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

第一篇：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

吕为锟

一、法人制度和法人制度理论的关系

法人制度是世界各国规范经济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自从1896年颁布、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以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纷纷效仿德国民法典，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制定单行的法律和条例建立法人制度，各国法人制度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其内容不尽相同。不同的法人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规范经济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

我国建立法人制度相对较晚，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过民法典，但是都没有成功。（注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秩序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维持，缺乏法人制度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直到1986年颁布、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对法人作了专章规定以后，我国才开始建立法人制度，距今仅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法人的设立宗旨和活动性质我国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这种传统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民法通则》确立法人制度的反映，对于依法建立法人制度、规范经济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新型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民办的从事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组织被称为“民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一样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纳入了企业法人管理体系；然而，民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律师事务所等）属于哪一类法人？如何进行管理？传统法人制度理论不能作出正确地回答，《民法通则》不能予以调整。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新经济组织可以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法人管理体系，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又有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特征，前边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学者们众说纷纭，雾里看花。1998年3月我国立法机关决定恢复民法典的起草工作，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首次提请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审议，（注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指出“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③）立法机关怎样制定和修改法律，行政机关怎样提高行政管理效果，均需要新的法人制度理论作指导。

二、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诞生和法人制度新理论的形成改革开放以后，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等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为了加强管理，有关行政部门纷纷制定了审批和登记的规章，管理体制可谓五花八门、利弊共存。1996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国务院于1998年10月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概念、宗旨和管理体制等，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有关行政部门是有关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条例》施行后，民政部门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未能全面开展，许多有关行政部门仍然坚持自己登记管理，登记管理混乱的局面没有彻底改变。1999年，暗地自己登记的“FLG”邪教组织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獗，社会稳定受到了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强调各类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统一进行民政登记，凡是不进行民政登记的，一律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据此，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大多数有关行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通知》、《条例》和《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混乱的局面得到较大改变，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

随着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地位的确立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民办非企业法人”登上了我国法律舞台，成为第五类法人。由于《条例》和《办法》的效力低于《民法通则》，法学理论界对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法学院校仍然讲授传统法人制度理论，人们普遍地缺乏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理论认识，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熟视

国务院无权公开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中国足球界异常混乱。中国足协主张继续“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作出处罚，行使行政管理权，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体育法》的有关规定，具有合法性；部分俱乐部志愿以联赛取代中超，试图摆脱中国足协的行政性领导，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符合党的政策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也具有合法性，中国足球界“罢赛**”实质上是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客观表现。虽然中国足协的负责人是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的，但其行政性管理权不是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对于中国足协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假如受到处罚的俱乐部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不能把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一般地以中国足协是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协的行政性管理权是立法机关授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中国足协的行政性行为承担责任，假如被处罚的俱乐部把立法机关列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也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协的行政性管理权是不受中国法律制约的，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的行为不受法律制约，形成立法空白，故主张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畴。“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社会团体是自律性社会组织，不应具有法定行政管理权，《宪法》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而《体育法》规定全国单项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设立了“二政府”，变相地否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违背了《宪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修改《体育法》，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使社会团体真正成为实现共同意愿的自律性社会组织。部分中超俱乐部的改革主张符合党的政策和行政法规，有利于的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无论通过中国足协批准还是另起炉灶，注定不会顺利成功，只要《体育法》不修改，中国足协的行政管理权就继续存在，改革和发展的障碍就继续存在，即使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务院出面协调，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缓解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1996年公布、1997年施行的《律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有国办、合作和合伙三种组织形式；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并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协会共具有七项职责等等，许多内容与《宪法》、《通知》、《条例》和《办法》存在冲突。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律师法》，只提高了取得律师资格的学历条件，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法》是律师管理的法律基础，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从而建立起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与各级律师协会共同进行管理的体制，即“两结合”混合管理体制。民政部门认为，本部门是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擅自进行登记就象对律师的婚姻擅自进行登记一样，不具有合法性。由于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完全错位，业务管理机关部分错位，使律师事务所仅取得行业经营许可证而没有取得营业执照，无法定位，成为不伦不类的社会组织，如作茧自缚，铸就了律师行业规范和拓展的“瓶颈”。司法行政部门试图用规模化体现规范化，进一步提高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设立门槛，客观上造成律师事务所的增长速度下降，许多律师为了取得较大的自主权而采取挂靠、承包等方式，律师事务所向律师收取固定费用后不再过问律师向当事人收费多少，助长了私自收案收费等现象发生。当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发生正常的劳动争议后，劳动仲裁机关以律师事务所未取得营业执照为由，认定律师事务所的主体不适格，从而认定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成立，对任何一方提出的劳动仲裁申请依法不予受理，造成律师对自己的权益也难以保护的严重后果。甚至律师和内勤人员因发生交通事故受工伤致残致死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以律师事务所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任何一类社会组织为由，对律师、内勤人员及其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仲裁机关不予受理的律师劳动争议案件后，多采用调解方式回避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为劳动关系的判例极为罕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虹民二(商)初字第624号认定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为劳动关系，在律师界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律师欢欣鼓舞，但这一判决是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双方主体均合法的主张而作出的，法院没有根据国务院有关条例对单位主体是否适格进行审查。根据《条例》之规定，民政部门履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和年检工作，不得收取年检费，而司法行政部门履行对律师事务所的年检工作却收取巨额年检费。河南洛阳有两位律师对司法行政部门收取年检费提起行政诉讼，得到法院支持而胜诉，但司法行政部门以两位律师违规为由拒绝为其年检注册，变相地将两位律师从律师队伍中“开除”。《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司法行政部门无权收取年检注册费，但又传达律师协会关于收取律协会费决定的通知，如果律师不履行交纳会费的义务，司法行政部门不给予年检注册，变相地收取年检注册费，每一个律师事务所每年须交纳团体会费达一万元以上，同时每一位律师根据职称不同每年须交纳个人会费高达数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全国十万多律师每年共交纳律协会费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许多律师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冒着被判刑的风险偷税漏税，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各级律师协会共同违反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3］95号）的规定向律师乱收费，用身教指导了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有的律师为了逃避高额会费而申请退出多级律师协会，但是《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律师志愿加入和退出。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不足一年将历任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使用完毕，并且出现巨额赤字，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有50多位律师联名提出了罢免协会会长和秘书长的提案，但律协会长继

续被“当选”。律师协会以社会团体的身份收取巨额会费是没有强制力的，广大律师完全可以拒绝交纳，但《律师法》违背《宪法》授予其行政管理权和处罚权，使其成为“两结合”管理体制的主体之一，并且司法行政部门规定不交纳会费就不给予年检注册，广大律师不得不交纳，虽然律师可以把司法行政部门列为共同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除了河南洛阳两律师外，没有一位律师再敢提起行政诉讼，任其“宰割”。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比中国足球队员的比赛环境差得多，这样的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律师的服务质量水平比中国足球的技术水平更难以提高。许多学者认为，律师管理混乱的原因是《律师法》造成的，呼吁立法机关修改。有的学者认为，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的原因在于民政部门默许司法行政部门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没有采取查处措施，呼吁民政部门象工商管理行政部门那样加大对无照经营的查处力度。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民间组织管理方面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一是中央统一登记精神，二是邪教自己登记精神，司法部依据《律师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精神而自己登记，造成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无法定位，这是律师行业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呼吁党中央指导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律师法》，呼吁国务院指导司法部贯彻执行《条例》。当全国各地律师事务所普遍地受到定位不明的困惑时，有的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认识到民政登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冲破了《律师法》和司法部《批复》的束缚，贯彻执行《条例》和《办法》，要求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例如，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批准并指导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全部取得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民政部门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核准其单位名称为“（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他们很简单地解决了定位问题，其主体合法性不容质疑，不仅民政部门对他们勇敢地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税务部门不再按企业单位进行征税，颇值得广大律师们反思，值得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考查，值得理论界研究。“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我国各类法人共分为五类，没有第六类，国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事业单位，民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律师法》违背《宪法》和《通知》精神，应当进行修改，民办律师事务所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业务管理，审核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由同级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注册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国办律师事务所由人事部门注册颁发《事业单位营业执照》，取消律师协会的法定行政管理职责，从根本上取缔其“二政府”法律地位。如果社会团体行政性管理权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不但不能彻底革除其弊端，反而等于支持社会团体行政性管理权力继续存在，只能治其表，不能治其本。

四、法人制度新理论对有关行政法规、政策和规章的冲击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号）第28条规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不再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科技性社会团体，具备企业法人登记条件的，由该单位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需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进行登记管理，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均缺乏科学性。1999年6月2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企字［1999］第173号），第7条规定：“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身不得从事经营活动。条例发布前已办理登记的，应随着条例的执行予以纠正。”到底纠正什么？是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再从事经营活动而继续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还是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对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再进行登记管理？无论怎样理解，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对于非从事经营活动而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仍然可以进行登记，现实状况也是如此，例如我国大多数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仍然在工商管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被核准名称为“××（市、县、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冲突问题仍然存在。“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民办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是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社会组织，属于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与其他登记管理条例相冲突，应当由国务院进行修改，而不应当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门通过发布意见予以纠正。《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可以合并为《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8号）第6条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经司法部审核并颁发执业执照。“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属于利用非国有资金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也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同国内民办律师事务所一样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即国民待遇，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执照”属于行业经营许可证，不可取代民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2000年5月29日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作出《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对此下达转发《通知》（国办发［2000］51号），把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简称为“中介机构”，要求改制为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2000年8月20日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脱钩改制中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清［2000］1号），第2条规定：“根据我国社会中介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在这次清理整顿中，将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按照所需专业知识基础的不同，分为三类，一是以财务

会计相关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行业；二是房地产、工程技术相关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行业；三是以法律相关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其中，以法律相关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包括：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版权代理、社会法律咨询服务等。”2000年9月15日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联合发出《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脱钩改制中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清［2000］2号），第2条规定：“脱钩改制中介机构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制，分别按照《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登记办法》和《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注册。”根据上述政策之规定，从事会计、房地产、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版权代理和社会法律咨询服务为的中介机构均在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办理了注册登记，成为企业单位，具有了营利性特征。从事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的中介机构没有按照上述政策之规定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定位于企业单位，司法行政部门制定了登记管理办法，自己进行登记管理，国办律师事务所没有定位于事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因而无法定位，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带来许多弊端。实践证明，哪一个行业不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这个行业就异常混乱。民办非营利性中介机构没有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是造成法律服务业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并吸取教训。

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一系列规章体现出自己登记，如《律师事务所审批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合作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分所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关于律师事务所不参加编制部门登记注册的批复》、《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等，均与《通知》、《条例》和《办法》相冲突。“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业务管理和登记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律师法》第19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并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属于许可进行业务管理，没有许可进行登记管理。《条例》和《办法》实施之前，司法行政部门对新生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统一进行业务和登记管理具有积极作用，不具有违法性；《条例》和《办法》施行之后，各级民政部门通知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是正确的，上海市司法局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后，司法部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具有违法性，《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其违法性更加明显。司法行政部门只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以此推动《律师法》的修改，建立“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与同级人事、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相分离”的规范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定位问题，使民办律师事务所朝着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的方向发展，律师行业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司法行政部门的执政水平和能力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和加强。否则，无论司法行政部门怎样教育整顿律师，都不可能实现规范和拓展。

五、法人制度新理论对有关法律意识的冲击

关于合伙制。目前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成立条件是必须具备执业五年以上的三位律师以上、十万元以上注册资金等，合伙律师事务所“具有”法人资格且合伙人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合伙制”分为一般合伙和合伙法人，人数均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一般合伙没有法定注册资金数额限制，不具备法人资格，合伙人对单位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法人须有十万元以上注册资金，具备法人资格，合伙人对单位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只有取得法人营业执照的合伙组织才具备法人资格，一旦具备了法人资格就承担有限责任，不能同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自相矛盾。

关于有限责任制。有的人一提到“有限责任制”就同“有限责任公司”划等号，认为只有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才能承担有限责任。“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单位方面的专用术语，具有“营利性”的含义。民办非企业单位具有非营利特征，不能称为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称为“某校”、“某院”、“某所”、“某中心”等，只要取得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后，就依法承担有限责任。

关于中介组织。有的人把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等均称为中介组织。“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刑法》第229条把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单位称为“中介组织”，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对其简称为“中介机构”，均揭示了其作用。根据其宗旨和性质，营利性的中介组织应当定位于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应当定位于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均须纳入法人制度管理体系。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等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但不属于中介组织。

关于行业管理。许多学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行业管理职责应当由行业协会负责。目前，我国许多行业管理职责由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承担，个别行业协会大有取代行政管理的趋势，行业协会不仅具有行政色彩的管理权，而且具有收费权和处罚权，不受《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俗称“二政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认为，行政部门是《宪法》规定的唯一行政管理机关，行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同属于民间组织的大范畴，二者均经民政部门登记后成立，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行业协会不具有法定行政管理权。业务管理和登记管理是行业管理的两个主要内容，应当均由行政部门负责。有关部门法违背《宪法》的规定确立行业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设立“二政府”，必然妨碍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削弱党的执政能力。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率先对“二政府”采取清理清查措施，向部门法提出挑战，值得学习推广。

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是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依据，法律是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渡时期，党的新政策常常与过去制定的法律不一致，立法机关修改法律需要一定的时间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党的新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法律的稳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行政部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是贯彻执行党的新政策而不再继续贯彻执行法律，还是继续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执行党的新政策？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一经颁布施行就具有法律效力，非由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或废止不得终止执行，如果行政部门任意终止执行法律，就会损害法律的尊严。第二种观点认为，党的新政策是党中央制定的，一经作出决定后行政部门就应当立即开始贯彻落实，如果党的新政策必须等待法律修改后才开始贯彻执行，那么行政部门就依法规避党的政策，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是通过行政部门及时贯彻执行党的新政策而取得的，不是通过立法机关先修改《宪法》才取得的，所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贯彻执行党的新政策，立法机关应当按照党的新政策尽快地修改法律。“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有利于指导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有利于指导行政机关正确处理法律与党的政策、行政法规之间的关系，打破计划经济旧法律体制的束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注：

①②、民法典与公民——梁慧星教授系列访谈录，梁慧星、张伟杰。

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顾昂然。

（谨以此文献给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人们！文中不当之处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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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2004年兼任劳动仲裁员，在《法学杂志》、《律师与法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共三篇, 在山东省自学考试杂志上发表《自学考试——我的“哈佛”》自传一篇，2000年8月被中国共产党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是全市政法系统中唯一获此殊荣者，学术理念为“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业余爱好乒乓球运动。

工作单位：（日照）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279号。

邮政编码：276826。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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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在我国，“民本思想”历来有之，例如儒家思想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 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民本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实行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但是也不乏一些平等的思想的出现，像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就与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意。这些“民本思想”和平等的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消极影响

除了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消极的不利的因素掺杂在其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向来就缺乏民主的传统。在我国封建制度下，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并且在封建制度下还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往往被分为三六九等，至于所标榜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在封建等级制度极其严密的封建社会，它的现实性还是很小的。

在我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从汉唐建立以来一直到明清封建制度的结束，它的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它应当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然而，在中国几乎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法律却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的会不适应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

在我国古代社会，倡导的更多地是道德的约束，而很少提及诉讼的理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还认为打官司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法律之外的方法来加以解决。这种种思想的影响很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的。

第三篇：论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

论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受列宁主义的影响，充分把握我国国情、分析革命实质和特点，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它引导了革命的胜利，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将其中国化。

【关键词】列宁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烽火飘摇的年代里，为中国革命和发展将何去何从指明出路。毛主席之所以提出这个科学理论来指导大革命的胜利，得益于他对列宁主义的学习、吸收和超越，并将其与我国当时实际巧妙结合。

一、产生影响的历史背景

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得到毛主席及我党共产党人的重视，并将其视作解放的武器，不外乎以下几个背景条件：第一，20世纪初的俄国与近代中国的国情惊人的相似：两国面临多重残酷的压迫、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集合点。第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共产党人意识到历史潮流的变化，看到真理的曙光。第三，在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继续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其不断革命理论深刻影响着毛主席。

二、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的运用

毛泽东把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领导权

1905年，在关于俄国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议题上，列宁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具有依赖性，并且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假使资产阶级掌权，也不会革除旧制度，反而改走改良的路线，这无益于无产阶级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因其一无所有，而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因而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参加民主革命，与广大农民结盟，还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进行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这一论断，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分析阶级性质时深刻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依附性、妥协性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而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也决定着他们时刻有可能变为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华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 [1]，虽然资产阶级和农民也是革命力量，但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担负得起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

（二）革命发展阶段及性质

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性质不同，前者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发展扫除障碍。列宁在审视俄国现实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提出俄国革命两步走理念，让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胜利积蓄力量。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毛主席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明确中国当前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随时可变为敌人的大资产阶级，进而明确我国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很明确，如果不打到列强，实现民族独立，推翻封建压迫只是一句空话，因而这个革命既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又非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出发点是挽救民族危亡，但最终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显然，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列宁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认识的理论。

（三）工农联盟

早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提出系统的工农联盟理论，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进行，在革命进程中，发展和实践工农联盟理论。那个时代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附庸于富农大地主，是没有土地的长工，尽管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尽管俄国卷入资本主义的浪潮，农民阶级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他们极其贫困，成为社会最最底层的人士，而这个最底层占到了俄国十之八九的人口。列宁在分析农民问题时，深刻认识到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严酷性，反抗性和革命斗争性，“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战士。” [2]，列宁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予以肯定，十月革命前夕，他坚决主张工人与农民结合，只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才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对农民地位和工农联盟作用的肯定。

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产业工人以达到一千万，却仍采取与农民阶级紧密结合以争取革命胜利。而我国，在同时代仅有三百万产业工人，对于革命队伍来说，力量还很小，展开革命会面临诸多困难。这些产业工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民，他们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亲密性。此外，农民阶级达到人口总数的80%有余，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其中还有80%的人无法养活自己。农民的一无所有和被剥削、压迫，决定着农民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如果将其发展成革命队伍，其力量非常可观。毛主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及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深刻认识到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到农民是我国革命的主要承担者，是我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和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毛主席本身也出自?r民家庭，深知农民最想要的是什么，带领农民打倒地主，分土地，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而工农联盟也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

（四）武装斗争

暴力是“助产婆”，能催生出新社会，武装斗争是彻底粉碎旧社会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和政权。在“流血星期日”事件后，列宁开始反复、大量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的作品。在“三大”召开后，列宁提出要把武装起义放到革命任务的首位上。他认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的重要手段，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唯一方式。正是通过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对该理论的成功实践，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准认识，用武装斗争来改写中国的命运。

我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运用的道路是坎坷的，大革命初期，党的领导人因不重视武装革命，放弃对它的领导权而致使大革命惨败，损失严重。直到南昌起义，我党才揭开武装斗争的序幕，在随后大大大小小的起义、战争中，逐渐摸索进步，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认为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和核心任务，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3]尽管如此，我党也接受其他斗争方式，因为我国的国情特殊，我国首先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没有完整的主权；其次，内忧外患：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另外，我国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们与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斗争要与各种群体相结合，形成第二条战线，推进解放战争的胜利。斗争方式的多样性，成为我国革命的特征和长处。

三、评价

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把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为我党和广大知识分子、有志青年欢迎、理解并信仰，更是被当作理论准则来指导我国革命的进行。列宁主义为毛主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理论来源、为革命实践提供指导方针、为我国民族独立探索提供指导。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对列宁主义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毛主席从我国最大的国情出发，将列宁主义与我国现实结合，提出的战略退却理论、生产合作社、建党学说、无产阶级文艺方针、实践论、矛盾论等以及革命进程中逐步形成战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而是更加系统的学习，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国情的结合，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将我党建设成为最先进的政党！

【参考文献】

[1]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3-674，191.[2]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6.

第四篇：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经历了3年多，以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战争无论是对中国、朝鲜、美国、苏联和日本，还是对远东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对中国的影响更加突出、更加深远。第一，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巩固了中国的人民政权。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不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还令其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纠合一支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城镇，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迷梦，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首要任务。这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朝鲜战争及其胜利极大地改善了新中国面对的安全形势，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创造了基本的外部环境。正如章百家指出的那样：朝鲜战争进行的三年，也是新中国不断巩固的三年。由抗美援朝而焕发起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推动中国国内各项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动力。

第二，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推动了新中国的社会改革，为新中国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迫切需要集中精力医治多年战争造成的创伤，全力以赴重建家园。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破坏了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所迫切需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就是要取得一个进行长期和平建设的环境，得以保证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场战争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经济生产、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增长。可见，这场战争，因此，这场战争的胜利，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中国50多年来的和平经济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

第三，锻炼了中国军队，促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朝鲜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是参战军兵种之多是空前的，陆军、空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防空兵、通信兵、卫生部队和后勤部队等，都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尤其是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朝鲜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第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确立了新中国在解决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敢于同不可一世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这一举动本身就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军队以弱胜强，在国际上更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华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经过这场战争，不论是当时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能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了。美国军政首脑从此都承认中国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之一。美国官方在总结朝鲜战争时说，中国“再也不是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声誉和提高了地位。美国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的位置。“联合国军”第二位总司令李微奇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总结的一条教训，就是美国当初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不相信中国人说话是算话的，没有重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总结了这一教训，在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才未敢越过北纬17°。总之，正如彭德怀所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1954年国际上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理所当然被邀请参加会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国在解决亚洲重大问题上的地位。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孤立政策，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和拒绝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开始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6个，并且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朝鲜战争，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迅速扩大了。朝鲜停战以后，包括英、法、荷、意等在内的许多参加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西方国家，于50年代中后期，先后恢复了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到50年代末，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翻了一番。70年代中期，在朝鲜战争中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国家除了美国外已先后同中国建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到100余个。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朝鲜战争这个因素在影响着。第五，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起来，延缓了海峡两岸统一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计划着出兵台湾，解放台湾。但1950年朝鲜爆发内战，美国当局立即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随后又纠集“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杜鲁门还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他说：“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并声称要“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军登陆朝鲜后，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城镇，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形势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是出兵援朝还是解放台湾？中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创造了良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从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认识到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政府最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虽然中国取得了这场的胜利，但因此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丧失了解放台湾的良机，使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起来。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直坚持霸占台湾、澎湖、金马等岛屿。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要求使用武装部队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28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1958年，美国进一步陈兵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炮轰金门、马祖岛。长期以来，美国不仅长期霸占台湾、金马等岛屿，而且美国军舰、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海和领空，从1958年9月7日到1971年底，中国政府已先后向美国提出497次严重警告。可见，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一直阻碍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直到50年后的今天，台湾的统一问题仍是中国政府摆在桌面上的问题，也是海峡两岸关注的焦点。第六，导致了中美之间20余年的敌对。朝鲜战争挫败了美国妄图以武力压服中国的战争计划，也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政策。但也使已经开始恶化的中美关系不可逆转，中断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态势。1950年夏，美国政府确定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首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禁止把313种战略物资运往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任何国家不遵守此法案，就不给这些国家以任何援助。在美国的高压下，在1953年已有45个国家参与对中国实行禁运。1957年5月30日，美国重申将继续奉行对华全面禁运政策。其次，美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1953年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作为中国的代表”的提案。1954年7月7日，艾森豪威尔爱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完全而且无可改变地反对在目前局势下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题为“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的演说中说“如果我们同中共建立关系，那是愚蠢的，因为这种关系会增强他们，伤害我们同我们朋友的能力”。因而，在历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美国一直阻挠中国的合法权利，直到1971年仍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当作中国人民的代表。

总之，50多年来，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参考书籍：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李奇微回忆录》

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

约瑟夫•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第五篇：论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论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是中国主动应对世界发

展潮流的必然之举，从而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

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十

分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

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

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异军突起。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和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困

境和压力，我们党科学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状况，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是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依次实现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这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要思考的问题或要面对的问题。一些

国外政党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治党

治国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他们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对世

界人民的贡献。当然，我们党和国家历来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

模式解决。我们高度尊重人类发展的差异性和文明进步的多样性。我们既然一再

强调走自己的路，就决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别国照搬照套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

些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经验，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将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惠及世界的发展。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

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

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

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特殊性的过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过程，也

是对世界做出中国独特贡献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将对

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所形成的经验将对促进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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