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土地权受侵害原因探索

第一篇：农村妇女土地权受侵害原因探索

文章标题：农村妇女土地权受侵害原因探索

长期以来，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繁衍生息。但是，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的日益减少以及习俗、政策、法律等诸多问题，很多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使用、集体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安置补助费分配等问题上，权益屡遭破坏；很多孩子，从刚一出生，就和他们的母亲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一状况的存在，不仅是对妇女及其子女土地使用权及收益权利的侵犯，又往往导致了这些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妇女、儿童经济的贫困。很多妇女为了讨回权利，经年累月的陷入了无休止的上访和诉讼当中，搞得身心疲惫，正常的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这些农村妇女心目中应有的形象，在一些问题突出的地方，当地的安定团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几年来，伴随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日益突出，关注此问题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由于诸多制约因素的存在，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却是各不相同，加之此问题的解决需要调动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因而问题的改变或解决也就显得困难重重，路途漫漫。本文拟在对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原因探析基础之上，根据调研实际，以性别的视角对我国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政策进行剖析，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多方面找寻原因，力争为政策和法律的完善，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现状及原因分析

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按户承包给农民自己，使农户可以比较自由的决定自己对承包地的使用方式，这一举措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民的收入因此在80年代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速度。然而，承包期内新增加人口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伴随着土地承包的延续却也日益的突出和严峻。

（一）、“测婚测嫁”现象的存在，导致女性结婚前的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收益分配权遭到侵害。所谓“测婚测嫁”是指根据女性是否接近结婚年龄来作为其享有土地权益的依据。姑娘一旦快到结婚的年龄，其在娘家的土地就会被收回，或是村组在调整土地时就给其不分地或少分地。如青海省湟中县某村，在每次土地调整时，凡满18周岁的未婚女子的土地都将被收回，将收回的土地分给其他无地的人①。

（二）、妇女因结婚而丧失承包地或失去分得集体组织经济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但考虑到社会发展的诸多变量，如因自然出生、死亡带来的人口增减，因婚嫁等原因带来的人员流动以及耕地的减少、被征用等等因素，于是又有了在承包期内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政策。又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妇从夫居”的婚嫁习俗，农村姑娘一旦结婚，几乎习惯性的将户口落到了夫家。出嫁后的农村姑娘其土地即被娘家村收回，简单的看，这属“小调整”的范畴。的确也是，本村的姑娘嫁出去了，就还会有外村的姑娘嫁进来，把嫁出去的姑娘的地再分给嫁进来的媳妇，似也并无不妥之处。然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由于关于如何进行“小调整”，多长时间调整一次的问题并无明确的政策规定，于是，多长时间调整（实行五年一调整的地方相对较多）、如何调整的措施和方法几乎都由各级地方政府自行决定，不少农村地区也一直实行的是“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不调整的政策。于是在娘家村土地已被收回的妇女如果结婚后没赶上婆家村的土地调整，自然就没有了土地，只能眼巴巴的等待土地调整时再分得土地；而那些嫁到实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村里的妇女分不到土地似乎就更是当然之事了。妇女们赖以生存的保障---土地不仅没有了，依赖于土地而产生的其他相应权利（如选举权）也因妇女不能享有所谓的“村民待遇”而随之丧失。

（三）、离婚、丧偶的农村妇女没有土地或土地被收回。假设我们暂且不考虑妇女结婚后因没有土地而只能依附于丈夫获取生存保障这一问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后果。接着前述话题，那些在婆家村没有赶上土地调整的妇女一旦离婚，就失去了对丈夫家土地继续依赖的可能性，而娘家村的土地又被收回，于是，离了婚的妇女陷入了无处可以安身、没有生存保障的境地。即便是在婆家村分得土地的妇女，由于和丈夫离婚，其所在村往往也要强行收回其一半或全部土地，理由是该妇女的前夫又娶了妻子，要给新娶的妻子分地，村里没有多余的地，只能在已离婚妇女的土地上做文章了，有些地方也有离婚后前夫再婚的，男方村只给前妻和后妻中的一人落户分田；或者丈夫死后，村里只保留其子女的户口和田地，而将女方户口取消，并收回土地。在笔者对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与2002年两年内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的法律文书（89为判决书）分析后发现，在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两年审理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中，此类案件占到了案件总数的18。这一现象的存在，导致妇女的离婚自由权利被大打折扣。很多妇女因为担心离婚后没

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只能苦苦留在早已死亡的婚姻之中，甚至有些妇女即使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却也不敢要求离婚。

（四）、“嫁城女”的子女土地权益被剥夺。“嫁城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嫁城姑娘”，是指与城镇居民结婚的农村妇女。如果男方的父母系农业户口，则该男子被成为“城市一代居民”，依据陕西省有关户籍和地方各级土地权益政策，其妻子的户

籍是必须迁到婆家的，而无论该妇女的户籍是否迁走，娘家村都会强行收回土地；如果男方的父母也系城镇户籍，由于受我国户籍政策所限，则该“嫁城女”的户籍是无法实现“农转非”的，则必须继续留在娘家村。尽管有些地方保证了这一部分妇女与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各项村民待遇，但却规定这类女村民的子女只能享受本村村民待遇的50。当然，也有一些姑娘找的是外地农村来城镇打工或经营的对象，婚后其户口并未迁至婆家村而是仍留在了娘家村，然而，她也只能和户口迁出本村的姑娘们享有一个待遇：没有土地、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其子女由于受户籍政策的限制，只能与母亲的户口落在一起，这被称之为“随母不随父”，由于母亲的村民资格未被承认，这些孩子只能与母亲一样不能享有村民待遇、不能被分得土地。于是他们从一出生起，伴随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权利的被剥夺，《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被无奈的打了折扣！在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与2002年两年内审理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中，涉及到“嫁城女”土地权益的案件占到了该法院两年内此类案件总数的40；由于“嫁城女”土地权益问题中大都又牵扯着子女土地权益的问题，因此涉及到子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案件占到了总数的62（与“嫁城女”案件有部分重叠，另有诸如因超生、收养、上学等原因形成的子女土地权益纠纷）。如此之高的比例在提醒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必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事实上这类问题的存在的确也已构成对《宪法》的违反，对人权的侵犯。

（五）、男到女家落户后，无法享受妻子所在村的村民待遇。传统的婚嫁习俗是“妇从夫居”，而这一习俗却也被一些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如规定在有女无儿的家庭里，只允许一个女孩招婿上门，多个招婿或有子再给女儿招婿上门的，女婿是不能被分得土地和享有村民待遇的，所生子女当然与父亲命运相同了。这类案件占到了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的妇女土地权案件总数的14。

以上五种现象在陕西甚至我国农村都极具普遍性，妇女土地权的无从保障使得这批妇女陷于贫困，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经济地位，也使她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家庭尤其是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进而影响到她们在村务管理和决策中的政治参与权，使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全方位下降。不难想象，经过这种恶性循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我国农村会逾演逾烈，最终必将成为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羁绊②。其次，妇女土地权无保障现状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妇女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对土地的保护和有效利用是十分不利的，从长远来看也必将对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村组里的“当家人”村长们会告诉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长与土地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的供求矛盾，况且国家法律也赋予了村委会决定本村事务的一定权利，村子里的乡规民约都是基于为了保护村组更多人利益而寻求的出路。也有学者认为政策法规的不统一、互相矛盾是引发问题的关键；当然，法律操作性的欠缺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然而，我们难免要问的一句话就是，所有以上的原因为何都必然导致妇女权益被侵犯的后果？而男人们凭什么却毫发不伤？（即便有权益受损的男人，却也是因为他落户到了女方家）。从以上罗列的五种现象中，我们非常容易的发现，妇女土地权益是维系在其婚姻之上的。乍一看，“妇从夫居”的婚嫁习俗似乎成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始作俑者，但究其根源，却发现归根结底是因为固化了的社会性别观念在操纵着诸如乡规民约、政策、乃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导致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妇从夫居”婚嫁习俗得到政策性的认同，强化了以男性为本位的旧观念。“妇从夫居”的旧婚俗传递和强化的是男主女从的观念，而这种习俗却被规定进了政策，成为指导性文件。如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与陕西省妇联于1995年9月下发的旨在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关于解决农村妇女婚后落户、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就这样规定：“农村妇女结婚（指丈夫或婆家系农村户口）的，离婚、丧偶妇女返回娘家或再婚的，男到女家落户的，都应户随人走。”于是，“妇从夫居”的旧习俗被披上了红头文件的显赫外衣，而妇女在走向夫居的过程中再次被无情的从属化了。值得深思和叹息的是，强化妇女从属地位的，却恰恰是以争取彻底的男女平等为宗旨的相当一级妇联组织。

其次，“测婚测嫁”政策漠视妇女对婚姻的实际需要，是对“妇从夫居”习俗的再次强化；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则忽视了妇女在缔结婚姻时必须以丈夫住地为中心迁移而必然产生的对土地的失去。从性别的视角考察“测婚测嫁”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等被普遍遵照的土地政策，我们发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站在了男性本位的立场上，“测婚测嫁”的政策实际在告诉妇女，只要到了快结婚的年龄，你们的土地就必须得减少（这一政策完全不考虑妇女所享有的不结婚的权利）；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又使那些迫不得已要到夫家落户的妇女同样无法分得土地，依靠土地的妇女没有了自己可以掌握的生活来源，其结果则必然导致妇女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相应的后果就是人身关系上对丈夫的从属。我们看到，男主女从的男性家长制在这里再次得到了政策性的强化。而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因婚姻变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自然只需由妇女承担，而男人却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国家或地方政策尚且如此，我们又如何能要求乡规民约在制定时要具备社会性别的视角呢？

第三，“男外女内”的社会结构导致女性群体利益的边缘化。长期的男权文化积淀认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如同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是男性一样，当今的农村干部几乎清一色也都是男性，即便偶尔点缀性的安排了个把女性村干部，一般也只是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做个摆设。不难想象，当决策者都是男性的时候，男性的共同利益就自然会被带到政策之中得以体现，而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使得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甚至无法被表达出来，导致女性群体的正当利益整体上被遗忘、被忽略，被边缘化③。

不可否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受侵害，有政策的不合理，也有乡规民约漠视妇女儿童权益以及传统观念习俗的根深蒂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存在。当公民认为权益被侵害后又不可能从侵权人那里讨回公平的话，能够想到的办法自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了。

二、法律文本中找寻农村妇女应有之权利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八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毋庸质疑，《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是同为中国公民的男女在各个方面的平等，显然是包括农村妇女在集体土地使用及收益分配问题上与男子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尽管《宪法》具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立法和司法的最高依据，但是，我们的国民是否都建立起了《宪法》至上的理念呢？回首我国诸多违宪事件的发生④。我们稍一留意就会发现：法律原则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现象随处可见，而在法制实践过程中，脱离法律原则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公民时常无法感受到被法律保护的权利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再看一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方面的一些法规，我们又轻而易举的发现，《宪法》确立的男女平等原则很大程度上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尽管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以促进两性平等为宗旨对妇女在各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第三十条就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具体操作性的欠缺，《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未能发挥出其作为特殊法的应有效用。于是，随着社会发展诸方面关系的变化，法律法规的修订、修改不仅在所难免且也是必须之举，而农村妇女在寻求司法保护、权益救济的过程中，不得不被动的在法规的改变中随“法”逐流。

1988年公布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八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十三条又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三十一条还规定，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原有的集体所有的财产和所得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不得私分。据此，在1999年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前，农村妇女因土地使用、收益分配等问题引发的权益受侵害案件，法院一概不予受理。出现了问题，妇女只能找政府解决，而政府的批示最后还是要村里落实，村里不落实政府却也没有必要的监督落实或强制落实措施，于是，妇女的权益只能寄希望于无数次的上访之中。

1999年1月1日，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取消了原《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有关不得私分的规定；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开始实施，该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上两部法律，无疑是广大权益受侵害的农村妇女的福音。因为她们获得了最基本的诉权，也就是说，至此，她们终于有了可以以平等的主体身份与村委会对话的地方，而且法院的判决是具有强制力的。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具体性可操作性和都十分欠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也多是以政策为依据。在笔者对法官进行访谈时，法官告诉笔者，由于各基层地方的政策各有不同，这类性质完全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地方法院往往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即就是在同一个法院，由于办案人员对政策理解的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同一性质的案件形成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近一两年来，随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日益突出，逐渐受到了各级政府和人民法院的重视，如西安市人民法院就通过会议纪要、研讨会纪要的方式对基层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而纪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土地权益。纪要的下发，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一性质案件却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现象的发生。在笔者所收集的一基层法院2001年和2002年两年的法律文书里，除两起原告撤诉的裁定书和两起调解书之外，笔者可喜的看到，几十份判决书几乎全部是以原告即妇女儿童的胜诉结案（有一例是母亲及三个子女为共同原告，母亲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子女均胜诉，仅超生的第三个孩子败诉）。但是，诉讼中的获胜，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陕西妇女研究会法律中心2000年援助过的一起农村妇女向村委会索要征地补偿款案件，在获得胜诉后的执行阶段，全村200多户家庭400多人签字坚决抵制判决的执行。原因很简单，判决的执行会直接减少签字村民的既得的经济利益。于是，妇女和儿童们捧着胜诉的判决书又陷入了执行难的沼泽地。除了执行难的问题以外，在笔者收集的2001年、2002年灞桥区法院的判决书中，又发现了另一现象：两名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在两年的时间先后各起诉两次，案由都是一个，要求所在村组支付她们被扣发的土地补偿款。细细了解后才知道，第一年的判决书在妇女孩子胜诉、申请强制执行后得到了执行，但到了第二年，村组继续不给她们享受合法的村民待遇，无奈的她们只能再次诉至法院。而到了2003年，村组仍然延续其侵权行为，妇女们只能再次起诉，很巧的是，其中一位妇女在2003年起诉时向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而笔者又有幸被指派为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提供援助服务。胜诉后，妇女送来了锦旗，但笔者却无论如何也喜悦不起来，不仅执行难的问题是笔者所担忧的，笔者深深担忧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明年、后年以至将来更长的时间，村组始终明知故犯，那么我们的妇女姐妹将会被这样的诉讼纠缠多久？难道是终身的？而在这样本无必要的诉讼中妇女耗费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又该如何计算？村组的故犯行为应当如何予以制约？

还有很多的问题已不是本课题所能承载的了，这就意味着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的关注将必须继续下去。

①林志斌《她们的权益不该被漠视》《中国妇女报》“妇女论坛”2001年6月19日

②幸咏梅《试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滕州市人民法院网

③罗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中国改革论坛网

④2003年3月17日，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大学生孙志刚未携带身份证逛街时，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暂住证为由予以收容。3月18日，孙被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后又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并于3月20日死亡。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即孙志刚是被打死的。事件披露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2003年6月《瞭望》周刊。另外，城市改造过程中对公民房屋强制拆除问题；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时的身高要求、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限制录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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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交通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及措施

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更多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交通警察是一个特殊的警种,肩负着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打击违法犯罪等神圣使命。每天都要直接面对众多的交通参与者进行交通管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人、财、物流量增大，机动车辆迅猛增长，交通管理任务加重，各类突发事件、违法犯罪难以预料，其职业危险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侵害交通警察执法权益的事（案）件屡见不鲜，伤害数字居高不下，严重损害了交通警察的执法权威和形象，更践踏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对民警本人也是极大的伤害和不公。面对日趋恶化的交通执法环境，怎样维护广大交通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是当务之急。

一、交通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

从交通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现状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也有民警本身的主观原因：

（一）、客观原因

一是我国法制建设速度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5月1日施行后，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但从目前看，对交通法规的宣传工作滞后，部分群众交通法制观念淡薄，对交通警察执法活动不理解，不知道行车走路要遵规守法，甚至于有的司机看不懂交通标志，不清楚交通警察的手势。随着道路交通管理法治化进程的加快，执法力度将不断加强，如果宣传教育工作跟不上，也难使人们从根本上认识严格执法的重大意义。

二是多年以来，由于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不健全，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差，已习惯走自己的路，闯红灯、横穿马路、逆行是平常事，与旁人无关；有的司机图方便随意掉头、超速、超载、酒后驾驶，我行我素。所以说，要从传统习惯中走出来还需要时间。

三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和道德水准的下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一味地向钱看，个人利益至上，没有公正心和正义感，认识不到交通警察以法管理是其本身行为所致。笔者曾见本队一民警在处理出租车违法时，当事人指点着民警一口一个“装X”，场面十分尴尬、无奈。有的人只要触及自身利益，就认为是警察找事，不能正确对待，动辄辱骂、推搡、威胁、恐吓，有的甚至大打出手，有些围观群众不但不制止，还集体起哄，恶意攻击。

（二）、主观方面

一是少数民警思想认识出现偏差，特权思想严重，以管理者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工作不讲究方式方法，态度粗暴恶劣，有的看面子处罚，视态度行事，甚至以权谋私。这不仅损害了交通警察整体形象，也引起群众对执法工作的强烈不满。

二是随着交通管理工作日趋艰巨、复杂，多数交通警察超负荷运转，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整的时间，工作疲劳。上岗时烈日严寒、汽车尾气、灰尘、噪音等恶劣环境，影响民警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积极性。

三是执勤执法不规范，有的民警对新颁布、修改的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执行的法律底数不清。有的学习也只是字面的理解，不注重法理的学习，理论不仅是指导法律的制定，更是指导执法者对法律的正确运用，如果你不了解有关法律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精神，只根据片面理解就可能导致执法偏差，引起群众不满，影响警民关系。

二、维护交通警察执法权益的措施

面对日趋严重的交通执法形势，应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道路交通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应从立法上、组织上、舆论上等到多方面采取可行的措施，切实维护广大交通警察的执法权益。

首先、应完善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提供法律保障。《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处罚法》中对保护警察执法权益作了一些规定，但较为笼统，处罚也偏轻，而且操作性差，在十届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再次提出议案，建议增设袭警罪，以震慑不法分子，保护警察的执法尊严和国家法律。应在《刑法》、《治安处罚法》里对不同程度的侵害行为增设有关的具体条文，加大法律对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依法维护民警的人身安全和执法权威。

第二、应完善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机制，增强执法的透明度。面对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交通安全意识普遍不高的现状，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这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的联系，加大本单位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更好地提高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使群众了解法律，知道依法管理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明确遵守交通法规与确保交通安全的辩证关系。应抓住“五进”和公民“道德教育”活动的有利契机，把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法规和容易出现的违法行为，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反复宣传教育，并通过新闻媒体对典型案例及时曝光。此外，还要建立法制教育与执法活动公开的长效机制，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使人们既熟悉法律法规，也了解执法程序。只有长期坚

持不懈的宣传“灌输”，才能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环境。

第三、应完善交通警察的教育培训机制，努力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执法环境不尽人意，与民警本身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这既有思想观念问题，也有法制意识、纪律作风等到方面问题。所以，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采取集中、分散、轮训等方式，让每名民警每年都有一段脱产学习培训的机会，增

强学习意识，养成学习的习惯，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文化教养。切实抓好“大练兵”活动，完善岗位培训机制，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体能、实战、专业和心理的训练，加强人员盘查、车辆查控、设卡堵截等个人和集体战术的训练，提高实战本领。使民警具备熟练的业务、法律、技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沉着冷静、机智果断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自身安全。同时，要提高民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与执法对象沟通，达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用实际行动改善执法环境。

第四、完善民警维权机构，提高维权意识。近年来，公安内部维权机构相继建立，但并不完善，作用不大。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按公安部《关于切实加强公安检察干警执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和有关文件精神，落实领导责任制和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其“保护”职能。要依靠各级领导、部门领导，使每一起非法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事（案）件都能得到应得的惩罚，坚决纠正偏右思想，从严从快惩处违法犯罪，绝不姑息手软。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公仆，是服务人民的；也是违法犯罪分子的克星，是执法者。要辩证地处理执法与服务的关系，提高自我维权意识。

第五、规范执勤执法行为，树立执法威信。首先要立足于端正执法思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打牢思想基础。严格《执勤执法行为规范》，从规范值班、值勤、接警、办案等每个环节入手，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其次，要全面了解掌握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掌握法制信息、动态，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按程序办事，凭证据定案”。工作中要以法服人，要讲程序、讲证据、讲服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以规范、严格的行为，赢得执法威信。

第六、规范警务、勤务活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要严格按照《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等规定，支持民警在职权、义务和权限范围内履行职责。要以对党、对人民、对民警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民警的维权工作。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不参与任何超出法定职权范围的警务、勤务活动，避免激发党群关系矛盾，影响警民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只要是依法行政，就应理直气壮，要不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技巧，提高自我安全意识。

第七、改善武器装备，增强自我防范能力。针对新形势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加强对装备的改善和投入已是迫在眉睫。公安部正在研发非致命性武器，应及时推广、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强对非杀伤性武器以及防护性装备，通讯设施、电子测控等科技含量高的相关器材的配备。教育民警增强敌情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防范和打击犯罪的能力。要认真落实各项安全保护措施，提高一线民警执勤执法的安全系数。要根据《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支持民警依法使用武器警械。严格规定民警在巡逻、执勤、追捕、设堵截等警务活动时，必须配带枪支警械，以防止和减少伤亡事件的发生。

第三篇：当前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及对策

【 文献号 】1-11444

【报刊名称】政法学刊

【主办单位】广东警官学院

【ISSN号】10093745

【CN号】441007

【卷 期 号】200503

【出版日期】200506

【标题】当前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及对策

【作者】欧阳洁慧，连扬达

【作者简介】欧阳洁慧（1977－），女，广东警官学院科研处研究实习员，从事科研管理研究；连扬达（1972－），男，广东省公安厅警务督察处民警，从事督察制度研究。

【内容摘要】民警执法权益受到冲击和侵害的现象日益突显，其危害性不容忽视。警察是执法者，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依法办事是警察的天职，但同时也是应当受到保护的特殊群体。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应当根据其现状、危害性和根源，认真研究如何建立健全民警执法权益保障机制。

【关 键 词】民警/执法权益/保障

【分 类 号】D035．31

【分 类 名】公安管理学

【正文】近年来，民警在执勤中，受到不法侵害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切实加强保障、维护民警的执法权益，已成为当前公安机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现状和危害性

民警执法权益，是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权以及与之相应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休息权、劳动保障和报酬权以及抚恤优待权等权利的总称。当前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情形主要有：一是不法分子进行恶意造谣、侮辱、诽谤、投诉举报民警；二是不法分子使用暴力攻击、谩骂侮辱、恐吓威胁等方法阻碍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三是一些地方领导指令民警越权参与非警务活动；四是民警的工作任务重，精神压力大，休息权、健康权受到侵害；五是政府财政措据，公安业务经费紧张，警务装备不足，民警的工资福利待遇偏低，工资、津贴以及医疗、保险、抚恤费被拖欠；六是民警执行公务，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强制措施过程中违法犯罪嫌疑人出现意外事件，却被错误纪律处分甚至被定罪判刑、赔偿经济损失，或者执法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义务和纪律问题，依法理应予以一般纪律处分，却被加重为定罪判刑等。

笔者认为，当前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阻碍、破坏公安机关及其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损害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性，影响警民关系以至党群关系；二是直接损害当事民警的生命健康、经济收益、精神名誉等权益；三是受侵害的民警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保障，将严重挫伤民警的积极性，个别民警甚至因此出现“工作是领导的，饭碗是自己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想法和作法。

二、当前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

笔者根据实践调查研究和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对当前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一）从社会环境因素上看，当前社会整体法制水平不高、个别不法分子借机报复闹事。二十一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蓬勃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大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问题，时刻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当前我国社会整体的法制水平还不高，一些群众一巳遇到自己利益受损时就直接采用暴力、谩骂等违法方式阻碍民警执法，而其他群众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观；一些人受到处理打击后利用控告、申诉渠道报复民警。

（二）从自身客观因素上看，警察的职业特性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作为社会治安一线力量，民警在查处违法犯罪活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本着“可顺不可激”原则，必然会受到一些攻击，不仅事中要承受从精神到肉体上的侵害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而且事后往往为了顾全大局还要忍辱负重。

（三）从自身主观因素上看，公安队伍数量庞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为民思想观念淡薄，依法执法和依法维护自身执法权益的能力不强。一是执法没有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的程序。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采取什么形式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等都是模糊的，往往直接导致了执法的随意性，表现为想当然办事。二是执法执勤行为不规范。这其中包括执法者主体资格的规范性问题和行为本身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民警素质低，加上训练不足，实战技能不强而不能胜任执法工作，另一部分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擅自违法参与执法和不按法定程序执法。三是受“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风”、“关系网”、“财色关”影响，一些民警不敢、不愿、不能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存在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滥用武器警械、执法不公、不作为等与民争利、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等行为，既侵害了群众权益，又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由于我们的民警自身未能熟练掌握运用法律、执法不规范所引起，或者出于时间、精力、人力以及人情、关系等因素考虑，放弃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责任。四是一些民警法治意识不强，不懂、不愿、不能依法维权，甚至图一时之快，采取“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以恶制恶”。五是个别公安机关领导和民警消极应对依法从严治警方针，为避免工作出悸⑹艽恚纱唷奥矸拍?山、刀枪入库”，执法执勤时不配发、不领用武器警械，留下安全隐患。六是近年来，一些涉警案件被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或个人通过报刊、互联网等途径传播、热炒之后，使警察个人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受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警察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四）从管理体制上看，警察的权责不明确、不具体，尤其是警察职能不清晰。正因为如此，导致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指令民警越权参与非警务活动。一些地方领导在处理计划生育、房屋拆迁、催交公粮等“老大难”问题时往往想到“要枪杆子撑腰壮胆”，指令民警超越职权参与非警务活动，使一些民警因此被追究责任。

（五）从经济因素上看，受经济条件所限，民警的装备配备以及工资福利待遇保障不足。当前多数地方财政还很难按照警务工作的需要，全面保障公安机关的装备配备，甚至拖欠民警的工资津贴。

（六）从保障环节上看，既有内部保障环节上的不足，也有外部保障环节上的不足。一是一些公安机关领导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重视、协调不足；政工、法制、纪检监察、警务督察等管理保障部门职能作用发挥不足，缺乏协调作战，保障乏力。二是一些部门对公安工作重监督轻保障，重处理轻保障。个别部门和领导在查处涉警问题上，存在先人为主思想，层层批转，层层加码，从严处理有余，保障保护不足。个别新闻媒体出于追求轰动效应、迎合部分读者猎奇心理等

因素考虑，未经深入调查就草率见报，甚至以讹传讹。不少基层民警反映，干工作不怕流汗流血，不怕薪酬低薄，不怕家人误会、朋友讥笑，怕的就是听到“投诉你”，怕的就是各个上级部门没完没了的调查，怕的就是“身正影斜”。

（七）从法律保障上看，现行法律保障机制较薄弱，可操作性不强。一是从刑法上看，对侵害民警执法权益的犯罪行为主要依照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定罪量刑，但该罪对侵害对象的规定十分严格，而且只是把公安民警等同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考虑到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而给予特别保护。二是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看，对违法者的处罚也偏轻，震慑、保障功能不强。三是从人民警察法上看，虽然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分别列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以及其他的警务保障条款。但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能够指令越权参与非警务活动的，当然是公安机关和民警在人财物上的“衣食父母”，在目前缺乏其他相应法律保障的情形下，要使公安机关和民警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执行这条规定，往往只是成为了立法者的一个良好愿望和长远目标。四是从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等内部监督法规、制度上看，侧重于建立健全对违法违纪民警的查处工作机制，缺乏对民警的人事救济、心理保健等制度的探索，保护、支持民警依法维权的保障措施不多。

三、健全民警执法权益保障机制的对策

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对公安机关的法律要求。因此，从自身角度看，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自身素质，依法行政，依法执法，依法维权。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程序意识，树立执法为民观念，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政治保障。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党、我军在艰难困苦环境下克敌致胜的一个法宝。但当前部分民警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和法治意识不强，对政治学习教育活动抱着应付走过场甚至抵触的态度。因此，公安机关必须结合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风细雨地做好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民警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观念，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环境，打造和谐稳定的队伍。

第二，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执法、依法维权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古语说得好，“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执法者，民警如果不依法执法，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守法？连自己的权益都不能依法维护，又如何能维护好老百姓的权益？近年来公安机关积极开展警务公开、警务规范化建设、大练兵活动等一系列固本强基工程，有效地提高了“四个能力”，下一步必须继续深化、提高，在规范警务活动、提高民警依法执法能力上下功夫。广大民警要树立起“依法执法”的法治观念和“只有维护好自己的权益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的维权观念，认真学法、守法、用法，严格按照法律和工作规范要求执法，并对侵害自己执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照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者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和索赔经济损失、恢复名誉。有关公安机关和部门领导要大力支持民警运用法律武器维权，促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第三，加强公安经费保障和社会救助力度，适当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物质保障。积极探索改进公安经费保障的新机制，争取按照“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原则，保障公安经费，改善警务装备，提高民警

待遇。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公安机关的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如广东省成立了“广东省民警医疗救助基金会”、上海市开设了因公负伤民警快速救治的“绿色通道”，抚恤公安英烈和救助、医治伤残民警。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警为本”的暖心工程，必将极大增强警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四，加强协调沟通，增强合力，建立健全公安机关内部维权保障工作机制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组织保障。一是建立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一巳发生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情况，上级部门及时协调指挥后续警力支援，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民警受到伤害；治安、刑侦、督察部门及时做好固定证据工作，事后加大检查督促力度，确保把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宣传部门及时宣传报道，澄清事实；政工、财务部门及时探望慰问，医疗保险、评功授奖，落实从优待警措施；法制部门提供法律支持，指导如何用足用好相关法律。如上海市公安局大力支持“警告民”，仅2000年就有3名民警通过民事诉讼向侵权者成功索赔人身伤害赔偿金。二是积极探索新路子，建立健全保障、维护民警执法权益工作机制。如借鉴澳门警方做法，民警受侵权或很可能遭受侵权情况下，及时向“ 110”报告，由督察部门进行现场督察维权；自2000年以来，上海、江苏、浙江、云南、宁夏、深圳等省市成立广民警权益保护委员会，其中深圳市公安局还落实了编制、人员，在政治部综合处成立了警察权益保障科。第五，建立健全警察职业心理辅导制度，增强民警心理健康现状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精神保障。民警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今年初，公安部开通了全国民警心理咨询网站；广东省公安厅早在2004年初就聘请境内外专家成立了“广东省民警心理健康专家顾问组”，组建了全省公安机关民警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网络，受到了基层民警的欢迎。各地应依托公安院校师资优势，积极举办民警心理健康讲座，建立民警心理服务培训中心，开设心理咨询服务热线、网站，主动为广大民警尤其是遭遇重大变故或重大突发事件的民警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增强民警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心理健康。

第六，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工作，改善警民关系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社会保障。当前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离我们的期望还有一段距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公安机关对涉警的片面、失实新闻报道反应迟钝，没有及时澄清事实、追究相关媒体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群众难以全面了解支持公安工作，甚至因误解而站到了对立面。因此，公安机关必须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原则，在加强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建立警察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大力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工作，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一是广泛宣传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权和工作程序，减少和消除社会公众的误解和偏见；二是及时“曝光”侵害民警执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教育群众，震慑不法分子；三是加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密切关注新闻报道尤其是互联网动态，及时通报警情动态，澄清事实，维护警队良好形象。

第七，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推动维权立法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长远之策。近年来，社会各界日益关注民警执法权益问题，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袭警罪”罪名和制订人民警察权益保障法。为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公安机关必须先行一步，积极调研。探索保障、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新方法、新路子，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内部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工作规范和制度，确保已经得到现行法律确认的民警权利得到全面保障和维护，并积极推动修改、完善现有警察法律和制订特别保护法律的立法程序，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民警应有的权利，为维护和保障民警的执法权益提供最有力的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周忠伟，李小强论警察权益的基本内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2]罗长斌新时期公安的执法保障机制待完善m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3]耿连海警察权益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4]杜立战试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权益保护[m].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2，（5）

[5]何小蓓，吴钧试论警察与公众良性互动机制之构建m政法学刊，2004，（5）

[6]金诚袭警行为研究[J]公安研究，2005，（【责任编辑】马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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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调查报告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

姓名

年级

学校

日期

调查报告

关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情况报告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确保国家将来的发展前途，必须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未成年的立法是本着两个层面制定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保障未成年人权益”这两个方面联系密切。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仅要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健康成长，是确保未成年人的到应有的教育，使他们不会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因此我作以下调查：

1、调查目的：结合实际情况，调查是否存在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情况。

2、调查对象：所在小区及村居的未成年人

3、调查形式：本次调查采用采访调查，变采访边记录。整理分析调查情况，做成调查报告。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不存在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不存在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情况。

一是来自家庭的保护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这种保护包括在生活上的关心照顾和思想上的教育培养。家庭保护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环节，家庭保护的好坏，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

二是来自学校的保护，学校保护指有关的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依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未成年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实施的专门保护。学校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方面。

三是社会的保护，社会保护是指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组织及公民，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保护。其主要内容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与健康、保护未成年人的荣誉权、保护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权、保护有特殊天赋和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公共场所优惠开放等。

四是司法保护，司法保护是指人民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等国家专政机构通过依照法律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一种专门保护措施。

三、对于维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认知及建议

1.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合法权益，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使未成年人能够得到较好的教育培养他们的品行，有效防止犯罪的发生。包括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法律的保护是贯穿始终的、是同步的双保护。

2.未成年人在社会中是一类特殊群体，他们无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均与成年人有诸多不同。在生理方面，未成年人的生理结构正处于发育期，力量弱小，自我控制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在心里方面，未成年人具有较强依赖性，思想单纯，在认知分析判断能力上存在较大局限。因此，未成年人极易受外界不良事物的影响和毒害，影响其自身的健康成长

3.对特殊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不够。特殊未成年人是指如孤儿、流浪儿童、家庭破碎的儿童、残疾儿童等。这些未成年人的身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

体，应该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实际上特殊未成年人与其他未成年人相比更加脆弱，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更应成为法律所保护的重点。”

4.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理念。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与对成年人权益保护给予同等待遇，这自然是法律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但是，法律平等原则所追求的是实质上的平等而非形式上的平等。在适当时候法律在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上予以倾斜，也并不违反法律平等原则。只有将平等保护和特殊保护相结合、相协调的立法和司法，才能真正起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5.最后，我们要做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共建和谐社会。

第五篇：民间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侵害及防治

民间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侵害及防治

一、民间法：妇女土地权益之害

所谓民间法就是调节社会生产生活的民间规约、习惯法则以及道德规范。在传统农村，民间法的主要形式是宗法族规。在当代，民间法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风俗习惯以及残存的宗法制度。其中，具备合法地位的是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民间法，这主要是由于它具有某些类法律性。此外，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决定、办法等，也具有一定的民间法性质。

根据《村们自治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这是民间法合法性的根据。但是，该条同时有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想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是对民间法效力的限定。村民自治应该维护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权利。但是，不能以自治为名违反法律和国家的政策，村民自治只能是村民的依法自治。因此，村规民约有其合法性，但是有必须符合法律和国家政策。任何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家政策的村规民约都是无效的。

然而，广大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却饱受民间法的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到民间法侵犯，一般不是个人行为所致，而是村组织领导人利用村规民约或村落习惯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有根据的侵犯。这种侵犯甚至达到了大义灭亲的程度。因此，民间法是我国妇女土地权利之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到民间法侵犯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农村妇女一旦同村外人（无论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结婚或宣布成亲（事实婚姻），其承包份地要被村集体收回，而无论其是否能够从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同时，失去其承包土地的一切经济收益。

第二，农村妇女一旦同非农户口的人结婚，无论是否定居在本村，也无论是否获得城镇户口，其承包土地及其土地收益权也就自动丧失，或者只能获得少于本村一般劳动力的土地承包份额及土地收益。

第三，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也就没有土地分红或土地征购款分配的资格。

第四，离婚妇女的承包土地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嫁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第五，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或只能分给旱地、荒地、荒坡、滩涂等次等土地。同时，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分红或不公平对待。

第六，结婚、离婚、再婚及丧偶的妇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权利受村集体歧视。他们的其他权利也难以实现，如不能参加村民小组会议、户代表会议以及村民会议。有些农村甚至连她们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都被剥夺了。使这些农村妇女成了村庄里的边缘群体。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以上种种侵害，都是村集体以民间法的合法形式侵害的，被侵害只有觉得不公平却无法控诉，甚至得不到同村村民的同情。这些，都是民间法对农村妇女的不公正之害。

二、民间法危害妇女土地权利的原因

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法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现实的情况是，因为村规民约，出嫁女不能平等享受村级集体利益分配的事时有发生，在通过行政途径处理时，出现了市委领导、县委书记的指示在村民组长、村长面前行不通的情况；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过程中，有时连人民法院的判决也被村、组置之不理。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这是由于农村土地资源紧张所造成的土地资源性别争夺。我国土地资源紧张，这是有目共睹的国情。我国人均土地面积非常少，许多地方的农民土地仅够维持生计，加之人口又在持续增加。因此，许多农村新出生的人员就等着出嫁女或老人去世空出土地来分得口粮田。在这种土地资源紧张的形式下，村规民约等对土地资源的分配方案就在违反法律、忽视女性土地权益、得到男人们肯定的情况下通过了。

因为在资源贫乏的农村社会中，村庄集体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世居者的生存条件。当然，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农村所遗留下来的所有民间法，最终都是以牺牲非世居者的利益来维护村庄集体的生存利益。在传统农村伦理中，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的利益要高于生于斯、不死于斯者的利益的。而生于斯的女性都是现实或潜在的不死于斯或外嫁女，她们的利益自然要被牺牲掉。所以在当代中国，那些资源十分贫乏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也是受侵犯最严重的地方。

其次，村规民约披上了民主自治的外衣，具有多数性和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村规民约是在村组大多数人通过的形式下出台的，它是多数人的决定，至少是多数男人的决议下通过的，并且，许多自己有女儿的男人也投了赞成票，因为这

是男人的权利，他们必须大义灭亲。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权益被侵害披上了合法和正当的外衣。大部分妇女只有被动接受，因为自己土地权益被剥夺，剥夺者还是充满正义的举动。我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想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没有明确的监督者，法律失去监督就不能实现，有时还会成为专制者的工具。村规民约就是这样的例子。

其三，这也是封建制度的遗毒。封建制度的遗毒是很深刻的，它至今还影响着农村妇女的命运。一是丁口制度。按照农村民间习惯，丁或鸿丁是指家庭的男性，口则包括女性成员。这是男权主宰的民间制度形式，这种民间法则至今然存在并产生实际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家庭破裂，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着物以及集体分红等家庭财产的分割，有利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即使妇女有分割承包土地及家庭财产的权利，也很难争取得到。二是从夫居制度。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采取从夫居住的家庭组合形式。女方家庭只是在嫁女的时候赠送一份嫁妆。出嫁之后，妇女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庄社会，在婆家的初始社会地位不高，影响其土地权利的维护。三是土地的村庄内转其实是传统的土地家族内转的现代变形。所谓土地的村庄内转，主要是指土地的使用权在自然村（过去的生产队或现在的村民小组）的内部转移，由此保障村庄土地不流落外姓人或村外人的手中，以维护土地的家族共有制度。在乡土中国，维护家族共有的土地财产是家族法的根本职责。宗族长老一般认为，保证土地族内流转，是守住祖宗基业的根本法则。对于相对封闭的村落社会来说，入赘的男人或出嫁的女人都是外家人，因此，都没有资格分配土地。

最后，女性政治参与权失落的结果。女性由于其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很低，所以她们的政治地位也很低。在农村，妇女几乎不参与村组的事务管理，也没有代表家庭参与乡村决策的机会，在男人为主宰的乡村社会，即使有部分妇女参与了村组决策，人单力薄也起不了作用，发生不了影响。由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活动普遍缺失，致使其失去制定村规民约的发言权，自己不能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游戏规则不利于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她们的切身利益被男人在决策中遗忘了，男人们以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制定了村规民约。当农村妇女们的土地权益被侵害时，再醒过来已经很晚了。因而，女性的土地权益经常遭到村规民约的侵害，妇女在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村规民约面前，显得完全无措。

三、妇女的抗争：有效调适民间法

综合来看，传统农村的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姓氏制度等等，都是维护男权中心主义的制度。尽管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不断淘空男权中心主义的道义基础，并给予封建夫权制度以重创，但男权中心主义的习惯势力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是农村实现男女平权的社会文化障碍，是村规民约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文化根源。

由村规民约所规定，妇女婚后未迁出户口者不能享受本村的福利待遇，已非个别案例，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各省许多地区屡有发生。如何限制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权益，关键是理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这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抗争的焦点，也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勿庸讳言，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与国家法不同，村规民约的调节范围是有限的，即村规民约的作用只涉及到村庄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维护村落整体利益、维护村落整体秩序为目的，并不协调更大范围的公共和个体利益关系。一般而论，村规民约的特点表现为：（）特殊性。每一个村规民约所覆盖的区域，只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超出这个边界，它的作用就减弱或根本不为他人所承认。（）绝对性。村规民约往往强化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是无条件的，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前提，以一致性道德为治理基础。（）弥散性。由乡村组织行政权力的衍散性所决定，村规民约也具有惩戒范围的弥散性，即扩散到与当事人生存有关的任意事项上。概言之，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面对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采取限制抑或取消村规民约的简单的办法。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多元规范或多元秩序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为调节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仅有国家法还不够，在正式法律之外应该有非正式法律存在的空间。但对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调控领域和范围要有一个基本的限定。其限定范围一般为：（）属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国家法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整，不允许村规民约之类的民间法串位；（）属于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色彩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村规民约来处理；（）属于国家法与民间法都可以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可由两者互动适用。村规民约可以发挥作用，但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必须符合国家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妇女婚后未迁出户口者，必须和其他村民一样承包土地；土地因征用而产生的收入，必须与其他村民一样有同等分配的资格；但对因集体经营土地所产生的收入，可以在分配上视其投入的情况有所区别。这样做，既维护了国家法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又考虑了人户分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总之，在一个男性文化传统还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村规民约的制定上存在很大的性别歧视性。但是村规民约这种民间法，是村民自治的基础和体现。因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抗争，我们不能因噫废食，不是否定民间法，而是要消除民间法制定中的男性主宰倾向，用国家法限制其违法和超越政策运行，有效地调适其与国家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