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
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
1951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指出单独组织农村信用社,统一由银行领导,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试办各种信用合作组织。
195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形式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通资金问题的规定》,决定将设立在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公社信用部。
1959年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原来的信用社从公社信用社分出,下放给行产大队,成为信用分部,由行产大队和公社信用部双重领导。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信用社是农村人民的互助组织,是国家银行的助手,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提出信用社既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
197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建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中有关信用社问题的报告》,同意将农村信用社更改为“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办理农村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
1980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银行工作时指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好,搞成'官办'的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集体的金融组织。信用社应该在银行的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要办的灵活一些,不应受银行一套规定约束,要起民间借贷的作用。如果把农村信用社搞活了,供销社搞活了,农业责任制搞活了,三者一配套,社员的家庭副业也就搞活了,这将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1984年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发〔1984〕105号)文件指出:“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这项改革的领导,注意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信用社的隶属关系。”建立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农业银行对信用社的领导通过县联社去实现。
198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发〔1985〕1号)文件指出:“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所组织的资金,除按规定向农业银行交付提存准备金外,全部归自己使用。在保证满足社员农业贷款这后,可以以余款经营农村工商信贷。可以跨地区开展存贷业务。信用社之间、信用社与各专业银行之间可以发生横向业务联系。存放利率允许参照银行所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有的可以接近市场利率。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并接受农业银行领导。”
198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发〔1986〕1号)文件指出:“农村建设资金,除国家增加农业投资外,主要靠农村自身的积累。提倡各地合作经济组织从当年收入中适当提取公共积累,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鼓励群众投资兴建各种生产设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要制定不同区域和产业的信贷政策。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改造。中央去年一号文件对信用社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国务院有关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各项规定,应逐项落实。不得向信用社下达指令性转存款指标,保证信用社多存多贷。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
1987年 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信用合作社必须改革官办的积弊。信用社在遵守国家金融法规的前提下,民主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家银行及各级政府均不得干预其资金营运的自主权。信用社交纳准备金比例降到与专业银行一致;存贷款利率可以比照国家的基准利率,按市场资金供求状况适当浮动;业务范围可以与其他基层金融组织适当交叉。县联社的体制改革,应在保证基层信用社合作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多样试点。农业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在互等互利基础上,为信用社提供服务和相互代办委托业务。”
1993年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文件指出:“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制定《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并先将农村信用社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基层信用社的联合组织。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只在县(含县)一下地区组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向农村合作银行参股,但不能改变农村合作银行的集体合作金融性质。”
1996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成立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确定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改革的步骤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
1997年2月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姜春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就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改革、人民银行加强监管、组建行业自律组织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1997年6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办发〔1997〕20号),要求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县联社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增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专门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
1998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整顿规范管理工作意见》(国办发〔1998〕145号),要求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清产核资,按合作制进行规范改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组建农村信用社县以上行业自律组织,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功能。
1999年4月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根据需要,逐步组建地(市)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全国各省建立信用合作协会,主要职能是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2000年7月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同意,人民银行和江苏省政府在江苏全省进行了信用社改革试点。在明晰产权、完善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全省信用社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市)联社入股基础上,组建了江苏省联社。
2002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02〕5号),提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是明确产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人口稠密地区和部分粮棉主产区,具备条件的可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建立县一级法人体制。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少数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可进行股份制改造。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监管由银行监管机构统一负责。各省政府要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指导本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加强自律性管理,并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
2003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发〔2003〕3号),提出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总的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
2003年6月27日 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国发〔2003〕1
5号),文件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2003年8月18日 国务院召开试点省(市)政府负责人座谈会,黄菊副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黄菊副总理高度评价了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要求各有关方面要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性;要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现实需要出发,充分认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必要性;要从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经营管理,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角度,充分认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紧迫性。黄菊副总理在会上提出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改革;二是必须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三是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四是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同日,银监会、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会议对改革试点实施的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8省(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2003年9月中旬 为了解各地对8.18会议有关精神落实情况,督促和指导8个试点省(市)做好改革试点工作,银监会专门派出5个工作组分赴8个试点省(市),对会议精神贯彻和改革试点方案准备情况进行调查了解。银监会副主席李伟带队至吉林省进行调研和指导。
2003年10月10日至11日 为及时掌握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进展动态,交流情况,分析问题,相互借鉴,进一步推动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银监会在重庆组织召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省(市)情况交流会。8个试点省(市)政府分管秘书长、银监局分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国务院、人民银行及财政部有关同志参加。银监会副主席李伟参加会议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听取了8个试点省(市)改革试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研究讨论了前一阶段改革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对试点工作进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2003年11月中旬 8省(市)人民政府陆续完成并上报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03年12月 银监会完成对8个试点省(市)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审核工作,批复同意其试点实施方案,8省(市)改革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200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主持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改革试点进展情况汇报,对前一阶段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步实施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黄菊要求各试点省(市)人民政府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调研、督促推进,在具体实施中要突出信用社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以及增强服务功能等重点,在改革中要注意风险,保持稳定。同时强调,要切实做好新闻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信社职工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2003年12月30日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挂牌成立,这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以来成立的第一家省级联社,也是全国第七家省级联社。
2004年1月7日至8日 为贯彻落实黄菊副总理在2003年12月26日听取银监会工作汇报时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银监会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8个试点省(市)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交流情况,部署工作,释疑解难,推进试点。会议邀请了中农办、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委同志参加。银监会副主席
李伟主持座谈会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黄菊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并结合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就贯彻落实黄菊副总理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04年3月4日 首批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共向8省(市)272家联社发行中央银行专项票据119亿元。
2004年3月25至26日 银监会在山东召开第三次改革试点座谈会。会议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围绕改革试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对改革试点的阶段性总结工作作了部署。
2004年5月24日 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成立,这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启动后,成立的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也是全国第二家农村合作银行。
2004年6月5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4〕48号),明确了农村信用社在交由省级政府管理后,银监会、人民银行、省级政府和农村信用社省级管理机构在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风险防范和处置方面的职责分工。
2004年6月14日 银监会向国务院上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总结报告。
2004年6月24日 黄菊副总理听取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情况的汇报,指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效果,并强调要在总结8省(市)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
2004年8月13日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成立,这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启动后成立的第一家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全国第四家农村商业银行。
2004年8月17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04〕66号),意见在认真总结8省(市)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指导原则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以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宗旨,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围绕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扩大支农效果这一首要目标,逐步推进和完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信用社加强内部控制,改善经营机制,将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具有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和自担风险能力,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企业。《意见》还对进一步做好8省(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要求,并明确了扩大改革试点的范围和工作要求。
2004年8月30至3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黄菊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交流了8省(市)改革试点的工作经验,并分别就8个先期改革试点省(市)和扩大试点的21省(区、市)下一步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提出了要求。
农村信用社改革30年
2008年是我国经济改革30周年,农村金融改革也走过了30年历程。在这30年中,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个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改革调整中发展的阶段(1980年-1996年8月)。主要体现在对于合作社“官办”体制的反思和初步调整。1979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行长会议对信用合作社“官办”体制弊端作了认真剖析。1982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重申信用合作社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198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提交的《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报告指出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1989年,信用社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主要开展强化内部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活动。在这一阶段,通过清股、扩股,密切了信用社与社员的经济联系,经营管理体制有了明显改善,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
第二阶段:信用合作社独立发展阶段(1996年8月至2003年6月)。1996年8月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合作制原则重新规范,标志着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重新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此次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改革的步骤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按照合作制的原则进行规范,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996年的改革启动了农信社以产权明晰为主旨的产权制度调整,初步形成了农村信用社自求发展、自我约束、自主决策的经营机制;基本理顺了农村信用社和央行及农行的关系。
第三阶段:深化改革阶段(2003年6月至今)。2003年6月27日,在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将山东省等8省市列为试点单位,自此拉开了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序幕。该方案明确指出:“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度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农村信用社省(市)级联社。2003年银监会成立,农信社的监管职能转入银监会。
2003年以来的试点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抗风险能力有了较大变化;不良贷款率下降,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农信社经过2003年以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以往资产质量低、金融风险大、经营效益低下的局面,农村合作金融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1978年以来,农信社自身定位、业务功能、经营模式、管理体制等都在不断的频繁变动之中,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对农信社改革的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是否是合作制。合作制最核心的条件有四:自愿性、互助共济性、民主管理性、非营利性。尽管我国决策部门一直强调农信社要坚持合作制,但历史事实表明,农信社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首先,农民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并没有遵循自愿性原则。其次,合作社本来应该坚持互助合作的原则,但是农信社与社员之间的贷款程序与商业银行基本相同,非社员贷款占到50%左右。再次,农信社不符合民主管理的原则,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民主管理,其内部人员配置和经营决策带有浓厚行政管理色彩。最后,信用社本来应该“主要为社员服务”,不以营利为主要目标,但是信用社已经明显地商业化,演变为一个追求营利目标的股份制金融机构。
二是未来的农信社改革是否需要坚持合作制,重新回到合作制。这个争议涉及农村信用
社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在2003年之前,有关监管当局一直把农信社的改革定位于恢复真正的合作制,其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也是按照合作制的架构来设计。在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于历史上农信社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合作制,因此回到合作制的目标模式成本极高,而且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三是管理体制的选择。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建立全国性的管理机构,模仿供销合作社组织,全国联合统一管理全国信用社的经营方针;第二是全国协会模式,属于相对松散型的行业管理;第三个意见是主张模仿美国模式,存在独立的监管机构和独立的存款保险基金;第四个是省联社模式,属于紧密型行业管理和纵向管理。2003年后的改革,实际上采取了第四种意见。但是紧密型管理意味着权力的集中,而缺乏监督的集中意味着官僚主义、低行政效率和寻租行为。省联社的制度在实行后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
目前农村信用社体系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一是农信社的历史债务包袱沉重。二是农村信用社产权模糊,官办色彩仍较浓厚。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清,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是纯粹的股份制。名义上信用社为入股社员所有,由于社员股金数额很小,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很低而且分散,难以体现社员对信用社的所有权。农村信用社从产权到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手里,这违背了合作社成立的初衷。三是经营亏损普遍比较严重。相当大比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状况不佳,信贷资产质量差,亏损严重,一些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难以持续经营。四是农信社内部治理存在问题。农信社的产权结构分散,股东权益得不到保证,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过度干预导致董事会、监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流于形式,缺乏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五是省联社的管理体制不合理。省级信用联社本来只是一个比较超脱的行业性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但往往直接从事业务经营活动。基层社、县级联社、省级联社之间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代理关系,联社既是行业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充当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存量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定位和多元化的产权构建。未来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趋势,是鼓励各地区农信社寻找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坚持产权制度改革模式的多元化和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同时,明确农信社的功能定位,承认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和股份化趋势,不再执著于“合作制”的原教旨主义观念。农信社应定位于建立真正的社区银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扩大投资股的比重,改善内部治理结构,使农信社真正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同时,未来的农信社还要加强跨区域的资源整合和竞争,打破地区垄断局面,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实力。
第二篇:农村信用社改革
概述
农村信用社改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将农信社的管理交由地方省级政府负责;二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扩大入股范围,提高入股额度,产权形式可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形式,组织形式可采取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法人和两级法人等模式。改革实践
1.2003年以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到中下贫农管理,又到农业银行管理的多次改革。中国农业银行在1979年恢复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其下设机构。1984年,国务院审批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这次改革强调农村信用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合作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但恢复“三性”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还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计划进行。90年代后,国务院要求农村信用社要逐渐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1993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开始各自独立办公;199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完成了与中国农业银行的正式脱钩,并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
2.自2003年起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及评价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方案再次启动了农村信用改革的新一轮创新,试点工作在浙江等8个省进行,该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即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帮扶信用社。2004年8月底,将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到了2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8月,随着最后一家省级合作社的正式挂牌,我国新的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这次改革在产权和管理权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首先是强调信用社的商业化、市场化,其次是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权力的下放有利于因地制宜,但也增加了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性控制,同时容易引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2现状分析
产权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采取多样化方针,各地区根据自身发展水平以及信用社自身状况来选择不同的产权模式: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实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商业银行模式改造条件的信用社可以选择合作银行模式在人口相对比较稠密
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对其他还达不到条件的地区,可继续实行原先的体制,同时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并对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这样,我国农村信用社出现了三种新型的基本发展模式:农村信用社制度框架内重组模式、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和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各地都有不同选择。但在管理模式上,除北京、天津、上海外,各地基本上都选择组建了省级联社。当前问题:首先,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是一种混合产权模式,出资方主要是各级政府,监管方面还是以政府指导为主,产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信用社的性质还存有“官办”金融机构的迹象。
其次,在管理模式上,各省级地方政府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易于行政管理的联社模式,这造成了信用社不是对股东和社员负责,而是对上一级的联社负责,同时也伤害了农民参股入社的积极性。
最后,在股权设置方面,农村信用社的“非农”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排挤小股民和农民股民的现象,改变了信用社“支农惠农”的核心目标。
资金运营
(1)资产情况。2000年以后,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规模开始迅速加大,但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8%的标准要求。从2004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再次出现增资扩股高峰,资本充足率有明显提高趋势,可以预见资本不足的问题不久将会得到解决。不良贷款近年来也有所好转,但由于大多数是属于历史积累,在短期内很难收回,这就使得各个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50%,成为信用社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2)负债情况。从信用社的负债总体来看,农民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蓄者,其存款额大约占到信用社总存款的70%。从存款流动性和结构来看,信用社保持较高的流动性水平,但流动性较高的同时也削弱了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尤其是上存制度限制占用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放贷规模。
(3)盈利情况。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脱离出来后,一方面被转嫁了许多沉重历史包袱,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大,挤压了信用社的盈利空间,而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使得社盈利水平长期处于低位。
内部治理
(1)1996年中国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农村信用社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核心治理制度。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决策并向信用社经营层提出经营目标和战略方针;监事会负责对经营层的监督管理。代表大会负责理事
会和监事会的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对代表大会负责。三会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农村信用社体系上自上而下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县级、乡镇级,该体系的采用自下而上的所有权控股方式。
(2)当前问题。首先,农村信用社“三会”制度形同虚设。社员代表大会没有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自身受到信用社的控制和操纵。理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建立,理事会受到上级的控制,监事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有效的内部监管,信用社的经营活动更多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
其次,省级联社控制制度与法人产权治理机制相互矛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三权分立模式,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信用社股东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配问题。但改革中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造成了各省都毫无例外的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这为地方政府控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地方金融提供了机遇,制约了不同产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权力。
最后,管理水平有限,管理效率不高。农村信用社职工的文化水平不高,在放贷时不能准确有效的向农户传达信贷信息,同时存在机构冗余、人员庞杂的现象,行政成本高而经营效率低下。
监管状况
(1)建国之初,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供销社共同监管,监管的内容多是对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的规范。80年代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中国农业银行负责监管,监管手段多是强制性的行政式命令。199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开始逐步脱离农业银行的附属地位。
(2)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确定了监管的总体原则。2004年银监会经国务院审批下发的《关于明确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权责分工的通知》经一步将监管体制中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的权责明确。
(3)当前问题。首先,没有有效的执行对省级联社的监管工作。随着国家将农村信用社的权力逐步下放给省级政府,省级联社的特殊地位就必须要有更高层的国家机构严格管理,这方面银监会监管不完善,管理基本还是流于形式。而是否应当建立专门的全国性信用社监管机构还需讨论。
其次,信用社与监管部门关系不畅,没有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当前信用社还处于改革发展初期,很多业务还不规范,因此对监管机构存有戒心。而监管者也没有主动建立与各级信用社的有效沟通机制。
最后,监管体系中忽略“三会”制度。“三会”中的内部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与外部的监管部门内外呼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信用社管理层的附属机构。3改革对策
1.明晰信用社产权关系,推进多元化产权模式。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主要是法人产权的概念迷糊不清,入股农民社员享受不到自身应有的权力,甚至连基本的监督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推进多元化产权改革,分散股权,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克服“一人说了算”的内部控制机制。具体来说,要求信用社在原有社员的基础上,更广泛的吸收当地的农民农户、个体工商业者、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资金,甚至可以吸收外地资本、外资企业的资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2.增加大额贷款数量,建立区域资金流通机制,提高信用社盈利能力。解决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键是提高信用社自身的盈利能力。历史债务包袱重和小额信贷利润低是信用社提高盈利水平的两大难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适当提高利差相对较高的大额信贷的数量,优化信用社的负债结构,降低资金过剩流动性的同时提高信用社的收入。其次是要建立区域间的资金流通机制,适当放宽信用社之间的头寸交易,进而保证资金过剩的信用社可以及时将资金流通到资金缺乏的信用社。
3.确立“三会”在内部治理的核心地位,减少政府部门对信用社的干预,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一方面必须确立社员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同时增强农户和企业股东的参与意识,保证信用社真正反映大多数社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制度,保证其对理事会的监管权力。同时,政府部门要逐渐弱化自身的经营决策者地位,改变农村信用社的一元决策体制,推进多元产权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吸纳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的同时,更要加大在职员工的培训力度,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健全信用社监管体制,逐渐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明确外部监管机构的主体地位和各自职责,包括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银监会、中央银行。这其中必须强调银监会监管的核心地位,在协调好与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同时,更要监督约束政府部门对信用社经营的干预。其次,加强内部监事会的作用。完善的监事会制度一方面可以帮助社员代表大会监管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与外部监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管体系。最后,建立信用社行业的行业自律机构,这便于各个信用社之间的信息沟通,自律自治。
5.国家配套优惠扶持政策,信用社自身建立风险控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的竞争力。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历史债务还未解决,信贷资金不足、盈利水平低下、管理体制不健全,因此国家的惠农政策中应当考虑对农村信用社政策上的偏向,比如适当的扶持偿还历史债务,减免税金,制定三农信贷的专项优惠利率。同时,信用社自身也应当进一步加强风险的评估和控制意识,减少坏帐和不良贷款,这样,依靠国家政策和自身管理的提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就能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农村金融系统的绩效。
6.完善农村信用社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信用社进一步改革的有法可依。对于农村信用社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明确多元产权的法律地位,这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性
问题,是改革从根本上得以推进的关键;其次,在具体业务方面制定严格的操作办法和处罚措施,并由银监会统一监管;最后,信用社、各级政府、银监会等不同部门的权责范围要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表述,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权责分明、各司其职,防止越权管理和推卸责任的现象出现,最终保证以农村信用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系统改革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4改革概况
改革并不等于说我国不需要合作制农村信用社,或国际规范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无法生存。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然是各国金融业中不可或缺的生气勃勃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和存在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在于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业面临的现实是:商业银行战略转向、机构网点收缩;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金融需要;农村信用社也面临重组、改造,甚至撤并;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日渐活跃。因此,完全有必要发育一大批农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也应区别情况进行可行的合理的改造。为此,国家决心将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进行规范,并明确提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造应当是一个在国家适度推动下的自然过程。
第三篇: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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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1951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指出单独组织农村信用社,统一由银行领导,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普遍试办各种信用合作组织。195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形式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 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通资金问题的规定》,决定将设立在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公社信用部。1959年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加强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原来的信用社 从公社信用社分出,下放给行产大队,成为信用分部,由行产大队和公社信用部双重领导。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信用社是农村人民的互助组织,是国家银行的助手,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197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提出信用社既是集体金融 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197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 《关于建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中有关信用社问题的报告》,同意将农村信用社更改为“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农 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办理农村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1980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银行工作时指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好,搞 成'官办'的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集体的金融组织。信用社应该在银行的领导 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要办的灵活一些,不应受银行一套规定约束,要起民间借 贷的作用。如果把农村信用社搞活了,供销社搞活了,农业责任制搞活了,三者一配套,社 员的家庭副业也就搞活了,这将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1984年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发〔1984〕 105号)文件指出: “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 挥民间借贷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这项改革的领导,注意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信 用
贷。可以跨地区开展存贷业务。信用社之间、信用社与各专业银行之间可以发生横向业务联系。存放利率允许参照银行所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有的可以接近市场利率。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并接受农业银行领导。”
198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发〔1986〕1号)文件指出:“农村建设资金,除国家增加农业投资外,主要靠农村自身的积累。提倡各地合作经济组织从当年收入中适当提取公共积累,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鼓励群众投资兴建各种生产设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要制定不同区域和产业的信贷政策。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改造。中央去年一号文件对信用社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国务院有关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各项规定,应逐项落实。不得向信用社下达指令性转存款指标,保证信用社多存多贷。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
1987年 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信用合作社必须改革官办的积弊。信用社在遵守国家金融法规的前提下,民主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家银行及各级政府均不得干预其资金营运的自主权。信用社交纳准备金比例降到与专业银行一致;存贷款利率可以比照国家的基准利率,按市场资金供求状况适当浮动;业务范围可以与其他基层金融组织适当交叉。县联社的体制改革,应在保证基层信用社合作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多样试点。农业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在互等互利基础上,为信用社提供服务和相互代办委托业务。”
1993年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文件指出:“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制定《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并先将农村信用社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基层信用社的联合组织。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只在县(含县)一下地区组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向农村合作银行参股,但不能改变农村合作银行的集体合作金融性质。”
1996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成立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确定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改革的步骤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
1997年2月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姜春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就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改革、人民银行加强监管、组建行业自律组织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1997年6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办发〔1997〕20号),要求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县联社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增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专门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
1998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整顿规
范管理工作意见》(国办发〔1998〕145号),要求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清产核资,按合作制进行规范改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组建农村信用社县以上行业自律组织,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功能。
1999年4月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根据需要,逐步组建地(市)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全国各省建立信用合作协会,主要职能是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2000年7月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同意,人民银行和江苏省政府在江苏全省进行了信用社改革试点。在明晰产权、完善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全省信用社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市)联社入股基础上,组建了江苏省联社。
第四篇: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大事记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大事记
199
210月 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199
310月1日起,事业单位实行工资制度改革。
1996
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要把事业机构改革提到重要的日程”,并且对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的方向再一次做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提出了“根据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分类进行改革” 的初步设想,“对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性质应为企业,但现在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原则上应改为企业”。
1998
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2号发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2000
8月 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为此,要以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逐步建立适应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
200
12001年,中央编制办公室专门组织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分类管理调研组”,设计出新的分类体系:一类是承担政府行政行为或为政府行政行为提供保障事务职能的单位(可称为行政保障类);二类为承担国家交办的发展公益事业或准公益事业、基础性任务,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单位(可称为公益类);三类为从事有偿性经营服务、具有自我发展能力、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可称为经营类)。
200
2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提出“事业单位除按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以及转制为企业的以外,都要逐步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200
46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1 号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200
54月 中编办下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6月 无锡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全力实施改革攻坚七项重点工作的决定》。决定按照“分类定位、分开管理、分别改革”的要求,稳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并以“管办分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改革。12月,无锡市在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实施管办分离的改革探索,分别成立了市医院管理中心、市学校管理中心、市文化艺术管理中心、市体育场馆和训练管理中心。将本行业市属非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统一划入中心,实施集中管理。
2006
2月9日,人事部发布实施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次就事业单位进人问题作出的专门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从2006年起,所有事业单位的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
7月,中央编制办经国务院批准,制定了《关于事业单位分类及相关改革的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从此“分类改革”正式成为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
11月17日,人事部又正式公布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对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2006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
2007
7月 深圳市事业单位改革启动,其主要思路是:在事业单位中普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管理层、职工大会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逐步实现事业单位职级制,推行职员制;对于可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将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完成。
2008
2月 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
年中,无锡市的管办分离改革进一步拓展到公园景区、市政公用、广电、报业等领域。在体管中心实施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探索,在市政公用养护领域实施管养(干)分离的改革探索,在广电、报业领域实施了宣传与经营两分离的改革探索。
年底,广东起草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拟为其后的养老制度改革铺路。然而,此方案刚一提交各事业单位内部征求意见,“就引起混乱和不稳定,一些人直接写信给省委领导,大批人申请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
2009
1月,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
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12月 中办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0
6月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提出,要“遵循放开搞活、分类指导和科学规范的原则,深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扩大和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同时要在选拔任用、收入分配、人才流动等领域进行配套的制度创新。
10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再次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201
13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号)正式发布。
6月2日,全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确定了改革时间表。
8月5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办发【2011】37号),推出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9个配套文件。其中的《关于事业单位分类的意见》,按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财政有关政策的意见》提出了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
9月,中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派出五个工作组,赴各地调研了解《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各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开展情况。
第五篇:中国电信业改革大事记
中国电信业改革大事记
·1988年6月,国务院领导提出通信发展要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形成了全社会支持通信发展的合力;同年11月,国务院确定邮电体制改革“三步走”的方向:第一步是对邮电物资等管理机构完全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步是逐步实现邮政、电信专业分别核算,转移职能;第三步是条件成熟时,从上至下实现邮政、电信分营和政企分开。
·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启开了我国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的序幕,中国电信业市场化改革进程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93年8月国家放开经营部分电信业务,向社会放开经营无线寻呼、800兆赫集群电话、450兆赫无线移动通信、国内VSAT通信、电话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电子信箱、电子数据交换、可视图文等业务。
·1994年1月,经国家经贸委批准,吉通公司成立,被授权建设、运营和管理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即“金桥工程”),与原中国电信的CHINANET展开竞争。
·1994年7月,当时的电子部联合铁道部、电力部以及广电部成立了中国联通,被赋予打破“老中国电信”垄断地位的重任,但主要还是经营寻呼业务。
·1995年4月,电信总局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的名义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其原有的政府职能转移至邮电部内其它司局,逐步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1997年1月,邮电部作出在全国实施邮电分营的决策,并决定在试点基础上,·1998年在全国推行邮电分营。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在纽约和香港挂牌上市。·1998年年初,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国务院的部署,中国电信业进入了以“政企分开、破除垄断、引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改革进程。
·1998年3月,国家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
·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进行拆分重组,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1999年4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立。
·2000年9月,国务院批转信息产业部关于地方电信管理机构组建方案。到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通信管理局全部组建完毕。
·2000年12月,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至此,中国电信市场七雄争霸格局初步形成。电信、移动、联通是市场中三个大玩家,而网通、吉通、铁通则一直扮演着陪练的角色。
·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WTO。为增强我国电信业的竞争实力,更好地应对“入世”所带来的挑战,当月,国务院批准新一轮电信体制改革方案。
·2001年10月,中国电信南北拆分的方案出台。拆分重组后形成新的5+1格局,这五大电信巨头包括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以及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
·2004年初,国务院正式决定,铁通由铁道部移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管理,并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独立运作。
·2008年5月23日 中组部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网通宣布了最新的电信运营商人事任命。意味着持续几年的电信重组正式开始。新任命和公司调整如下: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并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目前仍将保持相对独立运营。王建宙继续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党组副书记;张春江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有副总经理继续留任;同时新增赵吉斌、张晓铁、李正茂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将收购联通C网,王晓初出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兼总裁,尚冰任党组书记;中国联通将与中国网通合并,常小兵任新联通筹备组组长,左迅生为新联通筹备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