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第一篇：西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西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西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遵义市余庆县“四在农家”创建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各地干部群众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建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难点在于西部农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西部

农村如何向更高层次发展，向现代文明迈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个重大课题。遵义市余庆县从实际出发，在农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也为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创建思路的形成余庆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南部，是遵义、黔南、黔东南、铜仁四地州市的结合部，全县幅员面积1623.7平方公里。2001年，全县农村实现了整体脱贫，但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和落后的习俗成为阻碍建设新农村的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余庆县委、县政府在2001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中，派出百余名干部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白泥镇满溪村罗家坡村民组、小腮镇哨溪村大屯村民组，这些干部看到，农民成规模地种植红金橘增收致富，硬化庭院和连户路、改水、改灶、改厕，村容村貌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余庆县委把罗家坡和大屯的经验概括为“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并在全县选点示范。他们制订了每户找准一条致富路，建一幢宽敞的房子，有一套好的家具、家用电器，掌握一门以上实用技术，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八个一工程”，以及通电、通路、通水、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和改厕、改灶、改环境、建文化广播室、建体育娱乐场所等细化指标。罗家坡、大屯、桥底、后坪等试点村寨，在党政干部的积极引导下，用农民的双手和智慧使一家一户、一村一寨改变了面貌，农村文明程度得到明显提高。

余庆县“四在农家”创建思路的形成，有着现实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这种发展思路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余庆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农村家居环境面貌基本改变、农民精神面貌基本转变。

这种发展思路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余庆县28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80％。在整体脱贫后，农户虽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增长缓慢，多数农户还没有达到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在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阶段后，余庆县把发展重点放在了农村，“四在农家”创建就是该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

这种发展思路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实践载体。余庆县委和县政府在酝酿出台“四在农家”建设方案时，明确提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村党支部建设为核心。在实践中，依托村党支部建设，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有机统一起来，使这一活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载体。

创建的主要特点

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由实践创造并展现一种社会素质，说到底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本质的展现，人们不同的实践活动创造着不同的文明。余庆县有400余年建县史，一座座山寨，传统文明留存较多，而且惯性很强。如何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容回避的问题。余庆县实施的“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就是推动这一转型的主动抉择。这一举措与其他辅助性措施相互配合、交融演进，正在播洒一团团现代文明的火种。“五通三改三建”虽然侧重的是物质文明建设，但其中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从启动到展开都以思想道德建设为精神动力，以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智力支持。“四在农家”既包括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要求，也包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要求，而且也契合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要求。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发生了变化。村组道路和通信手段的改善、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及改水、改电等，既促进了生产，又方便了生活。二是农业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大乌江镇的农民长期以手工劳动和自给自足为主，自然经济与半自然经济的比重较大，这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极为缓慢。在建设中，他们大力发展庭园经济，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目前，余庆县180个示范点的耕地经营结构调整面达60％以上，庭园经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达7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三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创造条件搞多种经营，不断提高产业化水平，特色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深加

第二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有益探索（范文模版）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有益探索

——贺州市建设五保村的实践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17:19作者：李达球

五保户是农村的一个庞大的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我们贺州市委、市政府把兴建五保村，对农村五保老人实行集中统一供养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一个有效载体，在全市范围内狠抓五保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民政部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

２００２年７月初，我市所辖三县一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一些五保户的住房也受到损坏。在抗灾救灾过程中，我市钟山县在受灾严重、五保老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兴建了６个五保村，对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实行就地集中供养。这些五保村以自我管理为主，村委会协管，村民帮助，民政引导。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民政厅有关领导在对五保村的调研中深刻认识到，这一新的供养模式，使入住老人“离家不离村、离土不离乡”，居有其屋、食有其源、乐有其所，既符合风俗民情习惯，也便于照顾和管理。

为了把这项“民心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市委从实际出发，多次进行专题调研，反复进行讨论，确定了全市五保村建设的总目标，即用两年的时间，兴建７２１个五保村，使全市农村１．８万多名五保老人都住进五保村，全面实行集中供养。五保村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就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完成。为切实抓好五保村建设，市委、市政府一方面加强领导和规划，根据行政村、自然村的分布情况和五保老人的现状，精心编制了贺州市五保村两年建设发展的规划图，要求市、县（区）相关部门明确职责，密切配合，齐抓共建；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资金的落实，是五保村建设工程顺利推进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既坚持发挥政府资金主渠道的作用，把五保村建设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又充分依靠社会的力量，形成了市县财政出一点儿、争取自治区民政厅资助一点儿、挂村单位帮扶一点儿、社会募捐一点儿的合力，使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典型引路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成功经验。我们抓住自治区民政厅在钟山县召开“全区五保村建设现场交流会”的契机，大力推广他们建设五保村的经

验。同时，要求各县（区）都抓好１—２个示范乡镇，每个乡镇抓好２—３个示范村，通过抓示范、树样板，实行“点”、“面”结合，整体联动、整体推进。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目前全市已动工兴建五保村６１１个，占规划建设总数的８５％，其中已建成５７３个，入住５３０个，安置９６３５人，大大推进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通过五保村建设，村级党组织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村务工作上了新台阶，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广大农民的尊老、敬老、爱老意识不断增强，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新型生育观念、生活观念逐渐形成，农民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委书记）

第三篇：有益的探索

有益的探索

——对循环大课堂的一点思考

叶嘉风

接触高效课堂模式一说，非自去北门中学观摩现场课始，而是在全国（荆州）新课改经验交流暨高效课堂现场观摩会上。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山东昌乐二中校长赵丰平的报告《高效课堂——素质教育的新突破》；兖州一中校长杜金山的报告《循环大课堂模式介绍》；杜郎口中学副校长张代英的报告《杜郎口中学的学校管理与评价机制及“三三六自主学习”高效课堂模式的具体操作》。观摩了一节“271模式”现场英语课，一节“循环大课堂模式”语文现场课。说实话，当我看到会议目标赫然写着：“高效课堂——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时，我是有疑虑的。再者，我对时下流行的模式说，一直不以为然，因为世界多元多变，复杂的精神活动岂可以所谓“模式”范之？终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不过，两天下来，我有了耳目一新之感，有了跃跃一试的冲动。北门中学敢为荆州先，有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弃毛笔用钢笔一样，从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入手，实行“循环大课堂模式”，课改力度之大令人刮目。我两次去北门中学观摩学习，看到的是生动活泼的课堂，相比传统的做法，那真是另一番“风景”。表面上看，教师的作用似乎淡化了，实则不然：如何依据认知规律编制学案，如何有效地组织课堂，如何激发学生的创造力，都离不开老师的引领，从而对老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课堂教学的改革，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这是因为：再好的理念，再好的教材，都要通过课堂这个形式去体现其价值。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也特别关注老师的“教”，我们推举或组织观摩了那么多的优质课，不都是在研究怎么“教”吗？至于学生怎么学，当然也有研究，还不乏很有价值的研究，然而，终是以“教”为出发点来研究“学”的，课改陷于了两难的境地。新课改的先驱者们，依据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放眼于宏观，着手于微观，重新审视课堂，以“学”为出发点去研究“教”，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由此，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模式。虽然提法各异，其主旨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真正把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体，真正步入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才是以人为本呀！

我们不妨看看昌乐二中“271”模式的构成：学习内容上：20%自己学会；70%合作学会；10%老师教会；学生组成上：20%特优生；70%优秀生；10%待优生；学习时间上：预习、展示、反馈（依次“271”）。试想，有了这样的课堂，“解放了”的学生的参与性、投入性、精彩性、深刻性，就可以预期了，说它是高效课堂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这样的课堂改革，既是勇者的探索，也是有益的探索，成功与否，需要决策者的勇气，需要广大教师的努力，更需要在实践中完善。

第四篇：西部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思考

西部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思考

xx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国家扶贫重点县之一，农业人口占93%以上，由于自然条件严酷、经济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偏低、基础设施落后，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格外艰巨。因此，要在像xx县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要从当地农村实际、农民现状出发，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好一切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机遇，改善农村基础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有序、稳步推进。

一、切实把握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这一要求重点突出，目标明确，内容丰富，内涵深刻。贫困地区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要紧紧围绕这一要求，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要求的科学内涵，既注重发展农村生产力，又注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既注重农村经济建设，又注重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做到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外在形象与内在素质相融合。就通渭来说，实现这一要求，一是要抓住“生产发展”这个核心，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立足全县农业和农村发展实际，围绕马铃薯、草畜、小杂粮等优势产业，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要抓住“生活

宽裕”这个根本，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等综合性措施，加大扶持力度，从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使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改善农民消费结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三是要抓住“乡风文明”这个重点，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眼于培养新型农民，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破除封建迷信、赌博、不讲卫生等不健康文化与不良习气，在农村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四是要抓住“村容整洁”这个关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路、电网、通讯、广播电视、教育、医疗卫生和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面貌。五是要抓住“管理民主”这个保障，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和主体地位。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教育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二、切实发挥好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农民素质不高、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不强，一直是西部贫困地区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西部贫困地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

须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和文化事业，加强农民劳动技能培训，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参与发展决策的能力、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能力和争取相对有利的政策地位的能力，调动和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是要加大宣传和投入力度，认真制定实施农民教育培训计划。要加大农民教育培训的宣传力度，使农民认识其重要性，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培训。要把农民教育培训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致富的希望工程，纳入结构调整的内容之中，争取并加大经费投入，制定培训计划，整合党校、农广校、职校等教育资源，采取基地培训、政府资助、企业订单、市场运作等方式，认真实施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使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二是要着力巩固和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培养农村未来新型农民。要抢抓国家在扶贫重点县率先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的机遇，努力整合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为农村孩子提供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农村适龄孩子小学、初中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使农村未来农民都能够接受基础教育。三是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对农村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要把农村现有劳动力的培训作为一件大事、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综合培训效果。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强对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促进科学种田、科学养殖，切实把农业发展转

入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围绕农村劳动力组织输出和转移就业，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规模，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就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增强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同时，要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积极利用农民工流动和进城就业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示范带动作用，使农民在打工挣钱的过程中学习先进性技术、增强劳动技能。四是要建立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要在继续增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发挥基层经济技术服务部门作用的同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村公益性设施建设和推动农村基层志愿服务活动。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引导、鼓励和扶持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组织，为广大农民提供有关农业政策、科技知识、市场信息和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增强农民适应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发挥农民在结构调整中的主观能动性。

三、切实利用好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大好机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和难得机遇。西部贫困地区要抓住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大好机遇，积极争取各类建设项目和资金，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一是要着眼于解决农村坡耕地多、生态环境

差等问题，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继续加大梯田建设力度，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农田产出率。推广良种良法，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强农业标准化作业，改善农业技术装备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的优质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切实抓好小型灌区节水改造、集雨节灌、淤泥坝等为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搞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继续实施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稳步推进封山禁牧，优化农村生态环境。二是要着眼于解决行路难、饮水难等问题，切实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畜饮水解困工程取得的成果，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特别大力争取实施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加快普及农村沼气，以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大力争取实施通乡油路、通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等道路建设项目，改善农村交通条件。继续完善农村电网，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通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远程教育信息工程，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三是要着眼于解决看病难、文化生活欠缺等问题，切实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积极争取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项目，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加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贫困地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典型示范、分步推进的原则，科学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要结合当地农村实际，从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村班子建设等多方面考虑，选好新农村试点，把新农村试点放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的村和那些已经建设的小康示范村。

四、切实解决好贫困村和贫困户脱贫致富等重点难点问题 西部贫困地区要特别注意帮助落后村、贫困村解决发展难题。要继续争取实施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加大力度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抓好贫困村的劳动力转移培训，扶持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村调整产业结构，拓宽贫困农户的增收渠道。要扩大扶贫工作的覆盖面，既要帮助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又要最大限度地涵盖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口，帮助他们克服脆弱性，实现解决和巩固温饱的双重目标。特别要注意帮助农村贫困群体，对贫困农户建档立卡，逐户落实帮扶措施。要在继续加大财政扶贫力度的同时，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充分发挥信贷资金作用，动员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以投劳、投资等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要积极争取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及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等项目，将那些因条件受限难以脱贫致富且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户，采取整体搬迁的方式，逐年向小城镇或发达地区迁移，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第五篇：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调研报告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

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

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

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