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范文模版）

第一篇：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范文模版）

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14日 08:5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忠杰

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话题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话语体系又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着有时激进、有时渐进的变化。它既深深扎根在中国本土的深厚土壤，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又带上了苏俄文化的浓厚风格；既接受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不断在时代的熏陶中与时俱进。

这种话语体系，是中国社会实际生活、历史进程、价值观念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它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除了纯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外，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统领的意识形态方面，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非常独特的系统。它既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衔接，又在很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今天，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体系。所以，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内容来说，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辉煌，也指引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研究解决自身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同时，还要解决内外两个问题。一个是进一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认同问题，一个是解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如何被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并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问题。前者关系到能否团结13亿人民继续共同奋斗的问题，后者关系到能否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体现在实践上，但同时也表现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上。实践是本质、是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是形式。但两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话语体系不可能决定实质内容，但它是实质内容的反映，也是实质内容是否广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得到普遍赞同的晴雨表、温度计。

应该肯定，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话语体系也面临着很多这样那样的挑战和考验。因此，除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外，把话语体系这样的问题提炼出来，专门研究和探讨一下这种话语体系的传播、普及、接受、认同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我们的话语体系要进一步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进一步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需要注意进一步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这“三化”问题。

第一，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因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思想在进步，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要进步。这种进步的实质，就是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社会实践更加科学了，思想观念更加科学了，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就要更加科学。

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话语，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红卫兵、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这些独特的话语，曾经在当时火红一时。但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不科学的，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体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话语体系上。比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物质利益、资本、雇工……这些曾经被打入另册的话语，堂堂正正进入了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创造出了大量新的鲜活的话语。如，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步走”战略、西部大开发、“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这样的表述语言，概而言之，就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到了今天，无疑，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其科学化水平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时代在继续进步，所以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继续不断提高这样的话语体系科学化水平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不断提高改革的科学化水平，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正因为这种实践都处在进一步科学化的过程当中，它们在现有成就、做法的基础之上，都还要进一步精雕细刻、丰富完善，所以，相应地，表现在话语体系里，也就要同时提高其话语表现形式的科学化水平。

这种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我认为应该做到：话语内容科学化，话语形式科学化，具体话语科学化，话语结构科学化等等。

近年来，我们大力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在，又进一步提出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如何提炼？从科学化角度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把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但又有差别。核心价值，是价值观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一般用几个语词来概括；核心价值观，是由核心价值引发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判断、命题，它表达的是一种陈述、一种观点，形式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语句；进而，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系列成套的理论主张、观点的综合，是内容非常丰富、结构比较规整、联系比较紧密的理论体系。三个概念，依次递进，逐步扩大。我们所要提炼的，实际上不可能是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我们现有的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不可能再从这个体系中提炼出什么新的体系来。当然，我们所要提炼的，至少暂时也不可能是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是很多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语言陈述。尽管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很多重要陈述，但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可以归入“核心”之列，一时很难罗列或区分清楚。提炼这样的很多语句，大概也不是提出提炼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任务的初衷。实际上，现在大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若干语词上，而这种语词，恰恰不是核心价值“观”，而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并且能够提炼的，既不是核心价值体系，也不是核心价值观，而只能是核心价值。如果概念没有搞清楚，就会文不对题，提炼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话语体系的科学化问题上，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见很多复杂的语言现象。很多人在网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主张，发表了很多很重要的见解。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低俗的语言。尤其是骂人现象。凡是有不同意见就骂。使用的语言污秽不堪，一大堆的脏话。还喜欢扣帽子，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有时候其低俗和野蛮的程度，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这种语言现象，是科学和文明的吗？是符合和体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吗？看到这种低俗语言流行，我们非常痛心。中华民族的文明应该表现在各个方面，最低程度要表现在语言的文明上。网络是沟通交流的现代平台，也是每一个人乃至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反映。低俗的语言，损害的不仅是使用者的心智，更是中华民族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网络文明、网络科学，而且在我看来，首先要从不说脏话、不骂人开始。谁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讲道理，而不能骂人。要尽快在网络上消除一切骂人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在话语体系方面需要科学化的地方。

第二，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出话语体系大众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语言是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创造的。但是，这只是从根本上、从最终源泉上来说。事实上，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远远比这丰富和复杂得多。比如，中国古代极为浩瀚丰富的诗词，来自哪里？这就远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了。

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根本上来自于实践和群众，但作为国家政权组织者领导者的党和政府，对这种语言也做了大量提炼、加工、改造、制作的工作。有的，原本就来自于群众；有的，进行了筛选和提炼；有的，就是党和政府直接创造的。

这种经过加工的话语体系，表达上更加准确，内容上更加科学，形式上更加规范，逻辑上更加严谨，因而，是一种更加正式、正规的语言。

但是，这样的话语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里、文件上、报告中，是难以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因此，所有这种话语，都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流传，对社会实践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次再加工、再制作的过程。这就是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化，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也要大众化。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话语体系的大众化呢？这种大众化包含些什么内容、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大都由一系列严谨规范的书面语言构成。在书面上、文件上，多一个字、少一个词都不行。如果少了或多了，就可能产生误解，在流传中就有可能产生种种偏向。所以，成型的主流话语当然应该以书面语言为基础和范本，保持它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更习惯于接受和传播的，恰恰又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比较，口语更亲切、更鲜活、更能打动人心，也更能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固然要尊重书面语言，但是，为了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并使之广泛传播，一定要善于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日常口语。用口语来转述书面语言，用口语来传播书面道理。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创造了很多丰富生动的口头语言，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等，都可以说非常生动、非常鲜明，易记、易懂、易传，富有生命力。

第二，要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官方语言，经过加工提炼，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形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规范、严谨和精准的。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官方语言来自于群众语言。经过提炼以后，更加科学，有的还更加生动，再转化为群众语言，不仅能指导实践，而且还很受群众欢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这两种语言之间有时也会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人不相信、不认同官方语言。有的甚至嘲笑和抵制官方语言。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此，必须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缩小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办法可以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是要抓住一个“理”字，用“理”字做桥梁，加强两种语言的对接、沟通和交融。中国人历来强调“讲理”。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讲得让老百姓接受了，相互之间就衔接了。当然，老百姓也要讲理、认理、信理。小道理要讲，大道理也不能排斥。有时候小道理也要服从大道理。大家都统一到“理”上，两种语言就交融了。除了讲明道理，话语形式也要适当转换。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方话语和书面话语，老百姓平时是不会这么说的，甚至老百姓对这句话都听不懂。这就要做转化工作。

第三，要正确处理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是规范的、精准的。但是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必然造成话语的多元化。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铺垫了话语多元化的社会基础，而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则为话语多元化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因而，当今社会，除了主流话语外，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亚话语、俗话语、逆话语、反话语，甚至恶话语。因此，如何处理好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引导其他多元话语向健康话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社会，冀图在话语体系上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越是有活力的社会，话语多元化就可能越为突出。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主流话语，也都要发挥主流话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不能任由多元话语朝畸形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特别是要对各种非主流话语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有的放矢做好规范化工作。坚持主流，引导大众；鼓励创新，消除低俗；善待差异，加强规范；建设文明，推动进步。

第四，要正确处理传统语言与时尚语言的关系。话语体系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必然会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形成比较基础的、规范的话语体系。但是，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实际生活中就会不断出现各种时尚的语言。特别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微博、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各种时尚化的语言大量涌现，甚至到了目不暇接、日日翻新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语言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在网上交流方便、快捷，有心人便罔顾语言规范，随意加以简化、指代，生造出了很多不规范的时尚语言。这种语言，有的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有的，却可能在某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和认可。习惯成自然，不承认也不行了。这种时尚语言，还常常与多元话语、群众语言、口头语言结合在一起，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好。因此，不仅向传统话语，也向官方话语、主流话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既要善于使用传统语言，又要对时尚语言加以引导；既要保持话语体系的纯洁性、规范性，又要注意向时尚语言学习，促进主流话语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的语言文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比如说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天然地形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更由于实际生活、文化观念和历史进程的差异，中国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话语体系。

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大幅度提高。面对中国的发展，国际社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种摩擦不时发生，各种关系有待调节。中国需要以新的态势、新的战略和新的方式在世界上展开博弈，同时，也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将良好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这些年来，我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与外国的政要、智库等进行交流。深感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震惊，迫切希望知道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因而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其中有些人对中国的制度和政策颇为不解，对中国的未来抱持怀疑态度。对此，我们就要通过坦率的交流，把事情的真相、成功的原因、未来的前景等等告诉他们。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客人则一般都希望向中国学习，想了解中国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此，我们就要有的放矢地介绍中国的实际状况和有关体会和经验，供他们研究参考。

在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水平，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转换，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从而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使中国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传播，使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亲和。

提高中国话语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整个世界，文明类型多元化，充满着个性和特殊性。但是，在所有的个性和特殊性当中，又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和普遍性。因此，在国际性的交流中，就要善于以双方认可的共性为基础，将独有的中国话语转化为具有一定共性的通用语言，来阐述双方关心的一个个特殊的事实，在交流中加深理解，扩大共识，增进友谊，推进合作。

据此，在交流的方式上，就要注意研究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爱好，贴近外国人的实际，改进双方沟通的渠道，转换对外讲述的语言，拉近相互认知的距离。比如说，对外交流的时候，除了比较正式的场合，一般不要念稿子。一念稿子，照本宣科，给人的感觉就比较生硬了。要善于把坚定的原则包裹上柔和的语言。在基本立场、方针政策问题上坚定不移，但使用的语言要柔和、亲切，给人以坦诚、友善的感觉，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在演说、讲解、交流的时候，不能尽说一些干巴巴的文件语言，要尽可能口语化、生活化，因地制宜结合当时场景加以发挥阐释，增加交流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幽默感。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大道理，但是外国人更喜欢听故事。所以，在交流中，要善于讲故事、讲事例、讲实际，娓娓道来，自然得体。用故事来让他们体会、感悟、理解。对他们关心和提出的问题，不要回避。要敢于直面应对，理直气壮地作出我们科学、准确的回答。这类方式方法，还有很多，都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中需要注意的。通过不断改进，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水平就能不断提高，对外交流的效果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什么是“公共服务”

章建刚

精彩宣讲词

何谓“公共服务”？可以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买私家车，但走的路不是私家的，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车专门去修路。所以，路通常被叫公路，其实就是说道路是一个公共用品。那么，现在一些城市交通拥堵，就说明一个问题：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之间不匹配，公共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私人用品不断增加，最后产生矛盾。第二个例子就是球赛。比赛不仅有双方球员，还要有裁判。裁判是第三方，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的球员那边，否则另一方就必输无疑，体育赛事本身也没有办法得到发展。裁判要求秉公执法，他所做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

这两个例子说明，公共服务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提供公共用品来满足公共需求，第二个就是要提供公共政策，对市场实行监管，在不同的私人之间维持一个公正，这就是公共服务两层最基本的含义。

第二篇：大众化、国际化、科学化当代体育事业的重要特征

大众化、国际化、科学化当代体育事业的重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经济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再发展的 历史过程，到本世纪6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已经跨入了信息时代，多数不发 达国家也开始在竞争中崛起，并朝着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前进。当代科学 技术开始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以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 工程、海洋工程、航天工程等群体技术的生产和发展为基础，以电子计算机 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这一发展趋势正影响着人类社会的 各个方面，亦十分明显地波及到了体育领域。促使体育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推动着人类的体育运动实践迅速向前发展。尤为重要的 是在这同一时期，人类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体系——体育科学开始形成，并有 了长足进步。一198 支多学科的体育科研队 伍日益壮大，相应的体育科研机构在世界各国应运而生，体育领域内的许多 尚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在五十年代，人们对体育与运动的 区别的广泛探讨，加深了人们对体育与运动本质的认识，促使许多国家对二 者在管理上有了明确分工。70 年代有学者提出应根据其目的、任务的不同，将体育划分为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三个部分进行专门探讨和研 究。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的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体育运动实 践和体育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使人类体育步入了当代发展的新阶段。

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当代社会，体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1）大众化。

体育是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日新月异的当 代科学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较短的时间创造巨大的财 富。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人们必然要求有更多更高的精神、文化 生活，包括体育娱乐活动等。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为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准 备了优越的物质条件。有的国家在法律上规定，凡建造居民住宅区必须有一 定的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企业也增设体育设施，鼓励职工进行体育锻炼。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中的电气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体力活动越来越 少，其结果出现了当代社会的“文明病”，如心血管系统疾病、肥胖症等。在某些生产部门，由于劳动分工愈来愈细，某些工种的劳动极度紧张，形成 身体局部的过度负担和疲劳，出现各种“职业病”。对这类疾病最积极的防 治办法就是体育锻炼。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体育的普及 199 程度也就相应地越高。以巴西为例，巴西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并经常参加一些洲际和世界性 国际比赛，许多体育项目的水平不断提高。比较普及的项目有足球、篮球、排球、田径、帆船、冲浪、游泳等，其中尤以足、篮、排3大球最为普及，并且水平较高。巴西人酷爱足球，每当有足球比赛，特别是有重大的足球比 赛时，人们就象过节日那样，热闹非凡。足球在巴西被称为“国球”。巴西 的足球运动历史悠久，水平很高，在世界足坛上素负盛誉。自1930年以来的 11届世界杯足球赛中，巴西队曾3次获得冠军（1958、1962、1970年），足 球比赛中著名的“4—2—4”阵型就是巴西队在准备1958年世界足球锦标赛 时期创造的。在巴西，人们把从事足球运动视为一种荣誉，少年儿童从7、8 岁就开始踢球。几千个足球俱乐部遍及全国各地，除具有名望的“桑托斯”、“弗拉明各”、“瓜拉尼”等职业足球队外，许多街道、里弄都有自己的业 余代表队。被誉为“球王”的巴西著名中锋贝利就是从包鲁市的一个街道足 球队里成长起来的。巴西的篮球水平也很高，1959年、1963年曾获世界男篮 冠军。1980年在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上，男篮获得了第5名。排球也是 巴西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体育运动，除正规设施之外，在里约热内卢的 海滩上，排球网到处都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打球。在1980年莫斯 科奥运会上，巴西男、女排分别获第5名和第7名。

同时，巴西的体育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据统计，巴西拥有各类体育场、馆4000多个。这些众多的、先进的体育设施，为群众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提供 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巴西几十年来有条件举办一些重大的国际比赛。如 1922年的第1届南美洲运动会，1963年第4届泛美运动会等。在所有体育设 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巴西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足球场。巴西全国拥有300多 个足球场，其中可容观众4.5万以上的有27个，可容10万人以上的有5个。这些体育场共能容纳观众500多万人。世界上最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就建 立在巴西的第2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这座椭圆形建筑高32米，周长940米，正式座位155000个，其中主席台200个座位，荣誉席87个，加上临时增席 可供20多万人观看比赛，场内设备齐全。仅1970年就在这里举行了214场 足球比赛。著名球王贝利常在此踢球，他的第1000个球就是在这里踢进的。

学校体育被视为体育事业的基础。学校体育使青少年身体完美、身心健 康发展，学习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和知识，养成一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学校体育也是发现、培养和输送竞技人才的基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 高了体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如增加体育课时等。在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中小学体育课一般每周为3学时，有的达5学时。有的国家不仅规定体育为 必修课，而且还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升学或毕业。日本在1961年制定的《振 兴体育法》，主要内容是加强学校体育，从增强青少年的体质着手以提高国 民的健康水平，实施以来卓有成效。在美国，中学体育被视为培养奥运会选 手和职业选手的初级阶段。前民主德国规定学校体育教师的任务是增强学生 的体质和发现运动人才。中国从 1949 年以来，把学校体育当作增强人民体 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战略任务来对待。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重视发 展学校体育。

作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美国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在美国中等学校中，校际 比赛非常频繁。各校组成代表队，进行各种比赛已成为一种制度。以 1976 年为例：中学进行的篮球比赛已超过50万场；田径、足球、棒球、垒球比赛 达25万人次；游泳与跳水比赛共7万人次。中学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组织各类 比赛的规模，使之有可能选拔和训练出高水平的运动员。美国的高等院校也 重视体育活动，并具备培养训练高水平运动的一切必要条件，使他们能代表 美国在国际奥运会上进行比赛。

美国学校的体育设施多，而且技术先进。据不完全统计，管理全国中学 生体育运动的全国中学体育联合会拥有2万多个体育场，1.7万多个田径综 合设施，4000多个游泳池。管理全国大学体育活动的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拥有 2500多个室内篮球场，近千座体育馆，600多个田径综合设施，600多个游 泳池。各职业队、俱乐部队，都有自己的体育设施。

（2）国际化

竞技运动向国际化和高水平方向发展。国际体育竞赛吸引着千千万万的 群众，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受到了各国的重视。竞技运动越来越具 有国际规模。随着竞技项目的不断增加，参加的国家、地区和人数也越来越 多，从而促进了运动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从1896年开始的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1届只有9个项目，13个国 家和地区的28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到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增加到25 个项目，12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28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由最初的12个，发展到现在的149个。1924 年开始的冬季奥运会，第1届只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到 1972年的第11届，发展到3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除奥运会外，还 有各大洲的综合运动会，世界大学生、中学生运动会和各个项目的世界锦标 赛或世界杯赛，以及名目繁多的大奖赛、邀请赛等。每年举行的国际的、洲 际的、地区的运动竞赛有几千次，几乎每天都有令人瞩目的具有国际影响的 体育竞赛。

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体能的发展，国际体育竞赛的频繁举行，世界运 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每1分、1秒、1公斤、1厘米的提高，都包含着众多 运动会、教练员的艰苦努力。有不少项目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间，才出现 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项目提高到了必须改变计算方 法才能计算出新的成绩的这样一种程度。田径、游泳、竞技体操和球类等各 项运动成绩的不断提高，说明人类的体质、体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运 动竞赛的争夺也愈来愈激烈，要取得优胜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世界各国一般都注意建造现代化运动竞赛的设施。可容20万观众的巴西 马拉卡纳体育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都有能容10万观众的现代化体育场。精彩、紧张的运动竞赛吸引着千千万 万的观赏者，象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重大比赛，通过卫星转播，有几千 万电视观众，有的甚至达到10多亿人。观赏体育竞技已成为最广泛的群众文 化生活的内容。

对于竞技运动与训练，在国际体育界特别是运动医学界中，存在着一些 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运动员要达到世界尖端水平的成绩，进行一般人所难 以忍受的高强度的训练，不仅不能增进健康，而且有损人体的健康；在儿童 时代开始进行高难度的身体、技能训练，也认为是有碍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还有人反对举行象奥运会那样的国际体育比赛。科学的训练问题是一个极为 重大的课题，运动竞技发展到现阶段，没有大运动量的训练和“超人”的高 难度的训练，要攀登世界运动技术的高峰，是不可能的。一些项目，出成绩 的年龄越来越小，需要从儿童、少年时期就开始进行训练。大运动量、高难 度训练和儿童早期训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必须注意训练的 科学性。世界上大量的优秀运动员的实践证明，科学的训练，发挥人体的潜 在能力，并不影响人体的健康发展。竞技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发掘和 发展人体的潜在能力的方法。

（3）科学化

当代体育科学蓬勃发展。体育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是20世纪初期就 开始了的。但是，探讨它的科学体系，是近些年来的事。体育科学有着广泛 的研究范围，它不仅研究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发展，研究发掘人的潜在能力，还研究它所涉及的广泛的社会问题。体育科学涉及哲学和史学、经济学、社 会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也涉及医学、心理学、生物化学、生物力学等自 然科学。在与各有关学科的结合和应用的基础上，产生了体育科学这一新兴 的学科。

随着人类对体育的需求，运动竞赛的日趋激烈，以及运动技术的高、难、复杂化，促使许多国家把体育科学研究同民族体质的发展，同体育运动实践 紧密结合，致力于解决体育运动中许多急待应用和开发的课题，并成立了许 多相应的体育科研机构。例如，前苏联的体育科研机构中，不仅有各学科研 究室，还有跨学科的研究室；美国除了包含多学科的全国性科研协调机构— —美国运动医学会外，还建立了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并拥有一批高水平科学 家和现代化设备条件，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前联邦德国体育科研所，仅应用学科研究部就包括了运动医学、人体运动学、训练学、体育社会学等 7 个学科研究室；法国国立体育运动学院实行教学、训练、科研结合体制，设置有人体测量学、生物力学、体育史、体育哲学等近10个学科研究室，以 及按课题需要的多学科联合研究组。美国、前苏联、前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家的运动训练中心，同时又是体育科学研究中心，在科学选材、科 学训练、运动营养、运动疲劳消除等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此同 时，体育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也成为国际体育科研中引人注目的新领域。如电子计算机、激光、无线电遥控遥测、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的应 用等等，以及测力、测速仪器系列化；心电、肌电遥测系列化；人体测量仪 器系列化；携带测试仪器的微型、精密化。这些都为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 科研工作者认识和掌握各项运动技术的规律，改进提高运动技术，进行训练 的最佳化模拟，提供了良好的充分的条件。近年来，国际运动医学界在研究 通过体育锻炼防治人类生命的两大威胁——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方面取得 了可喜的进展。在中国，气功疗法和其他古老的体育疗法对防治某些慢性疾 病，包括肿瘤的防治，也有一定的效果。中国和一些国家的气功研究者已经 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提出气功属于“信息疗法”、“生物回授疗法”等论 断。美国军医K.库珀，创办了一个研究所，提出一种12分钟跑的测验方法，测定不同人的适宜的运动量。这种方法称为有氧锻炼，已用来训练美国空军 人员和宇航员，也运用于一般中老年人的跑步活动。近年来，新生婴儿的游 泳已在逐渐开展，科学证明了它对幼儿发育的益处；残废者的体育锻炼活动，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他们心理的康复。

体育科学研究的重点及其重要成果，主要还在竞技运动方面。各国往往 以奥运会的周期来制订体育科研计划。选材、多年系统训练、高水平训练以 及参加竞赛的全部过程，都与科学研究密切结合。世界上优秀运动员能创造 出高水平的成绩，总是同教练员、医生、心理学研究人员共同配合工作的结 果。美国、前苏联等目前在竞技运动上占优势的国家，都设有国家队的训练 基地，这种基地往往也是体育科研中心。法国等国设立运动技术学院以培养 优秀选手，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以获取最佳的成绩。前联邦德国体育科学研 究所的研究重点是训练学和运动学。前苏联6个体育科学研究所重点研究的 课题是准备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所是多学科性的科研机 构，当前着重研究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问题和体育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同时 研究群众体育中某些方面的课题，在运动训练、运动医学、运动处理等方面 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应用现代科学的成果上，最突出的是在电子计算技术、激光、光学、电子学、无线电遥控和空间技术等方面。教练员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制订科 学的训练计划，包括每天最佳的训练量和训练强度。电子计算机还可以根据 某一运动员的各种数据预测出他在未来某一比赛中可能达到的成绩。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第1次使用激光测量出投掷标枪的距离，这种方法现在已 用于跳远、三级跳远等项目。录像机、高速摄影机已用来分析运动员的技术 动作；心率、心电、肌电的遥测，对于了解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的生理变化，掌握适当的运动量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空间技术在体育上的应用，给全世界 的体育爱好者带来了福音。世界各地举行的体育比赛，都能通过通讯卫星转 播到全世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曾利用人造地球卫星、电脉冲、激光 束等科学成果，通过宇宙空间，仅用半秒钟的时间，就把在希腊奥林匹克点 燃的“圣火”送到了万里之外的蒙特利尔。在场地器材方面，如塑胶全天候 跑道、人工草皮、玻璃钢竿、皮质游泳衣等的应用，对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科技在体育科学领域的应用，体育科学亦呈 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体育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分 工越来越细，各学科之间及其与其他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越来越频繁，体育 科学研究的面越来越宽，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深，使体育科学从单一学科研 究阶段进入多学科协调配合的综合研究阶段。与此同时，各学科之间的交叉 渗透，产生出许多新兴的体育学科。另一方面，系统科学思想深入体育科学 领域，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如信息技术、横向工程技术等）在体育科学研 究中的广泛应用，使体育科学研究从分化到综合，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不 可缺少的物质保证。由此可见：立足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在横向的综合中寻 求向纵深发展；应用系统科学理论带动体育科学研究，进而指导体育实践；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更新体育科学仪器设备，改进科研手段，提高科学研究 水平，是当代体育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体育科学正 是研究体育这一复杂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学问。体育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 运动的人体，而人体在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又无一不是生物、心理和社会三 大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效应。这样，就决定了体育科学研究必然面对体育实 践的复杂性。是当代体育发展中的一种普遍倾向。

近20 年来，当代体育的高速发展，使体育中各种问题的复杂性日益突 出，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矛盾，阻障着体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对此，要求体育工作者必须从众多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去把握复杂体育现象的内 外规律，以解决各种矛盾。在这种要求面前，过去常用的那种分门别类的研 究方法，即从生理学、心理学或教育学的单一角度出发，研究体育现象的方 法，有着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例如，生理学中对运动处理现象（如运动的人 体）的研究，往往都是在排除心理因素干扰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心理学的研 究正好相反，即在借助某些生理指标的变动来说明心理负荷的效应时，又很 难同时考虑生理负荷的影响。由于任何一门体育应用学科（如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只能解决体育研究中的某一局部问题，而对整体问题却 束手无策，所以对体育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必须应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 行综合研究。1983年底由中国教育部牵头，会同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国家 民委共同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研究”，就是一项大型 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这项科学研究于1983年至1986年，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188所大中小学校全面展开，参加测试的体育卫生工作者94人； 共测试了28个民族的984872名男女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指标20 项、健康指标9项，获取原始数据14779341个；在对原始数据作统计学计算 的基础上，完成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论文1361篇。本项科学研究的规模 之大，涉及学科之广，测试指标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多，在中国还是首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不难看出，对于这类大型而复杂的研究课题，只有多 学科的协调配合（包括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学科的专家、学者等），进行“大兵团作战”才能奏效。又如，在竞技运动选材这一复杂问题上，过 去常用的是以经验为主的定性评价或单一学科的定量评价来确定人选，选材 的成功率较低。70年代以来，部分国家为了提高选材的准确可靠性开始进 行综合选材的尝试，中国于1978年也开始研究综合选材问题。综合选材亦称 “科学选材”，它是由教练员和多学科专家组成综合选材组，并应用遗传学、形态学、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训练学和预测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 和手段来测试及预测被选对象未来发展的有效选材方法。这是利用多学科综 合研究开发训练系统成功的范例，是体育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具体体现。

体育科学的综合研究，正如其他科学的综合研究一样，不是将各学科的 研究成果简单相加，而是运用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体育实践中的 某复杂问题展开深入仔细的研究，获取各种参数，并应用系统的方法对各种 数据进行综合运算与评价，以得出较全面的结论。

体育科学的综合研究，可以有力地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渗透、移植 和互补，以形成各种新的观点、方法和技术，这对解决体育实践中的各种复 杂问题，以及促使体育科学体系内部横向结构的紧密与完善，都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因此，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当今体育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②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体育运动。系统科学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系统理论和方法的总称。系统科学是本世纪40年代崛起的一组横断科学，由于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客观 世界中某个别物质的结构及其运动形式，而是许多种物质的结构及其运动形 式的共同特性，因而它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宽广。尤其在研究那些具有跨 学科性质的复杂问题时，系统科学站在以往各门科学未有的高度，从不同侧 面揭示出事物的某些共同本质，从而解决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不 能攻克的许多难题。这也是系统科学受到社会各部门普遍重视的重要原因。自60年代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被引入体育领域后，对当代体育的

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首先，系统科学思想和观点在体育科学领域的渗透和应用，为体育科学 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概念，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使传统的体育理 论得到了补充，从而扩大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为体育科学 的应用和开发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武器，使通过科研解决体育领域内的 各种复杂问题成为可能。例如60年代末，前苏联体育工作者以系统论、控制 论和信息论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探索研究使运动训练达到最佳效果的方法和 途径。他们设计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训练法——模式训练法，对其短跑运动 员鲍尔佐夫进行模式训练，获得了成功，成为应用系统科学理论解决“实现 训练科学化”这一复杂问题的典范。鲍尔佐夫在1972年奥运会上摘取了男子 100米跑和200米跑两枚金牌。自此以后，系统科学思想在体育领域内名声 大噪，应用系统理论解决体育实践的诸种问题，也逐渐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 主要课题。其次，由于系统思想和观点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思维方式，使人们登上了一个更概括的理论高度，把复杂体育现象 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考察，去研究和认识其纵横结构和动态变化的规律。由 此引起了体育科学方法上的一场重大变革，使体育科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实 现综合化有了坚实的基础。

迄今，系统科学已被广泛应用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 科研、体育决策和体育管理等复杂系统的研究。体育工作者在系统思想、观 点的指导下，正在运用定量化的系统技术（方法）处理复杂系统的问题，研 究如何使系统的改造或系统的开发进行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实现系统 的最佳化、高效化和可靠化。系统科学已成为带动体育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的前沿科学。但是，由于系统科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身尚处于发展和 完善阶段，因此，随着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应用其思想、理 论和方法，带动体育科学研究，指导体育运动实践活动，是当今体育科学研 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③不断更新体育科学仪器设备，改进科研手段。体育科学仪器设备的研 制，是当代科学技术在体育科学领域中的延伸和应用，也是体育科学研究的 一个新领域，其目的是为当代体育和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物质方面的保 证。体育科学仪器设备，作为改进体育科研手段，搞好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在实现运动训练科学化和体育教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代的体育科学研究，是以体育信息的采集为前提，以信息的传输和反 馈为纽带，以信息的处理为中心，如此循环往复的。信息是贯穿体育科研始 终的第一要素。过去，在体育科学研究中，人们常通过肉眼的观察来采集信 息，通过人的经验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于是得出定性的研究结论。现在大 量的现代科学技术，如传感技术、通讯技术、声像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 被广泛应用于体育科学研究领域，促进了体育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更新，改进了科学研究的手段，使体育信息的采集量和信息的可信度大大提高，使 信息传输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也使信息的加工处理更快、更及时、更精 确，从而提高了体育科研的准确性和实效性。例如，心率遥测仪应用于体育 教学中，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机能反应，以及实施的运动 负荷的适宜程度；通过电视录像高速摄影，并借助图片分析电脑和录像分析 仪，可以帮助教练员以最快速度对运动员的动作进行“诊断”，以改进其技 术；通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大量而又复杂的信息，并经过综合的定量分析得出 结论后，可以为决策机构在制定实施方案时提供科学的依据，还可以将各种 有效信息储存起来备用。通讯技术，声像技术和传感技术等现代技术应用于 体育领域，已成为采集体育信息的科学武器；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体育 科研得以从定性分析过渡到定量分析，从而为体育科学进入系统化、信息化、定量化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体育科学的发展，对体育科学仪器设备的要求无疑会越来越高，现 在广泛应用的一些仪器设备已不能满足体育科学研究的需要了。譬如：电视 录像技术虽然可以对比赛和训练情况进行客观的记录，但却无法提供定量的 直接信息；高速摄影尽管能够提供某些定量信息，但因其过程繁杂，且耗时 过多，因而其实用价值受到了限制。这就要求人们及时地引进当代科技的最 新研究成果，更新体育科学仪器设备，使体育科研更好地为体育实践服务。目前，部分国家已进行了图像测量和光电测量等声像新技术的研究。图像测 量技术具有图像显示和参数测量双重特性；光电测量技术也具有对光学图像 进行适时处理，即可采集所需定量信息的特性。这两项新技术在体育科研中 的应用，为体育科学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学手段。另外，由于体育运动 的固有特点是“动”而不是“静”，这就对体育科学仪器方面的可靠性和实 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附加在运动员身上的测试仪器要求更高，既要求微型化、精密化和系列化，还强调其稳定性。因此，进一步开发和更 新体育科学仪器设备，充实科学研究的“武器库”，是推动体育科学向纵深 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当今体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摘要：话语是思想文化的载体、表达思想与开展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对观察世界的地位、行为方式等将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意义与价值都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包含的主张、思想等能被更多的人掌握，并转化成自觉行动。建构中国政治学构建规范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使其成为维护并体现群众利益，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与话语习惯，发挥好政治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与实践指导力。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68-02

中国政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要建构并全面发挥政治学体系的效用，服务于我国政治建设，必须构建适合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同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所获得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积淀，以及政治学方面所获成就和理论队伍研究建设实际，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来构建适宜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挥政治学服务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展示政治学发展实践价值，说明其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文化、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认知上的束缚，势必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其都始终围绕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所开展的，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价值的阶段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是通过透视理念，采用理论形式去展现政治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如果政治实践价值在整个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迷失，政治学话语体系势必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1]。因此，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展现发展的社会价值。同时，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应该全面反映政治发展实践。经大量的实践表明，对全面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都是对政治发展实践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全面反思政治发展实践历史，更全面进行总结经验，而审视当下和未来，是为了保障价值的所在，设计未来不仅是实现更好传承政治发展的实践重要价值，也是探索今后政治发展的愿望。当前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在总结过去、现在以及审视未来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系统性总结，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水平，满足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设立为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给予了制度性保障。上面谈到的这些制度的顺利运作，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不断得到锻炼，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并提出话语，很好融入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2]。自从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开展了全面的探索与实践，不断创新及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党在应对多种挑战、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我国进一步的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广大公民的权利，法治建设、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建设，进一步完备，政治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形成了和谐的对外关系的新局面等等，这些在政治学领域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从当前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实际和我国的国情出发，还不得不面对以下困境：一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人民群众来讲，关键好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能团结一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而对国际社会来讲，需要创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巩固并发展人民民主，但是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整体上不高，并且社会文化发育程度也有待提升，当前的政治体制建设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话语体系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追求，还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实现[3]。

四、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路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体现着某一特质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阶级采用表现其意志与利益的理论来主导政治学话语体系，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于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全面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以及方法等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巩固社会发展进程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奠定坚实基础[4]。

其次，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般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语境中的思考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使用术语总称，本质是政治学人精神与工作特征的整体描述与概括。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其决定了对政治生活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的抉择。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价值取向，应注重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全面巩固并发展厚爱社会主义民主。

（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一般来讲，话语体系和政治学理论体系、概念、研究方法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都需要使用话语进行表达与说明，但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需要全面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在全面推动政治学发展的进程中来开展，因为政治学本身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需要坚持采用科学的态度、精神与方法，严谨审慎地对待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哲学是使用超验以及思辨的方法，对政治的价值、本质以及发展规律开展深层次的解释以及科学论证的学问，影响并决定政治学的学术化、理论化水平，以及对政治的引领力、解释力，呈现出不可代替的认证、评价、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反观学术史，政治哲学的发展与繁荣总是与社会的变革、进步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需要关注政治哲学方面的探索。强化政治价值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完成既定的政治目标。政治本体论强调政治学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规律相符，能更好解释政治现象，全面展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同时，政治认识论也能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与新视角，政治哲学呈现出明显的思辨性特点，这也决定其拥有重要的说服力、解释力以及理论深度，需要关注对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也要积极开展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方面的探索。通过全面提炼以及总结政治学的方法、原理、范畴等，建设更为严密、有序的政治学理论系统，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全面扩展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始终采用问题为导向的发展思路，逐一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学科限制，并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研究，提升政治学解决实际问题基本能力。与此同时，也应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影响到学科状况以及话语体系。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是一重要工具，能决定政治学功能的发挥，创新并全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让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合理，也可以适当引入数理统计的方法，提高政治学研究的水平，并全面加大对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力度，通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创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实践中去汲取话语体系营养，确保我国政治学话语更生动与鲜明，更富有引领力和说服力。

（三）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

首先，全面理顺好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科学化强调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要全面展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要义，彰显政治学的生命力与凝聚力，这需要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需要全面阐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规律、本质，做到实事求是。大众化指出建设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重点是阐释为谁开展服务的问题。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有其概念、研究方式，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大众化的必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被广大群众所认知、使用，才能赢得社会实践的广泛认可，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更好服务我国政治发展。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大众化，不仅要将政治学话语体系植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也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群众的广泛认同[5]。

其次，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采用开放的姿态，在全面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并融会贯通政治学话语体系，将其适应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国情，并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对话政治学话语体系。一是始终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在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长期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广泛认可的“民本”“忠恕”“和谐”等思想，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思考政治问题的原则，并且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能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发展。同时，也要积极从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汲取营养，从当前发展的情况来看，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当前处于优势地位，在政治学范畴、方法、理论、概念等多个方面的话语，已成为世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学话语研究成果，并在不断借鉴与吸收基础上，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世界政治学范畴内的影响力。最后，也要尝试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普及，让中国话语体系承载的内容得到世界的广泛理解与认可，全面发挥中国政治学话语的效能。

总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不断推动我国政治的发展，同时，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尤其是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全面推动了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因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还要广泛借鉴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万华玮.基于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社会主义研究，2015，（01）.〔2〕郑慧.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J].政治学研究，2014，（06）.〔3〕于家琦.服务舆情研究服务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J].2015，（03）.〔4〕冯志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反思――对九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调查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2008，（05）.〔5〕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责任编辑赛汉）

第四篇：国际话语体系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第五篇：关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论文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160年前，《共产党宣言》作为第一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著作公开发表。《宣言》进入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重温《宣言》的基本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永放光芒，并使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亿万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具有重大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1848年 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下称《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如今我们回顾这部伟大著作，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一经在中国大地问世就引导了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成立了新中国，展开了持久广泛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还是回到经典作家自己的论述中。早在 1883年《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就说过，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问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列宁也认为，《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了《宣言》的实质就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此可以用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宣言》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最终解放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 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 19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

《宣言》发表后，在世界各国普遍传播开来，首先在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践中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改变了人类的精神风貌。正如列宁卢斤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2、《宣言》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五四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宣言》在中国广泛传播。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必然选择，也对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华民族命运问题的思想武器起了重要作用。

而其中文全译本的最初翻译、出版，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已开始筹划翻译、出版《宣言》全文。1920年 1 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显然是把《宣言》思想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建党后，把革命的重心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则是这一尝试的深化。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布告，强调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把中国革命重心放在农村。很清楚，这是把《宣言》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质的飞跃。正是这一飞跃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早期形式。“中国化”概念起初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而言的。在 2O世纪 20—30年代，以李达、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大众化的运动，延安整风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尝试。处于深重苦难之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经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比较、鉴别和批判。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正是改造旧中国、改变自己命运的强大精神武器。显然《宣言》在中国的早期广泛传播，是中华民族革命的选择，是中国大众的选择；它契合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心愿。[!--empirenews.page--][1][2][3][4]下一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提出只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新理论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实际，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主张。《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精辟地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宣言》是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 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的；他们依据变化了的情况随时补充、修正、深化自己的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1941年毛泽东曾说：“记得我在 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 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 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其整个革命生涯中，以《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的思考。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大众化是《宣言》的实践意义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实践目标。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日常生活、习惯思维和信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又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即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上述两层含义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化要求大众化。但并不会 自然而然地完成大众化。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大众化的实质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实现路径或手段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决的是人们根本的信念和人生观问题。推动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升华、提高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晕。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empirenews.page--]

三、《宣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普及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温《宣言》思想，探讨《宣言》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意义极其必要。

1、《宣言》所做出的“两个不可避免”的论断，对认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宣言》宣称：“《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 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今世界表现为更加发展的形态。上一页[1][2][3][4]下一页 在空间范围上显现为全球性的特点，在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但资本剥削劳动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剥削手段更加隐蔽，剥削范围更加扩大，剥削程度更为深化而己。《宣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世界更令人惊醒。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替代”运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出现的、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对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拉丁美洲的“新社会主义运动”，都预示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回归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等等。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在当今世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两个不可避免”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指导人民大众投入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宣言》中“两个决裂”的思想，对于提高人民大众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促进人民大众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有重要价值。《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一个决裂”强调了共产主义所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对立，申明了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决心。“第二个决裂”是对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否定。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复阐明，共产主义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否定另一种私有制。不是以另外的方式分配私有劳动及其成果，而是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在《<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中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新的私有制理论。他们只是旨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 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 的／／发达的社会／／发展。因此不再／／适应工业本身的发展／／” 这里马克思已经把变革私有制当作发达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明确了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目标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 ”否定了私有制，当然就否定了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哲学、宗教、道德、文学、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协作、博爱等理性原则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反对私有制度，却依然以资产阶级抽象的爱的原则、人性原则建立新制度。否定私有制却不否定私有制度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怎么能够真正消灭私有制呢? [!--empirenews.page--] “两个决裂”思想的实质就是深入阐发共产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生产力状况出发，不排斥市场经济，施行多种所有制，也就是要辩证地理解“两个决裂”，把消灭私有制看作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底线是不能离开公有制为主体。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标，必须纠正一段时间以来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轻视和漠然，不要忘了人民需要的是建立在公有制观念之上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意识。

3、《宣言》所做的“两个绝大多数”的论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毫不讳言社会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谋取利益，《宣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宣言》揭露了资产阶级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谎言。资本的秘密在于为资本家积累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 E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1](P284)因此，必须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保障用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的动力基础。但是，目前存在着漠视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存在着与民争利的现象，这就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内在动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也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本”。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以人民大众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而是以人民大众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无论无产阶级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目标。

4、《宣言》中“两个世界性”的观点，对于人民大众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并掌握分析社会发展趋势的方法具有指导价值。“两个世界性”的观点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指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索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后提出的。“两个世界性”就是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和精神生产的世界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古老的民族：被消灭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13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致使物质生产、消费和精神生产趋于世界性的描述，是在一种趋势预测中暗含着对同一性和同化的忧虑。“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并非 1848年已经被资本主义所改造的世界；他们从逻辑上预言了'世界注定将被资本主义所改造。”[10](P129)今天，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经验时，应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本本性扩张所造成的同化问题。今天，以资本不断寻求增值为特征的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外延更加广大，内涵更加丰富，这完全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在发展程度上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正是朝着他们在《宣言》中所揭示的趋势而展开的，资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跨国公 司的扩张、失业的增加、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对金融市场的日益依赖、精神生产的模式化、意识形态的同化等等，都是以活生生的现实——验证《宣言》的预言。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过程中，给予人民大众以理性警觉，领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原理和预测方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