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非医疗事故纠纷案二审改判理由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一起非医疗事故纠纷案二审改判理由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麻醉意外，医疗纠纷，侵权责任，违约责任

【中图分类号】19915．2；r614．4

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03)01—0016—02

案情

1997年10月20日，原告庞某某因疝气入住被告某县

人民医院诊治。同月22日，被告拟对原告进行手术，术前

进

行了普鲁卡因皮试，在实施硬膜外麻醉穿刺后，改为推入

布比卡因和利多卡因。10分钟后，原告突然四肢抽搐、呼

吸急促，继之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原告呼吸、心跳恢

复。原告经被告治疗至同年12月21日方能下床活动，行

走时偶尔双腿颤抖。

原告住院期间共支付给被告医疗费3 350元，后因无

钱支付医疗费，被告停止对其治疗。经原告家属要求，被告

又继续为原告治疗。1998年8月5日，被告通知原告出院，原告家属以原告未愈为由拒不出院，被告即终止为原告治

疗。1999年7月20日，原告家属自动将原告带离医院。

鉴定

1998年11月20日，某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

该纠纷进行鉴定，结论为麻醉意外。原告家属对此结论不

服，申请某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并于1998

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1999年6月3日，某

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为：(1)从记录

中看，使用麻醉药总量未超出常用剂量，患者出现问题属正

常使用剂量引起的毒性反应。(2)患者出现麻药毒性反应

发生四肢抽搐后，在抢救过程中应用安定或硫苯妥纳等止

惊药物为宜，但未见使用记录。(3)在对患者实施麻醉试验

量过程中，布比卡因用量稍大，但不是造成患者出现问题的主要问题。结论为麻醉意外。原告家属仍不服鉴定结论。

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委托某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司法鉴

定。2000年12月13日，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向法

院出具了鉴定书。其鉴定结论载明的主要内容为：(1)被鉴

定人庞某某在手术过程中，进行麻醉时突然出现“四肢”抽

搐，呼吸急促并呼吸、心跳停止等症状，系麻醉药物所致的急性毒副作用，与个体差异有关。麻醉药没有直接进入蛛

网膜下腔或血管，即没有形成“全脊麻”。(2)经治医院在麻

醉药物的使用过程中，当庞某某出现急性中毒症状后未采

用适当的治疗方案。(3)被鉴定人庞某某上述症状缺乏病

理学基础。

原告为进行鉴定支付各项费用9 611元。原告出院时

虽尚能活动，但生活不能自理，缺乏相应的思维活动，行动

迟缓，记忆混浊。

法院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入住被告处治疗疾病，双方

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当原告在麻醉过程中出现急性中

毒症状后，被告未采取适当的治疗方案，且原告呈现出的症

状缺乏病理学基础，故原告目前症状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利保护

法》第41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误工损失、护理费及

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

告返还已支付给被告的医疗费3 35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应予支持。原告

系正常人，因被告的过错、违约行为导致其丧失生活能力，其关于由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被告以原告呈现出的症状系麻醉意外作为拒绝赔偿原告各

项损失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并依据《消

法》第41条、第49条，《合同法》第107条、第123条及《民

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4条第4项、第7

项之规定判决：(1)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因

鉴定而支出的各种费用计9 611元；(2)被告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误工损失、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

费共计28 490元；(3)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

告已支付的医疗费3 350元；(4)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

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4万元。案件受理费7 000元，原告承

担2 000元，被告承担5 000元。某县人民医院不服上述判

决，并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医疗纠纷属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的责任竞合。从充分保护病员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出发，当事人对此可选择行使请求权。庞某某以侵权诉至法院，应依据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判处。原判在适用侵权行为法的同时，又适用《合同法》，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本案

应

为医疗赔偿责任纠纷。司法实践中，对医疗侵权责任的归

责原则多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本案中庞某某的损害后果客观存在，若医院无法证明其诊

疗护理活动没有过失，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合分析

3份鉴定，庞某某在麻醉中出现问题可以认定为麻醉意外。

医院对庞某某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原审适用《消法》的有关规定支持庞某某要求医院赔偿已支付的3 350元也

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

某市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认定在抢救过程中应用安定或

硫苯妥纳止惊药物为宜，但未见使用记录，司法鉴定认定医

院未采用适当的治疗方案，医院对此又未能举证辩驳，可以

认定医院在抢救过程有过失，对因此而造成庞某某的损失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10卷(第1期)

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基于系麻醉意外所致的前提，可适当减

轻，以承担80％为宜，原判数额应予变更。医院在抢救过程

中虽有不当之处，但并无重大过失。虽然庞某某双下肢主

动行走困难，但经体检其下肢肌力五级，各项检测均未见异

常，因此，结合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

释，对庞某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4万元不予支持。

讨论

纵观二审改判理由，其正确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一是《合同法》适用的前提。医患双方确定医疗服务合同时是以平等主体地位进行的，属于合同法律关系。由于

医疗纠纷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在合同关系下，医

院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应负的是违约赔偿责任，赔偿的范

围限于经济损失；在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中，因医院是损害事

实的一方当事人，所以才有分担责任或给予对方精神损害

赔偿的可能。也就是说违约之诉并不能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人身死亡、精神损害提供补救，而只能通过侵权损害赔偿之

诉才能对受害人予以救济。受害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往往选择侵权之诉，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选

择的诉因适用法律，因此，不是《合同法》能否适用的问题，而是适用什么法律能够更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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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案能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患者到医院就医，是为了治病，作为医生是不能拒绝的，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医疗关系，双方都是被动的，均无

可选择。因此，患者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消费者”，医院也

谈不上对患者“欺诈”。一审以《消法》第49条的规定支持

原告关于由医院退回已付医疗费的请求，与《消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欺诈经营”相悖。

三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的条件。精神损害是指

财产以外的一切非财产损害，这种损害给受害者带来了肉

体、精神痛苦，而由于这种痛苦无法以量计算，以一定的金

钱补偿受害人，可使受害人的心理得到安慰，对加害人来说

是一种惩戒。医疗纠纷属于特殊侵权案件，医疗机构承担

转承责任，即造成损害赔偿的主体是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该医疗机构，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纠纷多

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一般不适用

精神损害赔偿。就本案而言，庞某某所出现的症状具有意

外性和个体差异性，某市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和司法鉴定结

论均不能准确地判断该纠纷是否系重大过失。因此，要求

医院对受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健

康发展。二审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定是正确的。

(收稿：2002—02—05，修回：2002—06一o3)

第二篇：对一起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后的思考

俗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基层民警在处理众多矛盾中也感到家庭矛盾相对复杂，难以妥善处理，但是，将家庭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是维护家庭稳定的需要，也是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由此，一个合格的基层民警必须要具备善于调解家庭矛盾的能力，方能适应当前公安工作的需要。结合下面一则典型案例，我谈谈对家庭矛盾调解的一点看法：

案例：张甲与张乙系父子关系，张甲曾从张乙手中借了5000元钱为其大儿子张丙垫付超生子女罚款。张家兄弟分家后，张乙多次向其父讨要这5000元钱，张父以种种借口推脱。张乙认为其父母是故意推脱，有意偏袒其大哥，一怒之下将其父母推到在地。张丙获悉该情况后，请来一帮朋友准备教训张乙，而张乙的妻哥获悉后，唯恐其妹夫吃亏，也邀来一帮人前来应对，双方正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派出所民警恰好赶到，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

派出所民警针对此事“症结”，耐心做张乙的思想工作。刚开始，张乙态度很不好，脾气暴躁，认为派出所民警来是在给自己出丑，听不进任何言语和劝告，对立抵触情绪很大，准备以死抗争。民警围绕张乙开展说服教育，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张乙幡然醒悟，主动承认自己不应该将自己的父母推到在地的错误，愿意接受处理，同时表示这5000元钱根据父母的意思，自己不再追着索要，张甲本着亲情关系也表示原谅张乙，张丙也明确表示这5000元钱自己会尽快偿还。在派出所民警的撮合下，父子三人签订一份协议，明确三方的责任义务，三方都郑重其事地在协议上面签了字。完结此次家庭调解后，作为一名责任区民警感触颇深：

一、及时出警是预防矛盾升级的重要环节。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事情有相对的大小没有绝对的大小，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稍不留意，事情很有可能由小变大，超出控制的范围。此案例中，派出所民警在接警后10分钟到达现场并迅速控制住现场局势，将一场即将开始的械斗及时制止。设想一下，如果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警后没有及时赶到，放任矛盾发展，双方很可能走极端，从而引起大规模的械斗，酿成家庭悲剧。

二、冷静调处是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矛盾的解决需要正确的方法，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语言中伤、态度不恭等，是将问题扩大化的催化剂；推心置腹、态度和蔼却是缓和矛盾的中和剂。上述案例中，民警对张乙进行劝说时，张乙开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父母双方没有对其兄弟两人一视同仁，有意偏袒其哥哥，在交谈中，张乙多次流下委屈的泪水，此时，民警没有制止张乙的行为，让其进行充分的陈述使他的情绪得到舒缓，在张乙的情绪彻底冷静下来后，民警一番中肯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张乙，张乙为自己做事不冷静深表后悔。此案例中，民警没有大声呵斥和粗暴的干预，而是打出了一张“冷静”牌，使问题反而得到较好解决。

三、善抓矛盾是解决纠纷的关键。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解决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此案例中的“关键点”是5000元钱如何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民警在调处此案件中牢牢把握住矛盾的“关键点”，首先，通过向张丙讲明利害，张丙作为受益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耐心地做张乙的思想工作，讲明父子、兄弟之间存在金钱无法衡量的关系；再次，明确谁是最终为这5000元“埋单”的人，张家父子齐聚一堂，大家将存在的问题与隔阂摆明，矛盾迎刃而解。

四、依法调处是预防纠纷的治本之策。每件案件的处理，都要依法处理，程序合法。此案例中，牵扯债务问题和殴打他人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规定，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阐明双方的过错及违反协议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一纸调解协议必不可少，以做到有据可查，防患于未然。

第三篇：对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工作的几点思考

对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工作的几点思考

当前，古山正在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全镇各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力弘扬“创新务实”主要精神，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全力化解和调处各类矛盾纠纷，为“平安古山”的建设奠定基础、提供保障。在开展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的活动中，把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工作作为重点，加大了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力度，这对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矛盾纠纷

根据前一阶段下基层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情况来看，农村在经济、政治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在增长，有的矛盾纠纷甚至激化酿成治安、刑事案件，危及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这些矛盾纠纷主要是：

1、邻里、家庭不和睦导致的矛盾纠纷。由于部分农民思想意识狭隘，争强好胜心强，常因相邻间的宅基、通行、排水、采光或田间地埂等事引起纠纷；有的还因生活往来间磕磕碰碰的小事酿成纠纷。家庭中兄弟妯娌间为家务琐事搬弄是非、争吵殴斗、对老年人拒不履行或不恰当履行赡养义务的事件时有发生；多子女家庭中因互相攀比而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也较为突出。农村婚姻家庭成员责任感不强、婚姻观念差，加之换亲、转亲、草率结合、婆媳矛盾、互相猜疑等因素，导致离婚纠纷。

2、村民之间伤害赔偿产生的矛盾纠纷。由于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心理素质差、社会防范机制不健全等诸方面的原因，农村中因故发生殴斗的事件时 1 有发生，双方的亲朋好友多倾巢相助，不计后果。发生该类事件，容易造成人员伤害，致使疗伤药费高，向被害方索赔多，一旦处理不妥，就激化了矛盾。

3、村务管理不善引发的矛盾纠纷。一些地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部分群众要求对村集体土地承包和租赁、集体资产处臵、村干部报酬、村公益事业经费开支等情况，享有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对不能代表群众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基层领导提出罢免。少数村干部以权谋私，违纪违法，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导致干群对立，越级上访。

4、债权债务关系诱发的矛盾纠纷。随着农村产业化的调整，制种面积的扩大，农民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同时也出现违反制种合同、制种款不能及时兑付等不良现象，从而引起矛盾纠纷。一些地方由于村级债务长期不能偿还，由此引发干部与群众之间，现任干部与原任干部之间，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等多方面矛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借款也成了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有的人不讲信誉，借款不还；有的人经营不善，无力还款；有的人生活宽裕、消费时尚，但却不愿意付还私人或银行借款；还有的人在从事买卖、承包、租赁、承揽、建筑、运输等民事活动中形成债权债务，由于协商不成而互不相让发生纠纷。

5、农民土地问题形成的矛盾纠纷。实行农业税免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田务农的积极性，与之衍生相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农业税免征前，由于种地利润小甚至亏本，不少农民外出打工没有参与分地，或将承包地转包、转租给了他人。现在农民种田实现了“零负担”，土地收益大大提高，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工返乡争田要地的潮流，以致发生矛盾，造成层层上访。随着农村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后，征地补偿费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成为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如果未能妥善处理，有可能隐发大范围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民事纠纷，甚至大动干戈，酿成恶性事件，严重影响了农村稳定。

二、产生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

产生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是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社会矛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村经济落后、乡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有直接联系。近几年，甘州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总体上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农民增收步伐缓慢，收入水平不高。2006年全市18个乡镇和1个工业园区农村人均纯收入4132元，低于这个水平的乡镇就有14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导致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成为产生农村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

2、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一是村务公开不到位。村级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在个别地方走过场。多数公开栏常年不公开，上面检查时往往是突击应付。即使公开了，内容也不具体，群众看不明白，甚至出现公开内容不真实的现象。久而久之，群众对村务公开失去了信任，对村级事务失去了监督。二是依法行政不落实。有的基层干部法律法规水平低，不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注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处理矛盾纠纷方式方法失当。少数村干部以权谋私，以权代法，违纪违法，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导致干群对立，越级上访。三是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少数地方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尤其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村内宗族或派性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少数房头宗族势力干涉村务政务，操纵村民换届选举，导致村民之间矛盾冲突，影响正常的村民自治工作，给农村社会带来诸 多不安定因素。

3、村民法制意识淡薄。在广大农村，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党和国家的政策缺乏了解。村民有的因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但不是靠公力解决，而是靠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林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同时，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不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一些农村干部对解决纠纷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有的农村干部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矛盾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他们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来认识，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

5、职能部门作风有待转变。现在农村发生了矛盾纠纷，很多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来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出了一个小纠纷，双方都有相关人员出面打招呼、写条子，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无法处理。有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互相推诿、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既影响了干群关系，又是造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工作的对策

针对上述特点和原因，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着力解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一是切实做好农村的稳定工作。积极稳妥的处理好土地承包、玉米制种、征地补偿、农村债务、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关注弱势群体，解决迫切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突出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老弱病残农民的社会救助、特困群众的生存生活问题。三是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加强农村“两委”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执政能力。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是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关键。选好配强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挑选一批素质较高、作风优良、公道正派、乐于奉献的青年农民担任村干部，推进乡村政权的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农村民主制度建设，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农村宗族势力影响，真正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查处农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不断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3、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化解工作责任感。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各项配套建设，努力做到知情在先，工作在前，防患未然。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坚决防止因政策不当、工作不力引发影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各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工作制度，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责任和任务落实到部门、单位、人头，加强调处矛盾的督办力度。

4、注重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是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一是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农民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促进农村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风气。二是加强法制教育。在农村中深入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宣传遵纪守法和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知识，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约束能力，使农民群众自觉地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矛盾纠纷。三是广泛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具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文化活动，逐步引导农民走上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理想、有文化、懂技术的现代农民。

5、建立矛盾纠纷预防机制，营造农村安定环境。在农村，要加强矛盾排解调处工作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发展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首先，应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政法综治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的职能作用，使其积极参与，主动介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其次，分析当前农民纠纷发展变化特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调解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快速反应纠纷信息网络和调控预防工作机制，尽量使纠纷化解在基层。第三，着眼于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联动联调，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各项制度和工作机制，使这项工作在基层实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长效机制。

6、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化解矛盾纠纷能力。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 现有人员的素质。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队伍建设，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逐步建立起一支人民调解员专职队伍，提高人民调解质量。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挑选政治素质高，思想过得硬，爱岗敬业，责任心强的优秀人员，充实到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队伍中来，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领导干部要认真过问矛盾纠纷问题，并协调各部门关系，做好调处工作，真正把调解矛盾纠纷落实到人，做到定时汇报，及时结案。对矛盾纠纷处理不力，并造成重大影响的责任人，应追究其责任。

总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三农”工作面临着全新的任务和课题，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要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为人民负责，为党负责，切实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稳定，以全新的工作业绩推进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第四篇：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思考

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思考

(2010 年 8 月 2 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农村政策深入贯彻，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出现了新的特点，呈现的群体性纠纷的倾向。以塘红乡为例，2006年，调解纠纷38件，其中群体纠纷3件。2007年调解矛盾纠纷42件，其中群体纠纷7件，2008年调解48件，其中群体纠纷8件，2009年调解59件，其中群体纠纷9件。面对新问题，新情况，感到剌手。现就新时期社会以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思考如下：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现状

以前，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涉法矛盾纠纷占主流，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农村土地延包过程中，土地发生转包、互换、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如处理不当，极可能引发矛盾纠纷或其它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几年来，纠纷类型扩大化和复杂化甚至群体化，往往是几种类型的纠纷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种纠纷引发出其它纠纷，很容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两种常见的群体纠纷：

一是拉帮结派型。为达到自己的利益需要，纠纷双方寻亲友帮助，以增加势力，达求到以强压弱的目的。如塘红乡2006年覃某和朱某的经济纠纷。这种类型主要表现为宗族势力和社会恶势力的参与。纠纷主体的帮派大多躲在幕后，通过各种方式来或明或暗威胁对方当事人，给调解工作造成很大的难度。在调解工作中，必须尽量说服当事人排除帮派的参与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当事人是采矿合伙生意人，双方合伙财务混乱，争执不休，2006年1月23日，朱某用四辆微型车运来约30个人，他们守候通往矿山半路上，把覃某的老公腿砸拆了，车打烂了，覃某得知后，立即通知她的娘家人和当地的亲戚朋友，他们火速赶往现场，砸坏了四辆微型车，与朱某一伙人一阵火拼后，由于朱某一方寡不敌众，如鸟兽散逃入附近的树林里。在火拼过程中，当地人向我们报了案，我们赶到现场，覃某一方正追赶着朱某一方。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进行了拘留。这次群体械头，伤了三人，车辆损坏五辆，直接经济损失约10万元。事故发生后，司法所干部主动与公安派出所沟通合作，通过当事人委托家属来协商解决纠纷。于2006年2月20日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力和义务，双方继续合伙开采矿山。

二是共同利益型。纠纷双方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如板甫庄和板平庄用水纠纷。纠纷主体就是群众，他们都走出前台。当事人一方是万福村板平庄，人口430人，一方是万福村板甫庄，人口520人。两个村庄相邻。2006年初，板甫庄建了提水工程，引

用两庄共用的水源，提水工程建成使用后，板平庄发现水井蓄水严重减少，与板甫庄发生了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群体械斗一触即发。2006年4月22日上午，我们召集双方骨干和群众代表在现场调解，在召开调解会议过程中，双方青年却在不远处对骂，械斗即发，我们立即赶到事发地点，到事发现场时，他们已拿起农具对打。我们冲入群众中劝解，排开，划了警戒线，同时电话通知公安派出所和乡干部增援。双方对峙了一个下午，经过耐心说服劝导，掌灯时分，双方各散回家。我们认为现场调解不可取，稍不如意，容易产生双方紧张氛围。经过再次深入双方群众调查后，4月25日中午，召集双方骨干和群众代表到万福村委会进行调解，经过摆放事实，宣传法律，分析了几种解决纠纷的方案，达成了基本意向。经过充分的分析和论证，5月24日中午，再次召集双方骨干和群众代表在万福村委会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群体性社会矛盾纠纷的起因往往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容易引起共鸣，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有时牵涉群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上千人，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如山林权属、土地权属，水利权属、征地补偿、社会保障、医疗纠纷、安全生产事故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往往“一枝动而百枝摇”，造成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如相互毗邻的向阳、上塘、三香、路马、六山庄，人口总数近2000人，2008年，争夺在相邻处的山地权属，多次群体对峙，多次群体械斗一触即发。为了平缓这起复杂群体纠纷，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财力面对群众开展劝解调解工作。

二、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形成原因和特点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形成原因

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主要由下列因素引发：一是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贫富差距明显拉大，表面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由于利益出现分化，个体与群体、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等不同的利益需要难以统筹平衡，受利益驱动，各种矛盾纠纷不断产生。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共服务等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弱势群体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同时面对新的社会结构，政府部门的管理理念、方式、手段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管理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依法行政做得不够。领导干部不能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想问题、定政策，过多考虑自己的政绩和位置，不能倾听群众呼声；干部作风不实、作风粗暴、不按政策办事，不关心群众疾苦，对一些已经影响稳定的矛盾纠纷，嘴上喊处理，行动上不迅速，方法上不得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上访。

（二）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新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趋向对抗性。如以上举的第二件案例，板甫庄在水源处施工时，板平庄一些群众已提出疑问：“水源是共同的，你们庄位于低处，从里直接引水，会影响到我们庄用水的，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分水方法。”板甫庄的施工人员答道：“我们引水已经你们骨干同意。”板平提问的群众也就不说话了。过后不久，就发生了群体事件。过去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情绪较为温和，现在的矛盾纠纷多由利益冲突引发，情绪容易失控，行为较为激烈。同时，相当一部分矛盾纠纷当事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想法，为引起政府关注而采取群体对峙，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形式，以求问题的解决，矛盾的对抗性加剧。少数人员为达到诉求目的，至采取围堵单位大门、聚众堵塞交通等方式制造影响，有的利用敏感期进县进市上访，抓住基层为息事宁人往往会给予一定实惠的心理，故意反复上访，以要挟当地党委政府满足其诉求。

由于农村分户经营，单独生产，群体性活动少、流动人员多，集体制约和监督力降低，传统的行政干预已难以奏效。再加上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牵扯到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调处结果往往很难让群众满意，这在客观上又把矛盾交给党委政府，而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过问，其结果易造成干群隔阂。仅交由司法行政一身挑，人力有限，财力有限，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的压力和难度很大。

三、当前对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主要力量薄弱

（一）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调解员的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现实上，人民调解员年龄普通偏大，文化偏低。面对日益复杂、新颖的民间纠纷，由于没有一定的政策、法律知识，难免会“和稀泥”。就算纠纷当时解决了，也难免日后复发和恶化。

（二）调解资金短缺。《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调解人员的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解决人民调解的指导和表彰经费，而当地政府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

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一）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的利益矛盾，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使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矛盾。

二是建立决策评估、执行评估和责任追查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实施重大改革和重大建设项目之前，必须发扬民主，科学论

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充分考虑对社会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

三是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区域性、行业性依法治理活动，提高各类经济主体和广大公民的法治意识与道德素养，引导广大群众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反映诉求，在全社会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

（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一是主动开展排查工作。排查是处置矛盾纠纷的基础工作和首要环节。大量不稳定因素起源于基层，排查、调处工作的关键也在基层。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通过整合排查力量，采取定期排查和集中排查、常规排查与突出问题专题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努力做到不疏不漏。通过排查，及时发现了一些潜伏的苗头和隐患，尤其是获得了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幕性、深层次的情况信息，及早研究对策、积极疏导，使处置工作开展得更加主动有效。

二是认真分析特征规律。要准确研判和妥善处置新形势下的各种矛盾纠纷，就必须充分掌握其阶段性特征和规律。从分析排查出来的不稳定因素可以发现，当前可能存在的矛盾纠纷，只有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和现象研究得越深入、越细致、越接近本质，解决这类矛盾纠纷的思路才会越开阔，办法才会越多。

三是及早完善处置预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敏锐的观察能力，充分做好主动防范的思想准备，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处置办法，制订完善的工作预案。对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早作对策，对症下药，逐件提出缜密的化解措施，使一些小矛盾、局部问题和非对抗性问题得到有效处置，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整合资源，切实开展社会矛盾的调处化解工作

（一）强化对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将其作为创建“平安乡镇”根本内容和重要保证。营造安定、安全、安宁的社会环境，要求我们必须从治本的高度，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一个法治的社会，必然是矛盾纠纷发生较少的社会，必然是调解机制健全、各方依法办事、良性运转的社会。没有矛盾纠纷的化解就没有平安、就没有法治，就不会和谐。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对调解工作的领导：一方面要提高调解工作的考核比重。指标细化要具体、科学，不但要考核矛盾纠纷发生数，而且要考核调解效果，将调解责任同时落实到调解职能部门和纠纷产生部门。另一方面，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作为考察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内容，逐级落实责任。对因工作失职、决策失误、处置失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影响恶劣的，实

行“一票否决”。

（二）充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

人民调解工作是基层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它是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助手。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加大对调解工作的投入，配齐配强调委会班子，做到“组织、工作、制度、报酬”四落实。只有坚持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质量。人民调解历来是强调其灵活性，缺乏程序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做出明确规定。随着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合同性质，人民调解制度的程序更加规范，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人民调解工作应坚持工作程序。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如果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律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

（三）建立联动调解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面广量大，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基层尤为突出。整合各部门、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增强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由司法行政及其以下人民调解委员会独家调解方式，要自下而上，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人民调解为基础，成立由综治、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以及矛盾纠纷多发行业和领域的相关主管部门，组成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指导办公室。负责调解的综合协调、检查督促、总结并推广经验等。县、乡两级设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承担矛盾纠纷的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调调度和督办指导，直接调处或与有关部门联合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重点拓展人民调解网络，发挥人民调解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纵向上健全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组织，横向上建立邻县、邻乡、邻村三级联防联调组织。整合国土、林业、公安、纪检、司法等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增强调解效果。

第五篇：对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纠纷的思考

对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纠纷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工作大面积展开，因拆迁而带来的收益使出让方发现了其原有房屋的巨大升值潜力，出让方因而反悔，并以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为由，要求受让方返还房产。因此，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纠纷呈激增态势。农民宅基地上房屋的转让，系由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本文仅就宅基地上房屋买卖行为作较为粗浅的探讨。

一、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的若干情形

农村村民因另有住房、住房空闲或农转非迁出等原因，将其自己宅基地上所有的房屋自行处分。从受让方的主体特点上看，包括城市居民、外村村民、本村村民。因本村村民之间买卖房屋，其当事人双方毕竟没有脱离本集体经济组织，一般争议不大，进入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较少。目前主要争议仍在城市居民和外村村民购买房屋的效力问题上，主要形式表现在：

1、城市居民取得农村村民宅基地上房屋的方式：有依据继承、赠与等行为取得的；有因农转非后仍继续持有的；有依据买卖协议取得的；有购得诉争房屋后又将房屋转卖本村村民或外村村民的；也有转手卖给其他城市居民的。

2、外村村民取得本村村民宅基地上房屋的方式：这种情况包括不同省份、市区之间，乃至同一区县不同村镇之间的房屋买卖情形。除单纯的买卖行为外，还有转让后该买方的外村村民又与本村村民结婚的；有为规避法律以本村他人的名义购买房屋实际居住的。由于土地所有权人不同及审批权限不同，现有诉争的买卖协议上可见从村委会到乡政府盖章确认的多种形式，更以无任何组织确认的情况居多。从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变化上看，诉争房屋转让过程中及其后，宅基地使用权多以未发生改变为主，也有受让方取得行政机关核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有取得建房批示许可以及诉争土地被征为国有的情形。

由于现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不够详尽，房屋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又处于以不予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为手段的消极管理状态，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对宅基地上房屋买卖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存在诸多争议。

二、外村农民购买本村宅基地上住房的效力

关于外村村民能否购买宅基地上房屋的问题，房屋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是不允许农民将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及房屋卖给外村农民的。其法律依据为1999 年《土地管理法》的第43 条规定，该规定的内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房屋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由此

规定引申出只允许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

关于如何理解这些规定的含义，普遍的观点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使用本集体经济的土地办企业或建住房，但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因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农民之间的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应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即使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转让亦应经法定机关审批方为有效。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农民之间房屋买卖应为无效。

当然，对此也有相反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目前已有的规定都没有明确禁止非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的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行为，从土地管理法及北京市等地方性规定中得出禁止该类转让行为的结论，只是一种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引申，该结论并不准确。因此，不能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从法律条文中当然理解并引申出禁止某类民事行为的含义，并加以广泛适用。根据农村集体土地三级所有的所有权状态，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及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对其所有的集体土地享有相应的处分权。对于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行为，只要诉争土地的所有权人表示同意即可，严格的限制流转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人口流动状况及社会发展的趋势。

三、宅基地上房屋转让的审批权限

1986 年《土地管理法》第38 条规定，“农村居民建住宅，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1999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62 条则修改为：“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从目前讼争房屋转让协议中反映出的情况可见，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有经乡政府相关部门盖章确认的，有经村委会盖章确认的，也有当事人之间自行签订协议转让的。整体上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对于乡、村两级的确认行为，其效力是否相当，当事人则各执一词，意见不一。

关于宅基地上住房转让的审批权尚未见明确的法律规定，1986 年及1999 年《土地管理法》的不同规定，仅表述为农村村民建住宅用地，并未明确规定为转让行为的审批权。但土地管理法中审批权限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来的倾向却是集体土地的管理趋向严格。

四、审判中的处理原则

在审判实践中，关于宅基地买卖的法律适用问题业已长期、反复、深入地进行过讨论，但争议颇多、观点颇多，无法作出定论。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应坚持限制擅自转让宅基地、房地

一体转让、诚实信用、平等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原则。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应当查明的事实包括：

1、买卖双方的主体身份情况；

2、转让时间、约定形式、协议履行情况；

3、出让方是否为宅基地和房屋的权利人，有无无权处分的情形；

4、转让行为有无按规定经过审批；

5、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使用权归属问题的意见；

6、买受人有无再行转让的行为；

7、房屋有无装修，有无翻建、扩建等情形，有无翻扩建的合法根据；

8、现房屋使用人有无其他住所，是否具备腾房条件。结合客观事实的审查及当事人过错的判断，针对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判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为避免此类案件在各级各地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统一执法尺度，使农村房地产买卖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范，维护农村整体稳定，促进农村集体土地交易走向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王泽生 程必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