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沈从文小说的审美救赎之途(11)
论沈从文小说的审美救赎之途
莫 付 欢
摘 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一种审美救赎的文化品格。沈从文通过对湘西“边城世界”的精心营构创造一个诗意的审美意象，给予现代人以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他以“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进行坚强的审美抵抗，以“供奉人性”的精神旨向对现实的世俗社会进行审美救赎。
关键词：沈从文；审美救赎；乌托邦；文化立场；供奉人性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无论是对湘西“边城世界”那优美自然景观、淳朴乡土风情的深情描绘，还是对都市社会中人性异化、道德丧失的严厉批判，都彰显了文学审美救赎的文化品格。
一、乡土乌托邦：审美救赎的意象营构
在中外文学史上，“乌托邦”式书写模式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路径，“乌托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意象或审美意识形态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学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无论是在意境设置上，还是精神意蕴构建上，沈从文小说中所营构的“湘西世界”则是对中国古代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承接与超越。在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在这里人们几乎处在一种诗意化的生存环境下，如同海德格尔所说“栖居于诗意的大地”。《边城》是沈从文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描绘了地处湘、川、黔交界的边城茶峒神秘优美自然景观，“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溪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主人翁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爱情故事也是美丽的让人心醉。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是那样的恬适、纯情、优美，“走车路”的恋爱竞争方式呈现出对手足之情与男女爱情的双重尊重；翠翠的母亲同茶峒屯防军人“不能聚首白头，便相约死去”，表现出爱情的忠贞不渝与神圣，即便妓女也是“重义轻义，又能守信自约”，在“相熟之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相约分手后各自不许胡闹”，以后便“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边城》这样的诗化叙事总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其对人生困扰的深切思量„„沈从文的小说在给人一种怀古的幽情„„对湘西的向往与肯定实际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一种流露，以这种生命主题超越自己充满矛盾的乡土记忆与体验。”[2]正如刘洪涛所言，《边城》中寄喻的是一种“牧歌情节”，它“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3]。《三三》中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尽管是一个从未读过书一字不识的村姑，但她有一种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她生活在“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环境下，因为黄昏太美，而停在枫树下“还要母亲也陪她坐一会，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其母亲同样具有一种诗一般的美丽情怀。她亲自为三三缝制新围裙，“裙上还扣了朵小花，式样秀美，充满了一种天真的妩媚”。三三家的水潭边，常有人来钓鱼，三三母女热情相待，还以土产相赠。客人们钓的鱼也分一些给三三家，这些鱼母女俩并不吃，而是用盐瞏了晒干，“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在湘西这个“边城世界”中，1 [1]
人文景观优美和谐人与人之间淳厚古朴，俨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世外桃源。“边城”意象无疑表达了现代人对诗意生存之境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梦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学“审美幻象”，这种“审美幻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作为个体与环境、[4]个人与群体相互沟通的情感性话语实践形式而存在的„„一种审美交流的媒介。”湘西“边
城世界”是沈从文营构乡土乌托邦的艺术符号或表征，它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象给予人的是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作者通过构筑一个诗意的乡土乌托邦，创造一个幻象性的审美场域，它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同时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唤起人们去追寻被现代文明遮蔽、消解的人类真正的人格品质，重新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实现对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救赎。
二、“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审美救赎的路径选择
美国文艺理论家雷·韦勒克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个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他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5]如果说沈从文笔下所描绘的“乡土乌托邦”是其自身经验世界的集体表征，那么“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则体现了他独特文学批判视角，这也是其小说审美救赎的独特路径。
沈从文不仅对湘西“边城世界”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给予了钟情描述和深情赞美，而且对于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给予应有的审视。在《长河》中沈从文曾对现代文明这样描述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儿乎快要消失无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
[6]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乡
下人”的身份意识。对于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和都市上流社会人性的堕落与丑陋，沈从文予以了彻底的披露。在《有学问的人》中，沈从文形象的描绘了教授天福先生，在夜间上灯时分，趁着太太不在家，与太太女友挑逗暖昧的狠琐过程，揭露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和丑陋。在《八骏图》中，是沈从文生动刻画了八位“人人皆赫赫大名”教授，他们或大谈泛爱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宣扬独身主义，或满腹社会道德。这些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其实质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异化而人性尽失的都市可怜虫。细细品味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潜意识中建构出这样一组对抗性的文学审美形式：“边城”社会：人文景观——宁静、优美，人性表征——淳朴、善良，人际关系——互助互爱、和谐共处；都市世界：人文景观——喧哗、污浊，人性表征——自私自利、奸诈阴险，人际关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韦伯说:“在理智主义和生活的合理化的发展之下„„艺术变成一个以自身权利存在的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握到的价值的宇宙。艺术已经接管了此世之拯救的功能，不论这种拯救如何理解。它提供了摆脱日常生活循规蹈矩，特别是从理论和实践理性主义压力中获得拯救的途径。”[7]沈从文通过“边城世界”与都市世界这样一组对抗性的审美形式来反衬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和堕落，他一方面以“乡下人”个体经验和
文化立场去反抗现代化进程对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以审美之维来思考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的价值，从而实现对在“理论和实践理性主义压力”下的现代人的精神救赎。
三、供奉人性：审美救赎的价值归依
在沈从文看来，作家应该是“人性的治疗者”[8]。他“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所理会的是一种自然道德形式”。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9]。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边城世界”无疑是其供奉人性的主体，而人性的供奉又是以“人性本善”的伦理道德为基准的。他说：“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个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10]《边城》正是他构筑“希腊小庙”和表现“德性”的理想之作，在《边城》中他精心营构了一个德治的乡土乌托邦，“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1]。此外，沈从文在《龙朱》、《月下小景》等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超功利性、诗意化的男女爱情观念，也体现了他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执着追求。《月下小景》中所追求得是一种“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爱情。《龙朱》中所倡导的爱情是一种“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沈从文说：“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12]“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
纵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对“边城社会”的热情讴歌，还对都市社会的严厉批判，都寄托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追寻和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终极性探究。“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性意识的作家，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既张扬顺乎自然的人性形式，把彰显自然人性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命题，又能超越自然人性固有的局限，赋予自然人性以神性的光辉。”[13]可以说，“人性本善”和“人性皆善”始终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有一个重要主题，而供奉人性、彰显“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沈从文观照现实人生，实现审美救赎的价值归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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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审美意境（小编推荐）
论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审美意境
意境或情境，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或绘画作品中，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汇交织而形成的审美境界。沈从文的《边城》以恬静平淡的风格，小品散文的笔调，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的湘西世界。这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就连吊脚楼妓女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的淳厚，俨然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桃源仙境。整部作品凝结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真善美，展现了湘西奇特风俗人情，这种美又与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浑然一体，充分体现了文艺理论中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
一、讴歌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
《边城》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至善至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审美取向。翠翠是《边城》中的主角，她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吹日晒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小与祖父相依为命的她有着对祖父很深切的爱与依恋。常伴着月光偎依在祖父的身边唱歌、吹曲，对爱和美有着朦胧的向往与憧憬。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当她逐渐长大成熟遭遇爱情时，她也表现出一种完全顺乎自然的状态，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
她对二佬的感情一直处于少女期的梦境状态。她在小镇看龙船初遇傩送，这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两年后进城看龙舟，恍惚如梦地思念远在六百里外的傩送，而后对情郎更执著地追求。翠翠与傩送这对恋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蓄的东方的传统美德。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如果说翠翠这一人物的人性美体现为阴柔之美的话，那么，傩送的人性则显现出阳刚之气。傩神是苗族驱除瘟疫的配偶神。“每年的驱魔节，苗民‘走阴桥’，到阴界的傩公、傩母像前占卜，证实是否有孕在身。”由此，沈从文的人性思想在傩送身上得到了再一次体现。“天保佑的在人身上不免有些龃龉之处，至于傩神送来的，照当地习俗，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傩送英俊如“岳云”，善歌似朱雀，温柔而又热情，这些都被看做是神赐的品格。另一方面，他“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这些又寄托着沈从文的现实人生理想。如果说长养翠翠的是自然，那么傩送则是作者将神的偏爱和对人生的理想集于一身。他像山一样健壮，敬领了自然的恩宠也承负起自然中求生存的磨炼。正如伊甸园中有夏娃与亚当一样，沈从文的《边城》塑造了翠翠和傩送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共同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复归的渴望。
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老船夫生活十分清贫，每顿只吃“闷瓜菜”，端午节连粽子都买不起，表现出来的仍是
重义轻利、助人为善的品格；夏天在溪口备置一口大缸，把茶叶“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若过渡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老船夫必一一拾起，依然塞进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上岸买肉时，屠户不要他的钱，他则乘人不注意时将钱丢进竹筒，别人故意多给他斤两，他要求别人“公平对待”，最后到另一家屠户那去买肉。他贫穷，却不因此失去善良的本性。老船夫对待钱财的态度体现了沈从文对普通人性的理想：淳朴、善良的品格正是优美、自然人生形式的显现。个体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重要的不是物质占有的多少，而是他是否拥有一份健康、优美的人格。他终生为乡邻服务，却不图别人一丝报答。“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17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殉情后，他又毫无怨言地担负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直至撒手人世。老船夫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世世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的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中。船总顺顺的大方洒脱、豪爽慷慨、仗义疏财。面对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昔日向翠翠母亲求爱遭拒的杨马兵，闻讯后也不请自来照应翠翠。这里没邪恶、贪欲、倾轧、争执，人人都那么和善、诚挚、豪侠重义、肝胆相照、丝毫没有功利、没有企图。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一个“爱”字，两性之爱、祖孙之爱、父子之爱、兄弟之爱、乡邻之爱等等。这是多么优美的人生形式，多么令人神往的理想人情境界。
《边城》中的湘西社会中淳厚、质朴的人性，彬彬有礼的古风，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了作者理想中的人性美。在边城这块“世外桃源”中充满着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爱”才使得湘西小城、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诚然如此。
二、描绘湘西边城奇特的风俗美
在《边城》里，另一个深深吸引着我们的就是沈从文对湘西民俗风习的细致描绘：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看龙舟竞赛和赛后水中捉鸭子，中秋节青年男女对歌传情，新年锣鼓喧天、舞狮子龙灯、燃烟花爆竹，小小的山城沉浸在一片热闹之中„„无不显示着湘西边城乡情民俗的特有美色，充满了古朴而又浪漫的情调。“这些山花流水般绚丽神奇的风俗画面，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浸透着湘西山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情调，它既是湘西世界独有的民俗，又是湘西日常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边城人雅致的人生方式”。
特别要提到的是，《边城》中的男女恋爱是很少封建意识的，淳厚而又别具特色的求爱方式，让人喟叹。一种方式叫“走车路”，意思是当男子看中某个女子时，便让家人托媒人去说媒，正式以聘礼相亲，虽也属父母操办，但是子女可以自主选择，不必绝对服从，如顺顺家天保大老向翠翠求爱时的选择。另一种叫“走马路”，这是由青年男女用互唱情歌的方式自定终身，父母不会干涉，大多先由男方主动开唱，待唱得女方动了心且纵情回唱之时，人间便又添了一对有情人。
翠翠的爷爷死后入葬的仪式，极有楚地巫鬼文化的深厚传统，每每读到那些充满着虔诚、庄重的文字，心里便真觉得辛苦了一辈子的老船工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点悲哀，便在浓浓的宗教情绪里消失殆尽。
《边城》中的妓女，是乡村另具特色的风景线。她们“聚集在一些吊脚楼的人家，„„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做绣花抱肚„„到了晚间，却轮流的接待商人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这在都市文明中是可耻的事情，但在边城，由于民情的淳朴，不知不觉只是多了一份谋生的职业，如小草、绿叶点缀着古朴美丽的边城。
湘西世界虽然是原始的、贫穷的、封闭的，但又是自由的、浪漫的、独立的。湘西山美、水美、人更美。湘西人敢爱敢恨、清澈透明、纯朴善良，勤劳忠诚，正是沈从文毕生膜拜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心中虔诚供奉的神庙，它完美、自然、淳朴、宁静、自给自足，正如《诗经》中“适彼乐土”，它是沈从文理想的精神家园，心中永远皈依的圣地。
三、勾勒清新淡远的牧歌式自然美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一排苍翠的青山，峰峦叠嶂，下面环绕着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水澹澹，两岸绿树掩映，依依的树枝轻轻掠过水面。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祥，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如此自然环境，本身便是诗意盎然。与世隔绝，更增添了几分诗意的神秘。文中“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中，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难道这不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吗？“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又何尝逊色于“池塘生春草，园鸟变鸣禽”的精巧？
人与自然就像一幅和睦、和谐、互相依存的图画：青山、碧水、白塔、红花、绿草，还有虫鸣、鸟叫相映成趣，如同几百里蜿蜒铺展开来的大背景，依山傍水的人家，在其中一动一静、一呼一吸，无不生机盎然，无不怡然自得。而自然景物又反过来似乎受到湘西人情的感染，无一不打上“湘西”的灵气，那清澈见底的沅水支流，那凭水依山的茶峒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那对山悬崖半腰上极肥大的虎耳草„„“宁静安详自然的生存环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自然而然有了明镜般的心灵和清泉般的情感，这里有梦有期待而更多的是顺其自然”。这份清丽、优美、自然，也无一不被赋予了另一种独特而鲜明深刻的生活意义。譬如那白塔，在一个风急雨狂、凄寒冷寂之夜轰然坍塌，老船夫也于此时悄无声息、不无遗憾地去了。入冬时节，白塔重建，光彩依旧，老船夫却一去不返，还有满怀愧疚、负痛出走的傩送也没有回来，只剩下翠翠一个人相伴白塔，常年累月为人摆渡，可曾想过何时将自己的爱情摆渡回来呢？不妨再设想一下，当她摆渡回家，瞥见对山高崖上极肥大的爱情信物——虎耳草，她年幼而成熟的心又会如何地动荡不安呢？
沈从文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勾勒出来的湘西水乡自然优美的生存环境，便于读者理解人物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一切用来诠释美好的东西都将在这个境地呈现、交融、升华。
总之，整部小说情节简单、叙述凝练，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纯美的人性、淳朴的风俗相映成趣，融人性美、风俗美、自然美于一炉，从而形成独有的审美意境，将读者的思绪引入美妙的艺术空间，激荡起强烈的情感共鸣，给读者以醇厚的美感享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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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第三篇：沈从文小说选集读后感之边城
《沈从文小说选集读后感之边城》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取名边城，顾名思义，先生所写的是与自然相近的人文气息，想表达的是远离利所染的淳朴风土人情。但也体现了理想中的世界与现实的差距，只有在边城才能体会到那种淳朴的名风。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文中所出现背景和事物大都为自然物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产物，河流，山，渡头，渡船，竹林，茅屋，小镇。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的。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熏染变质。由此表现出先生也是以重义轻利的人。
文中几处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为爷爷的性格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观，所以为人们所推崇，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文中有个细节，翠翠不愿去看热闹，要与爷爷守船时，爷爷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压她，以使她乖乖去玩。为什么要品德压一个女孩子呢，因为对爷爷自己，这是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所以下意识的拿来“恫吓”翠翠。
文中描述了当事情与钱发生关系时，爷爷的处理方式—-一定是互相推诿，仿佛钱是人人都不要的东西般，在这些争执里，谁要是最后占了钱的便宜，谁就是输家。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风情，有时也是如此。互相推诿前遍，来来去去没个停，有时甚至掷钱与地上，而人奔走开了。
文中也安排了几个推钱的场景，读来就如生活中发生的事般真实。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屠夫的争执，还有一个定要留钱的摆渡客。沈先生对此类场景津津乐道，可见他对这种风情的喜爱。人人以情义为重，一不要钱为荣，这便是沈先生所念念不忘的人土风情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第四篇：沈从文小说读后感
总有那么些人感动我——《沈从文小说选》读后感
（一）过岭者
本来是本着寻找沈从文小说里的景物描写的目的去阅读《沈从文小说选》的，仔细看了看，只能说《过岭者》不是沈从文擅长景物描写的有力证明，简单的背景交代在整个文本里只占据了很少的篇幅。但是，在目的之外，我却被过岭者内敛的情感所征服。
通讯员所从事的职业类似于情报员，为了传递情报需要穿梭于各种环境里，恶劣险峻的环境使得这份各种危险重重，面对的不仅仅是敌人的搜缴打压，还有面对自然环境里的各种险象环生，然而本篇文章并没有致力于这方面的描写，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这些通讯员的心理层面，淡化了凶险的因素，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从侧面展示了这些通讯员的落寞、孤寂，暗示战争给寻常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正常的生活无法得到保证，疲于奔命，生活无处安放。对安宁，对安定，对情感的渴望只能厚厚地积压在内心，连说都没有人倾听，生活的全部就是遇见同是通讯员的他们，然后以男人的姿态互相取笑、彼此八卦一下，心里对温暖、对情感的需求永远打败不了高昂的头颅，我们不会坐下来温一壶酒点一盏长灯，只能在这样间断的对话之后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在可以本该与妻子儿女相谈甚欢的时候翻山越岭，翻过一座山岭，迎来又一座山岭，永远的落寞下去。
（二）贵生
如果要用一句话矫情的话概括贵生，我想，应该是：美并且悲哀，因着悲哀，更美了。一个年富力强，遇事肯动手，平时又不胡为乱来的年轻人，是杂货铺老板选女婿的最高标准了，不求荣华，不求富贵，只要善良，本分，就是可以托付女儿终生的人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着羞涩和犹豫，错失了自己心爱的姑娘。
每次干完农活，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去桥头的杂货铺坐一坐，不管需不需要买东西，杂货铺更像是周边人聚会的场所，闲来聊聊天，寻个乐子都是个不错的选择。杂货铺有女金凤初长成，散发着少女的气息，大家总有意无意的说起金凤的婚事，猜测老板会将女儿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贵生这个近乎流浪汉的小伙子经常被不同的人使唤去帮忙，落得一点口粮而已。贵生与杂货铺的零星接触，使得老板对这个善良又厚实的小伙子十分满意。贵生与金凤的接触倒是不多，不过是几句话的交谈而已。外人都在传杂货铺老板看上了贵生，这一传言使得贵生内心暗藏的情愫扶风生长起来了，日子变得甜蜜起来。
长久的自卑心理使得贵生沉浸在这个喜悦的传言里，将这种喜悦自己品尝，犹豫着不去证实。
终于，贵生觉着自己该用行动迎接这一份喜悦了，于是，就去找一个在城里给别人帮工的亲戚，说，我要成亲了！亲戚倾其所有，给贵生买了许多结婚用的家什，喝了酒，回来的路上却意外听说金凤将要嫁给别人做小妾，而这个“别人”就是自己常年为其打工的老爷。贵生觉得没劲了。
贵生被众人吆喝着去老爷家喝酒，酒席散后，半夜里，贵生与自己的茅草屋一起被烧了个精光。莫名的大火，意料中的悲剧。
我想起了一句话，我们总是错过，错过后还是错过。
贵生与金凤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沈从文没有说明，他们之间甚至连暗送秋波的眼神交汇都还没有就已经被分开以致天人两隔。除了贵生在传言前的喜悦，我们看不见他们对彼此的心意，没有表白，没有缠绵，没有思念，连暗恋、暧昧都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证据，我甚至要怀疑，他们这叫爱情吗？他们之间有感情吗？没有一字一句的解释，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错过了，错过了开始，错过了婚姻，错过了以后的一切可能，只能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阴阳相隔，各自颠沛流离。我们可以怪谁呢？怪命运？怪贵生的犹豫？怪金凤的不挣扎？还是其他？
因为他们没有开始，所以就没有结束。我们只能这样给自己个解释。
第五篇：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
陶建秋
摘要：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认识，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沈从文是30年代“京派”作家，而汪曾祺是80年代作家，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同时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就使得两个人的艺术风格有了差异。
关键词：艺术风格 语言艺术特色 审美态度 淡化主题 反抒情
一
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人生，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上有相同的地方。小说语言都别具一格，简洁明快，古朴简约。汪曾祺的《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话，都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同时使你读出了叙事中的诗意美来。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接站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瞬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件，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段文字句式参差简峭，绘形传神，古朴清新，富有表现力。他俩的小说注重以人物语言，动作和细节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表现一个至善至美心灵世界的良好艺术风格效果。
在审美态度上，两个人的小说中业体现出来了相同的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的《受戒》和《大淖纪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正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和追求，是合乎人们传统美德的理想规范的。沈的《边城》、《丈夫》表现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体现着人性美和人情美。汪和沈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假善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他们既重视小说的创作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成为他们小说创作的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从总体风格的角度考察，他俩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携永，淡薄高雅的风格化效果。汪曾祺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种风情的风俗描写。《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恒地定格在读者视觉中。沈从文是从湘西风情，构建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的《边城》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水图画和风俗习惯。幽壁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等山水风景于端午赛龙舟，捉鸦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族风俗。整整三章用万字篇幅介绍湘西风情，而没进入情节叙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到了边地的安静和平、淳朴浑厚的文化氛围。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边地”小说，使得他俩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和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中活动着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具情趣和意味。
二
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再加上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时代，使得小说风格有了差异。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淡化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艺术追求。有过长篇编剧经历的汪曾祺，是在有意地反戏剧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矛盾，没有戏剧冲突，更没有戏剧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情节。所以他的小说就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常常离题万里，因而作品有一种未完成感。总体来说，他的不妨称为散体小说。
其次是反抒情。这也是一个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意外的看法，正是因为汪曾祺的大部分读者正是被他小说的浓郁抒情性所吸引。正因为汪氏小说的反抒情性，所以他说：“小说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则就会滥情乃至煽情的俗套。”
再次，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如在《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子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并不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而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如《丈夫》中，乡下女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卖身进城，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然而，作者在铺陈悲剧故事的情节时，却不是严正地直诉苦难和血泪，而是采用漫不经心，甚至是幽默径轻的笔调，让读者从笑中落泪，喜中见悲，这又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所贯用的一种独特的艺术。
其次，作者采用荒诞手法来写人记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物便显得荒唐而可笑。妓女春明明卖身是一种肮脏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却以轻松的口吻调侃道：“船上人，把这件也象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他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女人卖身与做生意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把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类比，使人感到荒诞滑稽。
最后，小说还使用夸张类比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小说《丈夫》中，在旧社会，水保只是一个够不上品级的芝麻绿豆官，但作者却故作惊人地写道：“他（指水保）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的权力还统一集中”，尔后，又再从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称他做“伟人”，说他是“一个督府的派头，一个省长的身份”，这种将水保跟皇帝、总统作如此耸人听闻的夸张和类比，既显示了水保在船户妓女心中的显赫威严，也表现了丈夫的卑微低下，两相对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三
总的来说，汪曾祺与沈从文的艺术风格有许多异同，就看读者怎样去理解，各有各的见解和看法。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3-300 [2]《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2-250 [3] 沈从文《沈从文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8-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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