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吴政发〔2009〕44号 2009年5月25日)
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加强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切实解决当前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和保障各级调解组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和谐稳定，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目标，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人民调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
1、充分认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组织扎根基层、遍布城乡，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最小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当事人之间的隔阂，防止矛盾纠纷激化，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成员之间诚信友爱。高度重视、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化解民间纠纷，建立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预测、预防、排查、调解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深刻认识当前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形势。近年来，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阵地建设不断加强，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利用贴近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灵活便捷等优势，积极调处各类纠纷，化解大量矛盾，为维护全市基层和谐稳定、服务人民群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市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工业化及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经济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并由此引发各类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化解，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民调解工作也存在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及制约发展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作用的有效发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任务，是关系当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切实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不断适应矛盾纠纷构成复杂化、领域扩大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措施，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机制，积极预防和化解涉及各种主体、不同地域、多
种性质的矛盾纠纷，引导群众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是新时期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迫切需要。
3、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总体要求。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加强和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做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具体体现，做为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目标的重要内容。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以化解矛盾纠纷为主线，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及培训、表彰等机制。广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促使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为人民调解工作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创新，巩固、深化、探索适应我市实际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预防功能、化解功能和法制宣传教育功能，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明确职责，全面落实人民调解工作责任
4、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职责，认真组织实施《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把人民调解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和解决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建立工作责任制，全面安排部署、随时检查督办、严格考核奖惩，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强化人民调解法律制度宣传，提高社会知晓率，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形成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合力。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下大力气改善村(社区)调解组织工作条件;全面推行人民调解责任制，将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年度综合考核目标，促进基层调解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努力实现“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无民事纠纷转刑事案件、无民事纠纷转群体性上访事件”目标，不断推进平安吴忠建设。
5、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指导。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履行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指导职责。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深入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联系和协调，统筹重大疑难纠纷的分流指派，强化考核督查，落实保障措施和人民调解员培训规划，按年度开展“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优秀人民调解员”评选表彰活动，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及时总结推广人民调解工作经验;按照全国、全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有关意见精神，配强配齐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化规范化司法所和全区标兵司法所创建活动，使司法所更好地履行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职责和组织、指导、管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工作的职能;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日常业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规范工作程序，完善工作流程，督促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强化依法调解、规范调解和积极主动调解的意识，不断提高矛盾纠纷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和调解协议履行率。
6、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联系协调。司法行政机关要建立与人民法院的联系会议制度，通报情况、沟通信息、研究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协调人
民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和调解技能，推荐优秀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和特邀调解员，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工作合力，增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性。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协调人民法院通过审判职能活动，依法认定正确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从法律上支持、规范和保护合法的人民调解协议，树立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7、强化各有关部门职责。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人民调解，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工作，形成齐抓共管、联动联调的局面。明确人民调解工作职责，切实加强所属系统、行业、部门及管辖区域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认真落实人民调解工作各项规定和措施，保障人民调解组织发挥作用，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并按照人民调解工作信息管理的规定，及时报送工作信息。
8、落实各级调解组织责任。各级调解组织要在司法行政机关、乡镇(街道)的组织、指导、监督下，积极主动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通过对矛盾纠纷的调处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把人民调解与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宣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提高群众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预防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的发生。加强自身建设，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推行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人民调解员的教育和管理，注重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和调解工作质量，积极挖掘、培养“调解能手”。严格执行矛盾纠纷排查、纠纷移交、信息报送制度，及时反映本辖区重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
三、规范建设，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
9、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继续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调解小组、调解员四级调解网络建设。巩固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成果，拓展工作空间，完善村(社区)调解组织，探索建立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形成以乡镇(街道)调解组织为主导、村(社区)、企事业调解组织为基础，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为补充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人民调解组织体系。
10、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坚持人民调解员选任制度，不断调整、充实、壮大人民调解员队伍，改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注重加大专职调解员选任力度，积极吸纳人民调解志愿者，形成专兼职相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调解技巧，提高调解成功率。注重培养先进典型，开展“十佳人民调解员”评选、创建活动。切实关心人民调解员的生产、生活，热情帮助人民调解员解决实际困难，依法保护人民调解员开展工作。
11、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阵地建设。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乡镇(街道)调委会工作室建设，乡镇(街道)负责村(社区)调委会工作室建设。调解组织应有固定工作场所，配置必要的设备和设施，统一规范的标识牌、调解徽及工作制度。
12、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根据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补充、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工作职责及学习、例会等制度，健全矛盾纠
纷排查、登记、调处、回访及案卷评查、管理制度，公开人民调解员行为规范、工作纪律和工作流程，规范人民调解工作。
13、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严格按照自治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标准，深入开展规范化调委会创建活动，做到“六统一六落实”(标牌统一、印章统一、标识统一、程序统一、制度统一、文书统一，组织落实、制度落实、工作落实、场所落实、经费落实、补贴落实)，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开展。
四、完善机制，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作用
14、全面推行人民调解工作“五大机制”。落实人民调解责任制，将人民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核目标，严格考核，兑现奖惩;落实“以案定补” 机制，根据人民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的数量、质量及难易程度，兑现补贴;落实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化解机制，坚持“两排查一分析”，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动态，及时开展调处活动;落实人民调解听证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调处重大疑难纠纷，提高调解成功率，扩大教育面;落实特定人员参与调解机制，积极吸纳老党员、老干部、老政法人员、老教师、老退伍军人等“五老人员”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并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吸纳宗教人士参与调解矛盾纠纷，宣传法律。
15、不断深化“三调联动”机制。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自治区综治委等部门<关于建立完善‘三调联动’机制的意见>》，整合调解资源，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及相关行政机关纠纷受理前的相互移送调解、受理后的联动共同调解、调处后的协同督促协议履行制度，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形成有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强化各成员单位的责任，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实现信息共享。
16、建立完善人民调解员培训、表彰机制。建立人民调解员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规划，采取分级培训方式，加强人民调解员的岗位培训和年度培训，不断提高和更新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知识，强化调解方法和技能训练，交流调解经验。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及骨干调解员的培训，各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民调解员岗位培训和年度培训以及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司法所负责村(社区)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建立人民调解工作表彰机制，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市政府每两年召开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县(市、区)政府及乡镇(街道)每年应对人民调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17、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紧密结合我市实际，不断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途径。探索建立信访与人民调解联合化解矛盾纠纷的“信调联动”机制和人民调解组织之间联合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调联动”机制，积极、主动化解各类上访纠纷和跨区域纠纷。
五、加大投入，保障人民调解工作正常运转
18、建立完善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认真落实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的有关规定，将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以案定补经费)及人民调解员培训、表彰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保障足额到位。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经费管理，制定使用管理办法，管好用好人民调解经费。
19、不断改善调解组织工作条件。切实加大对基层调解组织必要的设施、设备投入力度，为基层调解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最大便利和物力支持。
六、强化考核，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深入开展
20、建立完善人民调解工作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目标责任管理考核、奖惩机制，将人民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目标和年度综合考核目标。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监督、考核，确保人民调解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21、落实人民调解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不履行人民调解工作职责，造成人民调解组织涣散、矛盾纠纷积压导致扩大和激化，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等情形发生的，严肃追究有关组织及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篇：低保工作意见的通知发展与协调（本站推荐）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法规名称】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低保工作意见的通知
【颁布部门】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查看
【发文字号】 甘政办发[2004]99号
【颁布时间】 2004-08-11
【实施时间】 2004-08-11
【效力属性】 有效
【正文】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低保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陇南行署，省政府有关部门：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低保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批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四年八月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低保工作的意见
最近，民政部召开了全国城市低保工作视频会议，对进一步做好城市低保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加强和规范我省城市低保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学习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低保政策和制度
各地要认真贯彻城市低保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对低保政策、法规的学习和宣传，争取全社会对城市低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各级民政部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完善地方低保政策和制度提供准确依据。要定期组织低保工作人员、街道和社区干部进行学习培训。同时，要教育困难群众实事求是地向组织反映自
己的生活情况，严禁弄虚作假。要对近几年城市低保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各项低保政策和制度。
二、合理确定低保范围，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将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员、农垦和森工企业特困职工、部分困难企业军转干部、暂时未就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未安置的城镇退役士兵、刑释解教人员纳入低保。要严格政策界限，不得随意扩大低保范围。
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低保人员家庭收入核查的有效办法。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人员申请低保，要严格政策条件。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介绍就业者、无故不参加社区公益劳动者以及家庭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居民平均水平的申请人，原则上不纳入低保范围。在加快小城镇建设、旧城改造及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农转非人员的申请，要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办理，绝不能把低保作为化解矛盾的手段。不属于政策规定范围之内的特殊生活困难人员，可通过临时救济或其他救济途径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
三、加强审核，做到公平、公正、透明
对已经或拟纳入低保范围的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甘肃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认真进行审查和复核，做到该保的一定要保，不该保的坚决不保，坚持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一)坚持民主评议、社会监督和集体研究审批的工作程序。各社区居委会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工会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居民代表，组成家庭收入核定小组、民主评议小组、信息反馈小组，加大对低保户的监评力度，并通过走访取证、张榜公布等形式，广泛征求辖区居民的意见。低保户的确定由街道办事处审核，县(市、区)民政部门召开会议集体研究审批。要通过分级管理、分级监督、集体研究决定的程序，严格把好低保对象入口关。
(二)准确核定低保对象家庭的实际收入。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要采取走访了解、取证、依据生活支出推算收入和实行行业收入评估等办法，核实申请低保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对灵活就业人员，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要协调物价、工商、税务、统计、劳动、财政等部门以及物业管理单位，针对不同地段、不同人员类别、不同年龄结构和不同季节收入差别，通过劳务市场调查、收入预测和月收入情况统计，核准实际收入。对从事街头劳务、家政服务、装饰装潢、临街和早晚市设摊、开设修理及饮食服务摊点等的人员要进行收入寻访和消费支出、管理费上缴等方面的调查测算，形成行业收入的抽样标准，并以此计算实际收入。对下岗、失业和出中心人员，在原单位取证后，经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核实，再计算实际收入。要力争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和掌握困难群众的家庭生活状况。
(三)建立健全责任制。各级民政部门要实行谁调查、谁审核、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制，制定调查、审核、审批责任追究制和申请审核报批、动态管理调整、低保与就业衔接、上访控制、低保金社会发放、补差标准等方面的考核办法，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责任制，努力使城市低保工作更加规范。
四、分类建档施保，保证重点低保对象基本生活
要根据低保对象的家庭情况，科学分类，形成有一定灵活性和针对性的低保标准和补差标准体系。要将低保对象中的“三无人员”、因病因残无收入的人员或收入较低又不固定的家庭作为低保重点。对其他人员要依据劳动能力、就业条件和家庭经济基础、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同，确定适当的补差标准。
第三篇：论消费者协会和人民调解的区别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简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实施的体制和格局
简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实施的体制和格局——兼论消费者协会和人民调解的区别
作者：王晴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从宏观体制和格局上看，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是公民的自我保护，包含了民事处分权和民事自卫权。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和经营者民事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这部分属于消费者纯粹基于自体和本体权利而自为的维权行为，故行为的概念和性质应当属于侠义的“消费者维权”范畴，而不属于侠义的“消费者保护”范畴。那么，相应的广义的“消费者保护”主要包括了国家公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定消费者组织等公共权力机关）为受动或主动行为主体的工作行为。但是之所以用“工作行为”来表述，是因为有一个学理和法理上的重大区别甚至认识误区存在。那就是“工作行为”因法律实施的方式不同而包含了法律适用和法律执行的区别，同样是国家公共权力主体，根据宪法的分权原则其实施法律的方式和职责具有原则性的区别，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和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行为是被动适用法律的司法和准司法行为；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消费者申诉和举报的处理是主动的纠问式的执行法律的行为；前者属于法律的调整性、后者属于法律的保护性，前者系个案方式，后者是普遍执法且包含个案行政处理的方式，就法律实施的方式“调整性”和“保护”性而言，与前述“消费者保护”与“消费者维权”是交叉的概念，突出表现在人民法院和法定消费者组织（消协或消委会）在工作性质上属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在工作实现方式上不属于“消保”而属于“维权”。由于人民法院被动受理消费者起诉和消费者协会本身代表消费者的组织，发动维权的主体源于消费者本身，所以即使司法机关和法定消费者组织属于公共权力机构，但其受动而为的司法或准司法行为的根源仍然系个案适用法律来为“消费者的维权”。行政执法部门则不同，不仅其主体性质是公权力，关键是其工作实现方式是一个受主动的行政执法义务拘束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和制裁的行为并非依
1申请的行为，而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不依赖于相对人诉因的依职权主动实施的行为。以工商部门的12315为例诠释有两条：
（一）虽然设12315受理信息中心，但绝对不应消费者的告诉而被动作为；
（二）12315的本职是行政执法，不是行政调解甚至民事调解，行政执法的本职特征是实施行政处罚等“保护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任何规范都是有强制力的。但是适用不同的规范或执行不同的规范的主体却要求合理和符合宪法、法律。否则并不当然赋予强制力和其错位的行为根本就没有实际执行的效力。司法机关的法律调整方式具有司法和最终强制力的，行政机关的消费者保护具有行政处罚的强制力，法定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又具有道德和舆论的强制力，这样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局体系和机制才是完整的、科学的、健全的、各自具有强制力的。现实中行政执法舍弃自己的行政强制力而向立法索要司法强制力，将“行政保护”和“司法调整”，“行政处罚”和“民事调解赔偿”两组关系错位、将行政执法的“消保”和消费者及其消费者组织的“维权”主体混淆、混同甚至颠倒的作法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及体制设置的科学性和效率性的。造成这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局和机制上的认识粗浅、感性操作甚至认识误区。
仔细审视，实践中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和机制产生的认识误区其焦点又在于对工商行政执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裁决权”和消费者组织的公共权力性质争议两个方面。
前文已述，工商行政部门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义务的定位是在宪法关于分权的大的法律体制框架下的对执法部门小体系的分工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排除法院、仲裁、消费者协会的司法或准司法管辖权——在调解行为——法律适用部门以外的行政执法保护范围以内而言，《消法》第50条的前提是“行政执法”部门的分工。所以就工商部门而言无论《消法》第50条是否将其单另列举还是视同所有行政执法部门作管辖权的概括规定，从宪法和法律都不可能和不应当赋予行政执法部门对民事争议的裁决权。相反工商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就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方面是具有行政执法的强制性、主动性、直接性、广泛性的，舍此强制力而为无强制力的非保护行为，实际上是罢废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直接的行政执法保护。（不包括其他具体行政行为间接实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而言之，强调平权行政主体在消费者权益行政执法保护功能上的特殊性和越权越位扩张性，将会导致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和社会化的行政执法保护功能缺失、萎缩和无效。
第二个焦点是要么认为消费者协会是消费者的“群众团体”或则社会团体法人，要么认为它是行政机关，要么纯
粹认识不清，含糊地将消费者组织当成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即行政执法部门的组织。凡此种种根本忽视了宪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的规定性。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尤其是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和维护公民权利的规定包含了消费者主权、结社权自不待言，而《消法》以社会立法的法律形式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权力是直接的准行政权。不是在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下附属的公共权力。只不过这种公共权力的构成形式是委员会制，是与消费者主体为直接构成来源并区别于单个行政执法部门人员构成要素的社会化、广泛化要素为组织形式要件的。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为了说明该问题，笔者特就法定消费者组织（消协或消委会）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比较，兼而论之，以为论证。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消费者协会存在有以下明显区别：
工作机构的性质和地位不同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属于社会团体法人，没有独立的财产和诉讼地位、调解完全中立。消费者协会则不同，属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和消费者组织的结合体，虽然是社会团体、但系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其公共权力的性质就是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特殊保护，同样是调解，同样是公正适用法律，但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则在诉讼权利，尤其是证据调查和补救公共权力行使等方面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权利的倾向性，并在自身程序终结后可以支持消费者起诉，这几项权力是人民调解所没有的。
调解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效力不同
经人民调解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而经消费者协会调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仅仅是相当于民事合同的效力，不仅限于合同的私权性质，因为调解协议仅仅是构成调解书的一部分实体内容。更重要的是调解书代表公共权力的其他对程序事实的调查、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等内容都不是完全被动和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合同，调解书的法律后果和效力具有司法证据等公法意义，属于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根据《消法》第三十二条：“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四）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六）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相比，消费者协会还具有行政监督权（不是行政执法权），调查权，另外更关键的是支持消费者起诉的权利，该项权利决定了在诉讼前消费者协会为消费者主动调查和补救证据，在审理调解案件过程中继续为消费者的调查权而形成的案卷证据材料，该调查权具有两项延伸功能，一是遵守行政案卷制度规则，形成行政案卷和证据（重大复杂案件的庭审或调解会笔录，普通案件的调解书），对调解查明的法律、事实、证据作出判断（不是判决），向社会和舆论披露，通过商誉评价、舆论和道德规范的强制力实现消费者的权利；二是遵守诉讼法律规则；在调解终结以后，未达成协议的，依据和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支持消费者起诉；如果是人民调解，除了同样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外，调解结果仅限于民事合同的效力。
根据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在消费者诉讼中，法院可能必须调取消费者协会在消费争议调查和调解过程中的案卷材料和调解会笔录。这些证据因系国家机关和公共权力机构提供的公务证据，在证据证明力上具有优先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采信。与此对应的经人民调解的消费争议调解不成起诉到人民法院。法院不会直接采用调解委员会调查的证据。该类证据不属于公务机关的证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成果除了形成固化于一个民事合同（调解达成的协议）外，在诉讼过程中其价值和功能无以延续。
程序设置的必要性不同
普通民事纠纷，并不以人民调解为诉讼前置的必经程序；但普通民事诉讼又无需排除受理曾经人民调解和其他非法院调解的案件；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具有传统历史文化的特色的司法制度。而法定消费者组织对消费纠纷的专门调解制度，就如消费者组织的建立一样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准司法制度。虽然没有一部消法或诉讼法明确规定消费者组织的调解是消费者诉讼的前置程序。但事实上设立消费者组织专门为消费者投诉的处理、调查和调解工作机构，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看，这个机构正是从消费纠纷的特点和消法的特殊保护原则出发来衔接消费者权利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中间工作机构。因为从消费纠纷的频繁和琐碎、证据的实时消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反差、个案利益和社会效益在成本和价值方面的不协调等诸方面因素均决定了大多数消费争议不适宜法院受理和诉讼渠道解决，而法院实行当事人主义不利于消费者诉讼举证责任实现，消费者起诉的举证义务需要公共权力救济帮助来及时有效的完成，这就是具有特殊保护倾向性的消费者组织调查和行政执法部门纠问式的调查职能设置的必要性。无论如何，消费者组织的维权行为和行政执法部门的保护行为要为消费者调查取证来维护其诉讼权利。虽然调解不是裁决和判决，但调解也绝对不是完全被动，对事实和法律不敢主动作出演绎推理判断的毫无意义的过程。因此说，基于消费者特殊保护问题和法律程序的特殊性而设置消费者协会专门调解的必
要性，是不同于人民调解也不包容于人民调解范畴的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的关系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当事人的关系不同
如上所述，法定消费者组织具有常设行使公共权力的职责。它本身代表消费者行使权利的内核就是它从“消费者权利”到“公共权力”形式合法化的本质。所以在消费者组织受理案件尤其是为消费者调查取证、主持调解直至调解不成应消费者申请支持起诉的全过程都是一个既包含着和代表着消费者利益的本质，又在形式上独立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独立于消费者准司法行为。在这个行为构成当中，首先是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当事人之间的从形式到实质的无关联性；其次是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无公权力性质，所以消费者协会的公权力运行，调解尤其调查案件等案件受理成本必须以法律适用工作性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出发，适当考虑设计诉权的对等性和形式公平、成本效率科学性而收取案件受理费用。并通过法律规定对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明确规定列入消费者权利范围予以保护，则当经营者因败诉而承担以上费用后，必然加大了其侵权的成本，有利于防止侵权。而仅当消费者发动滥诉而浪费国家公务资源时，就自觉地格外地提高了发动消费者诉的注意义务。程序先于权利，消费者协会调查的程序优越性
本文缘因笔者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岂曰无衣？„„简论法定消费者组织受理调解案件应当收费》一文答网友疑问。论及消费者权利行政保护错位和偏废、司法保护的高成本和低效率，而全社会各部门偏重于单纯个案调解、疲于应付调解和怠于对侵权违法行为的执法制裁，由此构筑了一个近似残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甚至消保工作部门感性的、缺乏法律技术和思考的调解工作、形象和民心工程的表演？因为笔者深恐现行工作机制缺乏科学性难以维系长效，最终会导致客观无效或低效能高成本，浪费国家公务资源，怠误和贻害于全社会的消费者保护事业。并以本文专门阐述人民调解和消费者协会调解的区别，尤其是消费者协会或行政执法部门的调解行为，虽然不具有对消费争议的民事裁决权，仅限于调解权。但是其国家公共权力保护的性质绝不同于单纯的人民调解行为。其调查和调解的工作价值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认可和延续。因此，要重视调解工作中调查和审理案件的程序价值，为消费者调取和补救可能灭失的证据。也许由于裁决权的限制大多数重大消费者投诉案件只能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得到处理，但是行政执法部门和消费者组织在证据调查、主动保护方面的程序优越性则是在消费者起诉前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消费者诉讼权利保护资源。程序先于权利。没有这个程序或者消费者组织在调查和
第四篇：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改革
徐昕
人民调解是民间调解中最重要的一种，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引导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依照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消除争执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继承发扬民间调解的传统，总结中国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在1954年依照《宪法》正式设立，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阶段的长期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赏，被誉为“东方经验”，为西方国家借鉴并有所发展。人民调解制度在预防及解决民间纠纷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一种解纷息争的有效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制度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存在较多的制度性缺陷，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人民调解员每年处理的民间纠纷平均不到一件。其作用的失落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国家逐步意识到人民调解工作不应随着法治建设的强化而受到抑制，故2002年9月，司法部出台《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强化人民调解的效力，对人民调解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03年人民调解处理的纠纷数量快速回升，比上年提高了43.02%.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84.71万多个，人民调解员509.65万人，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约448.68万件。人民调解处理的纠纷数量与法院审判的案件数量加在一起，每年大致
有1000万。但这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纠纷的一小部分，仍有较多纠纷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或者不了了之。从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来看，倘若人民调解员每年处理的民间纠纷人均提高到5件，则人民调解解决的民间纠纷数量就在3000万以上。事实上，人民调解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一个最近的例证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当家人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找社区协调组织、政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渠道的分别为69.9%、9.5%、10.2%、10.4%①。因此，需大力促进人民调解的制度建设，提高其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力，使之在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须承认，人民调解制度目前还存在较多问题，至少包括：(1)原有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受到法治观念、司法中心观念的排斥和抑制;(3)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导致人民调解缺乏权威，效力微弱;(4)调解组织不健全，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政府和司法机关，对人民调解的制度支持力度不够，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也没有落到实处;(5)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不高，工作的积极性也不足;(6)人民调解的工作过程和方法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如难以保持中立，迁就封建习俗，迁就势大力强者，调解方法简单生硬，以罚代调，越权处罚，对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界限不清，过分强调“折中”等;(7)人民调解立法滞后，调解程序明显具有随意性，调解工作不够规范。②为了使人民调解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扩大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新机制，研究新情况，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促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社会和谐。
为了适应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需要，化解跨行政区划重大矛盾纠纷，四川省广安市针对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建立市、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和市、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广安正在整合几十年来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先进经验，在辖区内全面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探索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和群众工作的对接，力图建立
发挥各部门参与人民调解，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形式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格局”，最终在广安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良性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川省广安市的积极探索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民调解制度的“广安模式”已展现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即构建一个以市县调解联合会和调解委员会为龙头、以乡镇为基础、以县市为骨干、以专业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五级调解网络体系，立足广安实际，整合当代中国人民调解的各种经验，形式多样，与其它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衔接、良性互动，以和平解决纠纷为首要目标的多元化大调解格局。
当然，广安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尚处于探索性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近期广安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方向，或者说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工作重心，应定位于三大方面：一是提升现有人民调解组织的纠纷解决能力;二是大力培育各种民间调解组织;三是打造一个国内一流水准的专业化调解机构。前二点属于“大众路线”;后一点属于“精英路线”。
第一，当今中国，调解网络虽然庞大，但组织建设、人员素质、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纠纷解决能力明显不足，有必要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是一项重大举措，但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需要以此为契机，扩大调解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新机制，研究新情况，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促使人民调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大力培育各种民间调解组织，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应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借鉴国内外经验，鼓励建立各种形式的ADR(代替性纠纷解决机构)。例如，鼓励设立个人主持的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组织，社区调解中心，企业和组织内部调解机构，社会团体、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的调解。只要有助于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都可以大胆尝试。民间调解机构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
第三，建立广安调解中心。根据目前的方案，广安市及各区(市、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我建议，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下设广安调解中心，承担具体的调解工作，广安调解中心在各区(市、县)设分部，负责各区(市、县)的调解工作。区(市、县)联合会不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其职能由广安调解中心承担。此举目标在于集中力量，将广安调解中心打造成国内一流水准的快捷、便利、高效的专业化调解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建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与行政级别对应，层级性较为明显，在实践中容易走向行政化。因此，应特别强调其自治性，在制度设计特别是今后的实践中确保其自治性。
同时，以广安调解中心为切入点，借鉴仲裁程序及香港调解中心等纠纷解决机构的程序规则，制订完善的调解程序，并使之成为全市调解机构的范本。调解机构可以主动介入，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调解;主动介入应当及时，防止纠纷升级;申请调解可以适当收取费用;当事人可以选择调解员;调解中心应根据纠纷的地域性、专业性特点组成调解庭，等等。关于专家库，应建立广安市全市范围的专家库;可以增加主动报名的方式;根据地域性、专业性和行业性特点，建立详细的专家资料库，方便纠纷当事人根据地域、专业等特点选择调解员;专家库信息可通过网络查询。并且，大力促进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建立健全调解工作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例会，业务学习和培训，民间纠纷排查，免费和补贴，回访，业务登记，统计，档案，考评、表彰和奖励等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工作程序，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及“大调解”格局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总结和提高。在地方党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广安市司法局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CJS)合作，引入相对中立的研究机构参与人民调解制度的试点改革，研究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评估改革效果，完善改革方案，并在实践中进行试点，全面探索改革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广安模式。
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纠纷解决与司法制度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准备，2005年4月，我在西南政法大学建立了CJS;2006年在诉讼法学科增设司法制度研究方向;2007年初经国务院学位办备案，西南政法大学在法学一级学科中自主设置司法制度二级学科，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司法
制度二级学科。CJS将以司法制度学科为依托，努力成为国内司法制度研究一个有影响的交流平台，推进相关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力图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改进有所贡献。司法制度学科的研究方向包括：纠纷解决;司法改革;司法政策;司法的跨学科研究(司法社会学、司法经济学、文学与司法等);中国司法制度;比较司法制度。研究重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考察历史可能做出大学问。研究现实即司法的经验研究，是我们的主攻方向，而与司法部门合作发起司法改革行动项目，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则是今后几十年的核心工作。
该项目的主要思路是：与司法部门密切合作，以其工作为中心，针对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司法的经验研究，在国家确定的司法改革的框架下，提出或完善司法改革的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试点，进而对试点结果进行评估，不断完善改革方案，最终提炼出可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借鉴的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模式。2008年，该大型项目已顺利完成一项子课题，CJS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合作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证研究》项目取得了预期成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走向。CJS与广安市司法局合作的《人民调解制度实证研究》项目将在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的方法论，推动广安、四川乃至全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因而，本次课题的主题确定为：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我们组织了《人民调解制度实证研究》课题组成员及有关参与者，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中心，特别以广安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为例，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主题，故而，本次研讨亦可视为四川省广安市司法局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合作项目的初步成果。
鉴于我们将司法改革、尤其是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改革行动项目凝炼为CJS的主要努力方向，因此，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将致力于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思想库。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伟大事业，是我个人一生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是司法制度与诉讼法学同仁们面临的时代挑战，也是所有法律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第五篇：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法规名称】 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颁布部门】 江苏省人大(含常委会)
【发文字号】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4号
【颁布时间】 2010-01-21
【实施时间】 2010-05-01
【效力属性】 有效
【正
文】
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4号)
《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已由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0年1月2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2010年1月21日
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2010年1月21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障慈善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慈善活动适用本条例。
红十字会、基金会的慈善活动，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慈善志愿服务活动，依照《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的规定进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慈善活动，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无偿开展的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登记成立，以慈善为唯一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四条 发展慈善事业，应当遵循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方针。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慈善活动。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将其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内部管理等进行监督。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开展慈善活动，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慈善组织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慈善组织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成立慈善组织。
第十条 慈善组织根据本组织的条件和能力，在下列范围内开展慈善活动：
(一)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二)帮助困难群体改善生活和健康状况;
(三)帮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现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四)支持经济薄弱地区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
(五)符合慈善宗旨的其他活动。
第十一条 慈善组织应当依法设立理事会、监事会，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慈善组织依法自主管理、自我发展，其内部事务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十二条 慈善组织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和损毁。
慈善组织应当建立受赠财产的管理制度，保障慈善财产的安全。
第十三条 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列支必要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
慈善组织应当厉行节约，降低工作成本，除必要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外，慈善组织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应当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第十四条 慈善组织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会计账簿，设立独立账户，实行专户管理，独立核算，并接受审计监督。
第十五条 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下列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一)法定代表人、理事会、监事会和办事机构的基本情况;
(二)慈善财产状况，慈善募捐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三)实施慈善项目以及开展其他重大活动的情况和效果;
(四)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五)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工资的列支情况;
(六)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的其他内容。
捐赠人要求查询前款规定信息的，慈善组织应当提供。
第十六条 慈善组织终止，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表决通过，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慈善组织终止前，应当成立清算组织，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清理债权债务。终止后的剩余财产，按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相关慈善事业或者转入其他慈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七条 建立慈善组织评估制度，促进慈善组织规范管理，提高社会公信力。具体评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制定。
鼓励慈善组织自愿申请评估。
第三章 慈善捐赠和募捐
第十八条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捐赠人有权约定其捐赠财产的使用方向、实施项目和受益人。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
捐赠人有权查询其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 捐赠人捐赠的物品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捐赠批量产品的，应当提供产品质量检验证书或者相关证明材料。
捐赠人捐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
对捐赠财产的价值需要进行评估的，应当由专业评估机构进行。
第二十条 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对捐赠人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保密。未经捐赠人同意，不得向社会公开。
捐赠人对捐赠行为、捐赠财产和其他有关事项要求保密的，受赠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保密。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慈善募捐，是指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组织(以下称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面向社会开展的募集捐赠活动。
慈善组织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组织在其宗旨、业务范围内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组织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慈善募捐活动许可证后，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以规定的方式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为帮助特定对象在本单位或者本社区等特定范围内开展的互助性募捐活动，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
第二十二条 申请慈善募捐许可的组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登记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二)具备开展慈善募捐活动和救助的能力;
(三)决策、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健全规范;
(四)财务管理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申请慈善募捐许可的组织应当在开展募捐活动之前，向拟开展募捐活动地区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交组织登记证书、募捐活动申请书、募捐活动计划、所募款物用途的说明以及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跨行政区域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应当向所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级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许可。
民政部门应当于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准予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应当向申请人核发慈善募捐活动许可证。许可证应当载明开展募捐活动的组织名称、募捐活动的地域、期限等内容。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可以开展社会募捐、协议募捐、定向募捐、网络募捐、公益信托、冠名基金等形式的慈善募捐。
在发生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要求相关组织面向社会开展定向慈善募捐。
第二十五条 开展慈善募捐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第二十六条 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在开展慈善募捐前，应当将组织登记证书或者慈善募捐活动许可证等能够证明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材料，以及募捐的目的、时间和地点、方式、救助对象、使用范围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在媒体上或者通过其他有效方式向社会公告。
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接受捐赠后，应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凭证。
募捐结束后十五日内，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应当将募捐情况向社会公告。
募捐所得使用计划执行完毕后三十日内，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应当将其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告，并报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备案，同时接受审计监督。
第二十七条 以义演、义赛、义卖、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捐赠的，应当会同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进行，并向社会公告。义演、义赛、义卖、义拍等方式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后，应当及时全部移交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
第四章 慈善救助和服务
第二十八条 慈善救助应当符合慈善组织的宗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与捐赠人约定的合法方式开展。
慈善组织开展救助活动，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救助程序，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及时发放救助款物。
第二十九条 慈善组织应当制定救助计划。每年救助总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慈善组织应当建立救助档案，确保救助工作规范有序、有效开展。
第三十条 慈善组织应当建立项目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救助项目，对项目实施进行跟踪监督。
与捐赠人约定的项目实施后，慈善组织应当及时向捐赠人反馈结果。
第三十一条 慈善组织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预案，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配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救助工作。
第三十二条 慈善组织运用专业器材实施救助项目的，应当组织捐赠人或者生产、销售单位做好安装、调试和操作培训等后续服务工作。
第三十三条 慈善组织应当尊重被救助人的人格尊严，保护被救助人的隐私。
第三十四条 对慈善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公民，其本人或者家庭生活遇有困难时，可以向当地慈善组织提出救助申请，慈善组织应当优先给予救助。
第三十五条 慈善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开展慈善救助和服务活动的，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扶持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引导、扶持慈善事业发展。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参与的慈善工作协调机制。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表彰激励制度，对慈善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社会影响较大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表彰。
省人民政府设立“江苏慈善奖”，每两年表彰一次。
第三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于慈善组织及其实施的捐赠和慈善救助项目，可以给予适当补贴或者其他支持。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卫生、公安、税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为慈善活动提供服务。
第四十条 各级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支持和参与慈善活动，共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协助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
第四十一条 会展场所、体育场馆、车站、码头、机场、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应当为慈善活动提供便利。
第四十二条 慈善组织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公民将其所得中捐赠慈善事业的部分按照国家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
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税务部门应当简化办事程序，方便捐赠人办理有关减免税手续。
第四十三条 境外向慈善组织捐赠的财产和慈善组织进口用于慈善事业的专业器材，按照国家规定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四十四条 对慈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和服务。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慈善事业发展信息统计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慈善信息统计资料。
第六章 慈善文化建设
第四十六条 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慈善观，培育全民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慈善文化建设应当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慈善文化传统，吸收国际先进慈善文化成果。
第四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列入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的建设内容。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扶持和鼓励弘扬慈善文化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活动。
第四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积极参与慈善文化建设，繁荣慈善文化，创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慈善组织应当加强慈善文化建设，重视培养慈善事业人才。
第四十九条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
第五十条 学校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传授慈善知识，培养慈善理念。
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当加强慈善文化建设的研究。
第五十一条 每年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为江苏慈善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权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使用财产的;
(二)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
(三)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活动的;
(四)以慈善名义进行与慈善宗旨无关的活动的;
(五)泄露捐赠人、被救助人个人信息或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五十三条 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擅自改变所募捐财产用途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的，经征求捐赠人的意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将该财产交由其他慈善组织管理。
第五十四条 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予以警告，并责令返还募捐的财产，不能返还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将该财产交由其他慈善组织管理：
(一)进行与其宗旨、业务范围无关的募捐的;
(二)超越规定期限或者范围进行募捐的;
(三)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
第五十五条 未经许可擅自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予以制止，责令返还募捐的财产，不能返还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将该财产交由其他慈善组织管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假借慈善名义骗取钱财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私分、挪用或者侵占慈善财产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退还，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前款追回、追缴的捐赠财产，应当用于原捐赠目的和用途。
第五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对慈善活动监管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非法干涉慈善组织内部事务，严重妨碍慈善组织正常活动的;
(三)挪用慈善财产的;
(四)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境外人员和组织向本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慈善捐赠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10年5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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