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阴暗的内心——斯坦福监狱实验

第一篇：我们阴暗的内心——斯坦福监狱实验

“最卑劣的行为就像有毒的杂草一样繁茂地生长在监狱的空气里”——Oscar Wilde。

最好的心理学实验总是问着关于人性的永恒的问题，例如，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邪恶？一个好人也可以犯下恶行吗？如果可以，是什么让人们越过那条界线？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当它被跨过之后就会释放出邪恶？又或者是人们所处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本文中这个被提名为最杰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它有力地论证了处境的作用（Zimbardo, 1971）。不仅如此，而且这个实验还为一本小说、两部电影、无数电视节目，甚至一个乐队提供了灵感，就连法律都为此做出了修改。这些我们过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这个实验。

囚犯和狱警

实验的思路很简单：看看被挑选出来的最健康、最“正常”的普通人如何应对自己正常身份的彻底改变。被试中一半作为狱警，另一半作为囚犯。在本次实验中没有折衷办法，因为为了使实验有好的效果，必须真实地模拟现实生活中囚犯和狱警的经历。这些被试要迎接生命中的全新体验。

“囚犯”们像平时一样一大早出门的时候被哀号着警报的警车“逮捕”。然后他们被采集指纹、蒙上眼、关进监狱。接着被剥光衣服、搜身、去虱子、理发、拿到囚服、得到一个号码，并在一只脚上拴上链子。

另外的被试变成了身穿警服、手持木棍的狱警。斯坦福大学一幢建筑的地下室被伪装成了一座监狱。

于是，实验开始了。

反抗被镇压

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到了第二天，“囚犯”们对于被监禁做出了反抗。狱警们迅速而残忍地采取了报复。他们把囚犯全身扒光，搬走了囚犯的床，把这次反抗的头目拉去关了禁闭，并且开始骚扰“囚犯”。

不久之后“囚犯”们开始无条件地服从狱警。经过了仅仅几天逼真的角色扮演之后，被试报告说他们之前的身份似乎已经完全被抹去了。他们成为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号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狱警”们的身上，他们辱骂并且虐待自己的囚犯。

实验者也被卷入了自己的实验

甚至连首席研究人员Philip Zimbardo也承认自己沉浸在了“监狱主管”的角色中。事实上，Zimbardo相信这次实验最为有效的结果就是他自己被转化为一个讲究制度的人物形象——更注重监狱的安全，而不是被试的福利。

实验组的其他成员也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新角色中。Craig Haney和Zimbardo一样，他解释说自己完全忙于对付管理“监狱”时每天所遇到的危机，而忘记了他们实验的目的是什么。角色扮演

直到他的一位同事干预了之后实验才终于被停止。实验预计要进行14天，不过总共只持续了6天。之前是和平主义者的年轻人在作为狱警的过程中侮辱并且在身体上攻击“囚犯”，甚至有报道说个别人很享受这个过程。与此同时，“囚犯”们很快显示出典型的情绪崩溃的征兆。其中五人甚至在实验提前结束之前就不得不离开“监狱”。

对于被试行为的心理学解释是，他们承担了自己被指派的社会角色。这其中包括了接受与这些角色相关的隐含的社会标准：狱警应该变得独裁，应该虐待囚犯，而囚犯则需要卑屈地忍受给自己的惩罚。

这个实验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违背道德，包括样本过小、缺乏生态有效性等方面的批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难以否认，这个实验提供了对于人类行为的重要的洞察。或许它可以帮助解释像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位于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被曝光的许多虐囚照片正是描述了在这里发生的暴行，译者注）中这种情境下发生的虐待。

Rikers Island 拘留所

这个实验能够反映出现实情况下监狱里的情形吗？很有可能。在撰写《Rikers以内：世界上最大的拘留所的故事（Inside Rikers: Stories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Penal Colony）》时，Jennifer Wynn采访了纽约最大的拘留所Rikers Island的狱警。一位警长解释说狱警很容易习惯于对被收容者的施暴程度——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很快就对此免疫了。有些人无法理解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在其中一个叫做“中央刑法隔离单元”的单元里，对囚犯施与的暴力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1995年，将近有12位狱警因为攻击囚犯被正式起诉。最终囚犯们获得了160万美元的赔偿。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流行文化和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项研究如今已是如此出名，它甚至进入了我们的流行文化当中。它启发了一本小说——Mario Giordano的《Das Experiment》，之后该小说又被拍成了电影。而且《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作者的一部新片已经预计要开拍。该实验还在无数的电视节目中被报道和重现，最著名的是由BBC拍摄的。

不仅如此，它甚至还给一个乐队的名字带来了灵感。“斯坦福监狱实验”乐队在1994年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年后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The Gato Hunch》。还有什么其他的心理学实验可以说有一个乐队的名字就是根据自己起的呢？

原文作者: Jeremy Dean 译者: paradox

第二篇：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

附：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

该实验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实验把征募来的通过了专门测试的受试者——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到了第六天就宣告终止。终止的原因是该实验对扮演囚犯的实验者造成了伤害。内容介绍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余下6名则作为实验候补。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目的：

调查人的虐待心理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 参与者：

24个大学男学生（无入监经历，不吸毒，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作为酬劳一天15美元。地点：

调查人员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 过程：

参与者由警察逮捕，并押至试验地点。以抽签的形式将参与者分成两批，12个人为囚犯，12个人为狱警。囚犯将先脱掉衣服洒上除虱药粉，穿上类似于女人的连衣裙一样的白色袍，不能穿底裤，头戴丝袜，为每个人编号来代替名字，并且在右脚脚踝出有铰链。狱警则穿制服，有警棒，带不反光的墨镜（Cool Hand Luke)来防止目光接触。由于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所以囚犯们并不知道时间。狱警可随自己喜好进行惩罚。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在第六天，当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受邀来到实验场所进行观察。克里斯丁对于这项实验的道德进行了质疑。津巴多停止了实验。研究过程

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 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汤米和其他8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开始。8月14日

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9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监狱看守员，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647”、“981”或“5705”，9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8月15日

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8412”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多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月16日

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8月17日

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8月18日

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9天!结论：

后天原因，由于监狱的特殊环境使得狱警的行为更加暴力，到后期有些严重的甚至以惩罚犯人为乐。由于社会的多方干扰，该实验不得不被迫提前结束。事实上只进行了6天。作为囚犯的参与者称之为可怕的梦魇。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这个实验也导致了关于监狱虐待一条新法律的诞生。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尤其显著的是，囚犯们怀疑分组并不是随机的，他们认为看守的个子比他们高。(其实两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样的。)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违抗“路西法效应”。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到底什么原因呢？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警察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第三篇：菲利普津巴多 .斯坦福监狱实验路西法效应

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

路西法效应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

最好的心理学实验是总是有关于人性的问题：什么让人变得邪恶？一个好人会有邪恶的行为吗？如果会的话，什么使人越过道德的底线？特殊的环境能决定人们的行为吗？“斯坦福监狱最好的心理学实验是总是有关于人性的问题：什么让人变得邪恶？一个好人会有邪恶的行为吗？如果会的话，什么使人越过道德的底线？特殊的环境能决定人们的行为吗？“斯坦福监狱实验”被称为最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环境对人行为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实验不仅被写成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死亡实验》、无数的电视节目争相报道、也有很多类似的实验产生。

“斯坦福监狱实验”（又名“津巴多监狱实验”）:是当局研究犯人在监狱里圈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目的是调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狱警和囚犯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起因及人类的虐待心理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该实验在1971年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实验。专家是 海军上将詹姆斯·B·斯托克代尔。津巴多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理解虐囚行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囚犯和看守的内在性格。

津巴多和他的团队

津巴多 实验开始 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并以抢劫罪起诉。当地的帕洛阿尔托警察局协助了实验的进行。他们被运送到模拟的监狱中，按照预定的程序接受脱衣搜身，并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囚犯。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模拟的监狱建在了斯坦福大学的约旦馆。Zimbardo是监督人。他对参与者立下了一些具体的规矩：比如让囚犯穿着不合身的囚衣——守卫称呼囚犯时只用衣服上的号码而不是名字，在囚犯的脚踝上面挂上铁链——时刻提醒着他们的身份。Zimbardo希望借此以迷惑这些实验者。另一方面，为看守们提供了一些装备，包括木制警棍，衣服——与狱警一样的制服，并且他们还提供了墨镜，防止眼神交流。

当时的牢房

实验中的囚犯

当时实验时的部分照片

模拟实验中的狱警

实验中的部分犯人

工作人员在实验开始前就警告“看守们”不能暴力伤害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录像中可以看到Zimbardo对看守们说：你可以专断的行事，他们的生活完全由我们控制„„在这个试验中，你，我，他们都没有隐私„„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剥夺他们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他们一点也没有。

实验中的狱警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看守们自愿加班，一起打破囚犯的暴动。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囚犯被要求快速的报数，这种做法可以加强他们囚犯身份的思想。之后，看守们就开始使用体罚。他们不允许囚犯上厕所，使得监狱内卫生条件急剧下降。拖走犯了错误的囚犯的床垫，让他在水泥地上睡觉。作为侮辱，一些囚犯被迫裸体，一些被性侮辱。在没有研究人员的监督时，甚至用灭火器袭击囚犯，最后局面完全失控.。

实验中的犯人

大家都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接着，一个谣言开始传播开，说是一个囚犯要求退出实验的话，将导致其余的囚犯同样被释放。看守只好将囚犯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并重建监狱。但这谣言并没有发生，看守们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了囚犯身上。很快局面就失去了控制。囚犯遭受着看守的虐待和羞辱。巨大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反抗，逐渐变得压抑。在实验的后期，很多人显示出了严重的情绪障碍。

第四天，几个囚犯谈论逃跑计划时被发现。Zimbardo和看守想要将囚犯送到当地警察局，但是那里的官员拒绝再参与这个实验。随着实验的进行，一些守卫越来越残暴。工作人员说将近三分之一的守卫表现出了虐待倾向。当宣布实验提早结束时，大多数警卫都很意外。一些囚犯说他们愿意接受假释，甚至放弃参与实验应得的报酬。当他们的假释申请被拒绝的时候，没有一个囚犯退出实验。Zimbardo说这些扮演囚犯的人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角色，没有了报酬，他们也就没有继续参加实验的理由，但是他们却留下来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囚犯的身份内在化了，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囚犯，因此，他们留下了。416号，一个新来的囚犯。当他对其他囚犯的待遇表示关心时，看守辱骂着回答了他。他以绝食为理由，拒绝吃他的香肠，看守将他关进一个所谓单独囚禁室的橱柜里。看守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从单独囚禁室中放出来，就是要其他人都放弃他们的毯子，睡在裸露的床垫上面。除了其中一个人，所有人都拒绝这么做。416号被孤立了。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实验结束

Christina Maslach是一个其中看守的女朋友，她强烈的斥责监狱里的恶劣条件。Zimbardo不得不提早结束了实验。Zimbardo注意到50多个人看过监狱后，Maslach是唯一一个质疑其道德性问题的。原本计划两个星期的实验，在第六天就结束了。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结果分析这一结果表明，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科学研究表明，假如角色互换，你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正如它所验证的那样，这通常是出于对方反击的恐惧使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胞百般折磨。当我们比某些人拥有绝对权力或来自上级的空头支票时，阿布格莱布监狱（译者注：虐俘丑闻，某些囚犯曾被迫要求裸身堆叠成金字塔状）光秃秃的“金字塔”都会恪遵。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评：小站以为该实验的结果只能算是人在某种情形下所做出的反应的一种结果，但仅仅局限于某种或几种情形，没有普通性，原因是首先囚犯不是真囚犯，无罪恶感和愧疚感,缺乏对监狱的适应性及应对措施。文化层次的原因，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是大学生的，这些人不是职业囚犯，Zimbardo团队不是监督者而是压力测试的策划者，他们一直在给囚犯和狱警压力。模拟监狱系统也缺乏自我完善措施.与奥斯维辛的囚犯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情形区别很大！这种实验只能算是压力测试。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陈述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1975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人马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的、软弱无能的，整天考虑平等啦、学术啦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BBC研究的最初几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一方面，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地手舞足蹈。”（“太他妈棒了，”一名囚犯评论道。）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哈里发·布劳德（Kalief Browder）自杀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足足三年而没有得到审判。（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被录影捕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编辑：游识猷）

第四篇：浅论监狱人民警察如何实现内心和谐

当前，我国正处在各种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竞争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物化、庸俗化、冷漠化、无责任化、虚假化的社会现象蔓延，人们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加大，使得人们容易产生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特别是,当事不如人意时，更容易产生焦躁、郁闷、消极、悲观、失望、激愤甚至仇视等情绪，如果调整不好，对己、对人、对社会都

会产生消极影响。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人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调节自己的心态、不断促进内心和谐的现实需要。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维护者和实践者的监狱警察，不断调节自己的心态,实现内心和谐，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充分发挥个人潜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在履行监狱工作使命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保障，更是成就监狱事业的动力源泉。

一、关于内心和谐的主要内涵

所谓人的内心和谐，是指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内心活动处于平衡自然、协调统一的状态，并对外界事物抱有平静适度、热情友善的态度。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内心和谐是一种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具体体现在:对待自己，坚持自省、保持清醒。对待他人，包容，理解、尊重、帮助、赞美、诚信。对待社会，宽容大度、尽职尽责，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包容的心态面对新生事物，以积极的姿态紧跟时代步伐，常怀感恩之心和责任之心，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对待困难，坚韧不拔，知难而进。对待挫折，百折不挠、决不言败。对待荣誉，欣喜有度、不骄不躁。

二、监狱警察内心和谐的基本要求

就监狱警察来说，内心和谐就是要加强修养，进行经常性的心理调节，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世界，以平和宁静的心态思考问题，以乐观豁达的情怀对待生活，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待工作。用理性引导偏激，让冷静战胜浮躁，以恬淡取代痴迷。其基本要求是:

（一）监狱警察对待自己的心态要和谐

作为一名监狱警察，要能客观地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水平和潜质应有清醒的认识。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信，更不能夜郎自大。根据实际，准确定位自己的志向和目标。同时还要做到“四个反思”，一是经常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看是否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同步，做到与时俱进；二是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看是否符合监狱警察身份的要求，有没有失范的行为；三是经常反思自己的业务能力，看是否胜任本职工作，并与监狱事业的发展相适应；四是经常反思自己的心态，看自己的内心是否和谐。唯有这样，才能不断激励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朝着自己确定的志向和目标，坚实地迈进。

（二）监狱警察对待他人的心态要和谐

监狱警察要正确的对待他人，与人为善、见贤思齐。一是以诚待人，以信对人。孟子曾经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就是说，襟怀要坦坦荡荡，讲话要实实在在；赞扬人不华丽溢美，听意见要虚心认真；策略灵活不世故圆滑，内外有别不故弄玄虚。确实做到诚恳待人，平等待人。有了这种诚恳待人的态度和作风，就容易取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就容易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就会使自己的内心经常处于和谐的状态。如果在人际交往中不讲诚信，说和做严重脱节，这样的人，其心态，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处于一种疑虑、猜忌、烦躁、愤懑的状态，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内心和谐。因此，监狱警察应把诚信真正成为自己内心的价值尺度。二是以大局为重，不以自我为中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的个性和特色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个人的特色和个性应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与他人和谐相处为原则，把个人融入团体之中。想问题，办事情，应从大局出发，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多做点换位思考，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大局中，寻找处理相互关系的平衡点，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人。三是善于合作，理性竞争。一个人应该善于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学会同不同风格的人合作。对于不好相处和合作的人，需要宽容、忍让；需要理解、谅解；需要和而不同、不同能和。团结好相处的人做好事情，团结不好相处的人搞好关系，这可能是一种无奈但又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选择。合作与竞争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竞争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怕的是恶性竞争与无序竞争。因此，监狱警察应以公平价值为取向，文明竞争、理性竞争，在竞争中和谐，在和谐中合作，作为一种美好的追求。

（三）监狱警察对待困难和挫折的心态要和谐

监狱警察对待困难，要知难而进；对待挫折，要愈挫愈奋。一是遇到困难不泄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诸如:工作条件差、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工作难度大等等。面对难题，人的心态尤显重要。实践反复证明这样一个命题:遇难而退，悲观泄气，放弃努力，就会山穷水

尽；知难而进，坚韧不拔，用智慧战胜困难，就会柳暗花明。因此，监狱警察要敢于正视困难，面对诸如：普通罪犯和特殊罪犯并存、罪犯维权中合法和非法手段并用、罪犯的可改性和难改性交织、执法风险和执法难度加大等复杂局面和难题，要有迎难而上的气魄、战胜困难的信心、坚韧不拔的斗志、解决难题的智慧。二是遭受挫折不消沉。世间原本少有笔直平坦的道路，人

生之路更是布满坎坷，走弯路、受挫折在所难免。问题是在遭受挫折之后如何对待？古今中外一些成功人士，对待人生挫折的态度是值得借鉴的。如美国前总统林肯，他在当选总统之前30年里，经历过失业、经商失败、爱人死亡、精神失常、发表演讲失败、竞选国会议员失利、角逐副总统失败等难以数计的挫折，但他毫不泄气，愈挫愈奋，勇往直前。这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我们监狱警察队伍中，也有不少警察，在遭受挫折后，不气馁，不消沉，汲取教训，加倍努力，奋发向上，用智慧谱写新的篇章，重新赢得了组织的信任，群众的好评。因此，监狱警察在挫折面前，应当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百折不挠，决不言败；决不能遭遇挫折，就一蹶不振，从此消沉，甚至颓废，一事无成。要知道，只有经受住风雨，才能见彩虹。三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抱怨。公平公正，作为一种整体目标和价值追求，不容质疑。但现实生活中绝对公平公正往往不易做到，如评价不公、待遇不公、执行制度不公、处理不公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由多种必然和偶然因素形成的现象，一时也难于消除，解决这类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此，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当遭到误解、受到委屈、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应当风物长宜放眼量，始终保持豁达的情怀，不作过度的反应，不当的攀比，不发过多的怨气，通过正当的途径，陈述自己的理由，诉说自己的请求。同时，要相信是金子总有发光时，只要自己追求过，努力过，就无怨无悔。

（四）监狱警察对待事业的心态要和谐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工作质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文明与进步。这说明监狱事业既崇高又神圣，既光荣又艰巨。因此，做为一名监狱警察，应不但强化职业负责的理念和维护稳定，造福社会的敬业精神，为监狱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一是常怀责任之心，致力于职责，尽力于事业。责任之心，是一个人立身与做事的基本条件，一个常怀责任之心的人，就会把工作看成追求和奉献，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充分享受工作带来的自豪感、成就感、愉悦感。一个不怀责任之心的人，就会对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工作的环境等缺乏更多的视觉的认识与调整，就会把工作当作一种负担，就会缺乏工作的热情与激情，自然就会丧失工作的乐趣。因此，监狱警察应常怀责任之心，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本职岗位，施展才智，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二是利用现有的资源把事情做成，而不是消极等待。在监狱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每个岗位，都会有成就事业的条件和平台，关键是如何认识和把握，用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有了桔子，就做桔子汁，就别再嚷嚷怎么没有苹果、香蕉啊？因此，监狱警察应当认真寻找和把握本职工作的过程与促进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结合点，不见异思迁、不好高骛远、消极等待，充分利用岗位现有的条件，做点事情，做成事情。比如:或者留下一点声音，或者留下一点思想，或者留下一点财富,或者留下一点记忆等等。充分利用岗位现有的资源，发展自己，这不仅会使自己价值最大化，而且还会不断促进自我价值的提升。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监狱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以包容的心态面对监狱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对出现的问题，不要抱怨、指责、逃避，而是要用建设性的精神去正视问题。同时，对监狱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要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这是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条件、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应以积极的态度，有一份心，尽一份力，为监狱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增辉添色。

（五）监狱警察对待得与失的心态要和谐

得与失问题，原本就是和谐的对立与统一，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只是看得与失的比重，来求证我们的取舍。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得有失的。因此，作为监狱警察，要理性平和的对待得与失，既要因得到而知足，也不要因失去而惋惜。否则，生活就会失去和谐，人生就会失去韵味。一是宠辱不惊，淡化得失。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终又将赤条条地离这个世界而去。无论是谁，最终都要还原于土地。人皆因平凡开始，最终又回到平凡。小人物是这样，大人物也是这样。这是人生的法则，也是人生的规律。因而，一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是身外之物，过眼烟云，实在不必看得太重。《红楼梦》里说：“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这虽然有些消极，但其中内涵的人生哲理是很深刻的。人生在世的确需要达观、超脱、豁达一些，不必为利益得失、职务升降等而耿耿于怀、戚戚切切。人的一生既有得意，也有失意，这都是人生之常态。因为，一个人的命运既决定于自己的主观努力，也决定于客观的外在环境和机缘，后者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因此，在得失面前应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观天上云卷云舒。”二是淡泊私利，志逾鸿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个人的利益，不能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人类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垄断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共享的天下。一个人在考虑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也要顾及别人的利益和国家的法律规范，不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更不能视法律法规如儿戏，为所欲为，贪赃枉法。如果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对个人名利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甚至勾心斗角，不惜损害集体、伤害同志、危害国家，那无疑是很不好的，甚至是有罪的。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决不能利益当先，为名利所困惑，被名利所驱使，更不能见利忘义。应当时时注意，用高尚的精神境界来稳稳地驾驭着自己的名利之心，把主要心思和精力集中到为社会为事业作奉献上，靠奉献赢得名利，在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志逾鸿鹄，行若赤金”。“志”就是有远大、高尚的追求，“行”就是有坚毅、纯洁的品位，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应当具备这样的修养和素质，这才是一个人内心和谐的最高境界。

三、监狱警察实现内心和谐的主要途径

人的内心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高境界。那么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如何做到内心和谐呢？

（一）立德修身，是监狱警察实现内心和谐的根本

古人说：德，国家之基也。可见，推崇德治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所以，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做事先做人，为人重修德。一个自身和谐的人，是一个重于修德、以德为本的人。因此，监狱警察要实现自身的和谐，必须在立德、自律、修身上下功夫。一是要立德。德，指思想政治素质，它包括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包括事业心、理想、信念、情操等。由于监狱警察在特殊岗位上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因而监狱警察的道德较之于一般公民而言，其要求更严，标准更高。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立德。以个人立“德”，立的是“小德”、“私德”；以人民立“德”，立的是“大德”、“公德”。立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伴随人的一生，它依赖组织教育、同志的帮助、舆论的监督，更要靠自身的努力。因此，监狱警察应从加强学习入手，理解“八荣八耻”的丰富内涵，熟知“八荣八耻”的基本内容，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诚态度，反躬自省，不断进取，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为一个内心和谐的人。二是要自律。自律，就是要能够自觉地遵循法度，自我约束，严格要求自己，以“八荣八耻”规范自己的言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认真履行职责。作为一名监狱警察要真正做到严以律已，还必须“五官”端正：“眼不偏”，透过现象看本质，跳出地域看发展，不偏不倚看他人，视野开阔看全局；“耳不软”，既要有从谏如流的胸怀，又要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不偏听偏信，能容逆耳之言；“嘴不浮”，讲话实在不浮夸，敢讲真话、心里话。同时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手不长”，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告诫，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要的不要；“腿不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干工作，做事情，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出实效。同时要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三是要修身。监狱警察要注重自己的品行修养，洁身自好，修身养性，把道德实践，当作确立道德信念、提高道德水准、陶冶道德情操、形成文明道德风尚的必经途径，把“八荣八耻”的要求内化成为自觉行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二）坚持学习，是监狱警察实现内心和谐的动力之源

学习不仅是社会进步，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人达到内心和谐的力量之源。只有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人，才能使思想不断升华、灵魂不断净化、思想境界不断提高；只有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人，才能使知识与学问不断丰富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本职工作的规律认识不断深化、适应竞争社会的生存本领和适应本职工作的能力不断增强；只有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人，才能保持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否则，思想观念就会陈旧，精神世界就会空虚，能力素质就会下滑。因此，监狱警察要达到内心和谐，就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一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视学习为一种觉悟、修养、境界和责任，把知识当成可以随身携带、终身享用不尽、随时可以增值的无形资产。珍惜时光，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挤出时间多学习，无论是数九寒冬，还是三伏盛夏，始终做到学习不间断。二是要确立学习重点。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应当学习政治理论，学习监狱工作和本职工作的业务知识，学习科学知识以及解决自身实际问题所需的知识。三要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学习，在吸收、消化中深化，在深化中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切实使自己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进步。以通过学习，来达到与时俱进地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素质之目的。

（三）积极实践，是监狱警察实现内心和谐的关键

无数事实说明：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精神的形成，是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升华的。因此，监狱警察要达到内心和谐，必须身体力行，积极实践，自觉行动。一是要在日常生活小事中以内心和谐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实现内心和谐，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日常生活琐事中处处留心，看自己是否把注意力放在积极的事情上；看自己独处一地一时一事的行为是否影响情绪，是否与内心和谐的要求相违背，看自己是否最大限度地减少引发心理失衡、失调的外部诱因。只有这样，才会有好心情，去享受处事的过程，愉悦每一天。二是要在本职工作中时刻以内心和谐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实现内心和谐，离不开社会的实践。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一个人才能逐渐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的行为就无所谓善恶，自然就谈不上培育内心和谐了。本职工作，是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监狱警察要在职业的实践中，确立内心和谐理念，按照内心和谐的要求，塑造知足、感恩、达观的心态，塑造喜悦、乐观、向上的心态，使自己经常处于积极的情绪当中，做到开启心灵，永驻芳香；洗涤心灵，保持高洁；人自为本，尽心尽责。同时，要在本职工作的实践中，经常查找影响自己情绪和心态的消极因素，找到培育自己和谐心态的最大切入点，努力使工作、生活、情感达到有机统一，意识与行为达到有机统一。三是要善于用以内心和谐的要求，来思考、分析、判断每天面对的各种现象和各种信息，明辨是非，去伪存真。通过思考，来不断提高自己调节心态的能力。

监狱警察实现内心和谐，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必须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进行修炼，用自身的和谐去促进社会的和谐。

第五篇：监狱实验的观后感

监狱实验观后感

监狱实验主要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希望研究监狱生活如何影响其中的警察与囚犯，同时观察监狱中的警察与囚犯是如何行动的。他把地下室改建成了一个模拟监狱，找来数名身体健康和心理稳定的志愿者参加实验，也正是这种通过观察正常人如何在一个环境中行为改变，去更加透彻的了解人性。这些受试者都是男性的大学生，被随机分布12名狱警和12名囚犯。每个受试者都花费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并各自融入进自己所将扮演的角色。第二天扮演囚犯的志愿者们便在这个人为设立的监狱里发起了**，用床铺在牢房里设立障碍并讥笑狱警们，似乎他们已经真正是一名囚犯，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躲避和抵抗狱警。而面对囚犯的反应，狱警仿佛找到了向囚犯开火的绝佳借口，有些狱警甚至想尽办法来折磨那些囚犯，他们的逻辑一下子变得很简单，就是只有想尽办法去折磨这些囚犯，才会结束囚犯们经常性的暴动行为。至此开始，斯坦福监狱日复一日地上演**，一些狱警开始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并以限制浴室的使用作为特权相威胁，甚至他们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训练，并用双手去清洁马桶。狱警正是通过这些虐待性的手段让囚犯们屈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囚犯”被告知他们有机会被假释、但假释申请又被驳回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要求终止这见鬼的实验。包括津巴多本人在安排有 50名以上的非实验人员参与观察和关注这一监狱的时候，通过观察录像，发现他自己本人也有“背手”的无意识动作，作为心理学家，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自己正在悄悄地融入监狱长的角色中。直到津巴多的女友克里丝蒂娜·马丝拉提出强烈抗议，认为监狱中的狱警太过于残忍，要求立即终止实验。仅在此后6天，津巴多便终止了这一实验。有些研究者在总结结果时认为，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而一旦角色互换之后，双方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以上是津巴多实验的大致过程与结果，在观看这个视频之后，我们最初的反应便是希望通过“角色理论”来理解并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角色期望这个概念似乎可以更好的理解囚犯与狱警的反应，即我们的行为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而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更为深刻的社会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位置理论”，这个理论其实算作是本土化的理论，其基本观点便是，一定行为的产生是个体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角色理论。与位置有关的概念包括，关系、身份等，一旦个体取得一个职位，便会立即获得与之相关的身份与社会资源及资本。社会资本理论中，包括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以及后来边燕杰提出的强关系理论，都一定程度上表明位置理论的合理性。

“权利理论”，韦伯在对权力的研究中，更多都会涉及到政治团体的概念，包括共同体的概念。权利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狱警在监狱中，其实就已经拥有了监狱赋予其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利，在拥有这种权利之后，便会引发一种关于意志的表现问题，而这种意志需要权利来实现，不管其实现的手段怎么样。基于此，我们便更好的了解到作为狱警，为什么会使用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所谓的目的，即实现监狱中暴动的消灭。但是我们对权力的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此，因为权力容易引发暴力，这本身是一种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