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书法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宋代书法的几点思考

关于宋代书法的几点思考

陈 刚

（江西南昌，330000）

内容提要：由于笔法传承上的式微，宋代书法仅延续着晋唐笔法的余韵。而以宋四家为首的书法大家，却凭着自身的才情，把尚意书风推到了极致。宋代书法对后世的贡献还在于留下了众多法帖，为后世学习古典笔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宋代书法；尚意书风；宋代法帖；宋四家

作者简介：陈刚，又名正宽，字勉成，号望橘山人，江西警察学院教授。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一个巅峰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中国文人最开放的时期，它繁荣发展了丰富多彩的人文艺术，如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等。然而，宋代之后，中华封建文化由昌盛走向衰弱，因此，宋代书法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晋唐笔法与宋代书法

笔法是我国书法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据传早在东汉时期，蔡邕就著有《笔诀》传世，并一直被书家视为至宝引用至今。古代文人将笔法当作秘诀，他们都很保守，绝不轻意告诉人。据传有位叫韦诞的书法家，是蔡邕的学生，藏有蔡邕的《笔诀》，另一位书家钟繇想借《笔诀》看一下，但遭到拒绝。钟繇为了表示诚意，竟用力捶胸到吐血昏死过去，然而终究没能看到《笔诀》。韦诞故，把《笔诀》作陪葬品埋入墓中。钟繇派兵丁挖墓，得到了蔡邕的《笔诀》，书艺大进。传说虽不足信，但足以证明笔法理论的重要性。

论笔法，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晋唐。晋唐笔法之精妙在于绞转、裹束、衄挫的往复掺揉，线条无论起收行进，处处挣扎而又通透，那是笔法的最高境界。关于笔法，最精妙者还是魏晋，唐代只是对魏晋笔法的继承。从后世留存的晋唐法帖来看，尽管唐楷法度严谨，但笔法上仍大量使用侧锋，而使用侧锋则为魏晋书法的非常重要的特征，陆续出土的魏晋南北朝书法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可见，唐代笔法与魏晋南北朝书法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了王羲之这样的优秀的笔法集大成者，而更重要的是传承有绪。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附《传授笔法人名》说：“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也许有人会说这又是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论此说之真伪，书法之式微，其实是可以想见的。从唐安史之乱后直至宋太祖登基，二百余年的战乱，时局难有安宁之日，多少文人志士性命尚且难以自保，又有多少闲情舞文弄墨，又有多少时间课徒授课，专习书法。另外，笔法作为一 “技”，确实讲究传承，这和学习诸如古琴、武术、舞蹈并无二致。由于缺少了书法自然繁衍的好环境，以至于笔法几近失传，所以古人才感叹：“文传终于此矣。” 那么，宋代书法与晋唐书法又有何区别，它是不是能延续晋唐书法传统呢。

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云：“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这里所说用笔，其实即指笔法。这句话，除了透露出他对书法的自信外，或许还能从中读出两点信息：一是黄庭

坚认为“古人”的笔法比他所在的北宋好，二是当时的北宋像晋唐人那样真正懂笔法的不多。从黄庭坚各个时期的书法作品来看，能入晋唐笔法堂奥的，也就他晚年所书行楷《范滂传》和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同样以大量古代的法帖作为比较，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书法进入到宋代，一方面，笔法单一而少变化从而使书法缺少张力和含蓄，另一方面，书风的写意而多变化从而使书法更接近平民百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宋代书家晋唐笔法认知上的缺失，其次是毛笔工具的变化，宋朝始，笔毫材料出现了以羊毫为主的软毫。清代书家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所言：“学书要识古人用笔，不可徒求形似„„法不得，则虚积岁月，用功徒然。工夫浅，则笔画荒疏，终难成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缺少笔法的口传身授，又缺少古代那样的书写工具，以及审美趣味的改变，宋代书法已与晋唐书法逐渐拉开距离。

再说得具体些，书法进入到宋代，侧锋的使用已经不如宋代以前的人那么普遍。侧锋运笔是使用硬毫而出现的特殊的运笔方法。它是在自然书写状态下，书写者本人的运笔方式和笔的弹性相配合，运笔方向与笔毫方向相交时产生绞转的一种运笔方式。由于侧锋运笔与纸面形成更大的摩擦力，笔毫行进过程中圆锥状的笔毫循序接触纸面，导致侧锋运笔所书写的笔画线条的质感既不同于中锋运笔，也不同于偏锋运笔。若不擅驾驭侧锋者，笔画的质感或接近于中锋效果，或接近于偏锋效果。侧锋的运用与锋的绞转密不可分，好的侧锋是不仅能“侧”，而且能“绞”。我们知道，线条可以呈现出一种内部的动人力量，线条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表现出比我们感观更广阔的东西。实现高质量线条的最佳方式，即侧锋自然运用中的绞转。所谓锋的绞转，是锋在自然书写过程中圆锥状的笔锋呈螺旋状运动的状态。它与锋的平动和拖笔不一样，因为平动或拖笔写出的线条最多只能产生二维的视觉感受，而侧锋的运动状态有如搓麻绳一般，锋毫依次与纸面摩擦，其产生的线条有三维立体的质感。当侧锋运用的较好时，笔锋运动呈绞转之势尤甚，能感觉到笔锋在抓纸的力道，写出来的线条极具张力。晋唐名家写字过程中大量使用侧锋，由于笔与书写材料之间的相互抗衡，不仅锋能振动，还能绞转。尤其是王羲之，无论是楷、行、草书，点画全用侧锋法，唐颜真卿亦是如此（关于侧锋笔法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而宋代的书家，由于书法传承及书写工具软毫出现等诸多原因，侧锋使用已不那么自然和普遍。做得较好的，仅宋初李建中、林遒和“宋四家”等为数不多的书家。“宋四家”中做得最好的，是苏轼。黄庭坚在《山谷题跋跋东坡墨迹》中评价东坡的书法：“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放怀山水，超然物外，作书法既得晋韵，又深谙唐法。但即使是苏轼这样的宋代大家，就笔法论，其好的书作也只能和李北海相比肩。至于其他宋代书家，普遍用笔不足在于，虽然也用侧锋，但笔锋的振动、绞转不够，其外在的表现为线条的张力不够。而且，侧锋由于笔法失传的原因，使用率降低，一般书家十中有六七已然不错矣。

由于笔法的缺失，宋代书法与唐代书法，似乎是隔了一座山，这山已看不到那山的风景。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宋代是晋唐书法与明清以后书法的一个分水岭，晋唐书法以侧锋取胜，而明清以后的书家则多只知书法之中锋而不知侧锋几何。同时，由于笔法的缺失，也使得宋代书家追求书法的另一个层面即更注重性情，宋代书法尚意除了文人的世俗化原因，笔法技巧的相对单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宋代名家与“尚意”书风

我们前面提过，自唐安史之乱至宋，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书法的传承形成了断层。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一介武夫，对书法也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的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这样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这样，宋代书法在延续晋唐余韵的基础上，就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点：一是由于笔法的缺失，少了唐人严谨的法度，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宋初书家，杰出者有徐铉、李建中。李建中传世作品《土母帖》、《同年帖》，直追晋唐。然而真正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还是“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后世亦有说是蔡京）。

北宋书法家历来以“宋四家”为代表。从他们的生活年代来看，自真宗到徽宗时期，经历了北宋的大部份，从书体看，行、草、楷诸体具备，四家既是同代人，又有先后，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论评，各自都体现了“尚意”的特色，发挥了各自的个性，体现了书法的意境、意趣。苏轼，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艺术家，其书法，远学“二王”，近接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杨凝式诸家，结体笃实，笔墨润朗，擅长行、楷，而以行书最多。代表作有楷书《柳州罗地庙碑》、《丰乐亭记》，行书《赤壁赋》、《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新岁展庆帖》等。黄庭坚视苏轼为师友，书法受影响但功力稍逊，参阅其他而自成面目，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开合有度。黄庭坚草书优于行书。四家独黄庭坚以草书雄视当时，沈周称他“草圣”。《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白忆旧游诗帖》是大草，侧锋为主，运用自如，变化万千，既体现了传统笔法，又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代表作还有《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诗帖》等。但同先贤张旭怀素相比，气度上稍欠自然，笔力也有所不逮。米芾学书勤奋，师承广泛，“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时人称“集古字”。米芾书法，得“二王”精髓，结体欹侧多姿。虽然其人自视甚高，用笔有“八面出锋”之说，事实上其才情外现，与古人相合，但缺少含蓄与内敛。其代表作如《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但个人认为，能真正体现米芾书法水平的，还是《英光堂帖》所录。蔡襄一生仕途顺利，对书法尤其是楷书下功力很深。可以说他是宋代继承古法笔法第一人。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从留下来的蔡襄墨迹看，其笔势最优，如他的行楷字《澄心堂纸帖》、《虚堂帖》、《山堂帖》、行草《脚气帖》、《中间帖》、《扈从帖》，草书《入春帖》、《陶生帖》等，湿润婉转，韵味蕴藉。“宋四家”外北宋影响较大的书法家还有薛绍彭、蔡京、赵佶、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峻爽有致，清新秀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宋代文人书家甚多，如文仝、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司马光、王安石、张舜

民、蔡京、蔡卞、薛绍彭、米友仁、叶孟得、赵构、陆游、范成大、朱熹、吴说、张孝祥、文天祥、姜夔、吴琚、魏了翁、张即之、赵孟坚等，各自成面目。

南宋书法，延续了北宋书法“尚意”的特点，但由于笔法的进一步削弱，再也没有出现北宋那样的书法大家，仅行书成就尚可称道。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有赵构、张昂之、陆游、张孝祥、范成大、赵孟坚等。

从一定程度上讲，宋代书法之“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宋代书法之“尚意”，是对晋唐笔法缺失后的一种无奈选择。既然笔法方面不能更好的继承，强化书法的个人意趣就成为当时书法乃至宋以后书家的内心追求，这样书法在晋唐笔法削弱的时候，仍保持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大，并不在于二者书法严谨的笔法，而是在法度之外，更多得几分意趣。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在书翰交往或诗歌唱和中，更注重趣味，而缺少理性。所谓顾此失彼，对意趣的过分追求，却在无意中削弱了对笔法的继承。宋代，之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特征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折：艺术性这一“因子”，由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或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性情。

综观宋代书法，尚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由于历史和笔法的原因，宋代书法既不能否定唐人，也无法回归晋人，宋代书法其实是五代十国书法的延续。当然，禅宗“心即是佛”“心即是法”，也影响了宋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下，宋代书法家重视自身的修养，胸襟高，读书多，见识广，诗词、音乐、绘画诸方面的功力也为前人所不及，这都给宋代书法增添了新元素。但过分的追求个人风格和意趣，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人们对技法的更高层面的追求，这为后世书法的“营养不良”又埋下了伏笔。

三、宋代法帖与后世书法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太宗喜欢书法，派人购摹历代帝王名贤墨迹，又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称之为《淳化秘阁法帖》。这是宋代最早的法帖。此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名家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受到“二王”的影响。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虽然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阁帖》时，也时有谬误，甚至有些刻帖并非书家原作，但还是比较系统地收入了大量古代书法作品，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书法资料。

有了法帖，便打破了学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也打破了前人法度，更加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和创新，从而开辟了书法的新天地。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为有了法帖，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前人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学书之人不依附于哪一家，却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更关注书法之表象，而忽视书法的内在精神，书法从此变得更加世俗化。此后，人们争相仿效，刻帖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

负责摹刻的《大观帖》以及《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代法帖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再次繁荣，又加上宋代与唐时间上并不遥远，世间的晋唐先贤书法作品有很多就这样留存下来。除了晋唐先贤的书法作品外，还有不少宋代名家尤其以宋四家的书法也通过法帖留存下来，如《西楼苏帖》、《英光堂帖》、《绍兴米帖》、《郁孤台法帖》等，充实了中国书法宝库。然而宋代法帖重刻翻刻者其多，尤其是进入到南宋以后。仅以《淳化秘阁法帖》来说，就达几十种之多。法帖既多，让学书都目不暇接。法帖既多，从而使过去以晋唐笔法为基调的审美趣味向多元化发展。法帖既多，又难免良莠不齐，真假相掺。由于当时学书者眼光有高低，取法有高下，甚至将差帖奉为至宝也有之，这在客观上又导致后世笔法的混乱，使得晋唐笔法进一步衰弱。虽然北宋时期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屏除帖学，宋代书法曾为之一振。只可惜，这种局面也没有保持多久，由于政局不稳，战事频发，南宋书法并未很好地延续前朝宋四家之风气。后期可谓书法中流砥柱者，仅赵孟頫等数人而已，但笔法已是今非昔比了。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但不管怎样，由于宋以前墨迹如凤毛麟角，有的还真伪难辨，宋代法帖毕竟保留了许多好的书法范例，无论是在当时或者是对后世的书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作用。许多书家从中汲取了养分，一千年来，不乏其人。可以说，宋代法帖是上窥晋唐笔法门径的重要基石，即使是到了考古和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同样珍惜。

第二篇：宋代书院

南宋书院文化

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去哪，前段时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咱们穿越吧，让我了解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书院。现在咱们学校寝室管理实行“书院制”，我想，这一制度大概就是来自南宋的书院吧。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尤其以宋理宗期间最多，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书院。

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一，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二，南宋书院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

三，书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四，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书院与传统官学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

宋代书院教学管理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相当于我们的书院主任，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穿越节目中还普及到，管理学生日常学习和内务的为斋长，相当于书院主席。

综概全文，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故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希望现在学校实行的书院制能学习南宋书院的精髓，结合现在的教育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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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丽

第三篇：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四篇：宋代散文

第四章

宋代散文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涌现了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传统，进一步摆脱了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并抵制晚唐五代出现的内容空洞、风格敷衍、语言艰涩的风气，在散文创作上更加注重现实内容和社会意义，在文风上提倡质朴自然、平易畅达、形成了宋文的独特风格。

第一节

北宋散文

北宋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唐代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至北宋诗文革新才取得最后胜利。后代散文家所借鉴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北宋就有六大家。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表现技巧空前成熟，有大批优秀作品流传后世。北宋散文的发展可分为初、中、后三期。初期主要作家有柳开、穆修、王禹称、范仲淹等。他们都是散文革新家，或从理论上，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宋初不重视思想内容、偏重浮词丽藻的文风进行了斗争。柳开强调文章应密切联系时政，但他的作品未脱艰涩之病，影响不大。王禹城提出“传道而明心”的口号，并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奥文风。他的《待漏院记》，“用规于执政者”，告诫宰相必须勤政，反映了作者要求改革的政治愿望，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黄冈竹楼记》把简陋的竹楼诗意化，表现谪居的乐趣，寓意深远。语言浅近清新，质朴流畅。其成就远在柳开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对洞庭湖景色的生动描写和对牵客骚人两种不同“览物之情”的否定，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文章写景宏阔，议论精辟，行文简而有法，音韵和谐，历来脍炙人口，是诗文革新的最初战绩。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活跃在文坛上的有著名的散文家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苏洵长于议论，他的《六国论》最见风格。文章借古讽今，层层剖析，宏论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曾巩散文以说理精密、语言简洁著称。他的《墨池记》解释理论，文章题小议宏，笔调婉转有致，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苏辙的散文，议、记、书、传各体兼备，一策论最佳。他的议论文笔力雄健，说理清晰；记叙文文笔灵活，波澜起伏。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对于散文创作提出了杨启智说，强调阅历和修养对写好文章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司马迁“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使得至于他“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他这种主张把读书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学习写作也有启发意义。此外周敦颐、司马光也有名篇传世。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对莲花的赞美，歌颂洁身自好的君子品格，体物言志，寄托深远，语言隽秀，意味深长，深为世人喜爱。

北宋后期的散文，著名作家有苏轼门下的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他们虽不专长散文，但他们文章都有法度、有文采。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沿着诗文革新的道路发展的。

第二节

欧阳修散文

欧阳修诗开一代文风的宗师，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文道并重、事信言文的理论和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实践，抵制浮靡文风，并在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从字顺”文风的基础上，树立了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的文章风格。他的散文无论议论抒情、状物斜井、记事怀人，都能写得明白晓畅，曲折有致，成为宋文新风格的典范。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今存《欧阳文忠公集》，共收各体散文五百余篇。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是政论、墓志铭、序跋与杂记。

一、欧阳修散文思想内容 他的议论文都能“切于事实”，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时弊，提出改革主张，甚或与政敌直接展开论辩，体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与坚定的政治态度。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现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如他的《与高司谏书》，言辞斥责谏官高如讷为取悦权贵而诋毁范仲淹的可耻行径，直接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显露出战斗锋芒。《朋党论》更是欧阳修论说文的名篇。庆历三年，改革派中坚分子杜衍、范仲淹同时执政，一些革新人物入朝，于是保守派便供给范仲淹引用“朋党”，仁宗也下诏书“戒百官朋党”。欧阳修乃作《朋党论》以复。这是篇驳论文章，但作者不作解释性的答辩，而是居高临下，以立为破。一开头便点名人主必须分辨“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接着论述“小人之朋”，“惟君子则有之”的道理，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然后，以充分的历史事实做反论证，得出用“小人之朋”则亡，用“君子之朋”则兴的结论。文章不直接指出吕夷简等小人之朋，也不直接称道范、杜等人的“君子之朋”，不拘泥于具体的争论，但用意明确，是非分明，含蓄而又明朗。文章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政论。

欧阳修的墓志与祭文，占其全部散文的一半以上，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为友人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作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为仕途坎坷、赍志以终的奇人善士立撰，同情他们的遭遇，谴责当路权贵，宣传儒家的仁义大节，是欧阳修散文积极干预现实的体现。《石曼卿墓表》描写了一个“状貌未然，喜酒自豪”、落落可奇、知政知兵的奇士形象。《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其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记其父为官清廉，治狱谨慎；母则治家俭约，安于贫穷。不虚美，不雕饰，如道家常，娓娓动人，体现了欧文平易自然的风格。

欧阳修的杂记三十余篇，或记亭堂，或记园林，或记浮屠，或记花木、取材广，题旨宽，时期文学散文的主要部分。这些文章的主要特点是情景交融，极富诗意。著名的《醉翁亭记》描写啷邪山朝暮、四时的景色变化及作家与宾客的宴游之乐。

欧要修奉诏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又自传《新五代史》七十四卷，用以为防止五代的混乱局面重新出现提供借鉴，有“善善恶恶之志”。这两部书，以春秋笔法，通过褒贬善恶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新五代史》中不少人物传记的“序”与“传论”，都近于史评，甚至可以看作是针对北宋现实而发的政论，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与爱憎感情。这些文章记叙生动，是很好的记传体散文。其中《五代史伶官传序》最为有名。《五代史伶官传序》以史为鉴，申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论述精辟，含意深永，有很强的说服力。

欧阳修的赠序和为友人诗文集所作的序文，大多称扬其学识德行，叹惋其不为世用，哀怨感人，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关注现实的思想。如《苏轼文集序》。

欧阳修的散文赋也有很高的艺术性，《秋声赋》是极为传诵的名篇。它是由骈赋、律赋发展为文赋的成功之作。

二、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构思上喜用对比衬托的方法，谋篇工巧。

（二）语言上平易畅达，富于变化，偶用骈句，善用虚词。

（三）表现手法上，则能容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与一炉，有低徊感叹、委婉曲折的深情。

（四）风格上，委婉曲折，摇曳多姿。

欧文极大地荡除了宋初浮华骈俪的文风，有纠正了古文家中的艰涩弊病，是“天下翕然而师尊之”，推动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其影响直至明清的宋濂、归有光、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

第三节

王安石散文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素怀矫世变俗之志，慰问力求“有补于世”。他的作品以见识高远，议论精辟，逻辑严密，笔力雄健著称。

他写了大量的奏议、书信、杂论。奏议类文章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和鲜明的现实意义。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他在仁宗嘉佑三年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

他的书信类以论文，著名的如《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政敌司马光的一封信，直接为政治改革服务，是其驳难文章的代表作。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杂记、游记。最为人称道的是写于舒州的《游褒禅山记》。杂记散文如《伤仲永》，也给人以深刻启示。

此外，王安石还有一些碑志类文章是很好的人物传记。如《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的政论文章，语言简洁，议论透辟，气势凌厉，与欧阳修议论文纡徐从容的特点不同，颇能表现其改革家“矫世变俗之志”。他的杂记、游记类散文则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也和欧、苏的叙事与抒情交融、重文章情韵的风格不同。

赏析《游褒禅山记》

第四节

南宋散文

南宋散文无论内容或体式，都是对北宋散文的继承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南宋前期，作家和爱国志士面临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激发了民族感情，他们用诗文来抒写他们对于民族危亡的满腔悲愤，和面对强敌而誓死不屈的浩然正气。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主题。李清照、李纲、宗泽、岳飞、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灯，都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强烈反对高宗屈敌，谓秦桧可斩，呼声震动朝野，表达了当时正直之士的爱国心声。辛弃疾也是一位散文高手，他的《九议》、《美芹十论》，更具体地剖析了敌我形式，提出克敌复国良策，言辞恳切，议论卓越，充满爱国激情。陈亮是南宋有名的政论文作家。他的《中兴五论》最为有名，针对当时的宋金形势，提出一系列革新图强兴复国家的策略。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通过与赵明成生死离别与苦难遭遇的细腻描述，反映了由于南宋朝廷的屈辱投降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文章蕴藉深沉，字里行间表现出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和对金兵侵略的无比愤恨。这些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作家，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表现出宋代散文重实用、能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特点。

南宋后期，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闻天祥、邓牧、谢翱等人的爱国篇章给南宋文坛增添了光彩。闻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记叙他出使被扣和脱险后九死一生的遭遇，显示出他在民族斗争中的忠肝义胆和浩然正气，文章情辟悲愤，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力量。

笔记小品文在南宋蔚为大观。这种随笔集序的短小问题，源于汉代，至唐渐多，到南宋笔记勃兴，斗艳争奇。依其内容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以记叙朝政得失与士大夫言行为主，如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等。第二类偏重于世文评论，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第三类偏重于考辨，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等。第四类偏重记人情风物，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学价值。

第五篇：关于书法教学的几点思考

关于书法教学的几点思考

陈扬朝讲座稿 2017.4

小学阶段是孩子学习书法的黄金时期。

书法还应包含硬笔书法，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硬笔书法作为实用和艺术的结合体，对学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

硬笔和毛笔只是工具不同而已，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硬笔侧重于实用，毛笔侧重于艺术。

一、培养兴趣端正态度

1、兴趣。

学习书法以孩子的兴趣最为重要，但如果不能尽快入门，孩子就很难体味到个中乐趣，对书法也将慢慢失去兴趣。提倡多鼓励，尤其是对中等生和差生。

2、态度。

认真地学习态度是学好书法的重要保证。量的积累首先是要质量，然后才是数量。写得多不见得就好，临帖不是盲目书写，还应该包括对照、思考。

3、坚持。

要有恒心毅力。坚持不懈的学习，必定会有收获。

二、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硬笔和毛笔同时学习，可以互相

低年级重点铅笔：掌握书写要领，借助田字格把握间架结构，做到卷面整洁，通篇字的大小匀称。

中高年级重点学习钢笔、毛笔。钢笔字要求逐步做到卷面整洁，字迹美观，通篇大小一致。毛笔要求能守住一本字帖。能较熟练的进行对临，并能根据字帖特点创作一些小作品。

2、入门选帖

A、硬笔普及规范字（卢中南、田英章等）B、毛笔楷书、隶书、行书。（篆书可以练习线条）

楷书《智永千字文》、《颜勤礼碑》、《自书告身》、《九成宫》、《皇甫君碑》、《倪宽赞》、《阴符经》、《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张黑女墓志》

隶书《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西狭颂》 行书《集王圣教序》、《兰亭序》、《蜀素帖》、《苕溪诗》、《文赋》、《前后赤壁赋》、《李思训碑》

3、软硬同帖、互为补益（提高班，兴趣小组）

毛笔硬笔学习同一本字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硬笔更少受时空的限制，毛笔则可以丰富硬笔的笔法。毛笔硬笔互为补充，互相促进

三、形神兼顾临摹结合

1、形指结构，神指用笔。

2、通常情况下，临指对照着字帖写，摹，是用薄纸（绢）蒙在 字帖上面写。

孙过庭《书谱》云：“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

姜夔《续书谱》称：“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临摹之外，尚有“钩”法，用油纸蒙碑帖或真迹上，以极细之笔画将油纸下字迹双钩下来，再用墨填满双钩内空处，称“钩填”。

3、示范讲解

教师的示范起桥梁作用，是书法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学生了解的不单是书写，还包括笔墨纸的使用。

4、训练手段

点画生结构。注意笔画方向、长短、粗细、形状。看其下笔处。A、选字临（选择有特点的或者自己喜欢的字），要少而精 B、先放大临，再原大临。

C、可以结合放大钩、摹，体会细微之处。

四、集字创作学以致用

集字创作是创作的初级阶段。在确定了文字内容之后，在所 临碑帖中寻找每个单字，然后按一定的格式、章法集字成篇。

书写要将笔法、结体、章法、墨法协调一致，使整篇气韵连贯，浑然一体，达到形神兼备。

最好的集字作品是怀仁的《集王圣教序》。

1、确定内容，严格选字 将原碑帖中的字严格挑选，组合成一个新的内容（词语、名言、对联、诗词等）。所临碑帖中寻找不到的字，可找出相同部首和主体部分进行 重新组合，也可以从风格相近的碑刻中查找。

2、选择形式，认真练习

按照一定的要求，确定作品的形式（斗方、对联、横幅、条幅等），并写出小稿。认真对照临摹，直至书写的字和原碑帖相似为止。

3、不断调整、通篇协调

调整字的大小、形状、及笔画轻重。整幅作品没有特别显眼的字 4随意创作，择优定稿

将宣纸裁成作品规定的尺幅大小，折好格子，进行创作。从创作的几张作品中选择最满意的一张。

五、参与展赛检验成果

1、学校定期开展书法比赛、展览，为学生提供展 示自我的平台，带动学校整体书法水平的提高。

2、选择地指导学生参加一些正规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