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尚有两大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篇：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尚有两大问题亟需解决

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尚有两大问题亟需解决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常务副会长宋瑞祥22日指出，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有两大问题亟需解决：中国的应急管理还没有把重点从事后的处理转向事前的预防；中国绝大多数公民缺乏必要的应对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技巧培训。

宋瑞祥是在22出版的“市民公共安全应急指南”首发式上表示上述观点。

他指出，应急预案固然重要，但预案是着眼于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公众更需要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如何最大限度减轻各种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调查，百分之七十六的中国公民没有受过任何相关的培训，百分之九十四的受访者希望接受相关培训。

对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市民公共安全应急指南”一书。该书面向大众，既有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也有常见的自然和人为灾害。既有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也有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是中国第一本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公共安全应急指南。

值此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增强市民应对各种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对公民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危害。(记者 张希敏)

相关报道：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国各级各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各类应急预案已经制定，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在实际工作中效果如何？权威的检验靠什么？

当前正值主汛期，今年气候复杂多变，雨情汛情异常，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尤其是今年第4号强热带风暴（“碧利斯”）在有的地方造成的灾情令人揪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碧莉斯”也许是检验受灾地区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权威“考官”，各级各地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起到了哪些作用？应急能力方面暴露出了哪些不足？经受“碧利斯”考试的地区，答卷一一给出。

中国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这是中国著名安全、减灾专家、国务院参事闪淳昌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第四届现代医学救援论坛”上透露的。

闪淳昌是中国原国务院办公厅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副组长，曾参与中国重要应急预案研究和制定工作。

他认为，中国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近年来取得重大进展：制修订应急预案和启动应急预案增多，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

第二篇：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

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

2014-08-11 作者:李冠香来源:中国反腐网

随着国家对惩治腐败步伐的加快，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但是，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中却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干扰，亟需解决。

一、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及其成员难落实。在现行领导体制下，纪委虽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但更多是受“身边”的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因此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出现“气不足、力不够”的疲软状态。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政“一把手”更是难以实行真正的监督。纪委书记毕竟还是同级党委的一个成员，对同级党委及其班子成员实施监督缺乏权威性和威慑力。在实际工作中监督难落实。如查办一些大要案，往往是可见端倪的时候就被党委叫停，不但使办案人员不服，其结果还引发群众不满。

二、纪检干部培训不够，业务不精。县一级以下的纪检干部业务培训较少，特别是新调进的干部。县纪委干部除了自己开办一些知识讲堂外，基本是靠自己边做边摸索，极少参加上一级比较系统、全面的业务培训，理论知识缺乏，经验总结不足，业务知识不精，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缺乏懂法律、会办案的专业人才。

三、纪检干部待遇低，工作欠活力。一是政治待遇低。由于纪检监察工作的特殊性，特别是在查办案件工作中，为了公正公平执纪执法，会得罪不少人。对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应及早提拔，对在纪检岗位工作时间长的领导干部也应尽快交流出去，形成对纪检队伍人员的良性循环，保持旺盛的战斗力。然而，在县一级，纪检干部提拔使用较慢，交流也难得到重用。二是经济待遇低。在粤西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工资增长步伐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特别是实行统发后，所有补贴奖励都“一刀切”。纪检监察干部日夜加班办案或节假日值班却不能领取一分钱的加班补贴，多劳没有多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四、基层纪检干部兼职太多，专职不专。在今年中纪委一些硬性政策后，乡镇（街道）纪委书记在工作分工上虽然回归了主业——专管纪检监察工作，但是纪委副书记有的仍是专职不专，兼职过多现象比较严重。由于乡镇（街道）主要领导对纪检监察工作不重视，只热衷于抓经济，出政绩，对纪检监察工作重视不够，纪检工作人员的配备绝大部分是兼职，由其他各办公室人员兼任。有的镇一把手还把纪委的特殊岗位津贴当作是激励干部的一种措施，只要干部工作积极或与领导关系好，就可安排其当纪检委员领取每月220元的特殊岗位津贴，却不用干纪检工作。乡镇纪检干部往往是“耕种了别人的地，荒废了自己的责任田”。由于关系理不顺，精力难以集中，影响了纪检监察机关职能作用的正常发挥。

五、农村监督力量薄弱，村干部违纪多。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实施，各种惠

第三篇：村镇银行发展亟需解决三个问题

村镇银行发展亟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服务“三农”的目标设定与商业银行行为的管理方式冲突

国家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而各地银监局对村镇银行的管理完全依照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方式进行，对注册资本金、存贷比等指标实行严格管制。这样目标设定和管理方式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和矛盾。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和分散的个体、农村地区是欠发达地区，它们使对“三农”的贷款风险要大于对工商业的。利用对以非农存贷为主的商业银行管理方式，让村镇银行去经营比非农存贷为主的商业银行所经营产品——工商业存贷风险都大的产品——涉农存贷，即使利率高一点的前提下，这也是不公平的而且也很难做到。所有村镇银行对此都有反映。因此让村镇银行今后能够生存下去，或是国家主动改变当初对村镇银行的目标设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改为服务非农，就违背了国家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村镇银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或是村镇银行被动改变国家对其的目标设定，主要服务工商业及城市。当前一些村镇银行已开始有这种趋向。但这与国家设立其的目标是相悖的，国家也决不会让其长期、大规模进行甚至会把其撤消掉。

在目标设定和管理方式发生冲突的情况，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变管理方式对管理方——国家和被管理者——村镇银行来讲，都是最好的选择。在管理方式改变方面，村镇银行希望在现有管理方式的基础上，政府能够给予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政策，在注册资本金使用和存贷比方面对它们放宽点、税收优惠的年限能够长点等，使其能够在和其他发展已久、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竞争中先生存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对涉农贷款的风险。由于涉农贷款风险比较大，保险公司不愿意对涉农物质保险，因此这种风险补偿机制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政府、村镇银行和保险公司参加。

二、“三农”概念的扩大与否

“三农”是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各地银监会对与此相关的贷款有明确的指标要求。据调研情况来看，涉农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比例最低要求也在55%以上。涉农贷款风险比较大，村镇银行为这种躲避风险，就随意扩大“三农”尤其是“农民”和“农村”的概念。农民以户籍上的农业人口为准，农业人口进城创业和从事非农产业也计算在涉农贷款之内；农业，包括在城镇里进行的农产品加工；农村就直接定位在县域之内。村镇银行这种扩大“三农”概念的行为，使吸储的农村地区存款再回到城镇特别是县城所在镇、所发放的贷款再多为工商业服务，不能真正起到服务“三农”的作用。“三农”概念的大小成为当前村镇银

行和国家相博弈的焦点，也成为村镇银行的国家设定目标能否达到的关键。如果不能及时对“三农”概念做一个妥切的界定，就会重蹈当年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农村地区撤出来的覆辙，背离国家设立村镇银行的国家目标。目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问题。

政府对此应该早点对“三农”概念做清晰界定，阻止村镇银行随意扩大“三农”概念的行为。我们建议：对于农民的界定，应该以职业为准，限定为从事农业的生产经营者；农村的地域范围，因为县城所在镇比较发达而且其发展所需资金也比较容易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所以限定在此之外的区域比较好；相应地，农业指在县域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和在县城所在镇外进行的加工。

三、认知度低造成吸储难

吸储难是所有村镇银行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这也是关系其能否生存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存款自然就无法贷款，村镇银行也就无法运转。从调查统计数据看，目前几乎所有村镇银行的存款都依赖于地方政府给予支持的对公存款，占其存款总额的90%左右。而对银行发展至关重要的个人、企业存款很少，占其存款总额超过10%的很少。究其原因，村镇银行认为除网点少、有折无卡、农村剩余资金有限等因素外，重要的是存款者对它们的认知度低。国有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经营，在人们心中已留下根深蒂固的良好印象，而村镇银行刚开始创办，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在心理上还不十分愿意接受。同时他们认为村镇银行是民办银行，在其处存款没有在国有商业银行处存款保险。基于这些因素考虑，人们往村镇银行存款的愿望不是很强，行为也不是很积极。吸储的多少决定着放贷能力的大小，因此吸储难成为制约村镇银行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要打破这种困境，村镇银行应该在建立一年后赶紧在乡镇设立分支机构，方便人们办理存贷款业务；选择合适的媒体（包括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积极宣传自身具有的优势，让人们尽快认识、了解村镇银行的性质和服务内容；建立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和人民银行协调，早日建立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加入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系统，提高存贷款的办理速度。这些措施可以提高村镇银行的知名度，促进人们对其的信任度，进而提高人民到村镇银行存款的意愿。另外，政府也可允许村镇银行在地级市设立分支机构，用于专门吸储，把吸储来的存款投放到“三农”上来。

第四篇：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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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和市场经济深层次变革，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可能引发各种危机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危机的危害程度大大提高。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我国城市政府应当尽快建立一体化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汲取国内外应急管理建设的经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强化全社会协作能力，使城市更好地防御危机。关键词：城市应急管理；问题；对策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对影响城市各项功能正常发挥、危害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各种破坏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因素起到预警、制约以至根除的作用，其作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并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成为现代城市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应急管理的对象一般被统称为突发性公共事件，指的是公民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遭受到重大的威胁和破坏，或者出现非常可怕的紧急事态。其范围涵盖大规模的自然危机、重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由于它们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称为公共危机。当前，中国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还处于由单一灾种、单一防范的防灾模式向综合管理的防灾模式转变的时期，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综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年初南方诸省冻雨雪灾的出现及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为震中的7.8级大地震更是暴露了中国现行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弊端。

一、中国城市建立新型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1.建立有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各类危机损失几乎占到全球损失的25%，其中有近4/5的危机损失发生在城市及社区中。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2.中国城市存在大量的突发事件的风险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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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当前具有数量巨大的地下管线和高楼，一旦发生危机，将会出现巨大的损失。此外，各个城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公共设施事故及火灾等环境灾害和人为事故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综合的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以便有效预防和抵御突发事件。

3.突发事件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

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城市应急管理的要求。突发事件是城市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因素，它们既可能独立生成威胁城市安全的危机事件，也可以通过共同、交互作用，对城市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危机事件往往不是独立的，初级事故和事件可以诱发次级危机。像上海、北京等现代超大城市，构成其生命线系统的路网、水网、管线网错综交织，一旦发生事故，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建立成熟的、完善的、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有助于及时发现与确定公共危机事件，实施全局预警并采取措施，唯有如此，方能把城市的整体损失压制到最低点。

二、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1.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危机处理而不是危机管理概念之上的

危机处理主要侧重于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应对，是一种传统的抗灾救灾观念。其过程更多地放在从危机发生到结果的处理上，其体制特征是消极被动的反应。一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程序是：媒体曝光——领导人视察与批示、慰问受灾者、许诺不惜一切代价就任——对伤亡者进行抚恤、处理责任人——要求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种思维方式侧重于结果的处理，政府部门好像是消防队，那里着火那里救援。实践表明，此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体系在避免重蹈覆辙的努力方面常常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无效益的。煤矿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是最好的注脚。危机管理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地、有目的地采取的对危机施加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具有计划性和持续性的动态管理过程。它试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将危机所导致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乃至消灭危机于萌芽之中。侧重于预防是此种体制的重要特征，追根溯源、标本兼治、以本为主是其追求的明确目标。

2.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分散而不是综合的管理基础之上的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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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危机的管理是分在灾种、按部门进行的，这种体系设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各种危机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国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怎样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减灾抗灾工作，特别是当一种危机引发其他危机发生时，此种条条式的管理体系及暴露出其不足。譬如地震危机就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性危机，同时还牵连到消防、环境、公安及卫生等部门。所以，地震危机的防治无论是事前，还是事中、事后，都需要统筹兼顾，予以全盘考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经验就是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同时兼顾。基于危机管理属于一种非常态的管理，各国的危机管理体系趋向于集中统一。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性综合防灾减灾部门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三个问题：其一，难以对危机作系统的研究和计划。中国城市的危机统计信息非常分散，在统计年鉴中只有交通事故和火灾统计信息，其他危机信息则没有。其二，防灾减灾资源分散，难以做到有效的整合。其三，协调成本大，有可能导致反应滞后。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公共危机的应对方面一直缺乏整体的考量，缺乏从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对危机作综合的考虑，较多地是从部门与技术角度出发来应对各种危机。这种危机意识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多是行政官员、工程学专家、技术专家、自然科学家参与各种危机的应对，而行政学家、法学家与社会学家很少能够参与危机的应对，达不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效果，反而容易陷入偏听则暗的窠臼。中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亟需理念的更新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必须肯定危机管理中的非技术因素、非工程因素与技术因素、工程因素具有一样的重要性，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更重要。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对危机的承受力是通过基本政策的决策而获得的，而不是一个技术性操作问题，具体操作不具备这种功效„„所有的防洪减灾研究应当遵循社会学和行政学项目优先的原则，重点研究和评估以往的政策和措施，以完善和指导今后的政策行为。只有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认知，才能够克服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的缺陷，进而确立起新型的现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3.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动员行政而不是法治行政基础之上的

这里所说的动员行政是指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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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办公室，通过行政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全社会齐动员，相信人多力量大，搞人海战术。虽然这种体系从表面上看有收效快和效率高的特点，但是从成本——效益角度来分析，最后会发觉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高昂的。其原因有三：其一，这种动员体系常常是以打乱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为前提的。其二，这种动员体系的许多做法缺乏法律凭据，依法行政在公共危机时期成为一句空话，违法行政倒成为普遍的做法。在中国愈来愈重视依法行政的今天，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现行的动员体系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三，临时指挥或领导机构的临时性不仅与依法行政原则相抵牾，而且难以使防灾减灾工作具备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4.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于政府独揽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是唯一的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危机处理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其供应方只有政府，广大的社会民众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当多的人士往往认为，应对与处理危机只是政府的义务，这样危机一发生，一切就依靠政府。更为关键的是，原来体系下的诸多努力也主要是从政府角度着眼。政府努力到何种程度，危机就处理到何种程度。以这种社会心理为基础建立起的危机应对机系常常导致政府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而普通民众的防灾救灾意识往往相当薄弱，更谈不上积极的、主动的、有效的防灾救灾减灾的行动了。

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妨碍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只依靠政府本身就是对政府不现实的预期假定。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政府能力的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就愈发显著。有鉴于此，在国外的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譬如，在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中，非营利组织快速、有效和灵活机动的救援行动与政府动作迟缓的救援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日本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不仅组织自愿者，实际参与到防灾减灾中来，而且就危机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向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并向社会民众提供基本的危机信息和自救互救意识。社区、学校、工商企业都被要求制定相应的应对危机的预案。家庭与个人也要对各种危机有所准备。所以，政府的危机管理是以科学化与民主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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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基的。与此相比，中国的城市危机管理还比较滞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很少，质量又不高，其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有专家顾问团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政府咨询制度还很不完善，对涉及危机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被应用于城市公共危机应对上来。

三、完善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对策

1.强化危机管理意识

全社会要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在我国，人们的危机管理意识薄弱，加强危机管理意识，进行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势在必行。而进行此方面知识的普及就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开展全网式的危机管理教育学习。在我国城市中，社区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单位，我们应充分利用社区来宣传危机管理的相关知识，真正从基础做起，加强居民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要把危机管理真正的落到实处。这样，更有利于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

2.建立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尤其是建立常设性机构

危机管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能力，需要能够适时的预警危机并在危机环境下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由各个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合作的危机管理核心机构，赋予其专门的权力并提供充足的资源。在政府组织的各个层级形成包括政府各个部门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协调联动系统，由此来收集社会预警信息，判断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在危机来临时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在危机管理中的活动以共同应对危机。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在1979年就成立了联邦突发事件管理局，它的职责是运用各种减缓、预防和恢复等手段管理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危机，在危机爆发时，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终止法律、中断交通、甚至在必要时逮捕和拘留公民。它使国家处在“有准备的状态”下，能够在全局的高度对危机进行处理。

3.建立危机管理信息咨询和预警机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搞好网络信息建设。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和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利用专业人员对各种危机情况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危机，并针对具体情况，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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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和处理程序；对危机处理的过程进行各方面的监督；评估和总结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处理危机中的经验等。这样在面对危机时，公众就可以及时了解各方面的防范措施，及时进行自救，政府也可以及时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危机的扩大。例如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主要危机管理部门是联邦应急管理署，属国防部管辖，负责全国性的危机管理事务。该署设有全国危机应急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并承担全国危机计划的制订。同时，要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对各自的重大危险源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地方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分级管理。因此各级政府要建立一个准确、及时、完整的信息体系，构筑一个完整的应急通讯、信息传输网络，以便于及时指挥调度、上下沟通，缩小决策与执行间的时间差异，确保重要决策在第一线迅速得到贯彻落实。

4.加大社会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有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抗击危机的良好氛围。“非典”让我们认识到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初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4月20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 “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国际形象。因此，政府要善于运用合理的方式来公布和澄清重大问题，加大社会透明度。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人民群众有权了解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第一时间向人民公告，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已经发生的有关国家大事、地区大事，以及正在采取措施和要做的重大事情。及时和人民进行沟通，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加人们群众对突发事件的了解，有助于人民群众及时从危机事件的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状态，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同时也有利于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减小危机事件的危害性。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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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34.[2] 魏礼群.中国应急管理报告(2010)[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11.[3 马凯.加强交流合作提高应急能力[J].中国应急管理，2010，(7).[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姜平.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应急管理规律研究[J].理论探讨，2010，(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44.[7] 马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应急管理工作[J].中国应急管理，2009，(1).[8] 苏刚，王希志，吴新叶.关于常州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05(1)：72-73.

第五篇：完善应急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自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应对的危机范围逐渐扩大，其覆盖面从以自然灾害为主逐渐扩大到覆盖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生产事故和社会危机四个方面。应对危机的方式从被动的“撞击-反应”式危机处置逐渐演变为从前期预防到后期评估的危机全过程管理。危机管理体制从专门部门应对单一灾害过渡到综合协调的危机管理，从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

过渡到政府专门办事机构的协调。在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不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一个依托于政府办公厅（室）的应急办发挥枢纽作用，协调若干个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危机管理的新体制初步确立。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政府应急管理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1.指挥部与同级的应急办之间的职责没有划清、关系没有理顺

议事协调机构同办事机构职责重叠，关系不顺的问题在危机处置和常态工作中都有发生。以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以下简称“防控指挥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办（国务院应急办）为例：

一是在危机处置过程中，按照中编办的批复，国务院应急办“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置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协调指导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演练、应急处置、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保障和国际救援等工作。”可见国务院应急办的职责是明确界定的，即：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其处置权利有限定，须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置。而防控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有“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工作。”危机关头履行着临场指挥处置的职责。防控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国务院副总理，防控指挥部等10个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也履行着“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置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职责。

二是在常态工作中，国务院应急办的职责包括“负责协调和督促检查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应急管理工作”。防控指挥部的任务也包括“对各地防治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随着应急办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这种职责上的冲突可能会日渐显露。

2．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足

一是常态协调的权威性不足。在危机发生期间，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配合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议事协调机构（特别是指挥部）的协调能力是强的。但是“指挥部”不是常设机构，只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才被启动，无法有效组织各部门开展危机前的预防、演练、储备等工作。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在没有严重灾情的平常年份，某自然灾害专项指挥部一年只开一两次会议，日常业务由设在某部委的办公室负责。

二是同级协调的权威性不足。现行的政府应急体制有在指挥部之外再组建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情况。例如，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都设在地震局）并存，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与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相同。两块牌子，各有用处。即便如此，由一个部门出面协调同级别的其他部门还是有很大难度。有些部门，例如发改委，出现在每一个议事协调机构中；财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和农业部也出现在绝大部分议事协调机构中。同级部门协调这些政府强势部门存在相当难度。即使副总理担任专项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协调该副总理分管之外的部门也有难度。现有应急机构主要是针对某一领域的突发事件设立的，机构之间沟通相对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后难以形成统一应对合力。

3．一些领导小组和委员会与应急管理关联度低，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责区别较大

有一些领导小组、委员会承担的是政府常态工作。例如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国务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绝大部分部际联席会议的任务是政府常态工作的一部分。例如煤矿整顿关闭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工作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研究煤矿关闭整顿的政策措施；制订工作计划和阶段性任务并组织落实；协调煤矿整顿关闭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活动；研究煤矿安全生产标本兼治的措施；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按照国务院的批复，联席会议由牵头部门召集，不刻制印章，也不正式行文。其工作规则是定期（大多为每年或者每半年一次，个别为每季度）或者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协调解决指定的有关问题。以会议纪要形式记录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并抄报国务院。各成员单位按照部门职能分别落实。对难以协调一致的问题，由牵头部门报上级决定。但个别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能却类似于指挥部。例如境外中国公民的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按照《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在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重大和较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需要启动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组织、协调、指挥应急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委员会和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分类不清、职能不统一，因此不能仅从机构的名称推断其职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