志的持有人)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可进行区域特许的代理人。合同约定,授权期间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为“被告将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及相关KNOW—HOW授予原告使用”,具体事项包括商标的使用、被告拥有专有权的制作物的采购、广告招牌的悬挂张贴等,被告承诺不在唐山市授权第三者成立加盟店。被告的主要义务为:将权授予原告使用并提供代表该特许体系的营业象征及经营手册;对原告提供开业前的教育和培训,指导原告做好开店准备,保证原告能完成独立营运开业。原告的主要义务为:所属人员应接受被告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按被告规划之标准化资料进行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设备施工等,并负担相关费用;所需原、物料等事项由被告统一供应或指定供应商;产品的贩售种烊、储存方式、生财器具、营业用品、调理方法、销售加热流程、包装方式、作业标准及装潢设计、招牌形式、员工服装、会计制度及报表之填具需遵照加盟相关办法及被告规范行政流程办理;对被告提供的调理技术等负有保密之责;向被告支付权利金(每月营业额的3%)、加盟储备金8万元(用于培训、代收代付等)、商标授权金10万元(代收代付)、保证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加盟费8万元,商标使用费10万元,保证金5万元,货款76695元;(用于从被告处购进设备等)。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统一标准进行了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完成了店面的装修。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合约”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开业前的培训与指导,培训的内容包括店面装修、开展服务、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
工艺。2001年5月16日,原告经营的永和豆浆店开业。同年5月8日,案外人刘凤英在唐山市建设南路31号开办的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永和豆浆店开业,因刘凤英于开店前后在店外招牌上和餐具上均使用了未经授权的“稻草人”头部图形和“稻草人”孩童图形,台湾弘奇于同年8月15日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凤英。2002年4月30日,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作出[2001]北民初字第249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刘凤英侵犯了台湾弘奇的商标专用权,给台湾弘奇及陈微开办的水和豆浆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判决刘风英停止侵权,赔偿台湾弘奇损失10万元。判决生效后,台湾弘奇将刘凤英赔付的款项向原告支付了85 265元。
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合约”,原告加入“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国际连锁店,并向被告支付了商标使用费等共计306 695元。但被告并非“永和”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在与原告签约时,被告成立尚不足1年,不符合“ 1年以上良好经营业绩”的法定条件,不具备特许者条件。且被告经营管理混乱、法律手续不完备,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被告的欺诈行为使原告在履行了约定义务后,未能取得合法有效的权,不仅无法得到预期利益,还长期亏损,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此外,被告承诺在唐山市不授权第三方成立加盟店,唐山市却开设了其他的“永和豆浆店”,导致原告的独家“特许经营”形同虚设。由于以上原因,原告在经营4个月内亏损达190 151.77元,无法维持正常营业,自2001年9月30日起停业至今。为此,请求法院判决:
(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约”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基于“许经营合约”支付的费用306 695元,并按同期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0 151.77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1)被告系“永和”及“稻草人”图形文字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不存在隐瞒自身情况、故意欺诈原告的情形。被告2000年9月成立后,成为台湾弘奇(后为永和国际)在大陆的特许连锁业务的惟一许可人。台湾弘奇与永和国际均书面许可被告在中国大陆发展“永和豆浆”特许连锁业务,并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2)被告在唐山市从未有原告之外的授权,唐山市其他“永和豆浆店”的存在与被告无关,被告一直积极努力打击假冒侵权的门店。2003年12月30日,被告书面向法院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合同保证金5万元。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对特许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依据该《管理办法》,特许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具备特许者资格是特许者得以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前提。本案中,被告虽非“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人,但“永和豆浆”相关注册商标和“永和豆浆中式美食体系”的所有人台湾弘奇以授权书的形式,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可以在许可区域内许可他人使用台湾弘奇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以及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台湾弘奇的授权行为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属有效民事行为,据此授权,被告已取得中国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的资格。在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时,被告虽尚未注册成立,但被告在此后注册成立,具备了法人资格,该授权书的效力当然及于被告成立之后。在台湾弘奇将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之后,被告继续从永和国际取得注册商标的使用权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原告称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以欺诈手段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认为,依据《管理办法》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而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成立尚不足1年,因此合同应属无效。鉴于“永和豆浆”的相关商标在1995年已在中国大陆注册,该品牌在我国餐饮业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之被告是依据台湾弘奇的授权与原告签订合同,.因此,被告成立的时间对原告的加盟行为并无直接的影响。又因《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原告以被告违反该规章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
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首先,被告已经按约定将“永和豆浆”的注册商标、企业形象等授权原告使用,并已在原告开业前就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工艺等对原告的员工进行了培训和指导。其次,依据惯例,餐饮连锁店的操作规程、食品制作工艺等均需统一,否则,难以体现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再次,依据原、被告双方在“合约”第三条第七项中的约定,“原告所属人员均应接受被告所安排之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因此,如果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培训、未向原告传授食品制作工艺等技术,原告根本无法开业。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所设立的永和豆浆店停业的原因在于刘凤英所开设假店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侵犯,对此,台湾弘奇已起诉刘凤英并获胜诉,台湾弘奇已将刘凤英赔偿款项的80%支付给原告用作补偿。而原告在停业后,怠于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合约”,至今未继续开业,造成其经济损失的扩大,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原告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失,于法无据。鉴于原告有关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且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原、被告间的合同尚不具备解除的条件。现被告自愿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保证金5万元,于法不悖,本院对此予以准许。考虑到原告停业至今,以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愿,对本院判决解除合同之日至合同期满之日(即2004年4月30日)的商标使用费和加盟金,被告应酌情按比例向原告返还,经计算,商标使用费为8100元,加盟金为6480元,共计14 5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陈微与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合约”;
二、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合同保证金人民币50 000元:
三、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商标使用费人民币8100元,加盟金人民币6480元,共计人民币14 580元;
四、原告陈微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 404元,由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353元,原告陈微自行负担9051元。
【评析】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底,我国已有1900个体系,特许加盟店近802万个,就业约200万人,覆盖50多个行业。在我国,特许经营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近年来正以每年50%至60%的速度在发展着。由于特许经营合同对特许方、加盟方的权利义务、特许经营权的内容和授予方式等的约定往往较为模糊,导致纠纷频频产生。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一)系争合约是否具备合同的法律特征
依据商务部于2004年出台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商业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特许人将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授予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体系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人支付费。本案对的定义援引的是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因《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实施,已于2005年2月1日起废止)。两者比较而言,前者的规定显然更加精确,即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修改为“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依据上述定义,特许经营合同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特许方与被特许方(又称加盟方);权的内容;对合同双方的调整和控制条款;费用的支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约”来看,内容涉及到被告的区域特许人资格、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对被特许人的教育和培训、权利金和加盟金的给付。合同内容完备,具备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本案案由如何确定
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30日制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并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这一案件类别,本案在立案时所确定的案由为经营合同纠纷。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案由,囊括了诸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联营等一般意义上的、调整特定经营行为的案件类别。而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与
上述的经营行为有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1)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是一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特许者提供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如商标、商号、诀窍、训练和技术支持,特许者对被特许者的相对控制权,及被特许者遵循特许者指示,遵循协议财务条款。”[1](注释[1]:参见张玉卿、庞正中主编:《国际特许经营指南》,法律出版社出版,第2页。)(2)对特许者资格的审查更为严格,这种资格直接决定了合同的效力,如本案的争议之一即为被告是否具备特许者资格。(3)法律依据不同,除了援引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外,在对合同主体、内容等的审查上,可以参照商务部制订的《商业管理办法》。基于上述原因,为了统一执法尺度,规范相关案件的审理,我们认为,应当将涉及这一新型的商事行为的案件以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三)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原告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合同无效,其主要理由在于,认为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成立不足1年,以及并非权利人)。在该类合同效力的判定方面,“特许者适格”的确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商业管理办法》针对特许人的资格规定了六个条件[2](注释[2]:参见商务部《商业管理办法》第七条。)。本案所援引的《管理办法》亦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这些规定均属于部门规章,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只能作为审理案件时的参考。因此,本案所涉及的特许者资格问题主要指被告是否有权将经营权授予他人,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而言,被告应就此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提供了台湾弘奇的授权书。依据授权书,台湾弘奇作为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者,授予被告在特定地域内独占的、自己开特许店或向他人进行特许的权利,因此,被告具备分特许者的资格。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如果被告不具备该资格,其与原告签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在未得到特许者追认的情况下,一方面构成对权利人(台湾弘奇)的侵权,另一方面将直接导致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的无效。
(四)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原告还认为被告存在“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允许他人在同地开设加盟店”的欺诈行为,这就涉及到特许经营权的内容问题。特许经营权主要包括商标、商号和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对此,同样应由被告针对合同所约定授权范围进行举证。法院在审查时,应要求特许者就合同条款进行充分的阐释。为避免纠纷发生,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尽量就经营权的内容特别是经营模式作出详细约定。本案中,法院依据一些间接证据如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培训、为原告提供了统一的企业形象等,确认被告合同义务的完成。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个理由,即被告是否允许他人开设加盟店的问题,则取决于合同双方对于区域性的是否做了排他性的约定。此外,法院虽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但严格来说,加盟金是加盟方者获取特许经营资格的对价,加盟方在交纳该费用后即可直接享受他人成功的经营模式,因此,加盟金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预付款,如果合同未涉及解约时的处理原则,即使中途解约,加盟金也不存在退还问题。本案之所以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是考虑到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以及原告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这一事实,努力实现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徐慧莉
责任编辑:袁春湘)
第五篇: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
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三、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9)民申字第176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昌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市嘉诚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昌均。
委托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市嘉诚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锦炎。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全。
委托代理人:刘谋,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美军,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皮治勇。
委托代理人:刘谋,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美军,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碧波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奥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全、皮治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民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
订的《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合同书》(简称联合开发合同)及《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商住小区包销协议》(简称包销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2.奥康公司在合作开发过程中,除投入土地使用权外,还承担提供批复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参与项目监督,审查签署项目对外文件等多项责任。截至2007年底双方解除合同为止,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的费用达 4000余万元。3.奥康公司委托碧波公司包销其所应分得的18 000平方米住房,与是否承担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风险事项无关。由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以奥康公司的名义进行,奥康公司对外仍然要依法承担项目的全部责任。(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1.二审法院不应重新进行鉴定。2.二审鉴定程序违法,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3.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足以确认或者排除《领款单》的真实性。4.二审判决依据二审鉴定结论推定陈全、皮治勇尚未收回投资款缺乏证据证明。(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全、皮治勇不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之间的《关于解除“联合开发奥康住宅小区合同”及“包销协议”的协议》(简称解除协议)的签约人和权利义务人,二审判决依据解除协议认定陈全、皮治勇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法律依据。(四)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缺乏证据证明。1.恶意串通以明知或应知侵害第三人利益为构成要件,奥康公司在签订解除协议时,不知道陈全、皮治勇与夏昌均之间存在《股东合作协议》。即使知道陈全、皮治勇与夏昌均之间的合伙关系,基于时间在先的《领款单》,奥康公司有理由相信该合伙关系已经解除,其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不构成恶意串通。2.二审判决以解除协议签订时重庆市商品房销售总体上“呈现出量价齐涨”的态势为由,认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不能成立。3.二审判决认为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解除合同时未对债务进行清理与常理不符,没有事实依据。4.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昌均仍在主持项目工作,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没有事实依据。在解除协议履行之后,基于夏昌均本人对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熟悉。奥康公司聘请夏昌均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继续主持项目工作。(五)本案当事人不适格。在合伙纠纷中,奥康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诉讼中,陈全、皮治勇不是合同关系当事人,不是适格原告。皮治勇不是碧波公司股东,也无权提出股东派生诉讼。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陈全、皮治勇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是正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24条的规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约定奥康公司取得固定的“房屋包销款” 1980万元,属于名为联建实为土地转让合同的情形。2.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称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费用达4000余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合法,但鉴定对象《领款单》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1.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是正确的。二审鉴定机构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鉴定对象《领款单》是孤证,碧波公司没有举出退投资款的资金来源及退款渠道方面的证据。3.《领款单》与本案其他证据矛盾。4.《领款单》仅能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于2006年12月 26日退回了投资款,不能以退投资款为由推定三人解除了《股东合作协议》。(三)夏昌钧、奥康公司恶意串通事实清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并无资金投入,奥康公司明知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是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而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损害了陈全、皮治勇的权益。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前,项目已进入投资回报期,此时签订解除协议不合常理。合同解除后,夏昌均仍然是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四)本案不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一)关于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006年8月29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书及包销协议,核心内容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奥康公司以土地作为联合开发的投入,碧波公司负责投入该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奥康公司不参与此项目建设和营销的具体日常事务;此项目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由碧波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其他任何业务分离,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的其他任何债权和债务与本项目无关;奥康公司分得此项目房屋建筑面积18 000平方米住房,其余联合开发项目的资产全部归碧波公司所有;奥康公司将在联合开发合同中所分得的 18 000平方米住房进行作价,总价为1980万元委托碧波公司进行包销。2007年3月 21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夏昌均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成立以奥康公司名义的项目部,该项目部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奥康公司雕刻“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和“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财务章”两枚印章,用于该项目的一切活动。该印章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掌管,盖有此章的所有文件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承担。该协议第四条还约定,碧波公司和夏昌均连带承担以奥康公司名义实施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责任和费用,给奥康公司造成的损失由碧波公司和夏昌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约定表明,奥康公司在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过程中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所分配的利益是18 000平方米住房的包销款1980万元,不承担经营风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规定。奥康公司主张其为项目支付了4000余万元的费用,并提供了其向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等部分单据复印件。本院认为,由于整个项目是以奥康公司名义开发,对外支付工程款也应是以奥康公司名义,且奥康公司举示的大部分票据复印件的日期为2008、2009年,而本案解除协议签订于2007年12月28日,在本院审查程序中不足以证明奥康公司关于其在与碧波公司合作期间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的主张。奥康公司主张由于项目是以其名义进行开发,因此其对外要依法承担此项目的全部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项目部虽以奥康公司名义成立,但单独建账、独立核算,项目部经营活动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承担。即使奥康公司对外承担了项目经营活动的责任,其仍可以要求碧波公司和夏昌均对于奥康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不承担经营风险并无不当。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将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是否应予采信,《领款单》是否足以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合伙关系已经解散。1.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是否正确。经审阅卷宗,一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情况表》载明,当事人选择机构情况为“协商”,选择结果为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当事人签名处为碧波公司代理人陈兵和夏昌均代理人廖东锋二人签名,确无陈全、皮治勇或其代理人签名。在约定协商选定鉴定机构的情况下只有一方当事人签名,而无另一方当事人签名,构成鉴定程序违法,所作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并无不当。2.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经审阅卷宗,2009年6月30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当事人能够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机构有公安部鉴定机构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两家鉴定机构。2009年7月2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双方当事人:“今天来摇个顺序,如果第一顺序的不行,就第二家”,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当天摇号确定的是公安部鉴定机构。2009年7月20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当事人选定的公安部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资质,各方当事人同意去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了解能否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2009年7月2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选鉴定机构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
人员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选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并签字确认。根据上述笔录记载的情况,尽管选择鉴定机构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曾有争议,但最终一致同意选择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此,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二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的程序违法,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的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是否足以排除《领款单》真实性。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是(1)领款单1、2中的手写字迹是否直接书写形成:(2)领款单1上领款人署名“皮治勇”字迹是否皮治勇书写;(3)领款单2上领款人署名“陈全”字迹是否陈全书写;(4)领款人署名“皮治勇”、“陈全”的书写形成时间。上述鉴定范围虽然未包含领款单上“原因或用途”、“金额”两栏中所书写的“收回投资款”及对应的金额大小写以及两张《领款单》右上角“陈全”字样的确认签字及日期,但是对于《领款单》而言,最主要的是对“领款人”栏目签名真伪的鉴定,是否鉴定其他部分对于确认《领款单》的真伪不具有根本性影响。因此,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司法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足以确定或排除《领款单》真实性的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4.《领款单》是否足以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的合伙关系已经解散。两份《领款单》上载明“收回投资款”的金额分别为 150万元和365万元,共达515万元。作为付款单位的碧波公司未提供付款证据证明其确已将515万元的投资款退还陈全、皮治勇二人,因此,仅凭《领款单》这一证据难以证明陈全、皮治勇二人的投资款已经实际退回。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成立合伙时签订有《股东合作协议》,对于项目基本情况、合作方式、股份划分、出资时间、项目管理、盈利分配和风险承担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若三人协商解散合伙,亦应有相应的解散合伙以及清理合伙债权债务、分配合伙盈利的证据,现仅依据《领款单》主张三人合伙关系已经解散证据不足。因此,即使《领款单》上的领款人签字以及右上角的“陈全”签名确系陈全、皮治勇二人书写,且陈全、皮治勇已经实际收回投资款,也难以形成充分证据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的合伙关系已经解散。
(三)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侵害了陈全、皮治勇的权益是否正确。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投资给碧波公司,由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合同进行项目开发。在三人合伙关系存续的前提下,陈全、皮治勇可以基于投资行为向碧波公司主张项目利润的收益权。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后,项目收益归属奥康公司。因陈全、皮治勇与奥康公司没有投资关系,二人无法向奥康公司主张项目收益。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的行为侵害了陈全、皮治勇二人的权益并无不当。判断解除协议是否侵害陈全、皮治勇的权益是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不涉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二审判决认定陈全、皮治勇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四)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1.关于奥康公司是否明知或应知解除协议侵害陈全、皮治勇权益的问题。构成恶意串通确需行为人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则需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评判。本案二审判决根据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当时和之后的具体情况,结合《股东合作协议》、联合开发合同及包销协议的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评判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是否构成恶意串通,证明方法并无不当。
2.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2007年12月28日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在即将取得项目预期利润时,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3.联合开
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与碧波公司开发,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没有明显违约行为,而解除协议约定由奥康公司支付碧波公司 300万元违约金,确与履约事实以及常理不符,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
4、根据查明的事实,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昌均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现奥康公司主张夏昌均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但基于夏昌均系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特殊身份,奥康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奥康公司与夏昌均在解除协议签订后实施的行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的认定。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认定,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五)本案是否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本案系陈全、皮治勇以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侵犯其权益为由诉请确认解除协议无效,诉讼标的为侵权法律关系,不涉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与二人是否系联合开发合同及解除协议的当事人无关。陈全、皮治勇为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奥康公司亦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认为本案当事人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国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小飞
代理审判员 潘 杰
二0一0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