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与浙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比较

第一篇：台商与浙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比较

台商与浙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比较

[摘要] 浙商与台商均受闽南海商文化影响，基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发展出各异的商业网络建构模式。比较这二者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发展模式，既凸显典型模式价值，也提供未来华商拓展世界商业网络的参考。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归纳了浙商与台商在世界产业链中跨区经营的战略异同，并提出了未来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 产业链；商业网络；企业国际化；浙商；台商

一、引言

台商与浙商目前都已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只是台商由于更早介入，处于较成熟阶段，已积累了相关的经验，而浙商大规模的跨国投资时间并不长，处于开始阶段的探索过程中。本文对浙商与台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的比较主要是从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战略选择比较，包含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分析、两者对投资区域的选择决策因素以及对投资项目选择的比对进行研究。第二部分是浙商与台商商业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比较，主要探讨两个族群跨界进入模式的异同以及跨界后发展模式的差异。将台商与浙商放在一起比较，既可以发现其同与异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先发者”(台商)的经验提供给“后起者”(浙商)借鉴，还可为其他商群进行自身发展跨区经营的优劣势分析提供帮助。

二、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战略选择比较

(一)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对外投资主体的构成直接影响到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及其战略选择，就台湾方面来说，其对外投资的主体呈现由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转型的趋势。从下表1可以看出，在平均规模上，台商对外投资的先锋仍属于较小型企业，然而台商的平均资本规模是逐年增加的，显示出正朝资本密集的趋势发展。

近20年来我国台商对外投资主体的先锋为中小企业，这一点似乎有悖于经济学常识。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能够成功地进行对外投资的往往是拥有强大经济后盾的大企业。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台商。这种现象是产业调整造成的。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急剧丧失，中小企业无力以较长时间换取产业的生机和市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转移生产基地成为其主要的生存之道。反之，台湾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则起步较晚，1994年台湾的一些大型企业才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建厂，其中一些大型企业如台塑、远东等对东南亚的投资使得当年的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增长了3.2倍。

而浙商对外投资的主体一直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截至2007年6月，浙江省对外投资的2809家企业中有1910家是民营企业，占总数的68%。具体来说，4类企业的国际商业网络最为典型：①以万向、飞跃、正泰、星星冷柜为代表的生产家用电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多从国外引进生产流水线，经过消化、仿制和创新，形成自己新的生产能力，随后为了维持这种生产能力以及打破国际保护主义的制约而进行生产外移。②以远东化纤、龙盛集团、天台银轮机械等为代表的生产纺织、机械制造等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已趋于标准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因此急于产业外移。③以钱江摩托、星月集团等为代表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生产结构和相应的技术与消费成本水平的相关技术型企业。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缺乏，不适应发达国家大型跨国企业所采用的大规模使用资本密集型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④以康莱特制药、新利软件、浙大网新、横店东磁公司等为代表的生产生物工程、信息技术、超导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企业。虽然这类企业在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随着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植，此类产业在对外投资中将具有极强的上升趋势。

(二)投资区域的选择

台商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海外生产据点，重视的是当地社会或开发区条件、政策及其他实质性优惠、地方政府绩效、产业群聚效应、市场前瞻性及公共安全等因素。就台商投资的具体区域选择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的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其投资目的地除了少数是西欧、北美与日本等核心地区外，中美洲、东中欧以及澳洲等地的投资很少。就整体而言，台商的投资区域以临近的东南亚与中国大陆为主，其中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热潮不断，有着后来居上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91年至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已达7万多家，台商投资总额已达800亿美元，分别占大陆41万家外资企业和4200亿投资总额的1/6和1/5，而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了在大陆以外全球投资的总和。据台湾“经济部投审委员会”资料显示，愿至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数目占45%，而愿至东盟投资的台商数量合计共占55%。从表2可以看出，在回答“增加海外投资据点所考虑的地区”时，55.4%的 企业表示中国大陆为首选。而就已经发生的投资来看，台商每年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均占总投资额相当大的比例(见表3)。

台商对大陆进行投资是有深刻的经济及社会背景的。除了土地、劳动力的低廉和充足以外，中国大陆市场的潜力和吸引力确实是其他地区所难望其项背的，此外台湾与大陆属同一文化圈，语言与风俗相同，给台商带来了莫大的腹地，这一切都促进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浙商的投资区位选择相对比较复杂，现就省外投资及海外投资的区域选择两方面进行论述。从浙江省外投资来看，据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迁出省外)，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9亿元。浙商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投资情况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就投资总额来看，排名前6位的为黑龙江及甘肃(并列)、湖北、天津、河南及云南(后二者并列)。而从投资企业数来看，排名前5位的地区为河南及甘肃(二者并列)、黑龙江、海南及新疆(后二者并列)。从企业家人数来看，排名前6位的地区为河南、湖北、广西、湖南、云南及新疆(后三者并列)。由此可以看出，河南、湖北以及黑龙江成为浙商投资的热门地区。从浙商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来看，浙江的境外投资项目遍布6个大洲、121个国家和地区。从2006年境外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对亚洲、欧洲、北美的投资比较集中，投资比重分别为37.3%、27.1%和14%。而具体国家(地区)则主要集聚在俄罗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等地，合计约占总投资额的56.4%。

(三)投资项目选择的比对

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台资企业大都选择建立垂直式的分工模式，将企业的总部根植于台湾，由其负责研发及财务管理，而将下游的组装、生产等部分交给投资对象进行。这种形式的投资项目选择一方面可以维系并巩固其在该产业全球商品产业链中所擅长的环节；而另一方面，台商也藉此增加海外分厂，扩充企业规模，成为后进的跨国企业，虽然在规模上可能无法与欧、美、日等抗衡，但这却是台湾独特的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的特征。

一般而言，台商对外投资大都以制造业为主，主要原因在于台湾的中小企业大都以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也具有相对高的管理优势。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资料统计，主要项目包括电子及电子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以及纺织业等等。此外，台商在选择具体项目时，会因目标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及加利曼丹、马来西亚的沙巴及沙捞越两个州，其木材资源非常丰富，台商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就以木材为主；泰国北部的清迈地区，其气候适合于龙眼的生长，而龙眼又非常适合制造蜂蜜，因此在清迈的厂商就以制造蜂蜜为主；而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劳工非常低廉，每月只有50美元左右，因此，台商大都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具有的独特优势。以电子机电产业以及纺织产业为例，对于电子机电类产业的跨区网络的构建来说，由于电子业厂商属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特别重视产业的群聚效应，力求维持产销体系的资源创新性结合。而对于纺织产业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而言，由于纺织业者属于劳动力密集产业，在目标市场国的项目选择上比较注重劳动力的来源、价格以及能够涵盖多元庞大的消费市场的项目。浙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主要涉及机械、纺织、电子、轻工等行业，就投资的具体项目来看：①资源开发项目。以2006年为例，浙商在境外投资中涉及森林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资源开发型项目新增10个。至此，浙江省在境外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累计近30多个。在有色金属乃至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浙商也不断涉足。浙江资源的匮乏、资金急需新的出口，使越来越多的浙江资本瞄上了国外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资源。2006年8月，倪召兴在加拿大注册成立“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开发油矿；2004年宁波华州矿业有限公司在非洲加蓬揽下了1.1万平方公里锰矿项目的勘探权，该矿年产锰可达300万吨；2005年越南一座年产30万吨的铬矿也已被浙商收入囊中。②产业升级项目。浙商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已经从简单的贸易公司和办事处，向境外加工贸易、境外资源开发、境外营销网络、境外房地产开发、境外研发机构、境外商品专业市场发展。2006年，浙江全年共批准10个并购项目，其中中方投资2206万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涉及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领域，企业性质包括生产企业、贸易公司和研发机构等。③区域性战略项目。从投资项目转变的趋势来看，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目的的对外投资项目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其中，轻纺产业投资方向倾向于档次高、技术含量大、附加值高的产品；一般加工项目倾向于投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点逐步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飞跃、华立、康奈、德力西等著名浙江民营企业，也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在国外建立了研发中心、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

三、浙商与台商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比较

(一)跨界进入模式的异同

在跨界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台商与浙商皆采用贸易、投资、战略联盟等方式进入目标国市场，在这一点上具有趋同性，然而就进入的方式来说，二者又有各自独特之处。

1.台商的进入方式

(1)“母鸡带小鸡”式的进入方式。这种方式通常是由一家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携一定量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进行对外投资。实行这种方式是由台湾独特的产业链结构所决定的，若不采取此方法，则无论是牵头的大企业还是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都无法独立完成自身的产业转移。对于大企业来说，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的目标市场国往往不具备相应配套设施的生产能力，因此无法完成大企业进行日常生产所需的订单要求及质量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则深受目标市场国组装大厂的影响，母厂没有过来，企业找不到订单。所以，开始一定要与母厂一起进来。此后，再去开发协力厂和客户母厂。这一“母鸡带小鸡”的模式在台湾的电子机电类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92年台达电子赴东莞投资(徐伟杰，1999)、1995年明基在苏州投资(张家铭，2005)等等皆是“母鸡带小鸡的” 外移形态。

(2)“假OEM，真FDI”形式。以台商在东莞的投资为例，台商以“假OEM，真FDI”的方式通过外资形态的资本注入，在广东东莞以及福建莆田建立供应世界鞋类市场的新基地，从而使其成为全球鞋类供应、采购网络的生产环节。同时，相当多的台商以OEM起家并以OEM的姿态前来大陆投资，但因为体验并且看好目标国市场的前景，对于目标国内销市场越来越重视，除了积极转型为以外销为主的经营形态之外，还逐步开拓目标国内销市场，甚至建立起自有品牌，试图在全国商品链的阶层体系寻求向上流动。电子业明基电通于1999年创立了BenQ的自有品牌。对他们来说，目标国市场提供了台湾企业自创品牌、经营品牌的良好时机和舞台。(施振荣，2005)

(3)投资移民方式。这是台商投资的独特形式，即以投资形式建厂，并长期在目标国居住，发展成家族式企业，由第二代、三代的移民继续经营该产业。台湾对外的投资移民已经过了三轮高峰，并且台湾向目标国进行移民的大都是携带资金前往的。由于台商以资本家的身份前往目标国，目标国的政府与人民大都非常欢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相当的礼遇，使得台商不仅愿举家移往目标国，甚至愿在当地购屋置产，获取当地的居留权，有计划的常驻。而台商的这种方式也受到了目标市场国的赞赏，例如，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在公开场合赞扬台商对该国的贡献，称他们不仅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亦带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与此相比，浙商则倾向于采取收购目标市场国的企业、上市公司或在海外建立销售公司等销售网络，以实现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

2.浙商的跨界进入模式

(1)群居国际化模式。根据波特(2002)的观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往往是群聚在一起而不是分散的，通过一定区域内的群居，企业也可以增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浙商企业在构建跨区商业网络的时候较多地采用此种方式，与台商“母鸡带小鸡”的方式不同，浙商的对外投资倾向于横向的企业之间的聚集，如海宁皮革市场在莫斯科建立的“海宁皮革专业市场”，温州企业在巴西开设的“中国商城”、在胡志明市建立的“中国小商品市场”，义乌企业在南非等地设立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等等。

(2)以合资方式进入。目前以股权投资方式进入目标国的企业主要有万向集团及正泰集团等等。其主要路径在于通过浙商企业在国外的分公司或办事处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由于办事处或分公司较为了解目标国市场运作情况，同时由于与母公司保持了一致，因此降低了风险。以万向集团为例，2000年4月，万向集团整体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2000年10月收购了LT公司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3年10月万向占有洛克福特公司33.5%的股份而成功地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等等。

(3)借壳/造壳上市方式。借壳/造壳上市的优点在于：一来可以规避国内的政策监控，简化上市程序，二来可以利用避税政策实现合理避税，这种方式主要运用于向中国香港投资的科技企业。例如，中程兴达打造中程科技Maga Start之壳在香港创业版上市，迅速筹得1.1亿港币，成为浙江省第三家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企业。香港市场对于浙江科技民营企业的吸引力源于它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最成功的国际资本市场，容易与投资者沟通。其独特的经济、政策、地理、文化优势也使浙商越来越多地以造壳上市的方式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二)跨界发展模式的差异

跨区商业网络是一种动态的存续，在不断发展变化，适应新的情况以维系整个商业网络的运行成为台商以及浙商所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双方战略的不同造成了跨界发展模式的差异。

1.台商的跨界发展模式

就台商来说，台商通过不断的本土化来维系跨界商业网络的发展：

(1)人才的本土化。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中小型企业的台商人才本土化实施相当彻底，甚至只有总经理一人的情形。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企业投资时间有关，一般而言，落户越长的台商其人才本土化越彻底。大型企业因为技术及管理的运作要求，台商派遣的人数一般比较多，初期大约都是二、三十人，然后随着当地培训计划的进行，多半在二、三年内减少大约一半的人数，并且持续人才替代的本土化政策，希望三、五年中逐年精简到五名以内(张家铭，2002)。

(2)融资或资金本土化。大多数台商企业的融资对象是当地银行，其原因有：信用贷款，必须是银行的长期往来客户；外资银行不能操作人民币业务；台资银行业务太少，绑手绑脚。此外，大多数目标市场国信用系统尚未完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许多交易行为都是依靠信用系统运作，因此经常发生纠纷。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商一般对外投资的做法都是保守谨慎的。因此，资金本土化成为首选。

(3)生产本土化。台商为了营运的顺利，会充分适应并利用当地的土地、劳动、政策、法令、产业经济结构等本土条件，使其生产协力网络的组织以特定方式进行社会镶嵌，如生存过程的局部内部化、厂商赶工生产的相互支持、成立联谊会与地方政府协商等。

(4)营销本土化。台商清楚地认识到目标市场国消费人口多、市场大的事实，积极转变经营形态，将外销比例中某部分转移到内销市场中。此外，有些台商实际上已经自创品牌，在目标国相关地区建立了良好的行销管道，创造相当不错的成绩，不但成为当地的著名商标，并且进一步放眼整个目标国的市场。

2.浙商的跨界发展模式

浙商的跨界发展模式注重的是倾向于对资源的整合以及资本运营，为此，其发展模式出现两大极端：

(1)资源整合型发展模式。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必须使企业掌握价值链中对于创造价值有重大贡献的关键流程与资源，并使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与价值链中最重要的环节紧密搭配，以保障利润的实现。此类发展模式以贝发集团最为典型：贝发改变了传统文具企业将终端消费者作为利润唯一来源的模式，通过对产业链的整合和可控制的网络体系，使其他文具企业和文具商也成为自己的利润来源。通过品牌授权合作分销模式，赚取分销商的部分利益。通过品牌授权加盟终端连锁模式，赚取终端商的部分利益。通过品牌、形象、产品、价格、物流和运营的统一，获取品牌的溢价

权。

(2)资本运营发展模式。采用此类发展模式的浙商倾向于借壳上市或者自主上市等方式以达到资本市值快速翻倍的目的，如苏泊尔、网盛科技、天马轴承、天外天伞业等。相当多的浙商通过股权进行金融投资，如雅戈尔参股证券公司、传化控股新安化工等等，许多浙商将上市及资本运营作为扩大本企业实力的一种方式，并期望这种方式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为本企业取得更多的发展资金，从而在跨区商业网络的建设中具有更有利地位。

四、结论

台湾跨区商业网络的构建是多种因素共同组成的结果，就国际因素而言，亚太地区的稳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此地区充满投资的诱因。具体来看，浙商与台商在构建跨区商业网络过程中存在如下不同(见表5)。

参考文献：

[1]陈菲琼.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董碧水，顾复琪.3000多家民营企业离开浙江对外投资226亿[N].中国青年报，2004-08-16.[3]顾长永.台商在东南亚——台湾移民海外的第三波[M].高雄：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4]张家铭.台商在苏州：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考察[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第二篇：八八战略感想摘录 浙商想

八八战略感想摘录 浙商想

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浙江省委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希望浙江以改革开放40周年、“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为新起点，保持战略定力，秉持浙江精神，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努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继续走在前列。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迅速在之江两岸引起强烈反响。

7月10日，浙江省委召开“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座谈会。大家认为，“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域范围的先行探索，彰显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鲜明地体现了总书记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风范。大家相信，“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必将在新时代谱写出新的壮美篇章，不断在实践中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价值和真理力量。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也一定能继续走在前列。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建沂，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富润控股集团董事长赵林中，沁园集团创始人、水艺集团董事长叶建荣，杭钢集团董事长陈月亮等浙商也纷纷发表了践行“八八战略”的感想。以下是部分感想摘录。

徐冠巨：以“八八战略”为指引 再创企业发展新优势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敏锐地洞察到了浙江人创业创新的智慧和激情，因势利导，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谋划浙江发展、提出“八八战略”当中，突出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为浙江经济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确定了战略方向。

浙江大地蕴藏着无限的潜能，只要发挥好体制机制的作用，每个浙江人就会前赴后继地行动起来，就会不断地开拓创新。浙江15年来的发展表明，“体制机制优势”是一切活力的源泉。特定的土壤和环境，为浙江民营经济这颗种子创造了阳光和雨露。“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是“八八战略”实施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浙江工作期间，总书记要求“亲商、富商、安商”，让浙商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总书记也一直关心、关怀传化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七次视察传化。到中央工作后，仍一直关注传化。

总书记的关怀和指引，一直是我个人成长和传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向新时代，如何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以“凤凰涅槃”的精神，坚定推进转型升级。

当前，正值我们企业谋求新一轮战略发展的好时机。我们浙江民营企业决不会辜负总书记的期望，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王建沂：让“八八战略”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视和关心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关心、关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八八战略”中的第一条优势，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

民营经济是浙江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的重要体现。“八八战略”的高度性、前瞻性和全局性，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最优环境，是驱动浙江民营经济持续走在前列的最大动能。“八八战略”所展示的高瞻远瞩和巨大智慧，必将为浙商在“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征程中提供强大动力。

面向新时代，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上，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以及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进程中，我们会坚定不移地遵从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地遵从“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要求新使命新期望，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为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让“八八战略”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陈爱莲：做“八八战略”的践行者、捍卫者、执行者、引领者

重温“八八战略”这一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回顾15年来浙江的突飞猛进，前瞻的战略眼光和深邃的整体思维令人深深折服。

浙江的广大民营企业，有幸较早得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亲切勉励和大力支持，一句“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为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阳光、雨露和养分。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在“八八战略”的道路上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出一系列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与改革，使浙江民营企业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稳。

在浙江工作期间，总书记曾到万丰集团考察，鼓励万丰团队要“走出去”，融入全球化，特别要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习总书记对万丰的殷殷嘱托高瞻远瞩、意味深长，时刻萦绕在我们耳畔，这些都与“八八战略”核心精神一脉相承。

作为受惠于“八八战略”高速成长起来的先进制造业样板，万丰一路走来，始终初心不忘、矢志不渝，积极践行着“八八战略”，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全面推进生产力发展”。在伟大的新时代，更是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蓄势待发、扬帆起航。万丰一以贯之地专注实体经济，弘扬工匠精神，将“实业强国、产业报国”作为责任和使命，致力转型升级，建设全球领先的智慧工厂，做精做强航空产业和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营造国际品牌、构筑百年企业。

万丰愿与全体浙商一起，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要求，心无旁骛，全面发展，打造中国制造新标杆，勇当中国创造排头兵，争做“八八战略”的模范践行者、坚定捍卫者、有力执行者、坚强引领者，秉持“永恒提升价值、不断奉献社会”的价值理念，为实现浙江省的“两个高水平”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万丰智慧和力量。

赵林中：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浙江企业界对“八八战略”并不陌生，“八八战略”同企业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率先融入到“八八战略”中的企业，已经收获了丰硕成果。“八八战略”将带领浙江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道。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追求的永恒的主题。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前提条件，就是观念革新。所谓观念革新就是要有正确的观念，否则会南辕北辙。再就是必要条件，建立创新体系。这两个条件之间，可以形成一种逻辑递进的关系。在企业里面革新什么观念呢?就是革成功的观念。在企业里头不应该有成功的想法。作为企业领导人，不能因为外界说你成功，你就自认为是成功。实际上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做企业像冲浪一样，前面冲到最高峰，只不过是一个浪头，只不过是一个浪峰而已，很快会下去，你的任务是找下一个浪，如果找不到只能跌下去。

创新体系是什么呢?即破坏性创新和延续性创新，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一个体的两面。破坏性创新意味着什么?就相当于你找到了一条别人没有找到的跑道，顺着这条跑道可以找到宝藏。当别人也发现时，都会追你，都会跟上这条跑道，你就要延续性创新，不断更新换代，让人追不上你。然而，路总有尽头，此时你必须要再一次革自己的命，再一次破坏性创新，再找一条新的路。你可能找到，也很可能找不到，找不到就会被别人超越。

“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要联系企业实际，“稳中求进，进无止境，蓄势谋远，远有方向”，从“新”入手，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认清新形势，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培育新意识，找准新定位，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制定新战略，开拓新市场，培育新的生产要素，立足新空间，塑造新品牌，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优化企业制度，探索新管理形式，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体现到各项工作的落实中，致力打造和谐、本分、长久的企业。

陈月亮：杭钢效益的提升正是得益于“八八战略”的指引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的重要节点上，总书记满怀对浙江深厚感情作出寓意深远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浙江深情关怀和高度重视，充分表达了总书记对浙江的殷切期望，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今日浙江的改革发展成果靠的是在“八八战略”指引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结果。

杭钢人深刻地感受到如今的杭钢效益高出历史上最高的两倍，临港作为重点产业基地，环保等作为主攻产业，实现了“产能压缩、结构优化、效率倍增、平稳转型”的目标，正是得益于“八八战略”的指引，得益于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两次到杭钢调研时作出的“要充分发挥浙江的区域优势，发展临港工业”，“要进一步引进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环保产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一系列具有方向性针对性的重要指示。

总书记当年的指示，今天读来仍旧倍感亲切，从而使杭钢人更加坚定了以“八八战略”为指引，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立潮头，担当有为，为实现“杭钢强起来，发展高质量”，为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叶建荣：“八八战略”一直指导着我们企业的发展

2003年7月，“八八战略”提出之时，也正是我们沁园公司成立5周年，实现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

沁园是在1998年6月30日注册成立的，2003年6月8日，沁园集团位于杭州湾新区的第二生产基地正式开始生产，同一天杭州湾跨海大桥动工。就是这一年，沁园也从一个20多人的小工厂，发展成为销量上亿元的行业小龙头。正是在这个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开始讨论公司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八八战略”。

回望我们践行“八八战略”的15年，它犹如一盏明灯，时时在指引着、帮护着我们企业的发展，从一个目标迈向又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比如：

在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方面，我们与杭州司迈特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国企与外企合资企业)深度合作，并在2007年整体收购其成为沁园的全资子公司。

在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方面，我们相继在浙江投资或合作投资了水艺集团、永裕竹业、琦丰能源、天草生物等近四十家环境友好型企业。

第三篇：浙商的发展历程

浙商简介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称法（1999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生活报》（《今日早报》前身）开出了一个名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的专栏，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今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已经被写入多地教科书，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

浙商特点：“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浙商简史

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依旧突出。

浙江工商业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华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目前为中国国内除台商之外最活跃的商帮，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浙商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

早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先民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至春秋时期，浙江又孕育了古越文化，被封为“中华商圣”的范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强调了农商并重的主张。

到了南宋时期，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辈出，且这些人多为当时引领全国学术的翘楚。浙江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其重商的文化，浙东学派主张“工商皆本”、“义利兼容”、“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这些通商惠工、经世致用以及士农工商平等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下，促进了浙东地区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的孕育和成长，成为浙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浙江较为著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 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京、津、汉有很大影响力，且波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宁波商帮活跃于工商界，尤其在航运、金融领域颇有影响。

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也为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宁波商帮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唯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整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商帮。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华、丽水、衢州地区商人的集合，因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且经营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资本最为雄厚，故得名“龙游商帮”，其商人主要经营珠宝业、造纸业、屯垦业、印书业、贩书业，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均有开展商业活动。明万历年间，龙游商帮与晋商、徽商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上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商帮崛起于南宋时期，鼎盛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弱于清光绪以后。

南浔商帮

南浔商帮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与潮州帮、宁波帮在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及较早开埠，使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潮，并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湖州籍的人士在国民党的前期创党过程，以及后来在党、政、军、财各个部门都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州籍人士曾一度占据国民党中常委1/3的席位，控制了当时的全国政权。

南浔商帮以辑里湖丝起家，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积累财富之后他们大量投资盐业、钱庄、典当业和地产，在他们创办的近代化企业中，更是涉及金融、交通、电力、机械以及其他轻功业，这对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浔商帮崛起于鸦片战争之后，鼎盛于19世纪末，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后。

温州商人

温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温州商人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现有“温州模式”一说（见经济学家董辅礽的研究）。

义乌商人

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

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认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商业行为，被列为浙商标志性事件第一名。义乌商人以其“一分钱利润”的精神发家，在义乌商人当中信奉这这样一个原则：在自己赚钱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合作对象也赚钱。义乌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人称“蚂蚁商人”。中东欧洲非洲南美等等全世界都有着义乌商会。在这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土地上，义乌人正在创造世界的奇迹。义乌商人特点“谦虚”“勤奋”“低调”“共赢”。

浙商的历史发展

浙商的萌芽和第一个发展高峰（公元前6世纪至6世纪）

春秋末期，越国灭吴，成为当时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国的强大，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被后世奉为“中华商圣”的范蠡，他在越国为官期间，制订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他也十分重视宏观调控，提出平粜论，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商人的利益。

范蠡“弃官从商”的人生价值理念及其“仗义疏财、施善乡梓”的财富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了浙江人重视实业，以经商致富为荣，并善待财富。

战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造船业与航海业已经有了领先时代的水平，同时期越王勾践号召越国上下养蚕发展丝织业。至秦朝时，浙江已经有了繁荣的丝绸贸易市场。

到了三国时期更是有了与日本的商贸往来，日本的和服就是当时传入的。

浙江兴起海外民间贸易和民间自主贸易（公元6世纪至10世纪）

唐702年日本遣唐使横渡东海至明州（现宁波），东海航路开启（这是一条以明州港为主轴的海上丝绸之路干线），此后浙江的贸易活动更加繁荣。浙江地区的丝织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海外丝绸贸易亦不断增加。

除了官方贸易外，唐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日本仁明朝中止遣唐使后，私人商船的往来就更加频繁。

到了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浙江的丝织业超越北方，吴越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

都市集镇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

到了两宋时期，朝廷积弱，国都南迁至临安（今杭州），随之而来有大量技艺高超的丝织工人，他们的到来极大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同时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加快了丝绸贸易以及浙江市镇贸易的发展。

国土减少，财政面临困难的政府，为了扩大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浙江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世界。

与此同时，受到海外贸易的刺激，部分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城市的丝织业开始兴起。

浙江工商业活动和商帮的崛起（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

明代，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极盛时期，但是由于明代海禁森严，合法贸易几乎绝迹，民间贸易主要依靠走私进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就出现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此时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活动十分活跃，商帮逐渐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十大著名商帮，其中就有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

鸦片战争后，杭州、宁波、温州先后开埠，浙江成为近代工商业和商帮的摇篮。

近现代浙商的曲折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不少浙江籍官僚、买办和商人相继创办了一批民族产业集团，并以上海为基地，参与了新式银行的投资，这些民营银行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正式产生，标志着中国金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被统称为浙江财团，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

蒋介石执政时期，浙江财团便是南京政府赖以建立政权和财权的支柱，但是他们在南京政府中所获得的权利却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从而导致了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被政府各个击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后，国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投机商业，建立计划经济。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浙江民间的自主工商业活动基本都处于低潮期。

现代浙商(20世纪70年代至今）

计划经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社队企业时期，这一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农村集体工业经济形态为浙商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人力资源积累。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家推动改革开放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大力发展，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浙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当年浙江全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9%，而个体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7.8%，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3.8%。“个私经济看浙江”，浙江成为全国各地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竞相效仿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行引导融合，在此背景下，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又有新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1997年的1775亿元进一步增加到2001年的346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有38.3%上升到51.4%

浙商的未来

现代浙商被台湾商界称之为“大陆之狼”，生存能力让全球感到震撼。欧洲人美誉浙江人为“东方犹太人”，800万在外浙商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全省年GDP相仿，也就是说，数百万海外浙商等于再造一个浙江！

虽然现代浙商已经是当仁不让的华夏第一商帮，但浙商远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作为前辈的晋商、徽商横跨大江南北屹立数百年不倒，而浙商登上历史舞台充其量才30年。当年晋商之所以式微，就是因为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升级而被历史淘汰。

对浙商来说，特定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危机”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而浙商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甚至消失，未来能否继续领跑并非毫无悬念。如果不能果断转型升级巩固和重建竞争优势，浙商很快就可能成为“跟跑者”。

对浙商来说，他们的30年就是西方300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30年前他们多数是农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等五种企业家的特征。这是他们的幸运，赶上了一个大时代；也是他们的不幸，这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要持续领先，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浙商保持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能力，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而这一点，比之浙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会轻松。

第四篇：四大产业链战略全面提速 2013蒙牛

四大产业链战略全面提速 2013蒙牛或迎发展拐点

乳品行业竞争一直很激烈，即使是行业巨头也同样有很多发展压力，因此，如何推陈出新成为大家共同研讨的方向。2012年，进入中粮时代的蒙牛乳业从四个方面着手，全面升级产业链，成功华丽变身。

奶源是乳产品产业链的“第一公里”，因此，蒙牛乳业积极探索奶源生产完善之道。2012年7月，蒙牛乳业富源牧业乌兰浩特牧场正式破土动工，该项目计划投资6000万，计划建成2000头规模的现代化牧场。蒙牛乳业的愿景是2015年实现原奶100%来自规模化牧场，奶牛的养殖模式，要由单一的小规模牧场向集约化大型牧场转变。

可以预见的是，2013年蒙牛乳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牧场建设也将驶入纵深的发展方向。不仅在奶源规模上将继续放量增长，而爱氏晨曦独特的“阿拉花园管理体系”也将全面渗透至奶源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奶源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也将带来更稳定、高水准的产品品质。

此外，蒙牛乳业还在积极完善与奶源合作牧场的合作方式，目标是与奶源合作方形成利益共同体，达成战略共赢，从而保证奶源质量。

在产品生产方面，蒙牛乳业也积极创新，在去年新开业的衡水工厂首次尝试“前厂后牧”模式。“前厂后牧”模式主要优点是使原奶通过全封闭管道直接输送至工厂，避免二次接触，整个过程仅18分钟。从牛的乳头开始，一直到产品下线，整个阶段是全封闭的过程，保证了牛奶的新鲜度，让消费者喝到更高品质的牛奶。

除了“前厂后牧”的衡水工厂，在12月投入产奶的宿迁牧场，又将“前草后牧”变为现实，牧场周边有草场，一边养草、一边养牛。生产资料更近一步，不仅使原奶蛋白质达到3.4%，也更方便了草地资源的可再生管理。

无论是“前厂后牧”还是“前草后牧”，都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对资源进行整合，这样不仅为大家赢得了更多“新鲜时间”，也能有效减少物流里程和碳排放，让绿色产业链的概念得到有效实施。当然，在最后的运输环节，蒙牛乳业也丝毫不松懈。为了保证产品能够快速送达消费者手中，对于路途较远的产品运输，蒙牛乳业往往采用成本较为高昂的汽车运输。蒙牛乳业还在运输车上装有GPS系统，实时跟踪了解车辆的情况，避免了货物未及时送达或者产品途中变质等情况的发生。

蒙牛乳业冷链物流GPS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运输车辆在途监管工作的可视化与透明化，为运输环节的产品质量提供了保障。截至去年底，蒙牛乳业的五个试点单位的GPS监控率达到100%，八个推广单位GPS监控率到达88.9%。

冷链物流GPS全程化，是新蒙牛网络化改造的第一步，有效弥补了之前“工厂到卖场”之间的监控盲点，将全产业链概念落到实处，实现从奶源到终端的“无缝隙”连接，为产品品质做出更加严密的保证。

当然，除了全面升级硬件竞争力，新时代蒙牛的对外态度也有了很多变化。蒙牛13年来首次大规模更换产品包装，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蒙牛微客服”微博的上线，让消费者可以零距离与蒙牛沟通；“蒙牛开放日”活动则让大众亲眼看到蒙牛的生产工厂，认识到真实的蒙牛乳业；而蒙牛乳业官方微博发起的如“小暖灯”之类的温情活动让消费者与蒙牛的心理距离更加贴近。

2012年，蒙牛开始蜕变，这一年在蒙牛乳业发展里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在全产业链方面的建设有目共睹。无论是规模化牧场的建设，还是“前厂后牧”创新型资源整合工厂的建设，再到全产业链GPS物流监控系统，这些都体现了蒙牛让改变发生的决心，也更加体现了其对产品品质的严格监控。在这一年里，面对行业竞争与消费者的疑问，蒙牛选择坦诚以对，以开放透明的态度展示真实的自己。2012对于蒙牛意味着改变，2013将是蒙牛重新起航的新起点。

2013乳业趋势——蒙牛策动全产业链技术升级

近几年来中国乳业在产品质量上的各类问题,与其说是管理的疏忽,不如说是整个乳品产业都在单打独斗的真实写照--在奶牛饲养、挤奶、运输存储、加工制造、营销、售后服务这样漫长的产业链链条上,许多企业实际上是控制了一到两个核心环节,很少企业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掌控。然而,一场中国乳业的“技术”再造,让我们看到了乳业品质崛起的未来。赢得消费信心以及消费者信任,只是时日问题

乳业国家队:全产业链转型升级

观察世界级的企业,无一不是全产业链的运作高手。如戴尔电脑,其一个制造车间的零部件周转库房面积仅为9平方米,其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在戴尔下达采购命令后,75分钟就可以将零部件送达。这绝不是“以人为本”就能保障的,而是依靠现代高科技与信息技术的强力供应链。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早年中国乳业的危机中,也洞察到了“全产业链”的重要之处--这不仅事关中国产业经济的崛起,更是国家食品安全的有力保障。于是,中粮入主蒙牛,中国乳业的“国家队”诞生。变革,始于孙伊萍执掌蒙牛的2012年4月。

孙伊萍对蒙牛开出的改革药方,透着外柔内刚的劲道。“以技术为核心”、“以产业链为依托”的核心品质优化思路。将蒙牛引领上了一条全产业链上的技术升级之路。

蒙牛全产业链的技术升级,可以说是国际化先进经验与中粮全产业链模式的融合,从奶源、生产、运输到销售,“不依附于人力之外”的技术升级,则是其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首先不得不提及的,则是在奶源上游规模化、集约化牧场的建设。截止2013年上半年,蒙牛大幅提升了牧场规模化水平至93%,且预期到2015年将达到100%。

而规模化牧场带来的直接好处则是:规模化管理,在奶牛饲养环节,蒙牛通过与欧洲乳业巨头Arla Foods爱氏晨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把对奶牛的管理前伸到了种植环节、用药环节、育种环节,饲料和兽药控制率已经达到了100%,通过对奶牛标准化的健康管理,便能最大限度提升人力工作效率、全面防范可能存在的“品质漏洞”。

而在采购、运输环节,蒙牛也强化了原奶收购信息系统,通过冷链物流GPS项目在全国各大事业部的覆盖,在2013年实现了100%的线路监控,冷链物流到货及时率达99.6%,到货温度合格率99.96%,通过全程“技术护航”,督导、协助甚至指挥运输人员确保原奶的新鲜运达。

除此之外,在以往的牛奶生产车间操作中,各项指令更多需要工作人员的反复记忆与确认。而如今,通过为车间工作人员配备的“自动巡更系统”,能全程监控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是否完成各项工作指令,而且能将每一个时间点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具体每一个人。事实上,仅收奶的“中控及清洗”环节,就包含了时间、温度、浓度、流量、清洗类型等5个要素需要工作人员反复确认,让清洗这种“芝麻小事”,也能督导蒙牛员工做标准化动作。

而到最后,每天围绕全产业链的品控升级是否有成效,到底多大层面能改进质量为此,蒙牛与国际知名的食品质量安全认证机构--新西兰国有企业AsureQuality有限公司共同成立食品质量安全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一方面及时、精准了解自身品控链优化的成绩,另一方面形成第三方的监督与指导,从外围优化可能存在的“品质工作短板”。

全产业链技术升级驱动乳业前行

蒙牛乳业依托全产业链在“技术”上的升级再造,或将为中国乳业带来积极、明显的影响。

借助蒙牛与Arla Foods的合作契机,中国与丹麦两国农业部组建“中国-丹麦乳品技术合作中心”,联合丹麦FOSS、恒天然等共同开发了乳品检测设备新模块,采用指纹图谱识别技术快速检测原奶,将极大的提高原奶的检测精准率。这一系列来自中丹中心的新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在成熟应用之后将通过农业部向全行业进行推广。

可以说,蒙牛只是中国乳业藉由“体系化技术”实现新生的一个投影。依赖于技术制度而不是“人”的全产业链再造,对于蒙牛和中国乳业而言,是一场艰苦的蜕变。然而,唯有如此,中国乳业才能真正走向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化茧成蝶。

第五篇：工程机械行业产业链发展情况分析

工程机械行业产业链发展情况分析

上月底，被视为数控机床产业发展“风向标”和“晴雨表”的第五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在北京举行，一批高精国产高档数控机床亮相，吸引了不少泉州机械界人士的关注。记者了解到，泉州是工程机械行业最大的“四轮一带”生产基地，以价格和种类齐全的优势囊括行业后市场极高的份额，但近年来，由于整个行业面临新的挑战，业界正在探讨突破瓶颈之路。

行业地位“四轮一带”生产基地

“四轮一带”是履带式行走工程机械的配套部件，包括支重轮、驱动轮、拖带轮、导向轮和行走履带等。

上个世纪80年代，泉州鲤城生产的汽车轮胎螺丝等紧固件，以及齿轮、冲压件、底盘等一系列零配件，畅销全国各地，产销量在全国汽配行业中名列前茅，巨大的市场空间让泉州一大批人开始在全国各地做起了这方面的供销生意。一位泉州机械配件供销人员告诉记者：“那时，在全国各地，一不小心就会在同一辆公交车上遇到泉州的同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不断建设，矿山大量开采，这支供销大军中的不少人看到了工程机械配件领域的巨大商机。泉州市泉海机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卫东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96年在泉州引进工程机械“四轮一带”的生产链，目前其生产的托带轮、支重轮、导向轮及引导轮销往东南亚和欧美市场，打响了泉州产区的名号。

作为泉州首批生产“四轮一带”企业的泉州奇星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蒋锦龙说：“泉州自古以来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海外人力资源及其所带来的资金、信息、网络等诸多优势，为泉州工程机械产业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泉州机械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推动泉州企业朝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形成区域化的块状经济格局。”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泉州工程机械配件领域涌现出奇星、泉海、长江、盛德、江新、恒通等一批实力雄厚的生产厂家，是国内生产履带式吊车、履带式装卸机、挖掘机、推土机“四轮一带”等底盘易损件的主要生产供应基地。泉州的工程机械配件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2004年10月鲤城区被中国重型汽车配件联合会授予“中国汽车工程机械配件产业基地”。

市场地位全球隐性冠军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为产品出口打开了便利之门。工程机械配件产品出口要比工程机械整机产品出口难度小一些，配件产品只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质量过硬、可靠性强、价格合理，大批出口的难度不大。

在这种形势下，拥有强大生产力的泉州工程机械产业异军突起。中国工程机械信息网的一份调查报告评价说，凭借企业敏锐的嗅觉和侨乡独有的资源，泉州这一行业成为全球工程机械后市场的隐性冠军，并已经走出国门，垄断东南亚市场，远销欧洲、北美。

后市场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汽车公司提出，原意是指：1美元的汽车被销售，就会产生8美元的相关服务市场，包括汽车的配件供应、汽车改装、维修保养、精品美容和车载电器等。简言之，后市场是指产品销售后，围绕着产品使用过程的各种服务需求所带来的市场空间。

分管企业的鲤城区常泰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易文腾指出：“在业界，泉州的‘四轮一带’在全球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仅常泰街道办事处，就有65家生产‘四轮一带’的企业，形成铸造、锻造、机加工、热处理等完整的产业链，拥有奇星、泉海、长江、盛德江新等知名企业。”他认为，泉州是工程机械行业最大的“四轮一带”生产基地，以价格和种类齐全的优势囊括整个行业后市场近80%%的份额。

一位专家分析，挖掘整机销售一直是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的主要盈利模式，随着整机销售利润越来越少，代理商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趋势。近年来，用户对维修服务、配件供应、租赁及二手设备等后市场服务的需求日渐强烈，使很多代理商开始聚焦于服务，并努力向“服务运营商”转变。

调查显示，工程机械整机销售在代理商整体销售额中所占比重相对过大，有59％的代理商整机销售额所占比重超过70％，依靠销售服务创造利润的工程机械代理商还是少数。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后市场所产生的利润与相对的前市场比较，比例大约是7∶3。在美国，后市场服务业被誉为“黄金产业”；在欧洲，后市场也是制造产业获利的主要来源。

面临挑战成本增加产品趋同

“四轮一带”是钢材消耗的大户，作为全球重要的工程机械配件制造基地，泉州出口这类产品主要是以物美价廉著称，但近来国内钢材价格大幅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优势。同时，石油价格高企、土地资源供应趋紧、材料价格上扬、美元贬值，以及可预期的CPI高位运行等，均对机械行业的生产、经营、出口创汇等带来影响。

近日，美国经济学家预测，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今年欧洲的工程机械行业增长可能会减慢。泉州江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含涂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行业面临着成本增加、竞争加剧的严峻挑战，利润空间缩小，技改投入低，产品趋同化，内在质量难以提升。”

陈含涂分析，发达国家主要工程机械制造公司均实施了CIMS管理系统，这对提高企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据称，近期卡特彼勒、日立、小松等国际工程机械制造商已筹划在中国建立相应体系，完善和加强零配件销售，建立挖掘机大修工厂，通过设备翻新、以旧换新来带动二手机的销售，从而在挖掘机械销售增长的过渡期保持企业获利的增长。这样的环境要求企业超越“成本优势”的境界，将目光投向买方价值的大幅提升上，从而摆脱价格战的陷阱，开创优秀的、持久的品牌。同时，通过价值创新，企业可以避免常规“差异化”战略下的高成本、高投入与高定价，从而实现买方与企业的双赢。

专家分析，中国工程机械配套件行业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极大地制约了全行业的发展，因此下一步整个行业需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在保证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的同时，降低产品成本。

发展探索产业链上下延伸

尽管面临的挑战很多，但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和快速发展，依然给国内工程机械企业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成长机遇。

专家认为，国内的市场需求仍极具发展潜力，至少还有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阶段。据分析，首先，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完成，水电、风电、核电、铁路、公路、港口、油田等建设投资仍保持上升趋势；

其次，中国城市化建设方兴未艾，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广阔；第三，新农村建设为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第四，现代物流行业发展对起重搬运机械和叉车市场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说工程机械产业是朝阳产业，那么工程机械配件领域则是其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目前，配件领域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企业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更应把眼光转向国际市场，积极地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蒋锦龙认为，为了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泉州产区必须进行产业链竞争。

他说，要么从拓展上游产业链着手，从钢材着手；要么开拓下游的整机生产。两年前，奇星已着手拓展上游产业，近两年计划发展挖掘机整机生产。

为寻找突破瓶颈之路，蒋卫东参加了中国数控展。他看到了一批高精、大重型和超重型国产高档数控机床，如沈阳机床集团的五轴五联动高速数控机床、专门用于大型叶片精加工的高档数控磨床、高架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等新产品。受到启迪，他对产业发展有了新想法。

蒋卫东介绍说：“机床一直被视为装备制造业的工作母机，而数控系统则是数控机床和数控装备的‘大脑’。多年来，由于我国数控软硬件研究开发的基础薄弱，技术积累少，研发队伍的实力较弱，研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国产数控系统在性能与功能上与国外的差距较大。从这一届的机床展来看，国产数控系统的性能、功能和可靠性已大幅提高，与国外的差距不断缩小。”

蒋卫东分析称，泉州机械工业从家庭小作坊发展而来，由于自身规模小，人、财、物等资源相对有限，既无力经营多种产品以分散风险，也无法在某一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上与大企业竞争，因而，可以选择把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向那些被大企业所忽略的细小市场，专注于某一细小产品的经营，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求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位泉州机械业的资深人士认为，泉州的机械产业正在迈向装备制造业的新征途。一些境外大型装备制造业巨头相继有意进入泉州，助推产业基地的集约化建设，并且由于地缘优势，泉州可重点承接台湾机械装备工业产业转移。

“从世界各国的类似成功经验来看，通过选择能使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细分市场来进行专业化经营，走以专补缺、以小补大、专精致胜的成长之路，是众多中小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泉州市恒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元恭说，做强做实后，企业可再借鉴卡特彼勒等企业的成长经验，通过并购、产业链延伸等各种方式拓展产品结构，大力发掘海外市场，实施多元化战略，快速发展和壮大自己