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总体态势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篇：世界经济总体态势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经济总体态势，以及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经济仍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但对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降低，复苏基础趋于稳固。美国经济增速将略高于去年，欧元区仍难摆脱负增长，日本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态势有望扭转。全球金融形势将有所好转，但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仍将趋紧，货币政策有望继续宽松。我国仍将面临外需不足、贸易摩擦增多、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以及热钱冲击等严峻挑战。

对我国带来的挑战：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长期以来，强劲的外需充当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复苏前景黯淡，抑制了我国一部分产能的出口，激化了当前产能过剩的矛盾。数据显示，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背景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加之国内产能结构性过剩、企业转型遭遇困境等因素，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放缓。外部经济复苏缓慢、过剩产能难以完全消化以及金融领域存在的潜在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成为趋势，这加大了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压力，成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挑战。

对我国带来的机遇：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借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和全球外需市场的繁荣，结合自身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通过扩大出口，实现了从封闭经济到制成品大国的转变。今后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全球投资者将更为看好我国经济前景，世界范围中高端资源有望进行重配，届时将出现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市场的萎缩造成我国出口红利的减少，这一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倒逼我国不得不扩内需、搞创新。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已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机遇也将由“内外并重”转为“以内为主”，中国已具备自身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发展机遇出现了转换，内需代替外需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第二篇：老龄化社会到来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和对策

老龄化社会到来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和对策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挑战, 劳动人口减少、财政负担沉重，养老金巨大缺口, 老年人储蓄减少，社会救助需求增加−，对社会保障需求加大, 制约经济的发展供养比例增大, 加重了赡养负担。我们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以应对“银色浪潮”。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挑战对策 随着我国低生育率的实现，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又成为新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对我们而言显然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还没有作好应对准备的前提下，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就悄然来临了。据有关预测，全国性的人口老龄化高峰会在2030年左右到来，峰值为4亿左右并将持续20多年，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预计2039年辽宁省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1.45%，老年人的增长速度几乎三倍于总人口增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老龄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的赡养负担加重。1964年，我省仍是年轻型社会，到了1982年成为成年型社会，比全国平均提前8年，而到了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比全国提前了5年。2004年辽宁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9.02%，是全国除直辖市外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从1990年到2000年，每年我省总人口平均增加0.58%，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年均增长比例为3.3%。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影响重大，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负担日趋加重。据测算，2000年我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负担15.6个老年人，2050年则要负担48.5个老年人。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二是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三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群体之一，占人口2／3的农村老年人保障状况亟待改善。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村养老主要通过家庭赡养自行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缺乏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等基本社会保障，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老人赡养纠纷和因赡养引起的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上述现象在我国中西部及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社会保障重在城镇，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基本框架虽已初步形成，但正经历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考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将使大批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结合小城镇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的养老保险办法亟待研究。

四是医疗保障费用增长显著，医疗保障面临挑战。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老年期延长，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带来沉重负担。卫生部调查表明，老年人群中60％～70％有慢性病史，人均患有2～3种疾病。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2倍，伤残率是全人口的3.6倍。根据中国老龄科

研中心的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在余寿中有2／3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老年病多为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抑郁症和精神病等慢性病，花费大，消耗卫生资源多。据北京市调查，占公费医疗对象18.39％的离退休人员，占用医疗费45.2％，为在职人员的3倍。据两周患病率指标的调查，老年人消耗卫生资源是全人口的1.9倍。随着老年人增多，各项费用将进一步上升，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的负担。

五是教育和科学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老年科学和教育。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这方面严重滞后。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展老年学研究，40年代国际老年学学会成立，说明老年学很早就引起他们的重视。而我国目前老年学的研究和教育基本是空白，高等院校不设老年学课程，没有老年学专业，也没有设置老年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老年人口大国，我国没有一所正规的老年病医疗研究机构，人口老龄化需要的护理和照料人员严重不足。1998年我国医护人员比为1：1.1，远低于1952年的1：2.26，也未达到卫生部规定的1：2，2000年我国护理人员与实际需求相比尚缺336万人，其中我省占很大一部分。全科／家庭医生奇缺，康复医学发展缓慢，衰老机理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切实做好应对老龄化的准备。

六是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政府负担加重。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 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的规模大、速度快、不平衡和“未富先老”等特点，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老龄化将给我们带来四方面的挑战：一是养老保障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比2000年猛增65%，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二是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2004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比上年增长了三成多，超出了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三是为老龄化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2005年底，我国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总床位仅150万张，而实际需要却高达700多万张； 四是由于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构想与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尽快实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以利于应对日益突出的老人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社会参与、生活照料等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挑战，进而利于实现老龄化不利影响的最小化和老年人价值的最大化。要充分利用从现在起到2020年左右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总供养系数不高、负担较轻这个“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利于积累的增加，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多渠道筹措资金，大力举办养老福利服务设施，尽快完善社会养老机制。第一，加快养老保险网的构建。要继续坚持个人责任与社会互济相结合以及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并将改革创新与量力择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快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步伐。重点要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

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计算方法作用。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199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企图通过社会统筹的方法从内部消化转制成本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的征缴率已达到极限，很难通过增加征缴率或开拓覆盖面来奏效。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2000年至2020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如果紧紧抓住这20年宝贵的时间，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第二，加快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的步伐。根据养老机构的资质等级和照料扩理难度等相关因素，制定相应完整规范的格式合同，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的不平等和违规现象，将社会化养老服务上升为法律。在《合同法》修订时增设“养老服务合同”，将社会化养老服务纳入整个民法体系中，使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服务能尽快进入法律化的轨道。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年轻一代在工作和赡养老人之间分身乏术，难以承担起赡养两辈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通过调动社区力量参与并发挥养老功能是必要和必然的选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随着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到社区，不仅养老金由社会发放，老人的养老也基本上由社区与家庭共同承担。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 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通过社区还可以建立各种老年社团组织，代表和维护老人的利益。老年人的需求和意见可以通过老年组织来沟通、化解和传递，使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社区还可以在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中发挥作用，大力普及卫生保健站。使老人在社区内就近接受医疗服务，举办“家庭病床”和“社区病床”，一方面方便老人就诊，另一方面降低医疗费用。社区还可以结合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适合老人特点的文娱、体育、教育、科普活动，开展由低龄老人照料高龄老人的活动，对于学有专长的知识老人和能工巧匠，应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真正使老人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了解决老年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在社区大力推行“劳动储蓄”和“时间储蓄”的“自助助老”制度。

第三，重视银色人力资源的开发。老年人越来越多，也就构成了越来越厚重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宝贵资源，而且我国的“银色人力资源”中有一座不可再生的“智力富矿”。因此，政府必须尽快实施“老龄效益化”的战略，让老龄化迅速迸发出积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以进一步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五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如何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采取扩大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充分运用市场的机制，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前，应大力发展老年产业。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通过发展

老龄产业，进一步培育和引导老年需求。老年人口消费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其商品和服务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性。老人的消费方式大多为温饱型和舒适型，商品价格为节俭型和中低档型，购买商品为理智型和实惠型。随着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由于市场日益成熟，市场逐步细分，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必将形成愈来愈鲜明的老年特定市场，并以此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和成熟。老龄产业可分为以下8个领域：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如生产特定药品、医疗器具、延缓衰老保健品等；二是家政服务业，如必要的家庭护理、居室的修缮、临终关怀等；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服装、防滑器具、老人交通工具等；四是人寿保险业，如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养老投资连接保险、特定保险等；五是旅游娱乐业，如旅游服务与陪同、老年棋牌、运动、曲艺等；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托老所、专科护理机构等；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如老年学校、老年职业培训、老年职业介绍等；八是咨询服务业，如心理咨询、婚姻介绍等。为扶持老龄产业的发展，要发动全社会兴办，应简化项目立项和审批手续，实行优惠的税费减免政策。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发展多元投资主体，鼓励社会捐助，鼓励社区自办经济实体，多种形式创办老年服务机构。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启用闲置的社会设施进行再利用，招募社会志愿者扩充老龄产业的人力资源。在老龄产业的一些领域，带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不应把获取利润最大化作为兴办产业的唯一目的，收费要合理，要适应老人及供养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坚持服务第一，坚持薄利多销，坚持长期办下去，使老龄产业健康发展。第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突出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未来的我省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另外，还可以大力推广“绿色养老保险”的做法。在乡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划出一块土地、山坡、草场或池塘，由地方财政拨一点，乡镇集体筹一点，群众自己投一点的办法，兴办种植业和养殖业。由村里青年义务投工，派低龄老人轮流看护，产业的收益补助老人养老，这种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资金来源于村办工副业的自留资金，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第三篇：2014浅论新媒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挑战和机遇

浅论新媒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获取的渠道越来越广。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发展迅猛，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新媒体以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为代表，不仅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而且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可以说，新媒体政治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结构模式和发展形态，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改革，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新情况，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成为党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执政党建设机遇挑战新媒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媒体在全球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新媒体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成和传播信息的媒介，而且深入到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开始扮演主导角色。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文所说：“一个社会的传播过程的性质实际上与该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关系重大。”新媒体也直接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的巨大资源但同时也给共产党的执政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新媒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机遇

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对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严峻考验，如何应对，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急需面对的严峻问题，而新媒体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机遇。

1.新媒体为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架起了桥梁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更是将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民群众的智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巩固 执政基础的重要任务。而在当今时代如何怎样更好地团结更多的人民，必须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人民已经不是落后、无知的人民而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今天，中国人民也是紧跟时代步伐，走在时代的前沿。截至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的所有地市县和大部分乡镇，网民总数已超过3亿人，普及率达到22.6%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所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中国，要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要重视要新媒体这一新型、有用而高效的工具。新媒体具有巨大的动员功能,新媒体不仅是集文字、图像、视频、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而且是融合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功能于一身的“全媒体”，所以新媒体在集中了传统媒体的优势的同时，还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即时性、海量性、社群性、草根性、个人性等优势。所以新媒体是党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2.新媒体为执政党民主执政提供了条件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透明化是执政民主化程度的标志，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信息传播透明化使政府考虑的事情引起群众共鸣，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政策上体现出来，这是各阶层的利益得到满足的内在需求，更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自由度的加大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以网络化为主线的当代传播在时空上具有无限的拓展性，人们控制信息的能力大为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不断加大，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共享更多的资源。公众的知情意识、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都会比以往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离散性又可能造成原本无疆界的时空分割，造成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文化、心理等时[2]空上的新的分离，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增强了民众相对于执政党的独立性。许多过去只能通过执政党及其各级组织来做的事情，现在民众可以选择媒体网络的途径去做，客观上降低了执政党的影响力。因此，执政党必须借助于新媒体改进联系群众的方式，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群众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培植民主的群众基础，以进一步保持党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

3.新媒体为执政党提高执政效率提供了前提

执政效率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执政效率的提高需要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占有信息，科学优化信息，及时传递信息。而通过新媒体获取的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不仅反映了群众的呼声，而且蕴含着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新媒体提供的参考数据已成为执政党判断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提高执政效率的重要途径就在于使科学决策通过信息化的途径迅速转化为各级政府的行动，成为社会公众看得见、听得着的执政活动。倘若一个执政党的战略、方针、政策不能转化为数字信息，无法借助新媒体把信息迅速传播为全党、全体人民所了解与接受那么提高执政效率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执政党能否充分运用新媒体不仅关系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实现而且关系到党的领导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

二、新媒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

1.对党执政能力的挑战

网络时代，个别官员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表现出的迟钝、无知、蛮横等，都会在网上被无情渲染；少数官员的腐败、无能、低效等，都会在网上被迅速放大。互联网一方面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达，但同时也在撕裂社会、重组人群，使社会的情绪对立进一步扩大。如城管、警察、医生、教师、官员被“妖魔化”为网上“黑五类”。一旦这些人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并立刻被传到网下，被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兴风作浪。比如，最近网上热炒一条消息：《我国91%的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女》。这组虚假数据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迅速掀起波澜。人民网做了大量的调查，以事实为依据，发布了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远远没有谣言传播的快。[3]面对这种现象，认识要清醒。有的事件中，警察、城管、官员自身的确有问题，比如言行不当、滥用公权力等。但也有的是面对网络应对失措的问题。由于网络信息来源广泛、传输快捷，很多问题也是真假难辨。加之现代社会的一些浮躁之风，为了宣泄和释放个人情绪，一些人无风也要掀起三尺浪，哗众取宠。一些群众宁可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政府的公开声明；宁可相信负面新闻，也不相信权威人士和正面报道。

2.对党维护社会稳定的挑战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政治

参与和社会稳定成反比，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社会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网络时代，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分母扩大了，作为分子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执政党建设，必须及时调整，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我国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酿成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热比娅集团遥控指挥。通过手机短信和QQ串联，数千名暴徒突然聚集在乌鲁木齐，打砸抢烧。这种悄无声息又迅捷的组织动员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是巨大的。作为应对网络舆情的手段，掩耳盗铃。不少互联网管理者多依赖于删除和封堵。只知道“拉闸”，却不知拉一次闸，就会多遭一次恨，多设一道墙，多一道和群众之间的隔阂。

3.对党舆论引导的挑战

每一个网络热词，都是一个社会热点。躲猫猫、欺实马（70码）、俯卧撑等等„„，网上一直就这么热闹。这个社会怎么了，一点小事，都可能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瞬间传遍全国！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左右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形成热点。面对突发事件，一些地方和少数党政干部如应对失措，很容易造成危机。比如采取躲的方式，对网络信息麻木、迟钝，不关注网络舆情而失去舆论引导的先机，只能被动挨打；有的官员仍然采取堵的方式，有些地方仍将封、堵、删今年的河南灵宝事件，警方远赴上海去抓捕发帖者，罪是“诽谤政府”，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就这一抓，彻底抓掉了政府的公信力。[4]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单个事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受众往往是被媒介牵着鼻子走。像新闻学里的“魔弹论”：新闻就是枪，受众就是靶子。网络时代，受众地位由被动变为主动，网民可以自己设置新闻议题。新媒体的新闻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真假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也不可控。

面对新媒体给执政党带领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同时更好地规避新媒体带来的挑战，笔者认为其根本方法在于大力培养一支适应网络时代的干部队伍。注重党员干部的上网工程。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以外，党政干部要养成学网、上网、看网、用网的习惯，如果我们

7600万党员、7800万团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我们党员干部都行动起来，一定会从网上的弱势群体，转变成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互联网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挑战携机遇悄然而至，危中有机，顺势而为。只要勇敢实践，大胆创新，应对得当，就一定能驾驭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浪潮，使这一技术革命更好地服务于执政党建设，服务 于国家工作大局。

参考文献：

[1]梁毅,等.积极应对网络信息传播发展的挑战学习时报

[2]苏文宁.论新媒体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3]马利.对互联网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网络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4]马利.对互联网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网络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第四篇：劳动合同法给HR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常凯

[何国玉] 各位会员朋友大家好！常凯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今天做客中人网，也感谢各位会员朋友的支持！

[常凯] 谢谢何总，我是常凯。很高兴今天下午亲临中人网，跟何总与网友们一同探讨“劳动合同法”颁布给HR带来的全新挑战和战略发展”。

[何国玉] 我是今天访谈的特邀嘉宾主持，中人网CEO何国玉。

2007年6月29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引起了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企业主、员工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工作相关”的人力资源从业人员们更需要对此法的战略意义进行深刻的理解，以便系统的规划后期工作、应对法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门户，我们非常高兴能为我们92.3万HR会员们请到《劳动合同法》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劳动法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劳动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凯教授。今天下午在线时间为两小时，我也准备了几个问题要请教常凯老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发帖，工作人员会挑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请常凯教授回答，其它问题我们会请另外的劳动法律师进行文字回复，当然，如果常凯老师愿意全部回答，我们很欢迎！《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特点和要求：（这一部分我初步构想请教您以下两个问题）A、常凯老师，第一个问题我希望能请您分析一下这部“劳动合同法”颁布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我看到您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美国最著名的劳动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托马斯.寇肯先生的一次聊天时托马斯先生曾经提及：“从解除管制、自由发展开始，美国的经济从1980年到现在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但是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增加。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政府听取了企业方反对2007”劳动合同法“的理由，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企业内部契约的稳定。”您认为这是这部被众多企业家、商会反对的“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企业相对苛刻的合同法”得以颁布的主要“社会、政治原因”吗？

[常凯] 应该说中国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法的情况，和美国80年代，可能更早一点——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时候相同，要看比较什么问题，但是不是和美国现代的相比，作为托马斯他对全球劳动问题和劳动法有更广阔更高的认识，我想主要分析我们自己的情况。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关于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其实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原因。社会原因可以是经济、政治和其他一些社会方面的事。首先我认为这个法律颁布、制定和实施，它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原因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何国玉] 您所说的经济原因，是为了让经济得到更持续的发展？还是指经济过热要抑制。[常凯] 不涉及到经济要抑制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说2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就，GDP每年以10%速度增长，但是GDP怎么样才能够持续的增长？这个问题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20年，我们更多的竞争力也好，还是经济增长的这种动力也好，更多的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何国玉] 现在这部法有可能使得这个比较优势在短期之内丧失。

[常凯] 你说的对，问题是我们比较优势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是法律制定以后，比较优势丧失。

[何国玉] 就是比较优势已经丧失。国家在引导企业朝创新，而不是因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竞争力的方向发展，这是国家的引导方向。除了引导企业朝着具有创新竞争力的方向发展之外，是不是也因为长此下去，国家稳定性也有一定的风险？

[常凯]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原因。最近特别是十多年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不公平问题，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同步的问题非常突出。这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极分化，经济发展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使得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最突出的矛盾就涉及到劳动关系的矛盾。广大的劳动者，农村的进城的务工人员他们在改革当中，收获非常有限，甚至是负的收获，更多的承担一种成本，承担了一种责任，一种牺牲，但是他们在自己地位是相对下降的，收入也是相对下降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在中国非常突出。而且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已经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整个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第二就是你说的政治原因，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探讨很多不同的特点，大家都可以说出各自的道理，有一点恐怕大家认可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国家，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问题。但是前几年，我们这样一种政策实际上作为大多数，特别是基础的劳动者经济上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经济地位下降，而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也在下降，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和党的关系实际上都面临一种考验。

[何国玉] 因为我们是长时间的朋友，我非常理解您一直在强调，比如要关注劳工的利益。其实您也是站在希望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的角度强调这一点。我认为以我对您的了解，我觉得您是站在更高的世界的高度，看到很多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到了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再不去关注劳动利益会给企业发展以及行业、国家的经济带来负面的东西。所以你在强调这一点。

[常凯] 我觉得你还是很理解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想法。我们谁都不希望企业不好，我们国家并不是阶级斗争，阶级冲突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整个国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是如何取得国家这种竞争力呢？它不仅仅就是企业营利就能解决的。

[何国玉] 企业的营利分配帮助他获得持续的竞争力。

[常凯]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国民要形成一个合力的竞争力，如果你现在感觉不到，将来付出的成本将会很大的。而且企业也绝不会在国际竞争当中取得优势。

[何国玉] 我理解您的良苦用心，挺感谢您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很多企业对您有一些负面的感受，我觉得您很用心良苦。

[常凯] 上次新浪采访的时候，一上来就问我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常老师您是劳工代表。

[何国玉] 您更多希望经济和企业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

[常凯] 目的是这样，但是怎样获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在劳动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没有一个完善的劳动政策，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

[何国玉] 您是强调每个阶段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常凯] 简单说我是劳工代表，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可能站在更客观更中立的角度对劳资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为什么更强调劳工问题呢？因为劳工问题是现在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的不仅是劳工自己，而且直接影响企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问题。

[何国玉] 我今天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是希望我们的92.3万会员听到您对这些大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的分析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和自己企业内部沟通交流，否则一些老板们会觉得这个法条让我们没法干了，但是我想如果他们能理解更深刻，解释更到位，他们可能就会引导他的企业家，其实是帮助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竞争环境。所以我今天特别替大家问您这样的问题。

[常凯] 谢谢！

[何国玉] 我们还看到，这部劳动合同法非常强调建立工会或者是以职代会集体谈判的方式解决劳动分歧，同时我也注意到，您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托马斯之间的谈话，托马斯给了我们一个建议，说是在现在这个变化的世界，我们还应该看到集体工资谈判，如何与企业战略相结合的问题。如果现在片面强调工资增长上的集体谈判，会使公司转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国家，最终原来国家什么工资也得不到。我看到您和他两人之间虽然远隔千里重洋，但是大家学术观点非常接近，我想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部法会不会使得企业在短期之内经营变得更艰难，甚至倒闭。如果这样，可能更多的工人会无法就业，反而失去更多的保障。

[常凯] 你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确实是非常宽泛的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出来，你提到托马斯引用他的观点，我觉得这条非常值得我们的借鉴。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理论，而是雇主怎样降低成本这样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更多一些。

[何国玉] 就是更战略性的雇主策略，站到一个战略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究竟应该用什么策略来对待劳工问题。

[常凯] 对，80年代美国劳动关系面临一个转型，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当时工会的作用并不是非常突出，就是工会的作用，传统的集体谈判的情况发生了一种变化。人力资源HR界兴起来，和我们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工会也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而雇主也和工会在进行一种更合理的一种抗争，在这里面，我觉得这种抗争对双方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并不是说双方和和气气就能解决的。这是在承认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当中促进双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托马斯提出这样的观点，这个观点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就是中国现在劳动关系的构成形式，基本上还是个体，或者个人的劳动关系，就是劳动者个人与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虽然也有工会，但是我们工会的作用发挥，离法律对它的要求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这个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下一步会怎样。如果根据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调整和经济发展一般要求来说，劳资双方它的这个关系处理的如何，是企业能不能具有竞争力，国家经济发展能不能协调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何国玉] 我知道您是一个对于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比如欧洲、日本，美国的劳资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一位学者，现在这个法律这么严格，似乎和日本现阶段企业用工，企业文化所存在的环境背景更相似，您能谈一下日本企业怎么做的，以及它的做法缺点优点，以及环境背景给我们作一个借鉴。

[常凯] 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状况所决定的。我在日本教过书，对于日本也做过一些相对比较深入的研究，总体说来，还是一种国外的研究，不像中国这样。日本大家可能都感觉到，日本劳资相对比较和谐，从企业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日本的员工敬业，下了班都不愿意走，都要加班，而且不愿意跳槽，一辈子在一个企业干到底，而且以此为荣。这是它的文化，可是为什么他就愿意干活，不愿意歇着，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

我在日本，我有很多日本老板的朋友，还有日本工会的朋友，还有日本官方的朋友，我就感觉日本员工之所以对于企业，用中国话来讲的就是忠诚，忠诚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忠诚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对于员工的这种关心，这是一种回报，日本的管理，有时候我们看是家族式管理，它的一些重要的劳工策略，包括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等。企业工会主要是根据产业的谈判在企业内部实施贯彻这个东西。日本注重将企业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家族式的管理。家族式管理，过去我们对家族式往往是负面看它的作用。

[何国玉] 我有一个体会到的，你所讲的日本企业家族式管理，把每一位成员都当成家族成员。[常凯] 你这个理解是对的，以前我们的家族式是家长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关爱，把他管得很严，那是希望他将来有出息有作为，日本是我对你要求严格，你必须做到，你做不到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人。这方面你犯错我要体罚你，但是该给你的关怀都会给到，包括生活，工资待遇，福利待遇，老板比员工考虑的有时候更深入一些。

[何国玉] 我曾经在03年的时候，给日本企业家协会的清家彰敏教授做讲座的时候，清家彰敏教授给我们讲过丰田的故事，丰田的管理者故意让员工去踩地雷，犯错误为他付代价，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成长，当时我在讲座上，很多人不理解，就会觉得如果在中国你要这样做，你损失很大。如果这些人明天就跳槽了，你还不知道这个成本为谁付了的。

[常凯] 在日本这个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很多企业对于员工都是这种要求，要求一步一步提升，一个学生在北大读了博士，后来在日本工作，他在中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去从最基层的店长干起。日本企业是告诉他一步一步怎么发展，这个里面不仅仅要锻炼他，而且把他当成自己的人，不是使了就完，而是考虑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和企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何国玉] 其实您一直坚持说，这部劳动合同法会使得各个行业的人才竞争环境得到更良性的一个引导，以前，举个例子说，我没有要求这么严格的这部法，今天随便招一个人，明天炒掉就可以了，今天签一年合同，到期就没有什么赔偿，但是这部法的要求，使得这些企业在员工招聘的过程当中，相对比较慎重，用一句开玩笑的话，以前就像找女朋友随时可以分手，现在变成娶老婆，离婚的成本比较高。是不是这样一个法制环境，会使得中国的企业就像日本企业一样，对员工用长期合作态度去选拔，去判断，去培养。[常凯] 我想肯定有一些违法经营，违法用工的企业会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甚至因此而破产，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守法企业使得他更加具有竞争力，荣事达的一位老总过来找我谈，他说我们在那最早做人力资源管理，他说在中国随便做根本没有任何规则，我说恰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你最具有竞争力，因为你以前守法，以后更习惯于守法，别人想守法恐怕有一个适应阶段，还没有这个守法能力。我们这个社会，应该鼓励守法的企业，让他们更好的发展，成长。对于那些不守法的就应该自然淘汰，使得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我们是不是回到你刚刚提的问题，就是托马斯提出集体劳动关系的问题，和工会的问题。

托马斯提出这个问题，是根据美国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情况和这个不一样，中国的工会根本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程度，就是需要能够靠自己团结的力量，要求老板涨工资，甚至工资高到企业都无法营利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恐怕我们要估计到中国将来这个劳动关系的构成形式，不会总是停留在个人劳动关系上，总会发展到集体劳动关系，这是市场经济劳动关系法制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集体劳动关系，这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法里面，这次多处提到工会和工人集体的作用，恰恰是引导考虑到将来以后中国的劳动关系转型，让大家有所准备，准备对于企业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将来企业面临的恐怕不是一个一个员工，而是一个集体的员工。面对集体的员工你有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吗？应该说，我们现在企业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我们的工会并没有成为与企业抗衡的或者制衡制约的一种力量，我们基本上利益一体，老板控制企业，控制工会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的老板要遇到工会以后，在多数情况下是一层不变。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一个首钢在秘鲁收购一个钢厂，一开始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办，遇到一个强劲的工会，你要裁员我不同意，你不接受我意见我罢工，你裁不了我们还要求涨工资，我们企业哪遇到过这种事，企业和工会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在利益上追求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怎样合作的问题。比如我们谈到雇主策略的问题，怎样对待企业工会有一个选择，有几种模式可以去选择的，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能简单听说工会可以组织罢工就抵制工会，如果有雇主策略，就有工会策略，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的企业根本没有这个，所以将来以后，随着劳动关系转型，集体调整这样一种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能不能适应，这是一个问题。

[何国玉] 这个趋势是一定的。

[常凯] 很明确的，就是怎样一步一步怎样实现的问题。第二点是什么呢？工会肯定要按照法律要求，它应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提高劳动标准，这是一个目标。但是工会的要求，应该不能超过一定的度，杀鸡取卵。企业不能对员工杀鸡取卵，工会也不能对企业杀鸡取卵，如果工资涨得很高，企业无法经营也不行，所以工会要求和雇主要求有一个博弈和磨合，最后妥协的这样一个过程，最后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

[何国玉] 您认为工会是群众智慧？还是属于部分少数人的智慧？

[常凯] 工会就其基本组织结构是劳动者自愿结合的，所有行为，包括提高工资，集体谈判，甚至集体行动，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都应该会员投票决定。比如罢工在国外没有50%的会员投票是不能罢工的。

[何国玉] 听到这里，我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在体制上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民主选举，还是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不想多谈的问题，因为和政治体制相关的，不要多去谈它。而且我的体会，您刚刚讲的，我相信有很多在线的会员其实挺恐惧了。

[常凯] 其实不要恐惧，恐惧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准备，因为不了解情况。真正有工会的地方，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德国。德国恰恰是因为工会的作用发挥，企业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德国可能我相对的去的次数比较多，一些企业，比如像汽车厂商我都去参观，一些服装厂，电子厂，而且在大学里面，还有一些NGO组织，工会组织都跟他们有所接触。

[何国玉] 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常凯] 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东西德被军管，使得德国的经济处于最低点，但是十年经济恢复，50年代经济恢复，60年代经济发展，70年代经济起来，80年代经济强国，十年一个台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德国很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当中的劳资矛盾，形成全民一体，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来发展经济。

[何国玉] 就是那个阶段没有强调大家互相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而是目标一致干一件事情。[常凯] 不是这个，承认矛盾，承认差异，但是有一个很好解决矛盾的办法。

[何国玉] 就是很理性很客观的说这是实质，但是我们还有基于这些实质更崇高的目标。

[常凯] 国人可能都是这样思考，我们不承认矛盾，我们是利益一体的，我们是和谐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目标，恰恰是承认矛盾以后才能达到，不承认矛盾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何国玉] 真实是做出正确选择的首要基础。

[常凯] 有人可能对于工会也好，对于劳动者也好，认为是天然对立的，但是能很好的解决的这种对立，把这种化解为一种力量，转化这种对立。

第二德国采取什么措施？三大措施，第一工人参与，第二共同决定，第三企业委员会制度，企业工人委员会制度。工人参与这一点，这个和我们不一样，比如中国也有工人参与，因为我们是公有企业，我们是主人翁所以我们参与，自己的企业自己参与。德国不是，德国是在私营企业，老板自己的企业，要求工人参与。这一点我们往往想不通。

[何国玉] 它的意思这是大家的共同的事业？

[常凯] 他就认为对一个企业来说，并不是企业资产所有者的企业，没有工人不叫企业，没有工人叫厂房机器，有了工人结合起来能够生产了才叫企业。企业没有工人的力量，工人的投入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何国玉] 越让大家参与，其实大家能更好的投入。[常凯] 而且这个里面还考虑生产要素的结合。[何国玉] 这是民主集中制还是纯粹的？

[常凯]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思维方式，我们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无法衡量国外的这种状况，国外具体说它的是一种什么状况，不要用我们的概念给他们套。这个里面恐怕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出现法西斯，希特勒这样的历史现象的反思。政治上的集权、独裁，出现了法西斯、希特勒，他们考虑的更深，他们认为不光是政治上的，企业垄断，企业和集权完全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的集权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让德国人都深恶痛绝的这样的现象就是法西斯现象。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就认为仅仅搞这种所谓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不够，必须要有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对于民族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所以这也就是德国它在劳资关系，在经济管理，在企业发展方面所创造出来的一套有别于以前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对抗式的，比如美国式，就是工会和老板两个力量，就是谈判、斗争，甚至集体行动，罢工等等。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叫做劳资模式协调式的这样的模式，就是重大的事情都有工人参与，叫共同决定，共同决定不仅仅就是我们这次劳动合同法所涉及的，对工人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它们甚至连企业投资，连市场，连企业管理都共同决定，有人说你们这个法律是不是超出国际上的，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国外的情况，这种情况就使得工人全力投入到企业发展，觉得就是我的事情，企业的发展和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在这个基础上，它采取了什么就是工人委员会制度，因为德国是工会多元制，一个企业有几个工会，几个工会要形成自己的态度，形成工人委员会，重大问题都在工人委员会，就劳方的意见和资方进行协商。

[何国玉] 其实互相之间形成平衡之后的结论。

[常凯] 形成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可以介入到这个里面，使得劳资是一种协商式的关系。但是有时候工会也有罢工权，但是通过协商可以解决，就不罢工了。不要恐惧，罢工不是很容易能够罢得了的，在一个规范的国家，罢工要有罢工基金，你有钱吗？没有钱罢不了，罢工谁组织罢工谁要付钱，中国到不了这个程度，要罢工领导人，要罢工纠察线，整个罢工目标，等等事先通知组织，有相当严格的规定，而且通常罢工是在集体谈判无效的前提下，罢工的目的是为了谈判，因为市场经济国家早就不是这样的理念了，大家都通过各种法律的手段。

[何国玉] 大家都要比较理性的来做。

[常凯] 不要认为罢工就不是理性，罢工是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内严格按照程序去做，在西方罢工，需要所有工人投票，我们罢不罢工，50%以上投票以后，大家才能罢工，不是我想让谁罢工就罢工的。

[何国玉] 就是企业主想独裁或者工会想独裁都不可能。

[常凯] 都不可能，工会首先是民主制的这种群众组织，否则行使不了权利。从德国来看，劳资矛盾这些既定或者现实的，承认它的存在，找出解决的办法，转化这个矛盾，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种动力。我国从劳动合同法开始制定的时候是94年，我国雇主自觉意识和管理理论层面的这种把握等等，还有工人的意识，还有一个过程，这些不是一下说想学就能学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启示。

[何国玉] 这个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本身意义深远，我们暂时不去讨论这个深远到什么程度，同时这样一个劳动法的颁布，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同时挑战也是机会。

我想您刚刚谈到很多问题，可能我们的会员们应该也很关心他们切身要去面对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一些工作上事情，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哪些问题。我看您有一些意犹未尽谈到刚刚的话题。

[常凯]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更深入一些。

[何国玉] 我知道您特别愿意把好的思想和方法传递给别人的一个人。

[常凯] 其实我有很多的老板朋友，当然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仅仅想赚钱，我教不会你，但是你想做一个企业家，有更高的目标去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话题来谈。

[何国玉] 做一个真正优秀甚至说跨国企业。[常凯] 对。

[何国玉]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和常凯老师交流的话，可以继续提问。我们整理好以后，再继续和大家沟通。

[何国玉] 非常感谢刚才常凯老师跟我们的交流，让我们体会到国家的安定，行业发展，整个就业环境的规范，会有利于身处其中的企业有更好的发展，作为企业家和HR我们期待更具有商业道德的更良性的竞争环境出现。我看到很多会员朋友的问题，第一个提问是我们一位老会员，昵称叫做智子，当员工利益在企业单位受到损害，可以由企业里的工会主席负责人进行沟通，以使劳方获得正当利益和权利，但是现阶段，企业工会的主席和职代负责人都是企业任命，这些被任命的人员维护劳方利益时，要么不出头，要么是直接倒向资方，无所作为，形同虚设，前不久央式二套经济与法当中也提到某工会主席站出来为工人维权，但是居然被企业开除了，你们讨论该劳动合同法的时候，对这种实际情况是如何考虑的，劳方用什么方式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弥补。这是代表劳方来提问的。[常凯] 现在我们这个法律，如果大家注意到，确实在多处提到工会在劳动者订立履行劳动合同的时候，应该提供指导。但是实际当中，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工会，并不是所有企业的工会都能够代表工人去为他们的利益去做出一种努力或者一种争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说从两方面来看，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真正的以工会为代表的劳资关系集体调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刚刚这个提问者，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工会发挥不了作用，劳动者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应该说法律制定的，对于工会是一种原则方向性要求，真正要实现工会，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在并不是在所有的企业都能实现，所有工会都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法律给了工会很多权利，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法律给工会明确加重了它的职责。职责和权利是不一样的。职责的话，是一种义务，必须要去做的一种要求。现在工会达不到这种程度，这对于工会下一步自身改革，代表工人真正介入劳动关系协调提出这样一种要求。

[何国玉] 专门的工会负责人，那也只能说从员工里产生，担任工会的职责，还做其他的工作吗？ [常凯] 我们工会兼职化的问题很严重，许多工会主席是由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监或者主管或者副总来兼任，这种情况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是有一些党委书记或者其他的党的干部兼任的话，我觉得有合理性的方面，在企业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从体制上，恐怕就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

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如果工会不发挥作用怎么办？工人应该努力用法律自身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劳动合同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定过程当中，全面征求意见。

[何国玉] 如果企业没有工会，就直接去仲裁，如果有工会，工会不给他出头，也只能去仲裁。[常凯] 可以的。

[何国玉] 现阶段最能解决问题的还是仲裁？

[常凯] 不光是仲裁，这个里面工人和企业也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再仲裁，劳动争议，包括劳动法律诉讼，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何国玉] 双方成本都高。

[常凯] 我并不主张一有事就仲裁，有些人跟我咨询，能不能通过打官司，我想能不能通过更平缓更和谐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协商，沟通。如果确实不行，最后再采取法律诉讼，这个是对工人来讲。另外还有对企业来讲，刚刚谈到托马斯的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经验，这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工会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你应该发挥作用。

[何国玉] 人力资源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

[常凯] 这个里面我是站在更公正的，美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和工会竞争，但是都在法律允许的环境和前提之下，如果工会不发挥作用，人力资源部门不能按照法律的问题来做吗？这样对于整个企业组织形式会感到更贴近一些。而且这一点对企业并没有坏处。这都在争取自己的，人力资源之所以发展起来，觉得工会原来谈判的方式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努力去做但是没有效果的时候，工人不愿意付这么大的成本，但是我干脆跟着这边不是更好，这样一种竞争，对于企业发展，对于人力资源完善，对于工会发挥作用都是有好处的。

[何国玉] 我觉得您这个提的非常重要。接下来的许雅儿，小野猫这些会员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请常凯老师您今天做答了，但是有一个王荣律师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他问的问题是劳动合同约定是在今后某一个时间才开始实际用工，按照该条规定，没有实际用工就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如果在约定的实际用工时间到来前，一方反悔不履行劳动合同，这样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因一方反悔这种是否能追究违约一方的违约责任呢？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一个跨国企业，叫伟创力的企业，就是协议录用一批大学生，是40人。但是大学生报名的时候，单方面撤销了录用的协议，这个就是不是像王荣律师问到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开始正式的劳动用工，但是这一条这个争议是不是属于劳动争议？属于的话，能不能用它来追究违约方的责任。

[常凯] 根据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第七条规定，用工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没有用工，就没有建立，这一点很明确，没有用工没有建立，提起劳动争议显然不适合，但是并不是说法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何国玉] 它的这个劳动合同约定是说在以后某个时间开始用工，这种约定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 [常凯] 对，在这个里面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但是在这个里面可以作为违反合同的一种约定提起民事诉讼。那是另外一个诉讼。这个形式是不一样的，劳动法既涉及公法比如行政法，也涉及到私法，比如民法，交叉在一块的。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给律师提供了市场机会，但是我们律师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对劳动合同法真正把握住，能解释好，能确实促进这个法律的实施，而不是仅仅出现一些小技巧性的问题去帮助企业或者帮助谁来讨工资的问题，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做努力的。但是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大学生三方协议，就是说我想要你，你来我这，但是到时候你不去了，但是你耽误了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成本很高怎么办？和这个非常相似，就是我没有上班，没有上班就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我只是约定，只是可能会形成，但是你作为民事关系的话，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

[何国玉] 如果大学生协议了要来，最后不来，企业也可以通过民事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常凯] 也可以的，比如违约赔偿的问题。

[何国玉] 这里有一位会员昵称叫做小侠客的会员问：常教授你好，我的问题是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应是平等的，单位提出解除合约应该给予劳动者补偿，作为劳动者提出解除合约，根据劳动法第31条劳动合同法第37条提前解除合约，作为合同违约者是否也应该承担违约的责任。我非常认同这个问题，我自己昨天晚上很想向您提这个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既然双方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签订这样一个公平的劳动合同协议，但是事实上这个协议里面又有一些非常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咱们劳动合同法最初的几句话呢？

[常凯] 这个里面非常有意思了。

[何国玉] 第3条订立劳动合同应该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您怎么给我们解释一下。

[常凯] 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案例分析，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劳动法的一些特质的问题。劳动合同法一些法律特征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具体操作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这个问题双方应该平等，比如雇主要解雇劳动者，相当多的这种限制条件，可能补偿也好，调整工作也好，实在不行才解雇你等等这些，但是为什么劳动者他想不干，提前30天只要通知你一下就可以了呢？这是不是一种不平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劳动合同法的法律特点问题。立法倾向问题和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作为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做解雇限制，就是订立了劳动合同以后，老板随便解雇是不行的，而且这种限制是对于民法的一种修正。如果是民事关系，我们订了合同，这个合同有一方不同意就没有履行，谁都可以取消这个合同。但是劳动关系，不能说雇主不需要你，你走吧，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劳动合同并不是一个单纯经济事物，涉及到一方生存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这种工作，我将来生活就有问题，对雇主是增值、保值、生产利润的问题。在这个当中，一个矛盾冲突是什么呢？是这个生存权和财富权发生冲突。生存权和财富权发生冲突的时候，生存权优位是基本原则，先保住这个，所以劳动法制定有解雇限制。在这一点上，就是劳动者在辞职的时候，提前30天通知雇主就可以，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劳动是不能强制的，我在你这干活，并不是我给你的东西，而是我人身必须要从属性，一旦建立劳动关系以后，我跟你的关系，你如果是老板我是员工，我们就会成为经济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人身具有从属性了。

[何国玉] 立法原则是保护弱者原则。

[常凯] 好多具体的原则，比如人身自由，不想在这劳动了，你不能强迫我在这劳动，劳动不能强迫的。但是我也不能随便走，今天告诉你，我明天就走不可以，要提前有一个预告期，有30天，企业通常可以接受这种情况，如果有问题的话，企业可以和职工进行协商，他为什么辞职，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能不能解决？所以这个法律是向劳动者倾斜的。这种倾斜的表面上看是不平等的，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用这种倾斜来解决一种实质上的一种平衡。因为在现实当中，劳动者和企业不可能平等，他很弱的，企业很强，尤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法律的作用在于什么？在于扶助弱者，抑制强者，但是有一个度。就是程序上的问题。

[何国玉] 这有一个问题，企业里面有些员工，小错不断大错不犯，有什么方法可以合情合法的处理这些问题。

[常凯] 这种情况肯定是个例。[何国玉] 如果碰到这种个例怎么办？

[常凯] 企业内部有规章制度，考核制度，你考核几次不合格要承担责任，比如你可以待业待岗，待岗发岗位工资，你还有其他岗位，你干这个事干不好，调整到另外一个岗位，你有考核管理。

[何国玉] 您这样说，就意味着现在基于新劳动合同法，企业绩效管理一定要合同化，就是你取证最重要的。

[常凯] 不光合同化的问题，还有管理的科学性，规章性等等问题。

[何国玉] 严格人才选拔，建立非常科学适合自己企业测评的标准等等这些，使得一些不合格的人能够在最早的时候进不来。这个要求也很高的。

[常凯] 对我们人管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连这个事都解决不了，你还做人管怎么做？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个别捣蛋分子没有靠你这种行政管理能力解决不了，还怨法律？

[何国玉] 我们在8月份的论坛上，我想听听你给人管怎么支招。

[常凯] 比如劳动规章制度，前两天，我接一个案子，一个案例分析，在北京广播大学出版社的，就是对于考核规定的非常严格，大部分能够完成。但是你不努力你肯定完不成。这个对HR整个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说就这么一个工人，一个组织的力量，一个企业的力量都解决不了，你还说法律规定不好，法律给你很多权利的。

[何国玉] 你认为这个里面有很多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常凯] 除了技术，还有理念，就是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提高我们的整个素质，能力和整个的工作目标。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是以无固定期限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作为主要形式，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何国玉]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那么重视人力资源的胜任素质模型建设，测评工具的开发，企业文化的塑造，包括人才的培养，后期的福利等等。

[常凯] 要不然怎么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旦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整个公司竞争力提高。这个对企业有什么不好呢？

[何国玉] 还有一个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与劳动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作为公司往往遇到员工不签订劳动合同，例如我们石材行业，从事第一线的劳动工人文化层次低，与其签订劳动合同，都不愿意签，行业竞争压力大，企业往往不用这样的员工，作为没有签订正式员工的同时，也都为这类员工交了社保保险，这样构成事实劳动关系，这样是否需要支付双倍工资。[常凯] 这个比较特殊。

[何国玉] 这个不是稀缺资源，是人力稀缺。

[常凯] 不是稀缺人力，而是什么呢？而是整个工作环境。石材行业我去过，我见过，而且那个行业职业病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行业工人很多干几年得了矽肺病，整个一生就完了，这种行业除了特别规范的企业，劳动保护都非常差，所以工人不愿意签，工人能干一点干一点，这个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你达没有达到劳动条件。这次我们特别提到要将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写进劳动合同，是首先强调劳动者的这种权利。

[何国玉] 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是否需要支付双倍工资。[常凯] 是的。[何国玉] 他们怎么办？

[常凯] 首先得按照劳动标准去做

[何国玉] 如果按照标准去做生存不下去呢？

[常凯] 那就是优胜劣汰的事了。对于整个提高中国企业的水平有积极意义。

[何国玉] 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首先作为企业主来讲，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就会面临一个挑战，你会什么样的商业环境，企业环境，用工环境。

[常凯] 所以当老板并不是能挣钱的，我们想的太简单了。[何国玉] 一百年下来能存活的企业有多少？

[常凯] 这个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于企业的竞争，首先合法性的竞争，在法制条件下，我生存下去，而不是靠着违法生存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那些规模的，规范的，守法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法律环境，法律条件。

[何国玉] 我本来个人准备了两个问题，我看到会员有很多问题想问，也希望你能多回答一两个。[常凯] 这种东西回答的太多了，就是案例分析，我专门开案例分析课的。我觉得可以讲一些更重要的一些问题。

[何国玉] 会员的提问就到这里。

[常凯] 我的分析可能和律师的分析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背后是什么东西。

[何国玉] 您站到一定的高度在分析每一个案例背后的行业背景、产业背景、法律背景、社会背景等等这些都有。

[常凯] 并且具体怎么去作

[何国玉] 您站到一定的高度在分析每一个案例背后的行业背景、产业背景、法律背景、社会背景等等这些都有。

[常凯] 并且具体怎么去作

[何国玉] 你告诉他感冒了不仅仅是吃什么药，而是感冒是什么引起的，今后要注意杜绝导致感冒的因素，非常好。我还希望因为在公开的场合，您曾经发表过演讲，就是新法的颁布，要求大家在做人管工作的时候，更多的从战略角度思考关于雇主策略的问题。并且认为一个优秀的雇主策略是建立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对工人意识的分析，对工人行动的分析基础上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在制定雇主策略方面的一些优秀做法呢？

[常凯] 这个问题提的太大了，因为发达国家的雇主策略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而且在这个里面，我想给企业界的朋友提出一个，对于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提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雇主策略的问题。当然我们雇主和企业是同等的概念，是相对劳动关系的用人方或者用人单位而言，雇主可能更国际化一些。这个里面有其他的含义。

在这个里面，对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很多企业感到压力很大。我觉得是对的，确实是对企业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个当中，怎么对待这个法律呢？我看最近网上也好，各地也好这种培训班满天飞，可能各地都在办，就是很明确告诉你，老板怎么规避法律，怎么样对策，怎么样应对，我觉得这样一个做法有点太功利了，而且不会有好的效果，前提是这个法律不管你同意它，你评价高还是不高，它也是客观存在的，你必须要遵守，现在我们已经不是立法的时候要怎么做，而是这些法律要怎么执行的问题，这是一个前提。在执行过程当中，企业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这是最重要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很多企业没有去想，我觉得中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将来会面临的一个会形成集体力量的劳工群体，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问题。尽管现在没有达到，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劳工可以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也可能通过工会，也可能是自发，也可以其他的形式，这是无法阻挡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劳动者他是一个有主动性的，是法律关系主体，有自己的权利要求，有自己的诉求，不会很被动，就是让你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企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和你站的是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另外一方。

[何国玉] 以前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更习惯分析市场客户的需求，现在我们也要回过头来到内部来看看，内部的员工的需求。

[常凯] 对，以前在内部员工的这种分析，往往当成一种管理的对象。

[何国玉] 如果这样，意味着你以前分析客户之后，会制定品牌策略，制定出一系列市场宣传的推广的方法，包括产品促销优惠等等，现在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对内部的员工们也应该基于对他们的分析，基于他们的需求去制定我们的雇主品牌策略，去进行我们相应的雇主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去为他们提供一些比如更好的他们的需求的一个结合点。

[常凯] 对，中国的企业实际上过去，就是忽略了这一点。我们把这个力量，就觉得内部不成为问题。我做市场就可以了。一致对外，可是恰恰对外的前提是要解决好内部问题。内部关系。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这种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力极大的供过于求，随便可以招人，不行就换，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中国的企业和西方企业不一样，没有遇到对手的限制，完全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内部管理上，在劳动关系上。在西方欧洲美国，首先法律法规非常严格的，不是现在，将近200年时间开始制定劳动法律了，另外一个有工会，工会天天看着你，给你找你的毛病，看你是不是违法，争取它的权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在国外的这个老板，他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使得他必须考虑怎么处理好企业这种关系，这一点恰恰提高了他处理内部劳资关系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在这方面就不行。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理念，这个理念上个世纪80年代库肯教授提出来的，雇主策略，一种就是一体化的，把我的雇员当成我的整个的家人，我管起来，我考虑他们的好处，我给他们好处，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日本模式，大部分是采取这个的，家长制的，所有的东西都解决。另外一种雇主策略，实际上就是抗衡，在美国有一种企业就是跟工会较劲，让工人不参加工会，但是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美国工人要参加工会，对于参加工会的员工和不参加工会的员工不同样的待遇，叫做不道德行为，要承担责任。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沃尔玛多年不成立工会有没有人在法律上找它的毛病，这是一种能力。很有意思，你分析企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你看人家怎么做的。

[何国玉] 我知道沃尔玛人力资源管理做得很出色的。

[常凯] 不是我不让你们参加，你们可以参加，工人觉得参加工会有什么好处，参加工会还不如不参加，我这边培训，我发展都有，工会也给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对工会又是一种压力，就是和工会的合法竞争。[何国玉] 到时候我们深圳的论坛，我们请沃尔玛人力资源副总裁王培女士跟我们一起分享。[常凯] 我们过去不这么想的，有工会怎么着，有工会是对你的促进动力，要解决。你没有能力，你让人家竞争完了你就失败了，你有能力你上去了压住它。

[何国玉] 您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其实最重要的雇主策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要做好。

[常凯] 当然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混合式的。就是各种方法都有，在这个里面也可以有人力资源管理，也可以谈判去做。

[何国玉] 有没有成功企业的案例。

[常凯] 成功企业案例比较复杂，没有特别典型的。再有一种就是合作式的，雇主和工会合作，德国很多企业都是这样，上次我到欧宝汽车公司的时候，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和人力资源部非常密切的，大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上个星期我到荷兰参观一个目前在国际上，仅仅在美国有一个对手做大屏幕的这样一个大公司，第一它认的是世界第一的，它现在就是一种合作性质，就是工会有活动，人力资源也有活动，有谈判，有协商有合作，这也是一种合作方式。非常重要的雇主策略建立在对于本单位本企业，就是劳动者状况这种客观准确的分析和定位上，然后确定我的策略，我的战略怎么去解决。

[何国玉] 您说的雇主策略，越是大企业，越是跨国企业，越是想做成大企业的企业在这方面非常要注意的。

[常凯] 遗憾的是中国企业没有这个概念。

[何国玉] 我刚刚指中国的大企业想要国际化，或者想要做大这一点非常重要。[常凯] 这个里面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企业的劳动关系战略管理的问题。[何国玉] 这次我们合办的论坛里，能不能把雇主策略这一点给大家多介绍一下。

[常凯] 这个里面不光是理论的问题，还有操作的问题，这种操作是建立在你对于整个雇主策略这种把握，对于企业发展趋向的把握，对于劳资关系目前的特点，目前下一步发展方向上的把握上才能建立，而且非常重要的，发达国家他们那些做法要借鉴要了解才行。

[何国玉] 说发达国家的做法要借鉴，我有一个质疑，我看到您和托马斯的对话里他提到一句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在劳资关系处理上，其实做的不足够好。其实您想想，他们其实有一百多年的劳资关系处理经验了，他还仅仅做到这样，中国人力资源能做到如何？既使人力资源能做到，如何说服引导他们的老板认识到关注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是以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为基础的这一点这个观点，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现实，对大家要求太高呢？

[常凯] 怎么叫不太现实呢？ [何国玉] 我指的短期之内。

[常凯] 作为一种方向，一种理念，一种原则，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放弃。因为这一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一个基本的一种经验，就是经济发展必须要关注劳工自身发展。他的这种生活水平，工作条件能不能改善和提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我觉得仅仅是怎么样推动去实现的问题，不能放弃它，放弃它的前提是将来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就像我们的资源环境。

[何国玉] 中国的用工环境现在就要开始注意。

[常凯] 而且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这种社会背景很特殊，80年代到现在真正发展起来是90年代末，十多年时间飞速发展。我觉得首先应该肯定HR界对于中国企业管理，劳资关系处理是积极作用的。尤其它的工会作用有限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努力发挥他们的管理方面调动和谐引导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作用和地位。这并不是像我说的，我对人力资源管理什么都不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何国玉] 我相信您是希望发展越来越好，您提出一些更高的期望和建议。[常凯] 对，我正是认为如果既希望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是托马斯讲的，美国的劳资关系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也有很多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缺陷的地方。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引进美国的时候，当时饥不择食，而且哪个能用上，哪个更实际一些，哪个能看到成果的我们就学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对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他们觉得是问题的东西，我们又搬过来了。

[何国玉]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90多万的会员，而且我们平时也有全国各地发行的杂志，而且每个月在各地的人力资源的论坛俱乐部，在和大家交流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中国人力资源，既使在之前，很希望做好，他所获得的知识和理解也是不足够的。因为企业和企业老板们没有承受到这种压力，是不是伴随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因为这种法制环境要求更严格了。比如财务部，是因为中国的财务管理法制非常的规范，所以财务你看它的违法成本很高，企业很重视财务部门。你比如说法务部门，签订法律合同最后违法成本很高，换个角度说，是不是接下来因为这个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成本很高，所以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里面被老板的重视，包括给予它的支持的资源会更多一些呢？他也能够具备更好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把人力资源开展更到位一些呢？

[常凯] 从企业家觉得你这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压力，但是恰恰这次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给他们提供了或者中国的劳动法制环境不一样了更严格了，你原来的情况不行了，那样的做法无效了，你必须得改变自己，这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提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会。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觉得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一种历史性的机遇。

[何国玉] 如果我们不能制定很好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规划，包括建设比较好企业文化，将来劳资双方的对立就会变成一种必然，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建立一套规范的胜任素质模型，测评工具这套体系，将来招进来的人你要辞退的成本很高，如果我们不能建设很好的绩效管理，你的绩效合同将来不能支持你辞退给用工降薪，包括培训，立法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比如员工的养老等等这些，这对于企业人力资源来讲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非常好的外部压力带来的机会。

[常凯] 你说的这几点，对人管的几个模式，必须要重新调整，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最重要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挑战，或者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劳工关系或者劳动关系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力资源，作为人力资源最基础的一个内容和一个最主要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大的缺陷。这一点，我觉得在前年人力资源报告会上我就提这个问题，很多人不理解，当时你好像也有一些不以为然。

[何国玉] 我当时还有良好的期望和愿望，希望阶级对立的这种情绪，劳资对立的这种情绪不会被更多的去引导起来。

[常凯]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们并不主张阶级对立，不谈阶级问题，就想劳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就如我们刚刚讲的承认了才能解决它，并不是说不承认它就不存在了。那现在的问题除了这个，这样一个认识上的方法以外，在人力资源整体内容，出发点，工作要求的这种结构上它应该以劳动关系调整作为一个基础。

[何国玉] 必须要去面对劳资本身的这样一个根本的立场的不一样。以及本身的这种阶级的形成。[常凯] 阶级我们可以不提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更复杂的问题，就企业员工关系这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何国玉] 您说阶级这个问题不谈，我恰恰看到您在有一次讲话当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描述现阶段中国阶级形成的一个状态，说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阶级，但是并没有形成阶级意识，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您刚刚讲阶级暂时不用谈，是现在无阶级斗争的外部环境还是什么意思？

[常凯]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阶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这个论坛能谈的，说阶级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意义上讲，叫阶级也好，阶层也好，学术也有争论，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具有特定经济利益，经济壁垒和特定的社会意识社会群体来说这批人已经存在了，但是存在了以后，我们又很明确这样一种社会意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更宏观层面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我是讲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讨论企业更微观的，过去有一种理念，就是说这个劳动关系，主要讲宏观的，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劳动关系还有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应该说最近几年，人民大学特别关注，我们下了很大力量，包括调研，包括实际情况了解，包括各种文献对比研究，就觉得劳动关系管理它要技术化，要企业化，这一点正是人力资源所缺乏的，在这一点上，人力资源将来必须要加强的。而且需要提及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很多很技术性的东西，四大模块都讲的很熟，但是就到这为止，很深层次的问题，更前景性的问题等等这些都被忽略，我们刚刚说到企业劳动关系战略眼光，战略专家，我们要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才行，没有这样的一些人，很多人忙忙碌碌就做自己的事。

[何国玉] 您是现阶段企业劳动战略的专家，这是我所认识到的人当中，能够当得起这样称号的学者。[常凯] 我努力往这方面发展，但是这方面有很多问题，我自己也正在研究。因为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不是需要一个人，是需要一批人才行。但是战略不是讲空话，既然到企业人力资源，企业劳动关系有很多必须要有可操作性的问题，战略专家有策略的问题，战略和策略上知识角度不同，雇主战略是战略专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雇主应该怎么去干。在这方面没有相当的多方的知识，法律知识，管理知识，国内国外企业知识，整个劳资实际状况，你很难提出战略意见来，这方面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才好。

[何国玉] 我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多作客中人网给大家谈谈，包括多和我们企业的一些会员们多去交流，然后去引导大家，指导大家对于企业的劳动关系的处理，从战略的高度和策略的角度，让我们有更多的认知。

[常凯] 从概率来讲，劳动关系战略和雇主策略这几个方面都是很新的概念，这些方面我希望中人网今后在中国劳动关系法制化的过程当中，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历史转型的过程当中，能推动大家更深入的思考一些问题，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理念。

[何国玉]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去实现的历史使命。非常感谢常凯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观点，由于在线对话的时间是到五点结束，我们会看到今天常凯老师给我们讲到的，让我们更清晰意识到，基于这样更严格的法制环境，HR各项工作对于企业发展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比从前更重要的作用。如何提高自身能力以帮助企业“降低用工的意外风险、法律风险和管理技术风险”；帮助企业“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用工理念，帮助员工和企业获得更好的成长”等都将成为HR必须更慎重的面对的一些列重要课题。

其次随着“阶级的初步形成”，HR要开始将“劳动关系管理”作为一个必修课，通过HR的努力，实现企业主和员工的共赢。为国家安定、行业发展、企业永续经营、自身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这对于所有HR从业人员来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战略性机会的到来，也意味着新一轮挑战的开始！

最后，要衷心的感谢常凯老师所带来的精彩观点，感谢会员们的在线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迎接这个HR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谢谢！

[常凯] 谢谢！

第五篇：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一稿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 Policy

（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

安徽建筑大学思政部

2015年11月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国际地位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

二、“习奥会”谱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一）习近平访美的两个背景

（二）习近平访美的成果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

（一）老问题：三个“T”（Taiwan,Tibet,Trade）

（二）新问题：八个“N”（8 New Issues）-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深蓝，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模式”和美国的不安全感。

四、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机遇

（一）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重视软实力

（二）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反战本性、联合国与国际法的刚性、洛克主义国际体系

（三）可利用的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经济相互依存、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实践、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复杂高效的对话机制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

（一）方向：两个sharings（中-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与Concert of G2——议题合作+分歧管控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习奥庄园会到瀛台夜话、夜游白宫，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每次会见都显得别处心裁，而这正是基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在经历了西雅图之行后，习近平主席一行来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正式会谈，这是两个人三年之内的第五次会面。老牌帝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又会擦出什么火花？中美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1？未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本次“形势与政策”（国际部分）将与各位同学一起探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国际地位

中美建交30多年来，虽历经波折起伏，但总体向前、向上的态势从未改变，两国共同利益已经密切交汇、深度融合，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早已超出双边范畴，其全球性影响不断上升。可以说，如果中美关系稳定，那么，当前国际关系基本体系的状态就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恐怕眼下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出现重大变化。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我们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比较主要的，甚至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也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全球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在于，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美国与崛起速度最快的后发者中国之间，形成了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体量来看，我国的经济体量显然比欧盟要小，在全球经济事务方面，欧盟和美国加起来的比重更大，也就是说，美欧关系对全球经济维度是主要的；从全球安全来看，不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怎样，俄罗斯仍是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就是说，美俄军事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全球的安全状态。我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还比不上欧盟；在军事实力上，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可是，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 1 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其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中美关系从结构上讲，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美欧关系，都不能够起到塑造和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作用。这是作为后发者的中国与既有体系维护者的美国之间特有的一种状态。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再去看待中美关系，就需要更具全球视角，而不仅仅从中美双边事务中看待问题。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在中美若干议题中，中美两国单纯的双边事务是比较好处理的，不论是知识产权还是能源合作，中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太高。中美两国真正会爆发摩擦、产生争吵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地区性或者国际性问题，即涉及到中美两国以外的第三方的问题。比如近两年的南海问题，尽管有奥巴马总统的访华以及在其他一系列国际场合下中美的交流，但是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仍比较明显，分歧也非常大；在东海问题上，中美两国所持的立场依然相去甚远。这其实就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中美关系的维度变得越来越广的时候，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型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中美两国之间有近百个双边对话轨道，都是部级以上的，在这些对话轨道范围内，单纯的中美双边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处理，但是涉及到国际和地区事务，也就是说涉及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恰恰是中美两国激烈博弈之处。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因为利益方很多，并不只有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也并不是仅仅中美两国愿意做出妥协、达成谅解，就能够解决的，第三方因素作为一个变量随时在影响着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但要考虑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到东南亚盟国的诉求；在东海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同时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这就有一个如何转换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管控比较有效，而在管控地区分歧方面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影响整个世界的。现在至少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状态如何，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就如何。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有效管控这些分歧，亚太地区和平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维持；如果中美关系不能有效管控这些分歧，那么，整个亚太地区就会发生重大的动荡。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效力外延问题，也就是由这样一对双边关系影响到中美关系以外的国际关系。因此说，现在的中美 关系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国际秩序、全球规则变革期，中美两国也均面临经济转型、社会改革的历史重任。中美合则两利，其利也惠及全球；斗则俱伤，其害亦殃及世界。

二、“习奥会”谱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一）习近平访美的两个背景

习奥会的举办有两个背景，一是今年中美关系开始战略紧张，二是今年中美之间问题较过去尖锐。

第一个背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同年，中国制造业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美在这时从结构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中国比较低调，效应没有马上释放出来。效应是在去年显现，主要原因是中国外交积极进取，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成绩，但在美国看来是咄咄逼人。中国去年推行自己的议程“一带一路”，适度地抛开了美国，并取得成功，这出乎美国意料。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在海洋方面，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又快速在南海建岛。

第二个背景是指，今年中美间南海问题较为突出，再加上中国举办九三阅兵，普京的出席刺激到美国，还有美国大选将至，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杂音甚多。

（二）习近平访美的成果 1.增信释疑之旅

此次访问延续了多年来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增信释疑之旅。

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西雅图的首次亮相演讲，就已经全面、清楚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美关系、全球事务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走向的基本立场。在接下来的各种场合中，习主席的讲话虽然各有侧重，但核心观点可谓一以贯之。

例如，在西雅图讲话中，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九点意见，其中六点涉及内政。习主席明确表示，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略，坚决维护网络安全，保障境外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益，继续推进反腐斗争。关于中国外交的三点意见，则着重回答了“中国道路”、“中国角色”和“中国责任”这三个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只是希望改良和完善现有秩序，而无意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因此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投行，目的就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一个方向，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做好四件事情，即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积极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其中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几点建议与西雅图的讲话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很显然，上述观点均事关中国的发展走向和政策取向，是对近几年国内外舆论焦点的一个积极回应，其内容之全面、态度之坦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同时也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面对中美分歧，中方总是主动解释、说明，积极释放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大局的善意。就此而论，中国的对美政策具有相当明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事实上，与中东等其他地区的国家相比，中国国内形势与对外行为显然更具有稳定性，中国国力增长本身也远未构成对美国全球地位的现实威胁。美国一些观察家们对中国政策走向的悲观估计，显然是“智者多虑”了。

反观美方的立场，同样不难看出美国也有加强中美合作、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大局的意愿。美方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奥巴马肯定双方“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而且“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扩大合作，并表示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副总统拜登说，中美之间存在问题，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美之间有竞争，但这是健康的竞争。国务卿克里甚至使用了“求同存异”这一典型的中国式表述。这表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愿意保持和加强战略对话，就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坦诚沟通，减少误解，增进理解，积极探讨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扰。

因此，尽管近几年美国对华舆论氛围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对华战略疑虑增加，中美冲突的潜在风险上升，但美国对华政策迄今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即使大选之后政府更替，也料难发生质变。

2.务实合作之旅

此次访问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务实合作之旅。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众多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并达成广泛、重要共识。讨论议题涵盖了经贸投资、网络安全、南海、人权、人文交流以及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重建、应对气候变化、维和等几乎所有相互关切的议题，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美在诸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文化交流、执法、反恐等议题上有着多层次的互动和联系，很多内容已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协议，只是有待逐步落实。此次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成果也非常丰富，涉及金融经济、军事警务、核能能源、商务、文化交流、亚太地区事务、国际与地区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网络犯罪等全球性挑战等多个领域众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最重要的是，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强有力的中美关系，使之为全球及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3.面向未来之旅

这次访问也是一次讨论分歧、互探底线、求同存异、面向未来之旅。

中美之间既有广泛的合作利益，也有深刻的相互疑虑与政策分歧，指望一次首脑会晤解决所有问题显然不现实。可以想像，在诸如南海争端、网络安全、中国军力上升等新问题以及对台军售、民主、人权等传统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因此，如何妥善有效地管控分歧或预防危机，是中美双方在一些重要分歧领域的当务之急。

历史经验显示，世界日新，形势比人强，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经常落后于现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看到，中国其实一直都在改变自己，并因此影响世界，这种改变并非屈从于外来压力，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追求民族振兴。正是这种不断的主动适应和调试，才使 得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美国也要审时度势，自我调整，以适应世界的变化，而不是固守老大心态，居高临下，以不变应万变。

诚然，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国家可能确实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期和政策调试期。无论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彼此都要有耐心，断不可心浮气躁、胡思乱想、盲目出击。但无论如何，“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悲剧”、“权势转移困境”等陈词滥调与狭隘思维，不仅根本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新问题，还有可能误导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实际上，当今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与保罗•肯尼迪等众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大国兴衰，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相互依赖，核时代及军事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安全相互依存，环境、生态、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丛生世界中的“同呼吸”、共命运，国际制度、规范、规则等调节手段日益完善所带来的合作便利，无不指向当代国际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大国之间到底应该选择合作还是冲突，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此，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而推动确立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有“创新精神”，他还借用林肯的话说，“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总之，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中美双方都需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政策远见与战略耐心。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

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很可能比过去几十年更为复杂，矛盾更多，未来10年，中美间很可能老问题尚在，新问题又增多。这些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与新问题，可以归结为“3Ts＋8Ns”。

（一）老问题：三个“T”（Taiwan,Tibet,Trade）

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2015年11月，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的历史性握手也进一步说明了两岸关系的改善。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到来，台湾问题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上升。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 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

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906.8亿美元，增长5.1%。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240.2亿美元，增长1.9%，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6%，下降0.1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666.6亿美元，增长6.0%，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9%，提升0.5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3426.3亿美元，增长7.5%。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

（二）新问题：八个“N”（8 New Issues）-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深蓝，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模式”和美国的不安全感。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八方面的争端，即八个“N”（8 New Issues）。

新问题之一是地区领导权竞争。具体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 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上加大了对中国的依赖度（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战略上会顾及中国的考量。于是产生了“亚洲悖论（(AsiaParadox）”，即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悖论的后果是地区领导权竞争，然而领导权竞争非出自中国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经济自然发展产生的客观后果。

新问题之二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一度压抑了作为一个大国本身应有的军事力量发展。近几年来从战机到航母（歼-20、歼-

31、东风5B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

2、国产航母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建设水平“井喷式”的发展事实上只是被压抑多年的自然释放，是由中国自身规模所决定的、应有的安全保障建设。但这一情势的继续扩张无疑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产生冲击，而在这样一段军事力量差距迅速缩小却又未达均势的时期，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戒备将很可能达到一个顶峰，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未来十年期内中美发生试探性军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鲜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新问题之三是新空间领域的竞争。除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外，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也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现代经济与现代军事的未来发展无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国在这些领域独享了数十年荣耀，但技术扩散的现实使得中国如今也开始掌握了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渐走到了时代前列。在最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表现出了对网络安全和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兴趣，也在这些领域向中国施加了不小压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切实对美国新空间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程度，并事实上已经在网络空间开始了对美的敌对行动。在这些领域由于存在着许多技术与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双方的相互误解其实是比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加困难，而未来的网络世界也因此将会成为中美情报、科技、甚至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战场。

“东风”－5B是改良后的“东风”－5导弹的新产品，2006年成功试射。“东风”－5B射程达1.3万至1.5万公里，打击目标涵盖全球任何地区，能携带多枚核弹头，命中精度500米左右，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中国核武库中的“压舱石”。新问题之四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性质将从互补性走向竞争性。过去中国卖给美国鞋子、袜子，现在中国卖给美国矿山挖掘机，甚至明年会卖大飞机（C919已经下线）。经贸关系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压舱石本身在晃动，所以整个船体的稳定性出了问题。

新问题之五是中国走向远洋。海洋从来都是美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冷战后美国依靠三条岛链舒适地牢牢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因此当中国应自身发展要求开始发展海洋力量之时必然会触碰到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经，这一点在近期各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关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海洋冲动在美国看来就是对秩序和现状的极大挑战，然而这种对现状的“修正”又是合乎双方力量对比改变的自然逻辑，无可逆转。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海洋力量扩张；但在这段美国的“适应期”内，两国关系势必会在海洋权益方面面临诸多紧张。根据美国当前对中国海洋能力的总体评估，它已经意识到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其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已经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实上是一个“以退为进”的战略，即把第一岛链的对中国防范放手鼓励让日、菲、韩、台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则抽身去经营第二、三岛链。美国前线盟友的大胆闹腾会使得中国疲于应对，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岛链则可以在更大区域内起到对中国海权发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关于海洋问题的争端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之间最为尖锐突出的矛盾热点。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展示其享有的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实际上一种霸权主义行为，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

新问题之六是两国国内社会矛盾及中国社会多元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应当承认，中美两国目前最大的压力更多地是来自于各自国内治理方面，“占领华尔街”3人群所怒斥的社会不公在中国同样普遍。由于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中美两国都缺乏真正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将使得民意对 3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如今已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美国奥克兰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政府执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强，加大领导人温和、理性反应的难度。此外，中国社会当前各类思潮交错涤荡，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又使得这些分歧性思想的传播强度和广度都大大提升，社会多元化情势愈益明显，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在对美政策取向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而中美两国政府就这一中国国内的新变化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便很可能造成双边关系中的误解和情绪化因素日益增长。新问题之七是“中国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论”，冲击到西方权威。中国政府至今态度谦逊，拒绝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并用“中国道路”代替，同时强调道路尚在“探索”中。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但客观来讲，中国今天的成功确实使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工业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途径，而对美国而言，“中国模式”的根本挑战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现代化完全不意味着要真正接受美国视之为重要国家利益的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一个模棱两可的“中国模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个性的价值认同很难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继续进步，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忧虑将会进一步加深，从而在深刻的心理层面上对双边关系构成制约。

新问题之八是两国心理状态的变化。未来十年，我国的外部挑战可能主要来自于我们身处“第二”这阶段性位置所带来的各种麻烦。在国际关系史上，第二多数下场是不好的。20世纪有三个第二，分别是德国、苏联、日本，最后的下场都不好。一般地，第一一定是防第二的，不会防第三、第四，甚至还会跟第三、第四结盟，一起对付第二。同时，第三、第四嫉妒的对象往往是第二，而不是第一。所以，第二总是很难当的。恰恰未来十年，我国处在第二的位置上。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使我国处于将起未起、似强未强阶段，这一阶段决定了我国外交比较难。

2010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已经超出美国，而全球贸易总额也在2012超越美国。尽管各方对于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真实性”始终存在质疑，但总体而言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将来是背负着“失去了保持110年的两项全球经济地位 标志”的心情同中国交往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人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普遍悲观预期。奥巴马上台之初所许诺的“再工业化”于第一任期内基本没有兑现，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数据上表现有所好转，但市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还远没有重拾。于是，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将前所未有地从一个“领导者”向某种“受害者”心理转变，或是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再如以往那样自信。反观中国方面，国民对于国家力量的成长刚刚有了一番觉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个自信、颇有闯劲的中国遭遇一个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国，将使中美关系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陡增。此外，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边部分国家紧张，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牵扯力度将会加大。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的突显某种意义上可归为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部性不适症。周边部分国家在羡慕、忌惮中国的同时，又想趁着中国“将其未起”之时占点小便宜，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从2010年开始推进所谓“再平衡”战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这些国家的“邀请”。也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当中，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对美国而言，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斩获的对华遏制战术。它通过默许、暗助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麻烦，可以保持一种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的低烈度紧张，以求让中国在疲于应对的同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外交失误或国内情绪失控，从而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质量，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们在对华战略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这一事态就意味着周边国家单方面的对华摩擦与挑衅越来越可能牵动、甚至“绑架”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异常严峻的考验，其问题之复杂恐怕在两国各自的对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机遇

以上所描述的各种情境确实容易让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面讲到的所有问题都并不是无解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绝非必然走向“宿命论的大国政治悲剧”，这不仅 是因为双方都有极力避免一种正式对抗的意愿，同时也因为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双边关系存在着众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两国都能真正行动起来利用好双方的合作基础，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和平、共赢的未来。

（一）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重视软实力

就客观条件来说，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老游戏指标准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游戏参与者中国和美国与旧时参与者相比有如下几个新特征。

一是，中美属于超大型国家，块头特别大，中国近14亿人，美国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跟加拿大是分离的，地缘经济上是合体的，他们两个合起来将近2000万平方公里，也是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物理含义就是两家不要期望把对方击败，再不喜欢对方也只能凑和着过。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灾难深重，且两国利益纠葛复杂，只能“凑合着过”。二是，中美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国家由相同的文明认同维系，所以中美两国有较好的包容性。三是，中美两国皆重视软实力。

（二）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反战本性、联合国与国际法的刚性、宽容的国际体系 中美关系可概括为是“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New Ages）。新时代一是指中美均有核武器，因此不可以发生战争。二指全球化时代，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新时代中，两国对战争的冲动都受到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制约。市民社会的本性反战。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急速成长，甚至在2015年11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前，由于一胎化政策，其制约作用强于美国。四是，新时代的世界设立有联合国，国际法也较刚性。五是，美国建构的国际体系比较宽容，有中国发展的空间。美国建构了全球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市场中占领份额，无需战争和殖民就能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能顺利成长，也得益于宽容的国际体系。正如习近平所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三）可利用的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经济相互依存、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实践、中国融入现行 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复杂高效的对话机制

中美关系保留有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从尼克松访华至今，尽管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总体仍向前迈进，并留下许多遗产。一是，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5300亿的中美贸易总额以及中国1.3万亿的美国国债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确保的经济摧毁”，这种关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合作一途可走，双方乃至全世界都经不起一个中美的“新冷战”；二是，两国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比如数量庞大的美籍华人，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为中美之间不走向对抗的一大保障；三是，中美间进行了诸多国际合作，比如，朝核六方会谈等；四是，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内崛起，走国际改良主义道路，是典型的双赢战略；五是，中美现已发展出高效对话机制。截止至最近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双方已有近百个双边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以及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它们在频率和深度上都应得到两国更大力度的加强。未来中美在大战略层面的合作基础不会凭空产生，只可能是在这些真诚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探讨出来的，这也是双边关系中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大有可为之处。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在“习奥会”中看到的两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强烈政治愿望。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

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实际基础并不差，但这些客观条件是否能被有效组织起来服务于双方的未来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中美两国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都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适应世界形势和双边关系当中的众多变化。

（一）方向：两个sharings（中-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

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增长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坚持符合国际法规范的和平发展路径，以打消美国对华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的恐惧与不安？同时，美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合理看待并接受中国实力持续性增长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动，而不是一味按照安全困境的逻辑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发展中美关系，首先要做的是为中美关系寻找一个新的战略定位。“融入——接纳”模式可以作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大战略基础，即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

就当前而言，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外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难处，明白它在担当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同时却使外界误解中国；美国方面则需要学会不再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尤其需要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总而言之，即在现存体系内，中美两国应该做到“两个sharing”，美国要向中国“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实际上，中国完全不排斥一个继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确实现并享受了“共赢”，相信在双方的适当调整下，未来的这个体系仍能让两国皆大欢喜。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ship）与中美协调（Concert of G2）

中美未来关系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二是中美协调（Concert of G2）。功能性伙伴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议题合作，二是通过对话控制分歧。中美之间会产生大量分歧，且绝大部分无法解决，只能通过建立机制适当控制。功能性伙伴关系就是一边控制矛盾，另一边推动议题合作。

Concert of G2源于历史上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即拿破仑战争后的五大国共治欧洲。五个欧洲国家政治体制不同，但在维持欧洲秩序方面拥有共识，在保存分歧的前提下，在秩序方面保持一致，展开合作。

中美新的战略共识的起点应该是建立世界秩序。世界目前由于极端主义兴盛（可以谈谈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惨案）、中等强国崛起、大国间猜疑加深，世界秩序出现了些问题。建立起这一共识后，中美可以展开大量合作。除全球问题、地区问题、经济问题外，在科技发展方面，中美有很大合作的空间，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

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是中国继续稳定发展。美国看重实力，如果中国家里出事，会被美国看不起，如果中国真很强大，美国会尊重中国。此外，中国在国际上应坚持公平竞争，不搞小动作。中国还应注意不直接触犯美国利益。中美合作中要找好合作重点，让美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获益。

结束语

中美关系并不一定只存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悲观论和“冲突让位于合作”的乐观论两种可能。事实上，中美关系很可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美关系也是这样，并不存在“注定的命运”，未来怎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并不是一时权宜性、策略性的政治需要，而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根据国际格局变动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做出的战略性决定。这一决定的成功固然取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努力，但也同样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和互动。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国高层积极互动的努力下，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战略互信，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并使之限制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内，中美关系就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开创不同于历史上大国政治悲剧的新未来，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当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组编写

2015/11/15

资料来源：

外交部网站http:// 《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附：

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内容很多，建议略讲）

（一）缘起：

商业关系——中国皇后号；政治关系——《望厦条约》

复杂的记忆：负面记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正面记忆——联合抗日；复杂的记忆——《蒲安臣条约》、门户开放、退还庚款

（二）美国与中共的历史联系

抗战时期：迪克西使团，《红星照耀中国》 解放战争时期：马歇尔调停，介入内战

（三）美国与新中国的敌对与缓和

敌对时期（1949-1972）：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有限的接触（大使级接触）；“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

（四）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 1972-1979：从缓和到建交

1980-1989：里根的挑战、中美安全合作

1990-2001：“苏东波”、美国“一超”地位的形成、“9.11事件”

2001-2010：反恐合作、台湾问题、中国和平发展、2008华尔街金融危机，G2和G20 2010-迄今：“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