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关于保护乡土文化景观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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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新农村建设中关于保护乡土文化景观的探讨

【摘要】本文通过对乡土景观现状的研究,探讨了在村庄建设整治规划过程中乡土景观的保护问题。乡土景观要对当地自然和人文条件分析调研,以提取出的乡土景观的特质作为重塑新农村面貌的景观元素,以再现乡土气息浓厚、充满乡村活力、和谐的乡土文化景观。

【关键词】乡土景观;新农村建设;国土景观;文化景观

乡土景观的保护问题,是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急需探讨的问题。中国广大农村保持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根脉,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能否妥善保护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沉淀的乡土景观,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传承与更新的关系,最终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迫切要做的是如何能通过规划的途径,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被确立为国家或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乡土景观进行价值甄别和保护,使之融合进新农村建设当中,对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于2010年10月19日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第十次峰会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世界农用林业中心、国际植物资源研究所等50多个国际环境机构和组织与日本环境部,共同发起了“全球传统生产性乡土景观保护合作倡议”。该倡议指出传统生产性乡土景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可持续管理的和谐模式,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胁迫下正萎缩消失。各发起方希望通过努力,把“乡土景观保护项目”推广成为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农业历史遗产项目等相似的全球性项目。由此可见,关于乡土景观的保护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成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对乡土景观的理解

乡土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土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土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关于乡土景观的定义,笔者认为较全面的说法是俞孔坚所提到的:乡土景观是指以大地景观为背景,以乡村聚落景观为核心,由聚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构成的景观环境综合体,是当地人们为了生活所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及格局的适应方式,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乡土景观是“寻常的”、“经济的”、“传统的”、“本土的景观”,而非追求“高雅的”、“高技术的”、“高资源消耗的”、“异域的”景观。乡土景观唯其“真”,唯其“善”,唯其“美”。如此真善美的文化景观,却在农村建设的热潮下遭到破坏,这的确是很令人惋惜。

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乡土文化景观的现状

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小城镇的数量从2173个发展到19522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更加增多,集镇、村庄逐步减少。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进,既为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例如,乡土景观的保护意识不强,在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建设性破坏的状况较为严重。面对新农村建设的号召,某些地区的做法就是一个字——拆!之前不进行调查研究,许多比较有文化特色的乡土景观沦为城市化的牺牲品。不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各种矛盾不断升级。

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脆弱的土地生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有限的土地和水、林资源、由于几千年不断的开垦,使中国的土地生态异常脆弱,自然灾害频繁。而乡村城市化对土地的侵占又使这种人地关系矛盾进一步紧张。

首先,总体规划与景观设计分离。一些农村虽然编制了总体规划,但许多项目并不是由景观设计师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而是由其规划师和建筑师分别独立完成的。这样就造成了景观建设的不完善性和被动性,甚至具有应付性。因此,农村建设在景观设计方面还处在无序状态。

其次,景观建设不够全面。在目前的农村建设中,往往忽略了一些残留的景观滞后,如集市、街道、公共绿地等公共空间的死角及宅前屋后的个人空间,景观建设缺乏系统的规划。

第三,乡土文化流失惨重。农村住宅作为一种传统的居住形式,经过千年的衍变,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景观及建筑的色彩、格局、样式一味的相互抄袭,缺乏整体的规划和设计,不但没有继承或发展当地民居的传统与特色,更不能体现当地的人文历史背景和地域特色,反而会使之将其慢慢遗忘。

三、保护乡土文化景观的途径

针对以上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增强农村乡土文化景观保护工作的危机感和责任感,采取有效途径及措施方法,保护日益恶化的乡土文化景观。

古老中国土地上,由于世代人的栖居、耕作,留存了丰富的乡土遗产景观,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但这些乡土的、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最终这种信仰才能做出真正符合当地人们生活习惯的乡土景观,才算得上是好的规划设计。

1、历史遗存的保护与恢复

乡土景观中的历史遗存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且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应当充分地发掘、保护和利用这些历史遗存,使他们能够更加完整有序地成为乡土文化的承载体。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化宣传,建立起当地居民自发保护的机制;另一方面要开展调查研究和评估工作,对具有保护价值的乡土景观遗存进行全面的调查,建立档案名录。乡土景观的再生要立足于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艺术的手法,科学的理念,还原或再现。对现有景观进行恢复与功能再造,使原本属于这片土地的有利信息得以保留,并通过再创作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获得再生展示并延续当地的历史与文明旧。

2、乡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

在不同的景观环境设计中,对地方历史民俗文化的尊重有以下三种途径:对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对地域传统形式的借鉴;传统生活方式的参与和感受。

乡土文化的“活化”。民间的乡土节日文化、家庭文化、习俗文化等,经过了岁月变迁,可能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鲜活颜色。对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其关键点在于保持其原汁原味。首先,对于逐渐沉寂或遗失的地域传统文化通过民间查访、阅读历史资料等方式,对零星的文化片段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并根据其脉络进行适当的添加和创作,使之易于理解,便于更完整的保留和传承。其次,要善于挖掘乡土景观蕴涵着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注重对乡土人文生态的保护和利用。以便更好地发挥民间传统文化在乡士景观规划设计中的作用。最后,乡土景观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仅靠表层的感觉、感官的体验来打动人的景观是无法长久的。乡土文化的传承,既要全面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吸取来自各方的文化精华,整合到本土的文化中来,使传统文化得到升华。

乡土文化的借鉴与表达。乡土文化具有区域感和差异性,作用上的互补、空间上的重叠、时间上的动态变化。从景观设计层面来说,就是对空间周围环境信息、民族风情、城市历史、宗教思想、传统习俗等方面分析,提炼相关信息,形成抽象符号表达所提炼信息的主题内容,使人们视觉上接受浅层审美后,通过联想、想象引发更深含义的意境审美,从而加深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乡土文化的体验与感知。从人与生俱来的好奇的本性和亲近乡土的意愿出发,借助各种活动让游人自己去感知乡土的存在。包括让游人参与农业生产、手工艺、乡土饮食的制作、参与当地特色节庆和乡土社会活动等,在乡土文化的体验中得到情感上的共鸣与升华。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要实现乡村环境景观化、大地景观多样化的建设目标,必须保护好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使之重新融入农村秀丽的田园风光中,同时也必须确保在乡村开发建设中乡土文化景观特色价值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文明的引入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在人地关系的和谐图景中显现新农村魅力。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通过对当地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分析和思考,提取出适合塑造新农村面貌所需元素,把它融于新农村景观的建设当中,对于提升农村文化底蕴和激发农村生活活力,维持农村生态、文化特色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有特色的乡土景观,可以减少农村城市化对乡村景观环境的冲击,使得乡村千百年来保留下来的乡土风貌和文化资源得到保留,乡村特有的文化、自然景观得以永久延续。

第二篇:浅谈新农村建设中的传统村落保护

浅谈新农村建设中的传统村落保护

[摘要]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城市化浪潮的加剧,广大农村正在进行城乡一体化的改造和建设,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巨大难题。经过近十年普查整理和抢救的成果很有可能因为村落的不存在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处落脚,被迫上楼的村民们失去了文化空间的同时,丰富而多样的民间文化也会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而消失,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巨大损失。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着手对我国“江河流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广大地域的传统村(镇)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开展田野调查。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个课题组267人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含县级市)中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25天至30天不等的综合性复查。据“遗存实情”记录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古村落生态状况令人堪忧。这些地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

[关键词]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已经开始,而真正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还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进入21世纪后,先后分五批将181个建制镇和169个村庄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近10年的今天,行走在一线的保护工作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非遗后时代”②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任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继续衰败下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在2006年和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冯骥才先生先后提出两个提案:《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建议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可能遭受到的命运,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性。2011年9月6日上午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冯骥才先生关于紧急抢救和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吁得到了总理的高度重视,2012年4月16日,国家三部一局发布《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那么什么样的传统村落值得保护,该怎样保护,冯骥才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关于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的标准有四条:第一,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都被村落记忆着;第二,应该有较完整的一个规划体系,比如较完整的村貌、建筑、街道以及庙宇、戏台、桥梁、水井、碑石等,应该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第三,应该有比较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包括各种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第四,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它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按这些标准确定是古村落了,就一定要保护,绝对不能破坏,这是原则。③这个标准基本上涵盖了传统村落的重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古村落保护着重村落的文物保护价值,这次的传统村落扩大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也是为了防止在对村落进行保护中导致村落的“空巢化”现象。④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千姿百态,要想对每一个地方的传统村落采用统一的保护方法是不科学的。所以,需要政府和专家学者要经常亲临现场,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从而为当地规划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后沟古村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因浓缩了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保存了中国北方汉民族自给自足的传统文明,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⑤经过学者和政府的合力,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村落获得了新生,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而后沟村保护的经验也同时启发我们,实地考察和科学规划的重要性。

不关心村落中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及相关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保护之一弊。“把关注焦点放在古村落的物质遗存上面,不关心与古村落物质遗存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关心古村落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发展利益等,这种兴趣和思路显然是有偏颇的,按这种思路进行古村落的保护则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完善的,不能使古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不能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完备的开发和展示。完善的古村落保护,不应只重视保护、修复古建筑的物质层面,也应该完整展示、合理传承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⑦学者在对著名传统村落浙江落苍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因为着力于对建筑本身的保护而忽视其中的人的生存以及整个村落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保护工作的不利。

虽然有很好的文化遗产,但缺少持续不断的保护资金投入是保护工作第二大弊。本来作为传统村落保护成功典范的山西榆次后沟村 2011年仅参观的中外游客达8万多人次,后沟古村旅游有了收益,村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每年文化遗产的维修费用没有着落。尽管政府分20%的收益,个体老板有60%,村里有10%,但实际上村里拿不到。“政府如果不增加投入的话,就把开发古村落的初衷给忘了”。

更有虽然挂了保护的门牌,却不加保护或者空置的村落,此为保护的第三弊。这实际上更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渎职。比如“当前徽州古建筑情形最切实的描述就是人走楼空:随着居民的离去,房屋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建筑就逐渐失去了生命力。

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和科学规划,随便拆迁和重建导致传统村落面目全非,此为第四弊。过去因为穷,楠溪江古村落被保存了下来;但随着经济发展,当地人富了后开始拆旧屋建新屋,导致一些本来整齐划一的传统村落建筑中时常出现一些小洋楼和其他现代建筑,破坏了整个村落的格调和风格。另外,一些被拆除重建的房屋完全被设计师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划,完全不考虑该建筑过去的风格和风貌,用个人的眼光取代历史。真正的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是修旧如旧,是不断地加固,防止倒塌和继续破坏,不是制造假古董、假村落或者假的历史。

明白了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以人为本”应该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尊重村民权益,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保护传统村落要让村民们意识到,保护它是为村落今后的发展提供平台,会为未来村落发展带来收益。不仅能为当地村民开辟财源,同时也能使当地村民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和资源保护有新的认识。只有让村民主动地参与到村落的保护行动中去,才是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发展的可能。

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让村民们享受到保护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并从中获得实惠是很重要的。在保护他们村落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成为保护工作中积极的参与者,要多方征求村民的意见,不能让村民的村落成了知识分子或者政府想象中的样子。其次,在抢救和保护的同时,还要兼顾村民今后的生活出路,不能在挂牌和论证之后一走了之,那样的论证并不能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持续发展有任何作用。再次,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内心深处唤醒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让他们自觉参与到传播和保护生养自己土地的工作中,并成为常态。

作为拥有7000年农耕文明史的国度,我国各地遍布着各具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古村落。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村落,大量地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宝贵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有效保护、深入研究幸存于世的形式与类型丰富、地域与民族特色突出、历史文化信息承载厚重的古村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③冯骥才:《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是2011年11月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冯骥才面对媒体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近10年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将面临着新农村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强烈冲击。

④冯骥才在《文化空巢及其对策》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为那些不知不觉就会被推土机推去的古村落与城市的历史街区心怀忧患之时,是否知道它们已经出现了可怕的“文化空巢”?这些历史形态犹存的村落与街区,远远看去,似是不错,古建筑一幢幢优美地立在那里,可是如果穿门入户就会发现,历史只是在它的躯壳上,并不在其中。里边的家具什物早都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历史内含已然不存。

⑤黄涛:《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第三篇:河南新农村建设中几个

社 会 实 践 调 研 报 告

黑龙江科技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10-1班

3号

吴丽 河南新农村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

一、经济建设问题

(一)一些经济数据

(二)调查情况

(三)我的看法

二、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一)教育问题

(二)医疗问题

三、农村文化建设问题

(一)现状分析

(二)解决问题措施

四、综述

正文

近年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央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加以应对,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手段扩大内需,此时,八亿多中国农民再一次肩负起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而受万众瞩目。然而,中国新农村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就我对河南农村的调查做点分析。

一、经济建设问题

(一)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三农”工作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中国农民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30%的人口,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尚未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至少是还不显著。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岂止是尚未完全发掘,应该说是极不发达,尤其是农村的消费水平。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最近十几年,我国GDP从1990年的363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3960亿美元,增长了12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686.3元,增长到2008年的4761元,仅增长7倍,低于GDP增长率。看以下的图表,这是我根据历年的数据绘制的一个图表,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与经济增长并不同归。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下1~15分别代表1990~2004年)不止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够快,其消费结构同样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可以看下表,比较一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同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巨大差距。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7%,仅相当于十年前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2004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之比为3.5:1,农村居民消费只相当于90年代初的城镇居民水平,农村消费倾向持续小于城镇。

(二)通过我对河南信阳市罗山县居民的抽样调查,我发现,每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收入比之十年前增长了四倍,而居民消费并没有多大改观时,大部分村民都会反问我:“东西难道没变贵吗?”我找了一下近十年的物价水平,发现若以1985年的物价水平为一百的话,则2005年的物价水平为413.5,正好为20年前的四倍,因此,可以这样说,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并未向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胡主席曾经说过:“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过敏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想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

(三)我认为,农民增收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城市应该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人均占有耕地少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而且粮价上涨幅度也比不过物价上涨幅度,要使农民快富,必须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转移出去,使其外出务工,从事二、三产业。正如《河北日报》所提到的: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二、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前几天看了一个报道,叫《农村孩子真不愿意上高中吗》,其中就提到了农村中最普遍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再加上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的调查里,河南罗山县的陈树欣女士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该女士患有高血压,但每次身体不适都拒绝去医院治疗,问她原因,回答说看不起。这不是个例,在农村具有普遍性。

(一)先谈一下教育问题,在罗山县,每年有两千多名初中生,而却只有一千多名高中生,那剩下的学生哪里去了?都去技校或者直接参加工作了。对此我感到一些深深地忧虑。教育,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知识就是力量不是一句空话,可在农村,这句话却不灵验了。与城市家长拼命将孩子送进高等学府正相反的是,许多农村家长只看到了大学昂贵的学费以及电视上所报道的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从而认为大学无用,进而其孩子由于没有高的学历,找不到好的工作,丧失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此以往,则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新农村建设有曾么会真正意义的成功呢?

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今天,我认为是时候扩大我们义务教育范围了,让农村和城市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都能透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为社会贡献更大力量。我本人认为,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对新农村建设必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医疗方面,现在正在推行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去看过《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如果认真一点,你会看到这一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用于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费用,重点对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进行补助。”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住院或者购买大额药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不会补助的。在我调查时,有村民就对我说:“买医疗没有用,打针吃药一点都不保。”我是在想,如果有人没有大病,打死你却因为莫哪些原因必须经常吃药的话,岂不是就享受不到合作医疗的益处了吗?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农村文化建设问题

(一)文人相见,有时候会谦称自己“粗鄙村夫”,可见农民在社会上看来都是属于文化素养不高的一个群体。这诚然也没有冤枉农民。有调查显示,农民家庭的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仅有871.77元,占全部平均开支(10989.46元)的7.93%,在所有开支项目中排在最后。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5种文娱活动分别是:看电视(27.35%)、打牌(12.69%)、读书看报(11.15%)、下棋(7.25%)、听广播(7.11%)。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约为2.76小时。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以现代文化形式为主,受制于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感兴趣的农民群体正在逐步萎缩降低,尤其是青年群体。普遍认识是花钱买票看戏、看书等不如买些吃的、喝的。

这种状况表明,农民的文化生活还很贫乏,缺少必要的科学知识以及精神财富。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邪教组织总是先通过农村滋生蔓延的了。像我的父母,过年的时候或者农闲的时候除了打麻将就是打扑克,连电视都看得很少,其消息相对闭塞。

(二)为改变这一种状况,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党委、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例如吉林的“欢乐庄稼院”、河北的“农村文化之星”等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自办文化的蓬勃发展。

2、要坚持鼓励扶持和规范引导并重,全力推进农民自办文化事业发展,尽可能释放和激活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热情和潜能,形成自下而上、丰厚活跃的文化土壤。

3、要坚持政策引导和培育市场主体,整合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经济,培育文化消费观念,形成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从而明显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文化的发展取决与该国的文化弱势群体,这是文化的木桶理论。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才真正说明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综述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我明白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也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也一定能够取得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胜利。

我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靠农民,但不能只靠农民自己,必须要有城市的帮助,必须统筹城乡关系。正如胡主席提到的:“我国能否有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去绝育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们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我们必须真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陈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从而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财政应该继续加大全省各级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积极争取和用好中央财政的支农资金,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政府应该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应该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而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争取早日将其应用到新农村建设当中去。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刑法保护分析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刑法保护分析

李越1,陈喻伟 2

(1.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湖北 宜昌443000)

(首次发表于《农村经济》2012年第5期)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暴露出的农村土地问题也同样突出。由于人为破坏土地资源,我国可利用土地持续减少,土地质量急剧下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此背景下,应当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刑法保护,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制保障。

关键词:土地土地流转刑法保护

在我国农村中,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劳动群众依法集体享有对属于其所有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主要有:宅基地使用权、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乡村企业和公用事业用地的使用权,如村办企业或者乡、村兴建公用设施用地或以土地使用权出资与其他单位或个人联营的情况。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截至2010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

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

6、阿根廷的1/

9、加拿大的1/14。”[1]土地资源呈现出十分窘迫的现状。每个国家伴随着经济增长,都曾出现过要求增加城市用地,农用地转为城市用地的过程,而且也都曾遇到土地的供不应求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我国经济基础的实际出发,采取了先城镇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的发展方针,在短时间内以牺牲农村利益为工业化的发展完成的原始积累,1954年至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了5100亿元巨额资金。1978年-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2]在本世纪初就曾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3] 表现在土地问题上,“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1%,会占用农地30万亩左右。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4]

经济学的帕累托理论指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应当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糟的情况下,而再使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方式总是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胡锦涛同志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党和国

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治国方略,把“三农”问题摆在重要位置,连续五年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但是我国长期以业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尤其应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和难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在于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任何一种土地制度的刑法保护,都是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不同的土地制度,法律保护的范围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土地制度,刑法保护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法国、英国、加拿大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完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阶段,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最终都形成了以土地私有和保护土地的使用效能为核心内容的土地保护制度。日本是实行土地私有与公有共存的土地制度,与其他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如法国与加拿大比较,日本刑法保护土地制度是采用保护土地私有权为主、兼顾公共利益原则,对利用土地采取的是行政法的保护方式。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来大规模干预农业的国家,它经历了大约200多年的立法历史,目前的立法技术已相对成熟,农业法律保护体系也相当完善。

我国建国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期,对建设用地的管理还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范畴,利用土地来牟取暴利的情况较少。对土地制度与土地资源的保护主要是民事与行政责任相结合,《刑法》对土地制度的保护没有单独设立罪名,只在《土地管理法》及部分行政规章中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但也只能按《刑法》已规定的罪名来判处。改革开放后,1988年4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

第二条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内容,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流转制度的确立使土地使用权成为了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随着我国城镇进程的加快,一些地区盲目设立开发区、乱占滥征农民集体土地,导致无地、无业的农民增多,又或者无权或越权占用土地;变相买卖集体土地;私搭乱建、违章建房;个别基层组织人员侵占集体土地所得资金等现象也有出现。1997年《刑法》直接针对土地流转问题规定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批准占用、征

用土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等罪名。根据犯罪主体是否利用公共权利划分,可分为职务土地犯罪和非职务土地犯罪。1998年《土地管理法》根据1997年刑法作了增补,对侵犯土地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增加了3条。非职务土地犯罪包括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与非法占用农地罪。情节最重的处三年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非法占用农地罪的处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职务土地犯罪包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最高量刑为处3年以下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目前我国的土地法律保护体系在立法上还是严重滞后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不断进行着制度创新工作,土地立法往往因为政策性、时效性、原则性较强,部门立法的痕迹严重,因而体系上既不统一,又不具有长期的可操作性,已经不能适应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破坏市场交易秩序,利用职权来破坏土地管理秩序,非法占用农地破坏环境资源的社会现状。

目前我国开展的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实际上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成就的基础上,在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农民和工人等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重新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将是其中最大的一笔财富重新分配过程,它毫无疑问将给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如果不能加以规范,一方面,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导致某些商业利益阶层对农村土地的盲目掠夺,另一方面,职务犯罪行为对正常土地流转的干扰,也可能大大削弱此次农村土地新政的改革效果。当民事、行政手段已不能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能很好的推动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时,刑法有针对性的介入成为必然。

改革或创新是必须的,改革或创新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但不能以一种改革或创新解决所有问题,创新与监管应当成为一对永恒的主题,如果在改革或创新的过程中监管滞后,必然导致对改革或创新所隐含的巨大风险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如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与美国长期放松对金融创新的法律监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形式下,应当重视和加强利用刑法手段开展监管的工作。

(一)、加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释工作,为土地管理的民事、行政保护提供刑法保障。

农业法和刑法分属不同的法域,包括土地、“三农”在内的各种农村社会经济内容的实体法律主要由农业法调整,但是对防范和打击破坏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等各种犯罪行为,则由刑法予以调整。目前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民事和行政纠纷,主要依靠1998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2005年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在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中也仅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原则性规定。刑事审判主要依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16日通过、1999年6月22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近年来,在农村小产权房的流转、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经营用地、公益性用地的征收等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问题上,理论和实务界一直争论较大。现行法律明确规定除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禁止农村宅基地买卖,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购置房产,但小产权房的交易在各地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在2008年根据审判实践专门调研后建议允许农村房屋产权流转。可见,当前的民事和行政有关土地和“三农”的立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势需要。

(二)、重点打击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

社会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多与行政权力密可不分,农村乡镇、村集体和“七站八所”处于此次土地流转的最前沿,据统计,“今年1至10月份浙江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12件522人,其中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占到涉农贪污贿赂案件的四成左右。”[4]当前,涉农职务犯罪高发的态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经济形势的变化。

在这种形势之下,司法机关一方面应当切实加强与涉农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做好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努力形成惩治与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合力,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同时,还应当加强调研,要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认真总结土地流转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深入剖析原因,研究治理措施。立法机关也应当加强立法调研,为农村土地流转新形式下打击职务犯罪提供刑法保障,推动建立和完善防治新农村建设中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

(三)、开展对土地管理渎职犯罪的立法调研活动。

在2005年底,中央就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要降低20%。此后,节能降耗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在土地管理方面,许多地方仍然是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以租代征。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发现本期发生的违法用地行为5.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耕地16.4万亩),与2009年相比分别下降14.3%、上升1.1%。立案查处本期发生的违法用地案件2.8万件,涉及土地面积33.8万亩,与2009年相比分别下降12.1%、上升7.6%。”[6]不少地方和部门一边从农民手中强制低价拿地,一边在建设中大肆挥霍用地。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上述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以租代征的土地违法行为,符合渎职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但是,目前在我国《刑法》规定的37条渎职类犯罪中,涉及土地的罪名仅有第410条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两个罪名,其罪名涵盖的范围过窄,已严重滞后于我国土地管理的严峻形势。因此,完全有必要开展对土地管理渎职犯罪的立法调研活动,根据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对《刑法》第410条作出调整。

结语

土地作为自然的产物,其面积有限,具有不可创造的特点。而我国目前的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预计到2040年左右人口总量达到约16亿。也就是说,在今后大约30年时间里,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面临着人增地减,农业生产规模更小、单位成本更高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且,综观中外的刑法,对农村土地制度与土地资源的刑法保护措施呈现出从罪名少到罪名多,从刑罚力度小到刑罚力度大的发展趋势。

因此,面对我国严重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在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我国的刑法应当更加重视对农村土地犯罪的打击。在立法上,应当深入地研究农村土地制度的刑法保护策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契合中国实际,多角度、多手段地对破坏土地制度与资源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对个别的土地犯罪的刑罚配置朝重刑趋势发展,并且刑罚配置应设立档次,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刑法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赵旭.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J].东北师大学报,2005(4)。

[1][4] 李兴文、李松、张兴军、王军伟.我国耕地总数接近18亿亩红线空置面积超1亿亩[J].半月谈,2011(3).[2] 王惠.“三农”问题的法治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22).[3]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J].战略与管理,2003(4).[5] 赵阳.“村官”成职务犯罪高发人群[N].法制日报,2008-11-27.[6] 阮煜琳.我国去年发现违法用地案5.3万件查处2.8万件[EB].中国新闻网,2011-01-21.作者简介:

1、李越(1976—),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西安市人,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当代政治制度。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443002,联系电话:***、0717-6399515,电子邮箱:cyw8619701@126.com。

2、陈喻伟(1972—),男,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法学会会员、市人大代表、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龙山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本科毕业,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公司法。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129号11楼诚昌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443000,联系电话:***,传真:0717-6255855,电子邮箱:ly***@126.com。

第五篇: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

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

摘要:“美丽乡村”建设关系到广大乡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为避免盲目追求速度以及经济效益所造成的乡村建设性破坏,以乡土文化与传统村落环境的共生性发展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学科理论,探索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所承载的重要文化价值。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提升生产、生活环境质量,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作用。乡村建设应以尊重传统文化根基为己任,通过“传承、保护”,“创新、新建”,“挖掘、改造”三种形式,在遵循保持、创新地域乡土建筑原则,延续、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原则,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导向多样性等原则下进行村落建设与改造,为当代乡村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空间环境保障。

关键词:美丽乡村;乡土文化;文化保护;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F3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69-06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在会议中明确提出创建“美丽乡村”的基本要求是建设村容整洁、环境优美、乡土文化气息浓郁的乡村聚落环境。2013年,为指导和规范“美丽乡村”创建工作,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精神,同年确立了1 100个乡村为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单位。2014年,农业部发布了中国“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2015年,由国家质检总局等9家单位联合起草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正式公布,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评定标准作出了具体规范,内容包括村庄规划、村庄建设、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乡风文明等9个部分。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其传统文化的根基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各地区因自然、地理等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乡村作为承载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也呈现出形式多样的聚落空间环境。在乡村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其核心价值,无论何种方式的“美丽乡村”建设,都应建立在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之上,这将对提升我国乡村文化软实力,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土文化属性、特征

乡土文化是客观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是传播制度、传统的知识系统,是承载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即担负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又维系着乡村、宗族,社会经济与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它具有鲜明地域特色,能够充分反映某一地区百姓的日常生产活动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是人类在特定区域内历史、人文、生产劳动力、意识形态的见证[2],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主要涵盖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形式,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3]。物质文化形态具有典型可识别性特征,它包括了乡土建筑、乡土景观、历史遗迹、农耕器具等有形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形态则主要包含了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民风民俗、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村落营造理念等无形文化形式。

二、乡土文化与传统村落及其环境

我国土地资源辽阔、民族众多,广大乡村存留了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这种建立在千百年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以村落为载体、自然形成的独特的村落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也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乡土文化根植于广大乡村,具有原生、本土、地域等典型特征,这些文化理念及形式是当地先民在生产生活经验、审美、道德、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并在百姓中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虽然乡土文化具有物质与非物质不同的属性特征,但两种文化形式并非完全独立并存,而是在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下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例如乡土建筑、传统聚落环境即是乡土文化意识的物质表征,同时它们又承载着对其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种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的共生性关系,在我国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中无处不在,是构成乡土文化的内在核心。

从中国人居环境的最基本形式来看,源出巢居的干栏式、源出穴居的窑洞式、源出庐居的帐幕式,都体现了先民在不同地域环境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乡土文化观念的继承与延续。如我国黄土高原多数地区百姓居住的窑洞,其主要材料黄土具有冬暖夏凉、保温隔热等优势特点,根据不同建造工艺可划分为土窑、接口窑、地坑窑、砖窑、泥墼拱窑等,在形态上有下沉式、靠崖式、独立式、混合式等,其选址、布局、结构、选材、形式等特征,充分反映了当地百姓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节约能源,注重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自然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土文化观念。

其次,村落环境作为物质载体还承载着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手工艺、民间习俗等的产生与演变,都与村落建筑环境密切相关,并且相互影响。以陕西长安北张村传统造纸工艺为例,其工艺流程主要包括浸、蒸、碾、制浆、捞纸、压纸等流程,制作环节多在建筑空间环境中完成,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村落布局与建筑形制也因造纸工艺而发生改变。又如,我国南北地区巨大的饮食习惯差异,也同样对建筑空间环境提出了不同要求,两者共同构筑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饮食文化。

三、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意义与价值

党和国家指出:强富美是中国三农的目标,即“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再次升级,是在提高乡村基础配套设施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针对当下农村建设中“联排别墅”“千村一面”[4],乡土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等问题所提出的有效解决途径,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关乎到乡村的“根”,民族的“魂”。

当代乡村建设既要改善和提高乡村生产、生活环境与质量,还要保留乡土文化的发展根基,保持乡村历史沿革、乡村文化和地域特色,使广大群众有家园的认同[5],并为乡土文化在新历史时期创造可持续传承、延续、发展的生存土壤。同时乡土文化也是构建当代乡村文化的重要核心,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不断推进,乡土社会及其礼仪规范逐渐被贴上了“落后”“愚昧”等标签,致使乡村社会逐渐失范,不和谐现象等问题凸显。人们越发认识到本源文化的缺失对民族、地区、国家在文化可识别性方面所造成的危机。在保护传统文化过程中,也将教育问题纳入其中进行探讨[6],希望不同类型文化形式在为人类带来观赏、体验的同时,达到更为深层次的教育意义。进而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与发展,增进社会稳定,避免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意识形态。这种文化观念成为反映某一民族、地区、国家,在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因素。礼仪文化作为乡土社会的基本内核,包括了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善恶标准等事项,是民众之间的处世规则与相守之道。它们的传衍往往通过某种表演与口传形式,在村落中的戏楼或特定空间进行,或通过建筑装饰等艺术形式予以弘扬、警示,体现于村落、建筑布局等多个方面。这些乡土文化表达形式不仅具有其自身的文化遗产属性特征,同时又是构成乡村和谐发展的力量与源泉。它们由人的行为和所创造的生产物等构成,代表着民众的思想、观念、心态以及风俗习惯,是人类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环境,将群体所选择或做出的某种行为方式予以肯定的标准行为模式,是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当代乡村文化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彰显地域文化特色

乡土文化具有物质与非物质的双重属性,以及相互关联性、惟一性、可识别性等特点。其根植于农村生产、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民俗文化活动、乡土建筑、农业生产景观等,都是地区文化符号的表达与承载形式。以我国乡土建筑为例,按照地域可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江南、西南、闽粤等建筑形式,它们因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地域环境等不同,在建筑形式、造型、选址、选材、装饰、工艺等诸多方面特色各异,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乡土建筑营造理念,呈现出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村落结构布局与环境。

“美丽乡村”建设旨在为广大乡村百姓建设物质与精神的幸福家园,包括了对物质性生产生活空间的建设,对非物质性乡土文化的保持与传承[7]。这些独有的乡土文化要素,是“美丽乡村”建设中最能深刻体现乡土文化特色的物质与精神载体,是保持、体现村落乡土特色与风貌[8]的重要核心,是新时期乡村形象、内涵建设的基础所在,是唤起民众对本源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的重要途径。

(三)提升生产、生活环境综合质量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乡村作为承载百姓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环境,因受其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水平不发达等问题制约,致使乡村功能未能得到同步更新、发展,已不能够完全满足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面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冲击,乡村百姓开始将标准向城市化生活看齐,意识形态受到了来自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冲击,致使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对家园的认同感开始发生扭曲。在乡村的盲目建设与改造中,乡村固有的布局与结构被打乱,村容、村貌、农田风光、乡土景观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传统民居被拆除等现象频繁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城市居住区景观与建筑特色的乡村环境,这种做法虽使村落基础设施等得以改善,但其构成要素、功能特点与乡村生活却缺乏紧密联系。

“美丽乡村”建设是改善我国亿万农民生存状况的重要举措,提升生产、生活环境综合质量,应以尊重乡村历史沿革、民俗风情、传统习俗等为根本,不能完全等同于城市建设。乡村建设应在借鉴、传承传统村落优秀选址、布局、营造理念的基础上,合理解决乡村住宅、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低等问题。将历史与现代有机融合,使乡土文化与理念融入当代乡村建设与改造之中,为百姓营造具有较好乡土文化氛围与较高生活质量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

(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乡土文化不仅与当代乡村文化、村容村貌等方面建设紧密相关,也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从传统意义来看,乡村产业结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随着城乡发展,乡村的生态功能、空间优势、文化传统与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乡村已不仅仅是农业的生产之地,更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与文化氛围[9]。乡村的农田、水渠、建筑、美食、民俗风情等都充满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对于生活在紧张和繁忙的城市中的人而言,乡村无疑是人们追求田园风光、体验农耕文化的理想目的地。

保持与传承乡土文化,不但有利于增强乡村自身特色与生态建设,还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旅游、观光、体验的可持续发展,为改善、优化乡村传统产业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乡村经济收入水平提供了多种途径。

四、乡土文化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的传承与创新

“美丽乡村”建设内涵丰富、任务复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乡村建设不仅要满足百姓生产生活需求,还应将乡土文化的保持与传承工作作为首要任务。从目前我国乡村建设的发展现状来看,多数乡村在建设中通常将重点更多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忽略了乡土文化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所承载的物质与精神价值。部分新建村落在乡村建设中进行一味的样式模仿,导致了“建设性”破坏的频繁发生。另外,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利用、开发过程中,因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的“开发性”破坏也屡见不鲜,致使乡土文化的典型性特征不断消亡,承载形式与生存空间正在逐步发生变异。

针对我国目前乡村整体生存、发展现状,基于乡土文化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主要可通过传承、保护型,创新、新建型,挖掘、改造型三种形式完成。

(一)传承、保护型

传承、保护型主要针对具有典型乡土建筑遗存的古村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经济的逐步发展,古村落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建筑风貌被损,农田受到污染、水系被填埋、植被被砍伐等现象频繁出现,不仅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整体空间形态,也造成村落景观生态格局的破坏,一些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也因生存空间的变异而逐步消亡。其次,乡村建设中通过拆除、合并村落与城镇聚集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做法,也造成乡村面貌和空间形态等遭到破坏。古村落是某一地域环境下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呈现,集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经济等为一体,包含了村落布局、建筑形式、空间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古村落保护不等同于历史建筑、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应体现自身的活态化特征与价值,这也使古村落保护在实践操作层面具有很大难度,如何正确处理基础设施改造、乡土建筑及其环境修复、乡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是此类建设保护的重点与难点。

浙江温州永嘉县岩头镇苍坡村是这类形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村落,苍坡村现有486户居民,占地146亩,村落始建于公元955年,现存建筑为1178年修建,距今天已有800多年历史,2013年入选我国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建筑布局上,苍坡村借自然山水融“文房四宝”之意向元素进行布局,展现出浓郁的耕读文化气息。苍坡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首先对村落风貌进行整治,拆除私搭乱建违章建筑,修复年久失修的民居。其次,提升改造乡村基础配套设施,结合乡土文化资源保护大力发展古村落旅游观光,有效带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基于遗产保护的传统村落“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并非个案,在我国广大乡村具有典型保护价值的村落数不胜数,在具体操作中应遵循以保护性修缮为根本,对原有乡村聚落环境进行整体性活态化保护,内容包括了街巷形态与格局、地貌遗迹、古文化遗址、乡土建筑等,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村庄道路、水系、基础配套设施,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提升乡村整体文化形象,对古村落进行合理保护、利用开发。

(二)创新、新建型

近年来,对于一些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灾害频发或基础设施过于落后的乡村地区,国家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另辟新地进行重新建设,为乡村居民创建更加适宜安居生活的家园。

以重庆渝北区为例,该地区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广大乡村不同程度受到出行难、就医难、吃水难和养老难等问题困扰,给当地百姓在生产生活、致富创业等方面带来很大影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计划6年时间建成100个特色农民聚居区,在满足完善住房、交通、卫生、垃圾处理等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及其面貌达到全面提升。在各聚集区的建设中,村落选址充分考虑基础功能与产业导向等因素,在村落风貌、布局设计中将乡土文化融入整体设计之中,其建筑样式、色彩、肌理等都在原有形式上得到了创新。在民居、乡村景观等设计方面,注重传统乡土文化传承,尊重传统生活习性,较好地保持了渝北地区的乡土风貌特色。其次,将产业导向与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相衔接,在村民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使搬迁居民住得下、留得住。

新建型村落在“美丽乡村”工程建设中应将传承、创新有机融为一体,根据地缘优势探索乡土文化、绿色生态等相结合的乡村发展道路。在建设规划中应依托乡村产业导向进行村落规划设计,最大程度保持移民原住地建筑风貌与室内结构布局,并依托乡土文化特色对居住区公共文化设施等进行规划、建设。

(三)挖掘、改造型

挖掘、改造型建设模式,是“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最为复杂与多见的一种形式。主要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建设中“千村一面”等问题而提出,指通过对乡村内部与外环境进行建筑更新、综合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村落整体形象,有效改善乡村人居生活环境。

陕西丹凤县竹林关村则是这类改造形式的典型,在历史发展中这里曾是重要的水旱码头、商贸古镇,生态环境良好,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竹林关村以创建“秦岭美丽乡村”为目标,以延续历史文脉,重塑商贸古镇,打造宜居乡村为切入点,展开一系列建设。在对村落基础设施进行完善的基础上,对村落环境进行整治,将原有乡土民居与商铺进行保护与修复,对村民自建房进行统一立面改造,对主要路段进行商贸古道步行街开发利用。将乡土元素与符号结合整体村落历史风貌进行表现。其次,实施水资源开发,修建拦水坝,使干枯河道形成静态水面。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创建桃花谷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州河北采摘园。有效改善了当地百姓的居住生存现状,并为未来乡村旅游观光产业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造型“美丽乡村”建设量大而且面广,既要将乡土文化予以传承延续,又要将现实难题予以化解,在实践操作中具有很大操作难度。在建设中应充分挖掘地域乡土文化本质与内涵,结合被改造村落现状进行合理规划改造设计,将村落规划布局、民居形态、乡土景观、产业布局等问题进行整体考虑。

五、基于乡土文化的“美丽乡村”建设原则

乡土文化因地域不同而特色鲜明,并具有延续、不断发展的可持续性。“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在乡村保留传统乡土文化的本旨与内涵,还需通过合理的传承方式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文化脉络,并在新时期换发光彩。

“美丽乡村”建设应以乡土文化为切入点展开各项工作,应避免盲目追求样式、风格而使乡土文化生存空间缺失,建设前期应进行充分的科学研判,从而形成针对保持乡土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及其改造方法,为乡土文化的生存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土壤。在“美丽乡村”创建中应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

1.保持、创新地域乡土建筑原则。针对具有保护价值的村落,应以整体性保护为根本,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村落结构与聚落空间环境等要素;在“挖掘、改造型”“传承、新建型”“美丽乡村”建设中,应充分考虑村落的历史沿革,继承、创新乡土村落环境的布局、结构、样式、色彩、材质等构成要素。

2.延续、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原则。以村落为载体,对优秀乡土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保护、利用,尽可能避免因过度建设、开发所带来的破坏。

3.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乡村周边自然景观环境与农业生产性景观进行合理保护与利用,有效整治违规采石、挖沙,乱砍滥建行为,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防止生态环境遭受建设性破坏。

4.公众参与原则。“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公众行为,乡村建设应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结合,为百姓营造舒适宜人、具有归属感的乡村环境。

5.产业导向多样性原则。探索“生态―观光―人文―体验”为一体的乡土文化保护、利用模式,利用古村落、科技农业、田园风光、农业生产景观、绿色生态资源等要素[10],形成集人文、生态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方向。

六、结语

“美丽乡村”建设是关系到我国亿万农民生存状况的重要举措,也关乎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将乡土文化保护与乡村建设有机融合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所在,旨在以传承乡土文化为切入点,改善目前乡村建设中“千村一面”“建设性破坏”等现象,并以此拓展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发展,为百姓营造具有精神归属感的宜居家园。这种建设思路与观点,将对我国城乡建设、乡土文化保护等领域,在理论与实践研究、操作方面具有重要借鉴与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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