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税制改革大背景下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的研究(6.18)

第一篇：在税制改革大背景下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的研究(6.18)

在税制改革大背景下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的研究

摘 要

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5月1日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将很大程度改变现时中国流转税制度，同时也对税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依托社会各部门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税务为主管、社会各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税收共治系统，从机制上拓展税源监控目标，确保税源监控效能已成为当前我们税务机关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

课题组通过前期查阅相关文献及对实地工作调研，以石河子为例，确立了以人员分配、年龄层次、工龄长短等一系列因素为体系的影响因素指标，并以此设计调查问卷。本研究通过发放税制改革大背景下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研究的问卷，研究税收共治在石河子市的现状，对税收共治中所存在的法律体系不完备、信息化程度低、手段比较落后、协助部门主动意识不强、覆盖面不广和奖惩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进行调查。并运用Excel软件，SPSS19.0软件对所收集数据统计分析，从中发现问题，提出从制度、主体和客体三个视角来探讨完善税收共治长效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税制改革、影响因素、税收共治、改进措施

第一章 绪 论

有效的税源监控是当前各级税务机关面对的课题。而在当前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提高税源监控效力，提升税源管理水平，引入税收共治提升治理能力成为了各级政府、税务机关共同面对的课题。本章着重介绍税收共治的研究背景、国内外关于税收共治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税收共治的基本内涵

“税收共治”从词性上来说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语，其中“社会”是主语，是“治税”的依托，明确提出了治税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单纯的税务部门，这是完全超越了传统税源监控的主体。“治税”是中心词，是税收共治的目标和目的，就是通过全社会对税收的治理，对税源进行有效的监控。“综合”是治税的方法和手段，是对治税的深化和挖掘，是对传统的税源监控方式的超越。通过上述词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共治”是一项正常的税收管理业务，其核心内容是税源监控，是整个税源监控在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管理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一个发展方向，这种的提法已超越了传统税源监控的范畴，体现了系统的、全方位和立体化的特点。

实行税收共治的基本宗旨在于发动全社会力量对税源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监控和治理，是以法律、法规等为依据的、政府多部门合作的税源监控活动，根本目的就是在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的前提下，运用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手段，分析并掌握税基的规模与分布特点，对税源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和控制，这是对传统税源监控手段的有益补充，是在目前税收征管环境欠理想条件下的必要措施，符合国际税收征管的发展趋势。对于税收共治，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税收共治是以政府为主导，税务部门为主管，同时又必须依靠其它部门支持配合的税源监控模式，是主体多元化的管理模式。

其次，税收共治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方式，是通过系统的方法将社会各部门紧密结合，形成治理合力，进行综合管理的模式。

最后，税收共治是能有效解决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信息无法掌握而造成税源监控的管理漏洞，避免国家税收流失的有效机制。

1.2税收共治的国际借鉴

美国在税收共治工作上卓有成效，一是涉税信息获取全面，美国法律赋予税务部门利用法律手段向有关部门获取一切所需信息的权力；二是货币结算体制有效，充分利用“货币-银行-企业”检查系统监控资金流向；三是税收法治程度高，对偷税者有严重的惩罚；四是中介机构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沟通的平台。

德国的税收共治也非常有借鉴意义，一是法律规定完善且操作性强，使多部门协作能够顺利启动；二是计算机广泛应用且水平较高，实施实时监控；三是税务稽查系统强力，遏制税收流失，四是积极推行税务代理，提高征纳双方工作效率。

日本的税收共治工作值得学习，一是制定代扣预缴税款制度，实施源泉征收；二是建立税务相谈制度，引导纳税人正确申报纳税；三是发挥协税办税的力量，通过第三方组织协调征纳双方关系；四是广泛开展纳税宣传，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1.3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税收是国家行使职能从而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同社会再生产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税收分配的特征决定了税收管理的性质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管理。税收管理是税收分配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税收管理是对税收分配全过程的管理,而税收分配活动又是由税法和税收制度规定的,所以税收管理必须研究税法和税收制度的规律性;税收分配的内容决定着税收管理的方式,税收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税收分配,因此税收管理总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的。

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5月1日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自此，现行营业税纳税人全部改征增值税，有评论认为，这是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深入的一次财税改革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将很大程度改变现时中国流转税制度。税收共治的建立和完善，就是期望率先与新的规则和标准接规，与政府和更多的社会部门进行更广泛的合作，积累各种规则与制度经验，为今后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形成丰富的实践经验，目的为了使中国今后成为国际经济活动规则制定的主导者而不是被动执行者，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者和倡导者。

1.4 税收管理体制模式的需要

税收管理体制模式是税收管理体制的核心和主导环节，是国家经济体制模式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全面实施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大背景下，现行税收管理体制模式转型的战略意义就非常强烈地凸显出来，税收共治可为中国财税体制创新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新思路。

税源监控是对税收的来源进行监督、管理、调节和控制，我国税源监控主要以税务登记，建账管理、申报纳税、发票控税、税务检查和税控装置等传统手段为主，这些手段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对税源监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化，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愈加复杂，市场经济活动的领域和范围扩大、参与的主体和对象多元化、交易的手段和方式种类繁多，产生了数量庞大、零乱的各类信息。对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这都是难以全面控制和掌握的，单凭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全面收集和掌握相关的税源信息相当困难。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所有制形式的不断变化，使税源生命周期的更换、税源表现的形式呈现出多变性，传统的税源监控手段面临巨大的压力。税源监控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强化税源监控就必须建立完整的税源监控体系。从我国税收管理状况看，税源监控体系应包括内外两部分，内部是税务部门的税源监控体系，这主要以传统的税源监控手段为主。外部是依托社会各部门相互协作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化税源监控体系。从我国现状来看，传统税源监控手段已不能适合当前税收征管的要求，因此，必须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税务为主管、社会各部门协作社会化税源监控体系统，才能从机制上来拓展税源监控的目标，确保税源监控的效能。

2.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主要是以石河子市为例对税收共治进行研究。笔者从税收征管过程中探讨税收共治，即在税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以强化税源监控为目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利用各部门和社会力量构建社会化税收管理网络，对税源进行有效监控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既符合法治要求、又能适应现实需要。本文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综合治税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的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理论分析，阐述“公共治理”、“现实困境”和“系统论”的理论内容和意义，结合税源监控的要求，阐述税收共治的理论渊源。第三章是介绍税收共治在石河子市的现状，总结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是介绍国外税收共治的经验，主要是分析国外的经验和借鉴。第五章是对策建议，根据上面的分析，借鉴国际的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石河子市税收共治的对策建议。

一、征管体制改革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征管体制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改革。第一次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到 90 年代初基本完成，从征管、检查“两分离”到的征、管、查“三分离”的专业化税收征管改革，形成了按征收、管理、稽查设立各自独立的税收职能部门；同时建立了税收管理员制度，实行征管权力的分离和约束、监督，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税收权力的分散和制衡，由管户向管事转变，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税收管理员负责制这一根本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次是从 1997 年开始，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而进行的新一轮的征管改革，在这次征管改革中，国家税务总局明确提出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到 2004 年随着金税一期的顺利上线，这一征管模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为这一轮的征管改革模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动力。①而第三次改革，从

2004 年开始至今，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中央明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要求，自 2012 年来国税总局不断探索和研究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总体的改革要求，而各级税务机关和税收研究者们也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有建设性的研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税务机关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的要求，不断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探索尝试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全国性的明确、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办法，但这些有意义的研究和积极的探索使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从理论到实践，从规章到手段，从机构到人员、从部门配合到社会理解支持等都达到了全新的局面，为接下来的推进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断地寻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配合新税制推行，获得了全面的提高阶段；从 1998 年到 2004 年，以建设金税工程和开发应用全国税务系统统一征管主体软件 CTAIS 为标志的税收信息化建设，推动了税收征管信息化、规范化的的发展；从 2004 年以来，以优化纳税服务、推广网络办税、加强税源分类管理、加强税收风险管理，实施纳税评估，加强数据分析运用等为重点的税收征管改革进入了深入阶段，也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经过不断的发展改革，我国税收征管格局面貌一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要求，2012 年国税总局提出了当前税收征管改革的总体要求，尤其是金税工程三期 2015 年 7 月顺利上线，“营改增”税制改革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到今年明确提出到

2016 年 5 月 1 日实现“营改增”全面试点，这些重点改革内容的推进，标志着新时期的中国税收征管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的建立。

二、国地税合作现状

依托“互联网 +”平台，各地国地税部门就纳税服务和税源监管等税收基础事项多途径开展联动和联合工作，部门征管合作正在迈入“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新阶段。

（一）合作现状

1．共建联合办税服务厅成效初现。针对纳税人大厅办税涉及税种较多、业务较复杂等特点，多地国地税打破原有部门和业务局限，选派业务骨干进驻办税服务厅，设置综合窗口，强化政策和系统操作培训，联合为纳税人提供“一站式”办税、咨询和辅导服务。同时，多地国地税部门集合技术力量力求实现联合办税服务厅功能全覆盖，江苏省无锡市税务机关联合开发“无锡市国地税联合办证平台”，不仅实现了纳税人新办变更信息共享，还相继导入工商、财政部门信息，有效开展对存量信息的对比分析，以提高国地税系统中纳税人信息的统一性和正确性。

2．税源协作共管稳步推进。税务机关通过加强合作，推进委托代征、涉税信息共享和联合税收执法，有效降低税务局征收成本和纳税人办税压力。

3．联合纳税信用评价日益规范。各地税务机关根据总局《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利用已有条件，共建纳税人联合纳税信用评价体系。以石河子为例，整合了国、地税双方扣分指标，由系统后台统一计算，实施全省标准一致、流程一致的纳税信用评定。2015年，石河子共计对 149.39 万户纳税人开展联合信用评价，其中：联合评价 A 级纳税人 11.54 万户，占比 7.72%，规范性和公信力得到提升。

三、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现状

所谓第三方涉税信息，是指由征纳双方之外的其他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个人提供的、与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相关联的情报数据。在众多的第三方涉税信息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资金交换媒介，其掌握的有关纳税人交易情况、资金流动等涉税信息是税收机关需要重点知悉的对象。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次增设了“信息披露”一章，其中第 32 条第一款规定: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格式、时限等要求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单位掌握的账户持有人的账户、账号、投资收益以及账户的利息总额、期末余额等信息。对账户持有人单笔资金往来达到五万元或者一日内提取现金五万元以上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交相关信息。该条款明确规定了银行等第三方主体的涉税信息披露义务，这无疑是我国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中的一次尝试和进步，也对学界关于该方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要求。

现行的税收征管法第五条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第六条规定，“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支持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并组织有关部门实现相关信息的共享”。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税收保障条例等地方法规，在区域、部门涉税信息共享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互联网 + ”战略具体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在“互联网 + ”时代背景下，涉税数据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将信息技术和税收征管进行“生态融合”，对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愈发显得重要且富有时代意义。随着“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三方涉税数据的获取更加简约、方便，有利于税务机关全面掌握更加科学、全面的税务数据，并对其进行准确分析，从而加强税源监控力度，切实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完善石河子市税收共治模式的对策

从前面几章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河子市的税收共治模式仍不是很完善。为此，我们可以从制度、主体和客体三个视角，结合国际上税收共治经验，探讨完善税收共治长效机制的对策。

第一节

基于制度体系完善对策

制度因素是税收共治问题产生的重要环境因素。制度的缺陷会从根本上限制了税收共治的开展。因此，基于制度角度来寻找治理对策，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我国制度环境现状和石河子市的具体状况，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完善税收共治的法律制度

税收共治体系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有法律依据，尽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为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但上述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对税收共治有关部门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缺乏程序性操作规定。为改变目前我国税收共治在法律上的“瓶颈”，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应制定税收共治的具体操作制度和操作规范，明确税收共治涉及各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关系，协助部门的权利和义务，统一税收共治的实施条件、流程、争议处理规则、程序及协助费用来源，规定协助部门不作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等，以提高税税收共治框架下，税源监控多部门协作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便于税务部门及协助部门在操作时有据可循、有法可依。在国家尚无统一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税收共治也可由石河子市政府通过文件的形式予以规范，同时制定各有关部门协助税务部门的行政规定, 就税收行政协助的原则、税务部门与协助机关的关系、税收行政协助机关的选择、税收行政协助的程序、税收行政协助的费用等进行明确。也可通过签订必要的行政合同对税收共治协助部门和单位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

二、构建税收共治组织体系

税收共治由纵向的税收共治的领导机制、横向的协助部门支持配合机制和核心的税务部门主管机制构成的，覆盖全社会的税源监控网络体系。

（一）建立税收共治的领导机制。由于税收共治不在是单纯以税务部门作为主体开展的税源监控，从主体、信息的获取及需协助的程度等方面，这项工作涉及各个政府部门、非营利单位、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甚至是纳税人，社会参与面广，政策要求高，信息数据杂乱且工作量大，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税务部门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为了确保他的推行，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制，这个领导机制的核心就是要以石河子市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导，由各级政府全面领导税收共治工作，在具体的实施中，应建立以地方一级政府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各协助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税收共治领导小组，一方面负责本级税收共治的领导、组织、督导、协调，另一方面对下级税收共治的各项工作进行指导，通过依托政府行政权威，在全社会形成社会治税的纵向层级的领导机制。

（二）建立协助部门的支持配合机制。各协助部门对税收共治支持配合程度关系到税收共治的成效，因此，各协助部门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对税收共治支持配合的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能积极做好各项工作。一是提供好相关涉税信息，这是税收共治的最基本工作，协助部门要将所处理事项涉及税务信息,及时向税务部门传递，以供税务部门对信息进行分析，查找税源监控的漏洞。二是协助税务部门抓好税收征管，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事项，如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委托代征等工作依法及时办理，对法律、法规不是十分明确，但属于税收共治框架范围的业务，协助部门也尽可能的给予税务机关支持与帮助。三是做好税收共治的执法支持，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等部门，随时为税收共治工作提供司法保障，以维护税收共治在本地区的执法刚性。通过各协助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在全社会形成税收共治的横向支持配合机制。

（三）建立税务部门的主管机制。税收共治体系中，纵向的政府领导机制与协助部门的横向支持配合机制构成了税收共治的网络体系统，而税务部门作为税收共治的主管，正是这个网络的节点，起着核心的作用。一是要根据税源监控的特点、要求和重点，制定本地区税收共治的工作规划，形成工作方案，在政府的主导向规划、组织本地区税收共治的各项工作。二是要随时把握税收征管形势的变化，确定不同时期税源监控的重点，随时调整税收共治的内容。三是要做好分析与反馈，税务部门要对税收共治的工作做好分析、评估税收共治的成效、存在的不足及需要改进的方面，对协助部门提供的协助做好反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税收共治工作的效能，推进税收共治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规范税收共治的监督机制

制度的有效性关键是落实，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制度落实的重要保障。为确保税收共治的落实到位，应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制度，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督机制，一是政府要将税收共治工作的落实情况作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严格考核，落实奖惩。二是各级政府、各部门建立起税收共治人员的管理、考核、培训、奖惩的制度，增强支持税收共治工作的责任感，调动其积极性。三是要建立公开公示的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将需要开展的工作，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效在平台上予以公开，各部门都能通过平台查询工作要求，获取相关数据，并对完成情况进行排名，以促进各部门能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以确保税收共治的健康发展。

第二节

基于主体视角的完善对策

政府、税务部门和各协助部门都是税收共治主体，也是税源监控的主体，如果各主体实行的措施到位，采取的方法得当，并形成合力，将能充分发挥税源监控的作用，有效遏制税收流失的发生。因此，基于综合治税的主体角度来寻找治理对策，也是十分必要的。结合石河子市税收征管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实施税收共治：

一、强化税收共治管理主体的系统性

税收共治主体包括各级政府、税务部门和各协助部门，而协助部门包括了政府各职能部门、司法部门和中介机构、行业协作等非政府职能部门。各主体由于各自职能的不同，对税源监控的作用有异，造成其在税收共治中的职责也不一样。

各级政府作为税收共治的领导者，建立起完善的税收共治组织领导体系，全面组织本地区范围内税收共治工作的开展，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协作配合关系，并对各主体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和监督。

税务部门作为税收共治的实施者，在做好日常税收管理工作的同时，应起到主管作用。当前在国地税合作更加深入，在国地税深度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涉税信息共享、加强税源监控、拟定税收共治的规划和实施方案、提出需部门支持配合的具体要求、负责涉税信息采集、整理和分析、对发现的税源监控漏洞采取相应措施，并根据实施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评估，提出进一步改进措施。

各协助部门作为税收共治的协作者，根据各自的职能及税源监控的要求，采取相关的措施，履行各自的职能。各协助部门做好各自职能范围内工作，认真履行职能，为税收共治创造好的条件，如银行通过加强对纳税人银行账户开设的管理，严控多头开户和结算纪律，为税务部门掌握与纳税有关的资金信息创造条件。加强对涉税信息的控管，如海关、质检、邮政和机场等运输单位通过加强对货物进出口、检验和运输等信息的管理，有利于税务部门掌握与纳税有关的物流信息。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部门在税收共治体系中要充分发挥法律保障作用，对涉税违法犯罪案件，严格依法打击，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新闻媒体等宣传部门为税务部门提供税法宣传、涉税案件曝光等方便，营造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综合治税氛围。

二、提高税收共治管理主体的针对性

税收共治工作最初的方式是采用委托代征的方式，来加强对零散税源的监控和管理。随着工作实践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税收共治应逐步扩展到对本地区所有的税源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要覆盖到所有纳税人、所有税种和所有的税源监控环节，不断延伸、拓宽税收共治工作的领域，尽快建立起全方位、立体的税源控管新格局。

税收共治要与税务部门需监控的内容和管理的特点相结合，将其作为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将税收共治纳入到税收业务的受理、调查和审批环节，纳入到税务检查环节，确定细化的操作标准和操作要求，如税收业务审批时明确规定，哪些内容需要与其它部门的数据进行核对，需要哪些部门的前置证明，哪些项目要与其它部门进行联合审批。在税务检查时，在对规定的内容进行检查时要以其它部门的数据核对，对规定的偷逃税案件要与哪些部门进行联合检查，哪些案件可以提请司法介入。

三、提高税收共治管理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

建立周密的信息采集处理体系是税收共治的核心内容，税务部门要根据不同单位和行业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创建有效的信息采集形式，如通过建立信息采集平台，与工商、银行、海关等信息化水平较高的部门联网，实现了信息交换和共享；通过税务部门派员派驻或跟踪几个部门，及时收集了有关涉税信息；通过与有关部门联合进行项目审查审批，在项目实施的最初环节实现了信息共享和交换。各部门通过加大信息共享的广度和深度，及时全面地提供有效的相关信息，当涉税信息对税源监控起到作用时,税务部门应及时将涉税信息处理情况反馈到相关的部门。在对信息处理时，要采用分类管理的方式，除银行、司法部门等共性协作部门外，可按行业、纳税人类型分别确定税收共治的个性协作部门及需要共享的信息，以提高涉税信息采集处理的效率。如对从事医药销售的纳税人，涉及的协作部门包括药监局、医保管理部门等，需要共享的信息包括医药采购信息、医保卡刷卡记录等；对从事房产开发的纳税人，涉及的协作部门主要包括规划部门、立项审批部门、建设主管部门、房管登记部门等，需要共享的信息包括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审批和登记等信息；对高新技术企业，涉及的协作部门包括科技局等，需要共享的信息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及产品的认定信息；对民政福利企业涉及的协作部门包括民政部门，需要共享的信息包括残疾人员残疾证明等。

四、增强税收共治管理主体的技术支持 西方国家税源监控与管理的先进经验充分说明了信息化建设对税收共治的重要性。在认真研究税收共治业务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应统一开发相关软件，建立税收共治信息处理系统，信息系统要改变目前互不兼容，各自为政的局面，在石河子市范围内，建设一个实现工商、财政、税务、国库、海关、商业银行、产权交易等部门的横向联网、先进、可靠的部门间信息交换系统，进一步增强了涉税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及时性和连续性，提高了税务部门捕捉信息的水平。同时，将税收共治信息处理系统与现有征管信息系统进行衔接与融合，对信息能自动处理、筛选，提高税收共治整体效能。税收共治信息处理系统应具备数据获取、涉税数据集成、涉税数据模型的形成、税收共治的决策分析等功能，将税务部门与协助部门的数据进行采集后，通过系统进行比对与分析，形成有效的涉税数据，并结合税源监控的要求，形成涉税数据模型，由税务部门对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查找税源监控的漏洞，达到了有效全面控制税源的目的。

第三节

基于客体视角的完善对策

纳税人是纳税主体，也是税收流失行为的发生主体。也就是说，纳税人因素是实施税收共治的内因，而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基于纳税人角度来寻找治理对策，当然是首要的。基于纳税人实际情况，石河子市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推进税收共治工作：

一、培植有利于增强纳税遵从意识的社会风尚

西方的税收文化强调税收法治，主张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对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有严格，完备的法律规定，例如，美国人认定纳税和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税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不纳税就是违法，就要受社会谴责和蔑视的氛围。而中国的税收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重视德治,反对苛政,主张“敛从其薄”,“使民以时”，这就造成了中国税收文化的矛盾性，一方面，认为上缴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对赋税又有一种逆反心理，纳税者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以及统治者的课征力度造成两者的交替转换。可见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税收文化是感性的，具有道德导向。因此，要改变中国目前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薄弱，自觉纳税意识不强的状况，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加强税收文化的培育,构建和倡导具备理性特征的，以税收法制为核心的现代税收文化，使纳税人逐步树立正确的税收理念，养成自觉依法纳税意识，在石河子市形成良好的税收氛围。

二、加强有利于化解纳税抵触心理的纳税服务工作

为纳税人提供快捷、方便、优质的纳税服务是税收管理的重要内容。要优化纳税服务体系，改变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多、税务机构职责交叉，管辖范围重叠的现象，在税收宣传、纳税咨询、办税服务、税收维权等方面，建立系统化的纳税服务工作规划，完善纳税服务的制度体系；要拓宽服务渠道，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网上服务，通过创新举措，开展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服务方式，通过简化办税流程，减少办税程序和办税环节；要建立纳税人需求分析机制，及时掌握不同纳税人需求及其变化，不断改进纳税服务措施，使纳税服务始于纳税人需求，止于纳税人满意。优质的纳税服务，有利于降低纳税遵从成本，有利于平缓纳税人的抵触心理，增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和合作意识。

三、建立有利于激励纳税人诚信纳税的社会信用制度

要积极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对纳税信誉好，纳税诚信度高的纳税人纳入诚信纳税人的范围，并可以在税收检查，发票领购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对信用等级较差的纳税人，税务部门应加强日常的纳税辅导，实行重点监控，必要时开展税务检查。通过这种差别的管理方式，提高纳税人诚信纳税的意识。要借鉴国际上社会信用管理制度，尽快将纳税信用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之中，作为社会信用档案的组成部分，当纳税人发生涉税违法行为时，要及时记入其社会信用档案，建立社会信用的优化激励管理制度，将包括纳税信用在内的社会信用情况与相关部门实施分类管理、办理相关事项是否受到限制相挂钩，从而激励纳税人遵纪守法，自觉纳税，尽可能避免发生纳税不良记录。

四、大力发展为纳税人提供业务支持的税务代理 税收征管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税务部门无法掌握纳税人的全面生产经营情况，而纳税人也无法完全掌握税收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一方面是税法种类和条文繁多，纳税人很难全面掌握，另一方面大部分纳税人不可能去研究税法政策，这会在客观上造成税收违法行为。因此，应该大力发展税务代理业，培植专业的，精通税收业务的注册税务师，为纳税人提供相关税收政策的指导，税收业务的筹划和代理部分税收业务，才能满足广大纳税人税收业务需求，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税收业务支持，破解由于税收政策不对称造成的客观违法行为的发生，提高纳税效率和质量，使税收信息趋于真实。同时，利用中介机构对纳税人实施的业务指导既是一种税法宣传的过程，也是一种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工作的延伸，又是对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工作的监督，这对于有效化解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形成纳税人的自我维权和自我管理意识

纳税人作为纳税主体，处于被管理和被监督的地位，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税源监控的效率，如果纳税人纳税意识普遍不高，税收流失现象必然严重。只有将纳税人纳入到税收共治主体中去，使其由被管理者成为管理者，通过提供合理的渠道让纳税人参与到税源监控中去，一方面能维护纳税人公平竞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能从外部形成对税源监控的社会监督机制，促进税源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我国现状看，纳税人可以依托行业协会，工商联联合会等第三方，成立了纳税人之家，实现纳税人的自我管理，通过纳税人的情况反馈，为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提供监督管理，促使征纳双方信赖合作、和谐相处。同时，税务机关也可以积极参与到纳税人之家中去，为纳税人提供政策讲解，税法宣传，征询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税收征管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了纳税人的税收需求和对税收征管的态度，进一步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源监控水平。

第二篇：协同共治格局下妇联枢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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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共治格局下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研究

朱晓红

摘 要：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变革的方向，以广东D市H家庭服务中心这一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培育孵化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社会资源以及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的协同作用。H家庭服务中心的经验表明，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服务的制度空间缘于政府选择性让渡职能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嵌入式自主回应。政府要适度放权，赋予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适度的制度环境，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则应主动寻找自主的发展空间，二者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关键词： 协同共治；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区服务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放松了控制社会的努力并使之获得一定的“自由活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1]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据统计，截至2015年3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1.3万个，同比增长10.9%。其中社会团体31.2万个，基金会4 19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9.7万个。[2]伴随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社会组织去垄断化改革，一些工青妇组织转化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基于对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组织的凝聚，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展开。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北京3+1枢纽型工作体系、上海1+5+x社会组织联合会模式、广东工青妇枢纽型社会组织模式。

社会治理中以基于法治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特征的社会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不仅仅是政府治理社会，而且包括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3]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NGO都形成了一个第三部门的自治体，按照功能分类促进NGO的联合。如美国全国救灾志愿者联盟、英国“志愿组织国家委员会”（NCVO）以及法国团结、救援、发展组织联合会等，都是由各个NGO基于共同议题联合起来，形成伞状组织，深入社区，发挥其联盟平台的作用，实现政府与社会共治。

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主体主要是党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其制度建构按照从上而下的逻辑进行，属于单向度的制度供给。[4]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最直接或显现的功能是对国内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体制的突破，[5]体现了政府赋权让渡职能与社区自治能力的共生与合作。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官方指定的一种领域性统驭组织，而非自愿形成的联合体，枢纽型社会组织中相当一些是官僚行政性关系，而不是联合治理结构。[6]这容易使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功能定位不明确、政社不分、法律缺位、能力建设不足以及挤压一般性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空间等问题。[7]

尽管如此，作为联接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跨部门协作治理的方式整合、吸纳社会资源，构建了一个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共存的公共能量场，拓展了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网络，符合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要求。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协同作用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徐双敏等以共青团组织为例，指出枢纽型社会组织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有相对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在当前我国多数社会组织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8]林兵等指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当前政府以“吸纳嵌入”管理模式来管理社会组织的新探索，其有别于传统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一种开放性的系统，两者是合作与依赖的关系。[9]张丙宣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指出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10]

以上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大叙事层面，讨论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功能及其限度，无法揭示出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中具体而微观的实践。而能否实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极为重要的，[11]社会协同治理既要强调宏观的制度建设，也要注重微观基础，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运行网络，提升民生福祉。因此，本文以广东省D市一家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H家庭服务中心为个案，试图考察在协同共治格局下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揭示出其蕴含着的价值与启示。这将为打破体制界限，形成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核心，以其他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扁平化、网络化、多层次的基层组织网络体系提供重要的实践样本。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背景下H家庭服务中心的建立

美国社会学家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一书中，采用“社会中的国家”[12]的研究路径，提出了一个用来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新模型，即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单一性限度与公共服务需求异质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公共物品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促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着重构，“以政党为核心的总体性社会结构”逐渐向“分化型和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型，[13] 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已显现出来，社会秩序的构建逻辑出现了由原有的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变革。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14]基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度与民众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D市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2009年发布了推进D市社会管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民政、教育、团委、妇联、残联、卫生、司法、禁毒等领域设置社工岗位，开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试点，改变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一中心供给局面。

在此背景下，D市妇联把握全市加快社会工作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被列为首批社工试点单位。2009年，当地妇联开始筹备H家庭服务中心，力图在家庭服务和妇女维权两个领域开展公共服务，解决妇女儿童实际困难，强化家庭功能，促进社区和谐稳定，首个试点选择在社区发展成熟、外地人口相对集中、社区文化丰富多样的社区。2011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更好地发挥妇联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这一新职能，进一步赋予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历史重任。[15]2012年8月，H家庭服务中心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试点，承接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转介的需要专业深度服务的婚姻家庭个案，逐渐发展成为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支援机构。

经过多年的发展，H家庭服务中心作为市妇联的品牌项目，在运作过程中为妇联赢得了“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广东省第二批创新社会管理观察项目”“国家民政部首届全国优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三等奖”和“省妇联第二届广东省妇联工作创新奖（第一名）”等诸多荣誉，具备了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组织资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H家庭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服务的经验分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突出显示了社会组织是社会协同的重要主体之一。H家庭服务中心作为当地妇联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特色项目，在参与社区服务中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以及独特的工作优势，因而能够在社区服务多元化供给、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社会资源以及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提供社区公共服务

H家庭服务中心是在妇联的支持与鼓励下发展起来的，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范围主要集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中在妇女、儿童、家庭三大领域，辅助发展义工服务，如关注社区收支不平衡家庭，单亲、空巢、残疾人及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为这些特殊群体提供心理、情绪以及生活等各方面的支援；开展“跨越成长路”新莞人子女成长计划，服务低收入的新莞人子女，关注外来工子女健康成长；为社区低收入家庭儿童准备了“感受一天新科技——家庭一日游”等活动。此外，策划和开展大型主题性社区活动，在特定节日和时段，举办反家暴系列活动，提升参加者防止和应对家庭暴力的能力。这一“服务型导向”功能内涵通过枢纽平台作用，使得公共服务下沉到社区，降低了社区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成本。

（二）培育孵化社会组织

面对社会服务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政府通过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及引导分散的社会组织，吸纳与整合社会组织的公共资源；同时，通过服务购买等项目化运作方式以及评估机制在资源配置以及功能发挥等方面对社会组织进行制度嵌入，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一个开放的制度结构，以降低职能转移的风险。从2012年开始，H家庭服务中心业务范畴突破了提供具体服务这样一种单一的业务模式，增加了公益组织孵化的功能，建设文娱、维权、生活服务等各类符合民众需求的服务队伍，如社区舞蹈队、健身队、法援服务队、家庭志愿者队伍、家庭关系调解团等，符合当前的政策导向。此外，市妇联成立关爱妇女儿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协同H家庭服务中心、妇女维权站等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为相关社会组织提供注册帮助、业务指导、项目申报、资源整合等服务，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三）动员整合社会资源

社会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社会、市场和公民个体等主体所拥有资源的整合程度。H家庭服务中心作为由妇联创办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在资源分配与利益协调方面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16]和自上而下的色彩，因此，具有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强的社会资源整合与动员能力。H家庭服务中心在动员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一是打造了“妇工+社工+义工”的三工联动模式，以妇女、儿童、家庭三大领域为重点对象，有效地发挥了政府主导、社工运行及社会资源三方联动的方式。二是强调同业支持体系。该中心不断拓展获得资源支持的空间，与广州妇联、佛山妇联等机构进行交流，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协作关系。三是搭建政府、企业与NGO之间的纽带，以多种手段吸纳优质社会服务资源，倡导热心企业对H家庭服务中心进行项目资助。通过这些努力，H家庭服务中心展现出了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动员功能，帮助社会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降低社会服务运行成本，增强组织的稳定性。

（四）规范社会组织建设

在H家庭服务中心看来，不断完善的专业服务能力是其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关键，专业服务能力的增强也会使其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获得主动权。因此，H家庭服务中心主要从三个方面规范其发展。一是组织承诺。作为一个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团体，H家庭服务中心始终坚持“妇儿为主，家庭为本，社区为基础”这一组织承诺和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始终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其自主性的价值理念。这种组织理念与价值观也内化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秉承了社会组织的公益理念。二是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市妇联成立了社会工作拓展办公室，负责H家庭服务中心统筹协调工作，聘请香港督导和督导助理指导中心社工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H家庭服务中心还吸取香港、深圳的社工经验，跟进婚姻关系、家庭暴力等各种类型的个案，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三是强化内部治理。H家庭服务中心建立起一套包括行为规范、服务标准、财务管理、绩效评估等有效的自律与他律机制，其中涉及H家庭服务中心实施指引、中心绩效考核方案、中心志愿服务队实施指引及推广妇联社工特色服务项目的实施方案等规章制度，有效保证了组织决策过程的科学性。

经过上述努力，H家庭服务中心的运作空间与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接待过民政部、全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国妇联、广东省妇联等领导的指导视察，服务项目的涵盖范围不断扩充，服务的社会价值不断彰显。作为妇联的一个品牌项目，H家庭服务中心的成功经验也引发了广东省各地妇联创建家庭服务中心的热潮，为妇联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彰显出了“项目制的‘自我扩张’效应”，[17]使得这一项目品牌越来越深入到妇联工作体系中，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

四、赋权与增能：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制度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张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相互增权的理论与思潮“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国家行政能力强大、社会组织富有活力的新局面”。[18]纵观H家庭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服务的过程可知，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服务承接政府职能的动力，不仅缘于政府赋权让渡职能空间，更缘于社会组织自身自治能力的增强，在二者良性互动的制度空间里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一）政府选择性赋权

在“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开始逐渐从部分社会职能领域中撤离，这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出比较模糊的界限。然而，在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目标管理模式下，基层政府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上进行着理性选择。“政府作为掌握社会资源的强势力量，也希望借助相关制度构建介入社会机体，进而提高对社会的掌控能力”。[19]H家庭服务中心作为由妇联组织发起并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与其他的社会组织一样，受到制度与社会资源的约束。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是国家（政府），政府通过授予组织职能权限的方式，将一部分公共权力有选择性地“让渡”给社会组织，进行职能转移改革。显然，H家庭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服务的制度空间是基于政府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选择性支持”策略，即明确支持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在这样一种“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境下，H家庭服务中心专注于政府所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而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赋权的同时，对其进行权力制约和监督，学会控制和约束自身权力，培育社会内部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为社会组织提效增能，通过社会的增能反过来实现政府自身的增权。

（二）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嵌入式自主回应

政府“选择性赋权”的制度环境给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在我国福利国家制度不发达的背景下，社会的资源供给意义相对于国家的资源供给而言是主要的”。[20]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只有通过嵌入社会并满足社会需求，才能获取社会认可和吸纳社会资源。H家庭服务中心作为嵌入国家之中的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从成立伊始就在市妇联提供的平台上运作，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群众工作经验以及特定的服务对象，被视为“具有政治上的先进性的代表”的社会组织。因而它拥有更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与资源来源，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权威进入社会，赢得社会的广泛参与和认同，并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通过分析H家庭服务中心的服务模式可以看到，该中心立足社区，专注妇女、儿童和家庭，以其综合性的服务有效地回应了来自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多重需求，具有回应社会需要发展专业服务的特征。

五、反思与结论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分化。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是缘自社会的力量，而是国家的主动撤离，二者的关系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国家一方”[21]。在这种特殊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中，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多为依附型关系，或可形容为“管家关系”[22]。H家庭服务中心的经验表明，国家与社会都是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所嵌入和依赖的环境。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制度空间的发育与生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政策选择性扶植的结果，其运作往往要借助国家的权威与权力，这内在决定了它对国家相当程度的依赖性。H家庭服务中心作为妇联成立的社会组织，依靠国家行政权威的力量对社会进行管理，同时籍此获得社会资源，实现了对于国家的合法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性和资源关系的再生产，这种活动可以称为“国家合作主义”的策略性活动。[20]

但是，必须关注到的是，过度依赖国家很容易导致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在国家不断向社会让渡权力的转型社会中，如果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基础，那么其功能将会始终停留在政府延伸部门的层次上，而无法成为协同共治格局中的重要主体，甚至会隐性地扩张组织边界，增加腐败与寻租的风险。随着服务人群的增加以及社区服务承载量的限制，目前D市已经在各镇街相继建立了H家庭服务中心，“通过更多更合理的服务站点布置和扩展服务来提高扩散可达性”。[23]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正是利用其体制优势来平衡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通过避免对国家或社会的单向度依赖而增强自主性，拓展自主性空间，壮大社会自主治理的基础，促进社会协同治理。在这互动过程中，不仅要政府以赋能赋权的方式激活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与自我服务能力，而且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应审慎地寻找与各种制度逻辑的契合点，寻求自主性的发展空间，促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合作共生。

[1]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探索，1993（1）：64-68.[2]陈日发.民政部：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1.3万个[EB/OL].（2015-04-29）.[2015-07-02].http：//.[16]LESTER M SALAMON，HELMUT K ANHEIER.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J].Internatio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1998，9（3）：213-248.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17]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2）：64-79.[18]顾昕.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J].浙江学刊，2004（6）：64-70.[19]汪锦军.从行政侵蚀到吸纳增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162-168.[20]邓宁华.“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1（3）：91-101，127.[21]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J].社会，2009（4）：167-194.[22]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1（5）：5-25.[23]郭浩，万向东.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布与可达性问题初探——以林和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2）：81-85.论文部落------------论文发表_论文格式_论文范文论文部落专业发表论文网

第三篇：新医改背景下县级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研究

新医改背景下县级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研究

摘要：在医改背景下，要求公立医院更好的体现出公益性质，这对公立医院的管理工作带来了严竣的挑战。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财务管理作为公立医院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财务管理越来越无法与当前医疗体制改革的需求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强化医院财务管理工作，更好的推动公立医院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新医改 公立医院 财务管理 措施

新医改的实施目的是能够对当前看病难的问题进行缓解，并进一步减轻居民应医的负担，能够有效的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在新医改实施后，不仅能够有效的维护居民用药的公益性，而且对于推进全民医保制度的有效落实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新医院中强调政府政策的支持，从而为新医改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医疗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对于原《医院财务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在2012年开始执行新的《医院财务管理制度》，这就对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新医院财务管理制度的突出亮点

（一）通过提取医疗风险基金来提高医院抗风险能力

为了有效的配合新医改的实施，对《医院财务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新修订后的医院财务管理制度中，从医疗收入中进行医疗风险基金的提取，利用该基金来购买医疗风险保险及支付医疗赔偿费用。通过从医疗收入中适当的计提医疗风险基金，并将其用于医疗事故及医疗纠纷中，这不仅有利于控制医疗风险的发生，而且能够有效的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

（二）强化成本控制，规范管理流程

在当前新的《医院财务制度》中，对成本管理内容进行了规定，强化了对成本管理的规范控制。分别针对成本管理的对象、流程和控制方法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有利于医院成本控制的规范化发展，对提高医院成本控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提出了医院全面预算的要求

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开始执行全面预算制度，并进一步对预算管理进行了详细的划分，有效的增强了预算管理工作的灵活性，使预算管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不仅有效的提高了医院预算管理的水平，而且对规范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明确了财务管理在医院运营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三级医院要设置总会计师的，其他医院则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设置总会计师。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提高了财务管理在医院运营中的重要地位。另外还明确规定了财务监督的方式和主体，有效的加强了财务管理在医院管理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五）有效的提升了核算和财务分析工作的水平

在当前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需要详细对固定资产、建筑工程等项目进行具体的核算，以此来有效的规避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进一步明确了财务分析的重要性，利用财务分析来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数据和信息供财务部门进行利用，而且财务信息具有较强的可信度，能够为医院各项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新医改背景下加强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风险防控意识

在当前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需要在管理工作中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风险防控意识，能够正确认识财务风险。医院管理人员需要强化自身的学习，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能够将财务风险意识与财务管理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有效的提高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风险防控能力。

（二）加强医院预算管理

在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需要实行全面预算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有效的实现对医院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对各项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控制，确保医院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需要医院管理者要加快观念的转变，认识到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财务管理工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成本核算方法，从而为预算管理提供准确及全面的数据支持。医院制定的预算管理标准需要与医院的发展计划相符合，避免预算管理标准的盲目性。同时医院预算还要具备主动性和控制性，使财务管理工作的实质性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医院预算的开展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提高医院管理的水平，强化医院财务管理，因此通过加强医院预算管理，能够有效的提高医院管理工作效率，确保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三）完善财务管理监督体系

在当前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监督体系，严格把关医院日常资金流动情况，有效的对医院现有资金和借贷资金进行利用，在医疗器械、药品及员工福利等方面要强化透明性管理，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来采购医疗仪器和药品，准确对库存药品进行预算和监督，有效的降低医疗运营成本，从而为医院的发展创造更大化的效益。

（四）降低应收账款限额

在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需要针对病人拖欠医疗费的现象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利用降低应收账款限额的方法来对拖欠及恶意欠款等现象进行有效预防。同时医院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将成本控制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在确保医疗质量的基础上，确保成本费用的降低，有效的提高医院财务管理的水平。

三、结束语

在新医改背景下，有效的推动了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步伐，要想取得较好的改革效果，需要及时转变观念，重视财务管理工作，将财务管理上升到医院日常重要的工作中来，以此来提高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促进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的实现，为公立医院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淑梅.新医改下我国医院财务管理研究[J].财税论坛，2011（9）

[2]张琳，袁晶.新医改背景下医院财务管理目标及实现途径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0）

[3]刘俊英.新医改下医院财务管理的思考[J].中国外资，2011（7）

第四篇：浅谈“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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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浅谈“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摘 要】本论文将通过设置简单的参数，以交通运输业为例，粗略阐述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营改增”背景下，若交通运输业企业当年固定资产原价金额小于5倍当年含税营业收入，则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比“营改增”之前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利润也相应减少，反之，则增加。本文以期启发企业在营改增政策背景下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

【关键词】营改增；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

一、“营改增”政策内容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政策的主要内容：试点范围包括交通运输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航空和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在现行17%和13%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适用1l%税率，试点行业中规定的部分现代服务业，除有形动产租赁适用税率为17%外，其余适用6%税率。试点的纳税人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对因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形成的实际税负有一定增加的企业通过建立市与区县两级财政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财政专项资金予以扶持。一般纳税人中，85%的研发技术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业、75%的信息技术和鉴证咨询服务业、70%的文化创意服务业税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是涉及运输业和金融租赁业两个行业的税赋却是加重的。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调查报告，参与上海试点的会员单位中，67%的企业税负有上升，平均约增5万元。尤其是物流中的装卸搬运服务和货物运输服务从3%的营业税调整为11%的增值税后，试点后企业实际税负大幅增加。营改增现实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减轻服务企业的税负，但是在改革实施的过程中部分企业的税负增加，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二、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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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筹划的定义。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一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事前合理地安排其经营、财务、投资活动，将其纳税义务筹划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以适当的形式发生，从而减轻税负、实现其税后收益最大化的行为，是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是一种法律许可的事前行为，是一种长期的并综合各交易方利益的理财行为，其目标在于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而非税负最小化。它不仅考虑显性税收，更重要的在于考虑隐性税收和非税成本。

2.税收筹划产生的原因。任何纳税筹划行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即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对一部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经营者所做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企业有到经济特区、开发区及税收优惠地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愿望和要求，其主要原因是税收负担轻、纳税额较少，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任何事物的出现总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外在刺激因素。纳税筹划的内在动机可以从纳税人尽可能减轻纳税负担的强烈欲望中得到根本性答案。

三、“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带来的主要财务风险

1.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操守参差不齐带来的风险。“营改增”以后，必然带来税制衔接问题，使税收核算和会计核算的难度增加，然而因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操守参差不齐，可能会对新政策下的会计核算、税收缴纳等规定的理解会产生偏差，从而因财务操作上不够严谨或不准确而带来财务核算不合规，税额计算不准确等风险。

2.“营改增”后企业账务处理流程发生变化带来的风险。由于营业税采用简易核算模式，改为增值税采用抵扣的核算模式后，核算难度较原来有所增加，所得税清算的难度也相应有所增加，同时还带来了报表披露、报税系统和税额缴纳、抵扣等操作方面的一系列新问题。如直属非独立核算单位增值税应交或未交的情况，系由总部汇总核算或者集中缴纳的，会计处理稍不仔细也会产生风险。

四、“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1.税前扣除项目减少。（1）可扣除的流转税减少。“营改增”之前，企业缴纳的营业税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营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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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企业缴纳增值税不能在税前扣除，应纳税所得额增加。这是“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最明显，也是最简单的影响。（2）可扣除的成本费用减少。“营改增”之前，企业支付的运费或其他劳务费用，可以作为企业的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营改增”之后，企业支付的运费或其他劳务费用，由于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包含进项税额的那部分，就不能再作为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购进固定资产计税基础的变化。“营改增”还会带来购进固定资产计税基础的变化。比如交通运输业，原来按照3%税率缴纳营业税，现在按照11%税率缴纳增值税，但购进的运输汽车、汽油等生产工具和原料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五、“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1.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税基础发生变化。例如，北京某交通运输企业于2012年6月购买了一辆运输卡车，不含税价格为A万元，预计使用年限5年，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下同）：“营改增”之前，由于交通运输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其外购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是价税合计金额1.17A万元。企业按照5年折旧，2012年的月折旧额是1.17A/60=0.0195A（万元）。2012年9月1日，北京市开始实施“营改增”，该企业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并于当年10月又购买了一辆运输卡车，不含税价格为A万元，会计处理如下：“营改增”之后，由于交通运输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因此其外购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就是不含税金额A万元。企业按照5年折旧，2012年的月折旧额是A/60=0.017（万元）。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0.17A万元。也就是说，同样价格的卡车，在“营改增”前后确认的计税基础是不同的，“营改增”之后的计税基础要小于“营改增”之前的计税基础，从而折旧金额也要小于“营改增”之前的折旧金额。

2.收入确认的变化。“营改增”之前，企业按照含税价格确认收入。“营改增”之后，企业需要按照不含税价格确认收入，比“营改增”之前收入减少。例如，“营改增”之前，北京某交通运输企业取得收入B万元，营业税税率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B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0.03B万元。“营改增”之后，该交通运输企业被认定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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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1%，取得含税收入B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901B万元，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0.099B万元。“营改增”之后，该项业务收入比“营改增”之前减少0.099B万元，同时以销售（营业）收入为扣除基数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限额也相应减少。

3.企业所得税计税基础变化。例如，某交通运输企业全年取得营业收入B万元（含税），当年6月份购买n辆运输卡车金额共A万元（含税，按5年折旧），全年汽油花费C万元，其他相关费用D万元，业务招待费E万元，不发生其他费用。（1）“营改增”之前：第一种情况：假设0.5%B>60%E，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税率10%。公式1-1：该企业全年应纳税所得额=B-C-0.03B-D-0.003B-0.6E-0.1A；公式1-2：该企业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B-C-0.03B-D-0.003B-0.6E-0.1A）*25%；公式1-3：该企业全年税后利润=（B-C-0.03B-D-0.003B-0.6E-0.1A）*75%。第二种情况：假设0.5%B60%E，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税率10%。公式3-1：该企业全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0.901B-C-0.099B*10%-D-0.6 E-A/1.17/10；公式3-2：该企业全年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0.901B-C-0.099B*10%-D-0.6 E-A/1.17/10）*25%；公式3-3：该企业全年企业税后利润=（0.901B-C-0.099B*10%-D-0.6 E-A/1.17/10）*75%。第二种情况：假设0.5%B0，则5.06B>A，即“营改增”后，若交通运输业当年固定资产原价金额小于约5倍当年含税营业收入，则营改增后，企业所得税应纳纳税所得额减少，企业所得税也减少，企业利润也减少。反之，则增加。第二种情况：公司2-1与公式4-1进行相减，差额G=0.0759B-0.015A。若G>0，则5.06B>A，即“营改增”后，若交通运输业当年固定资产原价金额小于约5倍当年含税营业收入，则营改增后，企业所得税应纳纳税所得额减少，企业所得税也减少，企业利润也减少。反之，则增加。

六、结论

可见，“营改增”之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发生变化，税前扣除项目减少，购进固定资产计税基础的变化，收入确认也发生变化，对于交通运输业的企业所得税有所影响。经本文初步研究发现：“营改增”后，若交通运输业当年固定资产原价金额小于5倍当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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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营业收入，则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减少，企业所得税也减少，企业利润也减少。反之，则增加。

“营改增”必然会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变化，企业应关注企业所得税的相关变化，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避免税收风险，并根据各自企业具体实际的情况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以取得企业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EB/OL].http：//www.xiexiebang.com，2011-ll

[2]屈丽丽.专家支招“税务筹划”增值税改革加速[EB/OL].中国经营网.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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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2013江苏社科类学会学术成果交流大会应征论文

以“大服务”理念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创新建设研究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特别是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积极改革创新纳税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服务观念，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尽可能地实现与纳税人的平等、和谐有序，从而提高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程度，这都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在新税制下提升纳税服务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营改增”税制下纳税服务理论分析

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税前、税中、税后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纳税服务是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税收征管的永恒主题，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手段。

“营改增”是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为减轻营业税纳税人负担，在部分省市推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主要包括把原缴纳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营改增”不仅仅是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更完善了我国增值税链条，理顺了增值税税收关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新税制下纳税服务的面临的问题

1、纳税服务工作认识的狭隘与局限性。税务工作人员往往认为纳税服务只是纳税服务部门的事情，是税收征管的辅助性工作；税务机关过度强调组织收入职能，忽视服务职能，造成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对立关系。特别是“营改增”纳税人，潜意识会比较国地税服务差异，这种比较中容易忽略服务中的优点，而放大服务中的不足和缺点，同时“营改增”工作对税务人员也是一项新挑战，由于各种原因也会造成服务的不足，这就加剧了纳税人对税收服务工作的不满。

2、税收政策宣传、咨询体制有待创新。使纳税人尽快适应增值税征收方式，改变纳税人过去在地税缴纳习惯，是纳税服务工作在“营改增”情况下的重要内

容。传统的纳税服务工作中，“一张笑脸，一杯热茶”式的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纳税人的需要。税制的变化使纳税人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业务越来越丰富化，而目前纳税服务工作还停留在上街发发传单、摆张桌子接受咨询的服务阶段，因此纳税服务工作急需创新服务方式和规范。

3、纳税服务组织机构有待完善。首先，目前我国税务部门仅设立级别较高的纳税服务司、处级部门，在最接近纳税人的基层一线，由于人员配置等原因，甚至没有专门的纳税服务部门。其次，缺少相应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体制，纳税服务工作贯穿于整个税收征管过程中，很难形成具体的工作成果，目前的纳税服务质量评价和激励体系还处于主观评价阶段。最后，“营改增”使国税部门面对的新的行业，新的纳税群体，必须建立适合新税制下的纳税服务工作体系，充分调动资源为纳税人服务。

三、与时俱进，以“大服务”理念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所谓“大服务”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内容大，纳税大服务不仅限于传统的纳税宣传、投诉受理等内容，而是以全面流程服务为基础，向纳税人提供全面的全程服务；二是服务主体大，提供纳税服务不单纯依靠纳税服务部门，而是动员税务部门全体成员，人人都是纳税服务人员，每一项工作都是纳税服务，由此形成全员、全流程的综合性纳税服务体系。

1、以人为本、更新税收征管理念。

纳税服务说到底还是人对人的服务，要想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基于纳税人需求，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职业道德要求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由注重形式向内容、形式、效果相统一转变。要形成“大服务”理念，每个税务工作者都是纳税服务工作的实施者，每一项税收征管工作都融入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同时，还必须加强纳税服务监督评价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纳税服务制度规范，尽可能的具体规范纳税服务工作的每个行为，做到税收行为有法依法，无法依例，无例依请示；另一方面必须形成有效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评价机制，引入现代企业评价体系，通过360度考评、平衡积分法、目标管理考核法等方式，由主观评价向客观评价转变，由狭义评价向全面评价转变。

2、整合资源，优化纳税服务机构建设。

首先，纳税服务机构下沉，真正进入税收管理的第一线，直接面对纳税人，加强基础管理分局（所）纳税服务机构的建设，对较大的分局（所）设立纳税服务科室，人员较少的分局（所）设立纳税服务人员。其次，对纳税服务机构做到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畅通管理渠道，把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改为扁平型的组织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汇报环节，直接由目标管理人员统筹负责。最后，提高纳税服务部门在税务部门中的地位，使其成为整个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的领导部门，增强纳税服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地位，使税务机关的整体资源优势得到体现。

3、拓展服务，建立现代科学综合服务体系。

第一，拓展服务空间，创新服务模式。探索自助服务新模式，建立基于纳税人需求分类的共享知识库、纳税服务标准化信息库，为纳税人提供在线支持、纳税手册搜索引擎、“常见问题”等信息查询。探索征纳沟通交流形式多样化，加强网络沟通，为纳税人提供多渠道的联系与沟通方式。探索纳税服务形式个性化，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纳税客户群服务需求的共同点和规律性，提供个性服务。第二，拓展服务范围，提高社会协作水平。在纳税服务过程中，税务部门“服务孤岛”现象仍十分严重，急需建立与其他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强化部门协。例如，税银的电子扣款和银行进行协作、第三方信息的比对应用和供电、药监、地税等其他部门进行协作、“营改增”政策的施行和政府财政部门进行协作等，利用全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纳税服务。第三，要避免“大服务”理念陷入两个误区。一是避免认为大服务没有服务重点，税务人员必须要时刻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这个核心，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进行纳税服务；二是要认识到大服务不是对纳税人提供“保姆式”的服务，而是在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供规范性、指导性的全流程服务，通过标准化的全程服务，培养纳税人自觉纳税、规范纳税的意识，进一步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构建以“大服务”理念为核心的科学纳税服务体系，是未来纳税服务工作的战略导向，大服务的科学纳税服务体系，是综合性的全面服务系统，每一环节紧密衔接构成闭环系统，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为导向，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国家税收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