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校、教师[精选多篇]

第一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校、教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校、教师

发布时间：2012-3-23

来源：中国教师报

作者：李炳亭 康丽 韩世文 郭瑞 冯永亮 梁恕俭

点击数：694 【字体：大 中 小】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教师„„

教育要回归常识和原点，新闻也要回到常识和原点。于是，有了我们诸多关于教育常识的系列调查和分析报道，我们试图以关键词为经，以报道为纬，织起“教育”这张网。

实践证明，每一个教育人，都必须回到“教育即人学”的本质上，回到新课程改革理念的大背景下，回到基于对生活和生命的尊重上，“从学生出发”，建构起以“新教师、新课堂、新学校、新学生”为框架，以课堂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新教育学”。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育教学的真正变革，才能让教育焕发新生!

新的语境下，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解读——

教师

教师是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春蚕?还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不论从哪种角度看，教师这个职业都不普通。

它的不普通之处在于，它是教育的奠基者，它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所以，有了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民族。

但如此不普通的教师，却面临着形象两极分化的尴尬：一种是把教师看成高高在上的“灵魂塑造者”，把教师看作“蜡烛”和“春蚕”，在这种悲情的意象里，教师被刻画成默默耕耘的牺牲者、不求回报的奉献者，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而另外一种则是对教师的恶意丑化和贬损，似乎教育的一切问题，都出在了教师身上，都该由教师来负责。

更让人忧虑的是，除了存在着外界对教师角色的不解外，教师自身也缺乏对自我职业的认同感。“外人看来，教师有两个假期，其实个中甘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你实行素质教育少留作业，他们怪你耽误了学生;你补课多留作业，他们说你加重学生负担。老师真难当”;“教学这么多年了，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都不知忙了些什么”。现在，职业倦怠成为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个别教师的确存在着某些师德问题。在有些地区的重点学校，一些教师课上有意不讲，课下相互“串通”起来，把给学生“补课”、“猜题”当成自己捞取外快、发家致富的手段!当下在某些地区，师德问题已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警惕“师德滑坡”问题!

教师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为什么教师这个职业迫切需要明确其角色、良知、责任，明确使命、信念、道德?

有人说“角色即人格”，明确了教师的角色，便能厘清教育教学的诸多“关系”。

如何让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找准定位，转变角色?如何让教师重拾内心的幸福和愉悦?如何“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在本报的报道《教师：幸福在哪里》中，我们试图给出答案。读《看，老师们的寒假生活》便能体会在今天做教师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工资待遇低、工作负担重，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教师正在功利社会和应试教育的双重夹击下进退两难。

一位老师说，如果我们把教书仅仅当成谋生的职业和手段，把教育的全部价值都维系于学生的“分数”和“升学”，而全然不顾学生心灵的陶冶和生命的成长，那么教师的教育生活就很容易变得单调而毫无生气，就会被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常规管理”、“知识传授”所桎梏。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就会降低，就会有厌教、弃教的念头。尤其是新课程改革的推行，更让一些教师因穷于“实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对所从事的工作渐渐失去信心和兴趣，从而产生职业倦怠。因此，新课改必须更加注重推广新课堂的“实操经验”，有些教师曾经这样建议，既然杜郎口、昌乐二中等一大批课改学校改得好，又有具体实际的操作经验，为什么不大胆推广?比如，课堂的基本流程需要什么样?或者干脆从基于“学”出发，提供几个“通识”性课堂模式;如何评课，好课有哪些共性，等等。

是到了推进一场彻底变革的时候了!

一方面，要努力促进教师的观念转变，重新界定、认识、塑造教师角色;另一方面，教育主管和科研部门，也应该转变教育培训的观念和方式，给予教师切实可行的“技术”操作方式、方法。再也不能重复“旧教育”的老经验、老套路，因此我们才有了聚焦当代中国“最大”培训的《国培：改变中国教师》。

其实要解决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恐怕最好的方式不是“逼迫”教师如何如何，而是唤醒和找到教师的内在发展需要，把教师这个职业定位在“发展者”上。当然，这个发展，不是以牺牲学生的发展为代价的，而应该是谋求一个“两全其美”的最佳策略——“发展学生、成就自己”，这样的教师才代表着教育的全新希望。

教育的希望在“新教师”!

时代呼唤“新教师”!

新教师族群的多少，决定着中国教育未来的希望。

新教师是什么样的?毋庸置疑，他首先必须是一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那么如何做，才能让学生喜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报有了《为什么，这样的教师不受欢迎》和《什么老师，最受学生喜欢》两篇报道。从“不受欢迎”到“最受喜欢”，我们试图为“新教师”勾勒图像。

照本宣科满堂灌、拖堂抢课抢时间、以分论人„„这些都是学生眼中“不受欢迎”的老师。如何才能成为学生欢迎的老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本报发起的调查中，尽管读者发来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有一些是共通的。诸如：有爱心，体贴学生，会倾听学生的心声，会鼓励赞美学生，不拖堂，不布置过多的作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一些传统教师，一些“另类”教师反而更容易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在于，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师的角色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本报《张卓玉：一场哥白尼式的教育革命是否可能》的访谈里，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认为，现在的教师，要更多地发挥其组织者、引导者、评价者、合作者的作用。所谓组织者的角色，是强调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所谓引导，旨在强调是引导而非替代，引导学生思考，而非直接告诉结论。看到学生回答错误就叫停、就纠正，是对学生思维的一种扼杀。所谓评价，首先是欣赏，然后是点拨。

时代发展至今，我们需要的是从教育教学中发现快乐、感受幸福的“新教师”，我们需要的是常常被学生感动着，被自己激励着的“新教师”，我们需要的是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新教师”。

正如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所说的：“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与帕尔默观点相似的还有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大伟，他提出，成为学生喜欢的教师、家长喜欢的教师、校长喜欢的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喜欢和满意的教师。就此，他给出了3个关键词：“尊重”，“责任”，“爱”。“因为尊重，我们和学生平等;因为尊重，我们接纳学生的处境和选择;因为尊重每一个学生，所以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因为责任，我们自律和敬畏;因为责任，我们担当和承受;因为责任，我们研究和成长„„因为爱，我们倾情和呵护;因为爱，我们关心和鼓励;因为爱，我们信任和良善„„”

教师是什么?只有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自己的价值和内涵，才会为学生的全面发展着想，才会培养出更多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新人，才能减轻自己和学生的负担，才能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新型师生关系，让自己和学生都得到快乐。所以，真正的好教师一定是作为一个发展者而存在的。作为教师，请千万不要忘记这8个字：发展学生、成就自己。

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哪里?他应该是一个点燃者、学习条件的提供者，或者一言以蔽之，教师就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兴趣是最好的教育》里，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的“兴趣教育”，可能会为教师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发。

学校

什么是好学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

但曾有这样一所“老学校”，它的存在似乎能给人一些启发，即教育家陶行知1939年在重庆近郊创办的育才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没有入学考试，没有升学考试，也不存在所谓的毕业问题。学校设立音乐、戏剧、绘画、社会、文学和社会等6个专业。陶行知亲自选聘了当时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诗人艾青、音乐家贺绿汀、历史学家翦伯赞、戏剧家章泯和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舞蹈家戴爱莲等。

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既重视普通教育，又注重给学生以特殊才能的教育，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学习，鼓励师生共同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活之园地、学术之气候和真善美之人格。

在今人看来，育才学校绝对称得上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根据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它(育才学校)不是培养小专家。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如是说。他的目标很明确，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但我们今天的学校，培养的是“人中人”吗?与陶行知的办学理念不同，一些学校走着一条恰恰相反的道路。

“祝贺学校今年中考平均分、优秀率的学生人数在县里名列第一”，“我校×××荣获××××竞赛一等奖，获得×××学校保送资格”，“我校今年又有××人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标语和口号，在每个暑期里都是高高飘扬在学校门口，提醒着路人该所学校的“优异”和“卓越”。

好学校是关注“小专家”、“人上人”的学校?好学校是培养更多优生，生产更多状元的学校?好学校是硬件最好、设施最完备、师资最强、升学率最高的重点校、实验校?

是不是时代变了，好学校的标准也变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由此，我们开始了调查和探究，于是本报有了《好学校是一方池塘》、《发现童年》等报道，我们试图回到教育原点，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案例来回答好学校是什么的问题。

在《好学校是一方池塘》这篇报道里，我们摒弃了以往“现实”的学校评价标准，用美国思想家梭罗在《种子的信仰》的一段话，给了好学校一个答案。

“如果你在地里挖一方池塘，很快就会有水鸟、两栖动物及各种鱼类，还有常见的水生植物，如百合等等。你一旦挖好池塘，自然就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尽管你也许没有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到那里的，自然看着它呢„„这样种子开始到来了。”

在这里，池塘是作为好学校的隐喻而出现的，学生可以是“水鸟”，可以是“两栖动物”，也可以是“植物”，不需要你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地的，种子开始到来了。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不独梭罗这样认为，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里也有类似的观点，“(我)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

无论是池塘里的水生植物，还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好学校”的价值，其实就体现在为学生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给他们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养料„„让他们快乐幸福地成长。

是的，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说“教育即自然生长”，这才是学校存在的本义，这才是学校存在的价值，这才是学校存在的目的。好学校不应该是培养考试机器和听话的奴仆的地方，而应该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人和现代公民的地方;学校不应该是“文明的监狱”，而应该是学习的乐园、创造的天堂。而很多人理想中的巴学园，从本质上说，又何尝不是一所崇尚自然教育、顺应孩子们自由天性的好学校呢?因此，本报建议学校应该回到办学的“最初”，从原点上思考，才有了这样的一篇报道——《教育：从身体出发》。

现实里，有多少学校符合这样的标准?

在本报《武钢三中：为未来而教》的报道里，湖北武钢三中校长周新华认为，“当前学校功能的发挥发生了极大的偏差”，“被过分强调的学校选拔功能使得学校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在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学生的人格遭到扭曲，极大地损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而武钢三中立足“为未来而教”，首先就要让学生明白，是为未来而学，为自己的未来，为祖国的未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决定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走向。

学校要不要去承载一些“宏大”的使命，又如何去接续伟大光荣的“传统”?

在《红色学校寻访》的报道中，大多数有着红色“血液”的师生们认为，教育需要重铸信仰、重铸灵魂!

“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这是陶行知的名言，在本报《学校的产品是什么》的报道里，山西省临汾市新立中学校长李延杰狠抓课堂，他说学校的产品是课堂，对课堂负责才是对学生负责，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一所让师生向往的地方。李延杰的名言是“课改很难，但改起来就不难”。办学，其实考验的是校长的行动力!

“一个让学生和老师都活得很累的学校，绝不是一个好学校，一个让学生和老师都觉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学校，也一定不是一所好学校。”在本报《雅行教育的六大追问》里，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校长王淑芳如是说。在她看来，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应让多数学生学得自主，学得愉快，学有收获，不断有体验成功的机会。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教育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学生和老师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自己的感情、思想和尊严的人，然后才是学生和老师，他只有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才能正常地学习或施教，才能做出其他的一切。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非正常的教育中，真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十分少见，大多数人只是智力的某个狭窄方面——机械记忆和逻辑运算能力获得了畸形发展，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越来越没有人性。

正如我们在报道中所说的，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方向错了，只能离目标越来越远。

欣喜的是，还是有一些学校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本报《发现童年》的报道里，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的生态教育记录，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教育景象：

西下池小学有19个文化景观。在这个只有七八亩大的袖珍学校里，有秋千、沙池，有“数阵”、“地棋”，有“和平鸽苑”、“吉祥兔屋”，有松树、柿树、樱桃树、梨树等28种树木、11种农作物，以及学生亲手为鸟儿搭建的“鸟巢”，可谓“一步一景，处处皆文化”。

西下池小学甚至专门辟出一块狭长的空地，每个季节都会种上不同的农作物，有麦子、谷子、玉米、花生、芝麻等。这些植物组成的生态园是孩子们的“露天教室”，他们每天都会去看望、观察和陪伴着这些不说话的生命，并精心照料它们。

这是一所追求孩子“自然生长”的学校，一所充满“爱与自由”的学校，一所充满诗意的“故事校园”。在这里，尊重与平等、规则与界限、倾听与接纳、自然与人文，实现了期待中的平衡。

这样的校园，才是学生最留恋的地方;这样的校园文化，才会滋润孩子的心灵。在西下池小学，“处处景点会说话，面面墙壁都育人”的观点深入人心，成为共识。相比之下，其他学校千篇一律的“团结进取，严肃活泼”的校训、班训，千校一面的名人画像、名人警句、标语口号，怎么会让学校“生动”起来，怎么会让学生喜欢起来?

学校必须为儿童的成长“创设”和“提供”条件。而学校文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为种子的发芽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文化，为学校立魂，你的学校，有“魂”吗?

课堂

今天，你会上课吗?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教师，肯定会遭遇“不解”乃至“嗤笑”。作为一位教师，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上好课，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新课程改革深入实施的今天，上课越来越考验着每一位教师的“功力”。

在《中国教师报》的读者论坛上，教了10多年书的马老师大倒苦水：“我无论怎样用功备课，怎样精讲细讲，怎样热心辅导，总有部分学生不买账。那些厌学者，要么在课上看课外书，玩游戏;要么心不在焉，无精打采;要么懒洋洋地敷衍塞责。任凭老师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就是无动于衷。我的课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就是传统课堂的问题，在本报《什么是真正的高效课堂》一文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平认为，高效课堂是相对于“低效”、“无效”以及“负效”的课堂教学而言的。高效课堂的“高效”体现三个指向，即“效果”、“效率”和“效益”的结合。“效果”指教学结果和预期教学目标的吻合度，反映课堂的“扎实”，不能偏离或有悖于教学目标;“效率”指取得的效果与投入时间、资源的关系，追求投入的消耗最低化和取得效果最优化，反映课堂的“充实”;“效益”是教学过程及结果的整体收益，反映课堂的“价值实现”，从整体上能实现学生的发展价值。高效课堂的产生是这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高效课堂正是在对传统课堂弊病的批判与矫正的基础上诞生的。事实上，不解决课堂效益的问题，正如本报调查发现，只能导致学生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作业还是“作孽”》就是一篇声讨传统课堂的檄文!可谁都知道，传统课堂有问题，非改不可。可如何改?或者说课改到底是在改什么?本报再一次带着问题走进杜郎口、聚焦杜郎口，《杜郎口，到底在改什么》，明确向读者们解答了这个一直困惑很多人的问题。作为高效课堂的策源地，杜郎口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课堂。其实，除了杜郎口，河北省兴隆县六道河中学——一所总理听过课的普通农村学校，也有《不一样的课堂》，“六道河”和“杜郎口”均属于相对偏僻的农村学校，他们共同的经验是首先把学生当成“人”，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习成为学生自己的事情;把“教室”变“学室”，把“教材”变“学材”，把“教案”变“学案”，把“教学目标”变“学习目标”，把“讲堂”变“学堂”，他们最大限度地把课堂还给学生，通过对话、合作、展示，让学生真正得到了解放，收获了成长。

“高效课堂关注的是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教师教了什么和教了多少。所以衡量课堂高效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获得的具体进步和发展。”吴刚平这样强调。

传统课堂基本是“教中心”，属于教师课堂;新课堂是“学中心”，属于学生课堂。传统课堂是围绕“教”建构的体系，新课堂是围绕“学”建构的体系!而从教到学的转变，不亚于一次大地震。

过去，不少教师尽管也一直强调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强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是在内心里，或者在课堂行为表现上，总是或有或无、若隐若现地表现出“越位”。课堂上补充补充，总结总结;课下，给不会的孩子“开小灶”;课间，再给大家补补课，出个问题考考大家„„与“越位”孪生的总是“缺位”，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习积极性、开发学生学习能力等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教师真正有效的引导还远远不够。

“你的课堂‘还权’了吗”，这是本报现代课堂周刊策划的一期选题。针对很多一线教师仍然对如何落实学生主体感到茫然的问题，山东省昌乐二中校长赵丰平给出了非常简单的4个字：开放课堂。“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我要说，给90后的孩子一个支点，他能把整个宇宙掀翻。90后孩子开放、自信、大胆，他们身上的这些普遍特质，是课堂主体落实最好的软资源。让学生学习自主，同时还要管理自主。把研究权和评价权都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教育创新的主体，促进学生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让学生快乐成长，全面协调发展。”

本报在《李镇西“突破”》的报道中，引用了特级教师李镇西的两节“研究课”，解读了用不同教学方式上课，达到不一样的学习效果的案例。

这两节课，一节是“不讲的课”，一节是“讲的课”;一节是“自主课”，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着导学案自主学习，一节是学生预习，朗读，教师逐字逐句讲解翻译。为了“检验”，次日的早读，李镇西突然袭击，组织前一天上过课的两班学生同时考试。结果，“不讲”的那个班，学生平均分86.24分，而“讲”的那个班，学生平均分是71.9分。

从对比中不难看出，“讲”的效益抵不上“不讲”。这样的一次测试结果证明，教师讲得再生动传神，都无法取代学生的自主学习。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良华说，“如果说有效地解决知识困惑是一堂好课的标志，那么，教师引领学生自主学习，就是一堂好课的最高境界或终极使命。帮助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但真正的帮助是让学生‘摆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附’。”

一堂好课的话题虽然复杂，但还是可以从“复杂”中找出一些“简单”的要素，比如好课是学生自学的课;好课是动静结合的课;好课是注重展示的课;好课是师生相长的课;好课是注重情感的课。

几乎教育领域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回到课堂上。不得不提的是，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杜郎口中学的成功引发了空前的课改“模式热”，越来越多的课堂模式应运而生。综观这些课堂模式，不难看出，课堂流程各有不同，思维主线却惊人—致：动态学习——情境交流——自由表达——智慧引领。课堂追求也殊途同归：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课堂模式提出了质疑，在本报的《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一文中，一些人对模式最大的质疑莫过于，模式会限制个性，阻碍艺术，妨碍创造。

那么，课堂到底需不需要模式呢?模式能解决课堂业已存在许久的症结吗?

对此，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余文森认为，教学有效性是追求的目标，模式是一种必要的措施。采取哪种模式是要服从和服务于教学有效性的，模式也是可变的，有效性才是我们的追求。

事实上，对于目前中国的教师来说，如果不遵循规律，随心所欲地去展示自己所谓的“教学艺术”，那么这种教学对学生来说就不是艺术，而是一场灾难。我们最缺的不是教学的艺术性，而是教学的科学性。而模式就承载着这样的科学性。

当然，模式与模式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模式只是一个框架，不应该规定所有的教学过程和教学细节，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风格。否则就是模式化。

所以，今天我们尤其要警惕模式化。当我们在倡导模式、强调方法与途径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模式背后承载的理念与文化。当我们在强调“少讲甚至不讲”的时候，请注意少讲定位于精讲，定位于点拨与引领。当我们在强调改革的时候，要警惕课堂教学改革一味“创新求异”的模式化，而是要回到“先学后教、少教多学、以学定教”的原点，捍卫常识„„

第二篇：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学生第一》读后感

看了李希贵校长的《学生第一》，掩卷之余，我在想，我们现在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无容置疑，北京十一中之所以成为人人羡慕向往的学校，除了它优越的条件，还在于它的教育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因材施教，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的储蓄。

当前人们对教育的企盼无非有两种，一是在高考中金榜题名，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二是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实现创业梦想。前者依靠知识的积淀，着眼于一时的荣耀；后者借助能力，着眼于长久的培养。

从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高考来看，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重视在不断加强，对学校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高考一结束，他们首先谈论的是哪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更高，师资力量更强，考虑着下一步该把孩子送到哪一所学校，却不去考察一下哪一所大学更能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等到大学毕业，孩子的工作就成了他们最头疼的事情。文凭很高，因能力缺失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我们说了多少遍，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却好少去身体力行。我们的教育多数是为了迎合家长们的心愿，宁愿背负着高分低能的压力，也要努力实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诺言，否则家长就不买账。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家长们渴望高分的愿望就很合理吗？我们的教育是否就要被家长牵

着鼻子走路？我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声望顺应了家长的心愿，家长买了学校的帐，可是未来的社会会买学生的帐吗？又有谁去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科知识没有错，学生必须接受基础学科的知识学习。可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学生的爱好、智慧、能力千差万别，适合接受知识的好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的是快乐，不适合知识学习的学生就头疼万分。于是我们就有了所谓的差生，于是就有了问题学生的出现。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兴趣因材施教，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发展的平台，而不是一味地让他们成为“书囊”，广大师生将会在教学中获得更多的解放和快乐。

知识和能力，犹如东风和西风，我们要的不是谁压倒谁，而是它们的齐头并进，最终形成一股和谐的春风，孕育万千桃李。而哪一所学校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学校教育将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坚信我们的外国语学校会成为这样一座人人向往的百花园。

第三篇：教师需要教育机智

教师需要教育机智

教育学生需要教育机智。教育机智就是教师在课堂上对突发情况迅速而正确地做出判断，随机应变地采取及时、恰当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机智是教师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修养的外在表现，是教师娴熟运用综合教育手段的能力。教师在上课之前都会进行备课，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备学法，包括课堂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应该考虑到。但无论教师备课多么详细，也难以避免课堂上出现一些突发事件，如果处理得当，或许可以将偶发事件转化为教育契机，但若处理不当，则不光影响教学进度，还有可能激化师生矛盾，将学生推向对立面。所以，处理突发事件，一定要沉着冷静，采取恰当的方式，及时地将问题解决在课堂上。

课堂上有时会遇到学生恶作剧，比如起哄，捉弄某个同学，甚至是捉弄老师等等。这时候是最考验教师处理偶发事件能力的了。遇到这类事情，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短时间内。充分认识和挖掘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善于引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阻力为动力，把偶发事件变成磨练学生品质，激发学生情趣，教育大多数学生的一次机会。有一次，我安排学生做课堂练习，然后在教室里来回巡视检查学生完成情况。突然身后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我转身一看，后面有几个男生在捂着嘴笑，见我转身就不

敢笑了。我正纳闷，旁边一个女生告诉我，刚才有人甩钢笔，把钢笔水甩到我裤子上了。我扭过头看，真的，浅色的裤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溜黑点。当时的心情真是，只能用愤怒来形容，只想着是谁干的，把他揪出来，好好的修理一顿。我转头盯着刚才那几个男生，他们全都头低低的，不敢看我。于是我快步走上讲台，准备给全班上一堂“政治教育课”。可就在我转身面对大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只是一次无心之过，再说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批评谁？我站在讲台上不说话，慢慢调整自己的情绪，这时同学们都静静地看着我，心想“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开口：“刚才有人在我的裤子上‘画’了一副‘墨画’，可能是觉得我的裤子太单调了吧。可是，他画的不好看，我不喜欢。现在我要洗掉它，谁来帮我想想办法？”同学们还没回过神来，都瞪大眼睛看着我。于是我转身让大家看我裤子上的污迹，接着说：“这是钢笔水弄上的。大家根据钢笔水的成分，帮我想一想，用什么东西可以洗掉它。”同学们确认我并没有发火之后，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说用洗洁精，有的说用酒精，还有的说用酸，用盐，用米汤，等等，还有同学说要用饭粒，这是她看书了解到的方法。我表扬了她关心生活常识的做法，并鼓励同学们回去做试验验证一下哪种方法最好。就这样，“暴风雨”消散了。但从那以后，我发现更多同学开始关心化学生活常识了，也常有学生问我这样那样的生活常识问题。我想，那次没有发火是对的。

教师在教学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这时我们还可以采用冷处理法，以静制动法，幽默带过法，等等。对有些事件的出现已经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完全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教师想让学生重新注意原定的教学内容十分困难。这时可以发掘事件中的积极因素，因势利导开展教育或教学活动，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篇：我们需要怎样的亲子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亲子教育？－罗博学

索引：他的手掌重重地落在年仅四岁的女儿脸上，小孩便一直哭闹。为了什么原因？聚餐中，孩子渴望多喝一点饮料，在座的都是长辈，气氛当然喧嚷。爸爸忍无可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以至于过后的责备，充斥着整个过程。

我知道这又是一次严重的家庭灾难。将此看作一种灾难，其实没有一点夸大其词。虽然他的意思是：为了管教孩子，同时为了挽回在人前的尊严，但是给她的心灵 一定会留下严重的创伤，她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只能在哭闹中，显示出心灵受伤的委屈。很长时间过去，她的小脸还是一片红晕，让人好生心疼。

我认为不应采取此类方式管教孩子有很多理由：

第一：这是早熟的一代。她们心灵的早熟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孩子在未成年时经历的一切，都会对她们的成长产生影响。无论她们遭遇的是来自家庭，还是来自 于学校。也许幼稚园老师一句鼓励的话，会成为孩子一生努力的标竿；来自家长一句失去理智的责备，会严重挫伤孩子的自信心，导致自卑与自闭心理。

第二：对待一个年仅四岁的女孩，采取这样暴力的做法显然不妥，无论家长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她们是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在餐桌或其它场所，任何人都不会刻 意指责孩子任性的举动。当然，管教是另当别论。合理的教育既非溺爱，也非暴力教育，而是充满智慧之爱的教育。有很多理由告诉我们，他的举动过于鲁莽失去理性了。当小孩开始感受到父爱的逐渐缺失，最危险的后果也许已经酝酿。爸爸意识到这一点，他并不是在体罚孩子，也并非实施家庭暴力，只是在忍无可忍的关头对孩子进行一次“巴掌教育”，他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又微笑着送给孩子许多糖果。她忘却了疼痛，逐渐欢乐起来。

很多孩子在成年之后，往往会出现许多心理问题，心理问题的“变质”引发出偏激而危险的行为导向，如清华学子刘海洋泼熊事件，马加爵杀人事件等等。追根究 底，这些问题其实早在他们童年，乃至于青少年时期就被深深埋藏下来。目今出现太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正确而智慧的教育，有不可 分的联系。每当我看到那些在铁窗内的年轻生命，便想到了许多。

我发现为什么在中国，家长和孩子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我们几乎不可能有成为朋友的可能。中国式的教育中，孩子眼中的父母是独裁式的家长，他们没有温暖的情 怀，没有慈善的理念，也没有非常人性化的教育。他们所期望的子女是言听计从，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代表独一的真理，人世间的所有真理都被大人掌握，以至于父母 自身便是上帝，孩子只能无条件地听从他们，从此失去了自主意识，不具备思想自由的权利，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当某异性朋友中学时与男友离家，数月未 归，其父母颇带有“独裁式管制教育”的色彩，其家庭教育的失败影射出中国式亲子教育不被真理引导而产生的一系列根源性问题。对于中国式缺乏真理的亲子教 育，巴金在《家》里完成了一次宏观的集体性反思。觉慧、觉民、觉新都取“觉悟、自省”之义，他们渴望个体的自由与新世界、新理想，而作为家族真理代表的高 老爷在氏族社会中拥有愚昧而强大的主导力量，由此导致家庭的冲突，以及社会的冲突，最终酿造时代悲剧。家庭是培育孩子健全人格与完整思想体系的第一学府及 第一社会，倘若一个家庭中没有真理、自由、平等、博爱，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带来的心灵创伤则十分巨大。

对比西方民主社会的亲子教育，以圣经为终极真理的思想观念深深维系着父母与子女之间平等、互敬、互谅、互爱的亲情纽带，“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 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新 约圣经·以弗所书）。圣经作为千千万万个西方民主家庭的必备经典，是一个家庭和谐、美满、喜乐、自由的根基，他们共同站立在上帝的真理面前，除此之外，没 有绝对完美的个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新约圣经·提 摩太后书）。耶稣史无前例的宣称祂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宏观的生命形态已然囊括了真理的各样范畴；在耶稣的国度，为人之父学会谅解、自省、付出、与宽 恕；为人之子也必然懂得谅解、自省、付出、与宽恕。如此，便成功塑造一种健全而美满的亲子教育，上帝的真理维系着彼此之间的情感交融。

《活在美国》的作者，作家兼传道人的范学德老师数月前电话中与我聊到他与孩子之间如伙伴、如兄弟的情感交流，我是由衷的羡慕和祝福。

祈祷耶稣的真理与生命，在目今所及的当下，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走向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将绽开一朵自由、光明、且满含笑意的花蕾。

《在上帝的爱中肯定自己》

梦凡今年读初二，临近开学，容易陷入焦虑和紧张状态，甚至意欲辍学。我一直关注未成年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在未成年时期的心理发育，对其今后的人生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与梦凡交流，能够感受到她的自卑感，她的自卑直接来源于“分数未上线”、在学校不被认可的片面误导。我相信在中国目前并不完善的应试教育的 体制下，很多学生都会被动式陷入类似的心理困境。

应试教育根植于功利心态：考试和分数成为衡量一个学生潜在价值的唯一标准，由此导致成人世界片面而扭曲的价值观：金钱是衡量一个人潜在价值的唯一标准，因而使社会脱序，商业贸易等各领域都缺乏最基本的诚信，以致悲剧泛滥。应试教育完全以分数论成败，以考试断英雄，素质教育的本质仍然属于应试教育。人们将 “素质”片面理解为“考试素质”，却忽略了其余层面更重要的基本素质，如：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以及人格素质。忽略这些，便酿造了马加爵、刘海 洋的悲剧事件，也出现了中国政法学子的弑师案。中高考因一分之差，断送了无数学子的人生理想，令多少贫寒的家庭陷入困境。至于孩子作为一个鲜活生命所急需 的人格培养、以及自身的人性闪光点，却被严重忽略。比如梦凡，她的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对弱势群体的深切怜悯，与同龄女生相比，表现出相当的成熟，读初

一 时，被选为班长，其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肯定，初二时因为成绩功课的“暂时性漏洞”，让她产生心理自卑感，其亲情关系、师生关系、心理健康，或多或少受 到影响。

凡是心理自卑的人，心灵处于非自由状态，被外界事物奴役，因此无法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并最终超越自己。对于梦凡，急需的并非采取恶补以提高 她的学习成绩，而是帮助她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并建立信心，应该尝试以基督信仰的普世伦理让她从

“酱缸文化”中得到解放，开拓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刘墉在《肯定自己》的教育读本中写道：“每个人应当从小就看重自己，在别人肯定你之前，你先得肯定自己。”类似的自我肯定在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中，往往导致盲目的心理自大，因为在肯定之前，缺乏自我认知。为了纾解梦凡的心理阴影，我与她分享了上帝与人的关系。

第一：任何生命，都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你的生命源自上帝，你无须再因“进化论”的诱导而逐渐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生命失去热爱。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 光线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整个世界。你是世界的一部分。你的生命本身是上帝爱的一部分，你不是为了考试而存在，也不是为了其它事物而存在，你是因为上帝而 存在，你的生命因爱而有，你是为爱存在。你的生命本身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被任何事物局限或贬低。《独立宣言》最新译文中，人并非“生而平等”，任何生 命降临，势必因为家庭环境、经济条件、外貌长相的不同而本质不可能平等，但因为“受造而平等”，上帝赋予一切生命以追求幸福、自由、光明的权利，上帝以超 越人类之爱的爱，爱着每一个人。也许你并不美丽、聪明、和富有、或生理有一点点的残缺，但都无法阻碍上帝对你的爱：“上帝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你从 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诗139）”上帝对你的爱包括你的不可爱，你的失败、软弱、痛苦、和忧愁，他仍然无条件的爱着你。因为上帝是爱，你是他眼里杰出的创 造，他创造你的那一刻，运用了最卓越的智慧和心血。你必须明确一项重大事实：在你没有肯定自己之前，或者，当人们否定你的时候，上帝已经肯定并完全接纳了 你。你的存在本身即是宇宙间恢宏而壮烈的神迹。

第二：你必须在地球上给自己一个定位。你虽不完美，然而上帝赋予每一个生命不同的潜力与恩赐，你无须因为成绩的滑落而自卑。功课方面，寻求上帝赐你智 慧，尽你所能，但尽量保持快乐、友爱、完整的心灵。当你具备完整的心灵，你会在上帝的带领中发现自我，与室友和睦相处，日渐学习处世为人的基本智慧，这是 你日后的最大保障。永远记住：即使遭人唾弃的乞儿，上帝同样赋予他们尊严。任何人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使命。上帝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成就”：诸如苦难中感 恩，孤独中自省，和绝望中守望。他希望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站立在心灵的地平线上，前方将是荣耀的曙光。

第三：希望你在《阿甘正传》与《给我三天光明》中获得启迪。你会看见：上帝如何在一个残缺的生命身上，彰显他毫无保留的爱与智慧。除此之外，你仍然需要 感恩。你的物质生活已相当富足，获得喜悦和信心的最佳方式，是将所拥有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一位乞儿，并为他的生命祈祷

第五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模式

据解放日报：人们的许多行动反映了非常明显的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而教育在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和正义的思想，从而加速社会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的行程中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张扬个人自由，而且更加需要通过发展教育来加速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大致涉及到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教育的功能；第二，关于教育的分工；第三，关于教育的投入或经费的来源。关于教育的功能总结一下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大致具有以下这些功能：第一，帮助社会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观；第二，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第三，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人类是坚定的自利者，人们永远会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来行使他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权利和自由，以至于对于理性社会进步和公共行动的预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利当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动机，没有它，我们许多的社会经济活动就会失去动力。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看到，人们的许多行动反映了非常明显的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而教育在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和正义的思想，从而加速社会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的行程中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张扬个人自由，而且更加需要通过发展教育来加速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教育的第二个非常基本的功能就是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人们经常把贫困与低收入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没有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只是贫困的表现，并不是贫困的原因，贫困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人们可行能力过于低下，而造成人们可行能力过于低下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以下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是受教育水平过低；二是健康不良；三是由于受到过多的管制而导致行动不自由。由此可见，反贫困的成功措施不可能是收入再分配或者如同目前中国大量采取的扶贫政策，反贫困的正确策略首先应当是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所以，更好的教育与健康、以及更加自由的进入市场的权利，是解决贫困的基本方法。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供给数量、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的质量的功能就只有教育才能承担。简单地讲，人力资本就是可以在生产中作为“资本”来运用的人类素质，而人力资本的增长通常表现为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效率的提高，这不仅可以增加拥有人力资本的当事人的收入，而且也可以增加整个经济体的财富。从教育的上述三个最基本的功能来看，教育对社会与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是任何其他部门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教育绝对是战略性的部门，而且还属于制高点部门，因而也就是一个必须由政府大量参与的部门。关于教育的分工由于教育同时承担着多项功能，因此，它就需要教育系统的内部分工来完成以上这些既有联系、但是又有区别的功能。一般说来，普通教育是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的，而专业技术教育则是提高人们的人力资本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教育分工，与此相反，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几乎都走上了应试教育的歧路，结果，教育没有能够有效地实现它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和增加个人与社会人力资本的功能，反倒成了一种淘汰机制，把那些所谓“没有能力”（包括金钱能力）的、不是“好学上进”的青少年排除在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之外。教育的功能正在变异为识别人们的身份而不是教育本身，一部分中小学校老师正在变异为私塾先生而不是崇高的教育者。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当极其惭愧才对，因为我们今天对教育和对人的能力差别的认识甚至还不如生活在200多年以前的亚当·斯密。斯密对教育和学习的力量具有特别强的信念，在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关于“天生的”与“后天培养的”作用的争论中，斯密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后天培养”论者，他的这种坚强的信念来之于他对人类能力可以改善的坚定信心。斯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生才能上的差别，在现实中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小得多。例如，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普通的街头看门人，其间的差别更多来自习性、惯例和教育，而不是天生。当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在生命最初的六到八年，他们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父母和游戏伙伴都不会意识到有任何显著的区别。从斯密所竭力主张的“后天培养”论中我们应当得到怎样的启示呢？那就是重新确立教育部门改善人的能力的功能，并且通过教育体系内部的合理分工来使教育原本具有的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和增加个人与社会人力资本的功能得到张扬。具体地讲，就是由高等以下的普通教育部门为主来承担弘扬社会价值和提高人们可行能力的功能，而由中等以上的技术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为主来承担增加个人与社会的人力资本的功能。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

与配置方法由于教育承担的功能是社会性的，再加上教育所存在的巨大的溢出效应，即教育所产生的收益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所得，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因为教育的发展而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可以包括：更好的公民、更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效率的劳动者以及更加理性的社会。因此，教育不仅是受教育者个人的事，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事。这意味着教育的费用不仅应当由受教育

者个人来承担，而且也应当同时由政府来承担。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力竞争更是要求政府把教育部门确定为首要的战略发展部门，通过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放松政府对教育部门的管制、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政策，从民间和国际社会获取更多的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当然，在做这样的改革时，我们必须制定若干原则，以防止民间和国际资金进入中国的教育部门时，对教育系统的社会功能造成冲击。首先，不管是民间资金，还是国际资金都不准进入九年制义务教育部门，以防义务教育蜕变为有偿教育；第二，进行必要的资质评估，以便让更多的教育家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而不是让投资者进入教育部门来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第三，政府只对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干预，而不对学校的管理进行干预。至于教育经费的配置，则可按照以下的原则来操作：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对重要的国立大学予以必要的支持；鼓励民间投资和国际资金投向增加人力资本的专业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和无偿的，但是受教育者在接受专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时，则应当适当付费，即这后两种教育应当是有偿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第一，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确保全体国民的可行能力和统一的社会价值观；第二，有偿的专业技术教育、特别是有偿的高等教育可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从根本上打破应试教育的瓶颈，让中国的教育最终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