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精神缺失与重塑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大学精神缺失与重塑的调查报告

关于大学精神的缺失与重塑的调查报告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并日积月累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的精神文明，是一所大学起兴的活水源泉和推动进步的持续动力。然而，由于社会现代化的一些弊端如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大学世俗化，大学精神在无形中受到摧残，“回归大学本原”“重塑大学精神”的呼声不断涌起。

（一）大学精神的内涵以及表现形式

大学精神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的高级形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大学精神是指各类大学所普遍存在的优良校风、相对稳定的群体心理优势和精神状态 ,如勤奋好学之风、团结友爱之风、为人师表之风等;狭义的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的特定的人格化和个性精神 ,是最富典型意义的特征.比如“北大之创新 ,清华之严谨 ,南开之笃实 ,浙大之坚韧”便是如此.大学精神 ,是一所大学整体面貌、水平、特色及凝聚力、感染 力和号召力的反映 ,是大学的理想、信念、情操、行为、价值和道德水平的标志 ,是大学的支柱和灵魂.而大学精神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可见它包括这几个部分：自觉地学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和敏锐的时代精神；

（二）大学精神缺失的表现

一、事业单位行政化

1学校讲究行政级别。一方面这是国家对大学教育关注的具体体现，重视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单位的制度管理，有利于教育系统化，管理有序化。另一方面强调了大学的官本位意识，也就是金字塔式的等级行政结构，诱导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谋官职，贪图高级别。

2管理类似行政机关。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教育制度和体系并没有完善，教育系统的管理方式大多借鉴了数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官僚化，本质集权现象较为突出。大学内部的权力模式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在学生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方面，自上而下通知传达过程中的严格的制度化违背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高校同样需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压缩管理部门数量，减少管理成本，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

3教师追求行政官职。部分老师的学术精神，育人精神是不到位的。比起追求思想知识上的进步和育人子弟，他们更看重的个人利益。写论文，搞项目在一些教师看来，是达到高级行政官职的重要途径。

二、大学追求功利化

1从学校讲：现今高校不能协调好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过多关注经济利益。如：扩大教学规模建立众多校区;调整设置专业;学生服务设施基础过于简陋；租借学校场地谋取其他利益等等。同时，部分高校注重教师论文的数量，忽视质量，由此高校教育质量下滑。加之对冷门的人文学科的不重视，学风建设有待整治。

2从老师讲：部分老师把学术当作了追求其名气和金钱的途径。发表雷人语录，颠覆经典。制造学术垃圾，不顾社会文学生态。

3从学生讲：注重实用技术，热门专业，把考取多的证书，拿到更高的文凭当做拿高薪的敲门砖，只顾混文凭，不注重个人知识涵养的积累与修养，不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成错误的学习观念和学习取向。更甚者，碌碌无为，思想迷顿。

三、学术研究世俗化

世俗化是指高校“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大学世俗化的态势日趋明显。

1大学通过办各种形式的辅导培训班和以及与企业公共举办项目来进行“生产自救”。

2巨大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捐款甚至贿赂等）进入大学，影响大学的决策以及教学的质量，造成大学社会印象不断变差，社会评价不断降低。

3大学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的学术界，“学术自主”的精神受到了冲击。学术的自由民主都要受到行政力量的制约以及扼杀。

四、人文精神日趋淡化

1重实用知识轻人文积累

在就业日益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学习目的日益功利化已经呈现较为明显的趋势。在调 查问卷中，为理想而学习的仅为35.92%，而其他的则是为就业、为家人、为奖学金等等。而大一新生在进行专业选择时，就业前景的好坏已经成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除中文、历史、政治、哲学等传统文科专业的学生能较好的掌握一定的人文知识，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知识，人文素养水平却不容乐观，普遍存在着文化底蕴不足，文化视野不广，缺少必要的文化艺术修养等情况。调查显示，大部分理工科的学生把课外学习的精力投入到专业相关知识的拓展上，人文累积的自觉性较低。重个人发展轻社会责任

社会快速发展给大学生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大学生学习目标日渐功利、信奉个人主义，讲求个人奋斗，缺乏对社会、他人的关注，缺乏社会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大学生的普遍写照，一个对社会缺乏关心、缺乏责任感的人，就更难讲求勇于承担与积极奉献了。

（三）大学精神缺失的原因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钱学森先生质疑现在的大学为何培养不出人才？我看一方面是钱老对于人才的要求太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管理体制有问题。”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借用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的话说。“现在不少大学重物质轻精神，在教育模式上过于注重职业教育。其实，真正的大学应该更注重学术修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在谈到目前教学评估的缺陷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教学评估主要是在课堂评估，但学生很多时候在课外，真正的评估应该关注学校的影响力以及课堂之外的教育和文化。” 从大学体系看来我国高等学校始终作为政府的附属单位而存在。这种隶属关系，一方面使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不得不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运作，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和推动着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二、市场经济的影响。当前，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产生了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一些消极因素，导致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缺失和功利主义的泛滥。这些不良的社会价值观念对大学生思想的毒害也是日趋深广。学术上的侵权，复制，以及通过非法手段学术成果已经屡见不鲜。诚信、荣辱正直、责任早就被抛之脑后。有奶便是娘”，不顾人的价值和尊严，成为畸形发展的精神流浪儿。受此影响，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弥漫着商业主义的气息，大学特有的精神品质日渐削弱。

三、教育资源的不足 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教育经费不足。高校各种教育设施的建设以及服务设施的更新都需要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是社会资源的不足。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大学不得不向政府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拥有者屈从。“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热衷与企业、知名产品“以能不能‘创收’、能有多大的‘创收’成果，往往成为考量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力与贡献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谁给钱就为谁出‘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有可能给竞争对手遭致灭顶之灾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专家学者就如同亮相荧屏的明星，只要谈拢价钱就能今天为毒奶粉做广告，明天出任专治不孕不育症医院的代言人”。

四、对大学理念的认识不清楚。所谓大学理念，就是指人们对那些综合性、多科性、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观念和哲学观点。理性认识，主要是有关“大学是什么”、“大学能做什么”方面的内容，包括大学的含义、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使命、大学的职能等，是对大学的基本看法和理性审视；理想追求，主要是有关“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方面的内容，包括大学的理想、大学的信念、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目标、大学的责任、大学的变革与走向等，是对大学发展的构想、追求和展望；教育观念或哲学观点，主要是有关“大学需要坚持什么”、“大学应该把握什么”方面的内容，包括大学教育改革观、大学教育发展观、大学教育价值观、大学教育质量观、大学教育效益观等，是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或理论基础。对大学理念认识的模糊，就会偏离大学给我们人生设置的轨道。近几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提出了“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目的正是引导高校对大学理念进行再认识、再思考。弄清这两个问题以后，大学也就知道自己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大学精神了。

（四）大学精神重塑的必要性

一、从学校这一方面来说，重塑大学精神有有利于校风校纪的建设，摆脱大学行政化体系下不良风气对大学的恶性侵蚀。有利于各高校实现一流的教育质量、产出一流的教育果实 ,和一流的教育理念并且培育出与之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的和谐化和合理化。从而推动中国教育学术自由民主的发展。对建设教育先进化，思想先进化，入驻世界名牌大学提供了有力的砝码。

二、从社会这一方面来说，大学精神的重塑给予更多大学生以社会责任感和负责勇于承担的态度。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 ,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矫正力量 ,而不能完全为世俗所左右.因此 ,喧哗、狂躁与轻浮不属于大学 ,急功近利、追求时尚不属于大学.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说 :“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 ,要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 , 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Want),而是社会所需要的(Need).”这样 ,大学才可以保持批判和反省精神 ,引导社会健康地发展.因此 ,追寻大学精神 ,重塑大学精神 ,是激励和推进大学发展的需要 ,也是重铸和升华大学理念的需要。融入社会、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当然是现代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封闭保守的大学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其价值也无从体现;片面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并因此而放弃大学的本性 ,大学必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因此 ,对于大学而言 ,两全之道就是要努力达成大学与社会之间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 ,让基础研究引导社会发展 ,以应用学科推动社会进步.既保持特立独行的大学精神 ,又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和成果.只有这样 ,大学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要达到如此境界 ,唯有建设开放的大学可以实现 ,不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开放既有利于交融互补 ,更有助于形成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局面.三、从学生个人这一方面来说，大学精神重新回归给学生注入了更多对生活和学习的信心与活力。杜威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一个彻底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 对培育大学精神来说，这段话具有更深含义。大学精神的弘扬有助于树立起积极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对社会的依赖与满足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有文凭的同时兼备素质，有理论的同时兼备实践。更好的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五）大学精神重塑的途径。

1对管理者而言，他们对大学的发展必须具有独特的见解，对大学教育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具备教育创新的自主意识。对教育改革的积极顺应，对教育成功的热切期盼是管理者应具有的最低思想境界。不容否认的是，我国当前的大学在面临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化、商业化、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严重侵蚀。这要求大学领导者对教育的现实制约必须有超越性的把握，引导大学既要适应现实又要超越现实，以符合教育规律的发展思维，弘扬时

代精神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科学管理、勇于创新，引领大学成为普通百姓向往的高品位文化精神家园。对教师而言，要培育好学生的大学精神，除自身应具备渊博学识外，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活动不仅进行着知识的传授、发现和更新，也进行着大学精神的传承。在大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学者们高尚的育人师德和价值取向、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勇于实践和创新的精神，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日益积淀、传承、丰富和发展，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他们精神境界的净化都有赖于大学提供的氛围。在教学方法创新上，大学精神主要体现在摈弃填鸭式的授课模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点，西方大学采取的方法对我们有着很好的启示。在西方大学中的许多社会科学课程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用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的。

3对学生而言，大学精神的塑造需要学生自主自愿的内在接受与体验，主动了解大学精神的内涵并严于律己，接受古典和传统文化精华的熏陶，加强个人的修养。同时。我们要积极的融入社会，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积极展开学生文化活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育和谐校园文化。

4对社会而言，要给与大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大学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大学需要社会各方面、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德教和礼教，重视城市文化生活的建设，在惠及百姓同时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息和氛围。社会应该从各角度关注大学生的发展，避免大学生发展的畸形化。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享受文化生活的优惠。

第二篇：司法权威的缺失与重塑

司法权威的缺失与重塑*

论文提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平正义,需要维护和树立司法权威。而涉诉信访，在基层法院最直接、最鲜明地反映司法权威的缺失和影响司法权威的树立。本文立足于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资料，以涉诉信访为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中，社会矛盾凸显期 涉诉信访居高不下的五种社会原因，即涉诉信访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映；个别司法不公现象存在；个别法律规定不统一；处理涉诉信访标准绝对化；“包青天意识”寻求人治，促使了涉诉信访攀升。本文指出，司法权威应当包括司法的社会地位确立的权威，法律被信仰和遵从的权威，司法因公正被信赖的权威，司法对象的内心认同带来的公信权威。本文剖析了基层法院涉诉信访导致司法权威缺失体现在五个方面，即“法上有权”影响司法独立；忽视司法程序影响司法公正；超越司法权限降低司法权威；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公信力；裁判无终局性削弱司法权威。并从建立公正的司法体制，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确立理性的司法观，营造尊崇法律的氛围四方面，有针对性提出了重塑司法权威的对策。

一、引言

司法权威，又称司法尊严(judicial dignity)。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威是指尊严，使人敬畏；公信是指民众的信赖和认同。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指出的：“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笔者曾在基层多个部门工作过，以前一直认为法院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殿堂，法院做出的裁判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容不得任何人的亵渎和冒犯。进入基层法院担任领导后，看到许多现象与笔者此前的认识出入较大。

事实一：一个案件正常开庭时间刚到，数百人乘坐大轿车突然冲进法院大院，他们闯进法庭，推搡漫骂正准备开庭的审判人员，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庭审无法进行，赶来维持秩序的法警也被围攻辱骂，庭审被迫延期。原来他们均是某股份制企业的职工，该企业被该案追加为第三人，怕案件的结果影响自身利益，职工们打着“我们要吃饭”的横幅一直聚集在法院，我亲自出面反复讲法劝说，直至傍晚他们才离去，使法院这天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此后主管院长又带队几次深入该企业做稳定工作，案件方得以继续审理。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庭是法官司法的场所，“法官的上帝只有法律”,但被众多的百姓冲击时这些都显得束手无策，司法的权威受到极大藐视。

事实二：某日，一妇女在法院大门口躺地不起，又哭又闹，持续达三个小时，造成近百人围观，法院车辆无法出入，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经了解是因一起抚育费执行案件引发，被执行人也就是孩子的父亲买断工龄后下落不明，查找不到财产，孩子的妈妈生活也非常困难，对于法院无法执行到位理解不了，曾把孩子扔在法院，责怪法院只保护男方的利益，此次以极端方式哄闹法院。法院不能任其长久如此，又见其确实可怜，最后我拿出1000元给她才离去。

这是我进入法院任职伊始平息的极端事件，但不是靠司法的权威，只是出于顾及法院影响，从个人同情角度抹平了难题。

事实三：报载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莫兆军在审理一宗简单的借款纠纷时，按原告提交的借据判决被告败诉，后被告在法院喝农药自杀，引起当地领导关注和社会舆论同情，经公安机关对原告刑事侦查，发现该借据系原告持刀胁迫被告所签，检察院据此以渎职罪将法官莫兆军逮捕。[1][1]

“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民事诉讼法原则，又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下称《证据规则》）进一步细化明确，民事审判法官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当庭质证，以证明力强的证据定案错在那呢？领导关注和舆论导向就能推翻法院判决和断定法官枉法，何谈司法权威？

这些引发我思考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影响。可以说，当事人涉诉信访是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遇到的挑战，从涉诉信访的角度考察司法权威具有实践意义。尤其是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下，面对涉诉信访重塑司法权威显得更加重要。[2][2]作为定分止争、司法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法院无法使社会矛盾在司法的框架下平稳公正的处理，依法治国要求的国家法治权威就无法构建。基层法院是中国四级两审制度的普通初审法院。“法律和社会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在基层法院中有更为直接、生动、鲜明的反映和体现。”“对中国当代的法治发展最具有理论意义的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系列问题是在基层法院最突出、最显著。”[3][3]由于制度的分工，基层法院同最大量的初审案件打交道，原生状态的生活同法律的遭遇，主要是在基层法院。法律在这种遭遇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活的检验，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最普通、最广大人民的选择和挑战。因此考察基层法院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二、涉诉信访现象及社会原因

面对近年出现的涉诉信访“洪峰”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和困惑，法院应该拥有怎样的立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4][4]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信访问题，中央政法委在2003年12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重视和解决好涉法信访[5][5]问题。2004年4月26日最高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涉诉信访概念：即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要求人民法院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来信和来访，主要包括告诉、申诉、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法院判决裁定执行案件的上访、缠访、闹访、聚众访等都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下。

涉诉信访是基层法院遇到最多的困惑，最棘手的难题。个别诉讼案件当事人对于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生效的法院裁判仍然申诉不止；各级领导机关对于经过几次、十几次、几十次处理过的涉诉信访，还转交给法院复查、再审，司法资源遭受极大浪费，司法权威性、终极性受到严重冲击，其示范效应又促使缠诉缠访愈演愈烈。[6][6]近年来“涉诉信访”案件的数量居高不下，“缠诉缠访”问题已到了令不少法院一筹莫展的地步。[7][7]一些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能达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向法院或政法委、人大、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会反复上访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当事人还会采用“炒作”的策略，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造声势引起轰动效应，如联名上访、越级上访或选择敏感时期（如“两会”期间、各级班子换届期间）上访。个别当事人甚至采取拉横幅、打标语、自残、自杀等威胁手段，或者伤害法官等极端行为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干扰法官审判，甚至一些当事人表明“就要让法院不得安宁，让法官的日子不好过”。[8][8]甚至聚众冲击法院，暴力抗法。使一般的民间纠纷在诉讼过程上升为涉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直接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影响了司法权威。

涉诉信访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成为影响司法权威的最重要外显特征。其高居不下的社会原因很复杂，至少有如下因素：

（一）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目前涉诉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是我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客观反映，这是我国全面走向民主、法制、文明不可逾越的阶段。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涉诉信访为例，大部分是以下几类纠纷：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村征地拆迁类纠纷；二是因企业改制破产引发的职工安置、劳动保险等群体纠纷；三是因城市建设、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管理不到位、政策不统一、服务不达标等引发的纠纷；四是因涉及“弱势群体”纠纷，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五是执行难引发的纠纷；六是因企业侵害群众利益引起的纠纷，如环境污染等。这些纠纷直接和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和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等社会进程相关，虽然一些纠纷也以诉讼形式纳入法律程序，但涉诉信访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法院，它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二）个别司法不公现象存在不容否认，一定程度上存在司法不公现象。个别情况下可能还很严重，它确实会产生涉诉信访，但决不是主流。在涉诉信访中，当事人经常指责法官腐败、或者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等，人们普遍感到司法不公和腐败在加剧的问题可能被夸大和滥用了。[9][9]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呈现的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扩大、社会公平度下降、包括城乡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10][10]因此，人们往往把许多与司法不公无关的，甚至社会领域内而非司法领域内的问题也归在其名下。笔者接待涉诉信访的当事人中，经常发现上访者将问题夸大，或加进一些道听途说无法证实的内容，如法官腐败等。人们关于司法不公的不客观感觉也与传媒的发展分不开。媒体常常会抓住个别司法不公的现象，进行带有商业意味的炒作。“三人成虎”，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到处司法不公、腐败的现象。[11][11]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做过典型调查，发现真正属于冤假错案，最后改判的案子非常少，比例非常小。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刘家琛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200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一审案件518万余件，最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不到10%，被二审改判发回的不到3％，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了，且上诉是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渠道，并不必然存在着司法不公，只有法官故意徇私舞弊，违法办关系案，人情案，渎职枉法，才能称得上是司法不公。但是社会上依然认为法院错判了很多案，有很多误解和看法。[12][12]这也是涉诉信访高发的重要原因。

（三）个别法律规定不统一

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为例，人们分别引用不同的法律、政策说明自己的“正确”。承包人援引承包法，根据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被承诺可以不断延长，在承包期间，土地是承包户专门使用的财产，其生产价值应该属于承包户；另一些人根据土地法中“集体所有”条文，认为它属于村庄所有成员的公共财产，其价值应当由所有村民共同分享，基层政权机构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理人；再者根据土地国有化原则，政府有权决定对土地如何处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土地使用规则是一个具有多个合法性声称的系统。如果人们面对的并非是限定的合法性声称系统时，不同的规则都有象征的合法性地位，就出现了选择问题。[13][13]由于合法身份很多，国家、基层干部、群众集体和当事人都可以参与，如果他们有分歧，只能通过力量竞争解决问题。与法律行为不同的是，这里不是规则衡量行为，而是行为选择规则。这种选择活动使法律纠纷的性质向政治性转化：它的核心不是判断何为合法，而是判断什么样的规则是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因而是应当被采纳的。法律规则的稳定和权威性来自于它中立于各种利益的公共品性，它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同的利益行为。如果他们之间通过力量对比决定胜负，使法律权力根据社会利益平衡需要，对规则及其代表的原则进行取舍，使“法治”无法存在，又何谈司法权威。百姓不接受不理解，通过上访施压以获取规则的倾斜，也就不足为奇。

（四）处理涉诉信访标准绝对化

一些领导机关或领导者不了解司法权限，对法院期望值过高，对涉诉信访的处理标准绝对化。许多导致上访的因素，并非是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如有些群体诉讼纠纷表面上是涉及民事利益，实质是群体方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或对其所在单位的不满而借诉讼途径进行控诉，往往涉及当地经济建设进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应由政府职能解决的社会纠纷，领导者要求纳入诉讼轨道，把矛盾引向了法院，法院受自身权限影响，很多社会问题根本无力解决。

另一方面，由于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诉讼程序要求，不懂收集证据，一味要求法院的判决对自己有利，只要自己败诉，就不相信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就指责法官腐败；法官穷尽执行手段因客观障碍未能执行，就会背上司法不公黑锅。各级考核又对涉诉信访采取“一票否决”，要求矛盾必须解决在基层，以此来衡量法院工作及领导的政绩，同时当事人也借此给法院及法官施压，希望借此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客观上造成一种“谁闹谁就有理”的假象，一定意义上产生不良导向。法院及法官面临重重压力，唯恐当事人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很难严格执法。

（五）“包青天意识”寻求人治

传统的“包青天情节”仍然存在。相信司法正义只能依赖“包青天”实现，从而对“人”比对“法”寄予更多期望。在一些当事人眼中，清官是可亲的，但他们却总在抽象的远方；而身边更多的是贪官污吏，是具体的存在。即“抽象的清官，具体的贪官”。[14][14]涉诉信访的多是败诉方当事人，一旦通过诉讼不能解决自己的诉求，他们不走法律救济渠道，相信权力在上，相信大领导说话的分量而转为上访，胜诉方当事人因执行难上访也很多见。他们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干预；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再审程序；去新闻单位要求曝光；有的等到一审裁判文书生效后马上去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再审谋求翻案，既不用交纳费用，又比个人上诉有力度。涉诉信访向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程序之外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更希望“包青天”出来说话，一句话解决难题，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上访也确实易引起领导重视，通过比上诉更直接，更有效果的制度性安排，以牺牲法律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实现了上访人的利益最大化，却极大侵害了司法权威。

三、涉诉信访导致司法权威缺失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法治越充分，司法的社会功能发挥的越充分，司法的地位和社会权威越高。司法权威应当包括司法的社会地位确立的权威，法律被信仰和遵从的权威，司法因公正被信赖的权威，司法对象的内心认同带来的公信权威。[15][15]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危害勿庸置疑，其导致的司法权威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上有权”影响司法独立

伯尔曼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在法律至上之下，不应该法外有权。然而当事人相信权力至上所以要上访，究其原因，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可以揭示：[16][16]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17][17]上访后领导的指示往往更有权威性，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这些加剧了百姓对“权力至上”的认同。这些影响了司法独立，使法官不但要承担对社会纠纷的审判使命，而且要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干预，当人们对司法主体缺乏一种必要的神圣感时，当一种制度将法官设计得和普通人无所区别时，司法的权威便荡然无存，人们对司法的尊重也无所依凭。[18][18]对司法效力的认识不一，导致影响司法权威。

（二）忽视司法程序影响司法公正

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是“司法公正”，而司法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程序正当性”，即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程序公正也是客观的公正。法院审判首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实体公正，但是，实体公正更多的要依靠当事人的证据充分，法官只能依据证据效力断案，法官更多的是追求法律真实。司法公正毕竟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而当事人更多的只是理解客观公正，相信客观真实，不考虑法律程序及规则要求的“谁主张，谁举证”等基本要求，因此往往即使司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审判，当事人也很难服气满意。可见所谓社会正义如果让社会大众去主观评价，由于人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差异，角度不同，标准不一，会有不同的评判。正如博登海默说：正义里有着一张普洛秀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如最高法院于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则》，依照西方当代法治精神建立了一种现代的司法理念，但是这种司法精英的先进理念与我国普通民众的认同距离很大。[19][19]西方人讲程序的独立价值，中国人偏要看重实体判决的公正；西方人把诉讼看成是仲裁一场拳击，中国人偏要法院为民做主；西方的“正义女神”是蒙着双眼的，可中国人心目中的“包青天”却偏要“明察秋毫”。[20][20]《证据规则》的超前理念目前阶段缺乏社会普遍认同，许多基层法院不得不面对当事人诉讼能力普遍较低、举证意识较差，又很少委托律师的现状，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可能会带来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对立的后果。由于对司法程序性的理解不同，如前述莫兆军法官被逮捕的案件，不但使法官人人自危，而且客观上助长了当事人涉诉信访的不正当心理。现各地方法院大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证据规则》，有些尚未执行《证据规则》创设的一些新制度。[21][21]这种现象也会造成执法标准不一，导致当事人难以信服法院的判决，也会引起涉诉信访。

（三）超越司法权限降低司法权威

司法权范围有局限，没有法院是不行的，但法院不是万能的。让司法越出自己的界限，过分强调司法的教化功能和实现实质公平的任务，去承担本应由政治领域解决问题的任务[22][22]。将法院不能解决的社会纠纷都纳入司法渠道，当这些期待无法实现时，司法便成为批评的对象，必然降低司法权威。

领导者往往对法院有过高期望值，要求所有上访纠纷纳入诉讼渠道解决，以化解对大局稳定形成的压力。但各种社会纠纷相互交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诉讼是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高成本方式而存在，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任何时候，国家与社会在纠纷解决问题上都一定要有个边际的问题。不可能所有问题都进法院解决，司法并不总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23][23]

（四）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公信力

法律越来越成为专门的技能和学问，法治的内在逻辑，也要求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和复杂化。[24][24]所谓专业化的影响是指对法律的熟悉程度。法官和律师是法律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是政策的专业人士。由于我国法官队伍处于杂牌军正在向专业化队伍转变过程中，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共同法律思维和专业训练，个别法官缺乏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执法方法简单，作风粗糙，有的法官业务素质较低，主观上想办好案却导致“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引发上访。也有极个别法官失去神圣感，尊严感，法律的良知受到挑战，司法权威异化为法官个人权威。部分法官把自己看成是法律和司法的化身，不是竭尽全力去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而是斤斤计较个人威严，与“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背离，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声誉，降低了司法活动的社会公信度。

（五）裁判无终局性削弱司法权威

司法权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终局裁判权，其职责就是针对纠纷与归属、是非曲直等问题，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裁断。司法权的终局性就表示司法权是国家对社会冲突所做出的一种最终的、最权威的裁判权，是法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权的终局性还体现在它对各种制度的最终保障上，如果司法不能遏制违法，则国家就不再有秩序可言了。司法的最终裁决的权力具有权威性，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绝对禁止法官如同烙烧饼似的将案件随意翻来翻去的审理。如果司法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司法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也失去了司法独立存在的价值。

法不只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一个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就不能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护秩序和正义的基本职能。但由于我国司法在国家事务及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定位不准，所以相应地赋予司法的强制力也就不足。即便有限的司法强制权又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而被削弱，如当事人采取拖延、躲避等消极方式或暴力对抗等积极方式予以抗拒与己不利的司法行为等。强制力不足，必然会使司法的可信任度弱化而使司法无威。

另外，从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关系上，传统的解释是，由于司法不公，所以当事人不信任法律，不相信法官，所以导致法院司法权威的缺失。笔者认为应跳出这种定式思维，美国联邦法院杰克逊大法官的话对我们审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我作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性的不可推翻的，并不是因为我作的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判决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是不可推翻的”。

四、重塑司法权威的途径

笔者认为，重塑司法权威要解决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宏观上，应创造条件，培养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在微观上，应采取具体措施，改善司法环境。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状况，需要国家、司法机关和社会多方面在一些具体举措上共同努力。

（一）需要公正的司法体制

司法机关应是最具权威的机关，对权利义务纠纷的解决享有终局性的权威地位。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应对这种司法权威性地位提供制度性的尊重和维护。为了提升司法权威，国家应致力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理性制约的独立、统一、公正的司法体制。这是建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和制度保障。当前，党中央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从国家的高度加强司法建设，明确提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为在全社会提升司法权威，实现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也提出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体制。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为司法权威提供了机制保障。

很多人谈到树立司法权威的途径，只是从司法独立的路径出发，认为司法独立是重塑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强调司法要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地方制约的问题。在我国的调查中，许多法官反映，过去那种“横加干涉”的情况很少，也极少有领导“写条子”干涉办案的情况。更多的领导只是提示，要妥善处理某案件。我们认为，司法独立并不是说要让法官的权力更大，而是说要尽量减少那些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对法官办案的影响。说司法独立就是要有独立的财权、人权，这当然有一定作用，但这肯定不是司法独立最重要的因素。试问，世界上有哪个法院的财权不受控于行政或立法机关，受制于“地方”，香港的财权就是地方管的，但没有人讲它的司法不独立。相反，我国学者从实证的个案出发，认为法院财政的“地方化”在目前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5][25]笔者认为，应以更符合司法规律的机制保障良好的司法环境，减少不良因素对法官办案的影响，达到司法独立，重塑司法权威。目前至少要在以下七个方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司法权威需要的司法体制，进一步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1）从体制上进一步按照宪法所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赋予法院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

（2）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认真选拔法官，努力提高法官的全面素质；

（3）实行法官的少而精制度及等级制和高薪制；

（4）加强司法对具体的和抽象的行政行为实行审查、加强司法对行政制约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5）应当加强判决书的说理性，增强释法析理、服判息诉功能；

（6）采取各项措施保证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严格执行，以树立司法的权威性；

（7）加强对法庭秩序的维护，确保审判活动依法有序进行，保障司法权威。[26][26]

（二）需要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为了提高司法权威，法院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法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应努力克服司法腐败，建立抵制干预司法审判的机制，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公正，弱化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在司法改革中注重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的专业化，正确认识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要建立更有利于体现法官价值的机制，提高法官待遇，拓宽吸引专业审判人才渠道，将法律素养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士选拔到司法队伍当中，同时加大对法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和司法能力，提升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才能使诉讼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真心相信司法者是廉洁公正的，能够依法公正裁决各类纠纷，才能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司法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维护司法队伍整体形象的行为，也可以说，司法的权威性与司法者个人公正执法、清廉正直和富有能力的形象是分不开的，每个司法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在广大民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也是提升司法权威的重要方面。

（三）需要确立理性的司法观

要确立理性的司法观，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最终流入口，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专业管道，不能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灭火阀”，不能包打天下。在现代社会，司法仅仅是解决纠纷的渠道之一，不能把一切纠纷和社会矛盾都纳入司法渠道来解决。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主张首先通过社会自治组织能力的强化来解决各类纠纷，如各种行业协会的调解与仲裁、行政裁判庭的调处等等。从而使司法机关可以专门解决其他渠道解决不了、需要提交司法程序的纠纷。法治绝不意味着一切纠纷都由法院解决，而是应建立全社会的解决纠纷的综合架构，各种解决纠纷的机制都发挥作用，并得到合理的衔接，司法只管份内的事才能管好份内的事，司法才能真正有权威。

理性的司法观需要各级政府对“法治”的落实，不能将法院沦为权力地方化的工具。例如，政府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法院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法官等。地方上一些与司法工作无关的行政管理类活动使司法机关疲于应付，甚至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当仁不让”地将司法工作纳入到政府管理之下，要求司法中对地方倾斜，这些现象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法院忙于按照领导的意图，司法中处处“爱护”地方的经济，表面看是维护地方稳定，但如果各地方均要求司法对地方保护，那么国家司法的整体权威必然受到削弱。我们常讲服务大局，是在严格依法前提下的服务，是努力寻求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佳统一的服务。只有让法院真正做它应该做的事，对本地的案件也严格依法裁判，统一执法尺度，才能赢得全社会的认同，司法才会有权威。

（四）需要营造尊崇法律的氛围

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若从法律信仰来解读司法，必须把信仰视为司法理念的精神意蕴。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司法的信仰是对法律信仰的延伸，是法律信仰的现实形态表现。司法如果不被信仰，不被认同和信赖，司法就没有权威性，没有权威的司法也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由于缺少尊重司法的历史文化传统，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规则失范和利益冲突激化都使得司法环境相对较差，社会本身对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腐蚀同化作用极大，甚至很容易使法律确立的制度程序发生异变。因此，社会需要创造一个尊重法制、维护司法权威的氛围和环境。需要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自觉承担维护司法权威的义务；不以不正当方式干预司法，进行舆论或媒体裁判；正确认识司法的特点及局限性，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其风险，避免对司法的迷信和滥用；正确理解现代司法程序公正的基本原理，了解尊重司法既判力的重要意义；加强律师业及其他法律服务行业的自律和责任追究机制，减少和克服其在司法腐败上的中介作用。

司法权威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也是现代法治实践的结果[27][27]。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李道民代表关于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的建议”中指出，司法权威是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权威，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首要问题在于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威。美国大法官万斯认为，保持法官权威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意识：[28][28]第一，法官自己对于公正判决的独立意识；第二，在判决时来自训练有素的律师界支持的意识；第三，政府其他部门对法官的支持意识，他们向法官提供帮助，同时避免在特定案件中，在某些方式上对法官判决施加压力；第四，来自新闻和其他媒体的支持意识；第五，一般公众以及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对法官的支持和尊敬意识。笔者认为这五种意识，营造了尊崇司法、信赖司法、服从司法、认同司法的氛围，为司法的权威性奠定了理念基础。在我国目前司法权威不高，司法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必须要树立尊重和支持司法的观念，增强司法权威意识，在全民中培育、养成司法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

------------------

[1]、被告自杀，法官被捕？》，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27日。

[2]、泽林著：《认真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开创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新局面》，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2期，第4页。

4、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4]、2006年1月14日，《人民司法》杂志社召开了由人大、政府有关人士，法院法官，学界教授参加的涉诉信访座谈会，讨论面对信访法院的立场和策略。参见刘嵘、柳福华著：《法院的立场与策略》，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2期，第6－10页。

[5]、涉法信访包含涉诉信访及其它信访。

[6]、胡道才著：《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载2005年10月9日《法制日报》。

7、张志铭著：《感言司法权威》，载2005年8月20日《法制日报》。

[8]、张嘉林著：《法官追求的最高境界：树立司法权威》，载2005年12月15日《法制日报》。

[9]、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419页。

[10]、郑杭生著：《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收入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苏力著：《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里》，收入《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刘家琛：《没有司法体制改革何谈司法权威》，载http://news.sina.com.cn/c/2006-03-12/05549328078.shtml，于2006年5月25日访问。

[13]、张静著：《法律规则的不稳定性》，收入郭星华、陆益龙等著：《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4]、应星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406。

[15]、**：《司法权威包含着众多内容》，在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意义座谈会上的发言。载2004年3月10日《人民法院报》。

[16]、于奇智著：《福柯人论之分析——从知识考古学的观点看》，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刊。

[17]、董志强著：《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

[18]、陇夫著：《尊重司法的理由》，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5日理论版。

[19]、赵旭东著：《乡土社会的“正义观“》，收入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20]、宋大琦著：《从打事实到打证据到打规则》，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3期。

[21]、王振宏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收入吕伯涛主编：《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22]、汪建成、孙远著：《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3]、朱苏力著：《社会变迁中的法理学问题》，载法律思想网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3063，2006年5月12日访问。

[24]、刘星著：《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收入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25]、王亚新著：《围绕审判的资源获取与分配》，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

[26]、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范愉：《树立司法权威是法制发展的一个过程》，在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意义座谈会上的发言。载2004年3月10日《人民法院报》。

[28]、严励：《

司法

权

威初

论

》，载http://www.xiexiebang.com/sshowall.asp?ArtID=18141,2006年6月20日访问。

第三篇：教室管理能力的缺失与重塑（写写帮整理）

摘 要：面对当前复杂的课堂情境以及更加复杂的教育对象，教师的管理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教师作为管理者的角色不容忽视。但在现实教育中，教师不敢管理、不善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一是在管理理念上将人本管理与严格管理相对立；二是职前教师教育对班级管理知识的忽视；三是学生个体的复杂性增加了班级管理的难度。重塑教师的管理者角色，应采取明确管理理念、提高管理能力、整合管理力量等策略。

关键词：教师角色；教师管理者；班级规则；班级管理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教师教育类）重点课题“新课程教师论”（TER2009-008）研究成果。

教师角色是指处于教师岗位上的个体依据社会要求和自我期望，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和扮演的角色。“教师”这一角色具有双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职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担任者。作为社会职业角色，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规定，是非个人化的；作为角色担任者，则是有个性的具体的人。[1]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教师角色的多元化，教师的角色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与学的研究者„„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面对复杂的课堂情境以及更加复杂的教育对象，教师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备受关注。

一、教师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取向

管理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工作效果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要素。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通过组织教学、课堂管理和考核激励等措施，确保教育教学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一个人的学习经历中，一些课或教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教师授课的内容生动有趣，更因为他们出色的组织管理。而有些教师，由于缺乏一定的管理技巧，教学效果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教师是理所当然的“管理者”。

面对复杂的教学情境和更加复杂的教育对象，教师的管理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份对中学教师的调查表明，优秀教师中只有70%可能成为优秀班主任，而优秀的班主任100%都具备成为优秀教师的条件。我国教育界所树立的教师典型，大多是在班级管理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都具有突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心理学家詹金斯（C.D.Jenkins）等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教师的能力体系中，管理能力居于第三位，而知识能力居于第七位。[2]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丰富的管理知识、娴熟的管理技巧和较强的管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二、教师管理者角色缺失的现状分析

“教师作为管理者”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一方面是人们对教师管理能力的重要性有着清晰认识，另一方面却存在教师不敢管理、不善管理的现实。对新任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调查发现，他们最缺乏的不是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而是教学管理能力。“作为一个新教师，我发现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最富压力的因素是班级管理。我很努力地针对我的班级中的问题思考解决措施；有时我觉得成功了，有时却没有。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对班级毫无控制。”[3]这是很多新教师都有的苦恼。2008年6月12日，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当时上课的杨经贵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充当“看客”，并不加以制止，而是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冠以“杨不管”的称呼。杨老师事后道出了自己的苦衷，这所学校半年前曾发生过一起血案，一名学生用菜刀砍断了班主任的4个手指，原因竟是前一天下午该学生上学迟到后被教师批评。该教师最后被鉴定为轻伤，手指部分功能已丧失。那么，教师究竟该不该管学生？管到什么程度为宜？这些问题困扰着相当一部分教师。

教师管理者角色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理念：将人本管理与严格管理相对立

师生关系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际关系，师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我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诸子百家有关思想共存的中国传统师生关系理念，其主要思想是“师道尊严”。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目标，非常重视教育，竭力倡导尊师，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思想和风气。这种思想和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过分夸大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绝对服从，导致学生主体地位被忽略，个性发展特别是创造力的发展被压抑。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个性自由”、“民主”和“平等”等观念，这些思想在教育领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促成师生关系逐渐由“教师中心”转向“儿童中心”。

在强调以学生为本的今天，也产生了另一种极端思想，即简单地将学生的主体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不强归咎于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进而否定“师道尊严”，将人本管理与严格管理对立起来，排斥制度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导致教师不敢管理、不愿管理的局面及课堂“散、乱、差”的局面。

（二）管理知识：职前教师教育对班级管理知识的忽视

我国目前的高等师范课程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学习苏联高师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课程结构层次上，可以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教育课程三大类。就课程所占的学分比例而言，教育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不到10％，在不到10%的教育课程中，教育理论课程只能涉及教育基本原理、普通心理学和学科教学论等方面的知识，与复杂的教学情境相关的班级管理、教育科研、教育心理学和教育评价等方面的知识相对缺乏；教育实践课程也只能让学生接触、了解基本的教学过程，基本上不能参与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更不用说参与教育的全过程。这种职前教育培养出的师范生走上教育教学岗位后，缺乏对教育规律和教育对象的了解，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逐步摸索，一切重新开始。教师职前教育对班级管理及相关知识的忽视，既给高师学生造成教师的工作仅仅是教学的假象，致使职前教师不重视班级管理知识的学习和班级管理经验的积累，又造成职前教师教育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欠缺的现实。

（三）管理对象：学生个体的复杂性增加了班级管理的难度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追求崇高理想的主流价值导向在现实中逐步弱化，偏重个人利益的世俗化倾向则得以加强，“一方面，受整个社会思想界对主体追寻的影响，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得以萌发，他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我’和‘个人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其思想上的不成熟，当他们‘面对多元化的五光十色的传播度透明度日增的世界，他们尚缺乏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他们对个人和社会的前程尚缺乏一定的信仰，他们对人际关系和权威尚缺乏应有的信任，对个人的职责尚缺乏应有的信守。’”[4]不少中小学生不愿为他人服务、做公益类的事情。加之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虽然他们在身体条件、教育条件等方面相对优越，性格相对开朗，思维比较活跃，但他们也存在一些不良的性格和行为。如，过多的营养摄入造成孩子营养过剩、消化不良，养成挑食、偏食、不爱惜食物等不良习惯；过分的照顾让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养成四体不勤、不爱劳动、懒惰、意志薄弱、依赖家长的不良品质；过分的保护致使孩子孤僻、胆小、不合群，缺乏待人处事的勇气和智慧，社会适应能力差；过分的疼爱养成了孩子任性、专横的坏脾气以及不善团结、不懂尊重和缺少协作的行为模式。

当前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类似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教师在教室里失去权威，学生捣乱、干扰课堂秩序、辱骂老师甚至对老师动粗的现象屡见不鲜。韩国小学的班级崩溃现象十分严重。据《东亚日报》与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对全国705名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每10名教师中就有4名曾被学生谩骂或殴打。”[5]学生的这些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都增加了教学管理的难度。

三、教师管理者角色的重塑

（一）严格管理：明确管理理念

当前，在强调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人格、发展学生个性的同时，必须坚持严格管理。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给学生以无微不至的关爱，让教师的严格管理增加更多的人文色彩和温情。

教师对学生严格管理的实现，应该强调“师道尊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但这种平等指的是师生之间的“人格平等”。教师和学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两者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师生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也正因为这种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才能更好地保证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强调“师道尊严”，不仅是教育教学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引领人们尊重教育、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需要。

在现实教育中，“师道尊严”并不是推崇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对教师的唯唯诺诺、无条件服从。“尊”从何而来？从“名分”来，一个处于“师位”的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只要在合法的“师位”上，学生就应该给予应有的尊敬。但这种“尊”还包含着值得尊重的意思，如果教师在其位不思其事，无为会让其“失位”，并最终导致“无位”。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将教师看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就需要教师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以整洁的仪表影响学生，以和蔼的态度对待学生，以丰富的学识引导学生，以博大的胸怀关爱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亲其师而信其道”，自觉服从管理。

（二）善于管理：提高管理能力

教师应该熟悉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了解班级管理的基本知识、基本程序，并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积累管理经验，不断总结反思，逐渐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1．明确的管理目标

成功的课堂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课堂目标可以是学校目标的调整和发展，也可以根据具体教学设定适宜的目标。有效的课堂管理要将学习作为重中之重，目标的制定要将重心放在学习上。但仅仅设立学习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怎样的过程能教给学生更多的东西？怎样的体系能提供有效的指令？怎么才能使讲授过程不受打扰？如何使学生产生有序的互动„„思考这些问题并找到答案，就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包括重要规划、时间安排和基本步骤等。明确的管理目标是通往井然有序的教室之路。[6] 2．合理的班级规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班级规则对于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和学生行为的控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班级管理而言，教师首先考虑的是制定合理的班级规则。为了确保规则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规则的制订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规则是集体大多数成员意愿的体现；二是规则科学合理，并与学校规则保持一致；三是规则的表述详细具体、简洁明了；四是规则尽可能以积极的、正面的词语呈现；五是规则有一个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班级规则应该是写在纸上的，但又不仅是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意味着规则的严肃性，是经过多方酝酿、反复讨论、共同修订完成的，是班级成员集体的意愿；“不仅写在纸上”意味着班级规则重在执行，公正地、稳定地、一致地执行这些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规则的作用。

3．科学的管理程序

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管理程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课堂管理而言，教师应该特别关注课堂开始和结束程序，在这方面，麦金太尔等人的研究值得借鉴。如，他们提出，课堂开始程序要注意的问题有：一是在学生进入教室前准备好材料；二是课堂开始前几分钟进入教室；三是将一些已形成的指导语写在黑板上，表明特定的教育要求；四是尽可能将缺席的学生记录下来；五是形成一个座位图表；六是密切关注学生的行动情况；七是在上课铃响前花一点时间分发材料；八是通过一个问题、手势等，来让学生停止喧闹。课堂结束程序要注意的问题有：一是为结束活动留出3-4分钟时间；二是避免空白时间和无话找话；三是避免布置一些不用动脑的作业；四是最后几分钟避免小组活动；五是建立一个规则，即你给出解散信号一堂课才会结束，在这之前，学生不能收拾他们的材料和书包。[7] 4．高超的管理艺术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艺术是一种更为灵活、更为人性化的创新型管理策略。面对复杂的教学情境和教学对象，有效的课堂管理不仅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更需要教师具备高超的管理艺术。教师要善于运用所学理论，不断反思总结，灵活处理教学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高管理水平。

（三）共同管理：整合管理力量

1．注重学生的自我管理 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否收到良好的效果，有赖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尊重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的指导，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班集体的一员，是学习的主人，积极参与到课堂管理中来。通过提高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构建平等、民主的管理机制，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使课堂充满生机与活力，真正实现师生互动。

2．统筹学校管理力量

在学校教育中，班主任似乎成了班级管理者的代名词。“管理主体的单一性致使许多任课教师自然地推卸了教育和管理学生的责任，他们把班级秩序的混乱归咎于班主任；而学校领导和家长也把希望寄托于班主任。这必然增加班主任的压力。”[8]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不是班主任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教职工都是教育者和管理者，要在学校营造一种全员育人的氛围。校长是学校各项工作的负责人，要重视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各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有关管理规章制度，加强行政值班检查，督促制度的落实。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起核心作用，担负学生日常的主要教育管理工作。科任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培养能力，还要塑造人格，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应主动参与课堂和班级管理。学校要优化育人环境，为学生搭建精神的家园和净化灵魂的舞台。

3．重视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力量

现代的学校已不是“象牙塔”，学生每天都要与社会接触和交往，都将有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的一天，社会性也是一个人的本质属性。学生接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受到什么样的社会熏陶，与学生形成什么样的社会习性有着密切关系。在美国，随着基础教育的深刻变革，学校和教师创造了很多条件，鼓励和吸引家长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决策之中，成为学校管理的决策者和“局内人”，学校和教师这种民主态度和接纳精神，使学生家长“从内心认可学校组织，把自己当作其中的一员，积极承担管理责任、履行服务义务，并进一步将家校合作的理念扩展至学校、家庭、社区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9]。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应该根据自身的教育现实，借鉴这些成功经验，通过加强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共同营造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重视整合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力量也有助于重塑教师的管理者角色。

注 释

[1]蒋衡．2O世纪9O年代以来中国中小学教师角色研究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8）． [2]转引自傅道春．教育学——情境与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9．

[3][7]约翰·麦金太尔，玛丽·约翰·奥黑尔．教师角色[M]．丁怡，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149、170-171．

[4]易连云．重建学校精神家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5．

[5]林靖云，杜学元．透视日、韩班级崩溃现象[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4）． [6]克里斯顿·纳尔森，吉姆·贝利．教师职业的9个角色[M]．刘坤，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1．

[8]陈振华．我国班级管理的变革方向[J]．教育科学研究，2009，（11）．

[9]杨天平，孙孝花．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角色的嬗变[J]．教育研究，2007，（6）．

第四篇：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由有到无，由繁盛到缺失，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北洋时期

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90年代到现在

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建国前和大学扩招后大学精神的比较。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第五篇：大学与大学精神

我看大学精神

查了很多资料，我知道了，所谓大学精神，就是指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可是，看着这个定义，身在大学中的我，却不知，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费了很大的力气，我终于考进了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可是，进去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知，这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小的时候，从小说中，我知道，似乎，故事里的主人公，永远都有一个那么美好的大学生活，学着自己喜欢的课程，听着博学的老师讲课，在美丽的校园里漫步，在晨曦里读书，在灯光下自习、讨论……那是多么美好。可是，在这个大学里，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每天上的课程，索然无味；学的专业，仅仅是为了将来好找工作；感觉部分教师，没有师德，对课程的理解不深，上课，就是念课件；开设的人文素质选修课，不符合绝大同学的兴趣，仅仅是让我们修学分……我想说，在这样的校园里，怎么谈大学精神？什么又是大学精神？

也许，这不是个别大学的情况，而是当代中国各大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高校大楼之气派，装饰之豪华，广场之空

旷，场面之嚣张，令十年前毕业出去的学生目瞪口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内在文化是空洞的、虚无的。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评价当代大学：“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是的，当整个社会都在评价大学生素质日趋下滑、高校失职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被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先生曾将大学精神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独立和自由，是大学的精髓。大学应该是思想的先驱，是自由的旗帜，不应该是任何组织或机构的附庸。可是现在，你看，大学成就了大面积与大家学，官僚风气盛行，人文精神丧失，活脱脱在上演着一部新版的“官场现形记”。大学里功利的气味浓了，思想的元素少了。我们知道，大学教授的身份类似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起码之要求。他们应该是一群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不媚权贵，不受左右的有识之士，是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者和先行者。他们有时候也表现出偏执或狂傲。但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社会的方向，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思想者和智慧者。可是，现在，看着教授副教授争相去当处长科长，这道风景委实让人沉思。现今的大学教授已经沦入世俗，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成为了权贵和金钱的附庸。大学管理层将教授们当作蓝领工人，硬性规定详细的工作完成指标，全然不顾精神劳动的特殊性。当教授们在科长处长面前唯唯是诺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让人感到酸楚。教者如此，学者奈何？大学官

僚化了，教授奴婢化了，大学还能有什么精神？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个大学发展的命脉。可惜的是，目前大部分大学的管理层，上到校长下到处长，多是科学技术出身，难免重技术不重精神，导致大学的功利倾向和商业思维。要说他们的成就还是有的，学校的大楼高了，校园大了，学生多了，经费来了，论文增了,但大学精神没了。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是一所高等技术学校，教者学者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而是“锣丝钉”，那来什么“坚定之信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纵观各大学的校训，多数是什么勤奋，攀登，求实，创新等口号，一个学校有成百上千的教授,怎么就想不出几句好点的词句来?面对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内涵,是不是该让我们感到汗颜?大学里,人文气息越来越淡，大学精神却越去越远。究竟应该怎么做？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同济大学的时候，曾就大学精神与其师生展开讨论。温家宝表示，大学建设的原则是要开放办学，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踏实的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点骄傲虚假，不得来半点弄虚作假。这些话，不只是对同济大学的师生说的，而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大学精神的失却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大学，如果没了精神作为指引方向，就会迷失方向。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着，部分高校

举债累累、大兴土木的事情。更有甚者，部分高校不惜巨资，建造大门，装点门面。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说一直深入人心，大学既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想必更非谓有豪华大门之谓也。对学界前辈的名言，大学中人不可能不知，但大学的决策者们为何纷纷瞄准了豪华大楼乃至豪华大门用力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高校精神的缺失。大学精神沦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稀有之物，自然是很难产生大师的。正因为大师难觅，无从在这一层面进行竞争，底蕴缺乏，层次不高，才飞扬浮躁，转而求诸求等而下之的东西，比拼起了大楼乃至大门，俨然大学之高下全在于谁的设施更豪华、谁的配置更齐全，仿佛非此不足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事实上如此进行比拼的结果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大学只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其应该领异标新卓然不群，而不应沾染流俗。但如今的事实却很是不堪，大学常常为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左右。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那些世界上的名校以层出不穷的大师、以人文精神、以创新能力而为人所知，而我们的某些大学却只能以校门豪华而名声大噪呢？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毋庸置疑，当今大学精神已经濒临危机，正因为大学精神对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所大学都应塑造或发扬符合本身实际的、满足时代及未来需要的精神，从而保持大学的生命之树常青。虽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精神，但在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方面，却有着许多共性的条件，表现为：

1、选择校长至关重要。

治校要有校训，校训乃一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且与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甚密。校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决断、勇敢、坚韧，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好的校长是带起一所好的大学的前提条件。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南开没有张伯苓也很难获得长足发展。而这些大学的声望之所以与日俱隆，关键在于拥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校长，他们有共同的追求，有前承后继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校长多由本校内部产生或由上级委任，开拓意识不强，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持续性战略思考，对大学精神的内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

2、建设校园文化义不容辞。

大学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园，大学精神就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较之于社会的其他角落，大学校园显得更为纯净。身居其中的大学人也不知不觉地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正如，人们总体认为北大人好动、灵活、争强好胜，而清华人好静、踏实、谦虚谨慎一样，特定的校园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

3、师生关系有待改造。

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校园永恒的主人，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建设了大学精神，发扬了大学精神，改造了大学精神。由此可见，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形成，而且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可是，随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以及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大学围墙里的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上完课后，教师夹起讲义就走，平时几乎不和学生交流，上了一学期的课，认不得几个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教书匠”。师生之间缺乏基本的沟通，缺乏心与心的交流，深厚的师生情谊自然就无从谈起；有甚者，个别教师师德败坏，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动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严重破坏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生很难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教师也失去了来自学生的敬重。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学精神的发扬，也需要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师生关系的确立、巩固与代代相传，不仅是大学精神酝酿与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精神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

大学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所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这不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大学魅力之所在，更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在大学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必不可少且尚需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