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

第一篇：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

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

——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

张杰

 2012-05-04 10:00:11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1期

内容提要：婺源程允中家族自康雍之际兴起，成为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以《清代硃卷集成》所载程允中硃卷履历为经，乾隆等三种《婺源县志》为纬，通过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传记资料，论述程氏族人在修建公共工程、从事文化教育和兴办公益善举等等活动中的表现，进而得出我们的结论：科举世家是清代地方官在行政事务中的主要依靠力量。

关 键 词：科举世家 硃卷履历 地方政务

作者简介：张杰(1954-)，男，辽宁辽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清史、满族史、边疆史研究与中国古代史教学。

《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在讲到清代地方政府特点时，十分强调绅士的作用：“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做他的工作。”[1](P17-25)受该书这种观点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纷纷撰文论述生监或绅士在地方政务中的作用（如王跃生《清代生监的社会功能》；[2]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3]）。笔者认为“生监”或“绅士”的概念过于空泛，无法准确反映清代地方政府的真实活动。本文拟从“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野出发，以近年来出版的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中所载程允中乡试硃卷履历为基本史料线索，并以程允中家族在清代婺源县九代近百人事迹为例，试论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重要作用。

一、程氏兴起与科名仕宦

科举世家这一概念，是指在清代世代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以上功名、出仕人数较多的家族。清代士人考中进士、举人之后，有自行刊刻其试卷分送亲友之风尚，时人称之乡、会试硃卷。乡、会试硃卷正文之前为作者履历，“这项记载普遍都很详尽，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职和德行著述的没有不尽量记上”[4]。因此硃卷履历就成为研究科举世家的最基本资料。《清代硃卷集成》一书中载有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举人、安徽省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人程允中的江南乡试硃卷履历，结合乾隆、光绪和民国三种《婺源县志》中有关程允中家族的传记资料，将程氏兴起与科名、仕宦详情概述如下。

程氏家族先人自宋朝末年由歙县迁居婺源后，世居西培崇化坊，故三种《婺源县志》都将程氏族人写作城西人或西培人。婺源山多田少，每年农田收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人易鱼稻”。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生存需要，使家族组织在当地普遍存在，“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尊卑长幼犹秩秩然”（乾隆《婺源县志》卷4）。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家族组织的重要标志。程氏家族建有祠堂两处，一处为“程氏宗祠溯源堂”，另一处为“程氏支祠承志堂”。程允中硃卷履历记载的家族连续世系，是从支祖程克鉴算起。康熙、雍正之际，程克鉴之子程宸“偕兄（程）寅及（程）宇，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乾隆《婺源县志》卷17《程宸》）。程氏支祠承志堂乃是程宇之子（程克鉴之孙）程应鹏、程应华、程应鹄、程应鹤、程应鶛所建。由此可知，程允中家族是清代婺源县新兴起的一个家族。

程允中支祖程克鉴（注：本文以程氏支祖程克鉴为程氏第1代，文中所述皆其直系后代事迹，并于首次出现时标明代际关系。），是程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程克鉴“性伉直，重然诺，乡里事无巨细，必取衷焉。„„甲寅、乙卯间，军兴旁午，供亿浩繁，居民多畏葸退缩。（程克）鉴独毅然身任，部署注措曲中机宜，公事既无诖误，闾左又复贴然，以是人益德之。晚年笃志课子，皆能有成”（乾隆《婺源县志》卷25）。史料中所说“甲寅、乙卯”年间战事，指康熙十三年（1674年，农历甲寅年）靖南王耿精忠于福建响应吴三桂叛乱，派部将“别犯徽州、婺源、祁门”事件[5]。在战争过程中，程克鉴“独毅然身任”军需供应，其家中之富有可想而知。清代婺源商人“服远贾者率贩木，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飞浪中”（乾隆《婺源县志》卷4）。程克鉴靠经营木材发家致富，从他的两个儿子事迹中可以得到证明：长子程寅，“偕弟宸先后食饩，树帜文坛。长历江湖，出其绪余，恢宏先业”；次子程宇，“游江湖，重然诺，恢扩先业”（乾隆《婺源县志》卷

23、卷17）程寅兄弟“长历江湖”和“恢宏先业”，显然都在继续其父程克鉴的水运木材生意，并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于是才有前面提及的“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之事。

程氏家族凭藉程克鉴父子积蓄起来的财富世代应举，成为婺源著名的科举世家。据程允中硃卷履历统计，程氏家族自程克鉴起至程允中中举，计9代成员中，拥有科举功名者达174人。程允中硃卷履历列名家族男性人口数为410人，有功名者占家族人口42%以上。在获取功名的174人中，生员134人，贡生33人，举人7人。程氏家族中第一个获取贡生功名的是程克鉴之子程宸，“雍正丙午(1726)岁贡生”，他也很可能是程氏家族的第一个生员。第一个获举人功名的是程允中曾祖父程组，“乾隆壬子(1792)举人，内阁中书”[6](P3-4)。

程氏家族获取功名的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朝各级政府官员。清朝任用官员首先重用“科甲出身”之人，“文进士、文举人出身者，均谓之科甲出身”（光绪《大清会典》卷105）。程允中硃卷履历记载其家族7名举人入仕情形如下：程组（程氏第6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举人，官内阁中书、文渊阁检阅、内阁方略馆分校、候选府同知；程肇祺（程氏第5代），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浙江商籍举人，官德清县训导；程鸾渚（程氏第7代），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举人，拣选知县；程鸾台（程氏第7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举人，官陕西中部县知县，署清涧、石泉、安康知县；程元恺（程氏第9代），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举人（后中进士，官湖北安陆县知县，作者注）；程达璋（程氏第7代），同治九年(1870)与程允中（程氏第9代）为同榜举人。清朝任用官员除科甲出身外，其次则为“正途出身”的恩、拔、副、岁、优五贡（其他方式均被视做异途出身）。程允中家族由正途五贡入仕的有5人，其中居官最高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拔贡程尚义（程氏第5代），历任山东肥城、荏平县知县，高唐州知州、曹州府同知，广西平乐、思恩府知府。另外4人为：岁贡生程宸（程氏第2代）官巢县训导；岁贡生程烈光（程氏第6代）官训导；优贡生程珮琳（程氏第7代），历官镶蓝旗教习，陕西白河、渭南县知县；优贡生程履丰（程氏第8代），署理甘肃秦安县知县。程氏族人由生员、例贡、捐纳、军功等异途入仕的有40余人，其中大多任州同知、县丞、教谕、典史、布政司理问、按察司照磨、盐运司经历等政府低级佐贰官员。其中惟一的例外是程荣春（程氏第8代），以军功官至署理福建福宁、泉州府知府。另外，程氏族人因功名或捐纳具备候补、候选、议叙、军功衔等做官资格的还有70余人（以上数字据《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册第3-15页统计）。

程氏族人任职府、州、县，掌有地方实权者不多，但颇有些政绩。嘉庆二年(1797)，程尚义任山东肥城知县时，遇上运河溃堤，清政府决定另挑引河，泄水便运粮船，肥城分担挑挖工程二百余丈。主持工程的官员因经费无着，打算按亩征银，造成百姓人心惶恐。程尚义向主管官员提出：“愿竭产贷赀，不忍贻百姓累。上宪善其言，得如所行，于是东境贴安。”程尚义前后任州县官十余年，“民未有犯死狱者，咸以为德化之徵，旋任广西思恩、平乐知府”（光绪《婺源县志》卷20）。程珮琳任京城八旗官学教习九年，后升任陕西白河知县，“时值旱蝗，便宜开仓散赈，更劝富民贷以余粟，全活者多，捕蝗不留余孽。”他后来调任渭南知县，“邑多盗，谓之刀客，严行保甲以清盗源，邻境有械斗者，单骑驰谕，斗遂息，上宪嘉之，记功优奖。以积劳病殁，任所宦橐萧条，三年始能归榇”（光绪《婺源县志》卷20》。

上述程氏家族的兴起，以及科名和仕宦情况，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鉴父子起，靠经商起家致富，并凭借其财富“笃志课子”，而成为婺源县著名的科举世家；其二，程氏家族世代应举，科名甚众，出仕人数虽多，然官未过知府，其家族势力之影响主要在地方。其三，程氏家族科举功名算不上显赫，科甲出身者仅1进士6举人，却热衷于出仕，提任各种官职者则多达50余人。在上三点，就成为程氏家族在地方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

二、修建地方公共工程

作为婺源县的著名科举世家，程氏家族受到历任地方官的特殊礼遇。雍正年间，岁贡生程宸是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以致“邑宰下车，敬礼咨访”（民国《婺源县志》卷23）。知县亲自登门，足见程氏在地方威望之高。候选盐运司经历程若金，因系广西思恩府知府程尚义之子，“历任邑宰，皆相器重，时以治体访之”（民国《婺源县志》卷40）。程氏家族如此受地方官尊重，除了其族人科名众多出仕为官外，更主要的是历任婺源知县在地方行政事务中，往往离不开程氏家族的支持与合作。

清代地方政府的一个特点是：“它没有独立的预算，它们被指望用当地征收的陋规自行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1](P26)。前面曾提到程尚义任山东肥城知县时遇上挑挖运河，主管工程官员试图征收陋规解决费用之事。但征收陋规往往导致严重后果，不仅损害地方官声誉，甚至可能激起民变。故程尚义深知征收陋规之害，才动用个人私财用做工程费用。清代类似程尚义富商出身的地方官毕竟是极少数，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遇到兴建公共工程时，都要依赖地方上有影响的富家大族协助解决。程氏家族主持兴建的婺源县公共工程具体如下：

文庙和崇圣祠，均为清代婺源县学中的主要建筑。雍正二年(1724)，“邑人岁贡程寅、州同程宇捐造崇圣祠”（光绪《婺源县志》卷10）。程寅之弟程宇及其后代曾多次主持修建文庙、崇圣祠等工程，“尝协众改建文庙，又偕伯兄新崇圣祠”（乾隆《婺源县志》卷23）。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县内文庙因多年失修，言知县倡议重建，程宇之孙、侯选同知程文达（程氏第4代）被公推为主持人。程文达悉心筹办，无间寒暑，建成文庙。程文达又以崇圣祠为祖父程宇所建，“遂与堂兄（程文）遴，捐金数百，焕然一新，以继祖志”（民国《婺源县志》卷29）。

书院，为清代地方士子读书之所。乾隆中期，婺源言知县于县内三贤祠旧址重建紫阳书院，继任唐知县拓展书院规模，均由程文达负责整个工程。在修筑书院大堂时，经费出现严重不足，程文达便慷慨解囊，用自家财产独立建起书院大堂。嘉庆年间，程文达之弟程文暹再次投入巨资修建书院大堂等附属工程。吴熊光《重建紫阳书院大堂及二门记》一文，对程氏家族在兴建过程中作用记载较细：“乾隆四十一年(1776)，邑人鸠金重新之前门后寝，翼以书舍，时故绅程君应鹏（程氏第3代）冢嗣文达，独力捐赀营建大堂，规模始备。洎嘉庆九年(1804)，邑人复议增修。程君文暹，应鹏季子也，率其侄暨孙等重建大堂及两廊二门，视前规加廓焉”（光绪《婺源县志》卷59）。

婺源地处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县内许多桥梁道路都为程氏族人独资修筑。程宇之子贡生程应鹄，在修桥筑路上“挥千金不惜”，他个人出资修建的工程有四项：“弦歌门外之新亭，小北门外之石磡，均独立建造；诸如香坑口石桥、镇头观音亭，所费甚巨，皆不藉人佽助”（光绪《婺源县志》卷32）。程寅次子生员程应凤出钱修筑的工程至少也有四项：“造福洋、石田等处石桥，费千余金；梅田大路、石田水口亭，均行人所倚藉，独力营建”（光绪《婺源县志》卷32）。婺源县南乡黄家尖岭，为清代江西与浙江两省交通要道，道路长期失修，倾塌难行。盐运使司衔程志章（程氏第5代）“独力重造石级，置亭设茶”（光绪《婺源县志》卷34）。由于黄家尖岭工程过大，直到程志章去世尚未完成，他的儿子廪贡生程守谦继承父志，“悉成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5）。

程氏还有许多族人，对婺源地方工程捐助银两：同知衔程志晖（程氏第5代）“建书院、考棚，均协力捐助”（光绪《婺源县志》卷35）；州同衔程世杰（程氏第6代）急公好义，“修路造桥，莫不踊跃捐输”（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若金（程氏第6代）不辞劳费，“建文庙、葺衙署，创造书院、考棚，修整城垣、尊经阁以及郡乘邑志，无不倡首捐赀”（民国《婺源县志》卷34）；生员程辉（程氏第8代）遇到“本邑及省垣大兴作，每输钜金”（民国《婺源县志》卷24）。婺源地方文献说程氏家族对地方公共工程“每输钜金”，并非溢美之词，如程世杰修城垣捐银1400两，海疆经费捐银1000两。程世杰同代族人程光纬兴建紫阳书院时“首捐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3）。道光时，清政府下令各地筹措海疆经费。候选员外郎程锡绂（程氏第6代）“慨然与兄（程）组，共输千余金”。

程氏家族在兴建婺源地方工程时，逐渐形成以下特点：其一，积极参与兴建公共工程，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家族连续行为，而不是个别人的临时活动。以上所举兴建地方工程事例中，程氏族人在时间上持续数代、人数上多达几十人参与。其二，程氏家族在修建公共工程中，往往投入巨额资金独力承建，仅在桥梁道路上，程氏族人独力修筑的就有9项之多。没提到的还有许多，如候选道程文逑（程氏第4代）于嘉庆六年(1801)“独力重建”县学明伦堂（民国《婺源县志》卷36）。其三，程氏家族多由有功名或官职者出面参与兴修公共工程，因此被推举为主持人，如州同知程宇协众修建文庙，他们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号召力，往往对工程顺利完成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由是可知，历任婺源知县上任伊始，就前往程家拜访其头面人物，恰是因为地方公共工程没有程氏族人主持参与，是难以完成的。

三、从事地方文化教育

与徽州府中歙县、休宁等地相比，婺源虽然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却是宋朝理学大儒朱熹的故乡，“至今俗尚儒学，诵弦者比户而是”（何达善《乾隆乙亥邑志序》）。程氏家族正是在这种“俗尚儒学”的文化氛围中，由经商起家后转向科举。作为婺源地方著名科举世家，程氏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为发扬光大“俗尚儒学”这一优良传统，培养地方人材，推动地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首先，刻苦读书并以此为荣，是程氏族人从事文化教育的前提。程氏重视教育始于支祖程克鉴，而贡生程应鶛（程氏第3代）的作用最大。程应鶛幼年习儒，“郡、邑试列前茅，未获隽父命就商，历游吴越，称干济才”。他把经商获取的财富投入于家族教育，“集兄弟兴文会，给膏火以培后学，俱捐赀不吝”（光绪《婺源县志》卷37）。刻苦读书在程家蔚然成凤，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监生程耀祖（程氏第5代）“顾日焚膏断晷，肆力于学，积劳成疾以卒”（光绪《婺源县志》卷37）。廪生程承诏（程氏第7代）“好学不倦，日理茶务，夜读书，尤淹贯群史。惜年不永，未竟其功”（光绪《婺源县志》卷34）。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族人苦读，保证了程氏家族功名不断，为程氏族人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程氏不少族人“卓志业儒”，终身以任教为乐。其中事迹较为突出者有：廪生程致祥（程氏第7代）“系出宦门，无豪贵气。读书稽古，舌耕四十余年。尤工制艺，奈屡荐不售。后掌教湖山书院，评陟公允，士林钦重”（民国《婺源县志》卷23）。岁贡生程鸾池（程氏第7代）五次乡试落第，遂选择教书为业，“授徒四十余年，不干外事。门下列胶庠、举贤书、入仕籍者，不一而足”，直到88岁去世（光绪《婺源县志》卷26）。增生程学源（程氏第8代）6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陷入“一门孤寡，贫乏难存”的困境，年长后母亲让他出外经商以维持温饱，而程学源“甘枵腹，卓志业儒”。他获取生员功名后“舌耕奉养，授徒不倦，多沐裁成”（光绪《婺源县志》卷26）。廪生程执中（程氏第9代）以教书著名，“门下多端士，„„从不出入公门，故士林敬服”（民国《婺源县志》卷23）。

第三，程氏有些族人还出任教官，在其他州县从事文化教育。清代州县教谕、训导（均为八品官），一般由举人和五贡出身的本省士人担任。岁贡生程宸曾任安徽省巢县训导，任教期间“课士有方”，不仅不收学生礼物，“间资诸生匮乏，且捐俸为巢立学”（乾隆《婺源县志》卷17）。举人程肇祺受邀主讲河南西平书院，任浙江省德清县训导，讲学所在“文风丕振”（光绪《婺源县志》卷25）。廪贡生程道南（程氏第6代），先署铜陵县教谕，后任无为州学正，“按月课勤宣讲，士风因加厚”（光绪《婺源县志》卷30）。廪贡生程祖训（程氏第7代）“历任滁州学正，海州、凤台县训导”（《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册第9页）。

第四，程氏族人在任教或仕宦之余，还勤于著述。举人程组曾任内阁中书，归乡后潜心宋儒之学，著有《资治通鉴札记》、《春秋经传集解》、《艺荪堂制艺》、《小蓬菜仙人诗稿》等书（民国《婺源县志》卷23）。程组之子程诒“著有《南窗寄》、《傲琴谱》四卷”（光绪《婺源县志》卷30）。岁贡生程鸾池任教之暇，著有《绿满轩诗文稿》、《史学述要》、《周易述义》等书。此外，据光绪《婺源县志》卷55《典籍》条记载程氏族人著作有：程文在（程氏第4代）《周礼撷华》20卷；程尚志（程氏第5代）《古经义钞》、《史镜》、《算学卮言》3种；程尚志同代人程尚友《近思录辑要》6卷；程学金（程氏第6代）《金石纪闻》、《书巢吟草》、《消寒诗帖》3种。在程氏族人中，著述多而影响大的是廪生程文远（程氏第4代），“怡情子史，著作多不收拾，所传惟《史液》四卷、选订《文载》一部，《吴门刻烛诗》一帙”（道光《徽州府志》卷11）。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士人读书以做官为最终目标。教书授徒多为科场失意穷儒，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做了州县学校教官，因手中无权无钱，并不认真执教，而且经常撰写楹联自我嘲讽：“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象官”[7]。程氏族人出自富商宦门，而能够“卓志业儒”，以教书为乐，与程氏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程允中之父、附贡生程蕙春教授他的弟弟们读书时，“见能读者，教之读；不能者业商，均成立”（民国《婺源县志》卷32）。反映程氏读书目的，除了提高人的素质之外，只是视做谋生手段。教书育人与经商致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同样有益于社会发展，所以程氏才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婺源有“东方邹、鲁”（光绪《婺源县志·序》）之美誉，是与程氏族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四、热衷地方公益善举

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日常政务中，有大量的事务属于公益福利活动。诸如赈济灾荒，解救贫民，出谷平粜，修筑社仓，施药饵，给棉衣，施茶，助婚，偿逋等等，程氏家族都率先响应，因而赢得了“善服贾勇为善”（光绪《婺源县志》卷38）的名声。婺源县内的集善局，是由程氏族人倡议兴办的。贡生程应鶛花在各种福利上的费用“不下累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7）。盐运司运同程志章因乐善好施，县中“给银建坊”（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在婺源地方公益福利活动中，成为最热衷的参与者，给当地百姓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

赈济灾民，平粜粮价。婺源山多田少，本地粮食不能自给，遇上水旱灾荒就更加困难。乾隆八年(1743)，婺源发生严重旱灾，粮价涨至斗米三百钱，贡生程应鹤（程氏第3代）从外地贩米“三十余石，以赈族里”（乾隆《婺源县志》卷20）。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婺源县又发生两次严重水灾，当地官员拟设米局平粜粮价，都察院都事程文邃（程氏第4代）“首先踊跃捐输”（民国《婺源县志》卷29）。程氏族人赈济灾民的活动，屡屡见于当地文献纪录：增贡生程应鹏凡遇水旱灾荒，“皆捐赈，邑里多所全活”（乾隆《婺源县志》卷20）；候选道程文逑每遇岁饥，“屡捐米百余石平粜”（民国《婺源县志》卷36）；附贡生程尚友（程氏第5代）“居恒好施，遇灾歉，力任周恤”（光绪《婺源县志》卷28）；嘉道年间，当地叠遭水旱，同知衔程志晖“并捐赀平粜”（光绪《婺源县志》卷35）；道光年间岁荒，盐运司运同程志章“首输千金赈济”（光绪《婺源县志》卷34）。婺源地方的赈灾事务中，几乎每次都有程氏族人的慷慨捐献。

乐善好施，周济乡邻。候选盐运司运同程文暹家中备有灭火器具，见到领居失火，“则以器往，复捐金赏能救灾者，尤厚恤遇灾之家”（民国《婺源县志》卷31）。生员程先（程氏第5代）发现乡里“处士”王某贫困无以为生，就经常予以周恤，“又虑其年老无嗣，赠金使娶”；乡里举人王某，向程先贷银数百两做生意，结果未赚钱还亏蚀了本钱。程先得知后，找到王举人“焚券慰之”（民国《婺源县志》卷31）。廪贡生程守谦（程氏第6代）有某旧友“突生事端，几至身名莫保，得谦一诺三百金，俾两造冰释”（光绪《婺源县志》卷35）。巡检程馨年（程氏第8代）辞官还乡后，睦亲族和邻里，“尝焚贷券一万八千余金，乡里义之”（民国《婺源县志》卷42）。程氏族人的这些善行，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说程氏“有求必应，负欠不追，背德不校”（光绪《婺源县志》卷32）。

族医送药，治病救人。封建社会医学落后，地处山区的婺源更是缺医少药，很多人患病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丧失生命。州同程志熙（程氏第5代）少习儒业，以老父患疯疾，遂绝意科名，发愤研究医术。程志熙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掌握精湛的技艺，“多活人”，而且将他毕生从医经验上升为理论，写成《脉论》、《治病杂论》两书留给后人（光绪《婺源县志》卷29）。除程志熙外，程氏族人因业医而出名的还有：候选道库大使程振基（程氏第6代）“业歧黄，施药饵，„„人皆德之”（光绪《婺源县志》卷40）；议叙八品衔程立猷（程氏第7代）“尤专外科，费钜赀买药敷治，见功不受谢，全活无算”（光绪《婺源县志》卷35）；铜陵县教谕程钟麟“精歧黄，活人无算。季学使艺昌按临池郡，宿下血，延治数剂顿瘥”（光绪《婺源县志》卷20）。

经商仕宦，不忘善举。程氏族人外出经商时，也尽其所能兴办福利。候补同知程尚忠（程氏第5代）长年经商江浙地区，“丙午(1786)吴郡（苏州）大饥，继之以疫，领袖设糜施棺，又尝修同乡义冢，葺吴地宗祠，示不背本云”（光绪《婺源县志》卷28）。监生程承谕（程氏第7代）“曾贩籴江西，同舟有病死者，（程承）谕独施棺殓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0）。增生程葆醇（程氏第7代）于道光十二年(1832)赴南京参加乡试，“过吴门，输金同善堂以施棺槥”（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之热衷公益由是可见。

五、结论

根据《清代硃卷集成》所载程允中家族九代人世系、功名、官职，以及乾隆、光绪、民国《婺源县志》中程氏家族近百人的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首先，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鉴于康熙年间经商起家，其子程寅兄弟“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利用家族组织结族人，凭借家族财富鼓励族人读书应考，使程氏家族成为婺源地方著名科举世家。程氏家族科名不断，依然保持经商传统，族人业商者频繁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程同春（程氏第8代）还被县中各界“公举商会正会长”（民国《婺源县志》卷20）。程氏家族有强烈的入仕愿望，据程允中硃卷统计，出仕为宦和拥有官衔的人数超过上百人。家族的地方声誉，雄厚的财力资金，入仕的极度渴望，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程氏家族踊跃参与地方政务的根本原因。

其次，清代地方行政经费的不足，是程氏家族参与地方政务的客观条件。清代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规定均为外省人，他们来到任职地方后，若想在不征收陋规情况下，解决经费不足困难，开展正常有效的行政工作，而且在地方得到好官声，必须赢得当地上层集团的支持。类似程氏家族这样的科举世家，恰恰是地方官员所必须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对象。婺源历任知县频繁拜见程氏代表人物，是看中程氏家族拥有的财富和在地方上声望，以及程氏族人急公好义不辞辛劳的热情，与他们能够在地方政务中发挥地方官无法做到的作用。

第三，程氏出仕众而官职低的特点，使程氏族人热衷于参与地方政务。程氏家族获取科举功名和官衔人数都超过上百人，但科举功名不为显赫，仅1进士7举人；为官职务不高，任知府者只有2人（程尚义和程荣春）。这种情况既限制了程氏家族向外发展势力，又促进程氏族人在县内政务中投入更大的热情。程氏族人响应地方官员号召，主持修建文庙、书院等文教设施；他们轻财重义，修桥筑路，赈灾济贫，稳定地方秩序；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讲学著述乃至研究医学，为百姓施医送药解除病痛。程氏家族所做的这一切，有力的推动了婺源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程氏家族利益，进一步增强了程氏在地方的影响。

最后，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活动，有力证明了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绅士”在地方行政中的关键作用，曾盛行于美国史学界，但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如张仲礼主张：“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获得，凡是上述身份者即可成为绅士集团成员”[8]。何柄棣则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9](P3-4)。我们选取“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角，更能准确说明清代地方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王跃生.清代生监的社会功能[J].社会科学辑刊.1988.(4).[3]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J].中国史研究.1995.(4).[4]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M].4卷1期，北京：清华大学，1947.[5]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6]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M].第155册，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7]陈其元.庸闲斋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8]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9]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二篇：地方政务工作自查报告

一、领导重视，组织机构健全

(一)调整充实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因人事变动，为认真做好2013的政务公开工作，镇人民政府及时调整充实了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党务书记任副组长，镇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并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牵头、督导政务、村(居)务公开事宜。同时，各村按要求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了镇级涉农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健全了全镇政务公开组织机构，政务公开网络基本形成。

(二)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完善，责任落实。为使政务公开工作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了政务公开的相关制度和纪律要求，将政务公开工作列入综合目标考核，并落实专人负责政务信息公开的网络管理、维护、更新、编辑、发布等工作，做到信息公开、依法申请、审查审核、涉密保密等责任落实，从而实现操作有依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我镇政务公开工作做到了有计划、有督查、有落实，基本形成了从镇到村有人管、有人抓。

(三)深化政务公开内容，加大便民服务力度。镇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具体指导各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严格公开程序，坚持公正透明、廉政勤政、为民便民的原则,使广大群众能及时了解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镇政府的重要活动、重大项目建设及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等事关民生的问题，政务公开工作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注重信息公开的时效性。今年以来，按上级要求和结合本镇实际，特别注重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严把政务信息公开审核关，按审批程序予以公开，特别是网上公开的政务信息由各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交分管领导审签发布，保证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保证了公开内容真实性、时效性。同时，建立了监督评议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届的监督，主动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质量，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保障了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增强了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二)突出公开重点。将重点工作、涉农收费项目及标准、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投标、领导调研、生育指标安排及社抚费征收、低保、救灾救济、医疗救助、各类补助补偿资金的发放等方面情况和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办事依据、办事条件、程序、期限、监督办法和办事结果，行政执法部门的收费、罚款标准和收缴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其它难点、热点问题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财政收支情况、干部交流、考核、奖惩等情况作为重点公开内容。

(三)设置规范性公示栏。在政府办公楼院坝内醒目处设立永久性政务公开栏,对机关职能部门和人员的岗位职责，党委班子成员分工，重点工作和重大事项等进行公示。同时，在政府大厅内设置镇干部去向公示牌，方便群众办事一目了然，做到了便民、透明。

(四)公示联系电话和举报电话。公开效能举报电话和全体机关干部联系电话，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的监督作用，对群众提出的疑问、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相关单位和部门处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严格公开程序。除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和镇党委、镇政府的重大项目建设等主动向群众公开外，其他政务动态信息严把审查关，确保所发布信息全面、真实，严禁泄密事件的发生。

三、主要成效

全年在公示栏公开16期/次，上报各类工作信息及简报67期，其中被县委办时政要闻栏目和县内要闻栏目分别各采用2条;在省政务信息网上公开75条。通过政务公开，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了机关工作作风建设和部门行风建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凝聚了人心，使行政行为得到广大群众的有效监督，有力地推进了依法治镇工作进程。

四、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一是业务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开的形式还有待创新，综合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在今后工作中，将继续加强领导力度和硬件投入，加强人员技能培训，拓宽信息采集渠道，特别是涉及新农村建设、重大项目建设、医疗救助、农村低保等事关民生民本方面挖掘信息，进一步加大公示力度，丰富公开形式和方法，以便捷的手段和灵活的方法为群众服务，进一步推动我镇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水平。

第三篇：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7月30日上午，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第一场活动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开启。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海峰教授登上岳麓书院讲坛，纵论“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现场致辞：

尊敬的刘海峰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麓书院朱汉民，非常感谢各位冒着炎炎酷暑来到岳麓书院，希望这座千年庭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清凉和智慧，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来到岳麓书院讲坛的主讲嘉宾刘海峰先生，刘海峰先生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等，他在教育学和科举领域里面，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作为研究科举史的权威专家和教育部高考改革专家，刘海峰教授将畅谈中国科举的历史兴衰，评解中国国学的历史和出路。出席今天讲座的有凤凰网，电台、电视台，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对大家的到来，一并表示特别的感谢。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已经注意到，在7月份以来，我们的岳麓书院讲坛以及整个岳麓书院，正在和凤凰网的一个合作，我们刚才看了一个PPT，我们正在主办一个“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活动，在刘先生讲学之前，我想利用这样一个时间，把大典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华人国学大典，是一项大型国学的推广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是首届。7月11号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个启动仪式和新闻发布会。我们邀请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等学者和各界名流，共同见证了这场中华文化史上的国学盛事。

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是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共同提供学术支持。那么这个活动将从7月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底，在这个期间，我们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全球华人国学奖评奖，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岳麓书院讲坛，就是我们今天开展的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开端；岳麓书院祭孔大典，以及国学盛典的颁奖仪式、典礼，其中还包括全国国学院长高峰论坛等等，这个活动在今年9月29号在岳麓书院举行，届时将现场揭晓国学终身成就奖、国学研究成果奖、国学传播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国学大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设立了这样一个终身成就奖和国学研究成果奖以及传播奖三大奖项，希望通过这三个奖项，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为国学的研究和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其中国学终身成就奖的评选对象，为长期从事国学研究，在国学研究领域里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德高望重的健在前辈学者。这两大奖项，我们邀请了国内外200多名在国学领域的，或在汉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组成一个推举委员会，我们已经把推荐信发出去了，而且正在陆陆续续收到这些专家的推荐。

国学传播奖的对象是在公共传播领域或者基层讲学领域，为传播国学作出重要贡献的政府、单位和个人，单位包括媒体、企业、公益组织，采取推委会提名+网友提名+表决的形式，评选出这样一个大奖，我们将共同期待在9月29号，这样一个颁奖的典礼。应该说这种大规模的国学评奖，在过去还没有过，官方也没有过，民间也极少见，但是我们认为国学是我们当代，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因为它要承担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国文化的建设这样一个重大使命。一个民族只有文化自信，才能雄视于世界之林。现在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但是我们认为，在文化上、在价值观念上，这些伴随着我们整个中华崛起，只有中华文明的崛起，才是我们整个中华崛起的完成，国学的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以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提出来的，我们希望秉承人文和道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打造国内最具影响力、国际上最具知名度、华人世界最有公信力的文化盛典，所以我们弘扬国学，就是要唤起国人对国学的崇敬感，凤凰网总裁李亚先生和我们提出：致敬国学，就是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摇旗呐喊，就是要向全社会乃至全球华人，续接我们的文化，为我们躁动的心灵找寻精神家园，为我们的世界留下一片纯净的天空，一个民族只有对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心生敬意，才能够接续文化血脉，才能够提升文化生活的品质，继而加强整体社会的凝聚力。今天我们举办的岳麓书院讲坛，将会在长沙、北京、上海继续举办，我们是一个流动式的讲坛，今天是第一讲，那么从今天开始到年底，我们将会邀请国内外的一批著名学者，面向大众开坛布道，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问，除了分享精彩思想以外，我们还会针对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尽可能地让国学走进生活、走近大众，真正让国学落地，让不同年龄的人群，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生根发芽。希望有更多的同道、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共同参与国学，延续我们的文化血脉，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这次岳麓书院讲坛，得到了国家电网的特约支持，我代表主办方向他们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海峰院长为我们做精彩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海峰教授。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第一讲: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全文）

一、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现场致辞：尊敬的刘海峰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麓书院朱汉民，非常感谢各位冒着炎炎酷暑来到岳麓书

二、国学大典岳麓讲坛第一讲 主讲人：刘海峰教授

内容：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科举制选择了中国1300多年人才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岳麓书院，参加我们首届全球华人大典，我有幸来做第一讲，汉民院长和岳麓书院对我的信任，其实我跟岳麓书院，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以前也多次来过岳麓书院、来过湖南大学，你看我这个PPT里面，这里面首张就是湖南大学报，2003年发表过我的一篇随笔《岳麓之会感怀》，因为我在1994年以后就陆陆续续来过岳麓书院多次，曾任岳麓书院的兼职教授，1996年年底来岳麓书院，受教育部之命，来论证湖南大学的校史，当时有两个专家来参加，也就是在岳麓书院这里开会，后来陆陆续续还来几次，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最末谈到，我终于意识到岳麓书院已经成为自己精神的一处文化家园，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岳麓书院，来做这期讲座。我和凤凰卫视集团也有一定的特殊关系，除了接受过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些采访和一些陆陆续续的，零星的采访、访谈以外，还在2006年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世纪大讲坛，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也就是在当时的6月份，也是高考或者说招生考试的季节做了一场讲座，我们今天这个讲坛，实际上给我出的命题就是《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岳麓书院这样一个千年庭院、千年学府来讲千年科举，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讲讲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我们的国学有最直接的关联。

科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且反映了中国整个帝制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因为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同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又产生了非常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或者说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中的生成物，反过来它又改造了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之地，使中国的文化更具特色。那我今天谈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谈一下，我认为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第二是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三是谈废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这样三个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科举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之物，有人把它称之为四大文明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发明，我曾经把它概括为，它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发明。科举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产生这种制度，当然像韩国、越南也曾经仿照中国。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环境里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生成有特定的文化积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科举制度产生的思想、文化。这种制度产生了“举贤才”的理念，特别是儒家的文化、儒家的理论产生精英治国，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子张》，讲到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门师生主张贤能治国的理想，按中国古代最通俗的（理解），学就是学习，仕就是当官，对于学习好的人应该去做官，反过来做官的人必须要经过教育，这个“仕而优则学”在其他国家里面没有这种，至少在近代以前就没有，而我们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现在当官有局限性，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在没有世袭制的体制下，或者我们说在“学而优则仕”的情况，所以它不靠跑官、买官，不靠其他的手段，靠学习来当官，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就是说不在于出身的高贵与否，而是看自己的学问、能力、高下，来决定是否能够从政，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孔子也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在其中，这个理念跟仕而优则学实际上是一码事。在孔子之后其他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孟子、荀子这些人也还提倡，跟我讲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是相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说《荀子·王霸》里面就讲道：一个人的出身，不管你出身高贵与否，如果你懂得礼仪、即文学，就是说品学兼优的人，他就应该做，也就是说应该给他高位，但是如果卿相士大夫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学好，品行不够好，就不能再读。（《荀子·王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阶层，上下是可以流动的，这些理论实际上跟科举制度是完全相符的，中国传统社会遵孔子为圣人，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其他诸子百家理念，有部分也涉及到“学而优则仕”的概念，比如《墨子·尚贤》篇，还有百家的学者提到这个观点，特别是墨子提到“古者圣王之为政，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他有能力就应该给他提出来，他特别提出来，他特别提到“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官，有能力的人就应该上来，没能力的人就应该下去，这个在当时是很直截了当的提到，社会阶层流动的理念，等于说是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谁生来就是应该当官的，应该根据人的才学、才能的高下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准，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贤能制”，我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出现了，它实际上有前面的理论文化基础。人们生来就有为官、当老百姓的各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才学。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举贤才、尚贤这些观念，所以到汉代开始才出现“察举制”，体现在他的笔试，来测他是否能当官，后来在地方的察举中，也加入了考试的因素，从魏晋到南北朝逐渐加大，后来到隋代的时候才加大到科举。这个考试制度为什么会产生？科举以考试作为选拔的主要证明依据，那么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也是和我们中国社会的特性相关，就是中国人向来讲究人际关系的协和，有中华制度的背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向来重视人情、关系，中国社会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实际上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特别重视人情关系和面子。在东晋的时候，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就是体现在考试举制，就是跟我们的人情有关，他必须要用刚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考试的因素逐渐加大，到隋代才出现了科举制。如果从隋炀帝公元605年开始设立进士科算起，严格意义的科举是从605年开始，科举制度在中国经过了1300多年，它的完善到了宋代以后，制度化完善以后，特别是到明清进入鼎盛以后，科举制已经成为“至公”的。从明代开始，各个省的贡院，包括我们以前湖南的贡院，人们认为用科举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最公平的方法，在明代甚至有人这么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甚至有人说“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科举变为天下最公平的事，就像我们现在，像今年高考出现个别省份的舞弊现象，有很多人认为高考差不多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跟几百年前人们谈的话题类似，如果大家都作弊，科举就没什么制度可言，科举是通过公开报名、公开竞争，虽然它有一定弊端，但是在1300年间，选择了我们民族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或者是学者，包括我们岳麓书院在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制度，包括朱熹也是进士，岳麓书院大部分都是进士，科举制选择了我们历史上1300多年大部分的人才。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一书，在谈到中国的科举制时说：“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好多好处。”他还认为“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哪个是没有缺点的？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则比中国还差！”因为在传统社会，其他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各大洲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通过考试公平竞争的制度，这是我谈第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产生的。

第四篇：论科举考试制度与高考制度改革

论科举考试制度与高考制度改革

浦阳初中韩英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当代有高考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以考试方式进行的选官制度，历经隋朝的起源、唐朝的完善、宋朝的改革、明代的鼎盛，最终在清代走向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高考制度是选拔多方面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为了当官，它也给当今社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本文从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的含义、产生背景、影响来比较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其内涵是公开考试，竞争择优录取人才。高考是考生选择大学和进入大学的资格标准，是国家考试之一。是由国家统一组织调度，国家或省专门组织命题，统一时间考试。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均产生了不同影响。

古代科举制度含义：古代科举制度是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古代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即公元605年，到1905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隋文帝分科举人奠定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基础，而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至于武则天创设武举，则使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备。这样，隋文帝、隋炀帝和武则天便成为中国考试思想发展史上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1.科举制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加强并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

由于科举制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吏，而且坚持“自由报考，统一考试，公开张榜，择优录取”的原则，使政权在一定意义上向全社会开放，从而根本打破了之前数百年来世族门阀垄断仕途、把持国家大权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2.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和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科举制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而是通过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来选拔官吏，这就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才能之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平台和机会，客观上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上下流动创造了条件，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可以说，科举制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这种流动，有利于统治阶层不断吐故纳新，实现新陈代谢，从而保持较强的生机和活力。

3.科举制度造就了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学、位、识有机结合，这就意味着在科举制度下，士人要入仕、要取得功名利禄就必须参加科考，而要参加科考就必须读书。这种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无疑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此外，由于读书人中除少部分入仕从政外，绝大多数仍滞留在民间，于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便成为在民间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传播者，这也极大促进了古代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我们可以看看唐代，那个时候正是科举制度建立不久，尚且处在完善的阶段，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GDP排名第一的国家，但是在此之前的隋末还是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经济总体上的排名却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二）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

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由最初的维护统治选举人才的良好初衷，成为八股文束缚人身的工具，科举制度又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造成教育目的的异化，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由于科举不考科技而专考儒学，造成人们的观念上，“四书五经”成为学问的全部，自然科学技术则被视为无足轻重及至与传统利益相悖逆的东西。造成现实中科技问题与科考、与功名毫无关系，因而对科技关注和感兴趣的人极少，大多数读书人整天关注和学习的就是科考要考的儒家经典。最终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科技的逐渐落后。

2.科举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由于科举主要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严重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明清又实行八股取士，使读书人的视野更加狭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了范进式的腐儒庸才。

3.科举制度的功利性及政治化，造成了很多家庭悲剧。

很多读书人，特别是底层的穷苦书生，为了读书入仕，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更有甚者，新科及第，受不良风气影响，抛妻弃子，另立新欢。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科举制度在其中多少起了些推动作用。另外，到了清朝以后，官场舞弊日益严重，科举渐渐变得政治化，成了一些高官以权谋私的工具。

总之，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对我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我认为其积极作用应远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的。科举制度历经如此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其本身并没有多少缺陷，之所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及社会环境决定的。科举制度对今天行政官员的选拔制度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

（一）当代高考制度的积极影响：

1.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在高考的考场上，无论是富人家的子弟，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无论是有权有势的学生，还是贫贱低微的学生，无论是发达地区的学生，还是贫困山区的学生，面对高考的考卷，他们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用同一个标准，公平地展开了竞争。分数线这个简单单一的标准，让无数的孩子享受到了真正的平等，也有无数的人，通过高考，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正是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一个父辈可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孩子，通过高考就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来可能进入国家机关，成为一个有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的人。

2.高考打破了社会特权的世袭与垄断，缩小了社会阶层的差距。

在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那些年月里，考上大学就等于是有了铁饭碗，分数线上下的人命运将是何等不同啊！现在国家虽然不分配了，高校毕业几乎等于失业。按说人们不会再热衷于考大学了，可是其实不然，在激烈地白热化的就业竞争中，学历高的，名牌大学的毕竟更有竞争优势，君不见文凭学历的竞争又开始向研究生、博士发展。如果用研究生的升学率来评估高校的话，大学一定会像中小学一样把应试教育发展到极致。高考的唯一优势就在于用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来为国家公平公正地大规模地选拔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本来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办法可能有很多，但都不如高考简单易操作，几张

考卷而已。任何一种选拔，只要人们想公平公正，首选必然是考试。在这个因为官员腐败而引发的社会诚信全面崩溃的时代，高考似乎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二）当代高考制度的消极影响：

1.它直接造成了“应试教育”，从而造成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学生被培养成没有创新精神的考试机器，只重视选拔与甄别功能而不重视全面提高公民素质。

全中国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老师和家长的强迫下为了一学期数次的考试而学习。门门功课都要学好，每次考试都在向满分努力，这样一来，学生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教材和与考试有关的教辅资料上。很少有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孩子自主探索的机会被作业和考试完全地剥夺了。从六七岁入学到十八九岁高中毕业，人生极为珍贵地十二年岁月，没有培养起任何探究和钻研的习惯，只学会了读死书,不掌握任何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没有对任何一个领域产生真正地兴趣，没有任何主动学习的欲望。这样的人以后是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所有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有建树的人才，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培养起来的兴趣和良好习惯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到了二十岁还没有独立尝试过研究一个问题的人，将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品读过文学经典的人，将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大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当代那些有名的作家几乎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大学专门学习文学的人却写不出一部作品的原因。

学校教育，按照预设的统一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迫使所有的孩子都在按一个模式发展，从根本上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现在的高中，在每个班里都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每天从早晨上第一节课开始，直到晚上十点下晚自习，一直无所事事地坐在课堂上徒劳地等待，没有学习任何东西，没有一点点长进和收获。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听讲，不学习呢？原因很简单，对于课堂上老师所讲的东西他们已经无力接受，既听不懂，看书也看不懂，他们没有学习高中课程的能力，更为严重地是，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地欲望或者想法。这样的学生为数不少，可能比每年考上重点名牌大学的学生还要多。但没有人看到他们的存在，对他们和家长而言，也别无选择。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给这些孩子提供适合他们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他们虽然无力学习现有的课程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废人”，事实上，他们走上社会以后还是各行各业的合格地劳动者，可惜地是他们在学校里浪费了不少时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总地来说就是学校教育方式不适合这一部分学生的学习造成地，也许从一年级开始，他们就是“差生”“学困生”。我们的教育在成就了一部分人的同时，毁掉了另一部分人。

综上所诉：当代高考制度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的过程。我们的经济在最近的三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的发展需要，并且非常不合理。

我们需要整饬国人的思想，梳理自己的头脑中的思想渣滓，让我们全新的面对历史，面对科举，其实科举不像是我们所谴责的那么不堪，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仔细研究当代的教育，其实并不和科举差了几分，相反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甚至比我们在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更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呢。

科举制度的问题对于现代高考制度的比较，发现高考改革自然是教育改革首当其冲，在做好必要的心里的准备的同时，我们不妨多思考种种可能存在的问题，借鉴可以借鉴的，支颐鄣袖，以裨时阙。

第五篇：大讲坛新闻稿：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教科大讲坛主题讲座：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2017年5月4日下午，在特教楼T2504，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讲座“教科大讲坛”如期举行。此次讲座邀请的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郭军副教授。

此次教科大讲坛主题为“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郭军老师结合各个朝代的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家，从官学与教育、私学与教育、选士制度与教育、科举与教育、中国传统宗教与教育五个方面进行讲解。

首先，郭军老师为大家讲解官学与教育: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官守学业”，政教合一，官师合一为我们解读学校教育的萌芽，接着郭老师为大家讲解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以及齐国的稷下学宫，郭老师还讲解了荀子在稷下学宫讲学的故事，以及法家的发展，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李斯等。郭老师语言幽默风趣，引经据典，结合历史背景为大家讲解官学与教育的发展，同学们都听的聚精会神。

接着，郭老师为为同学们讲解私学与教育，着重为大家讲解了书院的发展以及目前的保存现状。

讲座最精彩的部分，是郭老师为大家讲解，选士制度、科举与教育。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实行察举制，任贤举能，到魏晋南北朝实施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在隋朝产生、发展于唐宋、衰落于明清。郭老师从各个朝代的历史现状、统治者的思想，客观的为大家讲解科举制和选士制度，还结合一些同学们熟知的故事和电视剧为大家讲解，比如从范进中举看科举制和文人墨客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从秀丽江山长歌行看汉光武帝的发家史以及东汉的选士制度。在讲座的后半场，郭老师还出示明代的状元卷给同学们观看。并从客观的角度深入的分析了科举制为中国教育带来的发展与促进，以及科举制衰落的原因和利弊关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次讲座中，郭老师利用自己教育史的雄厚知识理论为同学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讲解，激发了同学们对中国教育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浓厚兴趣，同学们都意犹未尽，在热列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本次通讯稿：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