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笼统的介绍中国住房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住房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
向军 董时红
业内有关人士认为,中国的住房金融是伴随住房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日趋成熟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8年至1993年,我国住房金融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初步确立了住房金融业务经营管理体制:明确了住房金融服务、住房制度改革的经营方向。
根据1988年国发11号《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的精神,建立与现阶段房改与房地产市场相适应的住房金融经营管理体制,即政策性业务实行“三自两单”,经营性业务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积极性,支持房改和住房建设。
第二阶段:1994年至1997年,住房金融初步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以上海为先导,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起步,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向委托性业务转变;商业性住房金融业务开始向普通住宅建设倾斜;住房金融经营管理开始逐步规范,住房金融品种不断涌现;住房消费信贷有所启动;住房金融业务竞争围绕着争办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展开。
1994年,国发〈1994〉43号《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将住房制度改革继续推向深入。人民银行银发〈1994〉313号《政策性住房信贷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和银发〈1994〉220号《商业银行自营性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对不同资金来源的政策性业务与自营性业务进行界定和规范,扩大了承办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的范围。
第三阶段:1998年至现在,住房金融全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住房制度改革深化,住房分配从福利制向货币化过渡;住房金融经营机构进一步扩大,住房金融业务的经营力度进一步加大;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和商业性住房金融业务结合发展更加紧密;住房消费信贷业务开始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住房金融市场竞争由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竞争步入全方位的住房金融业务竞争。
从中国住房金融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国家加快住宅产业的发展,居民住房消费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住房金融业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占商业银行业务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也更加注重住房金融体系完善,住房金融业务的经营机构也由过去建设银行等少数银行经营发展成为多家商业银行共同经营,住房金融市场已经开始由过去少数银行垄断经营发展到多家银行为重新分割市场份额而进行激烈的竞争。
第二篇:自我意识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我意识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我意识是指人对自己各种身心状况的认识及对周围事物关系的各种体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从发生、发展到相对稳定、成熟,大约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初生时,人们并不能区分自己和非自己的东西,生活在主客体未分化的状态;七八个月的婴儿开始出现自我意识的萌芽,即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听到自己的名字会做出明确的反应;两岁左右的儿童,掌握第一个人称代词“我”,在自我意识的形成中是一大飞跃;三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出现羞耻感、占有心,要求“我自己来”(要求自主性),其自我意识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幼儿,其行为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来认识和投射外部世界。因此这一时期的自我意识被认为是生理自我时期,也有人称之为自我中心期,它是自我意识最原始的形态。从三岁到青春期,是社会教化对个体影响最深刻的时期,也是角色学习的重要时期。儿童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接受正规教育,通过在游戏、学习、劳动等活动中不断地练习、模仿和认同,逐渐习得社会规范,形成各种角色观念,如性别角色、家庭角色、同伴角色、学校中的角色等,并能有意识地调节控制自己的行动。虽然儿童也积极关注自己的内部世界,但他们主要依据别人的观点去评价事物、认识他人,对自己的认识也服从于权威或同伴的评价。因此,这一时期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被称之为“社会自我”发展阶段,也称之为“客观化”时期。从青春发育期到青年后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期。其间自我意识经过三个阶段逐步趋向成熟,这三个阶段是:
1、分化
进入青春期以后,个体的视线由外向内转移,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内心体验,于是个体自我分裂为两部分: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主体自我处于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起观察者、评价者和调节者的作用;客体自我在自我意识中处客体地位,充当被观察、被评价和被调节的角色。经过分化,个体开始认识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进入心理自我的发展时期,也可以说进入了自我意识发展的“主观化”的时期。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矛盾
自我意识的分化,引起了自我意识内部的矛盾,使青年开始感受到儿童期从未体会到的种种内心冲突和思想斗争。自我意识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理想自我往往与主体自我相联系,反映了个体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体现了一定社会要求和道德准则的内化情况;现实自我则往往与客体自我相联系,反映了个体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体现了个体各方面的实际发展情况。自我意识的矛盾就是当“主体自我”去考察、认识和评价“客体自我”时,常常会发现“现实自我”不能符合“理想自我”,于是出现了心理不平衡,即自我的分裂。为此,他们常常感到内心困惑、苦闷和烦恼,甚至迷茫不解。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对青年期的心理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3、统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矛盾与冲突,个体的自我便在新的水平上实现了协调与一致,即自我统一。但怎样统一,统一的性质又如何,则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
第三篇:初中阶段个人发展情况介绍
1、概括说:思想方面,努力学习党的路线、政策,争做社会主义新时代好青年;学业方面,刻苦认真,争取取得更大进步;勤于锻炼,努力学习课外知识,争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具体说:三年的初中生活似弹指一挥间,从刚跨入初中时的失落和迷茫,到现在即将毕业升学的从容、坦然。我知道,这又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挑战,角色的转换。这除了有较强
1、概括说:思想方面,努力学习党的路线、政策,争做社会主义新时代好青年;学业方面,刻苦认真,争取取得更大进步;勤于锻炼,努力学习课外知识,争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具体说:三年的初中生活似弹指一挥间,从刚跨入初中时的失落和迷茫,到现在即将毕业升学的从容、坦然。我知道,这又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挑战,角色的转换。这除了有较强的适应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初中三年的学习积累和技能的培养。我自认为无愧于初中三年,刚入学时,我曾为身为初中生而懊丧过。但很快,我选择了坦然面对。因为我深信,是金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所以我确信,初中生的前途也会有光明、辉煌的一天。通过这三年的学习使我懂得了很多,从那天真幼稚的我,经过那人生的挫折和坎坷,到现在成熟、稳重的我。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不可能存在一帆风顺的事,只有自己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驿站。当然,三年中的我,曾也悲伤过、失落过、苦恼过,这缘由于我的不足和缺陷。但我反省了,这只是上天给予的一种考验,是不能跌倒的。初中生的我们应该善用于扬长避短的方法来促进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能力。这三年的锻炼,给我仅是初步的经验积累,对于迈向社会远远不够的。因此,面对过去,我无怨无悔,来到这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面对现在,我努力拼搏;面对将来,我期待更多的挑战。战胜困难,抓住每一个机遇,相信自己一定会演绎出精彩的一幕。
2、高中:围绕入党、学习成绩、人际关系方面写。具体:提高效率方面,有学习环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你只要从现在把学习转变了,学牢了,当然就简单了,成绩就会提高。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学习态度也不同,所以要采用的方法也就不同。要把学习学好就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方法。就可以取得进步。学习的方法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适应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初中三年的学习积累和技能的培养。我自认为无愧于初中三年,刚入学时,我曾为身为初中生而懊丧过。但很快,我选择了坦然面对。因为我深信,是金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所以我确信,初中生的前途也会有光明、辉煌的一天。通过这三年的学习使我懂得了很多,从那天真幼稚的我,经过那人生的挫折和坎坷,到现在成熟、稳重的我。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不可能存在一帆风顺的事,只有自己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驿站。当然,三年中的我,曾也悲伤过、失落过、苦恼过,这缘由于我的不足和缺陷。但我反省了,这只是上天给予的一种考验,是不能跌倒的。初中生的我们应该善用于扬长避短的方法来促进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能力。这三年的锻炼,给我仅是初步的经验积累,对于迈向社会远远不够的。因此,面对过去,我无怨无悔,来到这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面对现在,我努力拼搏;面对将来,我期待更多的挑战。战胜困难,抓住每一个机遇,相信自己一定会演绎出精彩的一幕。
2、高中:围绕入党、学习成绩、人际关系方面写。具体:提高效率方面,有学习环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你只要从现在把学习转变了,学牢了,当然就简单了,成绩就会提高。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学习态度也不同,所以要采用的方法也就不同。要把学习学好就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方法。就可以取得进步。学习的方法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第四篇:茶庄园发展的三个阶段
茶庄园发展的三个阶段
茶庄园指的是集生产、加工、销售、观光、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茶业经营单位。到现在,茶庄园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好,出现很多金牌优质茶庄园。关于茶庄园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孕育阶段、萌芽阶段和起步阶段。一起了解一下。
孕育阶段:上世纪90年代,许多茶业企业自建茶叶基地,这是茶庄园发展雏形,也是第一阶段;
萌芽阶段:2004年,华祥苑在龙涓珠塔山脉建设茶叶庄园,中闽魏氏在龙涓乡长新峰建茶庄园,开启安溪县茶庄园第二阶段; 起步阶段:2010年6月,“安溪铁观音欧洲学习考察团”赴欧洲葡萄酒庄园学习,其后开始大力推进茶庄园建设,鼓励龙头企业兴建茶叶庄园,一些大企业铁观音茶庄园建设初具规模。
华祥苑茶庄园将茶道与儒家文化结合,通过十年的发展,华祥苑茶庄园已然成为很多人茶山旅游的首选。庄园茶上市至今更是销售火爆,已经将近100万罐。
第五篇:“三个自信”与中国发展
“三个自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要理解“三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该把它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一起思考,也就是对中国的理解。
一、中国发展的历史特征
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三个独特构成了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条件。
1.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 首先,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既是中国值得自豪的方面,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第二,在3000年之前,中国古代就建立起了一整套礼制传统,后又演变成了儒家文化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德治习惯,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一。第三,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其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之后,汉武帝将大一统帝制予以了全面的完善,形成了整个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时才宣告结束。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纵向人伦结构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结构是一种纵向人伦结构,这个结构的根源是中国得以长期保持的以血缘、姓氏为主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则来源于周公时期所形成的封邦建国。由于有了纵向人伦结构,也就有了如父母、儿女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对父母之孝,“弟”是兄弟姐妹之爱。在中国,由血缘宗法制所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演化到社会上就成了两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一个是忠,一个是义。“忠”是指对皇帝、对长者的态度;“义”是指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些构成了中国纵向人伦结构的来源。
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纵向的服从性传统,这是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所构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种纵向人伦结构。纵向人伦结构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基础是家庭农耕经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农经济。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中的经验传承、劳动力使用都是由父母安排和决定的,这就构成了家庭纵向人伦结构的文化特征——孝悌忠义。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转变文化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把纵向人伦结构转向平等型的人伦结构。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其核心是平等原则、交换原则,这些原则把曾经的纵向人伦结构彻底地颠覆了。在历史的转换过程当中,道路、理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遵循着中国的传统条件逐步演变的,这一点在理解“三个自信”时不能忽略。
2.独特的历史命运
中国的“三个自信”直接延续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历史源自于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那之后的170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探索是围绕着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展开的,而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以割地赔款为代价后,才意识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性。
据估算,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时间在1500年以上;近代以来,中国由一个富裕国家一下子滑落为贫穷国家。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滑落到只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到六,这期间也就短短的五、六十年时间。因此,独特的历史命运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悲壮的回忆。在这段历史中,我国签订了900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期间的赔款、割地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千万不能忘了这一段历史;现代中国的“三个自信”也是源自于对这段历史的回望。如今,世界都在议论着“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如何从近代历史的“灭亡论”转变到了现代的“威胁论”,这个跨越是理解“三个自信”的重要历史基础。
3.独特的基本国情
中国有其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中国13亿人口中几乎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00万平方公里上,也就是居住于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腾冲的两点之间形成的这条东部连线,经济地理学上称之为胡焕庸
线。中国GDP的95%以上也是在这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的。因此,中国虽然拥有广袤的土地,但因为地理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中国被开发的土地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到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其中,第二个矛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列入了世界前茅,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繁杂性和严峻性仍然存在。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的GDP总量显示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显示中国是一个中等高收入国家,尚未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分析测算,中国的世界排名在90名上下,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象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之前两个“没有变”,也就必然导致第三个“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认识“三个自信”的时候,也必须清楚、全面地认识到这个基本国情。
二、中国发展中的文明跨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家,因此它的转型就显得尤为艰难。这个艰难一方面是出于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的侵略下倒逼出来的。因此,在思考中国文明跨越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
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个工业化在西方源自于工业革命,在中国源自于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探索,但真正的起步和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工业化进程;而它的大发展时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与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会有一定冲突。现代性是人们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理想认识。在西方,现代性源自于启蒙运动,源自于西方人对自身未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憧憬的理性王国。在中国,现代性是对未来生活发
展的一种憧憬,这种憧憬在历史进程中是分阶段实现的。在工业化发展的早中期,一个地区会因为社会转型而付出一定代价,这种代价相比较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来说,往往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就导致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不仅跟不上现代性,两者之间还很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如何把握对工业化成果的认识和对理想化未来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辩证关系,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环节,也是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重要依据。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一样,其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增长方式难免会带来工业性的环境污染。所以,现代中国生态问题的突出和早期工业文明所应用的手段是有直接联系的。同时,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给制度造成了一种失衡。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而社会文化和制度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式下的一个部分,这种失衡就导致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人们的收入、生存环境、观念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成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发展与生态、发展与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与我们的理想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更加理性、科学地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群体阶层之间分配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中国发展中文明跨越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必须以自觉的理性分析来把握。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是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要靠新的改革、新的发展去解决,这就是“三个自信”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客观认识。
2.中国发展面临的“元问题”
“元问题”就是问题背后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总书记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什么问题倒逼出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今天中国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元问题”的思考,“三个自信”确立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培育起问题意识。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认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科学的、完整的“三个自信”的确立。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如生态问题、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制度安排需要合理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和观念需要进一步突破,以转向更好的现代化前景。树立“三个自信”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一个转变,这就要求培育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今天的中国问题之复杂、之尖锐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我们要用新的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有一个认识问题的过程,认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对“元问题”的把握。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核心在于突破教条主义,走出“两个凡是”的桎梏,其讨论所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元问题”在哪里,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次对“元问题”的讨论和回答,使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第二次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中的“姓资姓社”问题,即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之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这个讨论进行了回答,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场讨论之后,中国的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随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
今天,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讨论,即改革应该走向哪里?中国的道路究竟在何方?这次讨论是被中国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倒逼出来的,而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怎样治理中国,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治理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完善与发展密切相关,和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信心坚持这条道路,去解决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3.社会转型中的文明模式转换
中国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要重新激发活力。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步下滑,预示着我们要重新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重新起飞。2007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4.2%;而今天中国的GDP增速在7.5%上下徘徊。那如何让中国的经济再次充满活力呢?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全面指的是
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调整,这两对基本矛盾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都致力于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今天,中国的改革跨越到了两对基本矛盾需要同时解决的时代,也就是既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要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整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对“元问题”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上层建筑问题,而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释放。
中国今天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经济层面的改革走向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又从制度层面的改革提出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改革,经济、制度、精神文明这三者都需要走向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需要制度现代化的支持与引导,制度现代化需要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理论的支撑,这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文明跨越,构成了中国的整体结构、整体前景和整体希望。
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者之间有着历史逻辑关系,它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逐步发展、逐步培育起来的。“自信”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内心”又源自于我们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支点在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