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错位现象的辨析（本站推荐）

第一篇：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错位现象的辨析（本站推荐）

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的错位现象辨析

以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和在海外更短暂的留学时间而言，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接受视域是相当宽阔的，而他的热情开朗的性格，偶然的个人机遇，也为拓展他的西方视域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这就导致了其接受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徐志摩22岁时，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随后便出国留学。他先于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后又于1920年转赴英国，不久即放弃伦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投身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习与创作，1922年秋回国，继续从事诗文创作并在南北的一些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死于意外空难，结束他短暂而浪漫的一生。徐志摩的留学生涯虽然不长，留美整整2年，但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业;留英也是2年，但转入剑桥皇家学院是赴英半年后的事，真正投身文学研创不过一年半，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对徐志摩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了徐志摩将以诗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归宿，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选择和接受方式。

他在留英期间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特别研习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而且还借助某种特殊的机遇，直接交往和接触了许多英国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人士，他们是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哈代、萧伯纳、威尔斯、狄更生、卡本特、曼殊菲尔、福斯特、文艺理论家瑞恰慈、奥格登、弗莱伊，及经济学家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屈奇、汉学家魏雷、翟尔斯等这里所列人名的原文依次为：Bertrand Russell, Thomas Hardy, George Bernard Shaw, H.G.Wells, G.L.Dickinson, Edward Carpenter, Katherine Mansfield, E.M.Forster, I.A.Richards, C.K.Ogden, Roger Fry, Maynard Keynes, Lytton Strachey, Arthur Waley, H.A.Giles。，如果再加上他当时想见而终于未见(或后来得以交往)的外国作家这就不局限于英国作家了，前者有意大利作家邓南遮(D’Annunzio)，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后者有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数就更多了。这份长长的名单虽然不能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化和文学界的所有精英分子，但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多见的。虽说向往西方文化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但这种对西方文化人士的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文化交往，也是够令人称奇的了。之后，徐志摩又分别两次出国旅行，以崇敬的目光留恋西方的风土人情，并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文。

徐志摩留学英伦时，英国文坛正处于新旧文学思潮交替并存的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作为浪漫主义之余绪和现代主义之发端的唯美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势发生着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正是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几乎同时兴起的时候。其中意识流文学更是直接发生在英国;美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常常流动于英美两国之间，加上语言的便利，象征主义诗潮对英国诗坛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他如起自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等对英国文坛也有影响。从徐志摩个人接受视域看，他对欧美特别是英国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现象都有接触，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徐志摩对19世纪浪漫主义的接受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他对歌德、雪莱、拜伦、济慈、勃郎宁夫妇的钟情和译介是人所共知的，他常常以雪莱和拜伦自喻，他本人的大部分诗作也表明了他对浪漫主义的倾情，他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题作为自己诗集的书名《(猛虎集》)，而他的浪漫爱情更为他赢得了风流诗人的雅号。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徐志摩那样全人全心的把自己归属于浪漫主义时代”(魏雷Arther Waley《我的朋友徐志摩》)。另一方面，徐志摩对作为浪漫主义在欧洲的余绪和转型的唯美主义思潮也有很深的浸染，他曾翻译过罗塞蒂兄妹、史文朋、西蒙斯等人的诗作，而后来与闻一多等创办的《新月》杂志，从刊物的立意到版式，风格上都有英国著名的唯美主义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影子，徐志摩本人虽然不是译介与宣传唯美主义最力的新文学作家，但那些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作家如郁达夫、闻一多、邵洵美等，恰恰都是他的气味相投的好友，而他的诗文所体现的艳丽的色彩、华美的辞藻和精妙的音韵旋律，都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对徐志摩诗文风格的一个公认的标志。

但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徐志摩本人的阅读和交往视域来看，他对现代主义思潮也有相当的接触和感受。如上所述，因开始有旅欧的林长民(曾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引见，他得以同伦敦的上流社会保持往来，也得以与英国文坛精英们有着广泛而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从文学和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至少会大大加深对文本接受的影响程度。从他的交往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与当时由维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的伯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成员间有许多往来，虽然并没有他与那位意识流女将的交往记录，但徐志摩确实与其他一些成员有频繁交往并建立了友谊，其中就有弗莱伊、斯屈奇、凯恩斯和罗素。尤其是在弗莱伊那里，徐志摩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有了深切的感受见徐志摩《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菲儿的印象》，《徐志摩全集》第三册，上海书店1995年版。也许因为创作文体上的差别，徐志摩对维吉尼亚•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没有作过专门的评述、介绍，但他对于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却也颇有兴趣和领悟。1924年，他曾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死尸》;1929年，他又写过《波特莱的散文诗》一文。

徐志摩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崇拜、狂热来形容显然并不过分。他曾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1918年，他去美国，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见《〈猛虎集〉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40)，美国建国初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1920年，离美赴英，又是冲着哲学家罗素去的。而1925年和1928年两次西游，则不仅尽可能地拜谒活着的名人，而且怀着同样虔敬的心情，一路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地。徐志摩的新诗创作是从模仿西方诗人，主要是英国诗人开始的，哈代、济慈、罗塞蒂、布莱克，(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他所崇拜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偶像;他还直接以那些他所崇拜的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为对象，写下了大量“笔下常带感情”的富于浓厚异国情调的优美散文，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一种译介方式，当然直接的译介还有许多诗歌、小说、戏剧的译作和介绍，其中又以诗歌的数量最多。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种接受视域丰富性与复杂性当然与他所处的中外文化交汇的具体历史情景有关。20世纪初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空前激烈的时期，19世纪后期的屈辱遭遇使中华民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民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外来刺激下获得了空前的高涨，而在传统文化体制的权威日渐褪色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文化的新的价值参照。于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乃至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便同时成为肯定、仿效的榜样，这种历时文化传统的共时化接受，本身就规定了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复杂性。从徐志摩个体而言，他的西方视域果然不可能覆盖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但其丰富和复杂性也同样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果然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也与上述徐志摩的开放文化心态和独特的个人机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若是透过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发现，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接受有着不同于其他同时期作家的自身的特点。至少在他与当时正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上，他与同时期留学海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相比不尽相同。

在接受影响的方式上，与同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曾留学外国并因此而走上创作道路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的外来影响不仅来自于大量的阅读，而且更来自于与外国文艺和文化界人士的直接交往，而后者对曾游学美英两国，特别是在英伦有着广泛交往的徐志摩来说是得天独厚的。另一方面，从接受主体对对象的选择来看，徐志摩与同时期在法国留学的李金发、王独清等新诗人也不尽相同，后者在留学期间深深浸染了当时所在国的后期象征主义艺术思潮，并将这种倾向直接付诸创作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其创作风格的明显标记。而徐志摩所公开标榜和崇拜的，也作为他诗文创作的最大特征的，是在英国文坛已经成为历史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创作，而在他留英时期，正是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和创作实验方兴未艾的时候。而且，综观徐志摩一生的创作，他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没有越出19世纪浪漫主义的范畴。若更进一步的分析，将徐志摩短暂创作历程(从诗兴勃发的1921年到1931年遇难，仅10年时间)中的风格变迁作一个大体的描述，如果说他的早期(留学期间和回国初期)诗作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抒发，那么，他后期的创作则开始显现出某种现代主义气息，而这恰恰是在他远离现代主义本土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及其变化和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以及他的感受濡染过程的这种错位式对应，形成了徐志摩西方视域中的独特情景。导致这一情景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需要将接受个体置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双重背景之下，同时应注意将个体的接受“前结构”、接受具体情景和所处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一方面避免两者间的割裂，另一方面防止相互取代。

首先，即使我们将徐志摩作为新文学作家中最为典型的浪漫诗人之一看待(许多论者往往这样认为，就是徐志摩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如胡适、朱自清、梁实秋等人也有类似看法)，但也不应当忘记他不可能成为西方浪漫主义的“拷贝”，若以西方浪漫主义的基本特性来衡量，徐志摩仍远非真正浪漫主义的，何况浪漫主义在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事实上，徐志摩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限定，它主要表现为诗人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内核，以主观情感的直接抒发为艺术表现的中心标准，对英美浪漫主义诗风的一种认同，但他的接受视域对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思潮也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覆盖。这一点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

其次，徐志摩的英年早逝，使他的诗文创作突然中断，从而令他的生命乐章永远终止在“浪漫主义”的旋律上。事实上，他后期的创作已经带有日渐明显的悲观绝望情绪和现代主义艺术的破碎感，从早期“雪花的快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一诗写于1924年底，后收入《志摩的诗》。，到后来的“我不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地做人”引自《迎上前去》，作于1925年10月，后收入散文集《自剖集》。，再到将生活看作“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引自《生活》，1929年5月作，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以至“提什么以往，——骷髅的灵光!”引自《活该》，1929年11月作，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哈代和波特莱尔的色彩逐渐加重，如果天假以年，徐志摩无疑会对新诗坛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同时其诗风也肯定会日渐偏离浪漫主义的视域。

再次，从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具体接受情景来看，当时英国文化大背景和他所处的具体文化环境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同层次的差异，而这种差别在中国作家对西方思潮的接受情景中或许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徐志摩留学时期(1920—1922)的英国，正处于前现代与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19世纪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虽然已至尾声，但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传统，仍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同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种种先锋实验虽然已经在一部分作家中积极展开，特别是以维吉尼亚•伍尔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更是在当时和后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先锋作家的文学实验和文学思潮的变革努力毕竟还没有成为经典，还没有成为大学教学的对象，还没有完整地进入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视野，这就多少影响了作为留学生的徐志摩在接受和实验过程中的选择，这样，虽然徐志摩也亲身感受了欧美现代主义思潮，但在他本人在早期的创作实践中却一开始就选择了浪漫主义。后来虽说沾染了日渐浓厚的悲观气息，但浪漫主义仍是其作品的主要特征。

另外，这种文学接受上的时空错位现象，不仅表现在接受主体方面，同时与传播中介的作用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作为影响源文化之主体的态度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接受者的接受视域。在徐志摩的西方视域中，哲学家罗素既是他所崇拜和接受的对象，又是对他的接受视域和接受方式有着重要影响的人，而罗素对中西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态度给予徐志摩很大的影响。徐志摩之所以离美赴英，就是“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即伏尔泰——本文作者注)认真念一点书去”引自《我所知道的康桥》，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罗素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不过，罗素对徐志摩思想上的影响主要是在启蒙主义的意义上发生的。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是当时英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徐志摩常常参加的剑桥学术团体“邪学会”的成员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沙龙的座上客，罗素虽说没有专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评析，但从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作为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艺术始终持保留态度，至少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意识流文学的哲学鼻祖伯格森就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对意识流的心理学鼻祖威廉•詹姆斯也褒贬参半。另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罗素认为，“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之方法，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观念，二者渐合，庶乎可矣。”引自罗素的《中国之问题》，中华书局1925年，第181页。显然在罗素看来，伯格森直觉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特色，不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之路。罗素的这种思想倾向对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像这样影响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接受的人物，还不止罗素一人，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展开。

在主客观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导致的这种错位性接受，使徐志摩终于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舞台上。他的英美式的政治理想，他对西方浪漫主义诗艺的悉心把握和独到创意，他的诗文所显现的富丽浓艳的意象和辞藻，优美的音韵旋律，很快引起文坛的瞩目，再加上他对浪漫爱情的执著追求，热情好动的性情，一下子便迷倒了许多青年读者。“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朱自清先生的描述可以概括徐志摩在当时读者和新文学人士心目中的形象。

但回国后的徐志摩，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连年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日渐显露，而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的暴力革命又有一种恐惧与怀疑，再加上他在个人婚姻和爱情理想追求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终而破灭的绝望经历和体验，于是，他的诗文创作便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逐渐转变为失望、矛盾、忧郁、疾忿，最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颓丧、孤独、恐惧感日渐浓重，还弥漫着宗教神秘和宿命意识，尽管还时不时竭力要发出飘逸亮丽的嗓音，如后期的《黄鹂》(1930)和《云游》(1931)等，但毕竟已掩饰不了那股逼人的寒气，事实上，在他的生命夭折的前夕，徐志摩已开始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气勃勃向西方19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的绝望、危机和破碎感的过渡。

总之，统观徐志摩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关系，他在对影响源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错位：一是在他留学英伦，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亲身感受西方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却以已经成为历史至少是走向衰退的浪漫主义为楷模;二是当他回到政治经济上远远落后的祖国，远离现代主义发生的国度时，却又在有意无意之中日渐靠拢现代主义，尽管事实上在他意外地结束生命之前，其创作仍没有逸出浪漫主义的范畴。这两次错位的交织，构成了徐志摩对西方文学思潮接受视阈中的复杂图景。对于前者，本文尝试作出上述几点分析。而对于后者，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古典与现代传统在徐志摩身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契合是相当明显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位最为西化的新诗人身上的作用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其实，在徐志摩开始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现象背后，还包含着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反叛性因素再生所起的作用，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探讨。但通过本文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跨文化的文学接受在最具体的层面上，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仔细区分具体接受个案的每一个环节和特殊情景，只有透过一系列具体个案，才有可能准确概括出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接受中的这两次错位现象，都反映了跨文化接受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接受主体与西方文化的“视界融合”中，除了西方文化和文学历史的真实，还有接受主体理解的真实;在文化和文学影响和接受的常规逻辑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具体的特殊逻辑;在具体接受个案的每一个接受环节上，都包含着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的交互作用。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xiexiebang.com/content.asp?id=2372

第二篇：西方文学导读

一、经典入门书

1、房龙的书：

外国文化汪洋浩瀚，培养兴趣的重要性胜于认真研究的迫切性。找到叙述精彩、深入浅出的入门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可以从可爱的房龙开始，他的普及型作品曾在欧美社会引起极大轰动，中文译本也有许多，并且都配有插图，很好消化。比如：《人类的故事》、《名人画像》、《地球的故事》、《宽容》和《圣经的故事》等等。

2、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的书：

美国当代史学家布尔斯廷的文笔非常精彩，而且洋溢着一种激情，他有两套书在中国大受欢迎，一套是关于历史进程的，含三部：《创造者》、《发现者》、《探索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另一套是关于美国的“美国人”丛书，也是三部——《开拓历程》、《建国历程》、《民主历程》，商务印书馆和三联出版社各自出版过译本，都不错。

3、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世界历史可以写得很笨重，也可以写得很轻盈，比如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结构精当，叙事生动，还有图片和参考书目，自有中译本以来已经再版了8次，还有无数盗版，足见其雅俗共赏性。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4、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

作为记者、编辑和评论家的丹比，重读了西方的人文经典，联系现实感触颇多，是有此书。西方学校里的“人文经典”课程，是低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也是西方价值观、世界观代代传承的重要方式，非常值得一读。

5、布鲁斯的《西方正典：位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莎士比亚、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雷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于有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成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二、“中级教材”

如果你不想浅尝辄止，但又不想太耗心神，可以继续读一些有思想又有趣味的书，它们往往是综合性质的。

1、《世界文明史》：（美）拉尔夫等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国内学者的文化史书籍大多是从这本抄来的。

2、《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德）埃利亚斯著，三联1998年。

3、《历史研究》：汤因比是大师级学者，学问广博，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曾经是8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圣经、也是北大学生的必读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应该一看。

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英）布洛克著，三联书店。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而这本小书把宏大问题讲得津津有味，难得。

5、《19世纪文学主流》：不喜欢文学史的同学，多半是被沉闷的文学史教材给吓着了，其实这是一门好玩的学问，不妨看看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写的《19世纪文学主流》，正史却用野史的方式讲述，激动人心，绝对看得下去。

6、《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分析的是《堂吉诃德》《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这样的经典作品，但落脚点却在现实的人生幸福，“小资”变成BOBO

族的必由之路、《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法）基拉尔著，三联书店。

7、《想象的人》：中学课本里有《威尼斯商人》，不过你大概不知道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同性恋，这种另类的解读来自精神分析学说，有些文学基础的同学可以看：《想象的人》，（美）伯纳德.派里斯著，王光林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8、《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哲学很重要，如果想抓住精髓，可以看：《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德）威廉.魏施德著，李宜琼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

9、《知识分子》：想要看看文学大师的阴暗面，读《知识分子》，（英）约翰逊著，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中国学者写的介绍性质的读物也还好看，比如：《故事与解释》，潘一禾著，学林出版社2000年。《永远的乌托邦》，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徐葆耕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蒋承勇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欧美文学史传》，任子峰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三、高级研修

如果想要更上层楼，可以系统了解专业结构、学术脉络、热点问题等方面，基础好而又有时间的话，可以读一些理论书籍。本部分基本是面向有学术志向和兴趣的同学，强调的是专业性，如果有勇气通读其中某个方向，离研究生的水平已经不远了。

1、文化史方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丛书》，共30余本，注重学术性，有代表性的有：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著。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毅著。

《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张椿年著。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本尼迪克特著。

《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汉密尔顿著。

《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朱龙华著。

《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纳忠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大系》，共11本，注重综合性。

2、文学理论方向：

“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王岳川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新马克思主义”文论》

《精神分析文论》

《形式主义文论》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

《存在主义文论》

《接受反应文论》

《后结构主义文论》

《女权主义文论》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胡经之 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郭宏安 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20世纪的文学批评》，（法）塔迪埃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盛宁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文学批评方法手册》，（美）古尔灵 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王先霈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3、文学与文化交叉研究方向：

文学与哲学：

《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周春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99年。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著，三联书店 94年。《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贝克尔著，三联书店2001年。

《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马克·爱德蒙森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

《文学的哲学》，古斯塔夫·缪勒著，孙宜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文学与阐释：

《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洪汉鼎著，人民出版社 2001年。《接受美学译文集》，刘小枫编，三联书店 1989年。

《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却尔著，吴启之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年。《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洪汉鼎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诠释与过度诠释》，艾柯等著，王宇根译，三联书店 1997年。

《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著，徐文博译，三联书店 1989年。

文学与传播：

《公众舆论》，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政治》，姆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伯格，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理解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戴安娜.克兰，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二媒介时代》，马克.波斯特，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文学与科学：

《科学与宗教引论》，麦克格拉斯著，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科学与宗教》，布鲁克著，苏贤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宇宙学的人文视野》，肖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霍金著，许明贤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

《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戴森著，覃方明译，三联书店 2000年。

文学与历史：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含《伊甸园之门》、《处女地》、《流放者归来》等 8

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年第一版，多次再版。

《词与物》，福柯著，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

文学与心理：

《论文学与艺术》，弗洛伊德著，常宏译 ,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年。《心理学与文学》，荣格著，冯川译，三联书店 1987年。

《非理性世界》，夏军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精神疗法》，茨威格著，西苑出版社 1998年。

《与魔鬼作斗争》，茨威格著，徐畅译，西苑出版社 1998年。

《批评的解剖》，弗莱著。

《金枝》，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文学与知识分子：

《立法者与阐释者》，鲍曼著，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知识分子译丛》，周宪主编，包括 8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知识分子论》，萨义德著，单德兴译，三联书店 2002年。

《知识社会学问题》，舍勒著，艾彦译，华夏出版社 2000年。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勒戈夫著，张弘译，商务印书馆 1999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海姆著，艾彦译，华夏出版社 2001年。《俄国思想家》，伯林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

《法律与文学》，波斯纳著，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文学与自然：

《瓦尔登湖》，梭罗著，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自然之死》，卡洛林.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寻归荒野》，程虹著，三联书店 2001年。

《人道主义的僭妄》，戴维.埃伦费尔德著，李云龙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人类与大地母亲》，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文学与宗教：

《基督教文学》，梁工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

《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梁工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

《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

《宗教与文学》，加德纳著，江先春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杨慧林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伯尔等著，徐菲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5年。《欧洲中世纪诗学》，陆扬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诠释学、宗教、希望》，特雷西著，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刘小枫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天路、人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卞昭慈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弗莱著，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思想史方向：

太多了，可以从“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开始，卞荣道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共31本，熟悉这些大名吗：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拉康、罗尔斯、罗兰-巴特等，都在此套书里。还有一套经典丛书，就是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含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名著，读来受益匪浅。

第三篇：西方文学经典赏析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代表剧作，创作于1601年。剧作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对谋杀他的父亲、骗娶他的母亲并篡夺了王位的叔父进行复仇的故事。哈姆雷特是体现作者人文主义理想的典型形象。剧作通过描写他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他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彷徨、忧伤苦闷及其惨遭失败的悲剧结局，深刻地体现出人文主义者要求冲破封建势力束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揭示出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哈姆雷特是具有新型世界观的文武全才,如果登上王位,自然是开明君主的典范。在他身上,寄托着国家与民族复兴的希望,体现出资产阶级对统一国家的理想。

哈姆雷特性格特征：

最突出的特点是忧郁，一系列伤天害理的事变突然发生,打破了他关于人生、世界、爱情、友谊、前途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幻想，他以哲学家的深刻洞察力,解剖现实,深揭被掩盖着的社会罪恶，使其忧郁积重难返，从他穿着丧服登场,到古堡待父,到破相装疯,到戏中作戏,到后宫劝母,到海上窥奸,到墓场葬礼,到宫庭比武,一直到他最后毁灭,忧郁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其次是犹豫，姆雷特中著名独白to be or not to be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的矛盾心理，他知已知彼,正确的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整个时代已经颠倒混乱, 而拯救者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倒霉的我!”寄全部希望于自己,这样,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他深知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危险性,导致他行动的犹豫，他既要为父报仇,又要扭转乾坤,一身二任。这种独扭乾坤的重任与势孤力单的矛盾,只能产生“难扭乾坤”的哀叹: 一个任务尚且力不从心,何况两个?这就带来他行动的双重犹豫，然而他是哲学家而不是实干家,他敏于思索而拙于行动,他在没有切实可行、十拿九稳的办法之前,只会冥思苦想,他从思考到行动需要一个比常人更为复杂的过程，等待时机,而时机不来,一旦到来,又坐失良机;幻想行动,却一拖再拖,空有报国之心,而无匡世的行动。

当然哈姆雷特的性格又是是刚毅的 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可以从他为了报仇 居然可以装疯而且还骗了那么多人）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 同时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不可否认的哈姆雷特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他的景遇使他成为了一个悲剧，而正是哈姆雷特的这种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必然，哈姆雷特的毁灭，向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时代悲剧，客观上：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敌强我弱，主观上，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忧郁、犹豫等弱点，因而他的毁灭，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而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哈姆雷特》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于1601年完成的一部举世闻名的悲剧。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

该作品是一部话剧。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亲复仇的故事。哈姆雷特之父以外驾崩，叔叔克劳狄斯是弑君之人，并乘机登上觊觎已久的王位。母亲乔特鲁德改嫁新王。王子哈姆雷特特应召回国。在一个夜晚，先王灵魂出现，告诉王子真相。哈姆雷特决定为父亲复仇。

无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该作品中的主人公。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这部作品时整个欧洲都处在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英国——作为文艺复兴的一个中心，在当时聚集了各类人文主义思想家。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强调了人的力量。反对和抨击教会，甚至是想要推翻教会和封建统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莎士比亚也把哈姆雷特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丹麦王子的形象。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幼小的人文主义思潮拗不过强大的教会与封建统治。这就注定了“哈姆雷特”是一个悲剧人物。

一哈姆雷特的典型想象

在中外文坛中大家都一致认为哈姆雷特的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逼迫着任务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1】。马克思赞扬希腊神话时说，他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显然，富于艺术魅力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应有之义。确实，凡在文学史上可以称为典型的文学形象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哈姆雷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他极具富有文学的魅力。《哈姆雷特》从东方到西方，几百年过去了。至今仍然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

哈姆雷特是西欧近代文学初期一个比较完整的理想人物的形象。莎士比亚把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地比较成功地地方是他真实地概括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地特征。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沙翁对哈姆雷特这个任务采取了歌颂的态度。在歌剧中通过其他人来赞美他。整个戏剧的结尾用军人的葬礼来追到他。把哈姆雷特烘托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英雄。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关系改有互相依存的一面。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复存在【2】。哈姆雷特这个典型人物正是文艺复兴的典型环境中出现的。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竭力通过人文主义的思潮来影响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们。甚至是要推翻教会和封建统治。哈姆雷特就着样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应运而生”了。以叔叔杀害父亲这个矛盾来为父报仇。之后再建立一个充满自由，充满人文关爱的丹麦。哈姆雷特受人文主义影响讨厌腐朽的丹麦王国。他曾说：“丹麦是一个牢笼，而世界就是一个牢狱！”他强烈地抨击着恶毒地叔叔，黑心的御前大臣以及充满欲望的母亲。论身份哈姆雷特是王子，是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但是他离开宫廷，在人文主义地中心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地熏陶，教会认为人生是罪孽，而“他”却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

二 哈姆雷特的文学形象——延宕

再西方评论界，有种影响颇大的解释。认为哈姆雷特行为延宕。而行为延宕的原因在于他生性软弱，优柔寡断。在于他善于思考而不善于行动。这酒是悲剧得根源。于是，哈姆雷特也被人看作行为犹豫延宕的典型

那为何哈姆雷特的性格如此延宕，这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哈姆雷特的延宕有其自身的主观原因。在其为父亲报仇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不单是为父报仇。而是重整乾坤。在有一幕剧中哈姆雷特说道：“丹麦是一个牢笼，而世界就是一个牢狱！”不难看出，哈姆雷特在人文思潮的影响下立志重整丹麦王国。但在重整乾坤的伟大目标前哈姆雷特想要行动，但却不知怎么行动。这构成了他行为的延宕。在先王的灵魂告诉他真相之时，哈姆雷特立志非要替其父亲报仇不可。但是在行动中他装疯卖傻并纠集伶人上演《捕鼠记》来探听虚实。在确定父亲确为其叔叔所谋害时，却迟迟不动手。连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新国王在神龛前独自忏悔祈祷。哈姆雷特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迟迟犹豫不决。这就是他的延宕所在。

其次，延宕的另一个原因是恶势力过于强大。而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依靠群众，只能孤军奋战。新国王对哈姆雷特的几次试探以及借英王之手来杀害他，都显现除了恶势力的强大。哈姆雷特只能依靠自己，最多也只是有最忠心的朋友霍拉旭的帮助而已。这于国王的力量比起来无疑是“鸡蛋砸石头”。这样的延宕只能是时代的悲剧。

总之，哈姆雷特的“延宕”以及文学形象石油这深刻的时代历史背景的。那就是在文艺复兴下的人文主义艰难地在教会以及封建势力下困难地传播生长。而哈姆雷特正是人文主义的传播者之一。莎士比亚通过对“哈姆雷特”这一文学形象的描写，揭露了当时教会，封建王朝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同时也赞扬和歌颂人文主义，并对其的同情。《哈姆雷特》不愧是莎士比亚的一部著名的传世之作。

故事在“伏盖公寓”和贵夫人的“沙龙”中展开。高老头是个面粉商，在法国大革命中发了财，把他父爱倾注两个女儿身上，从小培养了他们极度的虚荣心。他以每人八十万法郎的妆奁，使大女儿娜齐成了伯爵夫人，使二女儿但斐纳嫁给了银行家纽沁根。为了不使女儿女婿丧失高贵的身份，他放弃面粉生意，寄寓在伏盖的公寓里。为了满足女儿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把自己所剩无几的年金和仅有一些金银器具都消耗贻尽。当他耗尽了所有家私，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的时候，却被女儿们遗弃了。在弥留之际，他思念女儿，盼望见最后一面，但终于未能如愿，带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

来自外省的贵族青年拉斯蒂涅，到巴黎求学，因手头拮据，也寄居在粗俗、寒伧的伏盖公寓里。这个一心向上爬的贵族青年，由于他远房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援引，终于涉足于巴黎上流社会之中。他经常帮助高老头，了解了高老头父女关系的内幕，并先后结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他追求雷斯多伯爵夫人（娜齐）失败，转而追求纽沁根太太（但斐纳），成为他的情人。在上流社会的交往之中，拉斯蒂涅充分窥视而熟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金钱关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野心家性格。给穷困病死的高老头送葬后，拉斯蒂涅怀着与巴黎社会“拼一拼”的决心，走进了纽沁根太太的家门，开始了他野心家的创业活动。

在伏盖公寓里，还寄居着其他种种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苦役逃犯伏脱冷。虽然他的活动和经历只是整部作品中的一个插曲，然而他丑恶的言行却使拉斯蒂涅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是拉斯蒂涅走上野心家道路的指路人之一。三次 “人生大课”。

拉斯蒂涅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由外省来到巴黎求学。初来巴黎，言行举止稳重端庄，显然是一个“有热情，有才气的青年”。他只想“乖乖地”啃他的法律，“一心一意做一个清正的法官”但是，没有一年光景，他经不住繁华的巴黎上流社会的腐化生活的诱惑，抛弃了刻苦用功的念头，求助于远房表姐——一个有名的贵族妇女鲍赛昂子爵夫人，步入巴黎贵族的沙龙。在他“见识改换，雄心奋发之后”，凭着“在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以便“投身上流社会”的活动。

拉斯蒂涅的第一次(—极端利己主义)人生大课是鲍赛昂夫人的指点和教诲。

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黎“贵族社会的领袖”，交涉界的王后。她有一个显赫的家世，是“天潢贵胄，蒲高涅王室最后一个女儿”。她还具备出众的姿色和过人的才智，因此她的家成为贵族阶级权威的象征，每个贵族妇女都以能进入她的沙龙而引为光荣。这个熟谙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将她所掌握的资本主义社“关系学”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她的远房表兄弟，堪称拉斯蒂涅的启蒙者。鲍赛昂夫人恳切地告诫她的表弟：“拉斯蒂涅先生，你得以牙还牙的去对付这个社会”，“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的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社会不过是傻子跟骗子的集团。你别做傻子，也别做骗子。”鲍赛昂夫人指点拉斯蒂涅，要把女人作为向上爬的阶梯。“你要是没有一个女人关切，你在这儿便一文不值。这个女人还得年轻、有钱、漂亮。”她鼓励拉斯蒂涅去追求年轻、有钱、漂亮的纽沁根太太，“一朝她把你另眼相看了，„„那时你就走红啦。”她还教给拉斯蒂涅对付女人的方法：“没有弄清楚对方的底细，决不能把把你的心掏出来，„„先得学会提防人家。”要使得“女人觉得你有才气，有能耐。”对于表姐的教诲，拉斯蒂涅心领神会。他照着“老师”说的去做，显示狂热地追求雷斯多伯爵夫人，甚至不止一次对“老师”也动过非分之念，最后终于巴结上了纽沁根太太，“钩上了一个巴黎最漂亮最风流的女子”，从而步入了巴黎上流社会。正如鲍赛昂夫人所说：“我们做女人的，也有我们的仗要打。”巴黎上流社会中贵族妇女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甚至达到白热化程度。一代沙龙王后终于溃败了，高傲的鲍赛昂夫人，尽管通晓上流社会的奥秘，但由于情场失意不得不出走巴黎，远避乡郊。她的衰败过程，对于拉斯蒂涅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拉斯蒂涅的第二次(金钱法则课)人生大课，是伏脱冷近乎斥骂的教诲。

什么坏事都能干的伏脱冷，是一个想拼命爬上贵族社会的恶汉。他没有高贵的门第，没有巨额的资本，没有能勾动女人的美貌，就采用粗暴的“象炮弹一样轰进”上流社会去的方法。虽然他没有如愿以偿，然而他为此付出了时间，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拉斯蒂涅“是一个配我脾胃的汉子”，就“关心”他，“开导”他。与鲍赛昂夫人相比，他的教导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他先以自己的复杂经历去打动拉斯蒂涅，指教拉斯蒂涅要“对什么都不服从”。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视拉斯蒂涅的心灵，劝他要出人头地，不能只靠求学，要想别的办法，要有野心。他为拉斯蒂涅盘算，即使求学成功，谋取了一个较好的职位，也不能改变贫困的境遇，提高地位。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败。”因此“要挣大钱，就该大刀阔斧的干”。他鼓动拉斯蒂涅：“要作乐，就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你事后洗干净。”“你要有种，你就扬着脸直线往前冲。可是你得跟妒忌、毁谤、庸俗斗争，跟所有的人斗争。”要“打出路来，„„不象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象瘟疫一样钻进去。”他向拉斯蒂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与维多莉小姐订婚，杀死她的哥哥，让她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很快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他表示一定为拉斯蒂涅付出实际行动，报酬是从维多莉小姐继承的百万之中提取二十万。伏脱冷的谈论，开始时惊骇了拉斯蒂涅，但对他的影响却是远的。他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他的确“动了心”。对于伏脱冷的教导，拉斯蒂涅是这样领会的：“鲍赛昂夫人文文雅雅对我说的，他赤裸裸的说了出来。”“关于德行，这强盗坯三言两语告诉我的，远过于多少人物多少书本所说的。”当然，此时的拉斯蒂涅终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雏形，刚从贵族阶级方面转化而来，对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掠夺方式，还感到不适应，所以在执行伏脱冷所设置的计划时，表现出某种犹豫迟疑和矛盾的心情。拉斯蒂涅的第三次(道德沦丧课)人生大课，是高老头的死。

高老头是一个出身“面条司务”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曾经是个百万富翁。他宠爱女儿，把家私都分给了女儿，自己只留下一分年金。当他有钱时，女儿围着他撒娇；当他手中还有一点年金时，女儿经常来看望；当他耗尽了最后一点积蓄，也即将耗尽生命之际，女儿们却忙着争权夺势、寻欢作乐，再也不肯来看他一眼。在奄奄待逝之际，他忍着疼痛思念女儿，倾诉着他对女儿的爱：“她们还少不了我呢。„„她们需要钱，我可知道到哪儿去挣。”眼看着女儿的确不来时，他哀叹着：“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他们就会来了，会把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所有的爱都被我对她们用尽了，她们对我不能再有爱的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笼络儿女，象对付狡猾的马一样。”他怨恨自己：“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们把我踩在脚下的。”他呼吁社会：“为了父亲的死，应该订一条法律。”高老头出于对女儿的爱，把最后一点钱拿出来，给拉斯蒂涅买房子，让他和但斐纳住在一起。也可能是拉斯蒂涅还没有完全丧失正义和同情心，可可能是出于对高老头的感激，拉斯蒂涅为高老头送葬。他从高老头的死中，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全在于金钱，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获取金钱、立足上流社会的决心。

总之，拉斯蒂涅通过三次人生大课的教育，一步一步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虽然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有过顾虑和羞愧，但他每次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了上风。他凭借自己的伶俐狡猾和冷静头脑，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与“教训”，终于走向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罪恶深渊。考察这个青年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创业史”，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渊源。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出了他对待失败时观念上的胜利和作为“强者”、“硬汉”的寓意深刻的悲剧性格，但作品的结局给予读者的是鼓舞，并不是颓丧。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漫长而艰难的生活道路上，他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甚至也难免有垂头丧气的时刻，但他最终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聚起 来，表现出那无畏的勇气和信心，正视失败和死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代表了进步人类的整体。桑提亚 哥的性格是海明威笔下“硬汉性格”的发展和升华。人性是强悍的，人类本身有自己的限度，正是因为有 了老渔夫这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向限度挑战，超越它们，这个限度才一次次扩大，一次次把更大的挑战摆 在了人类面前。老渔夫桑提亚哥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挑战限度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值得我们敬重。“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人尽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这就是《老人与海》想揭示的哲理。无可否认，只要是人就都会有缺陷。当一个人承认了这个缺陷并努力去战胜它而不是去屈从它的时候，无论他能否最终战胜自身的这个缺陷，他都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自己对缺陷的妥协，他是自己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老渔夫就是敢于挑战自身缺陷及自己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从世俗胜利观的角度看，老渔夫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开始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是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让鲨鱼吃了，他只是带着大马林鱼的白骨架子回到了岸上，也就是说，鲨鱼才是胜利者。可是，在理想主义者眼里，老渔夫就是胜利者，因为他始终没有向大海，没有向大马林鱼，更没有向鲨鱼妥协和投降。正是这一点使得《老人与海》中的硬汉桑提亚哥与海明威其他小说中的硬汉有了天壤之别。海明威在创作《老人与海》之前所写的硬汉，仅仅是性格的坚硬，他们对读者的吸引力完全来自于硬汉特异的性格，他们的价值只在于硬汉性格的罕见。但《老人与海》中，孤独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已经不仅仅是条硬汉，他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完全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现代回响。因此，在《老人与海》中，硬汉桑提亚哥的刚毅性格，已经成为小说的表面。通过桑提亚哥硬汉性格来礼赞人类的永恒价值———人的自信，才是小说的真正主题。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硬汉子”的典型———桑提亚哥的形象。他是个饱经风霜的老渔夫，在生活中虽屡次遭厄运，却从不服输，在精神上他是个强者。老人的一生极为不幸，在打了一辈子鱼，只落得孤独而贫苦的晚景：老伴早已去世，没有儿女；过冬没有御寒衣，连顿家常饭也吃不上。但他是乐天派。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中，老人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Everything about him was oId except his eyes and they were the same coI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I and undefeated”。桑提亚哥连续出海84 天了，一条鱼也没捕到。可是，“那双眼睛啊，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作者只将“那一双眼睛”轻轻一点，就让读者体会到老人那昂扬、达观的精神世界。原先跟随桑提亚哥出海捕鱼的小孩，谈到他爸爸把他叫到别的船上去，说道：“He hasn’t muchfaith.”“No，”老头儿说，“But we have.Haven’t we？”桑提亚哥的自信是绝对自信，是不以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自信，是不用与他人比较的自信。在桑提亚哥的生存哲学中，即使遭遇到了极点的背运，人也只能自信。

第四篇：西方文学赏析

象征智慧与战争的女神。

雅典娜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弥涅耳瓦(Minerva)。在远古的神话中，雅典娜是女天神，乌云和雷电的主宰者，丰产女神，和平劳动的庇护者。她教会人们驯养牛马、制造车船；她赐予世人犁和耙、纺锤和织布机，因此被认为是妇女劳动，尤其是织布技术的保护者。她有一个别名叫厄耳伽涅，意思是女工。她又是科学的庇护者、智慧女神；她赐予人间法律，维护社会秩序。

传说是宙斯与聪慧女神墨提斯(Metis)所生，因亚该有预言说墨提斯所生的儿女会推翻宙斯，宙斯遂将她整个吞入腹中，因此宙斯得了严重的头痛症。包括药神阿波罗在内的所有山神都试图对他实施一种有效的治疗，但结果都是徒劳的。众神与人类之父宙斯只好要求火神赫斐斯托斯打开他的头颅。火神那样做了。令奥林匹斯山诸神惊讶的是：一位体态婀娜、披坚执锐的女神从裂开的头颅中走了出来，光彩照人，仪态万方。据说她有宙斯一般的力量，如果加上与生俱来的神盾埃吉斯的力量，她的实力就超过了奥林匹斯的所有神。她是最聪明的女神，是智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她就是智慧与知识女神雅典娜，也是雅典的守护神。

1，社会的压迫：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丹麦是一个处于封建末期的王国，哈姆雷特则是一个外出留学的“进步青年”——一个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者，学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初期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是不成熟的，具有一定的软弱性，所以必然无法同腐朽但是依旧强大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于是哈姆雷特的延宕不是因为其主观意愿上的延迟，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对他的压迫使他的复仇一步步的推后，最后造成了这个悲剧。

2，性格的缺失：哈姆雷特的性格是复杂的是变化着的。在初期，亦或是留学期间，他是一个“快乐王子”，他热情澎湃，骄傲自尊，体贴朋友并且温和淡定，但是当他因为父死母嫁而回国并得知自己父亲真正的死因时，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开始变得尖锐敏感，沉郁低落，多疑内向，耽溺于冥想之中。在这种心理下，他变得优柔寡断，喜怒无常，思虑繁重却缺乏果敢的实践能力。他这种双重的性格使他在机会面前犹豫不决，在责任面前痛苦逃避，这导致了他无法果敢的进行掉复仇这个要求极高的行为，以至于发生最后的悲剧。

3，信仰的破灭：在哈姆雷特经历着留学生涯的时候，他对未来的世界和王国充满着改造的欲望和憧憬，并且由于自身所接受的教育的原因，他对“人”具有宗教般的崇尚意识，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当他回国后才发现，人同时也具有邪恶，自私，虚伪的那一面。在这个时候，由于对“人”的极度失望，哈姆雷特对“人”的看法从完全的褒扬走向了鄙夷的咒骂。对于他来说，“人”是最高的哲学意义。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的意义，作为一个“人”来说，复仇到底是实践着灵长的职务还是为了一己的欲望杀害另一个“人”，这种矛盾的心理最终使他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4，“俄狄浦斯情节”的作用：根据现代精神分析法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生琼斯的角度来看，哈姆雷特的潜意识中蕴含着“杀父娶母”这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原始欲望，自己的父亲即是自己的假想敌。对于其叔父克劳迪斯来说，杀死哥哥迎娶嫂嫂是一种可以实践的行为（我们先不讲求其道义性），但是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叔父的行为是自己想做却做不到的，于是他的内心分化为不同的精神领域。从道义角度来说，他要杀了叔父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未遂者对成功者的嫉妒，所以，他立下了复仇的誓言。但是，由于克劳迪斯的行为是他所一直想实现的，所以克劳迪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他的同类，他的心中必定怀有对同类的钦佩与赞同，于是两种矛盾的心理的胶着不分导致他无法确定自己的行为，所以必然的没有一个坚定的决心来杀死叔父，这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

5，自身行为的滞后性：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留学归来并接受新思想的青年来说，他并不缺乏思想性的物质，但是，由于他过于的沉溺于思维领域，使其由于思虑过多而错失行动的良机。由于他自身经历的复杂和多变性，使他对未来和世界都存有一定的怀疑，在这种怀疑之下，他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在思想领域中的对应，他便孜孜不倦的开始沉思。在沉思的过程中，又会由于新生的文化的不完善陷入另一个泥泞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哈姆雷特迟迟不能做出复仇的行为原因即在于思维和行动寻在严重的脱节，思过多而行不足。行动不足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他最后的悲剧。

6，自身荣誉情节的要求：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早期的人文主义的代表极为强调一个人的尊严和意义，在复仇中也便是如此。他的自尊要求他完成父亲的意旨，他自己作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来说，他也要杀死叔父来弥补对其家庭和自身所造成的屈辱。在这个复仇的行为中，哈姆雷特仍然坚守着自身的荣誉情节，也可以说在复仇和荣誉中，他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他的复仇也是建立在为了维护自己贵族式的尊严。所以在他叔父祷告的时候，哈姆雷特经过内心的挣扎仍是放弃了刺杀，因为就这样让他死去，自己便是一个阴险的刺杀者而不是一个光荣的复仇者，这样的荣誉情节贯穿了哈姆雷特的所有事件，于是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哈姆雷特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断的推后自己的复仇，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7，宗教教义的影响：在当时的丹麦，宗教仍是一种影响人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虽然哈姆雷特是一个进步的新兴的人文思想学者和青年人，但是仍不免受到基督教传统教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哈姆雷特普通的行为上我们无法察觉，但是在复仇等关键事件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如他不肯刺杀正在祷告的叔父，因为“他正在清洗他的灵魂，如果他在这一刻死去，他将进入天堂”。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七德”（谨慎，坚强，节制，正直，信仰，希望，仁爱）“七恶”（骄傲，妒忌，愤怒，懒惰，贪婪，保湿，好色）的束缚，在这种宗教背景下，哈姆雷特自动的将自己的行为带入了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中，他开始思量自己在这一刻行为的公正性。同时纵观全书我们也可以发现，节制和过于谨小慎微也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也告诫自己不可过于的悲愤，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宗教对于哈姆雷特的影响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

8，中心权力的争夺：作为丹麦的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处于中心权力地位的人。但是由于父亲的意外去世，这个理所当然的王子地位受到了明显的动摇，直到其叔父克劳迪斯将其称为“我的儿”之后，权力归属的传递看似已经不可动摇。但是后来老国王将死因告诉哈姆雷特并得到证实时，这个问题便又从幕后被推向前台。在事实上，克劳迪斯的继位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公众眼中却是合法的，而哈姆雷特若要进行复仇则会将自己置于一个弑君者的地位上。于是我们再去寻找字里行间的意味，我们可以发现哈姆雷特对于叔父的憎恶主要来源于杀父娶母，却没有否认“兄死弟承”的王位继承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的进行推测，哈姆雷特不反对这一王权的交接关系是因为他自己对于中心王权的渴望和对传统王位继承的认同，他内心赞同“王”的合法性。于是我们更可以推测，在复仇的延宕期间，他的犹豫不决来自于对“王”这一地位的尊敬，若是杀了叔父则会造成领导者的缺失和中心权力的真空，极易造成**，于是他便要寻找一个“万全之策”，寻找的过程便是他延宕的过程，最后造成了他的悲剧。

小说的主人公拉斯蒂涅作为一个贵族子弟青年，在学习这个社会过程中，最后蜕变为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良心泯灭。而在1819年末至1820年初的巴黎，正是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拉斯蒂涅的这一蜕变，既有自身的内在原因，也有外在的社会原因。具体来说，拉斯蒂涅的蜕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邪念、两次教唆、人生三课。一个邪念 拉斯蒂涅出生在外省破落的贵族家庭，是个涉世未深、未被污染、稚气未脱的青年，怀着兴家立业、光耀门庭的决心，从外省来到巴黎。由于贫穷，不得不住在阴冷、破旧的伏盖公寓。然而又由于其出身，在巴黎有一个远房表姐，于是凭这种关系经常出没于金碧辉煌的鲍赛昂府邸，并受鲍赛昂夫人的邀请，参加鲍赛昂夫人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体验了贵族上流社会的享乐奢侈。一边是锱铢必较的贪婪吝啬，一边是风雅阔绰的奢侈享乐，两个社会如此鲜明的对比，使刚到巴黎的青年受到强烈的刺激，正像伏脱冷所说的那样：“嘴里吃着伏盖妈妈的起码饭菜，心里爱着日耳曼区的山珍海味，睡的是破床，想的却是高楼大厦。” 第一次参加鲍赛昂夫人的舞会，被接待进金碧辉煌的舞厅，就“等于获得了最高的贵族证书”，并且迷上了雷斯托伯爵夫人。“年纪轻轻，渴望晋身上流社会，急切想得到个女人，现在看见两个权势之家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一只脚踏进了圣日耳曼区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府邸，另一只脚又已踏入昂丹大道雷斯托伯爵夫人的宅院”，刚进巴黎，就掉进了这个大染缸，产生了找女人做靠山向上爬的邪念，从此，这种邪念在他心中扎根，越扎越深。涉足巴黎上流社会完成了其蜕变的起点。两师教唆

在拉斯蒂涅向上爬、找女人过程中，遇到了两个老师，第一个是鲍赛昂子爵夫人，作为上流社会交际花的皇后，在圣日耳曼地区作为傲视群伦的人物，一旦情场失意，整个上流社会便涌来欣赏她的痛苦，连最好的“朋友”也不放弃奚落她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感到了人性的虚伪，悲愤之余，向拉斯蒂涅道出了上流社会的“真理”：

“、、、、、、你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深。你心狠手辣，人家就会怕你。你得把男男女女都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便扔下，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巅峰、、、、、、倘若女人觉得你聪明、有才干，男人也会相信，只要你自己不露马脚。那时你就什么都如愿以偿了，到哪儿都能畅行无阻。你会发现，社会是骗子和受骗人的集合体。”她以这种温文尔雅的语言教导拉斯蒂涅要用看不见血的合法手段“拜金利己”，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具备三种法宝：心狠、作假、女人。

第二个老师便是伏脱冷。他是苦役犯帮口里的重要人物，是他们足智多谋的军师和后台。他并不代表正义，却对社会的非正义有着极透彻的了解；他是“人间的撒旦，既邪恶又合理”，他是社会罪恶的制造者又是揭发者；他千方百计往上爬，研究法网上哪儿有漏洞可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有胆略也有智谋；在他看准了拉斯蒂涅心中的欲望时，便对他作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您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闯前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便是靠腐蚀的手腕。不像炮弹一样轰进这人群，就得像瘟疫般钻进去。诚实正派毫无用处、、、、、、人生就是这样，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想捞油水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就行，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道德仅此而已。”

伏脱冷给拉斯蒂涅开了法律与道德的帷幕，让他看到了法律与道德对有钱人全无效力，唯有财产才是金科玉律。下层社会被追捕的苦役犯伏脱冷，用这样赤裸裸的强盗语言开导拉斯蒂涅，要用非法的流血的手段“拜金利己”。

两师的教唆，使拉斯蒂涅良心逐渐萎缩，野心膨胀，堕落加剧。其蜕变的第二阶段在两师教唆后完成，使他懂得有财便有德。人生三课 第一课：鲍赛昂夫人的隐退。鲍赛昂夫人拥有高贵的出身，曾经拥有自己的爱情，可是在“利己拜金”的社会，这都毫无用处，证明了无论多么高贵的门第，真挚的爱情，都斗不过金钱，在金钱面前将不堪一击。使他目睹了即便在情人之间也存在拜金利己原则的残酷现实。第二课：伏脱冷的被捕。伏脱冷作为下层社会被追捕的苦役犯，他拥有过人的胆识与超人的智慧，作为一个智慧的化身，最终还是被出卖，逃不过被捕的结局。它向我们证明了超群的胆略与智谋斗不过金钱，再次让他验证了普通人之间奉行的利己的拜金原则。

第三课：高老头的惨死。高老头对两个女儿的爱达到了一种痴狂的程度，两个女儿是自己生命的一切，是他快乐的根源。可是在他临死时，一个女儿也没有来，才知道女儿是什么东西，才悟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甚至可以买到女儿”“柠檬榨干了，她的女儿便把果皮往街上一扔，不管了”。高老头的惨死，证明了再崇高的父爱，也斗不过金钱，使他深深的知道了拜金利己的原则不仅流行于整个社会，而且渗透到家庭甚至亲骨肉之间。拉斯蒂涅埋葬了高老头，也随之“埋葬了年轻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完成了人生三堂大课的教育。

伏脱冷处于下层社会，其被出卖最终被捕，向我们证明了在社会的下层充满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风气，看不到底层人民的纯朴；鲍赛昂夫人处于上流社会，是交际中的皇后，最终含泪隐退，表现了在社会的上层充斥着利己拜金的原则，看不到人性的美，看到的只是虚伪、金钱至上。就这样，从社会的上层到下层，无不被金钱所控制，就连人们最信任、最能抚慰心灵创伤的亲情也被金钱所左右，它让我们看到拜金主义的原则不仅充塞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就连最伟大的亲情在金钱面前也不堪一击。整个社会已无一片净土，而拉斯蒂涅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其蜕变是必然的。

第五篇：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读书笔记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从《局外人》看存在主义生死观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2008级3班

姓名： 刘湘

学号：200804100

1【摘要】《局外人》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作品刻画了主人公莫尔索间接地因为对母亲的死漠然处之而被判死刑，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是莫尔索存在主义观点的合理反映，这个比较重要的情节也反映了存在主义作家的生死观。本文试从这一情节展开论述，对整部作品所体现的存在主义生死观作简要分析。

【关键字】局外人存在主义生死观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可是，《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却并不具备这种人的本性，他视死如归，认为他所度过的生活是荒诞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死也并不使人恐惧，只是一种“幸运的安排”。整部作品充斥着莫尔索的独白、想法和感受，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主观上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是从莫尔索对妈妈的死表现出的冷漠开始的。他的这种对生死的淡漠很好地体现了存在主义生死观，一种关于荒诞的生死观。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这部作品重要情节——“妈妈死了”。面对母亲的去世，莫尔索并没有像人们所认为应该的那样，显得悲痛欲绝，痛哭流涕。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为母亲守灵时喝牛奶咖啡和抽烟。在刚刚安葬完母亲回到阿尔及尔后，他就和情人玛丽去游泳、看喜剧和做爱。这种行为，按照社会所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后来他杀了人，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时，被指控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最终，他被判了死刑。

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况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似乎是在向我们阐释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一个要在这个社会中正常和顺利生活的人，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否则会被视为异类，严重者还会受到法律乃至被杀头的制裁。莫尔索就是这个异类，“他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不做游戏”。那么他究竟仅仅只是不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呢？还是真的漠视生死呢？

郭宏安的《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认为莫尔索并不是真的冷漠，他的感情只是被压抑了，深深地掩藏在内心。他在文中写到因为莫尔索亲昵地称母亲为“妈妈”，所以说“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还提到“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但心里是爱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他觉得挂在嘴上的‘爱’并不说明什么”。事实上，我认为这样说很牵强。莫尔索并不只是不愿意遵守游戏规则，他根本就漠视这个生存的游戏。他显然是爱自己的母亲的，他抵达养老院后“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他显然也是了解游戏规则的，清楚地知道“他人”在母亲去世时应该做什么。可他就是不做，因为他打内心里认为“怎么样都行”，认为任何事都“没多大意义”，包括存在和死亡，即使说实话使他难为情，但他仍然要说。门房问他用不用开棺看看母亲，他回答说：“不想”，即使知道自己不该那么说；守灵时，他喝完咖啡后想抽支烟，虽然有犹豫，但还是抽了，因为他想了想，觉得“这不要紧”；后来坐牢时甚至对律师说，爱妈妈

“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由此可见，莫尔索莫尔索的冷漠是由内而外的，不加掩饰的，他拒绝掩饰自己的感情，追求真实，无法说谎。面对生存和死亡，他漠然置之，这便是存在主义观点的反映。

存在主义认为人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反映在《局外人》这部作品中，就表现为莫尔索对亲情、爱情、友情、法律和宗教的全面反叛。对莫尔索来说，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全是偶然的，荒诞的，与自己无关的，甚至生命本身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一点我觉得用庄子哲学可以很好地解释。庄子的妻子死时，他不但没有悲伤，反而鼓盆而歌，这与莫尔索对待母亲的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庄子认为生是偶然，而死是必然，人的生命就如同赘瘤一般，死亡就如同疣痈溃烂，这个比喻既解释了生死，又超越了生死，令人觉得生命也不过如此，死亡也同样不必畏惧，同时也暗示为人的死亡而悲切是多么可笑。庄子强调顺其自然的超脱，莫尔索却更多给人一种把世事皆看淡的冷漠。

莫尔索的这种与社会脱离、反叛社会的状态，源于他认识到世界是荒谬的。“加缪认为，荒谬的产生是因为世界与他人中存在着非人性的因素，人在这种非人性的东西面前无所适从，由此而引起的堕落，就是荒谬。”加缪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存在的荒诞，个人在存在着非人性因素的荒诞世界面前无能为力，无法摆脱痛苦和危机。既然这一切都是无法抗拒的，就没必要再去为“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感情，所以，母亲的葬礼上哭不哭是不要紧的，对情人爱不爱是毫无意义的，和邻居做不做“朋友”，“怎么都行”，“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总之就是视一切现存秩序和道德于不顾，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不去参照别人的想法做法，以一种无原则的荒谬和真实来对付这个社会有条理的荒谬和虚假。特别是在第二部分中，莫尔索被定罪时，他的命运是“被决定”的，案件的处理过程在没有他的干预下进行着，这真正使他感到自己的心已和这个世界隔绝了，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决定着他的命运的法庭上，他仍心不在焉，一如平常地对他人的言论提不起兴趣，听着听着便感到厌烦。宣判以后，他才觉得死刑是“真正使一个人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件事”，可是他关注的仍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杀人机器的模样和被处死是否能引起很多人注意。这种从根本上蔑视死亡的做法虽然荒诞，但却是关于荒诞的存在主义生死观的最佳体现。

存在是无意义的，死亡也是自然到来的事情，一切都“说明不了什么”，一切都“毫无差别”，唯一能赋予生活以价值的，就是是自我造就，就是反叛。这便是存在主义的生死观，也是莫尔索对待生活和死亡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加缪文集》.(法)阿尔贝・加缪/郭宏安等.译林出版社.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