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五篇范文]

第一篇：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

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萌发、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

孙中山铁路建设忍想的荫发，最早表现在1894年他要求改革社会的《上李鸿章书》中.当时的中国，‘自1840年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破后，逐渐沦为列强控制下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列强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通常是通过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来实现的.而其活 动又往往以修筑铁路为标志。这样，随着铁路的兴修，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加深。面对 这种严酷的现实，中国人应当怎样认识铁路事业的建设?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 时代的孙中山，出于忧国爱民的思想情嗦，在《上李鸿章书》这部改良方案中，首次明确提 出了他铁路建设的主张和观点:第一，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他论证说，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以无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r泰西各国虽山僻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 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谨之患.他进而论证

说，故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第二，重视铁路建设的臼身规律。他根据中国铁路先通行 于关外，而不急于繁富之区，则无以收一时之利的情况提议“而为后日扩大之图，必也先 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速、可以励富户，则 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①。孙中山的以上见解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 可贵的.此后，由于孙中山全力从事革命活动，他对于铁路建设的考虑和研究也就不得不割 爱了。

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辛亥草命时期。当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 展望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事业时，指出:“至就中国目前而论则必须各省府州县皆筑有 铁路，以利便交通，使土地出产可以输出”。并设想，用借外债的办法筑路，分段而筑，易 于告成.至于还债之法，他说，铁路一经开通，“物产既销流，田土必涨价，将来由新政府 征取，民必不以为病，而债可立还矣”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先后颁布了数项整顿铁

路交通的命令。当他让位于袁氏后，便决心致力」乙铁路事业。1912年4月计1，孙中山在南京

参议院正式辞职.同日，他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中，再次阐述了借债建设铁路的问 题.他以京奉路为例说，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路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 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J。其用意显然是为消除一般人对借款筑路的顾虑 和怀疑。他在6月25日与((民立报》记者谈话时，阐述了他对铁路建设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振兴实业，当5}以交通为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要，建筑铁道，应先以F路为妥，谋议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干路为要.他说这是“难之适以易之也。”他认为，交通为 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 之选近计之④。同日，他在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吾方潜心规划铁路大计，将 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此诚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⑤。8月中旬，应袁世凯的一再邀请，孙中山北上，途经烟台、墉沽、天津等地，杯顾旅途分g ,向次迎他的v界人土，宣传他的 铁路建设规划和观点。8月14日到京后，他便利用各种机会阐释他的铁路建设方案，并一j}'9 月6日到张家口视察了詹天佑所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画 全国铁路全权”，并任为“全国铁路督办”，令其“组织铁路总公司以利进行”⑥。孙中山 当时表示:1。年不进入政界，负责修20万里铁路。9月15口，孙中山设中国铁路总公司于上

海广东路36号，分秘书、调查、会计、庶务4处，_聘王宠惠充法律顾问。陈锦涛任财政顾 问，马和为秘书长，宋嘉树为会计处长，温秉忠为庶务处长。另于北京设驻京调查处，以便 与政府当局接洽。此后，孙中山对中国铁路建设方案作了具体的设计和安排，提出了“首当 立法，次为筹款，终为筑路”的程序。第一步是立法:1913年3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提出营、公

司条例草案9条，经交通部修正后，于’3月18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通过，由袁世凯批准，4 月1日政府公报发表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13条。第二步是筹款:孙中山认为，革命成功后 的中国社会正是“民穷财尽”，若拟建20万里铁路，需60亿资本，只有“筹借外资”一法。为此，他亲自和日木、美国、英国等国商议借款，委托远东时报馆主笔尔利在美国商谈借 款，委托我国驻意大利大使吴宗廉在英、法、比、音等国筹借巨款。1913年2月，孙中山亲

赴日本长崎、大阪、横滨等地考察日木铁路，井积极fi借铁路经费.第三步为筑路:孙中山认 为，中国用10年时I},就可修20万里铁路.他当时设想，用二年募齐外资，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功夫，全线就河告成。为证明其计划的可行性，他举加拿大修铁路的例子说:加拿大 修铁路十余万里，在华招募华工15万，三年全线告成。而我国自修铁路，不用远涉重洋招募

工人，难易己大不相同，五年之内，必定可以竣工口。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不允许孙中山去 实现自己的铁路建设抱负。1913年3月“宋案”发生，7月中旬“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 于7月23日下令撤消孙中山的“全国铁路督办”职务，裁掉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并电告驻美

公使登报声明，凡孙中山所订合同一概无效。孙中山的这次铁路建设计划轻易地为袁所扼杀 了。

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五四”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这一时 期，孙中山的铁路建设理论趋于系统和完备，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1918年护法战争失败，孙

中山砰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职务。政治上陷入苦闷的孙中山发愤著书，希冀启发国民，唤醒社会，1919年完成了他的巨著《建国方略》.在这部重要著作中，孙中山用了大量篇 幅，研究了中国铁路建设的间题。他规划了中央、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高原六大铁路 系统，共计30多万里，计划10年完成。孙中山的这些伟大设想，曾经使国人为之振奋。当时

北京交通部顾问、铁路专家碧格曾致函孙中山，称他“已于铁路经济现论上致一具体之贡 献”⑧。但在那个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黑暗时代，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的伟大设想也 只能束之高阁。

1923年，孙‘扫山一嗽新被效忠他的军队迎回广州。这一时期，随着他与中国共产党共谋革命大计的酝酿他的铁路建设思想也较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广州成都铁路金币借款合同》⑨.该合同是孙中山于1923年4月12日，代表广东革命政权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北方建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卡明签订的。这个合同在路政方面，规定:中国政府设立铁路总办事处，办事处设一中国督办，由中国政府委派。顾问工程师和建造时总工程师对于直接或经由督办转达的政府旨意或训令，应予遵守执行.对于督办关于工程技术的训令，亦应遵守.所聘外籍人员，如有不正当行为或不能胜任时，由督办同工程完竣后总工程师商议后，经政府批准可免其职。在设计方面，规定:督办对于铁路各线的设计书等一切图样中之资本、效益、运输量、设计是否合理等问题进行监核，以体现政府的意图.在经济方面，规定，如所需材料系从国外进口，该经理人须用最便宜价格购买，按净价计算费用.但 须得经督办及建造时总工程师核准，否则无效.如国产的材料在价格及质量上与进口材料相 等，应优先助用以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在军事和司法方面，规定:为保护安全起见，应设 铁路警队，归督办指挥，其警官均用中国人。筑路时所聘外籍人员，必须遵重中国风俗礼教和中华民国政府关于寄居中国外籍人员的规定等。上述外籍人员中有行为不正、不服从管理、对中国地方官员不尊敬及虐待乡民等事发生，承造人一经通知后，即当根据所犯情形给予公平处理.这个合同体现了中国在引用外资筑路中的路政主权、经济主权、设计主权和军事主 权。在某种程度上，司法主权也得到恢复.这是孙中山早就提出的引用外资外才“主权在 我”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和应用.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的思想，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铁路特点分不开的.恩格斯说:“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 没有中国的大工业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⑩.正是为了使这“将陷于 无法生存境地”的亿万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伟大爱国者的孙中山，始终坚持以铁道 建设事业来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观点.这就使他的铁路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铁路 救国思想.其次，中国自从修筑铁路以来，外人“无不各从彼邦所欲，我之利益未暇计也，无系统，无组织”。而自日俄战后，“国人倡收回铁路”.但各省铁路各自自为，各路之间不 仅互相冲突，而且与国家路政“益相背驰”。加上外国铁路介乎其间，使中国铁路没有一个 完整的系统，建设上也缺乏统筹全盘的计划⑧。针对这种状况，作为中国铁路建设的伟大设 计师，孙中山曾先后拟出了两套铁路建设方案，形成了他系统全盘建设中国铁路的思想.再 次，从国内看，当时中国经济衰败，铁路资本远远不足，专门技术与管理人员缺乏，迫使中 国铁路事业必须考虑利用外资和外国人才。从当时国际发展的情况看，中国要实现国家现代 化建设的目的，必须考虑在保证主权的前提下加强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交往。孙中山以其 敏锐的见识，非凡的胆略，宽阔的胸怀，不顾传统封闭思想的非难，毅然提出“门户开放主 义”，形成了他在铁路建设中的‘开放”思想.第四，孙中山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劳 资阶级的尖锐对立，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铁路国有化的思想.就其铁路建设思想体系而言，铁路救国思想属于认识论层次，是灵魂，具有导向的功能;系统全盘建设中国铁路的思想，属于本体论层次，是其实体，具有实践的功能;铁路建设中的“开放”思想属于其思想体系中的方法论层次，是其手段，具有可实施性。而铁路国有化思想，既属方法论层次，又属认识论层次，是铁路建设之手段，也是目的。各层次的有机联 系，构成了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各层次的思想，又有其各自的特色。

第二篇：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内容摘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在经济上也颇有建树。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进一步了解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把握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轨迹，搞好今天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先生对外开放的思想是随着他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打开门户、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这是孙中山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思想作为三民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实质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他利用外资、外才大力发展实业，加速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伟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对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改革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大有借鉴意义。

关键字：孙中山 对外开放 形成 发展

对外开放设想是孙中山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孙中山资本制度的配套工程。孙中山认为要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的方针，他说：“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为了有效地克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这三大障碍，孙中山主张借鉴美、日等国对外开放成功经验，“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使整个国家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

一、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较早脱离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大唐的开元盛世令全世界仰望。中华民族深知并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自清朝乾隆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后，与迅速资本主义化的西方国家相比，逐渐落伍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3]孙中山是向西方开放主义者，是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受西学的启迪。孙中山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4]从此，他就读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学堂，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他“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5]。从而体验到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

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6]。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而泰西各国为了保护出外经商之民，“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卫”[7]。开放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地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他说：“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8]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9]。

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孙中山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他说：“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并猛烈地批判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说：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民“困于黑暗之中”，“天赋智能，艰于发展”[10]。这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论述了中国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 “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我中国人亦不反对。” “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11]。孙中山在这里把能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很有见地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发展实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12]。他指出闭关政策之弊：“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犹孤人之于荒岛”；这种“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室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成此等之事业”。孙中山还以修铁路为例说明，“若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欲求经济发展，“不得不持开放主义”[13]。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并且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魏源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纂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此后，洋务派官员也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洋务派的理论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从中外对比中论证实施开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闳就多次呼吁中国要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并具体提出了中外合资开发长江和修建铁路的建议，先后带领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

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近代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并趋于成熟。

二、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引进外资与人才 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实业、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要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时不可能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阐述对外开放与主权问题时，存在两个倾向，他一方面强调对外开放要坚持主权完整为前提；另一方面，他又对帝国主义保佑某种幻想，甚至妥协思想。他自信的认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承认。”[14]为了获得列强承认，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还软弱的承认各种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换得帝国主义各国的对他的政策支持。在曲折中前进的孙中山，终于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在1924年以后，他坚决地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一改过去的软弱，认为要使得全面开放成功，首先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打破外国的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束缚，做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可以通各国平等。”[15]孙中山认为打突破外国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不平等的束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制度的第一步。

其次，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的具体管理制度也是决定开放成败的重要环节。他认为，为发展本国经济，可以引进外资，但不能因为引进外资而丧失主权。因为主权一丧失，那么即使经济上有某些发展，也是得不偿失，得而复失。所以，要引进外资，就必须注意主权的完整与否。任何外债，都是有一定害处的，但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又不得不引进外资，这样就两害相权，应该选择害少利多的方法实行。孙中山尖锐地批评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借债丧权弊端时，就强烈地突出了主权一条。用国家主权与外国交易，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振兴实业，相反必会陷入帝国主义设置的种种罗网之中。孙中山认为清政府借债失败至惨，是因为丧失主权。他举例说，埃及之所以由于借外债而亡国，就是因为丧失了主权。而美国独立之初，也借外债，但因为没有失掉主权，所以国家逐渐兴盛起来。正是基于主权完整考虑，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要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之下进行，坚决反对地方与民间完全自由地借款。首先，如果各省自由借款，可能会引起外人无穷的干涉。再者，地方自由借款，中央丧失了统一的能力，财政会更加紊乱。他认为，如果以私人公司的名义来代替国家进行借款，就能保证主权的完整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引进外资，必须注意所引进外资的性质。所谓外资的性质，就是外资是属于商业性质借款抑或是政治性质的借款。商业借款就是由外国投资者（私人或者公司财团），与中国实业公司直接交涉而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纯粹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产生的借款。这种借款，既脱离政治纠纷，又不牵扯外交问题，对主权威胁较小。孙中山强调引进外资的性质，目的就在于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勒索与控制。所以，商业借款无疑成为首选。

孙中山认为引进外资可以采取如下三种形式：

（一）利用外国资金，借款之后，自己进行建设。“如京汉、京奉、粤汉、川汉等路之办法，与外人订立借款合同”；

（二）中外合资经营。“招股章程，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

（三）外资经营建设。把企业“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家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15] 孙中山认为上述三种办法，以第三种为最好。他指出，这种方法，虽然在中

国引进外资中属创见，但在外国使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且往往取得成功。他认为“中国如能利用此项办法，其成功自必伟大。”[16]孙中山明确地把招聘外商承办企业与丧失主权区别开。他批评有些人把两种混淆起来的错误的见解。“吾人须摒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羼入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妨害吾人之自由，盖实际上并不如是也。此同一之办法，曾在各处施行，因皆不曾妨害国家之主权。”[17] 孙中山分析前两种办法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孙中山以前清政府借款自办铁路失败为例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借款自办害处，在受种种亏损，如当前借款交付时之回扣，包购材料，亦有回扣而借此款，每年出五厘息。此则如铁路亏耗，则全由租任，至期满，其借款金额，尚须还清„„铁路修筑事宜，委之于工程师，工程师之聘完，大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等于职务期中，日作其应为之事，而不负完全责任。则欲工事之精良，消费之节省，善不可能之事也。”因此，这两种方式不能采用。孙中山是根据清政府所办的洋务企业的失败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因此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在中国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何真正的对外开放政策都是不成立的，因此也谈不上那种引进方式适合于国情。至于今天，引进方式发展到多种形式。当然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种形式，孙中山所阐发的引进方式还是有可鉴之处。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人才引进。他认为振兴实业“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振兴实业最关键的要素——各种人才，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在我国是极为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打破以往的陈规陋习，引进外国技术人才。他提出了颇有现实启发意义的思想，那就是招聘外国专家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经营监督之责”，二是他们有义务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即所谓的“佐役”。他认为只有引进人才，一边建设，一边培养本国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普及教育，以后才可以不必雇佣外国人才。这种先经济后教育，以经济补教育，以外才补己短的设想，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大胆而富有气魄的思想。

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加剧，其竞争十分激烈，人才的竞争更加重要。孙中山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把人才问题列为治国大本之首：“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他推崇“泰西诸国„„以士类而贯四民”，尊重知识分子，痛恨清政府推行愚民政策，提倡“无民非士”，“无士非民”，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在人才问题上孙中山持鲜明的开放立场，他要求要举国一致，“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人才，亦可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外资可陆续偿还，人才可陆续成就，则我可独立经营矣。”[19]孙中山主张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里可以引进西方人才。1913年1月29日，他致大总统袁世凯关于合资创办中法银行的电报中提出：“银行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董事局全为华人，法国人居顾问；总办十年内用法国人，十年后可用华人；督理由中、法各举2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当督理决事可否各半、相持不下时，总办有表决权。此外，华股略占优势地位。”这反映了孙中山关心国家经济利益，把利用西人经营管理之长，又不失主权，考虑得很周详。利用西方人才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孙中山说：“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

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成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 [20]在引进人才问题上，孙中山是很注意大的方面的：第一，引进西方人才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其经营管理的专长，帮助训练我国人才，而不是招来发号施令的主子；第二，引进人才的去留要中国做主，“至资本还清之日，则管理之权，收回归我，以后对于此项资本家或分别留任，或即行辞去，其权皆自我操之。”[21]坚持了这两个方面，才能既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优势，又防止了他们的技术垄断，还帮助我国培养了自己的人才，以便将来走自立自强的道路

三、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及其价值评估

邓颖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说：“孙中山虽然没有能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他所渴望进行的建设事业，但是他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也提出过重要意见，他认为，要建设好中国，必须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实行“开放主义”，而不能实行“闭关主义”。同时，他强调学习外国要“适合中国国情”，反对“事事都是效仿外国”。孙中山这种态度体现着一种全面的观点和对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应这样，既要勇敢地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从本国的需要和条件出发，有分析地去学，用以促进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想迎头赶上先进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近来有人总结出“谁封闭，谁落后”的一般规律，这是正确的。孙中山先生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发展自己的设想，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政治家。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该对孙中山先生的超出常人的战略思想给予较高的评价。”

但是，在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的思想时，也不能回避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孙中山先生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对外开放细想本身存在不足，他的主张也无法实现。从客观上说，孙中山卸任后，袁世凯等军阀把持了政权，这个政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衍生物，尽管袁世凯也把“开放主义”作为八大政纲之一，但那只是骗骗人、装装门面的，他们根本上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不仅不能维护主权，反而去损害主权，搞卖国主义的开放，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孙中山把对外开放的重任放在袁世凯身上，结果必然失望。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孙中山利用个人的力量，引进、借贷等来实现民生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孙中山还希望通过对外开放、依靠“国际互助”，让帝国主义国家来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无论引进外资、借债还是引进人才，都没有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曾派自己的顾问去美国洽谈贷款事宜，用于修筑铁路，但遭到威尔逊总统的断然拒绝。从主观上说，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模糊的。例如，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商业之经营”，中国的开放可以消除帝国主义存在的一切矛盾等。因此，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民国成立时，都不能独立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更不能把这个任务放在首位。不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主权独立的政权，都不可能完成对外开放、发展资本主义和振兴中国的重任。就其经济建设计划本身来说，即使具备了良好的内外调节，但由于其规模过大，操之过急，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顺利地实现。因此，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主张，尽管非常美妙和完整，但在旧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

实现的。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来的，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必须指出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有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显然已不符合当今的国情。因此，我们今天的对外完全必要教条主义式地照搬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

第三、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谁封闭，谁落后”的一般规律。但是，从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开放的效果来看，对外开放本身也是一把双面刃，开放得当，有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如果开放不当，或者过分开放，也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的南美洲、拉丁美洲、苏联、东欧许多国家没有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我保护的关系，全盘开放的结果是，外资喧宾夺主，全面控制开放国的经济，甚至将开放国的经济洗劫一空，给开放国造成严重的经济、金融乃至于政治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和崩溃的状态。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告诉，对外开放必须掌握好度，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我保护的关系，那些领域可以开放，那些领域不能开放，必须有周密的谨慎的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在开放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避去其害”。特别是提防开放不当，结果让外资喧宾夺主，使自己“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其深度和广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0年的对外开放，在肯定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理性地反思失误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1] 《孙中山集全集》第三卷，第5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下同)[2]《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版。[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 [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5]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17页 [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4页，[8]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8页 [9]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498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9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9页 [12]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32页 [13]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01页 [14]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11页

[15]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16]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7]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8] 《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8页 [19] 《孙中选全集》，第19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89页

第三篇：学习孙中山农业机械化思想

学习孙中山农业机械化思想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蓝水

众所周知，孙中山(1866?1925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孙中山也是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只是社会上对此介绍甚少。学习和领会孙中山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对当今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本文在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作中，仅就3篇文章涉及农业机械化的论述作一简单介绍，与同仁和朋友共勉。

1894年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孙中山，向清廷李鸿章上书，提出了他的“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4项改革纲领。在属于其早期著作的这篇《上李鸿章书》的“地能尽其利”部分，孙中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农业机械化理论。这段精彩的文字，可以单列成篇。真可以说是这位伟人的?篇非常精辟的《农业机械化论》。“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灌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这篇文字，分三层递进。第一层，是解题。提出“地能尽其利”的3个内容：要有农政管理、农业知识、农业机器。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系统。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往往说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管理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3个方面。实际上，并未超出1lo年前孙中山提出的范围。可以说，在那时，孙中山就提出了完整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第二层，是核心。从“农官既设”到“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又分3个层次。首先，孙中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提出了农器的重要性。其中的“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用十分精辟的哲理诗一样的语言，指明了农业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一个世纪以来，论及农业机械化作用、地位的文章与言论，恐怕也没有出现可以与之相比的文字。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农业机械化工作者的座右铭。其次，孙中山从历史角度，对耕地、灌溉、收获、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几个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农机“以一当百”的显著功效和“非机无以济其事”、“有器易以收其功”的独特功能。现在我们经常说，人工可以做的农业作业，用农机可以替代劳动力，达到省工、省力；而有些农业作业是人工无法承担的，只有用农机才能实施。这些说法都不及110年前孙中山的论述更严谨。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理论的奠基者。110年以来，在理论方面，我们没有多少新进展。最后，孙中山概括地说“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就是：机器对于农业的作用太大了，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技术成果，发展自己的农机工业。

第三层，是结论。从“故农政有官”到“以收其地利也”。孙中山在指出三者皆备产生的社会效果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国应当学习世界的先进经验，建农政、立农务，实行农业机械化，最终使“地能尽其利”，充分发挥我国农业资源的优势。孙中山在谈“物能尽其用”时，向那位中堂大人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意思是，若为国家谋富强，难道能不讲求机器的作用和使用吗?把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提到富国的国策高度。

这篇上书于1894年初定稿，6月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李对此未加理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这篇-卜书成为研究近代 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宝贵历史文献。在以后的许多著作和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建国方略》是一部宏篇巨挚，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规划的20世纪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在这部文献中，孙中山展现了他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提出了“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的农业机械化方略。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提出了“农用车”的概念。这恐怕是我们农机行业见到“农用车”一词最早的出处。

《建国方略》(1917?1919年)是孙中山寓居上海期间所作。该书由3大部分组成，即：《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建国方略之?二 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在这部分的“篇首”中，孙中山提出：“固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公共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在中国各经济领域，包括农业、采矿、工厂、运输，以及一切公共事业“废手工采机器”，乃是20世纪初必须进行的?场革命。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孙中山把农业要用机器放到各经济领域的首位，提出：“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孙中山把农业机械化列入“建国方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第五计划”提出：“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暇之富源也。”第五计划包括：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等5个部分。在“粮食工业”中，孙中山分别论述了食物的生产、贮：藏及运输、制造及保存、分配及输出。在“食物之生产”中，孙中山提出：“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孙中山提出，即使中国有“巨大之人工”，为了使中国富裕，“无沦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之。对农业来说，即使不增加土地面积，只要使用现代机器和采用科学的农艺，就可以提高总产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提高土地生产率。可以说，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轫之初，当时的倡导者们，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重大作用。这使我们感受到，在欧美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农业机械化思想起点很高。在“第五计划”的“行动工业”中，孙中山提出：“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除供给廉价车之外，尚须供给廉价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故于发展自动车之后，即须开发中国所有之煤、油矿”。一般很难想到，孙巾山给我们提出丁“农用车”概念。百年来的发展史给人以启示，人是骑在轮子上走向现代化的。孙中山所说的“行动工业”是指人的出行和物的运送。步行和肩挑是最原始的用最简单工具的行动，与现代化不相干。为了“行动”现代化，人类发明了自动车，此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要造“合于各种用途”的车，首先提出的就是“农用车”。那是1917?1919间，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就提出了“农用车”的概念。60年后的1977?1979年，我们在摸索中才找到了为农村、农民、农业使用的“农用车”的概念。这是我们对历史一知半解的无奈。孙中山还提出了“自动车”产业的基本方针：要造各种类车，要大规模制造，要用者买得起，要人民用得起，要开发中国油矿等。

当前“农用车”市场上，买车费用高，用油价格高，真正出现了一些农民买不起、用不起的局面。“农用车”产业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令一些人忧心忡忡。重温近90年前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的《建国方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当前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孙中山丰富的农业机械化思想，贯穿在他的众多著作，包括他的演讲中。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民生主义第三讲《吃饭问题》的演讲，宣示了他对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孙中山提出，“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接着，他说“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增加生产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这7个方法，用现在常用的说法，就是农机、肥料、种子、植保、农产品加工、运输、水利排灌等。在每一个方法的讲解中，孙中山还有针对性地谈到机器的作用。

农业生产是农民操作农具，以加工劳动对象的工作过程。其中耕地、农具是可多次使用的固定资产，农具是劳动手段。其他的物质技术要素如种子、肥料、淡水、农药等是一次性消耗的生产资料。整地、播种、施肥、泵水、喷药、收割等，每个农业环节都是人操作农机具的劳动行为。在耕地确定的前提下，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保证良种、肥料、淡水、农药、农机等这5个物质技术要素的完备和合理投入。

近代、现代、当代，我们看到过很多述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内涵的文献、文章和演讲，很少有如孙中山如此全面地提到农业生产的那5个物质技术条件，特别是把农业机器问题提到第一位。孙中山说：“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养八万万人。”讲到肥料问题时，孙中山谈到化肥，即“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并提到“利用机器，更用电力制造肥料”。他讲的换种问题，是交换种子，防止退化，实际是良种问题。他讲除害问题，谈到“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动物的害”，即我们常说的病虫害和植物保护问题。他讲的制造问题，是农产品收获后的制作、贮存，即现在人们说的农产品加工问题。他讲的运送问题，是用轮船、火车、自动车(即现在的汽车)代替肩挑，运输农产品。他讲的防灾问题，谈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里实际上讲到了兴修水利和排灌问题。

这7个方法，除了运输与加工属于产后处理之外，其余5项均属产中的物质技术因素。孙中山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这5个增产方法作了不同侧重面的分析。80多年前，作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对当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有如此高明而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如此全面地提出体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5个物质技术因素，令人敬佩。更令人鼓舞的是，孙中山把农业机器问题放到这5个因素中的第一位，极大地突出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18世纪末期的欧洲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实质上是?场机器革命。机器推动欧美发生的巨大高生产率，震惊了有机会到欧美的中国有识之士。人类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生产工具发展史。当时仍然是手工农业的中国急需一个走向机器农业的变革。这也许是孙中山“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孙中山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这些论述，有相见甚晚之感。这对于深刻认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保证作用，具有非常尖锐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四篇：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践

论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践

摘 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的领军人物，在其几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谱写了中国历史中的辉煌诗篇。孙中山先生坚持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原则，其毕生在民主、共和与三民的深信不疑思想信念驱使下，推翻千年封建帝制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被誉为“中国国父”。本文欲从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为主线，通过两大点的思想论述中引出其爱国的而思想实践。关键词：孙中山；爱国思想；实践

引言：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不仅具有浓郁的爱国情操，而且也是第一位将爱国思想付诸于行动且改变现实的人。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奉献给了解放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创举中来。孙中山先生把爱国情怀当作自己一生事业经营的始点和归宿，在当时荆棘载途的社会环境中，他冒着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与其他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们一路含辛茹苦、坚苦卓绝,在经历了千万革命战士的流血、牺牲战斗中，最终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新时代的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这衣食无忧的现实当前不忘孙中山先生曾为了美好今天的实现而流的血、掉的肉；我们不忘孙中山先生为振兴中华的不屈不挠精神。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讲的话：“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永远的指引。

一、孙中山先生将爱国情怀与学习知识统一

1801—1900年是十九世纪的始末，也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者欺凌最严重的一个时期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先生亲眼目睹了我国人民在这个年代所遭受的苦楚与灾难。清末王朝的腐败昏庸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压下，唯唯连声、软弱无能，将人民生活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年幼的孙中山，看着这民不聊生现实如同刀子插入眼中的刺痛，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护国雄心壮志。他曾在幼年时期听家乡一位长者讲解其在天平天国时期的往事时，孙中山而就叹息到：如果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同时也十分羡慕和敬佩太平天国的英雄先烈。也正因为如此，革命燃烧的信念就在从小就根深蒂固在这个不平凡的孩童心底。

孙中山深知，若想救国必须具有救国的本领，文化知识与思想意识的掌握是实现该使命的基本前提。青年时期的孙中山在救国救民的思想信念中，异于常人的刻苦学习，根据既是好友又是战友的陈昭白先生回忆说，孙文向来用心求学，是我一生中唯一所见之人，在学校读书时，他所读功课全部都是满分好学深钻,潜心探索。孙中山个人学识渊博，博学多才，除了掌握自己所学的各科知识之外，课余时间也都用在学习外国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尤其钟爱《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且，孙中山先生在自己的所读、所写、所想中也都能够自如的学以致用，专心求学,以为建国之需，这是他勉励其他留学生的话。

正如孙中山先生一生热衷于刻苦学习，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出众、学贯中西的伟大先行者。在革命中，他也有过失败，有过错误，但正是这些让他不断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在他的指导、实践下我们成功的借鉴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成功经验，取长补短，在自身的良好发展中构建了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二、孙中山先生将爱国思想与革命相集合

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懦弱昏庸的清王朝对外演扮着傀儡的无能角色，对内却处处镇压、剥削我国人民。面对这样的一个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的生存环境，救国救民的坚定信念在孙中山的心底更加根深蒂固。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后的孙中山终于可以面对清王朝的无能和黑暗，他依靠自身力量试图使用政治改良的手段来强我中国。于是，他向晚清重臣李鸿章表明他的救国主张，但没有得到李鸿章的认同，这算是他在漫长救国路途上的第一次碰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中山被逼于无奈，从此走上试用武装革命手段来推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改头换面，实现国民富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的建立是孙中山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根本。

兴中会的成立和孙中山强烈的爱国思想点燃下，无形中给孙中山增添了巨大的革命信息，在盟军、战友的支持下，以孙中山为领导人的革命武装起义进行了数以十次之多。在这些起义中，虽然有失败也有一些错误思想，甚至屡次遭到封建势力的破坏、镇压和帝国主义的打击而导致失败，但是孙中山毫不气馁、越挫越勇，在失败中不断进取和改进，最终于1911年将满清王朝推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呼之欲出。但是，此次胜利的果实却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他又以两大黑暗势力统治笼罩着“新中国”。为了彻底解放人民，救民于水火，这个重大历史使命非孙中山莫属。孙中山又凝聚革命力量，将小力量的民众力量拧成一股绳，从而又发动了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一直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垮台。随后，孙中山暂且搁置了革命行动，又拾起了“护国”的口号。就在于南北军阀的周旋中,孙中山不断遭到挫折,他指出:“救国之业仅能出他一途,及重行革命是也。”对于曾经放弃革命旗帜,他是非常后悔的,他后来说:反袁时各地起兵,“那时并不用鲜明的革命旗帜。后来袁世凯自毙,总算我们反对袁世凯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真精神,仍然是失败。后来护法之役,也没有把革命旗帜竖起,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工夫,最后曹锟、吴佩孚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的问题又归调整和妥协。”他认为这是沉痛的教训。

孙中山爱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是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孙中山认为需要“重行革命”之时,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孙中山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他的爱国思想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表现了服从真理的伟大力量。他从全民族的利益来考虑,决心“适孚世界之潮流,合孚人群之需要”,同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将国民革命的目标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孙中山对爱国、救国与革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向民众坚定地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拯救这个中国,要从那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

三、孙中山现实反对分裂祖国,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分裂祖国,维护祖国统一,是孙中山爱国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在同盟会成立前,他就宣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素来憎恨分裂祖国的丑行,为祖国的分裂痛心疾首。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企图“划中国为二,限制共和政府于江南”,他严词拒绝。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他提出了“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个统一。

20年代初,面对一些政客、军阀鼓噪“联省自治”的主张,他又严厉加以驳斥,强调“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是统一之时就是乱”,指斥“凡是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他坚信“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孙中山还说:“中国要和平统一”,“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正是孙中山的提出的“统一”主张，是促成国共合作的主要因素。这次合作的促成具有重大意义，它统一了国民革命的战线，赢得了打倒北洋军阀的重大胜利。孙中山先生在有生之年，曾经几次赴台，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台湾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思想。

在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两党积极展开孙中山先生的“统一”思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两种力量紧密团结，一直对外，结成统一抗日战线，最终取得长达八年的抗战胜利，将小日本赶回他们的劣等国度。总看今天，全世界也已都在和平、互助的年代中成长，任何国家都力求民心与形势两者的协调统一。1997年的香港回归，1999年的澳门回归，台湾同胞也在自行的50年制后回归中华怀抱。建国大业的期许，在两岸三地的共同发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继承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上把中国建设成为瞩目世界的头等强国。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实现孙先生的“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理想。参考文献：

[1]水付新,赵建利.孙中山爱国思想的现实意义[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8,(19).[2]张永明.略论孙中山的爱国思想与实践[J]理论研究, 2001,(05).[3]宋富安,吴传清.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三点思考[J].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1997,(02).[4]黄美玉,谭溢民.孙中山的爱国思想与实践[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03).

第五篇：孙中山先生祖国统一的爱国思想

孙中山先生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孙中山先生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孙中山先生１００多年前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他还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孙中山先生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孙中山先主张和平统一中国

孙中山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他曾采用许多方法，如用武力打倒军阀，使中国统一，以暴制暴；后来又北上，希望通过谈判，开国民大会，以达到和平统一。国父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深刻主张，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分更有合，总趋向是朝向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认知，来源于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以和为贵”等良知思想的高度认同。他反复重申：“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所以他坚决反对“兄弟阋于墙”，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严正提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中山先生一生不遗余力地争取和平统一中国，他病逝前还高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他身体力行并始终呼吁全国各派别和各方面的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并多次向全国各界民众宣示，自己一定“尽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孙中山先生指出：我们中国人定要自觉承担起责任，消除纷争，把国家导向独立、民主和统一。中国的统一，断不能指望外国列强；相反，中国内乱、分裂，莫不与列强有关。因为“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因此，排除扰乱中国的外国势力，中国的和平统一才有可能。

二、孙中山先生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家

中国不应当分裂而应当统一，这是孙中山一贯的思想。早在1903年，他就著文抨击帝国主义阴谋“分割”中国领土的妄言。他指出：“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分割此风俗齐

一、性质相同”之民族。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深切感受到全国人民“热望祖国成为强大统一之中国”的迫切要求，宣布新成立的共和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其对内施政方针是要实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内政之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辛亥革命失败后，针对军阀割据的局势，孙中山更表示要“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所以必须统一而不能分裂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二是““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现在的心理”，“不只南方革命党有这种思想，就是北方军队、学生和一般有觉悟的人民，都有这种思想”。实现国家统一，“这就是全国人民现在要做的大事”。三是只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才能使“中国变成很强盛的文明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四分五裂，只能使中国积贫积弱，永远处在落后的任人宰割的境地。为维护国家统一，孙中山同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南北议和期间，帝国主义积极策划由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同时也企图“划中国为二，限制共和政府于江南”，公然向孙中山提出：“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分别建立一个政府，你们也将得到承认。”孙中山毫不含糊地予以痛斥：“不！那不行！我国人民的情绪是一致的”，“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他明确指出：“民国的幸福，以统一为主……我辈敬服汉高祖，推重明太祖，因彼等能统一国内，增进国民的幸福也。”他说，凡是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的”；反之，凡是“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是“中国之仇敌”。孙中山指出，实现国家统一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排除扰乱中国的外国势力。他说，如果中国人“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

三、关心台湾同胞，渴望台湾回归祖国

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关心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的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台湾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而光复台湾是孙中山追求的“民族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孙中山先生曾三次到台湾，第三次到台湾时间短暂，因为他很想与台湾同胞见面，宣传他的民族主义，唤醒台湾同胞的爱国精神。日本殖民当局害怕他与台湾同胞见面后，国民革命精神会在台湾落地生根，会唤醒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因此不允许长留台湾，所以孙中山在台湾小住一夜后离台赴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掷地有声地向中外记者表达收复台湾的意愿：“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1924年底孙中山 病重住院，他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病逝后，台湾同胞踊跃参加悼念活动。台北的追悼会在大雨滂沱中进行，仍有5000多人参加，可见孙中山对台湾同胞的影响和台湾同胞对孙中山的崇敬都是非常深刻的。

四、坚决反对国内外分裂势力分裂西藏，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孙中山先生非常西藏和西藏同胞。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发布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但是，此时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孙中山北上，抵京后与袁世凯十多次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解决问题。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另一方问题的解决。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政治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的政策贯彻到底。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四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之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 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五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有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代表乌勒吉参加，孙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体现了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与关心。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团结、民族自决自治，倡导五族共和，这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时，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在关注西藏政治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建设，设计了发展西藏的蓝图，也就是实现他一直主张的民生主义。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至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蓝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铁路，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详细设计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的规划。1912年6月，他曾建议修筑三条全国铁路线，其中的南路铁道线“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希望通过修筑铁路，达到巩固西藏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有在西藏地区修筑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移民垦荒的规划，期望能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孙中山的上述设想为部分西藏上层人士所了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29年1月，九世**大师驻京办事处正式成立，赞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在宣言中呼吁国人不仅要注重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的开发，也要重视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开发。这说明，孙中山开发西藏、建设西藏的主张有重大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士的关注。

五、长期关注外蒙，积极致力于中国和外蒙古的统一

外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自古即是中国领土。自在鸦片战争后的五十余年里，沙 俄通过近十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夺取了外蒙古的大片领土，逐渐把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沙俄在外蒙的侵略扩张活动，开始引起刚刚从事革命生涯的青年孙中山的警惕，他于１８９１年在《农功》中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这说明，孙中山先生对沙俄侵略外蒙的阴谋有了初步认识。１８９６年６月，腐朽的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孙中山先生得讯后非常愤慨，他指出，《密约》的签订必造成“将来露（俄）之收蒙古，举新疆，天下亦若视为固然矣。”的恶果。根据外蒙古“地大渝而势不相临制”的特点，孙中山先生主张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设都西安，以就近控制外蒙古。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沙俄操纵下的外蒙古分裂活动进一步加剧，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积极运用政治、军事手段抵制沙俄侵略扩张，维护新生中华民国的统一。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沙俄侵占库伦，扶植外蒙**哲布尊丹巴自称“皇帝”，成立“大蒙古国”。面对严峻的现实，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将自己的民族政策晓示国人了，他提出了经过长期酝酿成熟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他认为，汉、满、蒙、回、藏各族都是中华民国主人翁，在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后，应以平等地位共同组织大中华民族。他认为“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本着“五族共和”的精神，孙中山先生希望满足外蒙王公喇嘛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以瓦解“大蒙古国”的阴谋。１９１２年１月，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致电外蒙王公喇嘛，揭露“俄人野心勃勃，乘机而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要求他们“祈将区区之意，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机，务坚忍以底成„„”。１９１２年１１月，沙俄与外蒙擅订《俄蒙协定》和《俄蒙商务专约》，霸占了外蒙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利权。《协定》遭到已经下野的孙中山先生的通电反对，他呼吁“万不可承认”该《协定》，应“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使此问题延长时日，则必有良善之结果。”因为“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 控制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孙中山先生在积极运用外交手段瓦解沙俄侵略外蒙阴谋的同时，他还高瞻远瞩地主张加强中国军事力量，以军事手段恢复中国在外蒙的主权。他建议国家发行纸币，用替代下来的金银作为抗俄军费，在一年内练兵一百万人，填防满洲和蒙古，然后在两年内再练兵五百万人，对沙俄决战，以“逐俄出满蒙之野，而复我黑龙江沿海洲之侵地。”他坚信只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奋起抗俄，坚持五年军事斗争，必能最终战胜侵略者。孙中山先生对俄外交、军事部署，是针对当时中俄两国实际情况采取的科学决策，也是符合当时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数年后的事实证明，部署是正确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无暇东顾的沙俄不得不在１９１３年１１月的《中俄声明》中虚伪地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１９１５年６月的《中俄蒙协约》和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的《呼伦贝尔条约》中勉强同意取消外蒙和呼伦贝尔的“独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打乱了沙俄侵略外蒙的步伐，外蒙成为残余白匪与苏俄红军的角逐场，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势，中国的北部边疆亟待巩固。孙中山先生制定了发展外蒙经济，同化蒙汉各民族的长远规划。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了以筑路移民为中心的外蒙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在外蒙修建总长度为１３００余公里的三条铁路，作为外蒙经济近代化的基础；他还计划实行全国大裁军，用裁减的兵员从事外蒙基本建设，化兵害为民利；主张从东南人烟密集地区向外蒙移民，发展农牧业，从经济上保证边疆的长治久安。

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外蒙人民革命的胜利，促使孙中山先生推动中国与蒙古采取联邦制的统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主张蒙古联合中国本部，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主张为孙中山先生所接受，成为其对蒙政策的核心和支柱，在此后的时期内，他始终为实现这一政策而努力。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会晤了蒙古人民 革命党代表丹增，双方磋商了外蒙与内地、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联合问题。在会晤中，孙中山先生同意在外蒙实行自治，作为中蒙联邦制的基础。他还在宴请外蒙代表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蒙汉两民族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共同繁荣，外蒙与中国的分裂，是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统治者欺压少数民族造成的，现在中国革命政府提倡各民族平等，中蒙联邦制的统一，一定能够实现。不仅如此，孙中山先生还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他亲自指定外蒙代表恩克巴图、白云梯二人分别担任国民党一大中央执委和中央候补执委，并决定在外蒙设立国民党省党部，开始实施中蒙联邦制统一的宏伟计划。１９２４年２月，孙中山先生亲自给库伦国民党本部写信，介绍白云梯赴蒙开展党务，白云梯不负孙中山先生厚望，于１９２５年３月筹组成立了蒙古国民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派代表出席了该党成立大会，大会议决蒙古国民党应本着三民主义宗旨，联合中国国民党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蒙古国民党是内地、内外蒙古各种革命力量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先生对蒙政策已经发展到顶点，是中蒙联邦制统一计划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的重大收获，病重中的孙中山先生对它寄予厚望，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表示祝贺。不久以后，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中国与蒙古采取联邦制统一的计划，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今天，我们重温孙中山先生维护祖国统一的主张，更能体会到他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 上，孙中山先生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让我们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