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党建文化精髓,谋求银行可持续发展

第一篇：运用党建文化精髓,谋求银行可持续发展

运用党建文化精髓，谋求银行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相联，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和各种矛盾冲突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个阶段，带领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而今已经走过90多个春秋。认真回顾党所走过的路，不难总结出许多成功的经验，有些更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真理。这些宝贵的财富如今正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各界所吸收、提炼、归纳、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各项社会主义实践。结合银行经营管理工作的特点，运用党建文化精髓来指导实际工作，总体而言，就是要强化四个方面的意识，谋求银行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发展意识，把握第一要务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牢牢抓住了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新的党中央在不同场合中进一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和平、稳定、高速发展的社会成长期，这正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机遇。就全国而言，当前正处在社会深入变革、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型的关键时期，大机遇孕育 1 大发展，对银行来讲，只要顺势而上、借势而为，就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好的发展战略指引下，要切实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利益关系，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一心一意抓好实际工作，谋求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要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结合区域特点，寻找机会借势突破。如结合“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握大力发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带来的良机，寻找项目合作空间；把握国家将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做大做强国际业务；把握开征环保税的有利时机，大力支持成长型环保企业和绿色能源企业的发展；关注当前抑制投机性需求的若干举措，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等。

二是要持续夯实客户基础，改善客户结构，提高客户的产品覆盖率和综合贡献度。人民群众和党是血与肉的关系，客户和银行则是根与树的关系，客户拓展工作要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求增量，就是要以产品吸引客户，以服务留住客户，并努力维护与客户的关系，在长期的金融服务中逐步扩大银行品牌的影响力；抓优质，就是要不断以增量客户改善客户结构，完善退出机制，重点关注优质中小企业客户、个人高端客户，同时更要持续提高优质存量客户的综合贡献度。

三是塑造综合营销服务体系，增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适应形势发展，促进产品销售；建立规范化的服务标准，并监督严格执行，以稳定服务质量，提高客户的认知度；推行个性化的营销服务，满足重点客户差异化 2 服务需求；持续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工作，建立完善科学的跟踪分析机制，与本行实际相结合，注重基础性产品的创新工作，增强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价值创造能力。

二、强化为民意识，勇于担当责任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党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坚定不移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党成立之初和社会革命时期，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没有地盘，没有枪炮，缺医少药，更乏资金，但凭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凭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承诺，最终胜过了千军万马，迎来了革命的胜利；而今，在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期，社会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潜在的矛盾时隐时现，这就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关注人民疾苦，要想方设法理顺民心，化解社会矛盾，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共同营造和谐的社会局面。

银行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应始终与老百姓走在一起，既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添砖加瓦，又要充分体现社会责任，依靠自身业务优势和网点资源，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面对社会，要以稳健经营为基础，依法纳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积极关心社会发展，大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以 3 直接捐赠、募集捐赠、发行公益产品为主要形式，广泛参与扶贫助困、援助、援建、赈灾等活动；加大救灾授信力度，全力支持灾后重建；大力支持党和国家举办的大型活动，开发特色金融产品，满足特殊时期的金融需求。

面对客户，要以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依托，持续深入推进民生项目，如“民本通达”项目等，在社保、环保、教育、医疗等多个民生领域，通过紧密联系客户、吸纳创新产品等措施积极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结合不断变化的经济金融形势，及时向客户推出丰富多彩的理财产品，满足客户的资金增值需求。最大限度地改善服务，实行弹性排班，优化柜面流程，提高网点服务能力，降低客户排队等候时间。

面对员工，要重视员工健康与安全，努力为全体员工提供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制定紧急处理预案，定期演练，坚持员工满意度调查，加强沟通，提升员工满意度；为员工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秉持公正、公平的人力资源管理原则，杜绝歧视，严格做到同工同酬；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平台，使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三、强化学习意识，倡导以学促进

党建中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就是如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引领中国社会持续进步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要建设成用科学理论武装，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一方面，学习型政党所体现的是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 4 章，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体现的是党的理论体系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总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学习型政党善于时刻运用先进的理念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从来都不是一番风顺，更无任何先例可循，只能依靠我们党自身独立判断，深入探索，但我们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着先进的并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作指导，使我们党能够朝着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比如，面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我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始终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外交上不愠不火，有礼、有利、有节地展开周旋与回击，确保了国内环境的持续稳定，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对银行来讲，要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不断强化学习意识，持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而首要的关键就是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应该以形成浓厚而科学的、本组织所独有的党建文化为目标。既要不断坚持党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世界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潮中，要对党建和民族文化传统有独立的认识，有批判、有继承，保持意识的先进性；又要不断坚持党建文化的引领职能，突出党建人才培养、党建科学研究、党建工作服务的三大职能，并以此影响和带动组织内全体人员形成统一的理念文化，有效提升党建文化活力。

同时，以学习型党组织为堡垒，以各级党委中心组为核心，带动全体党员同志持续加强学习，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并促使 5 全体员工共同进步。一是充分利用党委中心组碰头的时间开展学习，掌握新形势，学习新产品，熟悉新制度，结合实际展开讨论，最终形成指导发展的系统性思想。二是推动全员开展常规性学习，以讲座、分析、论坛等形式普及知识，启发员工思维，激发学习兴趣；组织先进典型学习交流，鼓励员工互助互进。三是启动“员工素质建设工程”，分层次开展多样化的培训工作，重点抓好业务技能和职业发展能力培训。四是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开展业务竞赛和劳动评优，使广大员工尤其是青年员工得到了充分锻炼和快速提高。

四、强化唯实意识，切实转变作风

在党组织的活动中，有“务实”和“务虚”两种提法，其区别在于是以工作实绩为主还是以思想方向为主。此处所说的“唯实”，并非“务实”的概念，它包括了四层含义：一是“求实”，即“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求实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党的思想路线。二是“踏实”，表现在不浮躁，不夸大，不急功近利，不无所事事，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断摸索、反复求证、及时修正、坚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没有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目标，既不兀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不可谓不踏实。三是“真实”，表现在不欺上瞒下，不搞潜规则，多用数据说话，我们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广开言论，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打击虚假造作，反对一切不真实的东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和拥护。四是“诚实”，表现在不故意掩盖 6 缺点，真诚地对待广大干部群众，虚心接受群众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就不断地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提升队伍素质与执政水平，在国际社会上更是讲求诚信，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党的影响力正逐步扩大。从这四个方面来讲，“唯实”其实也包含了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三个方面，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两者是相辅相承的。

银行是社会经济的支柱，既要全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而要做好这两种角色的关键，就是要强化唯实意识。

要求实，就是要不断总结经验，遵从实际，寻找客观规律，不搞一刀切，制定规则、研究方案都要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客户的需求。

要踏实，就是要处理好长期发展与短期发展的关系，不搞运动战，在外抓业务的同时，也要苦练内功，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真实，就是要及时向客户传达、公开有关信息，对员工做到党务公开、行务公开，在人员选拔、资源分配上，不搞暗箱操作，确保公平公正。

要诚实，就是要多换位思考，站在客户和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开展业务讲求诚信，不刻意歪曲事实，在同企业和个人客户的合作中，严格落实我方责任，不打擦边球，并主动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篇：海尔文化的精髓

海尔文化

一、海尔企业文化的内涵

海尔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是创新。它是在海尔16年发展历程中产生和逐渐形成四特色的文化体系。海尔文化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战略创新为保障，以市场创新为目标，伴随着海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中国走向世界，同时海尔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员工的普遍认同、主动参与是海尔文化的最大特色。当前，海尔的目标是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这个目标使海尔的发展与海尔员工个人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位海尔员工将在实现海尔世界名牌大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个人的价值与追求。海尔文化不但得到国内专家的舆论的高度评价，还被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列入MBA案例库。

二、海尔精神与海尔作风

海尔精神：敬业报国 追求卓越

海尔作风：迅速反应 马上行动

三、海尔理念

1、生存理念

永远战战兢兢 永远如履薄冰

2、用人理念

人人是人才 赛马不相马

你能翻多大跟头，给你搭多大舞台

3、质量理念

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人干出来的 高标准 精细活 零缺陷

4、品牌理念

国门之内无名牌

如果在国内做得很好，不进入国际市场，那么优势也是暂时的。

资本是船 品牌是帆 企业是人 文化是魂

5、营销理念

先卖信誉 后卖产品

6、市场竞争理念

打价值战不打价格战

7、竞争理念

浮船法：只要比竞争对手高一筹，半筹也行；只要保持高于竞争对手的水平，就能掌握主动权。

8、市场理念

创造市场：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只有疲软的思想，没有疲软的市场。

9、出口理念

先难后易

首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出名牌之后，再以高屋建筑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

10、资本运营理念

东方亮了再亮西方

11、海尔技术改造理念

先有市场 再建工厂

12、技术创新理念

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生活，市场的难题就是我们创造新的课题。

13、职能工作服务理念

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工作标准

四、海尔对市场的三条原则

1、紧盯市场创美誉

2、绝不对市场说“不”

3、抱怨就是投诉

五、海尔的创新观念

1、资源论

不在于企业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利用了多少资源。

2、源头论

每个人都有一个市场，每个人都是一个市场。

3、整合力

市场的整合力就是海尔的核心竞争力

4、美誉度

海尔要的是市场美誉度

5、吃“休克鱼”

吃“休克鱼”是海尔兼并扩张举措上的一种形象比喻。

6、国内不稳 国外不热

企业在国内市场没有竞争力，就不可能真正地进入国际市场。如果只在国内市场做得很好，不进入国际市场，优势也是暂时的。

7、海尔国际化的“三个三”

（1）三个三分之一

国内生产国内销售三分之一

国内生产海外销售三分之一

海外生产海外销售三分之一

（2）三位一体

技术开展中心、生产基地、贸易公司实行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

（3）三融一创

融资、融智、融文化、创世界名牌。

六、海匀的形象用语

1、形象用语：真诚到永远

2、各类产品形象用语：

海尔冰箱 为您着想

海尔空调 永创新高

海尔冰柜 创造品位

海尔洗衣机 专为您设计

海尔电脑 为您创造

海尔彩电 风光无限

海尔热水器 安全为本

海尔电工 家务轻松

海尔国旅 诚信相聚

海尔软件 创新无限

海尔商用空调 承领时代新潮

七、海尔旗形象识别标志

图为海尔方圆标志，意为“思方行圆”。方块在阵中排头，意为以它为基础向纵深发展的意思，代表着海尔的思想、理念、文化。它是一个中心，指导着周边圆点的组合，体现了思方行圆的思想，也意味着在工作中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预定的目标和效果，同时也有发展无止境的寓意。在中国，人们把3认作上升，把6视为顺利，而36又暗含着足智多谋的意思，方圆组合正好36，意寓海尔不断上升，不断发展。

八、时刻提醒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界名牌始于日清。

昨天的优势会变成今天的劣势，唯有动态的优势才是优势。

以定单为中心，以市场链为纽带，带动业务流程化。

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之前。

好的公司满足需求，伟大的公司创造市场。

只有创业，不能守业。

有了每一个人的国际化，才能保证海尔集团的国际化。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第一是质量，第二是质量，第三还是质量。

质量不打折，服务不打折，信誉不打折。

在别人否定自己之前，先自我否定。

能够把别人认为简单的事成千上万遍都做到位，就是不简单。

昨天的成功与辉煌可能是明天成功的阻碍。

干部的目标：你的领导水平达到了能够让下属在没有领导的时候仍能够正常工作。形成有活力的员工，有合力的组织。

九、创新的目标：就是创造有价值的定单。

创新的本质：就是创造性地破坏，破坏所有阻碍创造有价值定单的枷锁。

品牌是战胜经济衰退的惟一最有力的武器。

专注于用户需求，而不是专注于竞争对手。

在市场竞争中，你不可能应付和压倒所有的竞争对手，但是你可以领先于竞争对手。

如果你想等待无序竞争中的消亡，其结果只能是你和无序竞争一起消亡。

十、问题警示录

终端的问题就是领导的问题。

看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重复出现的问题是作风上的问题。

十一、思想警示录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能不能实事求是，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思想境界的问题。

回答领导提问的四种答案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1）是（2）不是（3）没有任何借口（4）不知道（需要自己做的事必须马上“知道”）

十二、海尔的个人修养

宠辱不惊 自强不息

得意不忘形 失意不失态

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十三、海尔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

三心换一心：

解救疾苦要热心；

批评错误要诚心；

做思想工作要知心；

用三心换来职工对企业的铁心。（

第三篇：茅台酒的文化精髓

纵览世界文化，解析大国崛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十年发展比经济，五十年发展比制度，一百年发展比的则是文化。“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已然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根与魂，成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

时代发展到今天，一提到国酒茅台，人们总是为13年来的持续跨越发展而惊讶，为今日国酒茅台不断增长的品牌价值而惊讶，有人甚至称其为神秘的“茅台奇迹”。在惊讶之余，许多人开始不断比照、思考、追问、解析，试图找到甚至破解“茅台奇迹”背后的神秘力量。

实际上，对于一个延续千百年的民族品牌来说，“奇迹”一词过于玄妙。如果说，在国酒茅台告诉发展的背后，真的有强大的神秘张力在主宰的话，那，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种力量，更近于一种脚踏实地、渐聚渐强的创造力； 这种力量，是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创新与凝聚、蓄势与飞跃，才逐步显现出的强大的作用力；

起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尊于当代。可以说茅台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国酒人将物质创造、精神铸造相互糅合、发酵、蒸馏、勾兑、升华、积淀的结果；也是一代又一代国酒人将茅台酒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天赐的环境，天人合一的酿造过程，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等文化因子糅合而成的“综合体”。

当物质层面的茅台酒跃升为精神层面的荣耀与尊严时，茅台酒便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转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茅台。

第四篇：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精髓

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精髓

沂蒙精神，看似简单，着实厚重。是千千万万沂蒙儿女用血与泪凝成的精神史诗，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经久积淀的文化精髓。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这块圣地吧！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听，这首悠悠动听的蒙山小调就是沂蒙的真实写照。在沂蒙这块土地上，不仅风光好，在这发生的那一幕幕催人奋进，荡气回肠的革命故事至今让人无比动容。

在沂蒙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沂蒙母亲———王焕于，86个孩子的母亲，她一生养育个86个孩子，但都不是她的亲生骨肉。

沂蒙红嫂———明德英，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她不顾封建礼教及封建传统的束缚，毅然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伤员。

还有沂蒙六姐妹，带领村民支援前线，用自己的身体搭桥·······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这就是当时伟大的沂蒙人民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作出巨大牺牲的真实写照。

还有那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颜真卿。今年，八路军——五师挺进山东，建立沂蒙抗日革命根据地，作为抗日七十周年纪念。

今天，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作为临沂的一份子，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学习，勇于创新，开拓奋进，敢为人先，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弘扬沂蒙传统精神。

让我们一起为沂蒙精神这棵常青树浇水施肥吧！

评语：本文作者用简明扼要的事例向我们诠释了伟大的沂蒙精神和红嫂精神，并立志做新时期的小主人。这是一曲沂蒙精神的颂歌。

学校： 湖头中学 指导教师：宋京彩 九年级二班：于贝贝 联系电话：*** 沂南县湖头镇昌平路5号

第五篇：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二、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文化源远流长，“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浓郁的文化积淀和表里山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三晋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三晋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一）山西文化的精髓

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山西文化的精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3．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文化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品，封闭禁锢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山西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纽带，山西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中。这首先是由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山西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的衔接部，南属中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山西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里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冲撞交汇的前沿。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交往的时候，山西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天然通道。地理优势对山西文化的传承开拓，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山西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持续创新的，山西文化的开放性和开拓性由此得到充分展示。战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起先在鲁，后来在楚，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是在魏国。他在魏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改革，这就是建立职业化的“武卒”制度，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为后来汉民族引进胡俗、改革军事战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使赵武灵王在国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将改革推向全国，魏晋以后，着胡服穿胡靴成为新的潮流和时尚，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也有间接的推动作用。山西文化的传承历史告诉我们，兼容并蓄和开拓创新，是让古老的文化机体焕发青春活力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山西文化在兼容并蓄和传承开拓中孕育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北朝文化是山西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佛教东传的内在特征，给山西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开始它与中国文化融合不起来，谈论佛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是南北朝时期在山西这一区域首先开始的。北魏时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汉化做出重大贡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缺乏思辨，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进来以后，从哲学层面来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思辨深度对一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推论非常缜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间以后，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最终实现儒、道、释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次伟大的文化变革是从山西开始深化的，然后推动了中国文化大繁荣。山西的寺庙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丰富，都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系，这是三晋文化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一脉相承的。四至六世纪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山西处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在与北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学习和相互撞击中，山西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充满了持续发展的动能。北魏时期，就是山西文化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年代。北朝留给我们生机勃勃、经久不衰的文化产品，这在山西境内的北朝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上得到充分反映。

公元第二个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山西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减弱了。然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山西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明清晋商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生财有道，聚财有方，将贸易活动扩展到全国的各大商埠，甚至发展到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地，晋商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总结晋商文化的经验，应该看到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审时度势，紧抓机遇，进取敬业，诚信自律，依靠团队精神，在中国商贸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篇章。晋商文化的背景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汇，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农牧交换，而条件就是长城地带的优势和本省丰富的物产资源。19世纪以来，山西商人首创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银票调拨现银的转运，聚积天下财富，敢为天下之先，扮演了晚清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我们设想一下：19世纪后期，中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而是在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城。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游人都参观过晋中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规模宏大、建筑坚固、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厚的深宅大院，就是晋商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些大院里处处展现着几千年不衰的山西文化魅力。

4．敬业诚信的事业原则

在注重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诚信义利不仅是社会精英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求财重利”的商人们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仅以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晋商为例，“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精神理念就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经商求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向往。山西许多地瘠民贫的地方商人率先肩挑背贩，走上了从商之路。基于传统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教化以及精神上对关公的敬仰，这些晋商起家微利，靠诚实、信用打开了异地市场。及至清代，山西商人的经商足迹遍及天下，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占据了更加辉煌的地位。许多山西商人由于累世业商，不仅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其创立的商号也在不同地域获得了信誉卓著的显赫声名。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再如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集”、“定坤丹”名扬海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悦远来。

晋商财力最盛、影响最大的是票商。山西票号最盛时，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金融市场，由此成为一大商业奇迹。山西票商以“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得到了“信用最著”的评价。即使票号处于艰危之际，其珍视信誉、诚信待客的原则依然不变。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入京城前夕，在京票号纷纷撤资回籍。混乱中，有的票号甚至将账簿丢失。平遥的蔚丰厚票号伙友在携带巨万现银撤退时，于彰仪门遭劫，携款尽失。但在回撤之前，蔚丰厚对各存款户如数兑付了现银。次年，蔚丰厚重新回京设庄，因其危乱之际仍行大义，故而身价倍增，深受各界推重。郭嵩焘曾由衷赞誉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信实也。”近代维新名士梁启超也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从而在观念上塑造了晋商群体“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各地商号之间往来频繁的资金周转、调拔业务，有的尚有契约可循，有的则全凭不成文的规矩运作。而后者，基本上是靠道德习惯约束下的“商业信用”来维系。如太谷曹家商号广布各地，与之往来的商家很多。各商家之间的货款结算与归还，主要遵循标期还款的原则。其标期是各商家代表共同商定后，依次通知。凡往来商户，均需在标期以前结账，近者函兑，远者电汇，商号方面并不派人催讨。如果到了期、顶了标，即被认为无信用，各商号便不与之来往。古老的金融机构——钱庄也是这样。山西钱庄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即放款全凭借者信用，无需实物抵押。这与当时国外银行的做法大相径庭。银行放款主要是抵押放款。据时人计算，当时山西182家钱庄放款总额为12，902，651元，其中信用放款占96%，抵押放款仅占4%。在无成法可依、少法律制裁的商业环境中，这种信用放款，实际上是靠着商人的人格信用来承载商业正常运转轮轴的。

晋商的精神支柱是儒家伦理讲求的“诚信”，其生活、经营均凭以义制利、利以义取来取信社会，道德自律是其经营、交往的基本原则。晋商屹立商界五百年长兴的神话不仅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晋商们汲取不尽的精神财富。

5．仁义孝顺的儒家思想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一带)，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界射日”、“女蜗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与古代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说中的尧是中国古代圣王、五帝之一。《史记》载:“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官而不骄，贯而不舒。”尧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传说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政治的遗存。舜，传说中是与尧并称的圣王。舜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举，励精图治，使神州呈现出“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称为大禹，舜的继承人，是传说中与尧舜并称的圣王，为夏王朝的开国君王。传说舜时天下洪水泛滥，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发奋图强，身体力行，勤恳踏实而又善于总结经验，因势利导，使洪水疏通，导人大海。禹在治水中，最感人的是其艰苦卓绝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中国人民心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劳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爱戴和拥护，帝舜禅位于他。

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而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在诸子各派争鸣中，以儒家和墨家两派最有势力，号称“显学”，而两家都以尧舜为号召。从那时起，尧就成为古昔圣王，既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王楷模。后来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在诸子中，还有关于帝尧武功的传说。文治武功，俱臻美备，方见得尧之所以为古昔圣王。对尧传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传贤不传子，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的原始民主之风。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推崇的古昔圣王。《中庸》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儒家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又以孝道著称。所以舜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家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要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禹与尧舜同是历来备受称颂的圣王，但又有独特之处。人们对禹，除崇敬仰慕之外，又有深切感激之情。禹治理洪水的功绩，后人追怀缅想，由衷赞叹。孔子、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了以尧舜禹为楷模根植于三晋大地的仁政爱民和举贤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扬善惩恶、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可以说，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远古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还流传着《大章》、《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其“魏风”7篇、“唐风”12篇，都产生于三晋这块郁沃的热土，诗间充满深广的忧患意识、勤劳节俭的精神和恋家孝亲的情结，其诗韵带着时代的身影、古老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之长河而上，去寻觅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

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逾两千年，既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固与发展，也保存、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推崇的三晋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构成中的主流内涵是不可忽视、不容磨灭的。

6．崇尚忠义的传统美德

崇尚忠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义精神播扬于古老神州大地，构成了我们民族魂的要素之一，如同于佑任先生为海外关帝庙题写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对我们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忠义精神在古老三晋大地积淀尤深，是三晋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艺术形象中的关公，可谓“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世间“绝伦逸群”的忠义化身。因此，如果说三国人物关羽是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忠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那么，集“人”、“圣”、“神”于一体的关公，实乃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崇尚忠义传统的完美寄托。关公的忠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同时更是古三晋大地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凝聚和集中展现。

在封建社会，所谓 “忠”的最高体现在于“忠君”。“朕即国家”，忠君即忠于国，这是规范臣民的最高道德准则。可以说，历代帝王之所以高度封谥关公，主要在于借以大力张扬忠君精神；帝王意志是社会意志的主导力量，因而也是关公崇拜历久而愈炽的主导因素。所谓“义”，主要体现为“正义”、“信义”以及 “义气”之类，一般备受社会下层民众所崇奉，他们往往抱着追求人间正义的美好理想，却又难以实现，在他们心目中，被塑造为至尊神圣的关公便是正义的化身，正义之神。这就为关公崇拜创造了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晋大地自古即以崇尚忠义而著称。从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有关晋国与三晋国家的成语、典故和由此敷演出的一系列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便不难窥见古三晋大地崇尚忠义的社会风尚积淀之深厚、影响之久远。

春秋战国时期，介子推随从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历尽艰险，饥寒交迫。一天，实在无法找来食物充饥。万般无奈之下，介子推便割下自己股肉熬成羹汤给重耳食用。文公即位后封赏功臣却疏漏了介子推，介子推耻于邀功求禄，偕母隐居绵山，文公为促其出山而环山举火，介子推母子相抱焚于山间。文公遂下令以此日为介子推忌日，不动烟火，称做“寒食节”。屈原的《九章惜往日》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寝而追求。封介山而为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高度赞颂了介子推的“忠义”精神。

晋景公即位后，为铲除久专晋国之政的赵氏势力，假手于司寇屠岸贾，发动了诛灭赵氏宗族的“下宫之役”，赵氏全族伏诛。唯身怀六甲的赵朔之妻庄姬系景公之妹藏匿宫中，其所生赵武为赵氏唯一遗骨。为绝赵氏之门，屠岸贾百般搜索。为救赵氏遗骨，深受赵氏恩德的大夫韩厥协同赵氏家臣程婴和公孙杵臼巧施计谋，演出了悲壮的“搜孤求孤”一幕：程婴献出了自己的亲骨肉假充赵孤伏诛；程婴和公孙杵臼舍弃了生命。他们的忠义壮举，换来了赵氏绝而复续的历史结局。

古三晋大地的 “忠臣”、“义士”们用生命谱写的一系列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歌壮剧，至今依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由此可以说，“关公”形象所体现的“忠义”精神，显然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渊。继关羽之后，北宋 “杨家将”的忠勇爱国之举等等，亦可谓古三晋大地 “忠义”精神的余韵遗响。

晚明历史地理学家谢肇涮概括山西地方人群的性格特征为：“晋陋而实”。“实”即三晋儿女所特有的厚诚和忠实品格；“陋”则点明了古三晋大地土瘠民贫而形成的质朴而真淳。说明三晋大地的民风自古“黜华而尚实”，这便是蕴育关公“忠义”的深土厚壤。三晋儿女崇尚 “忠义”的传统美德，对我们民族的道德伦理建设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们深深引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7．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世事沧桑，岁月流逝，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但万古不变的永恒确实存在，这就是人类对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自然法则的遵从，对劳动和创造的依赖，对光明和温暖的无比热爱和献身的精神，它昭示了不是希望造就了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创造希望。当年，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以镢头、扁担开发足下贫瘠的土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大规模改变生产条件，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凡业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寨人创业热流中涌动的是华夏儿女一代又一代心中不朽的精神传统。强烈的爱国热情与鲜明的时代感，奋发向上、敢为人先的热情与脚踏实地的坚韧，是老一辈大寨人炽热的赤子之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生动体现。

大寨人的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美德，是黄河文化、黄土文化、太行文化浓厚文化底蕴的浓缩，在他们艰苦奋斗的背后，蕴藏着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热情。1964年12月16日，陈永贵进了中南海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对大寨精神的赞赏和肯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大寨精神正是这种崇高美德的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曾孕育了一代大寨人，也曾激励了亿万农民改变生产条件，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而今，大寨精神在新时期同样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寨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和教育。

（二）山西文化的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文化有着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了厚重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烧角，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由此证实距今170万——180万年前，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已经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匼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包含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50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2．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当政的大宗，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政权转移，而是晋国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顺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残余势力，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尚贤”。“郭偃之法”还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震惊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精神；杨深秀积极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中西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续。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国，周人的宗法观念就不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执政，不仅推进了晋文公的霸业，也证明了逐渐走向衰败的晋国公室难以独自支撑晋国政治局面的事实。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类似三家分晋这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组合，在其他诸侯国没有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三个新兴的诸侯邦国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战国初期的变法浪潮中，他们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国社会变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实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他们的变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子夏认为，对人材应该看重其“大德”，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广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学主张“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要求思想学说要落实在社会实践中，致使像李悝这样的弟子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魏国的改革，既有战国初期天下形势的要求，也有诸如子夏儒学之类的先进思想的促进，是晋国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继续。这场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形成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曾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反对派既反对以今易古，又反对以夷变华。赵武灵王则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风俗习惯也好，政治制度也罢，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胡服骑射”的改革才取得了彻底成功。“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把我国古代战争史带入一个骑马作战的新时代。

与赵武灵王的改革相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虽然号称统一了北方，但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权的夹击之下，危机时刻存在。为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孝文帝从内外两方面着手改革。外在手段是南下迁都，内在手段就是从服饰、语言等方面的全盘汉化。在当时，对于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而言，汉族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政治思想更为先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对具体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质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显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产生的活力。

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还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先秦时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与战国法家、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区别，但是，真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家却是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法家直接产生于三晋国家早期的变法活动，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为核心的三晋儒家却非常注重实际。子夏儒学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而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还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晋法家的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潮流，而且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同时，三晋号称“多辩士”，著名的纵横家人物苏秦和张仪在三晋叱咤风云，一度左右着战国末期天下形势，同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战国名辩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动在魏国，而公孙龙则是三晋人氏。至于兵家，战国早期有军事家庞涓，晚期则是尉缭子等人。秦国的统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赖于商鞅变法，具体实施方面先后有张仪、范睢、吕不韦等三晋人氏的努力，在军事上则有尉缭子的策划。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继续着先秦时期的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继隋朝哲学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学家司马光位居“道学六先生”之列，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开始走向衰落，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最前列。在世俗思想不断进步的同时，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并存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归于净土宗，而山西地区则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并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山西地区的五台山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展重镇，对于佛教的历史兴盛和当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元时期，道教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区有过长足的发展。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3．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画的道痕，学者们认为峙峪人可能已经掌握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又有两处岩画引起了学术界重视，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乐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面世，元代晋南杂剧的繁荣，种种现象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是位于世界东方的艺术之苑。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的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画、雕塑，更有规模，更具体系，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赏价值。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类和建筑艺术，在山西几乎都能找到实物。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处，除了皇室宫殿建筑不复存在外，其余种类的建筑应有尽有，如依照建筑功能划分的寺庙宫观、长城关隘、城池市楼、墓冢陵寝、戏台祠堂、桥梁驿站、民居会馆、钟楼鼓楼等等，依照建筑形式划分的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檐、殿台、亭阁、长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孤例，品质更高，价值更高。

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朝建筑，今存的几座完整唐朝木结构殿堂都在山西。已知宋、辽、金及其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146座，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的72％，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更显其弥足珍贵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就目前所知，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全部在山西，山西因此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建筑艺术。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建筑实物的保存难度很大。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山西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龙门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齐文宣帝时候，西配殿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五代时期悬山造木结构的佛殿。寺内现存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土木建筑，并有大量碑碣石刻遗存。大云院正殿的22平方米佛教壁画，是中国寺庙现存仅有的五代壁画，殿内的壁画与柱枋、斗拱、替木上残存的五代彩绘，均为同期同类艺术品孤例。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中的11尊塑像，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寺观彩塑，大体继承了唐朝风格，显示出高超的雕造技法。她们无疑是古代东方艺苑的奇葩。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统治中国北部和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用汉族工匠修建宫殿、佛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一些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及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翼城乔泽庙戏剧舞台、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我国古代建筑功能、技术、造型艺术有机统一的完美范例，是有建造木塔历史以来保存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木塔，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重大成就。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也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山西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原晋源区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华丽精美的汉白玉石椁。墓主虞弘为西亚人，曾在北齐、北周和隋朝为官，石椁的雕绘内容包括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出行的场景充满异国风情，对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无疑有重要意义。再如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鱼沼飞梁一例。平面呈十字形状的飞梁，位于圣母殿的正前方，方形池沼上架设板桥，四面通岸。东西平坦，连接主建筑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下斜如翼，犹如振翅的大鸟，故取“飞梁”之名。飞梁造型独特，精雕细刻的勾栏、柱础和望柱的多数构件仍为宋朝原物。而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而建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肃穆庄严，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艺术

山西拥有丰富的古代建筑资源，在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从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庙、庵、宫、观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筑物近80处，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观雕塑和壁画。这些雕塑与壁画同建筑本身一样，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等地。这些彩塑造像庄重丰满，神形俱佳，极富时代特征。南禅寺大殿的塑像塑造手法纯熟精巧，形体、衣饰与敦煌彩塑如出一辙。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品是：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晋城市二仙庙，长子法兴寺、崇庆寺等寺观塑像。圣母殿的43尊宋朝彩塑，是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其中的30多尊宋朝侍女彩塑，摆脱了多年来陈式化的刻板雕塑手法，开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彩塑风气，从侍女的体态、神韵、造型、衣饰上看，造像生动，形神俱佳，堪称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山西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面形丰满，体态秀美，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可称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佛、道二教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有11630尊，人物众多，品质俱佳，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的艺术倾向加重，如平遥双林寺各殿的彩塑，隰县小西天大雄殿的塑像，长治观音堂的悬塑，灵石资寿寺大殿罗汉塑像，蒲县东岳庙大殿的地狱群像等。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佛祖菩萨、天王罗汉、帝王将相、宫娥僧人，一应俱全，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神共治的现实，无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壁画在体现宗教思想、反映社会生活、烘托建筑艺术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24000多平方米，这些壁画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为我们了解山西古代壁画绘制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山西古代壁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寺观壁画大多是土坯泥墙上彩绘的壁画。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虽然年代久远，画面残损，但画艺精湛，保存良好，堪称中国古代寺观壁画的上品。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为宫廷画师王逵所作，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和兴化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把祭赛神灵的演剧活动搬上壁画，反映出元杂剧的盛况。广胜寺下寺后殿里残存的元代壁画仅有16平方米，画艺高超，色泽明丽，大殿四周原有的彩绘壁画，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馆。

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绘于龙虎殿、三清殿、纯阳宫、重阳殿四壁及拱眼壁内，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9——1965年永乐宫迁址过程中，这些壁画随同主体建筑一道成功迁移，开创了中国古代壁画大规模迁移保护的范例，是古代壁画绘制技术与现代壁画揭取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众多的墓葬壁画是山西古代壁画的又一个类型，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迥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构图准确，形象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这几处壁画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齐时画技日臻成熟的趋势，为隋唐壁画技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

山西的石窟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300余处，其中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石窟，艺术价值极高，而且，云冈石窟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凿刻的大规模石窟工程。北魏崇佛，平城大同作为当时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凿窟建寺之风盛行。公元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北魏统治者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高僧和能工巧匠，吸收融合了中外艺术风格，开凿出了阵容强大、气势恢宏的石窟，供僧侣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凿手法和雕刻技巧上，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平城艺术模式”。这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现存主要洞窟45座，洞窟内外造像5万余尊。壁面处理技法上，运用了线刻、浮雕、高浮雕、圆雕等雕刻手段，创作了一大批不同于寺观雕塑的造像以及众多佛教故事和装饰图案的浮雕作品，与甘肃的敦煌石窟被誉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双璧”。云冈石窟佛、菩萨的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造像以高大雄伟、雕刻精美而著称。初期造像面相丰圆，身体壮硕，后来吸收南朝的风格，众多的佛、菩萨雕像更显面相清瘦、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特点，这种称作“太和造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孝文帝迁都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而且远及敦煌北魏石窟。云冈石窟艺术有机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风格，为隋唐以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活力。云冈石窟艺术始终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或专家学者。

天龙山石窟集建筑、雕塑为一体，其中的雕刻艺术占据主导地位。天龙山石窟的雕塑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佛、菩萨，石窟的开凿成形经历了东魏、北齐、隋、唐四个时期，从佛像到花纹都反映了南北朝到唐朝的几百年间中国石窟艺术写实性、装饰性的特点，反映出石窟艺术的发展变迁脉络。

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龙山石窟。道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道教石窟也是体现中国本土艺术特色的一种艺术门类。龙山石窟是元代全真教道人宋德芳主持营建的。现存8窟，其中的7窟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龙山石窟龛内40余尊造像，雕工朴实，刀法流畅，线条简练，给人以庄重浑厚和风格粗犷的艺术美感，具有浓郁的元代风格，与佛教石窟寺艺术追求场面宏大、造像华丽、宁静空灵的风格截然不同。龙山石窟是道教石窟寺艺术的经典作品，其造像内容、雕刻技法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重要地位。

色彩斑斓的古代城市与民居建筑艺术

山西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有千余处之多，除了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外，在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两方面的艺术成就最为显著。

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就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性，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这个尧舜时代就有记载的古地，历经几千年后，成为中国古代县城的标本，保存完整的平遥古城，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明朝的县城建置、官衙方位、街道规划、民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实状况。明初扩建的城墙，是平遥古城的主要建筑物和平遥古城的象征，城墙高12米，墙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上3000垛口、72敌楼，体现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传统文化内涵。城内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城中的建筑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集中体现了明清县级政权的礼法制度，反映了人神共治和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特征。其他几座历史名城，也都有充满独特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的建筑。比如代县，唐初始建的文庙，是一组典型的儒学建筑群，边靖楼和杨家祠堂，则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物。新绛城里保存有唐朝遗风的绛州大堂，有隋朝花园，有建于宋元明几朝的绛州钟楼、乐楼、鼓楼，引人注目。这些古老的建筑及其艺术形式，大大提升了历史名城的文化品位。

山西民居今天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是因为明清时期晋人富饶而兴建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深宅大院。山西现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达数十处，如晋中的乔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晋东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晋南的丁村老宅，晋西北的碛口古镇及其民居建筑等等，展示着几百年来山西民居的辉煌成果。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大都古朴厚重，高大结实，构成了一座座封闭的城堡，一座座幽深的庭院。一个院子有成百上千间的房屋，院套院，门套门，琉璃飞甍、砖石照壁、高台大屋、牌坊小桥、亭殿楼阁，与周边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许多建筑依山建势，因地制宜，高低叠置，参差错落，门窗间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匾额沟通传达了众多的人文信息，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山西老宅院是中华民居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是几个世纪前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

山西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她的历史脉络绵延了千万年而不断，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撒播了千万里而不散，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山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