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孟某与南海市海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大全]
孟某与南海市海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
案情简介:2004年8月14日,孟某与南海市海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签订了一份《期货交易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海通公司接受孟某的委托,按照孟某交易指令为孟某进行期货交易;第三条约定:孟某在合同签订之后存入最低伍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到海通公司保证金帐户,等。2005年7月14日,孟某给海通公司汇入期货交易保证金人民币27万元整。2006年2月6日,经孟某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查询,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的2005年7月28日会员客户资料报表与海通公司提供的结算交易单所显示的成交记录完全不符,具体差异为:
1、持仓数量不符。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的客户资料报表中,显示孟某期货交易帐户中65手a0511合约于2005年7月28日已全部平仓,持仓数量为0;海通公司提供的7月28日结算交易单中显示仍持仓65手a0511合约。
2、成交价不符。客户资料报表中记载的成交价为2912元;海通公司提供的交易单记载的成交价为2911元。
又,2005年7月28日,海通公司出具的结算交易单显示客户当日结存为165967.80元。同年8月1日,海通公司提供的结算交易中显示平仓10手a0511合约,仍持仓55手a0511合约。
遂,2006年4月13日孟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孟某意见:2004年8月14日,孟某与海通公司签订了一份《期货经纪合同》。孟某于2005年7月14日汇入海通公司期货交易保证金人民币27万元整。孟某于2006年2月6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查询时发现,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的孟某在2005年7月28日的会员客户资料报表与海通公司所提供的交易结算单所显示的成交记录完全不符。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报表显示:孟某期货交易帐户中65手a0511合约于2005年7月28日全部平仓,成交价为2912元,而海通公司提供的2005年7月28、29日交易结算单显示仍持仓65手a0511合约。2005年8月1日交易结算单显示平仓10手a0511合约,仍持仓55手a0511合约。2005年7月28日海通公司出具的交易结算单显示客户权益为165967.80元人民币,今结算价为2911.00元,扣除65手平仓手续费(每手6元),则孟某保证金帐户净仓时客户权益为166227.80元人民币。据此,海通公司提供虚假成交报告,欺诈客户,严重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致使孟某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为此请求判令:
一、海通公司返还孟某期货交易保证金人民币166227.80元并支付从2005年7月28日起至海通公司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占用损失;
二、判令海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孟某在诉讼中提出如下证据:
1、《期货经纪合同》一份,证明孟某、海通公司之间的期货经纪合同关系;
2、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的会员客户资料报表一份,证明孟某期货交易帐户中65手a0511合约于2005年7月28日全部平仓,成交价为2912元;
3、海通公司提供的交易结算单共四份(传真件,日期分别为2005年7月27日、7月28日、7月29日、8月1日),证明海通公司提供的2005年7月28、29日交易结算单显示仍持仓65手a0511合约,2005年8月1日交易结算单显示平仓10手a0511合约、仍持仓55手a0511合约,以及2005年7月28日海通公司出具的交易结算单显示客户权益为165967.80元人民币;
4、电汇凭证一份,证明孟某于2005年7月14日汇入海通公司期货交易保证金人民币27万元整;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答复一份,证明孟某起诉的事实属实;
6、网上下载的海通公司简介一份。
海通公司意见:
一、根据合同约定,海通公司并非期货交易指令下达人,亦非资金调拨指令下达人。《期货经纪合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明确规定,期货交易指令下达人及资金调拨人均为孟某。本案中,孟某进行的期货交易,均是其在网上自行操作,与海通公司无关。
二、海通公司从未出具过任何虚假成交报告。海通公司虽然与孟某具有期货经纪合同关系,但海通公司始终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无违约行为,更没有出具过虚假成交报告。
三、孟某的保证金已全部清退。2005年7月下旬,海通公司因故需要停止期货经纪业务,遂通知所有的客户。孟某接到通知后,于2005年7月28日自行平仓,并从海通公司设在大连的营业部清退了全部的保证金。因此,海通公司并不拖欠孟某保证金。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孟某的诉讼请求。
海通公司在诉讼中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
法院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期货公司应当对客户的交易指令是否入市交易承担举证责任。海通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2005年7月28日孟某仍持有65手a0511合约是执行孟某的指令,也不能证明65手a0511合约没有入市交易,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海通公司主张孟某进行的期货交易,均是孟某在网上自行操作,缺乏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海通公司称,2005年7月28日孟某自行平仓,并从海通公司设在大连的营业部领退了全部的保证金,该主张与其提供的7月28日、29日结算交易单显示的客户权益相矛盾,又无其他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2005年7月15日,孟某汇入海通公司期货交易保证金为人民币27万元,海通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截止到2005年7月28日孟某的期货交易帐户中客户权益数额为多少,对此海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根据海通公司出具的2005年7月28日海通公司交易结算单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的会员客户资料报表,孟某主张的保证金及客户权益为166227.80元,计算方法为:165967.80元+65手×10份×(2912元-2911元)-65手×6元=166227.80元,其中该式中第一项165967.80元为海通公司出具的7月28日交易结算单显示的客户权益;第二项中(2912-2911)表示2005年7月2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出具的会员客户资料报表中每份合约平仓价2912元与海通公司同日出具的交易结算单中每份合约今结算价2911元之差,每手交易包括10份合约,共计65手交易;第三项65×6表示65手交易平仓手续费(手续费6元/手)。孟某主张海通公司返还保证金及相应权益166227.8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孟某要求海通公司支付从2005年7月28日起至海通公司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所占款项的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海通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孟某计付从2005年7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⒈海通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孟某偿付期货交易保证金及相应权益共166227.80元,并从2005年7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所欠款项的利息。逾期履行,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⒉案件受理费5016元,由海通公司承担。因上述费用已由孟某向本院全额预交,海通公司应将需承担的诉讼费用在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时一并迳付给孟某,本院不再作收退。
法律评析:
一、非会员投资者期货交易和期货交易指令制度
期货市场是一个具有高度系统性和严密性、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交易市场,非会员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必须通过各自的经纪商,在期货交易所内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期货合约的公开竞价,实现期货合约的买卖。
非会员投资者期货交易具体规则是:⑴由非会员投资者选择一个自己满意的期货经纪公司。⑵开户与入金。即非会员投资者与期货经纪公司签订开户合同书及其他他必要文件,在结算银行开立期货交易账户,并根据交易要求,投入一定的资金。⑶下达期货交易指令。也就是非会员投资者根据对期货行情的判断,以书面、电话或者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方式,向期货经纪公司下达的,以某个或者某段价格买入或者卖出某种或者某几种若干手标准化期货合约的意思表示。⑷经纪公司将客户指令直接下达到期货交易所内主机,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详言之,首先,经纪公司的期货经纪人(这个期货经纪人是该期货经纪公司的雇员)在接到客户的指令并确认是买还是卖、期货品种、期货合约数量、价格、交割月份、成交方式等均确切无误后,快速填写交易单,并将该交易单送至交易指令中心;接着,交易指令中心在该交易单上打上时间戳记并检查交易单无误后,马上以电话的方式将交易单的内容传递给该经纪公司在期货交易所的出市代表;之后,出市代表以最快的速度将指令输入电脑中,该电脑系统将自动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最后,出市代表将成交结果迅速反馈回交易指令中心,该交易指令中心将打上时间戳记的成交纪录单返还该经纪公司的期货经纪人。⑸成交通知。经纪公司将以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客户合约成交情况。⑹经纪公司根据交易所每日收盘后公布的统一结算价对客户当日交易及持仓情况进行盈亏、手续费、保证金等的清算,并向客户提供相关结算单据。⑺交割。对期货合约到期后,仍未平仓的合约,由期货经纪公司代理、辅助客户进行实物交割或资金划拨。
综上所述,在非会员投资者期货交易过程中,期货经纪公司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经纪公司是遵循客户交易指令行事,但是整个期货交易的运作,均在经纪公司内部人员的分工和配合下进行,期货经纪公司理应承担较重的法律责任。
二、本案期货经纪公司举证不能承担责任的法律分析
客户交易指令是客户通过书面、电话或网络委托的方式,向期货经纪公司下达的买入或卖出、开仓或平仓某一数量的某种期货合约的指令。按理因由客户担
负交易指令的举证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期货公司应当对客户的交易指令是否入市交易承担举证责任。笔者以为最高院的这一法律规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选择。
一方面,虽然客户下达了交易指令,但就整体看,指令下达后,一直处于经纪公司内部员工操作之下。不论是交易单的填写,还是时间戳记的打入,异或指令输入电脑,均有经纪公司组织雇员分工负责。
另一方面,经纪公司较客户举证责任能力更强。交易单是由期货经纪人填写,交易单上的时间戳记是由交易指令中心人员打入并核对后发出,交易指令又是经纪公司的出市人负责输入电脑,对于这一切操作经纪公司都应保存记录或是出示单据,所以经纪公司距离证据较客户近。而从举证经济的角度考虑,经纪公司容易收集证据,作为一家有系统期货交易结算的部门,对客户的交易指令是否入市交易也更有能力举证。
由此可见,由期货公司对客户的交易指令是否入市交易承担举证责任,符合举证责任分配公平和实质正义的原则。
再看本案,被告海通公司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2005年7月28日孟某仍持有65手a0511合约是执行孟某的指令,也不能证明65手a0511合约没有入市交易,又不能证明截止到2005年7月28日孟某的期货交易帐户中客户权益数额为多少,据此,被告海通公司应为其举证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篇:杨虹与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杨虹与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原告杨虹,女,1962年7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2号50楼1门1号。
委托代理人闫涛,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爽,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乙19号凯达大厦五层。法定代表人吕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虹与被告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7日移送本院,本院于2008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曹欣担任审判长,法官程慧平、郭菁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于2008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虹的委托代理人闫涛、谭爽,被告中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杨虹起诉称:2005年5月17日,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中粮公司指派其工作人员为杨虹的资金管理人,由于杨虹对期货市场不了解,中粮公司又是全国最大的期货经纪公司,出于对中粮公司的信任,杨虹同意中粮公司指派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资金管理人,中粮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杨虹承诺第一年保证帐号内资金每月递增4.5%,不会赔钱。2005年5月19日和20日,杨虹共向期货帐户入资96万元。但此后,中粮公司却违反约定,没有向杨虹通知交易情况,致使杨虹以为一直没有发生交易。直到杨虹书面要求中粮公司提供交易记录,中粮公司才向杨虹提供交易记录,杨虹发现帐户出现巨额亏损。故杨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1、中粮公司赔偿杨虹因其违约给杨虹造成的本金损失792 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粮公司承担。
原告杨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1页-第26页;
2、客户入资情况说明;
3、申请书;
4、客户结帐单;
5、光盘。
被告中粮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
一、中粮公司是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专业期货经纪公司。中粮公司与杨虹签订合同后,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代理杨虹进行期货交易。
二、杨虹在起诉状中提出的中粮公司违约的事实均不存在;
三、杨虹帐户内的交易损失是其从事期货交易投资的正常亏损,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由其自行承担。
被告中粮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27页-第34页;
2、客户结帐单;
3、光盘;
4、《期货电子邮局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
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2客户入资情况说明、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4《期货电子邮局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1页-第26页,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根据该合同约定,中粮公司有义务通知杨虹每个月的交易情况,并提供交易月报
等书面文件。中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杨虹提交的该份《期货经纪合同》不完整,同时主张根据合同约定,中粮公司不能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及向客户承诺保底。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二、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3申请书,用以证明杨虹于2007年8月2日向中粮公司提交申请要求查询对帐记录,此时杨虹才发现出现亏损。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杨虹此时才知道交易情况。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三、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4客户结帐单,用以证明其亏损情况。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亏损的实际情况,杨虹曾从其帐户中提取过资金。由于双方仅是对杨虹帐户内资金亏损的具体数额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四、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5光盘,证明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张德温是其工作人员,张德温的身份是客户代理人,其只是使用中粮公司的场地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因该光盘中的内容不能直接表明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杨虹对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五、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27页-第34页,用以证明根据该合同约定,杨虹使用网上自助委托交易、计算机自助委托交易方式下达交易指令,中粮公司有权使用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向杨虹发送结算单和其他通知,张德温是杨虹帐户的指令下达人和结算单确认人,同时约定了中粮公司收取杨虹手续费的标准。杨虹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中粮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六、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2客户结帐单,证明杨虹帐户内资金损失属于正常期货投资亏损,并得到其代理人张德温的确认。杨虹认为该证据中有关张德温的签名,是中粮公司在杨虹提起本案诉讼后让张德温补签的。由于杨虹未能举证证明张德温的签名系补签,故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七、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3光盘,证明在杨虹交易期间,中粮公司依约向杨虹指定的电子邮箱发送了交易结算单。杨虹认为该证据系中粮公司单方制作,无权威部门认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粮公司称该证据来源于第三方新浪期货电子邮局系统,但证据来源未经公证或鉴证,现真实性不能予以确定,且该证据内容不完整,缺少2007年1月、2月的交易结算单发送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05年5月17日,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该合同由开户申请书、法人授权书、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期货经纪合同书、指令下达方式、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客户使用合同、通知事项、印鉴卡、代理手续费收取标准、期货市场投资者开户登记表10部分组成。其中,合同文件之一开户申请书第一节《客户须知》中载明客户须知晓期货交易具有风险、知晓风险控制原则、知晓不许承诺赢利、知晓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经纪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知晓期货交易要点等。开户申请书部分的末页以黑体字注明“以上
第一节《客户须知》,期货经纪公司已经在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之前向本法人/自然人出示并予以说明。本法人/自然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并无任何异议”。该黑体字下端有杨虹的签字确认。合同文件之三期货经纪合同书中约定,杨虹委托中粮公司按照杨虹交易指令为杨虹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接受杨虹委托,并按照杨虹交易指令为杨虹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不接受杨虹的全权委托,杨虹不得要求中粮公司或中粮公司任何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执行杨虹交易指令,中粮公司有义务将
交易结果转移给杨虹,杨虹有义务接受交易结果并对交易结果承担全部责任;杨虹交易指令可以通过书面委托、电话委托、计算机自助委托、网上自助委托等方式下达;中粮公司对杨虹的期货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只要杨虹在该交易日进行过交易或者有持仓或者进行了资金调拨,中粮公司均应在每个交易日闭市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杨虹发出显示其账户权益状况或成交结果的交易结算单、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相关通知,杨虹对中粮公司通知无异议的,应当予以确认,杨虹对交易结算单等中粮公司通知所载事项有异议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向中粮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并送达中粮公司,杨虹未在约定时间内向中粮公司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杨虹对交易结算单记载事项及其他通知事项予以确认,以后不得再提出异议;中粮公司接受杨虹以及杨虹授权的指令下达人下达的交易指令和对交易结果的签字确认,接受杨虹以及杨虹授权的结算单确认人对中粮公司通知的每日交易结算单、交易结算月报、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的确认。合同附件一指令下达方式中杨虹选择网上自助委托交易和计算机自助委托交易作为其在中粮公司处进行期货交易的指令下达方式。合同附件二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客户使用合同中约定,中粮公司和杨虹约定使用电子邮局技术服务商提供的期货电子邮箱,用于中粮公司向杨虹完成结算单等通知事项的发送业务。中粮公司有权向该指定邮箱发送每日结算单、交易月报、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及其它与杨虹相关的通知。中粮公司向杨虹期货电子邮箱发送的客户结算单等通知事项,一经发出,依据电子邮局技术服务商的记录到达杨虹期货电子邮箱,即视为中粮公司履行了向杨虹的送达义务,其信息记录可作为法律依据。合同附件三中约定,中粮公司为杨虹提供期货电子邮局邮箱方式,作为中粮公司向杨虹发送通知事项的首选送达方式,备用送达方式为网上查询,按以上方式,杨虹如没有收到结算单及有关通知,应于下一个交易日开市前主动与中粮公司联系,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杨虹承担。合同附件四中约定,杨虹授权张德温为其指令下达人、交易结果确认人和结算单确认人。
2005年5月18日,中粮公司向杨虹出具客户入资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记载,杨虹共存入资金96万元。
2005年5月9日至2006年2月28日期间,户名为杨虹的月《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记载有该账户的上日帐面资金、资金存取、平仓盈亏、交易费用、今日帐面资金、持仓盈亏、本日客户权益、履约保证金、结算准备金和资金风险率,此期间每个月份的《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均有张德温的签字。
2007年8月2日,杨虹向中粮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中粮公司打印一份其资金帐户自2005年5月18日至2006年8月31日的对帐单。截至2006年2月23日,杨虹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余额为125 095元,截至2006年5月29日,杨虹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余额为12 095元。庭审中,杨虹陈述其本人缺乏期货操作经验,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爽(音)与张德温一起接待过杨虹,虽然张德温未向杨虹出示工作证件,没有向杨虹表明其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张德温也没有说其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在中粮公司有办公房间,使杨虹认为其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杨虹主张中粮公司未按约履行通知义务,使杨虹以为其账户自存入资金后就没有发生交易,且《期货经纪合同》是格式合同,中粮公司并未按合同内容承诺不参与杨虹的账户经营,杨虹是被张德温介绍到中粮公司开户的。在杨虹得知账户内的资金损失后,张德温退还过杨虹部分款项作为损失的赔偿,杨虹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金额是以资金账户存入总额96万元扣除截止至2006年2月23日的账户余额以及张德温退还杨虹的款项金额后计算得出的。中粮公司陈述张德温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只是客户代理人,中粮公司只是为其提供了大户室供其为客户进行期货交易。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期货经纪合同》中明确载明客户须知晓期货交易风险、知晓不许承诺赢利、知晓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经纪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且杨虹签字确认已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因此,杨虹在开户时就应当知晓关于不许承诺赢利、不许全权委托的规定。杨虹主张中粮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其承诺第一年账户资金每月递增4.5%,不会赔钱,该承诺与上述客户须知的内容相悖,且杨虹对此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杨虹向本院的陈述,张德温未向其出示工作证,亦未向其表明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杨虹以张德温在中粮公司有办公房间为由主张张德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能成立。而且,即使杨虹认为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客户须知中的内容,杨虹亦不应全权委托张德温进行期货交易。因此,杨虹认为中粮公司参与其账户经营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杨虹主张中粮公司未按约定履行通知交易情况的义务,构成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客户对当日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应当视为对该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所产生的交易后果由客户自行承担。本案中,张德温是杨虹在《期货经纪合同》中授权的指令下达人和交易结果确认人,现有证据表明,张德温已在2005年5月9日至2006年2月28日期间每个月份的《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签字确认,故应当视为杨虹对2006年2月28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杨虹认为张德温的签字是后补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杨虹关于中粮公司违反通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杨虹在本案中要求中粮公司对其账户资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元,由杨虹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商行东铁营分理处;帐号:***0281;收款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曹欣
代理审判员程慧平
代理审判员郭菁
二○○八 年 九 月 十六 日
书 记 员宋云燕
第三篇: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庆市人民政府债务纠纷案
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庆市人民政府债务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人响应政府号召,以向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并经政府审批同意的形式介入市政建设,政府在不通知法人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就法人介入市政建设而享有的优惠政策作出决定,法人只能按照政府决定执行的,法人与政府之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双方亦没有就此形成民事合同关系。因此发生纠纷的,尽管双方之间的纠纷具有一定的民事因素,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6)民一终字第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十区22号。
法定代表人:田长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月英,黑龙江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泰民,黑龙江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
法定代表人:韩学键,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孙宗轩,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大庆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福丛,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富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庆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债务纠纷一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8日作出(2004)黑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振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振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月英、于泰民,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宗轩、姜福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市政府实施大开放、大招商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在大庆市东部城区出现采暖供热紧张的局面,市政府计划在大庆市万宝地区投资建设集中供暖锅炉房,由于预算投资数额过大,市政府难以承受,因此原计划由政府投资6亿元建设的锅炉房停建,改由社会投资者建设。1998年4月27日,振富公司向市政府递交《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新村集中供热系统工程的请示》,称自愿招商引资建设东风新村(九区)集中供热锅炉房和配套工程(泵站、管网、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并负责小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预计供热工程总投资1亿元人民币。由于该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建设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回报率低,建成后长期处于低负荷亏损运行状态,请求市政府在各方面给予照顾和支持:
一、在此区域优惠出让一块规划用地开发建设商品住宅,以房养热,补偿回报;
二、免收建设和经营过程中的一切税费;
三、帮助解决部分无息贷款;
四、制定一套集中供热、物业经营管理的优惠政策。时任市长杨信和分管副市长李永库在请示上批示予以支持。
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就如何落实讼争项目优惠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办公会议纪要,包括《关于五项重点招商开发建设项目政策调整的会议纪要》、《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附件二)。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包括:
一、制定优惠政策的原则。
1、改变以往政府投资城市集中供热的政策,变政府直接投资为给予征费方面政策减免,按锅炉房建设总投资的80%额度优惠。
2、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不收土地出让金。
3、为平衡优惠政策,现有建筑84万平方米可直接入网,不收入网费;对1999年以后投入使用的建筑收取供热入网费,标准为: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
4、统一规划、配套建设,规划为花园式集中供热热源厂。
5、政策性匹配开发建设的小区要高起点规划、高起点建设、高速度推进、高效能管理。
6、锅炉房由开发商自行经营和物业管理,并执行全市统一的物业管理和征费标准。
二、锅炉房建设规模为40吨热水供暖锅炉5台,35吨蒸气炉2台,供热能力150万平方米。
三、锅炉房建设总投资13640万 元,加上政府原计划建设的锅炉房发生的360万元,合计14000万元,由开发商承担,政府给予开发商征费减免优惠11272万元。如果优惠额度超过11272万元,多优惠的部分由开发商为市政府建设同等额度的市政工程;如果开发商减免额度达不到11272万元,其差额部分由市政府负责解决。
四、优惠政策方案:
1、利用资源开发、资产臵换,将锅炉房厂区周围的7.02公顷土地批给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免收相关费用。总建筑面积9.204万平方米,其中:锅炉房厂房7800平方米,开发商利用除锅炉房厂区以外的7.02公顷土地的综合开发效益来投资锅炉房建设,容积率按照1.2控制,可建设住宅楼7.5万平方米,商服0.8万平方米,公建0.124万平方米。根据大庆市建设工程的征费项目和减免征费的权限,免征锅炉房及其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的20项费用,其中针对出让金问题,纪要载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每平方米300元;锅炉房建设属于公益事业,用地划拨。20项合计6717.07万元,同给予开发商优惠额度11272万元,差额为4554.93万元,用收取供热入网费的办法解决。
2、收取入网费政策。第一,此锅炉房的设计供热能力为150万平方米,对府明小区、黎明小区及商贸区1998年年底以前投入使用的84万平方米建筑直接入网,不收取入网费。第二,对1999年以后投入使用的66万平方米建筑收取供热入网费,收取入网费的标准按建筑面积确定为每平方米70元,可分期征收入网费4650万元。优惠政策额度加上供热入网费合计为11367.07万元,减去应优惠的11272万元,余额为95.07万元,由开发商为政府建设等值的市政工程。
3、本优惠 政策适用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集中供热锅炉房的房地产开发商。
4、本优惠政策1998年8月1日起实施。
1998年8月30日,振富公司开始施工,1999年10月15日讼争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在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府相关政策出台,取消了部分收费项目等因素,市政府需要对原有的臵换项目政策进行重新核算和调整,市政府有关部门对讼争工程竣工结算款数额进行核算。
2001年5月15日,大庆市审计局以《大庆市审计局关于审计大庆市振富锅炉房工程竣工决算情况的报告》为题,向市政府书面报告讼争工程审计情况。报告记载:审计认定竣工决算为157067737.15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92788351.30元,设备投资52250685.25元,待摊投资12028700.60元。按照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意见,当时预计锅炉房工程总投资为13640万元,市政府按照80%给予开发商免征行政收费,优惠额度为10912万元,加上1998年东风新村热源工程前期费用360.83万元,优惠额度合计为11272.83万元。由于审定后的锅炉房竣工决算为15706.77万元,超过原预订投资额2066.77万元,也就比原定优惠额度11272.83万元超出2066.77万元,加上1999年纬二路续建工程投资款200万元,振富公司应当享有政策优惠额度总计超出2266.77万元,考虑到振富锅炉房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已一年多,建议市政府尽早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资金缺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002年8月9日,大庆市计划委员会、大庆市建设局、大庆市 人民政府开发办公室在《关于振富集团开发建设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稿)中记载,重新算账的原因:
一、1998年振富锅炉房建设时,经审核的工程概算是13640万元。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又增加了换热站数量和一级网工程量,经审计,锅炉房竣工决算为15706万元,超出概算2066万元,按照80%计算应增加优惠政策额度1653万元。
二、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研究确定的优惠政策,其中减免的20项规费,在执行中国家取消了8项收费,共计1644.69万元。
三、供热入网费没有及时收缴到位。只收缴到位1087万元,还差3565万元没有到位。算账的政策依据:
一、按照锅炉房建设总投资的80%额度优惠。
二、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不收取土地出让金。按照“以房养热,补偿回报”的原则,9.2公顷地上建筑不收取各项规费。
三、利用资源开发、资产臵换政策,将锅炉房厂区周围的7.02公顷(实际是7.97公顷)土地批给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免收相关规费(用减免规费额度抵顶锅炉房投资作为优惠政策)。
四、为平衡优惠政策,对府明小区、黎明小区及商贸区1998年以前投入使用的84万平方米建筑直接入网,不收取入网费;对1999年以后入网振富锅炉房的建筑收取供热入网费,标准为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当时核定可分期征收入网费4650万元)。锅炉房实际投资及政策到位情况:锅炉房投入,经审计,锅炉房竣工决算为15706万元。加上振富公司支付1998年万宝热源前期费用360万元,纬二路至开发区区段投入200万元,累计投入16266万元。政府优惠政策实际到位情况:根据锅炉房区域占地及其建筑不 收取土地出让金和各项规费,小区占地及其建筑的土地出让金和各项规费作为政策的原则(国家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没有计入),政策到位额度为6491.47万元(含已收到位的供热入网费1087万元)。政府优惠实际到位项目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管理费、土地评估费、地籍调查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墙改费、教师住宅提留金、劳动定额测定费、劳保统筹费、造价管理费、招投标管理费、质量监督费,以上12项规费合计为5404.47万元,规费额度不足部分,采用收取供热入网费的办法解决。目前已经收缴供热入网费1087万元,并已返还振富公司。核定结果:市政府欠振富公司7799.86万元,其中政策未到位款6633.33万元,利息1166.53万元。
2002年3月26日,市政府李勇库副市长听取关于振富公司开发振富锅炉房及其振富小区的汇报,就讼争项目审定结果为:市政府合计欠付振富公司7709.54万元(6633.33万元+利息1076.21万元)。2003年市政府关于几项政策臵换项目核算及补偿有关问题的汇报材料记载:市政府合计欠付振富公司7935.34万元(6633.33万元+利息1302.01万元)。2003年8月,市政府市长助理王玉超形成的关于振富公司开发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材料中核定结果为:市政府欠振富公司资金7235.96万元(6152.06万元+利息1083.90万元)。
上述五次审计,市政府以大庆市审计局确定的振富公司建设锅炉房工程总投资15706万元为基数,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审核,五次审核结果承认欠振富公司最高数额为7935.34万元,最低数额为7235.96 万元。经核算双方对振富锅炉房工程总投资15706万元,加上振富公司支付1998年万宝热源前期费用360万元,纬二路开发区段投入200万元,市政府以入网费1087万元抵顶市政府应承担的政策优惠额度均无异议。
2004年2月27日,市政府《专题办公会议纪要》记载:市政府各部门进一步核实涉及到政府应收规费免收项目是否准确?每项的核算是否准确?有无漏项?每项的核算核准后,由各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备案,有漏项的,由各部门向振富公司征收。根据算账结果,同意由市政府偿付振富公司资金3935.83万元。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4年3月15日,大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代市政府偿还振富公司投资款3935.83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1998年4月27日,振富公司提出投资建设新村集中供热系统工程的请示报告。1998年12月2日,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振富房屋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区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记载:同意振富公司在新村第九居住区东侧占地面积为16.2公顷(含3号锅炉房用地)规划用地范围内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小区工程。
1998年2月3日,振富公司取得16.07公顷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8年12月9日,振富公司分别取得新村九区东9001号地块41125平方米,9002号地块41125平方米,9003号地块39685平方米,9004号地块3876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 型均为出让,用途为住宅、商服。1999年4月15日,振富公司取得讼争土地的《用地许可证》。1999年9月27日,市政府与振富公司签订锅炉房占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2年1月1日,振富公司还取得讼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产权信息查询报告》显示:东风新村振富小区锅炉房10733平方米及其储煤库4535.06平方米产权人为大庆振富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富供热公司)。
振富公司于1997年11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企业类型为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1999年6月振富公司为经营振富锅炉房项目发起成立振富供热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俊臣,注册资本19550万元,经营范围为热源经营。
因市政府主要领导变更,市政府停止向振富公司支付优惠政策未到位的抵顶款项。2004年4月16日,振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市政府应当按照相关会议纪要支付欠付优惠政策未到位而形成的欠款3563万元,利息1618.13万元,共计5127.95万元。2004年振富公司认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已经取消,市政府不应当扣减该笔费用,据此请求市政府增加支付2420.65万元。2004年6月17日,市政府以振富锅炉房为振富供热公司自建,产权亦归其所有,振富锅炉房项目与振富公司无关,振富公司无权就此主张权利,据此提出反诉,请求振富公司返还投资款13124.8万元。
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关于锅炉房区域占地9.2 公顷土地是否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各项规费。第二、市政府是否欠付振富公司款项以及欠付款项的依据。第三、市政府是否应当在振富公司总投资中扣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420.65万元。第四、市政府反诉主张振富公司应当返还市政府政策优惠款13124.80万元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得到支持。
第一、关于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土地是否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各项规费。一审法院认为,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下发会议纪要附件
(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中记载: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不收土地出让金。免征锅炉房及其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20项费用。2000年2月27日,市政府第8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决定,对锅炉房区域9.2公顷土地,同意按照原会议纪要执行,即不收土地出让金。市政府于2002年1月25日、3月26日、8月9日、2003年4月7日、8月份形成的五次算账汇报稿,无一份提出对9.2公顷区域内建筑物收取土地出让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关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可以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的规定,振富公司开发建设的锅炉房项目既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又具有公益性质,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对于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市政府不应当收取土地出让金。根据1999年1月7日市政府批准振富公司的《大庆振富锅炉房竖向图》、《大庆振富锅炉房位臵图》均反映出9.2公顷区域内设计了遮挡锅炉房的建筑物。而1999年2月11日市政府下发优惠政策文件时,在附表中明确只对7.02公 顷区域内8.3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其各项规费,并以此抵顶部分优惠政策额度。2002年1月25日,大庆市计划委员会《关于振富集团开发建设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载明,经多次与振富公司沟通对接,现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范围,不收取土地出让金,建筑物不收取各项规费。原市长杨信及现任市政府分管城市建设的副秘书长于长纯均证实9.2公顷区域内的建筑物均属于锅炉房的配套工程,市政府不应当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其各项规费。
第二、市政府是否欠付振富公司款项以及欠付款项的依据。虽然市政府五次算账汇报稿承认欠振富公司款,五次材料确定的欠款数额不等,最高额为7935.34万元,最低额为7235.96万元。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是市政府1999年1月22日所作的《会议纪要》及《会议纪要附件
(二)》,该会议纪要并无政策不到位由市政府兑付现金的约定,因此对于上述五份材料所述“欠款”应理解为市政府所欠优惠额度的数额。依据大庆市审计局作出的审计报告,确认振富锅炉房工程总投资为15706.77万元,市政府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额度为12564.80万元,市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虽然未全部兑现,但振富公司要求转化为债权偿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振富公司要求市政府给付应承担锅炉房工程投资款及迟延给付入网费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市政府是否应当在振富公司总投资中扣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420.65万元。1997年12月19日市政府下发庆政发[1997]44 号《关于减轻企业负担取消不合理的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和各种摊派(第二批)的通知》,取消4项不合理收费,其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下发会议纪要附件
(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该会议纪要决定,免征锅炉房及其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的20项费用,其中仍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002年1月25日,大庆市计划委员会《关于振富集团开发建设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载明,经多次与振富公司沟通对接,现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范围,不收取土地出让金,建筑物不收取各项规费,其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因市政府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政策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振富公司又以承建锅炉房的履行行为予以承诺,且在其举示的证据及庭审中均承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于优惠政策项目,因此,振富公司主张市政府应当返还扣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420.65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市政府反诉主张振富公司应当返还市政府优惠政策款13124.80万元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支持。市政府以振富公司不是锅炉房的所有人,其未实际开发建设锅炉房项目,未使用市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振富公司应当负返还13124.80万元义务为由,主张振富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将市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给付的现金投入锅炉房工程,锅炉房为振富供热公司自建,产权为振富供热公司所有,因此,振富公司应当返还政策优惠款13124.80万元。经一审庭审质证,市政府对振富公司举示的《关于投资建设新村集中供热 系统工程的请示》及开发区管委会下发的(1998)28号文件《关于下达<振富房屋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区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均无异议。振富供热公司产权档案中最主要的材料是《振富房屋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区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此通知是产权管理机关为振富供热公司颁发产权证的依据,该通知的受通知人为振富公司。虽然振富供热公司取得了锅炉房房屋产权,但不能证明振富供热公司为锅炉房项目的开发商。经国家批准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项目建设者为项目开发人,即振富公司。振富公司为锅炉房项目的开发商。市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是给予项目开发人的待遇,开发建设者可享受免交部分规费的优惠政策,但不存在不享受优惠政策就必须按市政府优惠待遇额度予以返还的义务。因此,市政府请求振富公司返还政策优惠款13124.8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市政府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
一、驳回振富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市政府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7440元,由振富公司负担,反诉费666250元,由市政府负担。
振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判令市政府给付其应当承担的工程投资款5983.65万元,利息自欠款之日按照约定利率给付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市政府按照振富公司投入资金的80%予以补偿,补偿方式为免收各项规费,不足部分用收取的入网费补足,市政府未按照约定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市政府与振富公司确立了投资建设热源工程补偿合同关系,以优惠政策额度转化为债权的观点没有依 据。市政府免征20项费用的要约中包括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市政府已用履行行为对此予以承诺,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还认为,优惠政策方案明确提出优惠政策额度超过80%的部分,由开发商为政府建设等值的市政工程。免征20项规费抵顶80%的投资额,不足部分用收取入网费的办法解决。前述内容是当事人从各项规费抵顶超额与不足两个方面分别作出约定。若各项规费抵顶超过优惠额度由开发商继续出资为政府建设等值的基础设施工程。此约定的实质是市政府将超过投资总额80%的部分免收的各项规费转换成振富公司用现金履行的义务,若各项规费抵顶不足则由市政府用收取的入网费补足,入网费也是现金给付。振富公司依据合同及实际履行行为,依法享有要求市政府给付应由其承担而尚未给付部分投资款的请求权。在结算过程中,五份算账稿对明令取消的8项收费已从原抵顶项目中扣除,足以证明双方在结算过程中对原约定已经作出变更,配套费应当从抵顶项目中扣除。原审判决在‘程序上也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关系成立,简单适用实体法驳回振富公司诉讼请求即得出了裁判结论,未阐明驳回的理由,违反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原则。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代替一方当事人解释合同内容,违反了当事人在合同中体现的意思自治,其实质是以公权干预私权,违反了法官不得代一方当事人抗辩的司法原则。原判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背离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和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属于未审先判,早在当事人起诉不久,一审法院就扬言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审理时间长达近两年,严重超审 限。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市政府答辩称:市政府按照锅炉房总投资80%的额度应当给予振富公司的政策优惠额度已经全部到位。市政府既不欠振富公司政策优惠额度,更不欠工程投资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振富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为:市政府1999年1月22日办公会议纪要
(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是双方共同认可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件。确认锅炉房区域9.2公顷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应否收费应当以此作为依据。根据办公会议纪要
(二)规定,锅炉房建设属于公益事业,用地划拨,不收取土地出让金,表明锅炉房区域9.2公顷土地只准建设锅炉房,不准建设其他建筑,是建花园式集中供热热源厂。但振富公司违反规定,先是将国有划拨土地改为商用出让土地,然后加盖7万多平方米商品楼,对振富公司在9.2公顷公益用地上加盖的7万多平方米商品楼应当依法收取土地出让金。公益用地本身不收取土地出让金,但地上建筑物应当交纳建设规费,商品房项目更应当交纳建设规费。振富公司主张将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从优惠政策中扣除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市政府虽然在1997年发文取消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但不久又恢复收取。现凡建设项目均收取该笔费用,振富公司也不应当例外。
市政府按照约定,已经按照振富锅炉房总投资的80%额度兑现优惠政策,不存在欠款。大庆市国土资源局确认振富公司应当免交的四项规费数额为3831.55万元。除公益用地以外的商品房开发部分用地34549平方米应当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全部用地均应当收取土地管 理费、土地评估费、地籍登记调查费等规费。大庆市建设局确认免收的七项规费数额是5066.83万元,包括7万余平方米商品房的建设规费。大庆市教育局确认的免收规费项目只有一个,即教师住宅提留金,数额为445.52万元,也是按全部商品房面积收取的。根据大庆市审计局审计结果,振富公司总投资为15706万元,市政府应当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额度为13124.80万元。已到位的政策优惠额度是上述三部门确认应当免收的12项规费共计9343.9万元、振富公司已经收取的入网费1087万元、市政府已经支付给振富公司现金3935.83万元,上述各项合计14366.73万元,比应当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额度还多出1241.93万元,据此,市政府优惠政策额度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欠付优惠政策兑现款及其利息问题。市政府按照锅炉房总投资的80%给予振富公司优惠政策,实质是市政府在振富锅炉房建设中的出资,应当对应拥有80%产权,否则振富公司应当将市政府应收免收的规费返还市政府。
本案所涉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由法院决定。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合同,市政府均依约履行了合同,不存在违约的事实,相反是振富公司没有依约建设花园式热源厂,已构成违约。五份算账稿内容尚未确定,与市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相悖,不具备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曾到当地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试图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但终因市政府拒绝,调解未果。本院认为,第一,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优惠政策制定和履行中地位不平等,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本案振富公司是响应“大庆市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和招商引资作为今后工作重点”的号召,以向市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和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的形式介入讼争供热工程建设的。以后,市政府在不通知振富公司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召开市政府办公会议决定由振富公司承建讼争项目并在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二)中制定了优惠政策明细,振富公司接受政府办公会议决定后,其职责是按照政府行政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并无与市政府平等协商修订市政府优惠政策文件的余地。讼争供热项目建成后,市政府优惠政策使用不足部分能否以现金抵顶,也是由市政府单方决定的,是由政府审计、计划、建设、开发等行政管理单位按照市政府领导行政命令单方审核确定下来的。讼争供热建设项目优惠政策的确定、振富公司介入的形式以及讼争工程结算款的确定等诸多方面都是市政府单方决定的。尽管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本案讼争建设项目上不存在领导关系、隶属关系,但上述案件事实表明,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优惠政策方面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振富公司虽然具有是否承担讼争项目建设的决定权,以及对优惠政策如何理解、如何执行的建议权,但从整体上讲,在介入方式、优惠政策制定及如何履行优惠政策等方面,振富公司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
第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民事合同关系。《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市政府制定的办公会议纪要
(二)明确了优惠政策原则和优惠政策方案,是本案讼争供热建设项目得以执行的主要依据,但该优惠政策是市政府单方制定的,未邀请振富公司参加市政府办公会议并与之平等协商,也未征得振富公司同意,市政府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没有振富公司的意思配合。因此,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等相关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
综上,尽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存在诸多民事因素,但终因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法所要求的平等主体关系,市政府办公会议关于优惠政策相关内容的纪要及其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此纠纷是市政府前届领导在兑现振富锅炉房优惠政策额度以及有关讼争项目遗留的未了事项,应当由大庆市本届政府领导继续解决。原审法院将此作为民事纠纷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黑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诉和大庆市人民政府的反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大庆市人民政府各负担50元。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纪 敏
审 判 员 冯小光
代理审判员 关 丽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虞文君 审判长简介
纪敏高级法官:194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第四篇: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孙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定稿]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孙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3)鲁商初字第36号 裁判日期: 2014.05.13
案由: 民事>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相关裁判文书: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孙雷合同执行裁定书【(2014)济中法执字第840-1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鲁商初字第36号
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2号楼18层。
法定代表人:尹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泽锋,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黎汝志,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雷。
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租赁公司)与被告孙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泰租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泽锋、黎汝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泰租赁公司诉称:2010年4月1日,孙雷授权尹江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与国泰租赁公司签订国租(10)回字第10030002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孙雷以回租融资租赁方式租赁涉案四套商品房,租金总额为5080万元,租期36个月,自2010年4月7日起至2013年4月7日止,并约定如孙雷连续逾期两期租金或累计逾期四期租金,国泰租赁公司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收回全部租赁物。同日,孙雷授权尹江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与国泰租赁公司签订国租(10)买卖字第10030002号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国泰租赁公司取得涉案四套房屋的房产登记(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融资租赁合同签署后,国泰租赁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孙雷却未依约支付租金,国泰租赁公司多次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
1、解除国泰租赁公司与孙雷签订的国租(10)回字第10030002
号融资租赁合同;
2、孙雷向国泰租赁公司返还涉案租赁房屋四套(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
3、孙雷向国泰租赁公司赔偿到期租金、逾期利息、罚息等经济损失(暂计止2013年11月5日为64380304.89元);
4、孙雷赔偿国泰租赁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费用;
5、本案诉讼费用由孙雷承担。
被告孙雷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委托合同与转委托的事实
2009年6月15日,孙雷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庆苏日图签订委托合同三份。合同分别涉及孙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3层3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01层-101号和1层1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和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2层2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的处置事宜。三份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为:
一、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代为办理有关上述房产的代签抵押借款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办理抵押、解押及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并领取房产证,代缴相关税费、代收房价款和租金、协助买方办理购房贷款及领取贷款卡和贷款本金等一切与上述房产抵押和出售相关的事宜;
二、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并由委托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三、受托人有转委托权;
四、委托期限自2009年9月14日起两年;
五、本合同签字并经公证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单方无故终止合同;
六、本合同一式六份,由受托方领取五份公证书,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存档一份。
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分别出具(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07151号公证书、(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07152号公证书和(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07153号公证书,对上述三份委托合同的签订过程进行了公证。
2010年1月12日,受托人庆苏日图作为转委托人在三份转委托书上签字,分别将上述三宗房产的委托事项委托尹江办理。受托人尹江的权限与原受托人庆苏日图的权限相同,委托期限为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2011年9月13日止。
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分别出具(2010)经中信内民证字00523号公证书、(2010)经中信内民证字00521号公证书和(2010)经中信内民证字00522号公证书,对上述三份转委托书的签字行为进行了公证。
2010年3月31日,孙雷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尹江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约定:委托人孙雷就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房产一套,建筑面积2379.96平方米,房屋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自愿与尹江达成委托代理合同;
一、委托人孙雷委托受托人尹江全权代表我办理出售及出租上述房产的相关事宜,网签及签订买卖合同;到银行或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上述房产的资金监管手续,收取或者指定账户收取监管资金,并签署办理资金监管手续所需要签署的申请、开设资金监管银行账户、资金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资料;交纳各种税费;领取售房款,收取租金;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协助买方办理银行贷款手续、办理抵押登记及解押等一切事宜。
二、受托人超出代理权限的由受托人承担责任。
三、委托期限为至上述事宜办完为止。
四、有转委托权。
五、委托方与代理方不得单
方终止合同。
六、一方违反合同应赔偿对方的损失。本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双方共持两份,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存档一份。
同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0)京国立内证字1462号公证书,对上述委托合同的签订行为进行了公证。
二、关于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与履行的事实
2010年4月1日,孙雷(出卖人)与国泰租赁公司(买受人)签订国租(10)买卖字第10030002号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孙雷将以下四套房产转让给国泰租赁公司,分别为: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3层301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01层-101和1层101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2层201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和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102、202、302、401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上述房产总价款为人民币4000万元。孙雷的委托代理人尹江在该合同上签字。
同日,国泰租赁公司办理了上述四套商品房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并重新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分别为××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和××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上述房产的规划用途分别为管理用房和门诊部。
同日,国泰租赁公司与孙雷签订国租(10)回字第10030002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国泰租赁公司系出租人(甲方),孙雷系承租人(乙方)。合同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国租(10)买卖字第10030002号房屋买卖合同,乙方将其所有的商品房出售给甲方,再从甲方处租回使用,并向甲方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即为本合同的租赁物,租赁物的出卖人为乙方。合同第二条约定,在乙方履行完毕合同项下所有义务前,租赁物所有权属于甲方。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限为36个月。合同第七条约定,租金本金即租赁物购买价款4000万元,年租赁利率为9%。合同第八条约定,因甲方从乙方购进本合同规定的租赁物是为了出租给乙方,故本合同无需履行交付和验收的手续。租赁合同一经签署生效,即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甲方也同时全面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合同第十五条第2项约定,若乙方没有按时足额支付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则乙方应在租金的基础上另行向甲方支付逾期租金利息并支付罚息。逾期租金利息按应付未付租金、租赁年利率、占用天数逐日计算;罚息按应付未付租金的万分之拾逐日复利计收。第3项约定,乙方若连续逾期两期租金或累计逾期四期租金,甲方可以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全部到期未付租金、未到期租金、罚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本合同终止;甲方也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租赁物并自行处置该租赁物。第6项约定,一方如有违约或侵权行为,须承担另一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合同第二十条约定,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包括:附件二《租赁附表》。尹江作为孙雷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字。附件二《租赁附表》约定,起租日为2010年4月7日,租赁期限为36个月,还租期共计6期,自起租日起算。租金总额5080万元。租金支付表为:第一期偿还日为2010年10月7日,支
付金额为180万元;第二期还款日为2011年4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三期偿还日为2011年10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四期还款日为2012年4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五期还款日为2012年10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六期还款日为2013年4月7日,支付金额4180万元。
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及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签订后,国泰租赁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于2010年4月8日支付了房屋转让价款4000万元。其中28124029.65元由被告孙雷的委托代理人尹江声明自愿代案外人山东罗特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名承租人履行偿付原告国泰租赁公司的债务,剩余11875970.35元由国泰租赁公司直接汇至尹江指定的银行账户。被告孙雷如期支付2010年10月7日和2011年4月7日的租金共计360万元,第三期至第六期租金共计4720万元未予支付。
另查明,国泰租赁公司为本案诉讼与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费366700元。
上述事实,有国泰租赁公司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房产回租)、支付凭证、委托扣款声明书、公证书及委托合同、国泰租赁公司与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及律师费支付凭证、房屋所有权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二、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
三、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一、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根据孙雷与庆苏日图签订的委托合同、庆苏日图与尹江签订的转委托合同、孙雷与尹江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约定,尹江作为孙雷的代理人与本案原告国泰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超出委托事项,且被告孙雷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已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了两期租金,亦应视为对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可。因此,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应认定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尹江作为代理人有权代收房款和租金,故国泰租赁公司根据尹江的指示付款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关于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
(四)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五条第3项也约定孙雷若连续逾期两期租金或累计逾期四期租金,国泰租赁公司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租赁物并自行处置该租赁物。事实上,截止到租赁期限届满,孙雷仅支付前两期租金共计360万元,剩余四期租金共计4720万元未再支付,致使国泰租赁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综上,国泰租赁公司诉请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房产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归出租人价值的差额”之规
定,孙雷应向国泰租赁公司返还租赁房屋四套(房产证号分别为××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并赔偿损失。孙雷拖欠国泰租赁公司第三至第六期租金共计4720万元,拖欠租金所产生的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另,根据租赁合同第十五条第6项的约定:“一方如有违约或侵权行为,须承担另一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故国泰租赁公司在本案中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所支付的费用366700元也应包括在损失范围之中。
至于租赁物的回收价值,即本案房产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诉讼期间承租人与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租赁物价值”,故应参照国泰租赁公司与孙雷签订的国租(10)回字第10030002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约定的租赁物价值4000万元确定,且国租(10)买卖字第10030002号房屋买卖合同也约定涉案房产的总价款为4000万元。因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国泰租赁公司的损失范围应确定为:租金4720万元与相应的利息损失及律师费366700元之和,再扣除4000万元的房产价值。
综上,原告国泰租赁公司主要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国泰租赁公司主张的罚息,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孙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孙雷签订的国租(10)回字第10030002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
二、被告孙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返还涉案租赁房屋四套(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京房权证海字第××号);
三、被告孙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366700元,租金损失4720万元及租金逾期利息损失(利息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第三期租金180万元的利息自2011年10月8日起算;第四期租金18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4月8日起算;第五期租金18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0月8日起算;第六期租金4180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4月8日起算),从中扣减掉4000万元租赁物价值;
四、驳回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3702元,由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81851元、被告孙雷负担18185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庆林 代理审判员: 尹哲璇 代理审判员: 康 靖 二O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石 磊
第五篇:陈曦与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产品质量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1日,陈曦在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百货公司)购买了生产日期为2012年9月26日的汇某堂枇杷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10月11日的汇某堂洋槐蜂蜜和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9日的伟多利枣花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10日的伟多利枸杞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的伟多利洋槐蜂蜜共计21瓶,价款共计873.3元,该批产品外包装标签上标注了质量等级为一级品,食品安全标准符合GB14963要求,但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GB14963-2011)中无一级品等级,该标准于2011年10月20日实施。陈曦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退货,远东百货公司退还全部货款,增加赔偿一倍货款。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远东百货公司销售的标签标注了产品质量为一级品的蜂蜜,其食品安全执行标准为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GB14963-2011),但其中无一级品等级,诉争商品应属标识不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3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和其他标识。远东百货公司作为商品的销售者,应当有验明在其商场销售的商品标注的“产品质量为一级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义务。由于其未尽严格的审查义务,销售了标注内容虚假的商品,误导消费者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欺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一倍。故对陈曦要求退货及赔偿其购买商品的价款一倍的金额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远东百货公司退还陈曦货款873.3元、赔偿873.3元,共计1746.6元。远东百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