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5篇

第一篇：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关系

摘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概念不明晰，有的甚至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事实上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明确二者的异同，对于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从追溯西方人本主义起源，探寻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以及辨析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三个方面着手来探讨科学发展观的人本主义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关系。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人本主义 关系

我党第一次公开使用“以人为本”这个概念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坚持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对此社会各界予以了广泛重视和拥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阶段新形势下，从我国经济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深入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才能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概念不明晰，有的甚至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事实上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因此辨析二者的异同，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而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西方，人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自然界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所关注的主要话题是世界万物的共同本原问题，而人类本身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开始发生转变，改变了以往主要解释自然的取向转而研究人类本身，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转向了人，人们对自身的探索拉开了序幕，西方人本主义经近代人本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之间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发展达到顶峰。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流派纷彩异呈，各有建树，相互砒砺，但都以人为视界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的是人本的回归。其特点主要有:

第一、注重作为人的个体的内在体验。他们认为比认知真理更加重要的是人的个体感受，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正是由于主体独特的内心体验与感受。他们反对抽象地谈论人，因为研究“类”的人是徒劳无益的，只有个体感受才是真实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代人本主义的内心体验是“神秘的意志情感，性能自觉，不服从任何规律，更多地带有悲观色彩”。

第二、反理性和反传统。无论是率先举起反理性大旗的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还是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也不管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的“存在意义”，还是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无不具有反理性反传统的特征，人本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成为了同义语。他们认为，无所不包的黑格尔思辨抽象哲学，恰恰是人的空场。理性只是一些僵硬的东西，它不能掌握人的内心奥秘，也不能解决道德，价值等问题。他们谴责社会对人性的束缚，主张用神秘主义的自觉、体验、启迪、意念等方法，从根本上抽去理性对“人性”的种种压抑，回到最本真的人的生存方式中去。

第三、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提高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丰富多彩、有价值。近代西方人本主义虽然也重视人，但它却主要把人作为实体，并且采用实验室研究自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或者用一些抽象的普遍原则来规定人的本性甚至有的把人视为肉体的机器或视为理性的动物，其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人的主体性。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将人视做物，强调人比物高贵，反对用研究自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反对用抽象原则来规定人的本性，主张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揭示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有以下几个局限：现代人本主义以反理性和超越主体与客体两分来颠覆传统来寻找作为本真的人的回归，可是，它们不仅颠覆了别人，同时也在颠覆着自己。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阶级基础是中小资产阶级，在过去，资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阶层，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然而，在垄断形势下，其平等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内部分化加剧，中小资产阶级不断受到垄断资本的排挤与吞并，并且始终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命运。当初倡导的理性与荒谬病态的现实，促使人们苦闷迷茫，愤世嫉俗，悲观厌世，最终逃向神秘主义，怀疑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现代人本主义呼唤人的回归，还不如说非人性的社会现实滋生的结果。他们当然不明白决定他们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只能空喊人本。由此也不难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为什么要强调人的意志，情感本能等东西。因为在一个充满“危机与异化”的社会里，人们见到的人本只能是痛苦、彷徨、孤独、沉沦、烦恼、异化、绝望等词汇，这也恰恰展现了一幅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技术与人性对立的图景。是社会危机与人的异化现实滋生了现代人本思潮，它只能是人本主义的一株不结果实的花。因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从，也不会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根源，“他们只能从其内在体验感受去抽象思辨，并赋予这些感受以本体论的品格，他们简单把一切罪恶推给理性及科学技术，而看不见操纵这些东西的罪恶制度之手，更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性的矛盾”。以这种方式去找寻人本和颠覆传统，最

终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把他们自己也颠覆了。

科学发展观包括“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等核心理念。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的部分，它与科学发展观的其它部分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本质和核心。其含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人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以用其他任何物质代替或比拟的，永远处于中心和优先的位置。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人与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人总是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树立人民作为时代主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对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促进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内容之一。从根本说，任何真正的解放和发展的前提都是使人们从各种束缚中摆脱出来，才能确立人的历史主体的地位，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性。正因为人有自我意识，所以人才无愧与担当社会历史中的主体，人可以把自己同周围世界区别开来，意识到自己和周围世界存在着某种关系，从而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界和社会当作客体发生关系。人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合的整体，也只有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人还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第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确立起人的尺度，实行人性化服务。在社会实践中肯定人的主体地位、目的地位与主体作用，并且在实践中做到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价值。人性化服务的理论基础是以人为本。实质是把一定的服务对象当作目的；出发点是服务对象的目的；落脚点是使服务对象满意；方式是以符合服务对象的合理要求和要求的方式进行服务；内容是尊重服务对象的合法权利，不断满足服务对象的基本需求，尊重服务对象的能力差异，尊重服务对象的个性；尊重服务对象的独立和平等人格，促进服务对象的全面发展，关注服务对象的生存与发展命运，尊重服务对象的人性发展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其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和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以人为本引申出“共同价值观”。为什么要确立共同价值观？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日趋多样化，经

济形态、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价值追求、行为选择都日趋变化，人们之间差异、矛盾时有发生；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和新的就业人员，面对这些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影响社会的团结和安定，造成人心浮动，也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和凝聚力。因而，需要找到一种大多数人都赞成和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有效地妥善处理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人们之间出现的矛盾和裂痕，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扩大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以人为本就符合这样一种形势和要求，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在寻找共同价值观的进程中的一大收获和进步。以人为本从价值观上要求人们关注之间的共同性，要求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求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能力差异和创造个性。所以，以人为本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认知和接受，能够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确立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观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第三、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它的价值取向立足于尊重人、解放人、塑造人并实现人的现代化。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个性需求、差异、人的平等、权利、创造能力；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机制、体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休。完整地讲，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和关怀人性发展的要求，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公正，就是关注弱势群体；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人的能力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二者之前有相互联系的方面，在本质上又有各自的区别。从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说，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都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并且都强调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尺度，尊重人、关注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决不能将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人本主义。

首先二者理论的基础不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继承的是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是社会性动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环境。人们的社会关系规定着人的本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现实的人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人在社会实

践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以唯心史观特别是抽象的人的理论为基础的，它抹杀人的社会性，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脱离了人的实践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去孤立地考察人，而不是从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人，将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完全抽去了人的社会历史特质。他们所讲的人，是脱离了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纯粹的生物学个体，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以此为出发点，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的。

其次是价值的取向不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发展，并把这一点作为它的根本价值取向。它强调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人本主义却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他们讲的人的发展，并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发展，更不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自身的发展。他们认为，“人是最高的价值主体，人本身就是目的，而社会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种价值观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最后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方式不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主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和根本前提。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人本主义离开社会制度来谈人的发展，把完善人性当作人的发展的实现途径。他们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却没有认清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他们以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人本身的特性，在于科学技术或物质文明的发展，所以找不到实现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和新的表达方式。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虽然吸收了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但它并没有停留于人本主义，而是超越了人本主义。因此，绝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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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关系

论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关系

摘要:人本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思潮,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以现实的、具体的人为本。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的社会进程中,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本文在论述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二者的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人本主义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提出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更把科学发展观明确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现在许多人对“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的理解各有不同,对二者的异同有些模糊。如何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关系到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而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以人为本”是关键。“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在理论出发点和理论导向上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因此,辨析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树立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同时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全面准确地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核心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1]

科学理解“以人为本”中“人”和“本”的基本内涵，是完整准确地把握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总是具体、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虚幻的人。具体、现实的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存在于每个时代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中。在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空中的“人”有着不同的、具体的内涵。

近年来，“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频率很高的词汇。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我们要“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把人放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从其“周围的生活条件”出发来考察人。因此，“以人为本”并不是人本主义的代名词，其内涵也并不意味着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指以人的生活条件来分析和解决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其核心内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把人作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二、关于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作为一股普遍持久的社会思潮, 则始于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１９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以人学批判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以人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费尔巴哈将他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这个“人本学”的对象是自然界，前提是自然的第一性的，而要揭开无限的自然的深奥秘密，哲学必须首先研究人，以人为出发点，这种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就是人本学。在他看来，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本质；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创造者。[2] 如果把人本主义理解为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人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一种“未完成的人本学”。但是，马克思并未专门对人本主义思想作阐述，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渗透于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之中。

人本主义是一种影响人类行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把人类的生存当作终极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尽管历史上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历史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尽一样，但在肯定和认可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上却存在着极大的一致，而且这一思想也成为西方社会和政治文明中一个重要因素。总之，人本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它将一定时段上哲学研究的注意力从神转向人，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怀和研究，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关系

“以人为本”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成功运用和继承发展。理论的提出过程就是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合理运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费氏人本主义的合理思想。[3]从这个角度看，“以人为本”是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合理发展。

西方人本主义与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有共同点,首先,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都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次,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都强调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尺度,尊重人、关注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毫无疑问,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思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依然有着根本区别。[4]如果说人本主义体现了以“人”为支点向外的思维方式，那么“以人为本”就体现了以现实生活为支点向“人”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和最终目的都是“人”。

以下几个方面叙述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1.人本主义强调人的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 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

西方人本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重视人、尊重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主要价值追求在于将人从专制统治和神灵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强调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后来的思想或是强调人相对于自然的中心地位,或是强调人的意志或自主意识,这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宣扬的非理性主义,如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现象”、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将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作为价值取向。它不仅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而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的价值追求,也比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价值蕴涵丰富得多。2.人本主义只是一种态度、方式、方法, 而以人为本是一种思想, 观点和理论

19世纪,在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努力下,人本主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但是他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来探讨人本身、人与其他事物和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等问题,这种脱离实践的人本主义思潮终究不是行动的指南。我们讲以人为本必须要认识到,它首先应当是一种思想、观点和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表明它已不单纯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南。它要求“人”是我们思考处理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我们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从而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3.人本主义中的人是抽象的、超社会的人, 而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具体的, 社会的人

人本主义一般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从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理解人,抽去了人的历史特质和社会特质,费尔巴哈还认为:“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意志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5]可见,西方人本主义关注的是类存在的人,更多强调人的共同性、普遍性,忽视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一种唯心主义思想的产物。与西方人本主义不同,以人为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以人为本,就是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区别、个人和个人的区别三种意义上来理解人,既看到人的类存在和类价值,也看到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还看到人的个性存在和个性价值,尤其是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人或社会的人,特别强调并关注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参考文献

[1]李慎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7885164.html.[2]西方人本主义与以人为本.http://hi.baidu.com/dreadlord1984/blog/item/9129c1fa4f8481dfb58f3172.html.[3]高志慧.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异同.科教文汇,2007,(2).[4]高梅.正确认识人本主义、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的关系[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2007,(2).[5][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 ].荣震华,李进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第三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区别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区别

摘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人民代表大会制和议会制，是人们追求民主的两个标准，但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不仅是外在的名称和形式有区别，而且最主要的是其实质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二者的组成成员、组织结构、职权、权力构成以及与政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议会、区别

一、与政党的关系不同：

1）西方政党的职能是进行选举；

从西方国家议会和政党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议会与政党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为政党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政党的出现也为议会运作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

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

2）人民代表大会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下三原则：  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遵循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做好人大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这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 依法治国的原则，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二、人民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区别

 人民代表和西方的议员在其代表的阶级基础、职权、有无特权及选举方式上有许多重要区别。

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西方议会通常只是立法机关。在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各级人大又受人民委托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它们来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由此保证了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权性与至上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它们之间是分工与相互制衡的关系，不存在领导

和被领导的关系。例如：在美国，总统和国会在某一决策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一定规则相互否决。在中国人大一旦做出决议，行政、司法机关必须无条件执行。

三、在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上不同

 西方的议会制，大部分采取一院制、两院制；在组织结构上西方议会有议员、议长、委员会、议会党团、工作机构、国家元首组成。国外议员是专职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西方国家的议会有两院，它们分别产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在立法方面，不能单独行使权力，而只能结合起来行使议会权力。

 我国采取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一些工作机构组成。我国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多层次间接选举产生的，除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外，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

 人民代表大会制产生于我国人民大革命斗争中：在中国，由于是先有政党，后有人大，人大在这个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而夺取的政权，取得执政地位后建立起来的。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由于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原因，它们都公

开声明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它们之间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

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先有议会，后有政党，政党是在议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逐步形成“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制度。政党之间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政党在议会中的领导作用则主要通过自己党的议员党团来实现。

这两种制度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实现统治国家时采取的不同政权、组织形式。

五、与政府的关系不同

 西方的议会是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机关，仅行使立法权同政府是制约和分权的关系；

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具有唯一性和最高性；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1954年以来，仅仅50余年，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通过对二者的简单比较，目的是进行一些思考，继续发挥人大制原有的优越性，完善其有待改进之处。现阶段我国人大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有，在发扬民主方面有待加强，先使权利的法律效力难以确定，代表构成不合理，作用发挥较差，选举

制度的具体规定和程序不够科学、不够完善

对我国人大制度的建议：

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40多年来，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完善。

 第一，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要切实保障选民和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选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都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

 第二，全面落实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要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认真执行立法法，加强立法工作，把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大监督工作的力度，提高监督工作的实效，特别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依法行使决定权，及时对国家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

第三，加强代表制度建设。要重视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的办理工作，继续探索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执行代表职务的途径和方式，健全有关的制度，保障代表的民主权利。要总结代表联系选民或选举单位、接受其监督的经验和做法，逐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 第四，完善议事制度，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的效率和水平。要根据近些年的经验，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完善会议审议议

案、表决议案制度，保障会议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的民主性、科学性；要规范公民旁听会议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人大会议的开放程度，为实现公民的知政权提供条件。

 第五，进一步改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增加熟悉法律、经济等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在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使常委会委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工作上。第六，加强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要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同时要看到，由于受到我国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制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政治学》第三版

安德鲁 海伍德

朱武强

公事131班

7101313055

第四篇：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区别

东西方的政治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是工作方式，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往往通过十几天的会议议程，解决全中国一年里各项工作地实施与落实。而西方议会则是全年都在争论不休与平衡各方关系中度过，一年间只有十几天是给西方老百姓干实事的。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与协商产生出来的，他们来自于人民，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包括了社会各方民众，代表了最广大社会群体，充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不像西方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同样来自于人民，他们是行业的标兵模范，他们也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更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崇高的社会责任告诉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名中共党员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任务。党员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人大会议现场的掌声，世人就能看到，掌声来自人民，掌声同样也是送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做事的政府，只要是人民群众主张的国事，中央都要尽责去办。同样掌声是真切的、鼓舞的，不会像某些西方人士理解的那样，假惺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理解西方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的掌声，来自于他们的支持者，反对者是不会给他们掌声的，他们分的是派别，即使政府做出决议，也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张，他们是利益攸关的社会，社会分崩离析，各方势力角逐，争的是权力，争的是能给自己代表的团体谋到利益，并不是给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与付出。

中国从没有主张过，让别的国家学习中国怎样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制度，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他们正在探索与学习，包括中国从社会中选拔干部而设的党校这一重要举措。

区别还很多，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只能说出上面的一小部分，大的部分还不能做到深刻理会与表述。

东西方需要交流，但交流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尊重的原则基础之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是世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人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进步的新阶段。

第五篇：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摘要］ 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

（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

（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录囚制度；

（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关键词］ 人本主义；司法制度

尊重人的生命、注重人的人格尊严和注意维护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人本主义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而且是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这种人本主义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忽强忽弱，但由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因而不仅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而且确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独特地位。笔者以为：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对司法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更为明显、更为具体、更为直接和更为持久。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审理审判、执法检察监督、监狱录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展开必要探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源远流长，从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亡，听于神；国将兴，听于人”的注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之滥觞，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语）”特别是自汉代后被独尊的儒家宣扬“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的凸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之勃发，人本主义始终逶迤并浸淫于中国古代各种制度中，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内在动因，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受世人推崇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人命关天”，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体恤人的生命，主张尽量少杀不杀，严禁错杀，尽可能“明德慎罚”、“省刑慎杀”。受这种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为防止法官独断专行，造成冤假错案，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反复审理多次征求众人意见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对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别是死刑案，要求反复征求多人意见，以保证案件审理和审判准确无误。“三刺”就是“一问群臣、二问群吏、三问万民”，审理案件颇有一种讲民主的意味。孟子对此评论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西汉以后随着以主张“仁者爱人”、“天地之间人最贵” 的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和治国总纲，中国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级审判制度和多部门共同审理制度。秦朝虽然“以法为本”、“专任刑罚”，但为了维护长期统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杀”的影响，还是对死刑实行了县、郡、中央的三级终审制，汉朝则实行了县、郡、州、中央的四级终审制。死刑案件必须具文上报朝廷，经核准后执行。凡案件有疑难问题，地方司法机关不能决断者，要逐级上报，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决，称为“谳疑”。三国、两晋、南北朝基本沿袭汉制。当时规定按审级逐级告诉，一般不得越诉。为有冤情者上诉最高司法官，魏晋时在宫门外置登闻鼓，可击鼓鸣冤，确立了直诉制度。不仅如此，西汉时还形成了重大案件由众多高官联合审理的“杂治”制度。

隋唐以后中央国家机关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简称“三法司”，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长官负责、共同审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这一时期受西晋死刑必须向皇帝奏报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带有明显人本主义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浸淫，死刑奏报皇帝制度日趋完备。唐时，坚信“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堪称“人本主义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严格控制死刑，规定了“在京者”五复奏、在外者“三复奏”的原则和制度。共同审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后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更为严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长官共同审理死刑案件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等“会审”、“秋审”、“朝审”制度，带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义的审判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如何牵制法官，防止由于其专断而滥用法律造成百姓的痛苦，成为中国信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训、受到一定人本主义思想熏陶的开明封建统治者的心头之患。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在秦汉时既已形成了类似西方法律监督的检察制度。秦汉时廷尉是全国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最高司法长官，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则拥有监察百官、监督司法和参与审判大案要案的的三大职权。御史台发挥了监督上下法官执法审判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分权和监督，说到底都是为巩固封建皇权服务的。但它毕竟牵制和分散了由审判权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的司法擅断，进而起到了减轻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苦难的作用。

隋唐以后，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中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刑罪的判决要直奏皇帝批准，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权；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案件；御史台是中央检察机关，负责检察百官，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活动，并参与审判大要案，管理制度《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初探》。三大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仅强化了皇帝对司法的进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防止了由司法擅断造成的百姓苦难。

不仅如此，隋唐时受人本主义的影响，当时规定：地方上不便于解送中央审判的，则由中央派见监察御使、刑部员外郎和大理寺司直或评事等官员为“小三司使”，前往地方审判，这样既便于地方审理一些不便上交的案子，同时也加强了对地方司法官员的监管，收到了一定的防止地方官员徇私舞弊、鱼肉百姓的效果。有时还派“小三司”———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和御史台御使到地方去共同组成特别法庭，专门审理百姓欲告无门的冤假错案。唐朝还完善了直诉制度，百姓如有冤屈可通过邀车驾、击登闻鼓和上表等形式直接越级向皇帝上诉。

宋朝时，受隋唐较为突出的人本主义和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对司法制度的影响，统治者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调整：在职权上，缩小大理寺，增大刑部，大为提高御史台。御史台既可审理中央品官犯罪大案，又可审理地方不能决断的重大、疑难案件，“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宋淳化三年（991 年）又设审刑院，由皇帝近臣组成复核刑部的大案要案。还设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受理直诉案件，以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宋朝为处理大案、要案还临时组成特别法庭———制勘院、推勘院，“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176。真宗时，还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其职责主要是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所有京城司法机关进行监察的总机构，纠察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禀告。为监督各路的司法刑狱事务，还成立了“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或“宪司”。宋代统治者在对司法官员审判案件的监督上称得上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虽说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的干预与监控，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上下法官相互勾结、胡作非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

元朝改大理寺为宗正府，进一步提高御史台的作用，加强了对各级司法机关的执法监督。明朝朱元璋撤消丞相之制，直接统领六部，设都察院取代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三者之间刑部掌管审判和刑狱政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大案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大理寺专掌复核。都察院监督审判，纠劾百官。大案要案由三法司会审，称“三司会审”。这一制度，到清代发展为“九卿圆审”。对死刑案的反复审理，体现了尊重人生命的人本主义。

明宣德十年（1435 年）全国划分为十三道，为加强对各地包括司法机关的监察，特设十三道监察御使110 人。监察御使经常代表皇帝巡按地方，又称巡按御使，权力与各省长官平列。巡按御使往往在地方“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发现冤情立即纠正平反，对所发现的徇情枉法的法官迅速奏劾，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司法腐败和百姓冤屈。后来皇帝又派出都察院正副长官或六部尚书、侍郎（二人必兼以正副都御使衔）出巡处理地方发生的大事，侧重军事的叫总督，侧重民事的叫巡抚，有的授以提督、经略、总理等官衔，均兼掌司法监察，后发展为督抚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司法机关和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防止其由专权导致的百姓冤屈，本身就是一种体恤百姓爱惜生命的人本主义。

第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录囚制度。自西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思想定为立国思想和治国方略，儒学中“德主刑辅”、“仁政恤刑”、“明德慎罚”的人本主义思想便得以骤兴和流传，武帝时出现了州刺使与郡太守定期巡视辖区录囚之事，到东汉时，明帝、和帝均曾在京城洛阳诸狱录囚，“录囚”又称“虑囚”，主要指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询查狱囚，实行宽赦，对发现的冤假错案及时进行平反和纠正。

录囚制度，其实最早源于西周时期“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6］。东汉后渐成定制，魏晋南北朝皇帝和各级官吏亲录囚徒不乏于史。唐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主张“慎狱恤刑”的唐太宗李世民“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帝亲自案问”［7］宋代录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在“每亲录囚徒”的同时，下诏命两京及诸州长官督促狱官每五日一虑囚，“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员，岁以为常”［7］135。唐宋时期，一是形成了皇帝常行亲录囚徒的定制，二是把录囚定为地方长官和狱官的重要职责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三是把录囚当作宽赦前的重要铺垫。录囚可以对一些冤案和久拖不决的案件进行必要干预，对其情可矜者予以减刑或免刑。录囚制度自唐宋后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虽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监管司法的重要手段，但在改善司法状况、及时纠正冤案、化解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应该受到肯定。

第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早在人本主义滥觞的西周时期，即已形成了法官责任制。为防止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西周时开明的统治者明确规定严禁“五过之疵”，凡是“惟官（依仗权势）、惟反（打击报复）、惟内（袒护亲属）、惟货（接受贿赂）、惟来（受人请托）”的司法官，“其罪惟均”［5］27 意思是说，凡是有上述五种行为不能秉公执法、导致判案有误的法官，均按错判之罪加以惩罚。

唐朝是人本主义对社会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一准乎礼”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机融合，“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则蕴涵和张扬着人本主义，受此影响的唐朝封建统治者在处理各种事物时往往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总体特征，日趋完备的法官责任制的人本主义色彩尤为显著。《唐律疏议》在《断狱律》中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官责任制，规定司法官审理案件，凡是有以下情形者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一）法官违反有关案件移送管辖规定的；

（二）判决不具引法律正文的；

（三）超出告状范围审判的；

（四）断罪应向上级或皇帝奏报而不奏报的；

（五）徒以上罪判决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属，让其“服辨”的；

（六）违法刑讯的；

（七）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

为防止司法官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确保案件审理和审判的公正性、权威性，唐玄宗时还规定了严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堪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的《唐六典·刑法》明确规定：凡司法官与当事人有亲属、师生、仇隙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该司法官回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最早的以行政法典的形式规定的法官回避制。

总之，涉及面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倾向，不仅使当时的司法制度起到了减轻民众痛苦、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为自身走向近代与西方法制实现“接轨”做了重要铺垫，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过度到近代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